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最大的客家方言岛
作者：盘龙政府… 文章来源：盘龙政府网
重庆最大的客家方言岛——荣昌盘龙镇
一、本镇基础概况
盘龙镇位于荣昌县西北部，距县城32公里，距四川隆昌县22公里，是一个集农业和商贸为一体的边陲重镇，地域面积126平方公里、人口7.8万余人，22个自然村，一个街道居住委员会，地域人口位于荣昌县十大镇之首，是“中国夏布之乡”、“荣昌县万亩生姜基地”及“京欣一号西瓜种植基地”，境内社会稳定，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是理想的投资场所。
二、客家移民的时代背景
明代的荣昌县，曾经是一个“人文蔚起、科甲蝉联，赋额广增、城市喧嚣”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在明末清初，从清顺治元年（1644）起，由于经历了张献忠农民军反对明朝统治、南明诸将割据皱权、农民军余部与清军搏斗、吴三桂反叛与清军残酷镇压等多次的军事战争，荣昌地区连年遭到兵祸，时间几乎长达30年。人民或死或逃，“所存唯兵”，以致“路无行人，道叭荆棘”，“生灵涂炭，炊灶无烟”。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清朝和派出史彰到荣昌担任知县，逐步建立稳定的统治。史彰到任之初，亲见县城“东门内外，竹树蓊蔽，行人手分枝干，足涉泥掉。城内秃房六七所，衙舍虽存，上漏下淤，菇麻生如林，日暮击拆以惊虎鹿者，声至晓未息。”可见当时荣昌的荒凉景象。
据文献记载，康熙六年（1667），当时荣昌上报在册人口只有143户，男妇286人。以后由因吴三桂战乱，全县人丁更是所剩无几。虽“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田之民”，生产几乎陷于停顿。
当时，清朝廷为了征收赋税，巩固它的统治地位，顺治年间就曾下诏批准《督垦荒地劝垦则例》，招民给予印照开垦荒地。康熙年间更制定《入籍四川例》，多次议定情愿入川“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并准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对移民的垦殖权、户籍和应举权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确定开垦荒地，在三年、五年或十年之内均免交田赋。雍正年间，还议定“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并鼓励有技术的老农入川“教垦”，有成效的还给以“八品顶戴”。还积极鼓励官司员招民开垦，作为任期内的政绩来考核，量其招民多寡均记录在案，给予优惠升转的奖励。
在清朝这些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毗邻各省许多无地或少地的人民，都“应诏入川”，掀起了清前期一阵阵移民来川的高潮。
三、 客家人在盘龙分布的情况
在移民荣昌的客家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因族缘或地缘关系，较为集中的居住在荣昌盘龙镇，以致两三百年来，形成若干个客家村落。全镇22个自然村和一个居民委员会，其中古墙、莲花寺、大建、三合、兴隆、长岭、石田、白鹤等８个村，基本上都是广东移民的集中居住区域，特别是石田村，全村3741人，其中客家人就占1880人，达到50%有周、李、颜、黄四大姓，大建村全村3960人，客家人就占2800人，达77.8%,李、张、黄、马、叶都是大姓；白鹤寺村有3163人，其中客家人占2372人，达75%，李、张都是大姓。
这些客家人的先辈，都是怀着开拓的希望，求取生存和发展的决心，依伋不舍地告别祖辈居住的家乡，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荣昌盘龙镇安家落户的。
石田村的周其勋，原是盘龙镇企业办公室主任，他已是广东移民第10代后裔。他的先辈周元光，原住广东兴宁县水口嘘张公寨。在乾隆六年(1764)6月29日率子孙五人起程，从陆路经过贵州步行到荣昌昌明里石板田（现石田村）落肩胛来川途中，还发生了一件颇富传奇性的故事。据说周元光行进到安富、长田坎，来到石田黄杨家河，元光觉得口渴，即取出随身带来的碗到河里去舀水喝，一不小心就把碗掉进河中，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指示他们就在这里落地生根，不要再继续往前走了。这么一想，他们就真的在石田这个地方住下务农了。以后，经过勤劳开垦，勤俭持家，有了积蓄就在现在的石田黄村二社的地方建了周家大房子，还修起了周家祠堂（后改作石田小学校址），子孙繁衍，已在盘龙镇生活了262年了。
