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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著《文革文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之喧嚣怪状 》
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现象的专著
《文革文斗》内容介绍
本书首次以极为珍贵的独家所藏史料为主，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世界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癫狂奇特现象：“文革文斗”，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现象的专著。读者从书中可真实了解亿万中国民众在文革期间千奇百怪的种种“文斗”情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传单、广播、建筑雕塑、报刊书藉出版、歌舞演出、美术、文学、文艺、民俗、举国迷乱的民众风貌……本书反映了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真实的“文斗”基本情况，从而填补了中国“文革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必将成为真实了解、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疯狂年代的力作和必备参考书。
文革文斗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之喧嚣怪状
目录
代序言：惨痛历史岂容忘记 雁翼
作者郑光路序：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前言
第一章 怪异、喧嚣的“文斗”现象
第二章 五花八门的“大字报”
1.大字报之历史渊源（檄文、揭帖、告示）
2.从“反右运动”到文革初起的大字报
3.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4.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张大字报》
5.大字报造就王洪文等无数“文革领袖”
6.大字报事件与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的成立
7.大字报内容变化及发展阶段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辨论辩论”怪状
1.“献忠心”中的“大辩论”
2. 关于“红五类”、“黑五类”的“大辩论”
3.“鬼见愁”对联在全国引起“大辩论”混乱
4.“大辩论”引起的“事件”天天发生
第四章 “文斗”中的传单、大标语和广播
1. “文斗”轻武器——传单
2. 墨汁流淌的“大标语”
3. 闹响全国的“广播”
第五章 千奇百怪的文革“小报”及出版物（上）
1. 中外文革研究者的重要资料来源
2. 什么是文革小报
3. 最早的文革小报始于何时？
4. 对官方电台报纸的疯狂“夺权”
5. 文革小报存在的时间有多久？
6. 文革小报的种类有多少？
7. 文革小报中的特殊类报型
8. 对全国影响重大的北京文革小报
第六章 千奇百怪的文革“小报”及出版物（下）
9. 文革小报是哪些人办的？
10. 文革小报的编辑和发行
11. 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办的刊物、专辑专刊、书藉等出版物
12. 毛泽东和文革小报
13. 一些文革小报参与者的悲剧结局
14. 简短结语
第七章 “文斗”中产生的“文革文学（文艺）” （上）
1. “文革文学”命名的提出
2. 群众组织报刊中的“新闻”文学
3. 文革文学中的“诗歌”
4. “文革文学”中的小说
第八章 “文斗”中产生的“文革文学（文艺）” （下）
5. 纪实文学、特写、报告文学
6. 文革文学中的杂文、散文
7. 群众组织报刊中的“政论文”
8. 电影文学剧本和戏剧、曲艺等
第九章“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文艺演出
1. “文斗”歌曲杀气腾腾
2. 奇形怪状“忠字舞”
3. 杀气腾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4. 北京红卫兵演出影响全国
5. 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型歌舞剧《路线万岁》
6. 川大“8.26派”大型歌舞剧《四川很有希望》
7. 两大派“希望”都破灭了
第十章 “文斗”中的绘画和雕塑
1. “文斗美术”风靡全国
2. 为献“忠心”敬“宝像”
3. 《收租院》、《红卫兵赞》、《空军战士家史》等大型雕塑
4. 文革雕塑和建筑的典型：成都毛主席塑像和“万岁馆”
第十—章 文革中介入“文斗”的文化人
1. 老舍之死
2. “文斗”刊物与介入“文斗”的文化人
3. 中国最著名革命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惨死之谜
4. 乱世奇观“牛疯子”
第十二章 围绕“造反派大英雄”刘张夫妻的“文斗”奇观
1. 四川文革运动的“突破口”宜宾历史旧案
2. 文革开始后艰难的翻案之路
3. 刘张利用报告、报刊、电台为自己树碑立传
4. 大吹刘张的“文艺宣传”和电影为全国之最
