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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地方志 -> 民风民俗 -> 概览
阆中古城瘟祖会
作者:刘先澄
这是阆中名城研究会副主任刘先澄关于瘟祖会的文章。该文既从学术的角度,又从自身记忆出发,情理兼备,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阆中旧时瘟祖会风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阆中每年五月都要举行古代流传下来的“瘟祖会”,俗称“五月大会”。这是方园几百里最隆重的民俗节日,也是川北宗教团体和各阶层民众都踊跃参加的、盛大的文化经济活动。
谁是瘟祖?
举办瘟祖会的目的是躯除瘟疫病邪,保佑健康平安。
瘟疫,古人称瘟、温、或疫,是指一些传染性疾病。在民智未开的古代,医疗条件低劣,人们对这些可怕疾病,极为恐惧,认为是鬼神作祟,因而乞求神灵保护。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的瘟神,有“三鬼五瘟”之说,其名称提法不尽一致。 最早是纬书记载,疫鬼有三。《礼稽命征》说: “ 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为小鬼 ” 。 较多的说法是“五瘟”,指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林邮斯,总管中瘟史文业,合称“五瘟使者”。南宋天心派道士路时中在《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三《段断疫品》中,论述瘟神行瘟之由及制瘟之法时说:世上因“人心破坏,五情乱杂”, 故“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气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据说,若能知瘟鬼名字,鬼不敢加害,三呼其名,其鬼自灭。元、明时代屡有增纂的《三教搜神大全》,还为五瘟神作传,其卷四《五瘟使者》说,隋文帝诏封“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的五方力士为将军,立祠祭之,以祈免除灾病。后匡阜真人游至祠中,即收伏五瘟神为部将。然而自隋朝以来虽年年祭祀五瘟之神,恳请不要散播瘟疫,却总难遂愿,瘟病依然流行。人们期盼一种文明的力量战胜瘟神,而不是被动地去向它们乞求。于是,一位文化之神施展神力,终于在敕法台制服了“五瘟”。人们称这位神灵为“瘟祖”,他定居于梓水和潼水之滨的“帝乡”梓潼县,被尊奉为“梓潼帝君”,亦即后来因皇封改称的“ 文昌帝 君”,人们在梓潼 县 七曲山建大庙祭祀他。
传说中的瘟祖是梓潼帝君的化身。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风俗志》说得很明白:“瘟祖之神俗谓梓童(潼)帝君”。七曲山大庙在文昌主殿侧有“瘟祖殿”,瘟祖塑像右手持如意,左手形似鹰爪。相传梓潼帝君降服五瘟后,专司“收瘟摄毒、扫荡污秽”之职,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因此梓潼帝君又被尊为“瘟祖”。于是,“瘟祖会”应运而生,对梓潼帝君亦即 文昌帝 君的尊崇,与祭祀瘟祖很自然地结合起来,文化人领头,宗教界乘势,士农工商和城乡百姓都踊跃参加。
文昌来由
过去人们崇拜的文化圣人, 有“ 北孔子,南文昌”的说法。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普遍崇祀的文化神灵,每家堂屋神龛正中“天地君亲师”牌位上,小字写有“文昌帝君”。 道家说,文昌星宿历七十三世化生,于晋代由越西迁来定居于梓潼七曲山,名张亚子,极其孝顺父母。后来仕晋战死,历代加封,成为主宰功名利禄的大神“梓潼帝君”。 《明史?礼志》篇说他在晋孝武帝宁康二年自称蜀王,起兵抗秦,兵败战死。因他通晓诗书,谙熟医理,在乡间治病施药,济困扶危,而且义气豪爽,刚直不阿,深受百姓爱戴,他死后,人们建庙祭祀。 天宝年间,唐玄宗避乱入蜀。路过七曲山,夜梦一书生告诉安史之乱已平。到成都天回镇,果然听到捷报。玄宗大喜,回程再到七曲山,见庙内塑像如梦中儒生,即封张亚子为“左丞相”。地方小神受到皇封,从此身价倍增。唐末僖宗避黄巢起义,也逃往四川,在这里又加封张亚子“济顺王”。宋代几朝皇帝又封他“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英显王”、“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等。明朝皇帝也几次封他为王。