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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树 著 陈独秀传 ——从秀才到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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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 ——从秀才到总书记
中国革命史丛书 任建树 著
第0章 前言
李新革命，严格地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去替代旧的社会制度。第二是必须通过暴力而不是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根据这样的理解，各国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都算不上革命，俄国的“农奴解放”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算不上革命，只有象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算得上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革命。
中国历史非常悠久，但从古至今，却只发生过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延续四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在此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因它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新的社会制度，所以不能说是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是用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方式实现的，所以只称为改造。虽然这个改造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用和平方式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创造了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团结着资本家去消灭资产阶级的奇迹。这一创造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一九○五年至一九二二年的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一阶段——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其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因它已经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了，所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论断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从中国近代历史和革命实践中抽引出来的，是科学的，所以早已为人们所公认而毫无疑义了。
旧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九○五年开始。因为这以前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组织还只是些革命小团体，全国各地的革命活动也都是零星的、分散的，并且大部分是自发的。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有明确的政纲，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而且从此以后，革命不断高涨，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延续二百余年的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帝王制度。
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至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反清革命时期，也是它的黄金时代。此后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是它的第二个时期——反袁斗争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是它的第三个时期——护法运动时期，这个时期是旧民主革命的尾声，与新民主革命的开始是有些交叉的。它的前期，反对皖系军阀，称为第一期护法，后期反对直系军阀，称为第二期护法。至一九二二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逃往上海，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绝境。孙中山痛定思痛，认真地总结了以前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新方法，以俄为师，实行国共合作和扶助农工的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革命运动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至此，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得到迅速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前进过程，也可以分为几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一九——一九二七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革命）时期。第二个时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时期。第四个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统观中国革命，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将近半个世纪，它经历了两大阶段和几个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曲折因而内容极其丰富的发展过程。随着第一阶段的失败，第二阶段继之而起。一个时期接着一个时期，绵延不断，而每个时期中又都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但总起来看，却是一个前进和胜利的过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历史过程。在这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一个阶段，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是革命党人，他们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革命奔走呼号，英勇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到这场革命的后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成为革命的先锋，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前期革命党人的光荣传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侵略军的革命战争中，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一切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革命立过功、出过力的人都应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丰富多采的，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把这些事迹写下来，写成书，用以教育子孙后代，使他们能象前辈革命者那样，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当代的青年，则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准备组织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丛书。由于一九○五——一九四九年所有的革命斗争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的内容，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只有这一次革命，所以我们这套丛书就不必再冠以现代、近代之名而简单明掺地称为中国革命史丛书。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尚望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上海
{{长话短说}}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１８７９年１０月９日）辰时生，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中秀才，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
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在他出生前的３７年，即１８４２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接踵而来，接二连三地发动侵华战争，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不得不同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陈独秀１５岁那年——１８９４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又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不仅割地赔款，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此，帝国主义除以输出商品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以外，还同时输出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开办各种企业，以榨取超额利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莫不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出发点，陈独秀也不例外，他的政治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起点——爱国主义开始，逐级向前展开的。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关心国家大事。甲午战争，一个大国被小国打败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什么缘故，一个１５岁的娃娃，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的欺辱。
最初，陈独秀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
但为时不久，１８９８年９月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血的惨痛教训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反对任何的政治改革。
１９００年，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屈服投降，从此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这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一些改良派，蜕化为保皇党，于是革命派应运而起。到１９０２年，陈独秀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４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在他的故乡安庆和芜湖。他在安庆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协助进步人士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并进而组织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之下，蓬勃兴起，堪与革命活动最发达的湖南、广东两省相媲美。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有些志士悲观失望，陈独秀也不免有所苦闷与跋徨，但他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跋徨中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首先发难，他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新青年》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使他们从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召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的刺激，所有这些因素到１９１９年５月汇合成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陈独秀①。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一向崇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陈独秀，也就在这个时候转向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他的转变自然带动了一些先进分子共同前进。到二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他同李大钊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陈独秀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的政治思想逐级飞跃，由改良派而革命派，然后上升到共产派，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书记。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领导工作，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①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派活动，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初，他蜕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此后不久即被国民党逮捕，坐了５年的监牢，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获释出狱。这时，他反对托派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主张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终于未能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洪流。此后不久，他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以度晚年。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漫长曲折。如果从中国近代史上寻找出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那末，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他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他虽然“不怕打，不怕杀”，但“最厌恶杀人”；他疾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①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象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于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