5. “红成”派大揭刘张老底的“文斗”
6. 毛泽东关注“三个简玉霞”的 “叛徒”疑案
7. “红成”派披露张西挺的“风流史”
第十三章 “文革”中层出不穷的“反革命宣传”案件
1. 抵制“文革”的复杂社会现象
2. 国内各地—些抵制文革运动的“正面典型”案例
（一）张志新案
（二）史云峰案
（三）丁祖晓案
3. 四川省发生的一些抵制文革运动的“正面典型”案例
（一）王正志案件
（二）方运孚案件
（三）屠德雍案件
（四）白智清案件
4. 四川省发生的一些以“犯罪”形式发泄对文革不满的案例
（一）现行反革命武装集团 “李向阳部队”案
（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陈建国案
结语
综合参考书目
作者序
郑光路
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我正17岁。这是最敏感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亲眼目睹它的兴衰动荡。1958年我在成都天仙前街小学读书，连学校也贴满"大跃进万岁"、"亩产十万斤、跑步进天堂"之类标语口号。而教师、学生每天仅几两米吊命，饿得半死半活。食堂用大小盆子找来许多人尿暴晒，当时有科学家声称"尿液可提炼高蛋白"，食堂就用那美名其为"小球藻"的"尿毛"液体合在红苕粉中蒸馒头，我们凭定量饭票抢着购买，现在回忆真觉可怜。我几乎天天看见有人用破席子裹着饿殍去成都五桂桥坟山掩埋（近年资料披露，大饥荒中四川“非正常死亡”700至800万人），因饥饿吃人肉的事远不是新闻。
这种纯为“人祸”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终于熬过，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若干务实政策、国民经济稍有恢复。数亿中国人刚吃几天饱饭，毛泽东就独断专行地发动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只有经历过那段大饥荒、又经历过文革大动乱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荒唐无理才有那种难以言喻的体会和深刻认识。
“阶级斗争”的残酷，若非亲身经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运动初期，"左派"们连十多岁的学生也不放过。我那时刚初中毕业，只不过曾说过：“我毕业后，要像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那样，去云南、缅甸旅游，写书……”竟被工作组和“左派”老师批判为“妄想叛逃国外当小反革命”，写入毕业鉴定，并组织同学开批斗会斗争。我们50多人的班上，学生不过十六七岁，挨斗挨整被写"黑材料"的不在少数。十多岁的学生被整的尚且如此之多，何况其它！许多运动初期被整的同学，后来都成了狂热的“造反派”。
1966年8月的“破四旧”中，我读书的九眼桥附近这个极普通的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被整成“黑帮”被斗被打，有的自杀。而我们学校还是非常“温柔”的。我到一公里外的四川大学、到国内有名的成都4中去参观，目睹一批又一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刑讯逼供、皮鞭棍棒、罚跪抄家，连许多学生也逼得自杀。我们学校对面就有个川大宿舍，我常可见到在沿街“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声中，被剪成“阴阳头”、挨得头破血流的学者教授们狼狈不堪逃跑的可怜情景，令我触目惊心。
这些都使我早熟、学会独立思考。我心里已在问：“这是为什么？”当我融入几千万大中学生洪流到北京“大串连”，看到毛泽东那一瞬间，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呐喊声中，我确实没有丝毫激动的感觉，反而在想：“这和朝见封建帝王有啥子区别？”当时有这种“逆反”念头的人不会少，但无人敢说出口，怕被打成肉酱！
我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团”，我“造反”了！是“造反团”耍笔杆子的“宣传大臣”，每天刷标语、大字报、刻传单……1967年后，有名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支小分队，进驻成都布后街3号的四川省“文联”内，我也曾参加其中，天天搞宣传队、办小报，大搞“文斗”……为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狂热地参加运动？社会严峻现实告诉我：这是登峰造极的政治高压的结果，因为谁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满，就会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坠入地狱、家破人亡。当时只有“黑五类”、“黑七类”才不准“造反”。要想不被整，就只有打起“造反”的旗号投入运动，去整人而自保！因此无数人人性泯灭、兽性狂萌，“我整你、你整我、互相整”已形成怪圈。
