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 :[ 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 ]
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
王东杰 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
作者:王东杰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ckzl. net2006-1-22 15:16:42
国家由“地方”组成。故一般情形下,地方观念与国家观念并不截然对立,有时 还可相辅相成。但遇到特殊情境,尤其是外患剧烈时,两者便常常发生严重冲突。但 即使在后一种情形下,其关系仍呈现出不少复杂的面相,难以概而言之。 以近代中国为例。20世纪初,一部分国人因对清政府救亡能力失望及受西方“地 方自治”的启发与鼓励,开始倡导通过“爱乡”来“救国”的思想。到了20年代,处 在南北分裂夹缝中的几个地区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在看似“分裂”之中包藏 着走向全国统一的目标。不过,其时也有人注意到“联治”思路确实存在着真正分裂 的危险。因此,在20年代中后期,更强调内部整合的统一观念就在国内舆论中取得了 压倒性的优势。30年代,随着日本催逼日甚,中国的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国家观念的 重要性日益显露,其思想说服力和社会号召力均大大增强,地方观念也越来越在国人 的思想论说中成为一个负面形象[1][2][3]。或许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研究 中,地方观念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的论述也把它作为国家统一的对立面而放 在一个天然受批判的位置上。这种情形在近年虽有所转变,但总的说来,其成果还有 限,对二者纠葛的复杂性尤需进一步探索(注:除已经提到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吴振 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刘伟《晚清“省” 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王续添近年有一系列文章讨 论相关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收杨念群编《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387-417页,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1年;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 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事实上,地方观念(感情)有时会成为刺激国家观念的一个重要动力。罗志田教 授曾注意到,咸同以降,随着湘军的兴起,湖南士人心态大变,开始日益强调湖南人 “对天下之责任”,表现出全国性的眼光[4]。不过,这种对于“天下”的责任感, 又是与对“湖南人”这一地域性认同的强调分不开的。与此类似,30年代中期,国民 政府确立了建设西南的政策,“僻处西隅”的四川开始由一个边缘性的省份上升为“ 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大大激发了川人对于全国的责任感,同时也增强了其地域性 的自尊心。其间的吊诡之处,值得讨论。 本文拟以1936年夏陈衡哲《川行琐记》(以下简称“《川》文”)一文在省内外 川人中激起的风波为例,对此问题稍做剖析。这场事件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大抵以川人 为主,持续时间不过20多天,即使从地方历史的角度看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小小浪花, 但其意义却并不因此而微不足道。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中央入川初期川人地方观念 与国家观念多层面纠葛的事例。 一 1936年2月1日,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夫人、新文学作家和历史学家陈衡哲 给“住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以及华中各处的许多朋友们”写了一封“ 公信”,讲述1935年底任氏一家四口人从北平搬家到成都的经过。3月1日,该文以《 川行琐记(一)》的题目发表在《独立评论》上。4月和6月,她又在《独立评论》上 发表了两篇同题文章,叙述她在成都的生活(注:陈衡哲的三篇文章分别见《独立评 论》第190号(1936年3月1日),第14-20页;第195号(1936年4月5日)第14-20页; 第207号(1936年6月28日),第15-21页。下引陈文,不再一一注明。)。 一开始,陈文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到了6月份,却在川人中激起了一场大风波 。风波起自南京。6月2日,南京《新民报》突然转载了《川》文第二篇《四川的“二 云”》,并用大号字加上了“她说四川女生不以作妾为耻/她说四川的鸡蛋没有蛋味 ”的副标题。据编者说,这是因为该报收到了一位川籍读者的来稿,对陈文表示不满 。转载陈文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陈女士观察四川的错误”。