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他创立过丰功伟业，也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下午病逝于四川江津鹤山坪，享年６３岁。
陈独秀的一生，功大于过，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且富有魅力的历史人物。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死了，进了棺材，他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了，再也不会增添什么了，这时可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评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只有“盖棺”才可能“论定”。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历史上一些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很久之后，人们还是对他争论不休，各有各的“论定”的说法。而且“论定”之说又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更。现在笔者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自不敢妄称什么“定论”之作了。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论文，尚且如此。论人，则需要“顾及”的方面就更多了，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如果于无意之中写了些“说梦”的话，则挚诚地希望苏第一监狱。陈独秀原“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同年八月中旬，完成《自传》两章，不久获释出狱，先到武汉，后入川。陶亢德催稿，陈独秀复信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书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审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
……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７年７月）后来，始终未能续写，《自传》两章写至１８９７年参加江南乡试为止，发表于《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５１、５２、５３期。
读者能做到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①并且，殷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陈独秀”这个名字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后期和二十年代是非常响亮的。人们听到陈独秀的大名时，无论是高兴也好，痛恨也罢，都像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如雷贯耳”。可是在这以前，却只有陈独秀其人，并无陈独秀之名。“陈独秀”
这个名字是他在１９１４年才开始使用的。
陈独秀一生用过许多名字，而且大多有一定的含义，并同他的经历和思想演变有所联系。现将他一生用过的名、字、号、笔名、化名，向读者介绍如下，并请修正、补充。
庆同是陈独秀的谱名。②据他的三子陈松年回忆，陈氏家族各代谱名中间的一个字，是由２０个字排列组成的，即“……
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③。“庆同”是陈独秀的第一个正式名字，但迄今没有发现使用谱名的资料。
乾生是他的官名（他的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乾，作健解。现在见到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即１８９７年冬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即署名“陈乾生众甫”。众甫是字。古代称嫡长子以外的诸子为众子。甫，是古代男子的美称。
①②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０年江州义门《陈氏宗谱》，安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元月。
③《鲁迅全集》第６卷３４４页，１９５８年版。
众甫，有时被友人写作“仲辅”、“重甫”，如１９２０年４月何如何。希颜之子汪原放说程仲辅即陈重甫。但陈独秀本人并没有用过这些名字。将“陈”字写作“程”，不知是什么原因，更令人费解的是陈独秀本人在给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写信时，也曾将自己的姓“陈”字写作“程”，如“程志孟”，或“陈志孟”、“志孟”。①这三个名字，就现在见到的资料，仅限于给汪氏叔侄写信时才使用。
陈由己１９０２年９月，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他在填写登记表时仍沿用陈乾生名字，②同时又为自己取名“陈由己”。这年他在东京加入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时，就是用的这个名字。③这时，陈独秀已经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回国以后，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并在该报发表诗文，署名由己。“由己”二字的含义，不妨顾名思义，照字面解释。
１９０３年５月３０日，《苏报》载有《再纪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学堂冲突事》一文，称“由陈君仲华演说拒俄，……”这次拒俄（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三省）大会由陈独秀发起，为安徽地区革命运动之发端。据查考在大会上演说者的姓名，“陈仲华”即陈仲甫。“华”字系“甫”字之误。陈独秀从未用过陈仲华这个名字。
①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６１页。
②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
③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三爱１９０４年、１９０５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力主反帝爱国，在该报发表了约５０篇文章，均署名“三爱”。曾经一度任该报《教育》专栏的房秩五说：“三爱为故人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笔名也。”①综合陈独秀这些文章的内容，分析他所提倡和反对的，“三爱”的含义大约是爱祖国、爱科学、爱自由。除在《安徽俗话报》上使用三爱笔名外，现在仅见到《论戏曲》一文（文言体，载于１９０５年３月《新小说》第２年第２号）是署此名的。
仲甫系众甫的同音衍变。１９０６年，作《曼上人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署此名。陈独秀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仲，指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
陈仲、仲均系仲甫的衍变或缩写。在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的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短文，大多署名“仲”，与友人通信，也常署一“仲”字。
“陈仲居士”。居士，指有才德而不仕的人，是对陈独秀的美称，正如友人或晚辈尊称他“仲翁”、或亲人昵称他“矮子”一样。他本人却不曾这样称呼自己。
①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卷四。
熙州仲子旧时文人喜用同自己有关的地名为自己命名。
陈独秀曾用“熙州仲子”作笔名为苏曼殊所著《梵文典》题诗（载１９０７年《天义杂志》第六卷）。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怀宁在隋开皇初属熙州郡，“熙州仲子”一名即由此而来。
盛唐山民苏曼殊在日本东京译《拜轮诗选》五首（１９０７年成书，１９０８年出版），其中“《留别雅典女郎》译诗四章，据苏曼殊《文学因缘自序》，谓系其‘故友译自Ｂｙｒｏｎ集中’”，又说“畏友仲子”如何如何。盛唐山位于安庆城区，因此柳亚子曾“疑心”这位译者或许是陈仲甫先生。我认为盛唐山既然在安庆，那么这位译者无疑是安庆人。苏曼殊习诗文常受教于陈独秀，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超绝的文人了”。曼殊学诗，“也由仲甫指导”①。在译拜轮诗选时，陈独秀也在日本，两人来往甚密。据笔者了解当时留学日本的几位安庆人的情况，我认为这位盛唐山民除了是陈独秀外，不可能是另一位安庆人。
女话小弟陈独秀青年时期，曾自篆一印章，曰“女话小弟”。女话是屈原的姐姐。陈独秀自譬屈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深。
独秀山民１９１４年７月，也是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东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同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１１月１０日该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的①柳亚子：《曼殊全集》（５）（北新书局）第７７、９页。
《〈双枰记〉叙》，即署此名。
独秀同期《甲寅杂志》还载有《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署名“独秀”。（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安庆除临江一面，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山，山山各其名，为什么他独独选中了独秀山为自己命名呢？因为“独秀”二字反映了他当时的胸怀和抱负。１９１４年，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进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跋徨苦闷的时候，也是陈独秀在酝酿创办《新青年》（翌年九月出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不是随手摘取一座山名为自己命名的。此后，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重要文章大多署名独秀或陈独秀。因此，这个名字最为人们所熟悉。陈独秀在主办《新青年》时，还常以署名“记者”的身份，答读者问。
只眼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的署名。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句：“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清代诗人赵翼在《论诗》中有诗一首：“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只眼”，无疑是目光迥异非凡的意思。
王坦甫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４日，上海法租界捕探在陈宅将陈独秀、包惠僧等五人逮捕、拘留。陈独秀化名“王坦甫”。不久，褚辅成赴陈宅，也被捕，拘留。“褚辅成一见到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１），四川人民出版社。
实庵、实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寸铁》杂文，大多署此名。“实”，作诚实解。“庵”，是小草屋。旧时文人多将自己的书斋称作庵。郑超麟曾经两次说起陈独秀在二十年代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曾署名“诚斋”。但尚未找到署此名的文章。
Ｔ·Ｓ是独秀二字英语饼音ＴＵ·ＨＳＩＵ的缩写。１９２１年６月７日出版的《共产党》第５号上发表的《告劳动》一文，即署此名。Ｔ·Ｓ·ＣＨＥＮ（ＴＵ·ＨＳＩＵ·ＣＨＥＮ）常用于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党内一些同志平时谈话常称呼陈独秀为“老先生”、“老头子”。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会议记录里，大多将陈独秀三字简写成一个“老”字。
致中据刘仁静回忆。陈独秀用这个笔名在《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发表《广州事变之研究》一文。
撒翁是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寸铁》杂文的署名。这时大革命已失败，陈独秀也已下台。据郑超麟解释“撤翁”是老头子撒手不管事了。
顽石、雪衣、儿、三户是陈独秀蜕变为托派以后的笔名。顽石，意指他将如顽石般地坚持他的观点。雪衣，表示他一身清白。儿，是燕子。三户，《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Ｄ·Ｓ、“Ｄ·Ｈ”，就现在见到的资料，是托派成员写文章、争论问题，称呼陈独秀时所用的化名。
明夷、夷、明宜、明、季丹这一组化名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和外界秘密通讯时所用的化名。汪原放曾说，不管陈独秀用什么化名，只要是他写的字，哪怕是用铅笔写的，也能认得出是他的手迹。①“明夷”，卦名，凡贤者不得志，忧谗忧讥，谓之明夷。由此可见当对陈独秀的心情。
根据以上初步的查考，陈独秀一生用过三十八个名字，即：庆同陈乾生众甫陈由己由己陈仲甫仲甫陈仲仲三爱ＣＣ生独秀山民独秀陈独秀记者只眼王坦甫实庵实熙州仲子盛唐山民女话小弟程志孟陈志孟志孟Ｔ·ＳＴ·Ｓ·ＣＨＥＮ致中
撒翁顽石雪衣儿三户明夷夷明宜明季丹
在这许多名字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他亲笔写的“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②。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１）第１２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
②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第一章 故乡·家世·童年{{动荡的故乡奇特的独秀山}}
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它南临滚滚长江，奔流不息；北靠大龙山，峰峦迭起，郁郁葱葱。城郊多丘陵，地势起伏不平，西北隆起，东南低洼，河流与湖泊相交错。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水面广阔，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安庆城里迎江寺内有一座古塔，名叫振风塔（又名万佛塔），屹立在长江岸边。振风塔建于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外有白石栏杆环绕，每角悬有铜铃一只，迎风摇荡，发出清脆悠扬的响声。振风塔从它的结构、外形、高度或经历风雨年代的久远，如与驰名中外的西安大雁塔，苏州的虎丘塔相比，虽稍有逊色，但它得天独厚，是万里长江岸边的唯一的一座古塔。登塔眺望，“不尽长江滚滚来”，只见它前浪引后浪，后浪推前浪，浪头到处，又掀起新的浪花，越过前浪，夹杂着泥沙，呼啸着向东奔腾而去。这川流不息的大江犹如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那浪花就像一代代的风流人物。振风塔自建成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和寻常百姓登临它的顶层，作歌赋诗，饱览大江两岸的风光。大好河山，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他们在这里生殖繁衍，耕作战斗，把山河妆扮得更加娇艳多姿。
