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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高 翔
《清史论丛》1999年号
当我们欢庆人民共和国50岁生日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纪正悄然向我们走来；当我们翘首眺望21世纪黎明曙光的时候，我们对过去的岁月充满了一种复杂的眷恋之情：50年物换星移，一路风霜，我们的共和国在艰难困苦中诞生，在惊涛骇浪中壮大，几多生聚，几多教训，降至今日，终于走向富强；50年人事代谢，风流散聚，我们的历史学始终与祖国命运与共，在阳光中成长，在劫难中坚强，几经开拓，几经耕耘，历经数十载，终于迎来了今日之繁荣。……
历史学是一门以反思为特征的实证学问。它通过对往事的探寻与追忆，通过对过去历程的理性分析，探索人类命运之奥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历史学对现在的分析，对未来的推测，从来都建立在对已逝岁月的理性总结基础之上，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2。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的考察也是如此。今人的探索不能不基于前人劳动之成果，而学科的未来，又取决于今天的研究状况，取决于我们对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所谓“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反观20世纪历史学，我们不能不对清史——这门属于我们自己的学科予以格外的关注。我们有必要以严肃的态度，探索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便我们的清史学在新的时代以更加稳健的步伐，走向科学，走向完善。
毋庸讳言，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尽管孟森、梁启超、钱穆、萧一山等学术前辈在清史的处女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为近代清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十分宝贵的基础，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清史园地仍榛莽密布。清史学，其真正成熟发展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方获得长足进步。因此，本文主要是对建国以来的清史研究状况作一粗略回顾，至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研究，我们将在今后另作专文分析。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声明：一是本文不是清史学科发展史，我们要论述的，只是50年来清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要讨论的，只是清史研究中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故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待条件成熟，我们将努力完成一部能相对全面、准确反映清史研究发展历程的专著——《20世纪清史研究之回顾》；二是从原则上讲，清史应该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70余年，但学术界一般根据社会性质的变化，将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纳入近代史范畴，而且它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庞大学科体系，故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论述，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学术界对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历史的研究。
学术的命运从来都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和共和国的历史一样，50年来，清史学科的发展，也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17年(1949年——1966年)；“文革”10年(1966年——1976年)；改革开放新时代(1976年——1999年，包括两年调整徘徊期)。每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都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尽管屡遭政治风雨冲刷，尽管科研条件好坏不同，研究重点转移不定，尽管学风嬗替，观念变迁，然“诚重劳轻，求深愿达”，总的说来，清史学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成长，渐趋成熟。让我们首先看看建国初年17年清史研究之状况。
一、开辟清史研究的新局面：建国初期17年
要准确衡量新中国的清史研究，特别是建国初期17年清史研究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民国时期的研究状况作一粗略分析。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学与西学互动，诸家之说，蜂出并作，各执一端，崇其所善。处于这种特殊文化氛围中的清史学，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编纂体例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革倾向。例如，进化论的观点，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重视工商业的观点，以及章节体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引入清史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根据时代的需要，以比较严肃的态度审视有清一代之盛衰隆替。其中，陈怀著《清史要略》(1910年北京大学印行)、吴曾祺等著《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汪荣宝、许国英合编的《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刘法曾著《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版)等著作，大概可以算是民国时期最早的一批断代史清史。当然，就研究水平而言，民国清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应该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孟森的《明清史讲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以及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这几部著作资料翔实，论述严密，条理贯通，其学术价值经受住了数十年历史之检验，就是今天，仍为许多学者所推崇。说民国时期的清史研究，初步奠定了近代清史学的基础，在今天看来并不过分。
学术研究，大凡在开创时期，往往观点尖锐多于深刻，体系粗疏而论证不精。尽管民国时期的清史学家，大多国学涵养深厚，其中不乏学贯中西之人；尽管三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开始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考察明清社会变迁，但以现代方法研究清史，毕竟是一门新学问，加之时代条件之限制，故民国清史研究之局限性和它取得的成就一样明显。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和其他断代史比起来，清史研究仍不发达，从业者少，成果相对薄弱。这种局面之出现，原因十分复杂：中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从古之风，使清史研究极易遭到冷落，而清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也使部分学者产生了畏难情绪。此外，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一些本来对清史感兴趣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近百年史上面。这一转变诚然反映了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密切关系，具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在客观上，却使本来研究力量就很薄弱的清史古代部分，遭到进一步削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加稀少。
二是在基本学术理论上，唯心史观限制了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民国时期是实证史学盛行的时代。在历史上，实证史学系近代唯心史观和实证方法的统一，它的出现，曾有力推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变革。但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使研究者不可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受实证史学的影响，民国清史学高度重视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注意科学的推理和考证，而理论的局限却束缚了不少学者的视野，使学术研究往往过分集中于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考述，而对隐藏于历史表象后面的时代动因涉猎不多，对历史规律探究不深。一些早期清史著作，取材较窄，考证欠精，缺乏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此外，这个时期的清史学受清末民初反清排满口号的影响仍很明显。一些学术著作将满族视为“异族”，将清朝视为“满清”，对其近300年历史肆口攻击，臧否失当，不能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些清朝遗老则站在清朝统治的立场，攻击革命，反对共和。传统的天命观、气数观，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也冲击和影响着人们对许多历史事实的正确判断。
三是在研究领域上，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在历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农民问题、市民问题、民族问题等，很少涉猎，相关专题研究仍很薄弱。研究范围的偏而不全，必然影响学术的全面发展，影响人们对清朝历史的正确认识。