之后,该报又连载了《 川》文其他两篇,并连续发表批陈文章。 6月20日,主要的“讨伐战场”转到了成都。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 》的专栏作家“棉花匠”首先对陈衡哲发难:“陈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才到四 川不久。以一个妇女来到四川,而且又拖儿带女,奉行的是贤妻良母的职务,要想在 短时间内,观察四川的社会情形,以至于天文地理。我觉得陈先生似乎草率了一点” 。他的愤慨主要针对陈衡哲所谓的“二云”(陈说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 人间的鸦片烟云),尤其是鸦片烟云:“四川的烟民自然很多。可是,据我们知道, 陈先生来川的时候,四川的烟民,已经在减少了。陈先生偏要以过去的事实,以短时 间的天象,来罗织四川的罪状,使外省人得到了一个黑暗地狱的印象”。他表示,“ 陈先生看不惯四川的现象,一定不能再往下去了”[5]。“棉花匠”虽然批评陈衡哲 的文章,但把主因归结为陈太“草率”,措辞尚算温和。他也承认陈所说并非虚构, 但强调那都是“过去的事实”。他并指出,之所以不满意那篇文章,是因为陈的描述 使“外省人”对四川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此后,直到7月中旬,陈衡哲成为以《新新 新闻》为主的一些成都报刊的重点讨伐对象,每天都有相关文章或消息发表,“批判 ”程度也不断升级。据《新新新闻》7月5日宣称,“本报接到对陈衡哲女士污辱全川 质问文,直到昨夜,已达五百七十余件”[6]。可知反响之“热烈”。不少论者异口 同声指出,陈写《川》文距她来川时间甚短,就“妄下断语”,表明她原本就对川人 心存偏见。高中生萧参写给陈一封公开信,说:“你之尽量搜□四川的坏处,未始不 是□叫人‘改过迁善’的意思,但却言中有刺,处处都在讥刺着四川。这却叫我怀疑 你的叫人‘改过迁善’的态度,而想着你是在嫉恨着四川,对四川没有怀着‘友好’ 的意思”。既然是带了有色眼镜,也就处处见到不好的一面。”[7]一位署名“两极 ”的作者摘抄了陈文的一些段落,证明陈对四川的“花”、“鸡蛋”、“孩子”、“ 西药房”、“浴室”、“阳光”、“云”、“社会”、“文化”、“女生”、“成都 人”乃至“四川两字”“都不满意”,可知陈偏见极深。“两极”并特意强调陈的文 章发表在“外省出版的《独立评论》上”,暗示陈不是四川的诤友,本是存心诋毁[8 ]。陈文提到四川有“女生作妾”的现象,尤令妇女界反感。不少作者都要求陈衡哲 “拿证据来”。7月8日,华阳妇女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川》文已经构成了“诽 谤罪”,并致函各县妇女协会、各校女生参加诉讼[9](1936-7-9-10)。 如果说一开始的言论还带有“对事不对人”的色彩,用语也还客气的话,后来的 论者既已认定陈衡哲心存偏见,话题也集中在陈本人身上,措辞更是变得刻薄起来。 6月26日,《新新新闻》的另外一位专栏作者“乡坝老”也加入进来,说《川》文的 第二篇“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以为陈女士完全不是写的四川,却□□把他自己活活描 写出来了。描写出来他是一位天人”,“再换一句话来说,他是未来中国的代表女性 ,要等到物质享受发展到最高峰的未来中国出现的时候——不管美国来发展,日本来 发展都可以——他才能够移住”[10]。此处所说1-4节大致内容是,到成都后,陈衡 哲生了病。“在生活安定的情形下,你只要吃一片安斯辟零,洗一个热水澡,裹着棉 被睡一夜”就好了。可是在成都,除了安斯辟零之外,其他几件事是“做不到的”。 好不容易买了个在北京早已过时的小火炉,又没有匠人会安,而阳光又特别稀少。 比起后文的有些文字(“坏事全国都有,四川来得特别”),这几段其实算不上 什么。“乡坝老”很有可能当时只看到了这几节。他表示:“《独立评论》敝老看过 它创刊的几期后,便赌咒永远不看了。”因此本没看过陈文。但是“南京的读者,写 信来责问敝老,为甚么不将陈女士的大作痛加批评,词语严厉,并随时个剪附南京《 新民报》转载一篇(原文如此——引者),教我细读”。而6月2日的《新民报》只登 了这里所说的四节。即是说,如果陈衡哲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四川的话(陈的确 可能有先入为主之见,但也不像人们说的,是来成都一个多月就做出的判断。1922年 她随任鸿隽到四川住过半年时间,当时的印象就不太好[11]),“乡坝老”一样戴着 有色眼镜。他是先听说陈衡哲侮辱川人,然后再来读陈文的。因此还未读到值得生气 的地方,就已经发现了陈的“人格”有问题。 像“乡坝老”这样的先由耳食得到一个印象,再来读陈文的人还不少。“乡坝老 ”说,他在成都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找到《独立评论》。畅销报纸的专栏作者尚且 如此,一般人更可想象。多数成都读者是在7月5日《复兴日报》或6日《新新新闻》 开始连载陈文以后才读到全文的。因此,多无机会了解陈在第一篇文章中对四川的赞 美之词。如说重庆“许多机关真能现代化”、“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子,在四川的教育 界中——自重庆到成都一例都如此——似乎能不成问题的以她自己的资格来与社会相 见”,而“这一层在中国许多大都会中,却似乎还不能,或不愿做到”,以及四川“ 无论高山低谷,都是水肥土润,田陌整齐”,并因此想见了“四川农民的辛勤”。若 他们是从头读起,愤怒或不至太深。更重要的是,《新晚报》的大字副标题已经改变 了陈的原话:“再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 四川的情形却另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 苦的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 不以做妾为耻。”