站在宝塔的顶层，俯瞰脚下的安庆城，城里有座盛唐山（今市内登云坡），据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冬南巡狩时，来到盛唐，就曾登临过这座山。说是山，其实是座土丘。但山不在高，因人而得名声。在城西南６０里有异峰拔地而起，“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①陈独秀的这个名字，即取名于独秀山。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一生中用过许多笔名，化名②。最早使用“独秀”这一名字，是在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出版的《甲寅杂志》发表了他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双枰记〉叙》署名“独秀山民”；另一篇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独秀这个名字出现于刊物以后，他的好友汪孟邹曾跟他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陈独秀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可见，独秀之名来自独秀山，并非是后人所说的是他祖父给他起的名字。此处，他还用过“盛唐山民”，和“熙州仲子”作笔名，这些笔名都是借用安庆山水或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名称。
①参见本书《长话短说》一节所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
②《怀宁县志》卷二《山川》。
安庆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属皖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废封建设郡县，这里常属怀宁县管辖。东晋安帝义熙中，属晋熙郡怀宁县；隋开皇初，属熙州怀宁县；唐至德二年，属盛唐郡怀宁县。那时怀宁县县治在现在安徽省的潜山县。
宋初，为舒州同安郡，至政和五年（公元１１１５年）改为德庆军，仍属怀宁县。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１１４７年）时，取“同安郡”与“德庆军”中的各一字，改名为安庆军，这才有“安庆”的名称。安庆城是嘉定十年（公元１２１７年）筑起来的，到景定元年（公元１２６０年）在原基础上加筑成长９里１３步的城池。（即今安庆市旧城，其遗址尚依稀可寻）于是，怀宁县和安庆府迁址到这里。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１７６０年）将安庆布政使司（省）从江宁移到安庆，从此安庆成了安徽省的省会。省、府、县三级同治安庆城。
陈独秀生前说他是怀宁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一说法在今天则可能发生误解。因为现在安徽省仍然有个怀宁县，但县治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即由安庆迁至石碑，且与安庆互不隶属。
因此，说陈独秀是安庆人，这既符合历史情况，也符合今天的情况。
安庆市雄踞长江北岸，环山临江，且江面束窄，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古人说“可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跋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因此，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的东吴大将吕蒙曾在这里筑一座土城——吕蒙城，以抗曹兵。偏安江南的宋王朝之所以两次在这里筑城，第一次是为了防御金兵南侵；第二次是为了防御蒙古兵南下，并命名曰“安庆”，以示平安吉庆之意。这不过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的自我安慰罢了，事实上安庆常常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
元朝末年，红巾义军曾围困安庆达７年之久才攻克，元朝的统治也从此而动摇。明朝末年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率队攻打安庆。太平天国后期，安庆成了捍卫天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太平军与清军在这里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激烈争夺战。这山明水秀而又动荡不安的安庆，便是陈独秀的故乡。
{{小户人家的兴衰贫穷飘泊的寒士}}
陈独秀的远祖原籍江州义门，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迁居安庆，到陈独秀父亲时，在安庆已繁衍了１８世。陈家代代“习儒，而功名俱未显”。陈独秀的祖父章旭（字太占、亦字晓峰，１８１９—１８８９年）是候补知县。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称他“精明强干，……学问极其深醇，周济极其慷慨”。
祖母劳氏（１８２４—１８７０年），系怀宁劳秉全之长女。
大伯父衍藩（字霭亭，１８４１—１８６１年）是候补知州，也是虚衔。二伯父衍藻（１８４６—？），早殇。父亲衍中（字象五，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①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母①义门《陈氏宗谱》及《陈衍中先生传》，安庆市图书馆编《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１年１月。
亲查氏（１８５２—１８９９年），系查传芳之长女。叔父衍庶（字昔凡，１８５１—１９１３年）是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的恩科举人。
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四，有兄长和两个姐姐。
兄长谱名庆元（１８７２—１９０９年），官名健生，字孟吉，长陈独秀８岁，府学廪贡生。曾以同知候补沈阳。因大伯父无子，二伯父早殇，庆元兼祧衍藩名下，娶补用巡厅张懋勋长女（张啸岑之姊）为妻。
陈独秀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那时全家都住在“后营”（今海军一一六医院东隔壁）。“后营”原是清代的营房，后毁于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中，成了一片废墟，住着一些贫苦的菜农。陈独秀的姐姐曾跟侄儿松年（即陈独秀的三子）说，那时他们靠拣白菜帮为食，后来全家迁至安庆大南门培德巷东口。这段回忆未必确切，因陈独秀的祖父和大伯父虽无实缺，也是有俸禄的，而且叔父是恩科举人，陈家即使受战争的影响，也决不会穷到“靠拣白菜帮为食”。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于疫疾，这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周岁。①１９２１年，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请，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一次宴会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①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几个月”的说法不准确。
这个诙谐幽默的回答，使在座的人听了“呵呵大笑”。②他们连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都不知道，却听信攻击他的谣言。
陈秀独在《实庵自传》中说他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伏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明知族长和他手下的人，为人不正，却还是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查氏常常教育子女，“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但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自己孩子。陈独秀说，“她对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这是查氏对儿子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期望。“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耀祖”。“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①为陈家争这口气的是陈独秀的叔父衍庶，他在陈独秀出生之前四年，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而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②，真是官运亨通，一路顺风。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做官的时候，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起来。战争的双方都需要马匹，中国商人乘机贩运以获取暴利。
①义门《陈氏宗谱》。
②《实庵自传》。
马匹经过衍庶的管辖地，他便抽牲口税。这种临时性的税收，勿需上缴国库，谁收谁得①，自然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
大约到１９０８年，他觉着腰包里有了以万计的银两，也许还觉着天下乱哄哄的，大清江山不怎么牢靠了，“他识时识机”，挂冠而归故里。
陈衍庶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２００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８００亩。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投资银１万两，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在安庆有市房（铺面）近１０家②，在城里南水关（今革新街）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二个中院和一个后院（现为安庆市土产公司仓库），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大门楼有一丈多宽，高悬魏体字“窦宅”木牌，俨然是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衍庶晚年习汉隶、攻书画，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且对绘画有一定的造诣。陈独秀说原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是绅士们向来瞧不起的，但为时不久，这个小户人家就一跃而为安庆的名门望族，为邻里所另眼看待了。
陈衍庶虽然把陈家发起来了，可他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谢氏（１８６２—１９３９年）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因此在陈独秀５岁时，便过继给叔父做嗣子。叔父衍庶便成了陈独秀的继父，谢氏成了他的继母。①
②张湘炳：《关于家业兴败的回忆——访问陈松年》，《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４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张湘炳：《陈独秀家庭情况简述》，《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陈衍庶发财以后，还想发更大的财。１９０９年，他通过浙江巡抚增子固（衍庶在东北为官时的换帖弟兄）的关系，创办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与上海怡德英行订立购大豆３万吨的合同，在黑龙江对青山俄国车站交货；英商预付豆金沪银英商违约，私自在该处收购大豆，“致将豆价挤抬数倍”①。陈衍庶提出诉讼，经判决损失由英商赔偿，合同中止。但在办理这些手续时，买办姚某与英商串通，设下骗局，衍庶一不识外文文件，二无经商经验，以致受人愚弄。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英商通过外交部要求索还定洋，或交付大豆。这时陈衍庶有口难辩，只得变卖财产，这使陈家家产受到很大损失，对陈衍庶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忧愤成疾，于１９１３年去世，从此陈家家业衰落。同年１０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陈独秀曾经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袁氏爪牙倪嗣冲派兵抄了陈的家，抢走了陈衍庶多年收藏的书画珍品，从此陈家就越发衰败了。
陈独秀既然是陈衍庶的嗣子，他的胞兄健生也于１９０８年逝世了，那么陈家的全部家产只有陈独秀一人可以继承。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屣，像受洋人愚弄，发生了如此大的财产事件，他“还是不问不管”②，对家业的兴旺或衰落全不关心。后来，“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①
②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公牍》，《安徽公报》第６期，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８日。
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他说‘铺子不是我开的’”①，始终不肯去。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后，社会上传说他家拥万贯。１９２５年秋，英国劳动运动的左翼领袖勃劳顿到上海，由第三国际驻华代表团的介绍，与陈独秀会晤。勃劳顿问他国内外报纸常说你“家拥巨资，确有是事乎”？陈独秀边笑边指着隔壁房间所藏党内外文件，说：
“吾之财产，全在乎此！”②陈独秀走南闯北，从不依赖父辈留下的私产，贪图安逸的生活。他一生中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收入，常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是个穷知识分子，时人都称他为“寒士”。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里，对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和阿弥陀佛的大哥，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惟独对发家致富的继父却只字不提。这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一、陈独秀长大以后，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殃及家庭。
二、陈独秀的第二个夫人是原配夫人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两件事在陈衍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的，以致大嚷着要“退继”。而这两件事恰恰又是陈独秀执意要做的。于是继父与继子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继父既然不愿认这位“败家”的继子，而继子又何尝愿意承认这位封建卫道士的继父呢？但陈独秀对继母谢氏却是很有感情的。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陈独秀披麻带孝，还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①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讨厌那种虚与委蛇，拉拉扯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①翠芳：《陈独秀与中共文件》，《社会新闻》第１卷１８期，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②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讲演）。
{{凶狠的板子刚烈的性格}}
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有个绰号，叫“白胡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
陈独秀说：“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①陈独秀给杨鹏升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①
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有劲，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也许是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母亲的眼泪倒使儿子哭起来了。