中国学术要突破，要进步，需要有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术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传统史学、实证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被抛弃，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史学界全面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清史学随之进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新时代。“文革”前17年清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者们高度重视从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的角度考察清代历史，学术界关于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清代阶级斗争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史研究的面貌，将新中国的清史学和民国清史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认识，从历史的表象进入到深层，从上层建筑深入到经济基础。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但扩大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而且加强了清史研究的科学性。建国初期的清史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入关前满族社会形态。这是建国初年清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对此曾展开过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后金建国前的女真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阶段；满族的封建制开始于何时。有的学者主张满族封建制出现较早，认为努尔哈赤政权一建立就是农奴制，而不是奴隶制3。莫东寅是满族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重要论证者。他在《满族史论丛》中提出，明清之际“女真族社会的发展与若干已被证明的部族一样，他们从原始社会，通过家长奴役制，而径真飞跃到封建社会”4。尚钺、张维华等人也持相同看法。尚钺认为：在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于氏族社会的末期，后金政权建立起以后，在明朝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从氏族社会向封建制飞跃5。不过，莫东寅等人的观点在当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数学者认为满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而后进入封建制。但对满族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及其具体特点，却存在较大分歧。李燕光认为，15、16世纪满族先世的女真人是家庭奴隶制占支配地位，满族的封建制是在家庭奴隶制迅速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开始于1616年，完成于1693年。赵展和杨孟雄不同意这咱观点。他们认为从14世纪末到努尔哈赤兴起前，建州女真是处于向前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努尔哈赤兼并各部落，建立的是奴隶制国家，而不是封建国家。傅乐焕也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是奴隶社会，只是在进入辽沈地区，实行“计丁授田”以后，才开始向封建制转化6。
王钟翰是最早论证满族经历过奴隶制历史阶段的学者之一。在《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篇文章中，他认为：后金政权建立前后50年间，约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满族社会仍属于奴隶制社会。这个时期，铁器被广泛用于农业，手工业与农业已经分离。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以颁布“计丁授田”为标志，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并主要在皇太极时期得以完成7。和王钟翰一样，郑云挺也认为满族经历过奴隶社会，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一历史阶段存在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以前。郑天挺是当代清入关前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在民国时代，他就对满族礼俗、满汉关系作过研究。1962年，在有关学术报告，特别是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中，郑天挺对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他认为：满族的社会发展和其他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致的，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时期。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前，满族处于奴隶社会阶段，而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前后，满族进入封建社会。郑天挺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一是满族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制政权的金代，封建制对满族并不陌生；二是满族介于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必然受其影响；三是努尔哈赤本人曾三次到北京朝贡，和明朝的关系很深，接受汉族文化的程度很高，对封建制度有所了解。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四是从满族的生产力看，它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使用了铁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郑天挺强调：“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8
台湾学者刘家驹对清初生产关系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太祖、太宗朝庄屯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和奴隶的增加有密切关系，当时从事农耕的奴隶以汉人和朝鲜人居多。刘家驹特别指出：庄头就是诸王府的奴隶，举凡主人需用之物，均由彼等筹办。在法律上，庄头是奴隶。在经济上，庄头壮丁又是主人的佃农，这是清初奴隶制的特色，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有所不同9。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对满族之形成、后金国家之形成、八旗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李旭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的《论八旗制度》。该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八旗制度之起源，以及它和辽、金、元兵制之间“因袭变革”的关系。文中一些观点，系首次提出，能给人以启迪10。
二、清初主要社会矛盾。1644年清军入关，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抗清斗争，始终是受到清史学界高度重视的学术问题。这是因为，不论治清史者专长在何种领域，不论他目前的兴趣集中在哪一个具体问题上，对明清鼎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他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原因很简单，爆发于17世纪中叶的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人所谓“天崩地解”“天下陆沉”)，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近300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研究者回避这场变革，或对这场变革缺乏起码的常识，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清代历史。
建国初期对清初社会矛盾作过系统阐述的是刘大年。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中提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满清入关，许多中小地主转向拥护这个新政权，形成地主阶级中反明拥满的一派。清朝的统治就是受到这些中小地主的支持而稳定下来的”。“拥明反满地主则在很长一个时间里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对抗。若干地主知识分子利用儒家学说，特别是发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宣传仇满思想。有些人利用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武装起事，‘反清复明’成为天地会的口号就是源于此”11。在《论康熙》一文中，他说：“清政权入关，使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反满派地主与拥满地主的争夺成为非常突出的矛盾。地主阶级中的一派勾结满族势力，打败农民起义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陡然一变，地主阶级两派间的战争代替了全国范围内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反满派地主斗争的特点是它在表面上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一致的。这个斗争从清初入关进入高潮到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趋向低落，但是反满派地主的反抗未从此停止。”12刘大年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杨树森在《关于清政权入关后战争性质问题的商榷——兼说康熙个人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刘大年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清政权入关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当作是当时主要的矛盾。杨树森认为：清入关后，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着矛盾，但不能代替清前期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也不能够代替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矛盾和反清民族压迫的特点。清政权入关后，阶级矛盾仍在激化，满汉地主阶级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是极其鲜明的，这个时期战争的主流仍然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当然，随着清廷民族压迫政策的实施，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反清民族压迫的斗争逐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势，而“反满派”的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杨树森指出：刘大年对“反满运动”、“拥满派”“反满派”三个概念的使用是不恰当的。“反满运动”确切的说应是反清运动，“拥满派”应是投降派，“反满派”应是抵抗派，三个概念之所以要这样区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是非问题13。
