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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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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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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强: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作者: -上传日期:2007/6/30

吕志强: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网易论坛  本文网址:http://bbs7.news.163.com/jingying/37458,35.html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豫山,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鲁迅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四运动”以后,曾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看守性质的“留平教授”,也是他战后变成汉奸的原因。周作人何以当“汉奸”,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是 1941年元旦正式收到汪精卫政权委任状的,离他遭枪击事件已有两年时间,历任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要职。战后,周作人在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到南京受审,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后经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关进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同时代的人评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1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份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 “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钱杏着《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9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1934年4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2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藉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藉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1966年11月7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鲁迅只是二流作家,决不是被吹捧的大师级 

  鲁迅缺乏宏大磅薄的叙述气质。和中国古代比,《红楼梦》具有莎士比亚人文启蒙的先知先觉,还迸射出卡夫卡叩问生命终极之门的无尽思想光芒,以及充满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批判力量,是古今中外文学的精神交响、艺术狂欢。但是,作为中国百年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在叙述气质上与同时代的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肖洛霍夫等等等等相距千里之遥。鲁迅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才二万多字。《尤利西斯》七十万字,《城堡》二十多万字,《追忆似水年华》一百多万字。 

  鲁迅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严酷,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所成就的只是文学宏大哲思空间的一处角落的半成品。《红楼梦》是一部以变态人生对常态秩序进行强烈彻底质疑的小说,它蔑视道德的力量要比鲁迅强劲百倍,它对集体国民惰性的批判更为全面、更为有力、更具艺术个性感染力和血肉奔流的人性活力。打倒孔家店,早在鲁迅之前的一百多年就被宝玉黛玉同志进行了专利注册,鲁迅不过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充当了前沿阵地呐喊助威的铜管号手,而非开山、人文始作俑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四百年前《唐.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进口组装,改头换面。在中国或者世界文学,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二流文学。 

  文化上的强盛,标志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而鲁迅的文章核心是否定中国的文化,否定中医,否定汉字,号召年轻人不要读古书,其作品中更看不到中国人的淳朴、宽容和智慧的一面。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鲁迅却和一些儒教信徒一样,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当时,日本和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东北,西藏,新疆和蒙古,都有分裂出中国的危险。鲁迅的言论有汉奸嫌疑。 

  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一起共事的文人;骂军阀、骂国民党、骂皇帝、骂青年,唯独不骂日本和苏联,这是不是令人有点奇怪呢?鲁迅不是不骂人的人,鲁迅是个破口大骂的人,对日本人和苏俄人,却三缄其口,这是不是表现出鲁迅的立场? 

  有人从鲁迅文集中,东拼西凑的找了不过三四千字的鲁迅“抗日”文字,以证明鲁迅不是汉奸。五年啊,鲁迅就这几篇羞羞答答的装模作样的抗日文字。而这五年,他写过不下五百篇破口大骂中国人的文字。成克杰胡长清王昭耀的主席台报告,那反腐败厉害的很,足以证明这三人是被冤枉的,他们绝对不是贪官。就如鲁迅一样,怎么可以说是汉奸呢?鲁迅在这几篇文章里说的这几句话,汪精卫同志比他说得更好听! 

  现在,没有严格的证据证明鲁迅是汉奸。但是,说鲁迅如何抗日则更是一个讽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中日战争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时,鲁迅稍微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往日本租界躲避,比日本侨民还还要更侨民。普通的上海市民还没有逃跑的时候,鲁迅先生早就逃跑了,这个是铁打的事实。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境界比普通上海市民还要差。 

  鲁迅时代的知识份子,除去科技界的精英跟政治有距离之外,社会科学界的知识份子,在日本侵略中国,国家民族立场上中立或者隐忍都是应该谴责。把鲁迅愤世嫉俗痛恶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性,鲁迅痛批张献忠杀人如麻的文字,哪怕移植一星半点到抗日的文章中;或者,对鲁迅不作高要求,麻烦他作一篇300字的短文,表示自己对日寇侵华的态度,来点“匕首和投枪”,来点讽刺和挖苦,像对梁实秋和林语堂那样,对日寇“痛打落水狗”一次,不要求多次,汉奸的帽子就不会戴在他的头上。 