只有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是陈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有丰富的爱，当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可见陈独秀的刚烈而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
陈独秀有一对尖锐的眼睛，炯炯有光。凡是他认准了的目标，就执着不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的老朋友章士钊说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①《实庵自传》。
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①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一生坐过四次牢，从不怕打，怕杀。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他为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专制，不怕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不怕断头流血。为了提倡文学革命“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②他号召“青年要立志走出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最高尚而优美的生活”③。陈独秀的性格刚强坚毅，具有开创革命大业的英勇气概。
然而，当他一旦把谬误当作真理，走入歧途以后，他也像一头犟牛，是很难回头的。１９２９年他被开除出党。１９３１年分子还瞧不起他，认为他是老机会主义者，不够托派的资格。
他却说：“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④抗日战争初期，他同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他对抗战的主张与中共的主张有若干共同之点，为此，一些托派成员骂他是“叛徒”。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三项条件，第一条要他“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在“三项条件实现后，①②③
④《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
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２卷６号，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
孤桐（即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①（指联合抗日或回到共产党里来——引者）陈独秀却始终不肯登报声明，还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②倔强执拗，我行我素，是他后来之所以脱离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愈来愈远的一个原因。
章士钊说这匹不羁之马“回头之草不啮”③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同他的社会活动如水乳交融般地密切相连，且相互影响。当陈独秀站在革命运动前列的时候，他以全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摔在后面时，便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他说“绝对不怕孤立”，这正说明他已经预感到他将一步步地走向孤立的境地，令人惊异的是他在孤立的困境中依然关心政治问题。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④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①②③
④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３０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
章士钊评陈独秀的原文为“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给陈其昌等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叶剑英、博古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①但他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认为“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③鲁迅先生的话，一语破的，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其中疾恶如仇则不尽然”一句是很中肯的，既没有全部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肯定与否定二者兼而有之。
陈独秀这匹“不羁之马”到了晚年，“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他挣扎于贫病交迫之中，贫穷和疾病也没有压服这位倔强的老人，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文字学，著书立说。①②
③《鲁迅全集》第６卷５６页。
《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
静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古今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７年７月。
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却托人退还给张国焘，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①陈钟凡曾赠诗与陈独秀，曰：“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②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赋诗一首，开头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这一切都说明陈独秀的倔强性格与他的一生相始终，并渗透在他一生的功过是非里。①
②雪云：《陈独秀诗录略注》，《革命史资料》第５期，１９８７年２月。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的晚年》，《掌故月刊》，１９７２年４月。
第二章 青年时期
{{院试夺魁婚姻子女}}
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
大哥孟吉（府学廪贡生）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陈独秀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除习经书外，就教我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死后谥“昭明”）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录选先秦至梁八百年间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其中主要是诗文、辞赋和杂文。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①而且在《自传》里还自①《实庵自传》。本节下文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书。
称是“选学妖孽”，①可见他对这部书是很下过一番学习功夫的。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生长在书香世家，却“看不起八股文”，这不是祖父的板子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也不是他这时已经受到了什么新思想的影响，而是他自小就讨厌刻板的束缚个性的东西。然而，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唯一“正道”是走科举的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
陈独秀看不起八股文，这“使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他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弟弟“习八股文”，一面他知道弟弟“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在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他的《昭明文选》。
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县考府考②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①
②从士子到秀才，先参加祖籍所在县的县考，及格以后，参加府考，再及格，再参加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及格，政府才正式承认为“生员”，即通称秀才。
选学，指《昭明文选》。“选学妖孽”是钱玄同在１９１７年８月提出的批判旧文学，响应文学革命的口号。
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应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想必将是名落孙山之外，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①，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这种毫不考虑后果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简直是跟科举开玩笑。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这时候只因为他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才觉着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中了第一名秀才。
陈家本来有一名举人，一名秀才，现在又增加了一名年轻的秀才，于是地方绅士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了许多神话，说陈家“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于是，富户人家争先恐后地托人来说媒。陈独秀的母亲对这些当然是“大乐而特乐的”。
他也因母亲的“快乐”而感到“高兴”。至于对科举，他虽然中了秀才，从此却更加鄙薄它了。
①把四书中的某一文句的下半句，与下一文句的上半句拼凑而成，谓截搭题。本题所引原文：“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老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
在许多富户人家托人来说媒的，有安庆统领高登科。高登科，字敬亭，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话人。高出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路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４０００余亩。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继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弦阜阳元家女儿为妻。元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元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①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１８９７年冬，陈独秀１８岁与高晓岚结婚。②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勿关重要。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
高晓岚长陈独秀３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１９２７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①
②陈独秀哪年结婚，无文字记载，也无确凿之回忆。陈松年说只能按长兄延年的生年（１８９８年）向前推算一年。
马启荣、蔡亚樵：《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未刊稿）。
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而陈独秀本来就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不久又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转向了康梁派。婚后，他们夫妻关系，如果说原来还有爱情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候也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陈独秀东渡留学时，“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口”。①陈独秀经常在外走南闯北，思想日新月异，而高氏则足不出户，墨守成规。两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越来越合不拢。这对高氏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她的婚姻观本来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而陈独秀却无法忍受得了。
高晓岚有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略识文学，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１９１１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衍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大门。
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与高君曼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到民国元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与君曼同居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在那个时代，男的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女的却照例要蒙受最大的不幸，她心中虽然不满，但不外露，郁闷于胸，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
的生活。
陈独秀同原配夫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他和孩子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但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大约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把延年、乔年兄弟俩叫到上海，“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君曼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姨妈，也是继母，看到孩子这般受苦，曾“流涕不已”，托潘赞化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跟潘赞化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①陈独秀本人就是自创前途的，他也按照自己成长的方式，去教育他的下一代。
不久，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也晋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每人每月五元的生活费。延年、乔年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因工作关系，父子常一起出席党的重要会议，但几乎没有一起过家庭生活。延年给父亲写信时称“独秀同志”而不以父子相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９２８年２月延年、乔年兄弟俩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他们的母亲高晓岚悲痛万分，身体越发虚弱，加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