关于清初社会矛盾，除了上述观点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意见，那就是认为：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反抗民族压迫成为战争的主要内容。沈嘉荣认为，不能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立起来，但是，也不能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完全等同起来。民族斗争中，参加成员较阶级斗争更加广泛，“不同阶级虽然怀着不同目的，但在反对民族压迫这一点上，却有暂时的共同利益。明末社会以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因清兵入关，使民族矛盾上升、突出成为主要矛盾，这时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暂时退居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因而，以汉族农民为主体的有城市市民、商贩、手工业者乃至地主阶级中某些成员参加的‘抗清’斗争是当时的主要斗争”14。李燕光指出：清初“民族矛盾的内容是：满族贵族对汉族农民实行封建统治，进行封建剥削的矛盾，并且也包含与汉族地主争夺政权的矛盾。民族矛盾的形式是：清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满汉民族的不平等。从内容和形式来说，都是与明末汉族内部阶级矛盾有区别的；但是，它的实质仍是属于阶级矛盾性质的。因为满族贵族夺取中央政权，侵犯汉族利益，是要扩大封建剥削范围，所以定都北京以后，还是极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15。
还有的学者认为不宜笼统分析清初社会矛盾，而应按历史演变的具体情况，分阶段进行讨论。像郑天挺在1962年提出：清军入关，民族矛盾立刻发展为主要矛盾，1654年至1658年，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1659年至1663年，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6。也有人主张：1644年至1664年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1664年至1840年民族矛盾趋于缓和，阶级矛盾上升，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和我国各族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还有人主张民族矛盾至18世纪中叶才下降，但也有人认为顺治时期阶级矛盾就已经开始上升。
关于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的条件，一些学者指出：必须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被统治阶级之间在利益上取得一致，同时触及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时候，民族矛盾才会向阶级矛盾转化。满族贵族在全国的统治稳定后，转入处理生产关系，就要触及土地问题，这时就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对民族矛盾中地主阶级的态度，有的学者提出：不能因为清军入关后汉族地主多数投降，就笼统地把汉族地主阶级划为矛盾的一方，或者简单地划分为大地主投清，中小地主反清，应作具体分析，地主阶级各阶层中都有投清的和反清的。对清军入关之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无论哪个民族建立了国家政权，都是内部关系，不能认为只有汉族才算正统。满族是祖国的成员之一，不是外国人，因此清军入关是国内问题，不能叫作“入侵”17。
在研究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一些学者还探讨了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尚钺比较强调清朝入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认为它的消极作用“甚至使中国社会发生停滞现象”。而商鸿逵和郑天挺比较重视清朝的独特历史贡献。如商鸿逵指出，清军入关尽管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但清廷恢复经济的时间并不很长，仅用半个多世纪就达到最盛的“百年之治”，经济繁荣超过了前代。郑云挺在《清史简述》(该书虽出版于1980年，但实际上是作者1962年在中央高级党校时讲课的记录稿)特别指出，满族进入中原，使中国增加了新的活力，使腐朽的社会振作起来，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间接的推动作用18。
现在看来，建国初期关于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讨论，在一些问题上显然失之简单。其突出表现是一些学者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矛盾的论述。在考察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时，用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因重视阶级斗争而忽视、否认民族对立和民族斗争。其实，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和资本，并不等于就否认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的存在，在任何时候，反抗民族压迫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对清初历史我们不妨也作如是观。
三、抗清斗争。在对抗清斗争的研究中，谢国桢的《南明史略》是一部关于南明史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该书依据大量材料，对南明政权及其抗清斗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以往的史书叙述明清鼎革，大多着重于对明朝残余力量的考察，对农民军的作用重视不够，而且过分偏重南方，对北方抗清斗争语焉不详。《南明史略》力纠此弊，对农民军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予以充分估计，并辟出专门篇幅叙述北方民众的抗清斗争，在研究思路上有了明显突破。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该书在对南明政权性质的判断上，在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分析上，在史料的运用及校勘上，还存在着明显缺陷19。
在抗清斗争研究中，几个主要的抗清领袖人物，史可法、李定国、郑成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建国以来的清史研究中，史可法一直是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有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50年代初；60年代中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历次争论的话题都是：史可法究竟是不是民族英雄。
史可法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52年。当时，丁正华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题为《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的文章。文章开篇就说：旧历史学家都称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史可法真是民族英雄?我要求人民的历史家回答这个问题”。丁正华说：史可法不是岳飞那样的爱国主义者，他反人民反了17年，他的主张始终是“安内攘外”主义，只是最后联外失败，才不得不勉强抗清，而且是内外并抗，以内为主。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已经和“安内攘外”结合起来了20。
丁正华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其中，持赞同和反对的观点都有。在今天看来当时争论的双方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都不能说服对方，那就是，在史可法的政治生涯中，抗清斗争究竟占了多大的分量。对史可法持否定意见的章冠英认为：在史可法的一生中，抵抗清朝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和农民起义军作战上，并且指责史可法没有“坚决地好好地”把守扬州，对奸佞处处妥协，“打起内战来精神百倍，抵抗异族则垂头丧气”21。而持肯定意见的人则指责丁正华等人对史可法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具有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强调史可法的抗清适应了主要矛盾的转变。魏宏运指出：“满族的入侵是一重大历史事变，那末为什么拒抗满清就不是他政治历史的主要部分?难道政治生活单纯以时间来计算?”22有人还特别提醒论者要注意史可法精神的历史影响。漆侠认为：“史可法是作为保全民族气节而死的，他的宁死不屈的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丰富遗产的总宝库中增添了一粒新的珍宝。”像史可法这样“竭尽自己的所以，以至自己的生命，企图使自己的祖国从危难中获得解救”的人，应当称为民族英雄23。
1966年的史可法问题讨论，受到了政治形势的影响。当时，正在批判《海瑞罢官》，由于吴晗对史可法持肯定态度，因此，否定史可法的意见在讨论中占了上风。和1952年相比，这次讨论已不局限于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而是争论他是否是民族叛徒。有的文章观点相当激烈，认为史可法的死，是他顽固推行“安内乃攘外之本”政策，不抗清只打农民军的结果，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建国初年，李定国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60年代初。1960年，郭影秋辑录有关李定国的资料，编成《李定国纪年》。该书鉴别史料比较细致，并提出了明确见解。它通过对晚明时期农民起义军的历史托出李定国一生之事迹，对研究这个人物和这段历史很有帮助。1962—1963年，为纪念李定国逝世300周年，一些地方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举办学术报告会，派人赴贵州、湖南、广西及云南边境等李定国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关于李定国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1．关于联明抗清问题。在当时不少学者看来，李定国一生“最艰苦的转折，是由覆明自主到联明抗清”，如何理解李定国这一战略转变，是评价李定国之关键，因此有关论述甚多。许多学者认为：李定国的联明抗清，不是降明，他未将一兵一卒交给明朝，“保持大西军独立自主，只把桂王当作傀儡，要打败清兵之后，再来推翻反动政权的统治”24。谢国桢在分析联明抗清问题时特别指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是出于主动，具有积极意义。农民军与明朝腐朽的政府合作以后，其朴素坚强的作风并未改变。李定国参加永历王朝，当其到达云南，奠都昆明以后，可能政治上有些同化，但其军事组织仍然坚强，他们内部的“掌家”制度，优良的传统，一直遗留到李定国余部，在滇边所建立的“桂家”都还保留着这种作风25。一些学者也指出了李定国的种种失误：如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无力摆脱南明小朝廷，使西南军事斗争受到影响；对入云南后的永历朝政，未加干预，以致马吉翔得以继续把持等26。
2．李定国和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李定国和郑成功的约期会师一直没有实现，但郑成功对李定国的抗清活动起过配合作用，而李定国的联明抗清思想对郑成功影响很深，坚定了他的抗清决心。至于李定国和夔东十三家的关系，则具有互相支援性质。吕作燮指出：虽然抗清斗争没有形成统一的核心，但是，当时长江以南的几支主要抗清武装，已经逐渐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相互配合作战，虽然这种配合还远远不理想，但是它是走向团结和统一的，并且显示了巨大的力量27。