“有些”二字要紧。但是,批评文章都受了《新晚报》的影响,有 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个关键词。 作为主流知识分子圈中的核心人物,陈衡哲一向以救国为己任,决想不到自己对 四川物质条件的批评被人视为“洋化”。一位曾在重庆二女师读过书的旅京女生讽刺 陈“真不愧是在外国去跑了一次,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是在“当阔太太闹洋架子 ”[12]。另一位作者则批评陈“数典忘祖”,“炫耀我坐飞机,我乘过汽车,我住的 洋房,我用的外国火炉,我又呼仆而使侍”[13]。萧参说:“四川再‘原始性发达’ ,国是最爱的!尤其是爱用国货的。”而陈给四川人“开的药方”,“五样中就有两 样系外国货”(注:陈文为川人开的“药方”包括:掘除鸦片烟苗的铲子、销毁烟具 的大洪炉、太阳灯、鱼肝油、真牌社会工作人员。)。一位作者尖锐地说:“十分洋 气的陈博士,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贡献就是要中国洋化”,可是,“像这样的洋化,只 有殖民地化”[14]。 陈文表彰了一些“四川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如省建设厅长卢作孚、毕业于北大 法学院的新都县长、几位川大教职员,也常常征引几位“四川朋友”的话为佐证。这 篇文章又是以给“朋友们”“公信”的名义发表在同人刊物上。这都不免使人觉到陈 带有“圈子”气。而这又使不少无法进入这一“圈子”的非主流或非上层的读书人感 到“你们”和“我们”的分界。一位自称“军人”实际上是军校学生的旅外川人程天 杰评论说,陈衡哲的话,“只有”胡适才相信,还把它刊登出来[15]。“乡坝老”自 称根本不看《独立评论》,也表示对胡适、陈衡哲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不满(注:另 一方面,上层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很明确的“‘我们’意识”。参考章清《“学术社会 ”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力网络》,《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在“义愤”之下,有的作者开始在陈衡哲的私生活上做文章。当时社会上传说陈 爱的是胡适,因嫁不成胡,才嫁了任。“乡坝老”将此事拿了出来,暗示陈是“恨乌 及屋”:“或者因不喜欢与某川人结合,待木已成舟,然后向全川父老昆弟姊妹泻愤 耶?抑别有所指欤!”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下简称“女职校”)初级化工科学生 胡季珊在《新新新闻》“中学生”版说:“老实说,要吃够甜味的水果,有蛋味的鸡 蛋,嗅香味浓的兰花,这才是姨太太闹的臭架子。我总不相信吃了海水的人,也会崇 拜偶像。想做白话文祖师(指胡适——引者注)的如夫人,祖师看不起,又出让给冒 牌许由(指任鸿隽——引者注)。自己却做了玩物,还来骂人,丑死,羞也不羞?” [17]关于陈、任、胡的关系,社会上虽有很多流言,但成年人语多避讳,“中学生” 因“童言无忌”,用语便极刻薄。不过,胡文字虽俗却辣,似非中学生手笔,背后当 有“高手”参与。文章发表后,事件再起波澜。7月5日,《新新新闻》以外的成都各 大报纸都刊登了一篇署名胡季珊的“启事”,称文章是被人“借名”所作。但《新新 新闻》却说女职校“派其事务主任施某来本报强迫声明胡季珊女士文系窃名”,复“ 于今日在本市报纸刊登抹煞胡女士人格不惜一并包办之声明启事,其自外于川人,漠 视该校学生,莫此为甚”[6]。 6月底始,就不断有人威胁要以“侮辱川人”的名义将陈衡哲告上法庭。进入7月 以后,事情越闹越大。7月7日,《新新新闻》再次报道川省法律界人士正在研究《川 》文违法之点。名律师谢伯川主张提起公诉,并自愿作为发起人,各留省学会也纷纷 发表宣言反陈。在这种情况下,7月8日,任鸿隽一家离开了成都[18]。 7月5日,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复兴日报》也加入了批陈的行列,开始连载《川 》文。其编者按称:“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川行琐记》后,颇引起省内 外川人的反感。然而,陈衡哲这篇文章却为《独立评论》增加了销场,许多想一读《 川行琐记》的人们,不免有向隅之感。我们认为以陈衡哲的地位发出那样的言论,是 有加以批判的必要。特将陈之原作移载本报,使大家得以按其原文逐一批评。”[19] 此后,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诗文,较《新新新闻》更是“积极”。其中不少文字极为 下流,显系小报。该报在成都首载陈文,显然是出于“商机”的考虑,也反映出这一 风波影响之大。 当时还有人传言任鸿隽在陈的催促下,要求四川省政府和公安局查封报馆,一时 之间,批判陈衡哲破坏言论自由立刻成为不少文章的主题。这对陈这样一个西化的知 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重大打击。《复兴日报》的专栏作家“佛公”评论道:“我想 ,这事竟出之于与胡适之派的自由主义者论战中,是充分暴露了所谓民主政治者,是 资产阶级的政治独裁,是实用主义学者的思想统制。”陈文“是一篇有力的反动的文 化批判。因为《独立评论》是宣传美国资本主义的好人政府的喇叭。换言之,陈衡哲 的《川行琐记》,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国御用学者眼中的中国”,也 就是“文化领域中的汉奸”[20]。