上患肺病和妇科病，于１９３０年去世。三子松年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松年在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小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一男一女。女名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子名和年，今健在。１９１５年５月，高君曼患病咯血，数年后，陈独秀又另有新欢。大约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早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以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盖了两座草屋，约１０余间，置地数十亩①。君曼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陈独秀每月给他们５０元生活费②。一对经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现在也散伙了。
高晓岚去世时，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这时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和独秀的婚事仍然有所非议。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呼君曼为舅妈，却偏叫她小姨。君曼气愤地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独秀）是怎样称呼的？难道也叫姨夫吗？”据和年回忆，他母亲君曼从安庆回到南京以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３７年因患癌症也离开人世了。
大约在１９３１年，陈独秀与上海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潘兰珍结为夫妻。潘氏，江苏南通人，１９０８年生于贫苦农家，较陈独秀少二十九岁。两人结合以后，陈教潘读书识字，进①
②汪原放日记。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行启蒙教育。潘忠厚善良，待人热情慷慨，有舍己助人的优良品德。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她也到南京租了间破屋住了下来，就近照料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惟一的幸事。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１９４９年春，因患子宫癌死于上海。①
{{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紧接着就参加江南乡试②。
陈独秀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果却名列榜首。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他所以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试的动机，不是为了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①
②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中者为举人。清顺治二年，设江南省。康熙六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但两省乡试仍合并举行。
张君等：《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３年第２辑。
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夏，１８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人，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３场９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里对这９天的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到了八月初七日〔即阳历９月３日〕，我们要进考场了。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点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
‘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有１５０年的历史了。因为吴敬梓（公元１７０１—１７５４年）在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一百五十年，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而绝大多数的童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的关口。吴敬梓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伏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后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称赞西人治国有法度，并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以究其进步之原因。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后从学于康有为，并深受其影响。康、梁是维新派的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进步影响。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往往同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国内政治形势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的。
早在１８８８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国事日蹙，便第一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１８９４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小国打败，并割去了台湾宝岛，赔款库平银二亿两，还允许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这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战争的失败与屈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是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
１８９５年５月２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１８省１３００余名应试举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和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六月间，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１８９６年８月，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因循守旧，以致“万事废弛，卒致疲敝，不可收拾”；历数变法之利与守旧之害；阐明变法是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时务报》以其鲜明的变法态度，新颖的改革主张和泼辣的文风大受知识界的欢迎，于是行销日广，风靡全国。陈独秀首先接触到的正是康梁派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他前往南京参加乡试时，正当维新运动步步高涨的时期。
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①又说：那时“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②康梁派的思想扣开了陈独秀的心扉，鼓动着他的思想翅羽，灾难般的乡试鞭策着他，他开始起飞了。
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外，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以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①
②《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２卷２期，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日。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５期，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４日。
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①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俄国的怂恿之下，于１１月１４日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有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②他在这一年的岁末，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从这三篇文章的题目看，都是论述加强江防建设的，堪称是姊妹篇，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湖中水师》一篇不知是否写成了，就是已经成文脱稿的《扬子江筹防刍议》一篇，现在也难以寻觅。惟独《扬子江形势论略》一篇为安庆市图书馆发掘了出来，这是现在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著作。
陈独秀身居较闭塞的安庆，但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华的动向及意图。《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于是“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①
②以下引文均见《扬子江形势论略》，原件系木刻本，藏安庆市图书馆。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２卷４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陈独秀撰写此文之目的，是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并希望政府采纳他的意见。
《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７０００余字，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
他在论证武汉三镇的重要战略地位时，认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倚城设立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而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置炮台。阳逻，“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北倚袁家湖，南西皆临江，北道为界埠，中有数小山杂错，三面巩固。……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无隙可乘矣。”另“宜于退谷基址稍增高于上安置炮台堡，使台顶与山平。炮台倚山为护，炮弹可及敌舰，敌弹难伤炮台。此处若为敌所据，则武昌不击而下矣！”
他特别重视长江口的江防设施。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因此，“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遇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
“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申〔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使人感到惊异和钦佩的是，这位１８岁的年轻人竟然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其实他这时除了因参加乡试去过一次南京，并没有到过其他什么地方。《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不仅说明陈独秀从青年时期起即怀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而且学习勤奋，且多思、善思，头脑敏捷。
《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的主旨，在抵抗列强的侵略，陈独秀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向清政府陈述加强江防建设的意见，而所谓“防内乱”（指类似前不久爆发的太平军起义）虽然在全文里仅是附带一笔，却是明显地站在清政府的一边，是为维护它的安全而说话的。陈独秀认为这时的清政府还是可以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利益，能抵抗外国侵略的。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
因此，《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所谈的都是军事问题，不谈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由于陈独秀这时还不认识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思想的领域及其发展的高度均不及康梁，但主张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这一基本点是同他的前辈一致的。
热爱祖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同的先进思想主流，然而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发展大体上都是逐级前进的，由改良派、民主革命派，而上升到共产主义派，每前进一步，爱国主义思想便随之得到发扬。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因此越是后来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思想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所需要的时间就越是短促。
陈独秀在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的血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清王朝的顽固派反对任何的革新，从而迅速地促进了一些先进人物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因此陈独秀不需多少时日，也勿需要他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康梁派，就已超过了他的前辈。这是今天为什么无法发现陈独秀有较多的康梁派言论资料的根本原因。
{{东渡留学发动拒俄运动}}
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后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就被嗣父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１８９９年，独秀得知母亲生病，便同大哥孟吉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后来陈独秀在悼亡兄孟吉《述哀》诗里所写的“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