3．李定国的历史地位。不少学者认为，与同时期其他抗清将领相比，李定国是杰出的，其抗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至于抗清斗争失败的原因，洪焕椿认为：决不能说完全是他们军事上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洪焕椿指出：“顺治末康熙初是社会矛盾的转化时期。那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巩固，大规模的反民族压迫的战争已经停止，国民经济得到有效恢复并有所发展，民族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正在走向缓和。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拥戴失去人心的明桂王朱由榔，以永历为抗清的旗帜，与清朝的新政权相对抗，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28
对李定国，台湾学者李光涛有不同理解。他认为李定国扶明是真诚的，即所谓李定国“自表示誓扶明室之后，即以恢复为己任”，“一腔忠义，努力攻战”。李光涛感慨说：“假使当崇祯全盛之世，罗致李定国以为国家的长城，则内靖诸贼，外却强敌，何患天下不会太平哉？”29
建国以来，郑成功研究可谓常盛不衰。1954年，《新建设》第10期上发表了朱苏的文章——《我国第一次解放台湾之役——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解放台湾的经过》，介绍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过程。第二年，《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朱杰勤题为《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的论文，这两篇文章可以算建国后关于郑成功的较早的学术成果。降至60年代，史学界开展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各种活动，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逐渐涌现出来，推动着郑成功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个时期，郑成功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原因。胡允恭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抗清驱荷是其素志；第二，为继续抗清，有必要肃清后方障碍(时清荷两方，时有联合可能)，将台湾作为厦门的大后方，军事补给站，加强抗清力量；第三，台湾人民的请求30。
2．郑成功的军事建树。钱海岳在《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郑成功军事建设的特点，他指出：郑军具有组织健全的特点，编制采用五五制，并设总督五军戎政，主持作战计划，还设监纪饷司主持各提督军法军需，但不受提督镇控制，大小相维，分层节制，使军队指挥集中，力量强大。郑成功注重军队训练，军令森严，意志坚强，并能团结群众，是其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钱海岳也指出：郑成功军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宜在中原广阔地带进行正规作战，由于立法过严，导致一部分将领畏罪投敌，使清朝得以利用他们瓦解人心，削弱斗志31。
3．郑成功的历史地位。对此，学术界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应当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尤其是他收复台湾的斗争，结束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陈国强认为：郑成功收复、开发台湾的历史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统一大家庭；第二，对台湾人民，特别是高山族人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沉重打击了早期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鼓舞并加强了全世界同一切外国侵略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32。
在评价郑成功时，也有一些学者比较强调郑成功驱荷抗清的经济背景。他们认为，郑氏集团主要依靠海上商业活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首先侵犯了郑氏集团和沿海人民的利益，这是他积极驱荷的重要原因，其抗清活动也是为了维护海上商业资本的利益，其斗争初期是正义的，但后来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国内出现统一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再继续抗清就不一定正义了33。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郑成功研究成绩也非常突出。台湾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不仅论著多，而且研究范围广，学者们对郑成功的生平事迹、郑清议和、三征长江及其失败原因、收复台湾、治台政策、海外贸易等方方面面都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一些台湾学者研究郑成功，比较重视将其置于世界范围考察，并高度重视利用海外文献，特别是荷兰文献。曹永和指出：“关于郑成功的事迹，不但从国史的观点应加以研究以外，我们也有对他在世界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加以探讨考究的必要。”“荷兰文献中，有关郑氏资料实甚丰富，颇多可为中文资料的印证，补其缺略，并且也可发掘许多新事实。”34然而，在郑成功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站在朱明的立场，评说历史，纵论是非，特别强调台湾郑氏“延明历20余年”之功，以致其论述脱离史实，有失偏颇。如《清史》编纂后记云：“郑氏一生，以抗清复明为职志。初期闽粤沿海地区之经略，以及浙海舟山地区之攻防，即在取粮裕兵，安内攘外；而欲先下七闽，以图北复中原也。及其战力充实，粤桂同心，始有永历十二三年全力北伐之举。不意政略未周，军事失利，然犹能于漳海一战，大败清师，保全两岛。其入台湾，开国立家，盖非志效扶余，而系视驱逐荷人为抗清运动之一环焉。夫政略允当，军事自克发皇。故永历十五年后，能系天下之望于一隅者，尚达22年之久，其间郑经继之，颇有作为，而克爽幼弱，遂为清人所乘。”35
附带提一句，关于李自成牺牲地点，史料记载歧异迭出，或谓其死于黔阳县罗公山，或谓死于通城县，或谓死于通山县。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曾组织一些学者及湖北有关学术单位进行调查、考证，基本断定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这一结论获得了郭沫若的赞同。郭沫若表示：“我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及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注销并改正”3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国初陈寅恪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研究重点转到明末清初的历史。他特别关注“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柳如是及其夫钱谦益的反清活动，并因此而顺着历史轨迹往前探索柳如是早、中期历史真相，用10年功夫写成《柳如是别传》三厚册。陈寅恪用整整一册的篇幅，研究了钱柳借著述反清，以及策划、资助反清活动的情况，首次将这种在清朝严酷统治下的地下反清活动概括为“复明运动”。这一概括为清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为挖掘清初许多被掩盖和深埋的史实指明了方向，使抗清斗争的完整性和错综复杂性进一步暴露出来。陈寅恪对柳如是早、中期历史的研究，也为人物研究树立了典范。《柳如是别传》说明，深刻的思维和治史方法，能对史学发展起良好的推动作用。
四、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是建国初期清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毋庸讳言，近年来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人少了，部门经济、区域经济等逐渐成为人们新的研究热点。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人们的学术兴趣总是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研究视野的转换而发生改变。如果学术界数十年如一日地围绕着一个问题争吵不休，那只能意味着思维的僵化和学术的死亡。故清人谓：“天地之气，一废一兴，一盛一衰，学术之变迁亦若斯而已矣。”37然而我们也不同意因今天的进步而对当年的讨论全盘否定，或不屑一顾的做法。事实上，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曾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明清特殊历史时代，特别是商品经济问题的认识。如果说今天人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有所前进的话，那么这种前进本身就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建国以前很少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三四十年代，吕振羽关于“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论述，侯外庐对明清之际城市平民反对派及异端思想的分析，大概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学术阐述。1955年出版的由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明确提出明代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存在，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具备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1955年学术界展开了关于《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许多文章都接触到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一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巨大兴趣和广泛注意。此后，资本主义萌芽就成为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关研究涉及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和商业、生产关系状况及其变化、阶级斗争等诸多方面38。
对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尚钺研究较早，且对其发展水平估计较高，自成体系(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他认为，明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降至明末清初，中国社会性质已经出现一些变化。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中国社会，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39。基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较高估计，尚钺主张划分中国近代的标志不在19世纪中叶，而在16世纪中叶，他指出：
“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零年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40
在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的估计上，邓拓和尚钺的看法大体相似。他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邓拓提出：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41。