皇家推崇的神仙,道家更刻意发挥 ,南宋时便有了“文昌星官”、 “梓潼帝君”张亚子奉玉帝之命“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的故事。 元仁宗延佑三年( 1316 ) , 张亚子由“梓潼帝君”又被封为“文昌帝君”, 两者遂合而为一,从此成为天下共祀,专司功名、文运、利禄的大神。于是文人和道家、儒士争相以文昌帝君之名,采取“天启”、“神谕”、“降笔”手段,以洋洋数千万字为文昌制作经诰文章,张亚子成了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其作品博大精深,囊括天文地理、文史经哲、星冶医方等所有文化知识。最著名的是一篇劝善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有关文昌的经诰著述,形成了揉合各种文化特色的文昌文化体系。梓潼帝君是文章和科举之神 , 宋代对他的信仰随科举的革新发展而大盛。民间传说士大夫祭祀张亚子得风雨送,必能官至宰相;进士祭祀张亚子必至殿魁。王安石幼年祭拜张亚子,果然官至宰相。 因此读书人十分虔诚地尊而祀之 。元朝称文昌帝君以后,学子们在入场考试前务必祭拜文昌。 明朝时天下学馆都立文昌祠。清朝规定,每年二月初三为文昌诞辰纪念日,朝廷派员参加祭祀活动。 其实不仅读书人,城乡百姓也都经常祭拜,因为文昌既管功名,也管利禄,不仅可求考试高中,更可求升官发财,事业发达。 所以文昌信仰遍及全社会,尤其文化教育和与纸张文字相关的行业,如笔墨、文具、刊刻、印刷、书籍、装裱等等,皆供奉文昌为行业神。全国到处都建起祀奉他的宫观,仅北京就有七座供进京高考的举子参拜祭祀的“文昌宫”。 文昌帝 君自从降伏“五瘟”、担负“收瘟摄毒”之责以后,声望更高。他不仅掌管着人间的功名利禄,还保佑百姓康健平安,人畜兴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人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于仁爱慈祥而又法力无边的 文昌帝 君,这隐含着一种对社会文明的期望,一种对文化的尊崇。不仅仅是二月初三“文昌会”、五月十五接瘟祖驱除病邪的“瘟祖会”要大规模祭祀,各地还修庙塑像,平日里也殷勤祭拜。梓潼大庙建有瘟祖殿,各地或建文昌庙,或在城隍庙中建祭祀文昌瘟祖的殿阁神龛。阆中城中建有川北最大的文昌宫(原酒厂处,现仍有“文昌宫街”),川北道黎学锦在东园旧址重建锦屏书院时,在前院建有文昌阁。农村中也到处建有祭祀文昌的殿堂,著名的有大像山东头的梓潼庙, ? 碧文昌大庙、河楼五龙庙文昌殿等等。明清时阆中是川北道、保宁府治所,梓潼为其辖地,举办“瘟祖会”自然更具规模更隆重闹热了。 文化盛会
《阆中县志》说:“五月十五日为瘟祖会,旧在城隍庙后移于太清观(即南岳殿)中,此会较诸会为盛”。据县志记载和老人回忆,其盛况有几个特点:
社团踊跃,全民参加 。县志说,文化教育和相关的工商企业团体分行业认股参与办会,“分数十行,各行咸先期于殿外结板屋(搭棚)为公所,以便执事”,也供该行业宾主观光休息之用。各行都有一班子人负责,行业的组织工作先行登场。总会首由文昌宫的常任主持者担任。笔者的祖父、前清拔贡 刘泉祚 先生在民国时期曾被推举为会首。据长辈和姊、兄回忆,??中学校长 陈?? 先生,因吃祖父配给的药面戒烟,所以每次都积极主动捐款办瘟祖会,有时认捐总额之一半。各行业社团和乡绅店铺也都主动捐集费用。农历五月初五举行“息瘟大醮”(一种由僧道为禳除瘟疫灾祟而设的道场),开始进行祈祷瘟祖祛病消灾的宗教活动。自初五开始,远近乡民陆续赶到阆中看会,周边县乡的官绅百姓和朝拜进香者络绎不绝。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些许愿、还愿的人,三步一跪,九步一拜,数十里、上百里虔诚地叩头行进,千辛万苦来到阆中赶会,称为“烧拜香”。五月十二为“迎(瘟祖)神日”,宗教仪式之后, 开始每晚“耍龙灯”。到十三、十四日,阆中城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到深夜,公共场所和商铺柜台、街道檐下到处有人席地而卧,就地休息。
文化演展,才艺荟萃 。据县志载,五月初五“醮天之夕,铙钹箫鼓响遏云衢,演戏十日,每夜焚香如雾,火光不息”。 主会场南岳殿外广场上,搭有戏台,城内张爷庙对门戏楼、大东街口、太平寺坝子、孝义楼等地,都是演戏的好地方。明清和民国初期主要是演灯戏。有“灯戏窝子”之称的老观、石滩等地的戏班子争相进城表演。 有竹枝词描写:一堂歌舞一堂灯,灯有戏文戏有灯。庭前庭后灯弦调,满座捧腹妙趣生。同时,还有川北民间歌舞、傩戏、庆坛戏、被单戏(口技)、杂耍、木偶、皮影、猴戏等十多种演出,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民间艺人大显身手,名人绝艺竞相献演,还有贤达名士和僧道高人“讲圣谕”、讲经文故事,古城成了异彩纷呈的大舞台,民俗文化的大看台,处处张灯结彩,处处锣鼓喧天,处处人潮拥动,处处笑逐颜开。民国 中期以后,川剧“大戏”最受民众欢迎,阆中及邻县的专业和业余戏班轮番登台。大幕和折子戏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几个戏班子还搭台演“对台戏”,以新戏或名角争夺观众,戏文情节和名角才艺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