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①就是指的这一段经历。兄弟二人分别以后，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陈独秀到达东京自费留学，进东京学校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③。那时，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一年比一年多。１９００年，约一百人；１９０２年增至二三千人；１９０５年，多达五六千人④。他们大多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而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的日本，便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样板。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两国文字有相同之处，日本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到日本留学的青年愈来愈多，东京一时成为中国先进知识青年荟萃之地。
陈独秀到达日本的前一年，１９００年，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围剿义和团。同年８月，维新派的勤王运动失败，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醒悟，从康梁派转向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１９０１年７月，清政府与１１个国家订立《辛丑条约》，使中国又一次蒙受奇耻大辱。这个条约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从此清政府完全屈服，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陈独秀①②③
④苏贵民：《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中国留日学生史》。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
《述哀》，《甲寅杂志》第１卷５号，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０日。
恰恰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时期，来到东京留学的。
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成立于１９００年，是留学生中最早的团体。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同年下半年，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创刊，它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特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①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因此一经译成中文，不仅在留学生中流传，也风行于国内知识青年中。留日学生秦力山、沈云翔等正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首先于１９０１年５月在东京创刊《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倡推翻清王朝，从思想上同保皇派划清界限，留学生中开始出现了政治思想的分野。陈独秀一到东京，他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
留学生的分化反映到励志社，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②激烈分子鄙视稳健分子为官场走狗，励志社“渐次变质”，陈独秀和张继等虽是“后参加”励志社①
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１５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９８、９９页。
的，但“先脱会”了①。
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
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②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③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便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１９０２年９月，陈独秀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④。这时留学生中的政治分野日益分明。同年冬，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
关于团体的名称，有人说意大利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团体，因而主张定名为少年中国会。但“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清政府当局注意，不利于团体的进行，经再三研究才命名①②③
④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书。
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８２页。
《纪爱国新报》，《大公报》，１９０２年４月１９日。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３０页。
为青年会。青年会成立的那天，署名加入的有陈由己（即陈独秀）、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数十人，“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①陈独秀加入青年会，标志着他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
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文甫）常箝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１９０３年３月某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闯入姚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②并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③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于４月间被迫返国。也就在这时爆发了拒俄运动。
当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派遣了１７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义和团被镇压以后，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在１９０３年４月撤军。届时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营口，并于１８日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东北三省。２７日，沪上１８省爱国志士齐集于张园，一致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新约。邹容在会①②
③《邹容》，《民国人物志》第１９页。事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２９页。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６１页。
上慷慨陈词，竭力反对俄国侵略东三省。２９日，留日学生钮永健等倡议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得到大家的赞同。５月２日留日学生加入义勇队的有１２１人。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他与潘赞化迅即回到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
次演说会的规模及声势大大超过了１９０２年的那次演说。这天虽然大雨滂沱，但到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等约３００余人。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多立门外而听”，大会“众情踊跃，气象万千”，由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①
陈独秀先逐条揭露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说“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可是，“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陈独秀为了驱逐俄国侵略军，提出当前应做三件事。第一，要广泛地传播中国将被瓜分的消息，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第二，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陈独秀说：“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
①《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不许其爱国，恐不可得。”第三，要锻炼体魄，有了强壮的身体才可以从事农、工、商、矿等实业，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陈独秀演说时，还批评了那些“只保身家，不问国事”的人，向到会的人指出“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①陈独秀的演说“词情慷慨”，爱国心殷切，反帝意志坚决，赢得“满座欷s第”。接着有“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潘华（赞化）、潘璇华、葛光庭等２０余人相继演说。众人演说完毕，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②，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社章），向众宣布”③。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１２６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等④。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①②③
④《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７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９０页各地报纸目录中有“爱国新报”（安庆），但迄今未查到此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６日。
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①这显然是要推翻清王朝的。
陈独秀提出创立国民同盟会的主张以后，邹容于５月３０日在上海提出“创立一中国学生同盟会”，“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的法团，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中者也”。陈独秀和邹容的这些主张，当时虽未能实现，但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两位青年的伟大的政治气魄。拒俄运动的发展，也的确为建立革命团体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安庆爱国运动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响应，陈独秀的演说深深“印入”各校学生的“脑筋”。他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
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②。安徽大学堂校方因阻止学生参加抗俄运动，而酿成第一次大冲突。
当拒俄运动在东京留日学生和上海、安徽，以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广东、福建等省大城市的知识阶层中兴起的时候，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对清政府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希望通过请愿、游说的方法，促使政府抗俄，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但清政府对拒俄运动惊恐异常，惶惶不安。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
“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
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①
②《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３０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①。清政府对爱国青年的驱迫、镇压，使一大批从单纯爱国心出发而投入拒俄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面教育。他们纷纷醒悟，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奴仆，因而拒俄就必须排满，爱国就必须革命。这正如陈独秀在演说时所讲的，“那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中国才能得救。陈独秀在１９０３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
演说会举办一周之后，２４日，安庆知府桂英（旗人）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鼓惑人心”②。陈独秀等则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最多。参加演说会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③。安徽巡抚聂缉撬指名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到上海。然而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发育成长，等他从上海再回故乡的时候，安徽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地高涨起来！①②
③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８２页。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９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５日。
编辑《国民日日报》译著《惨社会》候，邹容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名著《革命军》。邹容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明确宣称“我们今日欲脱满洲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们欲独立，……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军》出版以后，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称赞。上海爱国学社机关报《苏报》（主笔为章士钊，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蔡元培等）迅速地向读者推荐，赞誉《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①。《革命军》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章炳麟也在《苏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改良主义的政见。清政府对此大为忌恨，于是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炳麟，邹容自动投案。７月７日《苏报》被查封，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同年夏天，当陈独秀逃到上海时②，“《苏报》案”已接近尾声，章士钊等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