  总之,鲁迅与中国古往一流文学相去甚远,不要说红楼梦,连老舍先生的作品都不如。鲁迅与同辈世界文学大师也不可比肩。鲁迅有卖国嫌疑。在抗日问题上,他可能比其弟周作人稍强一些,但文学成就则未必。鲁迅地位的提升,乃是毛当年统战政策的结果,就跟郭沫若相当长时期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一样。

吕志强: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顶楼主,鲁迅就是一个骗子,明显是吹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大家,让人记得不过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已, 鲁迅是鬼才,类似于芥川龙之介,没有长篇也不妨碍作为鬼才而存在。楼主发的这些,我在初中时候也挺爱看,人总要经历一个叛逆的阶段,否定主流的价值观,可现在我觉得鲁迅还是值得钦佩的,梁实秋等人与他虽有笔战,却没有私仇,梁本人在私下里也是敬佩鲁迅的。在学术上,鲁迅光凭《中国小说史略》,就已经撑得住了,还有他整理的那些碑帖古籍,贡献也很大。小说呢,《故事新编》我觉得是出奇的好,对后来人有很大的启发,可惜没有多写些,没有长篇小说呢,属于性格问题,鲁迅大师说实话也是挺偷懒的,也是个普通人,阿Q正传写写就懒得写了,把阿Q直接枪毙了。 
  
 鲁迅的文章怎么样,上学时反正老师说是好、好、好!斗士嘛! 
但是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再反过来看他的文章,就明白文如其人这句话不假。 
一个心胸宽大,诚恳厚道的人是写不出那样刻薄的文章的! 
鲁迅当年看不起的那些名文人,比如林语堂,其实也不过就是人家修养更高一点,更文明一点罢了!只是,时代更需要鲁迅这样的舆论力量。 
  
      提供一点材料 

  陈西滢 

  陈西滢(1896.5.1O—1970.3.3)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 

  1912年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领着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着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下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象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 

  冯乃超 

  冯乃超(1901.10.12—1983.9.9),翻译作品常用笔名冯子韬。原籍广东南海,生于日本横滨市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23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后,先后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科,后改学美学与美术史。1926年三月开始,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组诗《幻想的窗》等具有象征色彩的诗歌。1927年10月,应成仿吾之邀回国参加创造社,编辑《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成为后期创造社的中坚分子。1928年1月发表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两首诗《上海》和《与街头上人》,标志其诗风从低沉到革命的转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与郑伯奇等组织中国艺术剧社,任文学部长。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并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次年任文化总同盟书记。1938年到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任职,并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任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赴香港,任中央华南分局文委书记。1949年调北京中央担任中山大学领导职务。1975年调任北京图书馆顾问。创作上以诗歌为主,也写小说和评论。 

  1927年“4·12”大屠杀后,全国一片腥风血雨。这大大激怒了正在日本留学的爱国青年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在日本共产党理论家福本和夫及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的影响下,他们决定弃学回国,参加并重振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年9月,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专程赴日发展他们为创造社成员并接他们回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之为后期创造社。1928年元月15日,他们出版了思想理论刊物《文化批判》,揭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蒋光慈、钱杏等为代表的太阳社也做出了积极的配合。 

  然而,创、太二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热情虽然可贵,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却受到了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他们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郭沫若除外)统统打成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从而极大地混淆了问题的性质和敌我界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乃超同志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向鲁迅发起了猛烈攻击,说鲁迅“常从阴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甚至说鲁迅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此外,文章对叶圣陶与郁达夫这两位卓有建树的新文学作家也做了基本的否定。与此同时,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等纷纷撰文响应,形成了一个批判鲁迅的小小的高潮。鲁迅当然不会接受这种错误的批判,他先后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均收入《三闲集》)予以反驳,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战。 

  这场论战,用一句俗话形容,就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创造社、太阳社拿鲁迅开刀来扫清革命文学的障碍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值得庆幸的是,这场《三岔口》只是一场虚惊,创、太二社很快认识了自己对待鲁迅的偏激和错误。特别在他们于八、九月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主动向鲁迅道歉,并与鲁迅一道,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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