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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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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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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作者: -上传日期:2007/4/27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1947年春天巴金全家摄于上海复旦教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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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1904.11—2005.10.17)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巴金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到1937年,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等。1935年至1950年巴金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 


  2005年元旦,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是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巴金在他的《随想录》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

  在这本书里,他本着一个作家的良知,以及以史为鉴的目的,提议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以防止类似十年文革惨痛记忆重演。“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然而他提议的现代文学馆建成了,“文革博物馆”却因种种原因的牵扯,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只有等到“文革”结束即将的30年之后,才由民间兴建完成。2005年巴金以101岁的高龄的去世,意味了五四时代在中国的结束。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的解放,政权易手;从解放到文革,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在巴金身上是一个沧海桑田般的一百年。

“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1955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人。到了1957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1947年春天巴金全家摄于上海复旦教工宿舍

  到1958年,巴金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此时,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写法,茅盾的《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非正常状态终究莫名其妙得让人压抑,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他在发言中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美联社5月25日发表了巴金的这次讲话,并且评论说,“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美联社甚至还特意说明,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我们开始为历史支付利息了  
    
 
  今年我们损失了多位大师级人物:社会学家费孝通、物理学家黄昆、书画家启功、文学家巴金。大师这个名号可能因此有些贬值,但作为逝者的哀荣亦不必过于苛求。费孝通在世界上都堪称一种研究流派的开山祖师,大师当之无愧。至于有人说:“巴金逝世造成中国文学大师断档”,应该也是实情。

  巴金逝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谈到很多人借着这个由头重提讲真话的问题,无非浇自家胸中块垒,那么就算这辈人最后的狂欢吧——巴金之后,且看还有哪个家伙值得你们这样拿来说事?

  意思很明白,巴金恐怕是最后一个大师了。换句话说,未来很多年之内,也许我们再没有大师值得悼念!如果会做人并善保晚节,再下一拨值得悼念的大师可能要出在张艺谋这代人吧。但那要等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怎么也得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空了整整一代人还不止。

  当然历史并非一条均匀的河流,大变革时代出的大人物多些,承平年代杰出人物少些,大家也都理解。可是,造成多于一代人的断档,甚至矬子里都拔不出将军来,就很说不过去了。人生一种值得夸耀的地方,就在于你未必当真认识那些伟人,但是你可以说自己跟伟人生在同一年代。那么很显然,未来二三十年之内,很可能我们将失去这般聊以自慰的乐趣。我总觉得,我们要为历史上某一个非正常时期在这方面支付利息了。

  大师固然诞生于风云际会,但是大师更需要薪火相传的推送与继承。没有章太炎那一代大师,就没有鲁迅这一辈人;巴金若不是鲁迅的抬棺人,他自己的地位恐怕也要打些折扣。也就是说,真正开山立派的大师总是极少数,更多则是在传承中创新并达到自己的高度;同样,当你成为大师,你也必须承担起大师的义务,奖掖后进,发掘贤良,,比如鲁迅晚年之于左联。西南联大也发生过多起类似佳话,导师亲自把学生的论文翻译成英文拿到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些学生日后都有了大出息。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想一想,巴金这一代大师,可谓享受了前辈的恩惠,可是他们又在提携后进上做了多少事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金他们这一代人是要负责任的。

  你自然知道,我这完全是装傻的说法。哪一代人,如果条件许可,自己又够资格的话,不乐于提携后进、为大师不至于断档而努力呢?难道巴金这一代人就偏巧是自私的例外?这当然不是实情。实情只能是,当巴金们自己通过努力成为大师的时候,当他们有资格有能力考虑培养、传承下一代大师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这种培养或者说传承的土壤已经丧失了。它是大两个方向上同时丧失的,一个是体制禁锢了人的自由精神,再一个是封闭的环境隔绝了交流的渠道——我们同样知道,像佛祖那样自我悟道的人极少极少,更多的大师级人物都必须领带交流和思想的碰撞。这方面,恰好从章太炎到鲁迅到巴金三代大师都有所体现。老实讲以他们的资质,若在天马行空般创造历史,那是勉为其难;但是他们都幸运地生活在风云际会的大变革时代,生活在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因此只要自己超级努力并且不算太笨,大师未必就是不可预期的人生成就顶峰。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说,当巴金们有资格栽培下一代大师的时候,时代的大门却牢牢关闭了。我想大家一定不会误解我的意思。而大门重新开启,已经是三十年后的事情。这刚好与我前文预期未来二三十年我们将再没有机会悼念大师级人物相对应。