１９０３年８月７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由谢少石出钱，外人高茂尔出面任经理，章士钊任主编。协助章士钊办报的有陈独秀、张继、何靡施（梅士）、陈去病、林懈等人。关于陈①
②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一文中说：“是年（１９３０年）夏间，陈独秀已在上海”（《甲寅周刊》，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９日。
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工作情况，章士钊在事后回忆时曾写道：这个报是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①。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②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章陈二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到了四十年代，章士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曾赋诗一首：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架。③《国民日日报》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而创立的，因此它的论调不得不稍稍“舒缓”，不能像《苏报》那样“峻急”。但宗旨依然是“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④因此，“发刊未久，①②③
④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３８７页。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１卷５期，１９４１年５月。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杂志》第１卷４期。
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①《国民日日报》摒弃了清光绪帝年号，改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从第八号起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仍不用光绪帝号，公然否认清王朝。《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因而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出自陈独秀的手笔。陈独秀既然和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那么《国民日日报》的指导思想和它的重要言论，至少是得到陈独秀的赞同或赏识的。
《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只有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即八月九日的《哭汪希颜》②和十七日的《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在前一首里有这样的诗句：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后一首诗是：“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③徒屈自由身。驰骋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诗言志”，这两首诗鲜明地表达了陈独秀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他认为要结束“三千年黑暗”的历史，只有实行“联邦新制度”。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政治目标，他决心勇往①②
③枉，屈；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汪希颜（１８７３—１９０２），安徽绩溪人，维新志士，早殇，是汪孟邹的胞兄，汪原放的父亲。陈汪两家是世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１３５页。
直前，甘愿在艰难险阻的逆境中，承受任何牺牲，且不计成败得失。而那种左顾右盼，看风使舵，贪图私利的人，简直如同羊豕一般。寥寥数行的诗句，蕴蓄着坚强的革命意志，表达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在《国民日日报》的同事里，与陈独秀结下终生友谊的，除章士钊外，还有苏曼殊，受陈独秀影响最大的也是苏曼殊。
那时，苏曼殊也同陈独秀住在一起，他翻译法国文豪嚣俄（即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世界》），连载于《国民日日报》。陈独秀对苏曼殊的译文，于“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汉文的才力可讲仲甫所启发。……
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曼殊学做诗也是在这个时候，“也由仲甫指导。所以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①陈独秀也说曼殊“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地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名师出高徒，苏曼殊聪明好学，不久即长于诗文和绘画，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柳亚子与曼殊也交往甚密。１９３５年他写有一首七绝：“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曼殊朋友定谁贤？”言外之意，苏曼殊的三位好①柳亚子编：《曼殊全集》（５）（北新本）第７７、９、１０页。
朋友，最贤的是陈独秀。
《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刊至第十一回的大半回时，报纸便停刊了。停刊的原因，一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纠纷；一是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该报，致使报社的经费更加困难。《国民日日报》共出版三个月零二十三天，同年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赁屋同住，不久苏曼殊离沪去香港。镜今书局的负责人陈竞全跟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①于是陈独秀着手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从第十一回上半回接续至第十四回。
１９０４年镜今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曼殊）、陈由己同译。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再版。１９１８年，苏曼殊逝世，由其友人胡寄尘将镜今本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删去嚣俄和陈由己的名字，变成苏曼殊大师遗著”，而内容则一字未改，仅在书名增一“悲”字，称《悲惨社会》。１９２５年春，泰东书局再版时，又恢复原名《惨世界》②。这本小说一版再版，可见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惨社会》曾被看作是我国首次翻译的雨果作品，但曼殊的译文“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③。自第七回起，译文中又添加了原著中所没有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名叫明①②
③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２８２页。
《曼殊全集》（４）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２８５页。
白，字男德（难得明白），其他人物如范桶（饭桶）、吴齿、字小人（无耻小人）、满洲苟（满洲狗）等都有露骨的影射作用。
《惨社会》实际上是借用了雨果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又取材于晚清社会生活的一部译、著作品，它直接反映了苏曼殊和陈独秀的思想。男德被塑造成正面人物，他扶弱抑强，舍己为人，听见“官府”二字，就不禁“火上心来”，①恨不能立刻铲除人间不平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男德说过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②所有这些攻击孔教、私有财产的言论，自然都是苏曼殊、陈独秀借男德之口来抒发他俩的胸怀。章士钊也说：陈独秀“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③。因而把主人公男德明白看作是这个时候的苏、陈二人的化身，该不会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吧！
怎样推翻千百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推翻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这确实是个“难得明白”的大问题，然而男德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陈独秀这时已经萌发了反对旧礼教的①②
③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３０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
《曼殊全集》（２）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
念头。十多年之后，由他首先发难，掀起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至于他真正赞同财产公有制学说，那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了。
{{主办《安徽俗话报》开发民智反帝爱国}}
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办报纸，作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陈独秀都亲身参加过。
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①，同该校学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陈独秀在去年发表爱国演说时，即痛切地感到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因此，他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但是，每次都受到清政府的压迫，他不得不离开安庆，远走他乡。现在他又回到了安庆，决心要实现他久已怀抱的愿望，于是约房秩五、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②。
《安徽俗话报》１９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①
②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
桐城学堂，１９０２年吴挚甫创设于安庆。
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①（现为中长街二十号），并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业务。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由陈独秀编好以后，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以后再寄回。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为桐城中学，由安庆迁回桐城县城，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东渡日本留学。
这时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求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并寄宿在科学图书社，贴给汪伙食费。据汪原放回忆：不久，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回答说：“就吃两顿稀粥好。”②从此，陈独秀住在图书社的楼上办起报来。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砖木结构，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每当《安徽俗话报》由上海寄来时，陈独秀最忙了。他“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默默地做着那些琐碎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楼下的客厅里挂着他写的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③豪放的气概与平凡的工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事隔十八年，陈独秀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①②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４页；又见《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手稿）。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第８期，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０日。
芜湖科学图书社，１９０３年汪孟邹创办，经营新书报和文化用品。皖南革命志士常聚会于此。亦不自觉。”①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还说“这两种主义，想来大家都是喜欢的。”因为“俗话报”“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每册大钱五十文。“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
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
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多识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总之，办这个报的主义是“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这就是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动机和目的。他的服务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是城镇的小资产阶级，是那些家境贫寒，没钱多读书的平民。为这些人办报当然不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字眼，而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②编写出来。
《安徽俗话报》既要“穷人买得起”，又要教他们“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因此，每期的篇幅不能太多；多了，成本①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１卷第２２—２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