这段话总结了不少人文章中的内容并加以系统化和 “升华”,故“佛公”很是得意,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倘若 是检讨陈衡哲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底意识,那旁及于其‘朋友们’,是很有必要的。所 以,我认为,批判陈衡哲就应该批判《独立评论》。因为,他们是一个思想的集体。 ”即不把进攻目标局限于“湖南女子的陈衡哲个人”,而是要批判“《独立评论》派 的陈衡哲之徒”。然而,很遗憾的是,从当时的大多数文章看,“我们的确是以四川 人的立场在回敬陈衡哲。这就成了四川人与陈衡哲个人的法律问题”[21]。但是,此 事“不仅是陈衡哲个人的没落,而是胡适派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破产”[22]。 比起一般的“批判”来,“佛公”的立意确实要“深刻”得多。但是,此事本起 源于乡土观念,最容易打动人、最快见效的办法还是站在“川人的立场”上说话。“ 乡坝老”在报纸上对省女职校的批判就强调该校当局“屈服强权”,自外于川人:“ 我们到底不知女职校是四川办的呢,抑是陈女士私有?是用四川人的钱呢,抑是陈女 士自掏腰包?是以四川教育厅为上司呢,抑当奉陈女士为上司?”[23]而《复兴日报 》同期发表的不少批判文章,用字下流,格调极低,其实也只是满足了出自“川人的 立场”上的“自尊心”。 “佛公”把批判的焦点由陈衡哲一个人扩大为整个“《独立评论》派”,确是一 部分参战者心态的反映。首先被卷入其中的“《独立评论》派”成员当然是任鸿隽。 7月7日“乡坝老”在文章中“声明”:“本报之批评,之质问,完全是对事不对人, 而且只是对文,只是对《川行琐记》而发挥意见,始终没涉及陈女士令夫任君。…… 本报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是值得大家认识的。”[24]所谓“值得认识”者,是因为 其时已经出现了“涉及任君”的言论。事实上,就在同期《新新新闻》上发表的李思 纯(哲生)《评〈川行琐记〉》一文,就将二人相提并论。 李首先质问:“陈女士所指诸短处,为四川所独有,而各省除四川外,有完全无 短处可指耶?则我固有证据,以明其不然。陈女士何以独苛责四川?”李说这是因为 陈具有“殖民地中仅受肤浅欧化之洋奴故态”。即是说,陈虽处处显得“洋化”,其 实只得其表皮而已。这里另有一层背景:李思纯是法国留学生。欧洲人一向认为美国 文化“肤浅”,中国的留欧学生也受此影响,看不起任、陈这样的留美学生。 李进而开始质疑陈的“学者”地位:“平心论之,陈女士生平仅而[有]高中历 史教科书一部。若编教科书者便为学者,则上海各书局之学者遍矣。”“即陈女士尊 夫任先生,其《科学家列传》与《科学通论》,今之教员学生,凡中英文精通者,皆 能为之。任先生若为学者,亦尚须更有较高深之贡献,社会乃承认,遑论陈女士耶? ”[25]若仅从学术本身的角度看,李对陈、任学术水平的质疑,或非毫无道理。任和 陈确实属于因“时势造英雄”而“暴得大名”的一群。不过,李思纯质疑陈、任的学 者身份,意在瓦解二人在学术界与教育界的影响力,与当时一般社会人士的关注点显 然有异。一个重要原因或是李接近“《学衡》派”,与任、陈所属的新文化一派在思 想上本有差异,而李与成都教育界渊源甚深,恐怕反映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注 :关于李思纯的文化观,参考李德琬《鱼藻轩中涕泪长——记李哲生一九二六年晋谒 王国维先生》,《学术集林》卷11第27-2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记陈寅 恪遗墨》,《学术集林》卷13第1-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吴宓与李哲生 》,《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1923年李思纯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时,任鸿隽为 该校副校长,李译述法国学者郎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 年初版,1931年再版)一书,尚由任氏校订。二人关系是否在此以后出现了问题,待 考。不过,双方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平心而论,《川》文确使一部分外省人对四川产生了不良印象。陈自己就说:“ 有几位他们的太太不在成都的朋友们近来对我说,‘我们的太太看了您的第二公信之 后,不肯到成都来了,这怎么办?’”不过,四川形象不佳,实是久已有之,并非陈 衡哲的几篇文章要负责任的[26]。另一方面,作为新知识分子,陈衡哲与中国的普通 社会也存在着不少隔阂。据任以都先生回忆,陈回到北平后,说起四川,给任以都的 印象是“落后闭塞得不得了”。举出的证据是,“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 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要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 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 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 太落后了”[27](89-90页)。这就是陈衡哲不了解中国内地普通社会的一面。“女 博士”者,是报纸上的介绍。而当时的报纸和社会上又常喜欢给知名人士戴“博士” 帽。20年代的舒新城就说自己多次被人“授”予从“学士”到“博士”的各种学位, 这并不奇怪。因为“现在到过纽约、巴黎、东京的文人学士,回国不常被人称或自称 美国、法国、日本某某博士硕士吗”[28]?这话说于20年代,到30年代也不过时。盖 “博士”头衔本有吸引力,更何况是“女博士”,又在内地耶?