尚钺和邓拓关于原始积累的观点，特别是尚钺反对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在当时的条件下，当然会遭到严厉批评。有的学者指责他“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的历史的根本观点”，“违反事实，牵强附会”42。尚钺在答辩中虽然承认自己对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起点的怀疑，主要是因为偏重从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情形的方面看，“显然是对由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起来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步开始的重大政治形势的变革重视的不足”，但在基本学术思路上，仍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强调我国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诸阶段”，“正因此，我国社会才能在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在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政治运动中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43。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问题，黄逸峰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前者是一个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缓慢分解的过程，它不能摇撼封建经济结构而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后者是一个激剧的分解过程，它在前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发生，即在这一过程中积聚起大量资本和大量供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从而使封建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变过程。鸦片战争前中国还不具备走上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政治条件44。吴大琨认为：所谓“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一方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他方就把直接生产者转变为工资劳动者”，这一过程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前并没有发生45。吴大琨认为：尚钺所犯的最大毛病是没有严格把作为封建社会固有生产力之一的手工业作坊及手工业工场与作为封建社会中的新的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加以区别，以致将许多封建的工场手工业都看成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并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估计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46。黎澎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中，通过对一些历史材料的再分析，认为尚钺等人对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高，批评一些论文分析明清历史采用贴标签的方法，“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脱离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混淆起来，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工业资本主义，表现了显著的片面性，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牢固。”47经过这场讨论，明清资本原始积累的提法在学术界很少出现。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吴大琨等人对明清社会之新变化认识不足。李之勤认为在估计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时，不能以私人经营的手工制造业的数目及其在整个手工业中的比重为根据，而且在事实上，当时在整个手工业中占绝大多数的并不是官营手工业，而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封建统治者对工场手工业采取敌对态度，经常用政治特权甚至武力来限制和制止它的发展，这说明资本主义萌芽正动摇着封建社会的基础，危及了封建政权的统治。陈湛若在分析了乾嘉时代商业资本的发展、土地的集中、庞大的农业失业群的形成以及农民地主间阶级斗争的激化后，认为说当时是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并不过火48。
在具体研究中，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学者们考察的重点，而且歧见叠出。彭面新认为清代苏州丝织业已经形成了以小作坊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49。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通过对江南丝织业、棉纺织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清朝著名手工业的考察，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手工业中已经逐步出现了相当多的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中不但有了很多资本主义作坊，而且在有些部门还出现了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一部分商业资本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变。鉴于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属于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所以当时的中国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50。傅筑夫、李竞能认为：明清两代，在苏杭一带的丝织业、松江一带的棉纺业，以及铁冶业、陶瓷业、造纸业、造船业等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和发展，在这些手工业部门中，“一方面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和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因素在某些手工业部门中的萌芽，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亦有反映，主要表现为官手工业中徭役制已经过渡到代役租制，农业中农作物商品化的过程迅速发展以及雇佣劳动日渐广泛出现，商业资本迅速增长并与商品生产日益结合，货币财富大量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重要的经济中心地区。如此种种，都与当时重要工业部门中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相联系、相适应”51。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轻易认定清代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像黎澍就断言景德镇瓷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在明朝和清朝是不存在的52。彭泽益认为，苏州的丝织业长期以来受制于当地织造官局，采取机匠向机户“揽织”的方式，而且又处于行会的控制和监督下，不能摆脱各种形式的封建劳役义务的束缚，机匠和织工并没有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构不成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因此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53。李景林和刘耀也对苏松地区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提出怀疑，认为并没有发现当地存在着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事实54。一些学者认为工场手工业并未出现，孔经纬指出：“直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还是处于萌芽期，并没有经历过工场手工业的特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之在全社会成长并构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与盛行着的‘原始积累’相伴随才有可能。”55关于行会制度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黎澍认为二者是对立的。他说：“行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经营相反对的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可能被突破，并使得在它控制下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主义的。”56刘永成则认为因行会存在而否认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他以苏州数家手工业行会的碑文证明：“行会的存在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相反，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则是行会崩溃的条件。”57
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55年，翦伯赞发表了《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较大篇幅分析了18世纪中国农业经济的情况，明确提出清代中国农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翦伯赞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证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是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大土地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农民无产者；二是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变成商品，从封建的租佃制转向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一部分农民无产者转化为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农业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走向城市或边疆，参加工匠队伍或寻找新的自由土地；三是农业经营的商业化和专门化，扩大了商品交换的关系，替国内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四是实物地租正在向货币地租过渡，有些地方出现了货币地租。“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翦伯赞同时也承认：“在当时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只是萌芽，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地主经济。”58此后，傅衣凌通过大量社会调查，认为明末清初江南蚕桑区、东南沿海经济作物区及一些城市郊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原始富农。景苏、罗仑调查了山东经营地主的经济活动，认为它和封建租佃地主不同，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体59。