  这应该是一件相当令人唏嘘的事情。“历史的错误”是个大词,往往被滥情的人们所滥用。但是我认为,把“历史的错误”用在大师断档这件事上,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吧!的确我们生活在今天,我们眼睛望着明天,但是不应忘记,我们也正在为历史上的得失收获或者支付利息。很明显,如果说巴金逝世之前我们还勉强可称为食利者的话,那么现在终于要开始支付利息了,并且将一直支付很多年。这对我们未必公平,但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如果我们够聪明并且能够沉住气多做一点事情,或许子孙就可以不必有我们今天这种失落了。(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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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求死不得 巨匠巴金的晚年惨状 
 
时间:2006-02-25 GMT 关键词: 巴金 晚年 
 
 


  我们先摘抄一段新华网上的“巴金病史”——

  “1981年,巴金动作开始有些迟钝,1983年确定为帕金森症。1993年,巴金身体的主要问题由帕金森症转为内科……慢性支气管炎,是巴金的又一主要疾病……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的常见病……1993年后,医院大胆对巴金实行半治疗……1999年,巴金病情急转直下。从1999年2月病重到2004年2月,巴金的病时有反复……2004年2月,巴金肾衰竭,病情危重……2005年4月,发现巴金腹部腹水……10月17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段病史作何感想,我的感想是,太痛苦了。这段阅读过程是残忍的。说实话,当我得知我们的前辈作家巴金去世,着实替他松了口气。

  从1981年到2005年,近二十五年的行动不便以至思维枯竭,它是巴金作为一个生物人的客观经历。这里已经分不清是巴金生命力强盛还是现代医学发达了,或者二者相辅相成捱熬至此。巴金创造了一个记录,在我印象里,他是他那一拨老作家里活得最长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寿多则辱”,这幸运地没发生巴金身上,他被誉为巨匠,晚年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尊崇和爱戴,以至于成了当代的文学坐标和道德化身。但我更愿意使用“前辈”来认识他。他确实是个前辈作家,很前很前,甚至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被当代人集中摆放怀旧情感的时间区域。晚年病中的巴金已无著述,当然,也正是这漫长的二十五年中,他的作品被不断出版并被放置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一个事实,一个让人产生错觉的事实,似乎巴金和我们一样正在书房里勤奋地写作,源源不断地贡献出了新作品,而且是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个让我们产生幻觉的事实替代了真正的真实,那就是,巴金在二十多年前写完那本《随想录》就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了。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作为个体人的存在就是与疾病对垒的过程。

  据说,巴金本人曾要求安乐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并不想活得如此痛苦呢?(曹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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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逝世一周年:并不仅仅是遗愿 并不仅仅是怀念
 

    整整一年过去了。
 
  巴金老人已经走了一年了——一年前的今天,这位101岁的老人平静地离去,与他最怀念的妻子萧珊相聚,也与他亲密的好友沈从文、冰心等重新相会……
 
  或许如他所愿: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回到他出生的故乡,可以摸一下他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而不再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
 
  或者如事实上的那样———回归大海……

巴金逝世一周年:并不仅仅是遗愿 并不仅仅是怀念

别了,巴金

    有人说他是文学大师,有人说他是世纪良心,但在我们的眼中,晚年的他其实只是一个真诚、朴素,但又可亲可敬的老人,仿佛坐在阳光下的弄堂口,可以让每一位他的读者走近———虽然他那时已经不能言语了。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写下《随想录》的巴金在晚年一刀一刀地解剖自己———他念念不忘的是“说真话”。然而,老人离开一年了,真话在当今这个社会又有多少呢?或如邵燕祥所言,“说真话”成为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不受阻挠,不受窒息,不受遮蔽和歪曲,还有一个长远的距离。化作泥土是巴金晚年的心愿之一徐福生图
 
  老人念念不忘的更有关于建立现代文学馆与一座博物馆的建议,虽然后者至今仍没有一座有形的建筑物,但老人的声音是如此巨大———巨大到可以把那座博物馆建立在所有人的心中……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纪念巴金,与其说是为了怀念一个老人的一生,不如说是一次岁月的沉痛回溯,它请求我们返回到过去,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审视和设定我们的未来。”
 
  “纪念与怀念巴金,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但又是我们需要怀念、纪念的时候。”巴金研究专家、知名学者李辉日前在上海动情地说。28年前李辉从湖北只身来到上海求学,28年后在上海档案馆的一场“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巴金与沈从文、曹禺、萧乾”的讲座是他在上海的首次讲座,通过回忆巴金与沈从文等巴金好友鲜为人知的事迹,一个充满激情、真诚、痛苦然而又不无弱点的巴金鲜活地出现在听众眼前。