陈衡哲在北平的上层 知识分子圈子里呆惯了,固可不以为然,但内地的一般人觉得稀罕,也在情理之中( 注:陈衡哲出生在上流社会家庭,可说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一向不甚了解,但她自 己并不清楚这一点。罗志田、葛小佳先生曾注意到,赛珍珠的小说《沃土》出版后, 江亢虎和陈衡哲都曾批评赛书“未能反映中国的真实”。“实则他们所指责的所谓不 真实,多是城市知识分子不甚了解的农村情形,今日当过知青的读书人会发现赛珍珠 的描述是颇接近真实的。倒是赛珍珠书中有些安在中国农民头上的西方观念,受西潮 影响的江陈二氏反能安然接受,并不指摘”。罗志田、葛小佳:《形象与文化:换个 视角看中国》,收《东风与西风》第35页,三联书店,1998年。)。 双方观念不同,自然难以融洽相处。在来看“女博士”的“他们”来讲,这未尝 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在被围观的人,便觉很不自在(注:指责这一情况表明了四 川文化的落后,也反映出陈内心深处作为“先进分子”的优越感。)。同时,陈衡哲 “又是心直口快的人,言语间常常透露出对四川的不满,可以说她是不太喜欢四川的 ”[27](90页)。爆发冲突是早晚的事。 二 1936年夏的《川行琐记》风波固是围绕陈衡哲文章发生的。但至少对一部分参与 者来说,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任鸿隽也。盖任1935年8月经国民政府简任 为川大校长,在川大施行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学校“国立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改 革涉及学校体制的诸多方面,也引发了各种矛盾[29]。其中,有关教师的聘任,尤其 引发了一部分人的不满。 从1935年8月任鸿隽刚刚接受任命起,成都的舆论界就猜测他会在人事方面做出 大的调整。虽然由于时间仓促,保留了大多数人的职位,但他决定废除旧的延聘规则 ,对教师一律重新加聘,却使很多人产生了危机感(注:《成都快报》1935年9月10 日剪报,存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8卷。)。事实上,任鸿隽一 直在外物色人选。1936年6月,任鸿隽从北平、南京接洽校务回来,在总理纪念周上 宣布,他在武汉、杭州、南京、北平等地联系了一批新教授。但是“因为本校现状下 的设备太不够,要真正的专家学者到此地来,非常感觉困难。这次请好几位先生,诸 位在报上大概也看到过。其余的各位先生,到了相当时候,再向诸位发表”[30]。按 其字面意思,这是说聘选教授的困难。但很多人却从中听到了更多的信息。 7月18日,在风波中一直保持沉默的《成都快报》报道,任鸿隽“本届暑期”决 定在省外新聘大量教授,一部分旧教授得知后“颇感恐慌”,“乃开秘密会议”,商 量应付方案。不意有一参加会议的教授向任告密。“任意更决,乃索性将曾经参与此 项协商会议之教授,除告密者外,一体淘汰”。为了防止消息泄露,任于赴京前将延 聘名单密封起来,待其启程之后,始行开封。未得到聘书者,占原教授数目的四分之 三[31]。 20日,该报又发表了川大某教授的一封信,否认了被解聘教授开秘密会议的说法 ,但证实川大确要更换大批教授。他指出,自从任鸿隽决定废止旧的教授待遇规则后 ,就使不少人自认为属于任氏心中的“将去之客”,存有五日京兆之心。他提出,川 大旧教授的资格事实上并不低。“即以此次之被辞退者而论,亦多数在省外有[之] 各大学执教多年,前届校长多方罗致方延聘到校者。其中更不乏著述宏博之士”。一 旦被解聘,“本省教授,尚可另外辟蹊径;外省教授,则何以堪”[32]?此文大概代 表了不少人的意见。任鸿隽提到的“真正的专家学者”使川大旧教授中那些自认的“ 将去之客”极有意见。联系到李思纯对任鸿隽、陈衡哲“学者”身份的质疑,恐怕这 一不满不是解聘事件之后发生的,大概早已在私下流传了。 《新新新闻》也很快做出了反应。“棉花匠”讽刺说:任鸿隽废除教授待遇条例 ,“使教授们对于饭碗知有今日不知有明日”,“这,我们不能不佩服任校长之威风 ,足以祸福群儒,大有雷霆不测之势”。“任校长宣布即将新聘大批‘真正学人’, 决心除旧布新,淘汰旧聘的‘冒牌学人’。任校长此举对于四川教育,实已尽其敬恭 桑梓之能事,我们不能不受宠若惊了!四十余位被解聘的教授,谁叫你们不做几部教 科书,不到美国去逛逛,不先在平津著名大学去教教书,真是活该!”[33] 这里“敬恭桑梓”四字,其实原不在任鸿隽的考虑范围之内(或有也不占太大分 量),对任并无杀伤力。不过对报纸的读者(四川人)来说,却可起到不小的提示作 用。其实,聘任新教授亦是“敬恭桑梓”也,何以用讥讽的口吻说出?可知“棉花匠 ”的主要意图是刺任“去旧”,而非“迎新”。任鸿隽解聘的教授中,自然有外省人 ,但其时川大教师中外省籍人士本来就少,被解聘的人当然以川人为主。更重要的是 ,解聘是在《川行琐记》事件后发生,很容易使人认定此举系与川人为难。 更重要的是,此风波背后也有四川地方军政势力的运作,而这又与其时四川地方 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的暗斗有关。盖自中央军入川后,即积极在四川推行“地方中央化 ”政策,引起了地方派的不满。针对此,四川社会上乃有所谓“川人治川”之议[34] [35][36][37]。“任鸿隽长川大后,除了被主流知识分子们称为“四川杰出人物”的 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以外,与地方上其他官员接触甚少。更重要的是,任从20年代起就 不断地批评四川军人拥兵自重,缺乏国家观念。1933年,任还在一篇文章中明确建议 国民政府“用国法军法”,对“四川军阀”“严格以惩”[38]。 事实上,强调“统一”是那时任鸿隽所属的那群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多属自由 主义者,言论立场同中央政府时有出入,对中央和国民党批评甚力,但拥护国民政府 的态度则极为鲜明。