现在已经７４岁的石田村二社农民颜坤吉，也是客家人。他的先祖颜祥麟，原住广东长乐县凉水井。在康熙50年(1711)左右，只身经湖南邵阳、常德入湖北，又经恩施进三峡到重庆，再经泸洲到富顺农村落户，生有四个儿子，二儿颜云彩不喜务农，专好制作银器首饰，受雇于隆昌周兴场首饰店，后又独立经营，积累资财，在乡间置田产，买房屋，子孙分居荣、隆两县，仍有后裔继承制作工艺，到解放后才停业。颜吉坤也还住石田村二社，种植务农，兼营夏布纺织，生活平静安康，不愁衣食。
居住在大建村的张仕同，张仕同是原大建乡政府人大主席，于2001年退休，祖辈也是广东长乐县黄浦村人。先祖张衍祯生有四子一女，于是决定移民入川。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率妻魏氏及三个儿子廷彬、廷辉、廷墚，共五人离别故土，随亲戚十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出发，结伴而行。途中又加入移民四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徒步由陆路向四川行进。经过湖广省的地界，魏氏因旅途劳累，突然染病，气息奄奄，无法步行，只好留下调理。同伴见其病危，也只好各自赶路。经诊治，待病势稍愈后，勉强扶持着她继续行走，一心想追上移民伙伴。哪知同伴早已放弃步行的办法，搭船行入川了。闻听之下，真是百感交集。由于盘费元多，家人只有继续步行，好不容易才来到巴县盖市场，稍作休息。一天，在场上，偶然碰到原来同行的亲戚，打探到那些乘船的同伴，在经过一险滩时全部翻船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于是唏嘘相向，深自庆幸未与同行。于是继续向四川腹地行进，来到荣昌，勤劳苦做，经营业员十余载后稍有积蓄，在雍正十三年才购买叶、王、吴、雷的田地，真正在荣昌盘龙镇落地生根。乾隆五年(1740),张廷彬还专程回广东，把祖父，曾祖的骸骨运来盘龙安葬在长岗岭，立石碑祭祀，现坟茔仍在。客家移民在移民地站稳脚跟后，大多都要回故地，把祖先遗骨迁来移民地重新安葬。这一行为，既表现了移民不忘先祖的传统美德，又体现现了对迁入地的认可，强化了对迁入地定居的生活信念，是移民落叶扎根的标志。
明代张氏族中有一位先祖叫张道聪的，因平贼有功，曾做过江西一参将，平时为人正直，深受人民爱戴。老而无嗣，侄孙辈为其画像祀之。这副画像，在张衍祯入蜀时，一直带在身边保存，现在仍在张仕同家里。虽纸有些脆朽，但经过装裱，仍然十分清晰，他时不时还要挂出来，让人观赏，以表示客家人那种敬宗尊祖的传统美德。
上面，只是简要记述了周、颜、张等几户客家人来荣昌盘龙镇落户的史实，但在盘龙镇落户的客家人绝不仅仅只是这几家，还有原来住五羊县的卢家、原住潮汕的马家、梅洲的黄家、古家等许多客家人都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迁移过来的。据不完全统计，盘龙镇全镇现有总人口约78000人，其中客家人就有30000人。
四、客家人的生活习俗
在清末民初前后，客家男性大多穿对襟长衫，麻布汗挂，头戴皮帽、礼帽，包白布头巾；女性大多穿对襟短衫，过膝长袍，头发梳成辫子或挽髻，短发别夹，女孩从小就裹脚，不准出门，不许上学，家里来客人，也不准进厅堂。在解放后，受新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衣着才开始以穿中山服为主，但也有穿长衫和短衫的。
在饮食方面，他们大部分是以大米、杂粮、红苕、小麦、腕豆、瓜菜为主食，每天吃三顿，食品较多清淡，俗称吃干饭，喝稀饭，逢年过节，祀日才买鱼、肉蛋品吃称“打牙祭”，喝酒以高粱酿白酒为主。
在住房方面，大都以土墙、木制串架为墙体，顶为小青瓦；一般一排三开间为主，中间做堂屋，两厢一边做居室，一边做厨房。
客家人的婚姻，在解放前，男女婚姻多依“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定，讲究门当户对，一般分为提亲、合八字、订婚、结婚四个阶段，女方一般在18岁左右，男方一般在20左右，通过双方协商婚期，女在待嫁期间，在家绣枕头、做花鞋，准备陪嫁衣；在出嫁前一晚，请姑、舅等亲友，晚上哭嫁，长辈们送红包，婚日早晨女方家要办“出嫁酒”，男方备彩礼到女方，用轿子将新娘接回。
客家人丧葬，都是用土葬的办法，人死亡前要准备棺木、寿衣、寿被，人死后，要哭丧、烧钱纸、放鞭炮，请道士做“道场”、“开路”等，儿孙们要披麻戴孝，守灵堂等。
五、客家人的生产生活经济发展状况
由于客家人在历史上具有外出闯荡创业的历史文化世俗，为此，客家人到本地后从来未改变外出挣钱创业的习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客家人的带动下，本地人从事商贸活动异常活跃，本镇曾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为云、贵、川、鄂等蚊帐、化纤等交易中心，自80年代以来成为主宰全国火锅、毛肚、鸭交易主力军，以客家人后裔黄良谓、卢正光身背本地特产夏布到广州、深圳寻客商，历尽千辛万苦，发扬了客家人特别能吃苦和创业的精神，终于敲开了日本、韩国出口之大门，将本镇不起眼不值价的土布，变成了洋布、金布、银布，创造出了巨大经济效益，在1996年，夏布经济收入达4000万美元，有力地带动本镇经济的大发展，也使本镇成为了驰名东南亚的夏布之乡和出口大镇。