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黎澍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有关论述，强调：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在一定时限内，任买者支配它，使用它，并在让渡时，不放弃他对于劳动力的所有权”。黎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雇”和“佣”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不一样。劳动力的所有者在出卖劳动力以前，是自由的，能够处理他的劳动力，“同时他还可以按最小的比例分取实物或得到雇价。”“但是他所卖掉的不仅是他的劳动力，而且包括他的整个人身和人格，所以他一经受雇佣便在野蛮的封建管理制度之下丧失了他的全部自由，只能从事农奴式的劳动”，这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显然具有质的区别60。刘永成的《论清代雇佣劳动——兼与欧阳凡修同志商榷》是建国初期关于清代雇佣劳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刘永成根据大量资料，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清代不同生产领域雇佣劳动的不同性质，刘永成认为：清代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在某些生产比较发达和先进的行业中，比如在丝织业和造纸业中，雇佣劳动者基本上解除了封建性的人身束缚，他们出卖的仅仅是一定时期内的劳动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体现的，因此劳动者的“自由”性要大些，可以说劳动者基本上具备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而在一些生产不很发展的较为落后的行业中，如像采矿业，雇佣劳动者在受雇期间，不仅全部劳动属于雇主，而且他们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因而劳动者的封建人身束缚就显得强些。即是说，矿场主购买的不仅是矿工在受雇期间的全部劳动，而且包括了矿工的人身在内。所以采矿业具有较为浓厚的封建性。对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刘永成认为：在劳动力方面，虽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人身初步获得了“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但是，就农业经营方式而言，由于当时农村尚缺乏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条件，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商品市场的有限和劳动力市场的狭窄，农业经营地主还没有，也不可能积累起相当数量的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变成资本家。所以，农业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很难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刘永成认为，“从接触的史料来看，在1840年以前的清代农业生产者，资本主义关系还没有露出头角”61。不过，70年代以后，刘永成改变了自己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他认为，地租形态的变化，货币地租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历史前提，“清代前期，随着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佃农个体经济的成长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削弱，农村中带有资本主义萌芽色彩的佃富农经济关系也就应运而生。”62
建国初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学者们还考察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城镇兴起等诸多领域。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企图“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对与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市民经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雇佣劳动、原始积累等，多有探讨，为建国初期研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著作63。
从总的情况看，建国初年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推动了清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手工业领域中新的生产关系的考察，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明清阶级关系、分析清代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例如，当时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使江南市镇从此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80年代后进而成为国内外清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当然，也必须指出，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基本理论研究欠缺，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判断资本主义萌芽，史学界始终缺乏一个获得公认的明确标准；二是专题研究还很欠缺，一些论著失之空泛，对资料的取舍、使用也不够严谨，甚至存在着牵强附会、主观臆断的现象；三是由于讨论主要集中在手工业领域，而对农业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这就影响到了人们对清朝社会发展水平的总体认识。无论是这次讨论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存在的问题，都对以后清史研究，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阶级斗争。建国初期，清史学界高度重视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的考察，对有清一代发生的主要农民战争，这个时期几乎都有文章作专题研究。如：1953年《历史教学》第7期发表了王竹楼的文章《1795年的苗民大起义》，对乾隆末年苗民事变的原因、清政府的镇压措施进行了初步分析。此后，《历史教学》又发表了段丛光的《赣西棚民的抗清斗争》(1955年第1期)、马少侨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苗民大起义》(1956年第6期)、《新史学通讯》发表了贾天农的《一七九六年的白莲教的反清斗争》(1955年第11期)、《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陈诗启的《试论清代中叶白莲教大起义》(1956年第3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等，农民战争逐渐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清代农民战争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不少起义由秘密结社所发动和领导，故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往往和对秘密结社的考察结合起来。对清代秘密会社，特别是天地会的研究，笔者将在本文第3部分作专门叙述，这里仅仅对与农民战争有关的文章作简要评述。白莲教是建国初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董蔡时的《试论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川楚白莲教起义时代背景和发展经过，特别探讨了起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因缺乏革命纲领，故起义军很难进一步发动群众，对未起义地区的农民也缺乏号召力，而白莲教内部流派众多，也加剧了起义军的离心力。在分析白莲教起义的意义时，作者认为：“这次大起义是清代史上的一大变局，是清代由盛转衰点的开端。”64方庆瑛的《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一文，基本上否定了白莲教源于摩尼教的说法，对白莲教的起源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作者认为：“摩尼教杂揉佛教，而白莲教又导源于佛教，就它们的来源来说，是有相同之处。”65这篇文章的重点虽然不是清史，但对清史学界了解白莲教之形成与发展，深入理解其教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来新夏的《反清的秘密结社》一文，对清代主要反清秘密结社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的形成、教义及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反清的秘密结社，在清朝二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在反封建反帝斗争的历史上，在民主民族革命的历史上都起了一定的革命作用。但是这些秘密结社，由于成分不纯和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有的还受迷信限制和组织散漫的影响，因而，许多次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甚至也有叛变或被流氓利用去进行一些不利于人民革命活动的事情，这一点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66。
1955年，《文史哲》在第9期上发表了赵俪生的文章《试略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的加重》，从现在的角度看，这篇文章未必十分成熟，但却显示出十分可贵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和当时一般学者强调农民战争的革命意义不同，赵俪生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神秘主义问题，探讨了清代农民起义跟宗教结社和神秘主义关系趋于密切的原因。赵俪生认为：“清朝农民(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主要是十八世纪)在阶级关系中的地位，的确是更加孤立了。过去在明朝曾经一度参与过农民起义并贡献过才智的那许多缙绅士大夫知识分子，而今由于整个汉人地主阶级对满清贵族统治者之依附性的加强，这种起义军可能争取到的同盟力量减少了。从清代许多次起义事迹中检查，查不到这种同盟者参与并贡献才智的显著迹象，相反，在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中，倒是出现了曾国藩式的四川东乡地主分子罗思举、桂涵等镇压起义的‘乡勇’力量(人称‘丐兵’)。同时。由于缙绅士大夫知识分子充当起义军同盟军可能的减退，那么本来跟农民起义就有一定距离的隔阂的市民阶层，其充当农民起义同盟军的可能就更小了。剩下来的，只有农民和城乡贫民而已。而单独是农民和城乡贫民的反抗运动，其单独提出明朗政治号召的可能性就自然减小，其感染并借用宗教结社和神秘主义的可能性就自然而然地加多了。”67应该说，赵俪生指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增加是正确的，他注意到清代知识阶层对农民起义态度的转变，也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四十余年后，我们重读这篇文章，仍不能不钦佩作者当年大胆进行理论探索的勇气。