以“《独立评论》派”而言,从1933年底到1935年底,先后有吴 景超、蒋廷黻、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到如何统一的讨论中来。虽然关于统 一的具体途径,他们各有不同见解,或主武,或主文,但其拥护统一的态度则是一致 的。同属自由主义派的《大公报》也在此一时期提出中央集权的建议[39]。而任鸿隽 也的确得到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力支持,蒋答应亲自“主持”川大的校舍改建计 划,并在成都、南京数度接见任鸿隽。 任以都先生提到,任鸿隽在川大“一直受到地方势力的抵制,原先的那一派不满 ,以为家父是中央政府派来的、是蒋介石的人,称之为‘中央人’,因而千方百计, 极力杯葛,明里、暗里都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和困扰[27](89页)。”当时还在川大读 书的吴天墀先生也说,蒋介石发表任鸿隽为校长后,表示在经济上支持任。因此,刘 湘对任鸿隽有防范之心,二人的感情不融洽。任办事,刘不合作。刘湘亦认为陈衡哲 的《川行琐记》是反对四川的(注:此是吴天墀先生于2000年10月31日下午接受我的 采访时所说。吴先生在《吴天墀文史存稿》的《后记》中也提到,任鸿隽“和地方当 局,特别是刘湘本人的关系不甚融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5页。)。 物理学家魏时珍曾向闵震东先生谈到:任鸿隽“正筹新建校舍,广招贤才的时候 ,不幸招致地方军阀、土劣的嫉视,适因其夫人陈衡哲对川中军阀暴政以及社会风气 ,时有指责,不留情面。于是上下纠结,动用小报文痞自称‘乡坝老’之类记者,利 用成都《新新新闻》版面,连续多次登载短文,对任先生夫妇大肆攻击,甚至人身诋 毁,近于下流。一个本地大学校长受到如此污蔑、揶揄,任先生十分气愤,但上面无 人制止;地方当局的军阀刘湘正好以此报复任先生不向他低头拜望之耻,还在南京大 施伎俩、鼓噪,说他纵容夫人陈衡哲侮辱四川,借此排挤、打击任氏。任先生才愤而 辞职。事先,任校长一度邀请川大素称正直、公道的几位教授先生,如周太玄、李j ié@①人、胡少襄、魏时珍诸人,请教办法,李jié@①人当即向任先生说:‘ 那个记者“乡坝老”是他们豢养的一条狗,你犯不着和他们理论!’当日几位先生都 为之不平,但都是书生,手无寸铁,徒呼奈何!”[40]按其时李jié@①人并不在 川大任教。不过,周、胡、魏几位都是川大的元老,李jié@①人则是四川文化界 的名流,任鸿隽找他们商量办法是可能的。 在此风波中最为活跃的《新新新闻》自1929年创办起,即有刘文辉、邓锡侯的支 持。30年代中期,该报虽已与CC派有了联系,但“对于地方实力派的原发起人,仍竭 尽奉承之能事”[41]。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之间虽有摩擦,但当时已因“中央”这一外 力的“侵入”而掩盖了地方各派的矛盾。因此,其对任鸿隽的“杯葛”并非偶然(当 然,其商业“炒作”的动机也不能忽视)。同时,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华西日 报》虽因地位关系,自始至终未发一言,既不参与攻讦,也不表示反对,实际上是纵 容的态度。 首先挑起风波的《新民报》对陈衡哲“形象”的塑造在后来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到 了奠定基调的作用,而该报实有刘湘的支持。其发起人陈铭德、刘正华、余唯一及邓 季惺都是四川人,另一位发起者吴竹似(邓季惺的丈夫。按即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父 )不是四川人,但和陈一起曾在属于刘湘系统的重庆《大中华日报》社工作。《新民 报》筹办期间,陈铭德利用曾在《大中华日报》工作的关系,由刘湘的师长蓝文彬赞 助开办费2千元。“《新民报》出版后,又通过刘的驻京代表傅常和财务处长刘航琛 等人的说动,由刘湘按月津贴报社五百元。稍后,刘又每月给铭德个人活动费二百元 ”。这样,《新民报》实际上成为刘湘派的一份报纸:“《新民报》从创刊到一九三 八年刘湘去世,和刘湘的联系一直难解难分。一九二九年《新民报》创刊时,刘湘还 止于割据于川东,四川各派军阀混战正酣,还不知鹿死谁手。在这种局面下,他需要 挟‘中央’以自重,从而在‘中央’所在地也需要有一份报纸来替自己宣传吹嘘。这 时的《新民报》正适合了他的需要。举凡刘湘集团的扩张和‘文治武功’,《新民报 》总是大登特登。刘湘的驻京办事处就有一位司员专司发稿的工作。《新民报》每隔 三几天总有刘湘的消息,而且都登在显要地位”[42]。因此,该报首先发难,显非偶 然。 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旅京川人也始终与川内舆论保持联系。8月2日,四川旅京 同乡会在中央大学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通过了一份“纠正陈衡哲,警告任叔永”的 要案(注:《新民报》1936年8月3日,第5版。此条材料承赵灿鹏先生抄示,谨致谢 忱。)。6日,旅京同乡会理、监事联席会又通过决议,委托傅况鳞、邓季惺两律师 代表该会具控陈衡哲“侮辱川人之罪”[43]。四川旅京同乡会既包括了张群等在党内 较为得势的国民党人,也有像杨沧白这样已经“边缘化”了的国民党人,与四川地方 社会上层的关系密切。任鸿隽显然感到了这一点。1936年6月24日,在川大学生的毕 业典礼上,他特意强调“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大 约即是有感而发[9](1936-06-25)。风波发生后,陈衡哲未发一言。8月15日、8月16 日,事件基本平息,任鸿隽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抒发他的感想。在《四川问题的又一面 》中,他说:“我常常说,四川人尽管有许多短处,但排外不是他们的短处之一。但 近来也觉得他们如其不积极的排外也许消极的排外,那就是说,于他们的面子或特殊 利益有关的时候。”