现在客家人的生产形式，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机具主要使用传统的锄头和犁头等,由于受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农业生产较为落后,生产工具较为原始,主要以栽种水稻、玉米、红苕、小麦等为主。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客家人也放开视野，跟上大好形势，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编织业等，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养荣昌白猪、编织夏布出口创汇为主。现在他们的住房一般是以楼房为主的砖混结构，根据院落结合地形布置，错落有致，保持农村田园自然风光、美观、采光通风好。他们的饮食也不局限于粗茶淡饭，而是讲究营养，随时可以打牙祭。婚姻和丧葬也移风易俗，女孩也不再裹脚和不出门，男女平等，都到学校接受教育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每个村有村卫生室，镇上有中心卫生院，生病住院、看病都方便。广东人在此地生活得有滋有味，可谓小康，他们人兴财盛，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继承和发扬了祖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
六、客家移民对荣昌盘龙经济发展的贡献
客家人为了开拓生存空间，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首先要面对的是人生地不熟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现实，因此必须脚踏实地、勤劳耕种，才能开辟一个新的天地。来到荣昌的客家人，发扬了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气概，与其他移民和当地的土著人民在一起，艰苦努力，战天斗地，大约经过了五六十年的辛勤开发，终于使荣昌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才出现了新的气象。
人丁逐渐繁衍，到乾隆年间，荣昌的户口人丁，已从清初的一百来户，增加到3670多户，15800多人，到嘉庆元年，更增加到33381户，男女共93598人口了。
农田陆续增加。康熙六年，全县征收田赋的农田只有6顷多，到雍正六年（1728），农田已增加到5000顷。生产开始发展，种植人和畜牧业已逐步发达，荣昌白猪已闻名省内外。特别是有资料表明，玉米、红苕都是客家人引进种植的，麻、烟草的种植技术也是广东、福建的客家人从那里传播进来加以改进的。这些都极大丰富了荣昌的农产品种，增强了农村的经济实力。
手工业不断恢复并有突出的创新。荣昌的夏布、陶器、折扇和白酒的制作工艺都在这一时期显露头角，有很大的改进和创新，奠定了作为荣昌传统名特产品的坚实基础。
商业开始繁荣。通过全县土、客家人的共同努力，荣昌城乡集市贸易和县内外商品流通逐渐恢复。新的集镇不断形成。烧酒坊、盘龙场、吴家铺等地的商旅往来日益活跃。
清官府的财政税收也急剧增长。清初全县只能征收到地丁银四百多，到雍正初年，官府已能征收“正项赋银”3300多两了。
“移民四川”，不断开发，终于改变了荣昌“地方残破、田亩抛荒”的景象，这些开拓性的垦殖成果，都是清初各地移民，包括客家移民在内的全县人民战天斗地、辛勤开发取得的丰硕业绩。历史证明，清初的移民，包括客家移民在荣昌的开拓拼搏，对荣昌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甚至是主力军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盘龙镇的客家儿女，更是意气风发，继续发扬不畏艰苦、开拓创业、勤俭持家、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冲出盆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跟上西部大开发的大好形势，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编织业，已初步形成夏布编织、五金制品建筑建材、茶叶加工、交通运输五大支柱产业。客家后裔与全镇人民一道，正在奋发图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文章录入：dulash 责任编辑：du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