贵，穷人买不起。而内容又要丰富多样，否则达不到“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的目的。因此《安徽俗话报》须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它是个三十二开本的半月刊，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每期四十页，共约一万五千字。每期篇幅不多，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并且门类齐全，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如条约、奏折等）和来文等十三门。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本门所刊文章主要是介绍太阳系的知识）三门。在这十六门中，除了论说一门是政论文章以外，其他大多数是文艺和科普方面的文章，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向读者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迷信等等的恶俗。蔡元培在二十八年后谈起《安徽俗话报》时，曾说：“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①《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翌年９月１４日（阴历八月十五）共出了二十二期。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至第十九期发表了约以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在这许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为了①
②长篇连载文章，按连载次数计。未署名文章，而显系出自陈独秀之手笔，未统计在内。
《独秀文存》再版《前言》，１９３３年４月。
反帝反封建，陈独秀此时已经开始宣传科学与民主了。
陈独秀在第一期发表的《瓜分中国》一文中，把俄、英、德、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分布及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究是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①强大昌盛的古代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衰亡了？这是当时先进人物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国度衰亡到这步田地，还是蒙蒙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
这“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②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独秀反复说明“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③他极力呼唤人民振作自强，挣脱天命观的思想枷锁。①②
③第５５页。
第８０—８３页。
第２７、２９页。
他说：“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亡。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天是一股气，并没有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那些宣扬天命观的人不过是叫人民“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罢了。①陈独秀所揭示的亡国原因，是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邹容也认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这个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在当时却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他们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们虽然抱怨人民落后，但并不鄙弃他们，而是声嘶力竭地向人民呼唤，通过具体事例，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心，扫除他们的愚昧和自私心理。
陈独秀论矿务，说铁路，指出矿藏是“中国人民的命脉”，“现在大都落在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让他们搬空了。”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铁路，“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们势力所到的地方”，这样下去结果是“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他积极主张由民间集资开办矿务，修筑铁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一不要政府的扶持，二不要依赖洋人。安徽省除去老幼贫苦妇人，“其余的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钱吗？”②由民间集资开矿筑路的主张，显然是表达了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愿望。陈独秀还列举国家的主权，如司法审判权、内河航行权、国防权等等都一一被外国剥夺了。他①
②第３１、７１、７２、３４页。
第８３、８４页。
如实地向人民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亡国惨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陈独秀认为捍卫国家主权，就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决不能依赖皇帝和政府的官吏。现在的国家大事，正是“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那些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一国非民智大开，国权牢固，国基总不能相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世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相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①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国家的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②陈独秀反对君权、提倡民权的思想的渊源，显然是来自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天赋人权说。
陈独秀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俗。他攻击封建包办婚姻“不合乎情理”，夫妻配合不当，成了仇人，“家都不安宁，那一国如何安宁呢！”提倡自由恋爱，婚姻大事“自己作主”。他讽刺敬菩萨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③白费钱财。
他十分重视影响广大人民的思想和风俗教化的戏曲，积①②
③第４５、４７页。
第５７页。
第５６、３０、６０页。
极主张改革戏曲，“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不畏强暴的仁人志士的事迹作题材，“排新戏”，“唱得激越慷慨。”“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和“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①
他提倡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事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话”（即推广普通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瞎念”，去“混那功名富贵”。他认为“天地间无论何事，都是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②《安徽俗话报》办得非常出色。无论是政治观点的鲜明，内容的丰富，或装帧的美观，都堪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比，是安徽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初刊时销售位。代派处也发展到５８家，除安徽本省外，在上海、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都有代派处。陈独秀通过办《安徽俗话报》还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先后有３０余人为该报撰稿。新中国诞生以后，安徽的一些革命老人，如潘赞化、房秩五、朱蕴山等，当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对《安徽俗话报》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说“最开风气”。①
②第９１、９３页。
第８８、８９页。
据孟邹说《安徽俗话报》办了２３期（现仅见到１—２２期），“再出１期，就是２４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陈独秀）商量，说好说歹，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①二十世纪的头五年，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一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③陈独秀的思想也是从排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综观《安徽俗话报》２２期的内容，可证明陈独秀在青年时期不仅思想敏锐，而且视野广阔，他触及到一些其他先进人物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尽管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化，他所批判的也未必击中了要害，因为他还需要继续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那里吸取养料，但他毕竟已崭露头角，初试锋芒。①②
③吴樾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５册第１２５５页。
另一说，因《安徽俗话报》载文触犯芜湖英领事馆，被迫停刊。笔者未查到有关此事之第一手资料。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页。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
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云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同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成立于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５日）也在积极准备，想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在长沙发动起义，并派主要会员宋教仁等到武昌，陈天华等到江西等地，联络当地革命志士，以作响应，共谋大举。
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集合在沪主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由杨、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主要会员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爱国协会的“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①。从此东南志士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就在这种形势下，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
陈独秀大约在十一月②间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室练习，聚谈”。陈蔡二人也就在这时相识共事。
１０月下旬，华兴会预谋的起义因泄密，未及发动，即告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１１月１９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所在地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后经蔡锷营救，获释），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①
②１９０５年６月出版的《安徽俗话报》第１９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说：
“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停刊三个多月，如是官府压迫或是报社本身的原因，如经费短缺等类事情所造成，陈独秀决不会含糊其词地说是“出了一件古怪事”。笔者认为，这件“古怪事”就是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请，去上海参加暗杀团。因此，将陈抵沪时间估计为１０月。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１４０页。
留了一个多月①，于１９０５年１月又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以后，暗杀活动在北方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员闻之丧魂落魄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
吴樾（１８７８—１９０５年）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高店人。１９０３年下半年，吴樾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独秀）、汪康年、潘赞化诸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１９０４年夏，潘进化（赞化的兄长）转达陈独秀对革命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同时还介绍革命志士赵伯先的情况，告知大家赵不久要到保定洽谈。②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几乎都和陈独秀有联系。
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１９０５年７月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③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①②
③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补遗》文末《编者白》，《学风月刊》第４卷６期，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①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
陈独秀从报上得知狙击五大臣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在保定的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烈士生前所托，将孟侠“交存意见书原稿，回寄与陈”。②１９１１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③就是深切悼念吴樾烈士的。
陈独秀在１２年以后，对暗杀活动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①②
③《曼殊全集》（５）。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赵启录：《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２９８页。
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①然而在二十世纪初，陈独秀虽不曾胸怀炸弹或腰藏手枪去做那英勇悲壮的行刺活动，也毕竟积极地参加了暗杀团体，和暗杀活动的谋划，那时，他也免不了“个人浪漫”的色彩。
陈独秀回到芜湖以后，他的主要活动，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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