关于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郑天挺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秘密宗教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但如果把秘密宗教的教义说成能够培养革命意识，鼓舞农民革命热情，加强其革命信心和勇气，估价就未免过高了。秘密宗教对农民起义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但不是所有农民起义都是秘密宗教组织领导的。秘密宗教不是某一地方或某一事件的临时性的组织，而是在民间广泛地长期存在的组织，并非“乌合之众”。秘密宗教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不能只说它是迷信团体，其教义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它不是某一政治主张和理想领导的，它没有一贯彻底的政治纲领，虽然其教义可能反映人民的部分愿望，但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因此它不能成功，有时还往往表现为个人名利的斗争；它在潜伏时期是秘密组织，有宗教活动，并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在行动起来之后，由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频繁和紧迫，就只有革命活动而没有宗教活动了68。
建国初期，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考察清代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新特征。尚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他指出：从1723年到1734年，苏州无产者阶级的组织不仅有很大的发展进步，而且能组织大规模的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这就明显反映出中国社会上已出现了新的阶级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所表现的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者集团，另一方面是丧失了生产资料，摆脱了被保护者关系或农奴和封建义务关系的自由的、出卖自己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无产者集团，并且这两大集团还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展开斗争。这是充满在近代史上新形式的阶级斗争，因此，这种斗争的本质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于中世纪帮工、学徒反对行东的斗争，苏州机匠所组织的“帮行”，也不是中世纪的行会，而是无产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阶级组织。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秘密结社的关系，尚钺指出，清代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以市民为主体的反满组织的建立。他认为南方许多秘密结社，如天地会、哥老会等，其主要成员是市民，“其中包括的分子很复杂，与恩格斯分析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时的市民几乎是一致的”。“这些秘密结社的组织，贯彻着一定自觉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增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民运动有直接关系”。“江南地区在明末是市民运动，特别是以织工为首的市民斗争运动激烈的地区，到清代便产生了三合会、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结社的市民运动新的组织”。尚钺认为，秘密结社反映的社会关系，是萌芽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行会。“这些秘密结社的组织不同于一般农民的组织，而是披着封建的外衣来进行反对封建的，所以它的内容和组织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因此，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最进步的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的市民的组织”69。尚钺这一观点显然和他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的较高估计是一致的，因而难免不遭到持不同观点者的尖锐批评。有的学者指责他对市民阶层和近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界线混淆不清，“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市民斗争，甚至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都叫着近代资产阶级和近代无产阶级的斗争”，强调“这种美化古代历史，夸大当时市民运动的观点，必然会搅乱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模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面目，降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伟大作用”70。
李华的《试论清代前期的市民斗争》，对清前期市民斗争的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清前期市民斗争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从新兴市民的组织看，几乎在每一个事件当中，从开始策划暴动到领导斗争，都有市民自己的组织来组织和领导群众；二是由于出现了劳资关系的初步对立，手工业工人已经担负起斗争的领导使命；三是斗争的锋芒针对一切压迫、剥削和阻挠工商业发展的敌人；四是在市民斗争的方式上，与明末比较有显著进步。李华认为，这些特点的产生，是与清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市民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分不开的，是与清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民族牢狱政策，存在着严重的种族矛盾分不开的。李华同时指出：清前期市民斗争也存在着很多缺点：首先是各个市民组织以及在市民中各个阶层之间，除个别而外，彼此纵横之间的联系很少，因此不能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反封建浪潮；其次在市民斗争和农民起义之间的联系上，同样也不能形成为彼此支援和遥相呼应的革命风暴。“在清代前期的新兴市民阶级，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壮大，还远不能负担起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任务来，它不过仅仅是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萌芽，而且也只能如此”71。
总的说来，建国初期对清代农民战争的研究，虽然较民国时期有所进步，但和对其他朝代农民战争的研究，以及和对经济史的研究比起来，则显得相对薄弱。就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清代农民战争和秘密结社相联系，这就使问题复杂化，涉及到不少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历史资料虽然十分丰富，但很分散，在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以前，有关基础研究一般不容易有大的突破。
六、关于康熙帝评价问题。在清代人物研究中，康熙帝是建国初期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961年，《历史研究》发表了刘大年的文章《论康熙》72，这是建国以来研究康熙帝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单位组织了关于康熙帝评价问题的学术座谈会和讨论会，研究论文也大量出现，围绕康熙帝历史地位的讨论，推动了学术界对清初社会矛盾、康乾盛世、清代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知人论世的研究目的。建国初年学术界对康熙帝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康熙之治产生的时代背景。大多数学者认为，清初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相当复杂，这一客观历史状况迫切需要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一个杰出人物，以缓和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加强和巩固国家统一，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康熙帝正是这样一个顺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英雄人物。就康熙之治的出现，平心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康熙比顺治更深刻地觉察到前朝君臣的腐败怎样加速了明朝的崩溃，他不得不对各族实行有限让步，而明末清初长期战争使社会经济蒙受浩劫，给清政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危机，也迫使康熙实施有利于缓和矛盾，发展生产的政策，并收到了显著效果；二是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推动着清朝政策的调整；三是阶级关系的局部变化和由此引起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内涵的相对转变，使清政府不能再依靠军事力量作为继续统治的主要手段，而必须制定一套既能保持剥削压迫特权，又能松弛社会紧张气氛的制度和政策73。然而，在对康熙亲政前后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具体估计上，学术界却有不同看法。如在阶级关系上，刘大年在《论康熙》中强调地主阶级内部反满派与拥满派的斗争，袁良义则认为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复杂，刘大年只抓住这一点，忽略了其他的面，并批评他对封建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分析，缺乏系统性；在中外关系上，刘大年认为“封建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碰到了资本主义这个素不相识的对手，能不能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敢不敢和这种势力作斗争，成了对地主阶级的严重考验”。袁良义不同意这种估计，他认为这种论断和当时的实际有一定距离。他指出，制止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在明清之际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应该充分重视它，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中国的极大威胁了，敢不敢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作斗争，应该是近代史上中国地主阶级面临的课题74。杨宽则强调历史上的康熙之治，产生于清初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下，“主要是明末农民起义。清初抗清斗争以及这时农民反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以康熙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从中汲取了深刻教训的结果”75。