巴金与革命作家有距离

    从二十多岁起,大学时代的李辉便开始对巴金进行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与巴金、沈从文、冰心、萧乾等文化名人有过长期接触,并亲历了巴金写作《随想录》的过程。在他看来,之所以选择巴金与沈从文等人进行比较,是因为如果选择巴金同时代的人过于宽泛,而沈从文等三人很特别,巴金多次说过他的朋友中,“只有这三人最有才气”,但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与巴金的价值取向又有着很大不同,所以正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沈从文曾回忆说,巴金住在北京达子营的沈从文家中时,两人各自写作,但休息时经常“吵架”,文艺观点有很大不同,沈从文讲究艺术的节制,认为左翼文学过于注重口号与激情,巴金对此看法不同,认为有感情就要释放,然而两人吵过以后又是好朋友。巴金在其后的《怀念从文》中回忆说:“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诚,因为我们不把话藏在心里,我们之间自然会出现分歧,我们对不少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认我们有过辩论,却不曾有争论。我们辩是非,并不争胜负。”
 
  “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相处却十分融洽,让我相当长时间十分不解。”李辉认为,其实分析两人的相异处可以发现两人很多的共同点,这正是沈从文与巴金长期相知相契的原因:两人当时都是年轻作家,也是游离于革命以外,巴金其实有着很高的艺术才分与鉴赏力,其艺术品位是非常高的,“巴金一直把自己往无政府的革命者身份上推,实质上,他的艺术气质与沈从文等人是相近的。”李辉认为,巴金未认识沈从文时就阅读并称赏过沈从文的文章,巴金与革命作家事实上是有距离的。

巴金痛苦的不仅是身体

    在比较巴金与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在1946年后的经历变化后,李辉认为,当时沈从文与萧乾批评家身份更重,反对内战,走“第三条道路”,而在1948年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斥为“反动文人”,其后被迫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巴金则成为可以利用的文人,萧乾在1957年以后则成为右派,惟有曹禺,一直是个“不倒翁”,“这几位人中让我失望的也正是曹禺,他到1990年代心态还停留在1950年代,一直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曹禺自己也曾说过‘和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
 
  而萧乾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就是巴金写来的信,当时在医院,不知怎么后来就找不着这封信了,以至于怀疑身边的人拿了巴金的信,虽然后来有复印件,但原信却一直没有再见。
 
  在《怀念从文》中,面对沈从文辞世的从容平静,巴金说:“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巴金对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的感情很深,1989年我和他之间有过一次长谈,以后的谈话就很短了,巴老后来所写的《怀念从文》一文就是他的怀念,也是他的寄托。巴金晚年在1999年以后——大约有六七年光阴,我为他感到痛苦——并不仅仅是身体(的病痛),更有很多不应该他做的事与责任加在他身上,导致人民错误地理解他,而他又无法表达。”说下这段话时,李辉的神情似乎感同身受出那种痛苦,“当一个清醒的老人不能说出他想说的话,不能写出要写的文章时,去世对他而言未必不可以说是一种解脱,同时也减少外面加给他的不必要的责任。”
 
  李辉表示,巴金与沈从文等人交往留下的并不仅仅是作品,更多的还在于人格,“巴老去世了,但通过巴金与他们的交往,可以来认识我们当下的现实,甚至我们本身。”

追思:他的勇气

  杨益萍(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
 
  说到巴老,不说他惨淡经营的出版事业是不完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巴金就有密切的渊源。巴老所提的“把心交给读者”现在是我们的社训,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是关注出版物的社会价值,二是如何做到名家与新秀一视同仁。
 
  
李济生(巴金胞弟)
 
  巴金1949年前出版方面最主要的工作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晚年最重要的就是讲真话,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鲁迅最重要的就是言行一致,巴金活的时间比鲁迅长多了,但他活得也不容易,晚年的他的两个愿望,但现在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避开。他曾经说过违心的话,但他最终讲了真话,而且分析自己的主观原因——我要为他叫好!
 
  赵丽宏(《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
 
  他是一个平和真率的人,对年轻人尤其关心。
 
  我第一次看到巴金是在“文革”中一次批斗会上,那次他低着头,是屈辱的形象,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在我心中的形象。
 
  
周立民(巴金文学研究会)
 
  17年前,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随想录》中的文字时,还仅仅是个初中生,我不很清楚巴金不断鞭挞的“文革”是怎么回事情,我首先被吸引的是一位老人的真诚和亲切。他会给我很多建议:面对自己的内心,战胜自己的软弱;讲真话,独立思考……

纪念:《巴金纪念集》保留逝世“现场”

  巴金逝世后,在海内外读者中产生的影响面之广难以量计,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凝聚和反思的一个重要契机。由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编辑的《巴金纪念集》历时十个月,在巴老逝世一周年之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七十万字,共分纪事、追思、评说三大部分,全方位地搜集了巴老逝世后媒体新闻报道、追思文章和对巴老的评说文字,并配有珍贵照片。
 
  《巴金纪念集》编辑周立民表示,纪念集从文献保存的角度,尽可能忠实地保留了当时社会各界对巴老的追思,保留了巴老逝世期间的“现场情况”。另悉,巴金研究会网站也于日前正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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