“其所为灯山者,亦如上元时”。这是县志对五月十二迎神日开始、接连几天夜里“爬灯山”表演的记载。 在南岳殿广场入口处,竖起几丈高的树枝状木架,用柏枝搭建高高的“山”,上面安放数百盏麦面?成窝窝的“天灯”,灯窝里面盛菜油,点着灯草后,就成了一座“灯山”。木架主柱上插着无数把刀,有艺人表演赤脚踏刀“爬灯山”。这是最引人入胜的精彩节目,广场上人山人海。灯油燃尽时,“灯盏”烤成了又酥又香的面饽饽,看灯的人在喧嚷嘻笑中争着领取分食,据说吃了可保无灾无病,求子嗣的吃了可保生儿子。
瘟祖出游,万人空巷 。五月十五为“出神日”,是百姓接瘟祖“制瘟驱毒”的日子。午时三刻,“大炮”(巨型鞭炮)震响之后,抬着瘟祖神像开始举行盛大的游行,百姓夹道迎接祭拜,犹如到庙中请神敬神,“五月大会”进入了最高潮。县志说,“十五日神像出游,一切仪仗较诸会更鲜明整齐,男女之进香者,骈肩叠踪,随处拜跪,不必其至神殿也。”据老人回忆,游行的首先是打八仙鼓的队伍,每人头扎毛巾,身穿中式背心,左手握阆中特有的长柄八仙鼓,右手高举竹鞭,合着节拍敲打,威武雄壮,声震云霄;接着是边走边舞的高跷、长竿撑起平台举着金童玉女的“社火”、演示传统戏文行进的“地台子”、做降服瘟神造型表演的“旱船”,鼓乐齐鸣,锣鼓喧天,五彩缤纷,目不暇接。再接着,开路的鬼怪之后,便是古装兵勇呜锣开道,高举“肃静”、“?避 ” 牌子,高举二十四象的銮架仪仗队,最后才是金顶黄盖的神像大轿,抬着瘟祖 文昌帝 君、观音菩萨塑像,真如帝王出行一般。在后面的游行队伍里,还有喷火的龙灯,有边行边舞的狮子,有纸扎灯笼和泥塑神像队伍,还有车灯、牛灯、钱锟、乐队等等。最令人难忘的是旗、锣、号、伞和銮架组成的风光至极的仪仗队,这本是帝王出行才能有的排场,足见瘟祖出游规格之高。笔者小时候,还亲眼见过祖父雇工匠化锡制作金瓜、钺、斧、叉、刀、枪、剑、戟等銮架武器,摆成一排,威风极了;据说解放后都交给川剧团作了道具。更叫人神往的是向那些舞着游行的火龙施放“石花”,其实就是自家制作的烟花,做法是在小型的扁平石窝窝里充填拌好的火药,火龙灯来了,就抱起石窝点燃埝子向龙灯喷火,火花飞溅,光焰炫目,却不会烧人致伤。这“石花”是各家店铺事先都要准备的,商家在喷火时还要给舞龙者发红包(据说最后要汇集起来作队伍公用开支),无形中比赛着谁家喷得最“红火”,那一条龙灯舞得最精彩。游行队伍绵延几里长,街道两旁人声欢腾,拥挤不堪。队伍末尾往往是背着一把大算盘的“王胖子”,以奇异姿态舞蹈行进,逗得小孩们尾随嬉闹,看客们笑弯了腰。这大算盘的意思,是瘟祖保佑各行各业城乡百姓生意兴隆,安居乐业;也暗示瘟祖自有神算,发不得不义之财。游行直至深夜,倾城出动的人们还不肯散去,一直欢闹通宵达旦。以后几天,宗教和行业团体都还有一些余兴未尽的活动,直到五月二十之后才逐渐结束。
各行业团体到月底都要张榜公布收支帐目,末尾大字申明“若有瞒心昧己,神天鉴察”,有那一把大算盘算着呢,从未有过贪占办会经费的传闻。
阆中的五月大会,虽为祭祀瘟祖,其实是盛大的民间文化活动,同时也是大规模群众性的商贸交易活动。川北城乡的文艺表演集中于古城,各地的珍奇物质、名特产品、祖传绝活、独家手艺也跟着荟萃于阆中,办会期间无疑是商家店铺和零售摊贩生意最为兴隆的时段,不比今天的某些商品交易会逊色。据说许多买卖靠五月大会促成交流而兴旺,不少生意靠会期传播而经年红火,一些名特商品靠办会而蜚声四方,一些技艺绝活因参会而流传民间。怪不得商家都积极认捐办会;怪不得阆中办会名目繁多,除规模最大的瘟祖会外,还有佛教信徒的观音会,经贸界的财神会,文教界的夫子会,屠宰行业的刀儿节,袍哥们的关帝会等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节日。笔者以为,阆中之所以文化昌明,经贸繁盛,在古代和近代一直是川北的文化和经济中心,这类盛会的汇聚、交流和积淀作用也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可以说这种办会的做法,是前人传下来的一种经验,一份智慧,一笔财富。在今天发展阆中旅游、打造“西部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城市”的宏图大业中,经过对它们的“扬弃”, 应当是具有借鉴、继承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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