[44]在《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中,他更是亲自出马,对 各种批评做了一一回应,指出,这里边或有“误会”,这种“误会”“不是由于读者 程度浅稚,有意或无意的不了解,便是由于奸人恶意的挑拨”。他认为,四川社会对 《川》文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就是“四川的朋友们近来习闻民族复兴根据地一类的 话,以为我们的一切一切都已尽美尽美,如其有人把我们的缺点拨弄出来,我们便非 把他打倒不可”。他警告说:“这样讳疾忌医,正是民族复兴的大阻碍,真正以民族 前途为念的,应当痛加革除才是”[45]。胡适把这两篇文章发在《独立评论》的显要 位置,《四川问题的又一面》还放在头篇(三篇《川》文都是放在各期的篇末位置发 表的),表明他对任、陈的支持。 《川行琐记》风波对任、陈打击甚大。由于陈衡哲的坚持,虽然有行政院、教育 部和四川省政府去电慰留,胡适、王世杰、翁文灏、张颐等好友的“劝驾”,任最终 还是在1937年辞去了川大校长职务。 三 《川行琐记》风波粗看仅属地方史上的小事,在历史上亦并未产生若何重大的影 响,但其“时代意义”却并不可因此小视。盖四川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进入民国 以后更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不免成为一处国中的“异乡”[26]。傅葆琛说四川 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 ,可谓一矢中的[46]。这一状况到了3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大的变化。1934年红军长征 经过川境,川军“抵抗”不力,不得已在1935年初打开夔门,中央军入川,四川的半 独立状态被打破。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患箭在弦上,拥护国家统一以便一致对外可说是 一时人心所向,1935年中央军入川受到了广泛的支持,自然也有不同的反应。张澜20 年代末任成都大学校长时就提倡“打开夔门”[47],但此时一变,提出“川人治川” 之议[48]。盖张与国民党一向不睦,并与刘湘交好,此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势力在川 扩张甚感不满,也有意无意中表达出四川地方军人的意见。不过,正是有为“军阀” 张目的嫌疑,张的意见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而以“守旧”著称的徐炯,此时则力辩 “今日大势,有国界无省界”:“若有英法俄日而治中国,当极端反对之,所谓有国 界也。若山东、河北、浙江而治四川,当极端欢迎之,所谓无省界也。”盖“四川者 ,全国之四川,非四川一省之四川。以四川为一省之四川,此土司之见也。以四川为 全国之四川,此春秋大一统之义也”[49]。据易劲秋说,徐文发表后,“赢得一般知 识分子尤其大中学生的热烈回响”[50]。按徐文中有“岂谓诸葛武侯尚不如张澜乎” 这样的话,可知其作文时心中本有一张澜在,因此不免私人意气的成分。但是,其见 解“正大”,受到了趋新而不大喜欢徐炯的成都“大中学生”的欢迎(注:易劲秋是 国民党,该文发表于80年代的台湾,或别有深意。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论事实。 )。另一方面,徐炯以“春秋大一统”为理论依据表示支持统一,虽与新文化人有着 观念上的差异,但“全国之四川”的表述实与任鸿隽所谓四川大学是“中国的大学” 异曲同工。这些地方均表明统一乃是此时成都社会的强势话语。但如前所述,“地方 中央化”给地方实力派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他们有交往的一些“社会贤达”也对国 民党的势力极为警惕。同时,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掩盖各地人们心目中本已存在的差 异。因此,国家观念并不意味着消除地方观念,二者的冲突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精英的 权利斗争,也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任鸿隽这样的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吾中国人 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面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27](170页)任鸿 隽屡次批评乡土观念,认为是与民族(国家)观念相矛盾的。但中国有着注重乡土情 谊的传统,任的做法有时使人不解甚至不快。1936年,罗宗文先生曾以“桑梓之情” 邀请任鸿隽担任重庆中学生运动会的裁判长,不意任一口回绝。后来他去找张伯苓, 张很爽快地答应了。事隔多年以后,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此事仍是他对任鸿隽最深 刻的印象之一(注:2001年4月1日上午采访罗家文先生记录。)。任鸿隽有意识地淡 化乡土观念,所作所为不免令人觉得“不近人情”。 不过,把国家与乡土区分开来,并不是任鸿隽自己的特殊关切,而是其时思想界 的主流看法。如黄炎培1936年3月4日在川大的演讲中也希望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 要做国家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51]。