关于康熙帝的经济政策，刘大年认为“仍然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平心也认为“明清皇帝总是支持贵族地主，百般压抑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康熙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袁良义对此则有不同见解，他说：“传统的重农抑末政策在清初虽然被保持下来，但康熙同时又提出‘恤商’、‘利商便民’的口号，来适当照顾商人、手工业者的利益。因此，这一时期‘抑末’问题事实上比前代已多少具有某种不同的内容”。
关于闭关政策。刘大年认为，对闭关政策，不能笼统地讲它是否有利于中国前进，通常讲闭关自守，主要是指清政府对西方采取了排斥态度，其实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具有积极意义。清朝统治初期，中国并不是对外闭关的国家，当时对外通商口岸是开放的，也准许外人进入内地，后来一反从前，显然是欧洲殖民势力在海上活动，并日渐增加的结果。刘大年指出，有人认为闭关政策妨害了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那是想当然的说法。康熙以后的传教士没有带来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没有带来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思想。对外闭关并不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原因，相反的，对于一个处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输入，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平心则认为，康熙的闭关政策，除了有抵抗外国殖民主义侵入的一面，还有限制中国人民向沿海和海外发展的一面。康熙朝继承并加强了顺治朝的迁界、禁海和封锁政策，主要是防止反清势力与海外取得联系，危及清政府统治，而不完全是为了防止外国侵略。对于明末清初西洋科学文化的输入，也必须作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分析。康熙帝对西洋早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知识接受得太少，对文化交流和科学发展限制太多，这是一大历史遗憾。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学者们探讨了康熙帝在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的成就，并探讨了他的历史地位。总的看来，意见大体一致，那就是，对康熙帝这样一个曾对历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封建皇帝，应当充分肯定。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研究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其观点也就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七、清代思想与学术。思想研究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纯粹的认知领域，因为人的思想意识从来都建筑于客观社会利益基础之上，并受到历史传统、时代风气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思想研究的基本使命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展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而要真正做到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严格地将思想置于特定时代范围来考察，并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建国初期清代思想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成就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史学界逐渐形成了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注意从社会存在考察思想文化变迁的新的研究方法。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原名《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经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反映了当时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一文，在系统分析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基础上，研究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特征。侯外庐指出，17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潮具有强烈仇视农奴制度以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同情人民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的特点，“基础之反映于思想，是通过政治、法律等形式来间接进行的。……启蒙时代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侯外庐所说的启蒙思想家主要指何心隐、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与此同时，侯外庐强调，启蒙思想家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分析某一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质”76。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64年版)，以较大篇幅对明清时代贵族地主。以及程朱理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建国初期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杰出思想家身上。对顾炎武，学术界高度重视其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并对其在清代汉学发展史上的“开山”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傅衣凌《顾炎武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一文，认为顾炎武的思想，强烈反映出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产生于17世纪时代矛盾的冲击之下，具有反对投降，反对专制，主张开明统治，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等特点，但其思想“虽含有市民要求的某些成分，但还不可能代表完整的市民思想，而只是反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77。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康熙时，顾炎武仍持反清复明政治态度，就暴露出他的思想的顽固性和落后性，属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78。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深受学者们的重视，侯外庐认为其《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此书“在清初是近代思维方式的伟著”79。嵇文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黄宗羲之所以得称为启蒙思想家，虽然主要在于他的政治思想中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的色彩，但其民主思想，反映出的是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和缙绅士大夫反抗大地主专政的民主要求，和近代意义上的民权政治距离甚远80。关于王夫之的思想，不少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思想家，但往往“讲得过于带自由色彩，过于近代化。”嵇文甫通过考察王船山对另一个激进思想家李卓吾的批评，指出：船山思想的进步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反对卓吾，完全持一种‘卫道’态度，以‘正学’反对‘异端’。卓吾根本反对宋明道学，船山却是在宋明道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展，这是根本对立的两个学派，决不容混淆。如果说卓吾代表那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市民的思想，那么船山就另是一回事”81。曹道衡的《试论王船山思想的几个问题》，对王夫之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了专门分析。他认为，虽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但仍存在着唯心主义因素，他虽对精神不灭的观点进行了精致的改造，但却不能改变它的本质。这一局限性使他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难免陷入唯心主义，进而使其政治见解趋向保守和反动。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十分复杂，既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又顽固地反对农民起义，基本上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缺乏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说王船山代表市民思想未必合于事实82。汪毅的《王船山的社会思想》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王夫之社会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内容。他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一个发展的历史观，指出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必然的道路，从而破除了神秘主义对于历史科学的影响；二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论述古代社会，打破了儒家传统中所渲染的三王盛世的观念，推翻了复古主义的理论根据；三是提出了人性发展的学说，结束了古代形而上学的有关人性善恶的争论；四是大胆指出了“理”与“欲”的重要性，使他成为清代思想中反道学运动的先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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