这与本世纪初兴起的由地方自治以获得国家 统一的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地方观念的反面,就是陈衡哲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 国人民“向来缺乏”的“国家观念”。但她也同时指出,“眼前的大难或能使我们牺 牲了小我,而为全体着想”;“使我们与我们的仇敌握手合作,同卫邦国”[52]。换 言之,国难为统一带来了契机。同时,这也是陈衡哲批评四川的现实语境所在。她在 写《川》文的时候,心中所想大概是要作四川人的“诤友”,好使四川这个“特别” 的地方变得不特别。但“国家观念”既为大家广泛接受,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成为人人 都能拿来使用的工具,不免有虚悬象征的意味。 如前所述,曾有论者指出,若只是站在“川人的立场”批陈,并不能占到上风, 必得转到“民族立场”才能稳操胜券。这一提示恰恰反证多数的批评者是站在“川人 的立场”立论的。但从辩论技巧上看,只需把立论角度稍做调整,便可摆脱此一困境 。7月2日,“乡坝老”就宣称,他批评陈衡哲,不是出于私心,而是态度正大:“当 此国家危乱,举国共谋团结不遑之际,举凡地方观念,土酋意识,是我非他,入主出 奴一类狭隘思想,均应力加祛除。”知识分子对此“尤应力行不背也”。《川》文实 是“发泄畛域观念,挑拨地方情感,有背中枢统一团结之旨”[53]。法律界人士谢伯 川也说:“在这国家多事的时期中,团结全国上下的同胞,一致协力对外,是刻不容 缓的事。故调和全国上下的感情,是我们知识界应有的态度。所以现在各个同胞站在 整个民族着想,是应把‘地方观念’进一步扩充到‘民族意识’来。”而《川》文“ 无异是挑拨民族内部的意见不统一”[54]。换言之,谢伯川认为《川》文对四川的批 评恰表明陈衡哲抱着的仍是“地方观念”。而一旦扩充到“民族意识”上,《独立评 论》派的美国“出身”就成为最致命的软肋。有一位名叫乔华甫的作者讽刺道:“帝 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一面需要‘下人’,一面需要‘优秀分子’。陈衡哲却可在 《独立评论》上写篇文章寄给外国朋友,说:‘我不是做妾。’”[55] 双方均以同样武器攻击对方,盖不如此就表现不出自己“政治正确”。不过,对 陈衡哲的批评大抵聚焦为“侮辱川人”一项,可见背后起作用的其实还是“地方观念 ”。但,一方面,“国家观念”或“民族意识”成为“地方观念”合理化的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如同任鸿隽的观察,川人的地域自尊心之高涨,又显然与“民族复兴策 源地”意识的兴起有关,故陈衡哲说了与一些四川人差不多的话,却被认定不怀好意 [26]。换言之,国家观念强化了地方观念,地方观念又借助国家观念的形式得以表达 ,二者相互纠葛,难解难分。 另外,这一事例也反映出上层知识分子和已经“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及知识, 青年 之间的矛盾。此处所谓已经“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是指取得过功名或在晚清时候有过 留日经历的学者。他们一度在民初的教育界和政治界比较活跃。其中又大体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治中国传统学术即当时所谓“国学”的,一般说来,传统人文素养很高 。另一类是在日本学习政法的,通常带有速成性质,专业根底不强。任鸿隽来川大后 ,前一类教师在学校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后一类则多被排除。给《成都快报》 写信的“某教授”大概即属此类。 至于大量的知识青年,一般说来,多拥戴上层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观念。任鸿 隽初到成都时他们表示出欢欣鼓舞之态,从报纸上看(这批人是报纸的主要读者和作 者),他们对任鸿隽的改革也多持肯定态度(注:有关报道参《华西日报》1935年8 月15日;天骥:《新校长任鸿隽氏抵蓉后吾人对川大之希望》,《川报》1935年8月3 0日;《今后之四川大学》,《成都快报》1935年8月31日;万方:《川大复活的新机 》,《新四川日报》,1935年10月22日等。此处报揭均为剪报,存“国立四川大学档 案”第18卷。)。不过,陈衡哲的文章显然刺伤了他们。他们从中读出了“洋”气和 “富贵”气,这种气质和经验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复兴日报》的一篇文章说: 《川》文“引起人家反感的”,不是陈衡哲批评了四川,而是“她那为文的态度”: “我们根本不认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是在批判四川人,她不过是在向她的朋友和 一般不及她那样‘舒服’的人卖弄自己的华贵而已”[56]。换言之,上层知识分子和 追随他们而不及他们那样“舒服”的知识青年之间产生了裂痕。前引乔华甫文说《川 》文是陈衡哲寄给“外国朋友”的,当非无心之“误”,正表示出这一心理的距离。 但实际上,不少在1936年夏天在报纸上大做其批陈和批任文章的人,与1935年秋对任 鸿隽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的人属于同一群体,他们态度的变化耐人寻味,揭示出“现 代化”中蕴涵的“西化”意味与“中国人”认同之间的复杂纠缠。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 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M].台北:弘文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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