我至今认为，那种“文革蓬勃发展是因为中国人民无限崇拜毛主席”的看法，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缺乏真实的了解。文革前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历次运动伤害了无数中国人。文革之所以成为“全民运动”，固然有一些中国人迷信毛泽东，但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利用民众去打倒政敌和以此实现其“宏伟”的政治构想。在此情况下，民众也利用文革运动维护或改变自身可怜的生存环境，通过残害同类而保存自己，是地道的“兽性”。许多人以疯狂“造反”的“文斗”“武斗”来发泄所受的寃屈——这才是文革运动之所以一浪高一浪发展的深层因素和广泛社会基础。我亲眼目睹无数“相互乱整”的情景：“走资派”镇压“造反派”、“造反派”批斗“走资派”、“造反派”斗争“保皇派”、“造反派”斗争“造反派”……被整的人，上至当时被骂成中国西南“土皇帝”的西南最高官员李井泉、下至走路都要人搀扶的居民老太婆。而批斗大会上那种愤怒的口号声、疯狂的投入性，令人热血沸腾又深觉滑稽。我想到古人一首嘲讽诗：“但见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是头终须剃，何人不剃头！”当时无数中国人已发现“神圣”光环下的“文革”运动，只是别有用心的人挑起来的几亿民众荒唐大混战！
正因为在“革命旗号”下疯子般的“你整我、我整你”，运动才由“文斗”迅速演变为疯狂的“武斗”。四川当时是“全国之最”，打得天昏地暗。成都街头从1967年5月后，“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之类的标语铺天盖地。5月6日，成都发生“5.6武斗大血案”，震惊国内外。这一天我随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到武斗现场。当上百辆救护车、卡车、吉普车、小轿车、摩托车在急促的喇叭声中，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死尸、伤员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当我看到成都公路上已形成数十万人簇拥而成的人巷，从营养不良的几岁儿童到七八十岁穿补疤破衣的老太婆，都在顿脚狂吼“报仇！报仇！”本是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互残杀，却全都乐此不疲，这让我深切体会到这场全民运动的疯狂性！我朦胧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民众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很快，成都又发生了“5·19中和场武斗事件”，我身临现场。铜锣声、喊杀声雷霆万钧。成千上万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拿起锄头、扁担同工人、学生拼命恶战。当一把雪亮的锄头从我头顶砍下，我惊叫一声“妈呀！”狼狈不堪逃命时，才认识到这场运动是多么恐怖。事件后，四川最先吼出“武装保卫文化大革命！”从此，“文化大革命”成了赤裸裸的"武化大革命"。
我还亲眼目睹无辜百姓的惨状。武斗高潮中，成都两派在一号桥隔河对峙。有天我和同住曹家巷的母女二人过马路，"砰"然枪响，不知何派射来的子弹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击中身旁七、八岁的小姑娘。子弹洞穿小女孩的脸颊，左边进右边出，血洞吓人。女孩惨叫几声，抽搐着死去，母亲撕心裂肺嚎哭，痛不欲生。这一幕，在我记忆中终身难忘！
无数中国人都在文斗：写大字报、斗嘴角“大辩论”；无数人都在武斗：玩枪玩炮、横冲直撞……当我协同战友办好一期“小报”，又揣着一只“可尔提”手枪准备去参加一场武斗时，我曾拜师习武的一位老拳师臭骂我一顿：“有人保卫毛主席，有人又保卫刘少奇。平头百姓饭都没毬吃饱，去保卫哪一个？打来打去，谨防卸磨杀驴、秋后算账！”这位没啥文化的老拳师的话，一两年后竟然被充分验证：许多运动骨干分子都被清查或入狱。
老拳师的话警醒了我，从那天起我将手枪转赠他人，坐山观虎斗。我自小喜好文学，作文全校出名。我每天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朦朦胧胧认识到：报纸广播上不是天天在吼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吗？我能不能写一本记载“史无前例”文革的书？
我虽然当起“逍遥派”，却“旁观者清”，能更冷静地看待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的两大派文斗、武斗。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我都要当“好事者”去看热闹，实则调查经过情形，事后记述日记。我还有意识地搜集千奇百怪的小报、传单及各种文革印刷品。这些，为我研究文革史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我目睹许多青少年学生受搧动武斗而成为“烈士”。隆重下葬时，红卫兵战友们疯狂开枪、悲嚎狂吼，场面神圣庄严。不少校园中雨后蘑菇样矗立起这样的“烈士墓”。但是，作为文革工具的“红卫兵”，从"毛主席的天兵天将"，很快成为劣等公民一一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被撵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下乡之前，我和同学们伫立在成都20中学六座坚固的坟墓前，默然无语。红卫兵们从虚幻的“红色彩虹”中坠落，被严酷的现实摧毁梦想，失落、悲哀、愤慨，一下子成熟了！
在极为贫困的农村、在饥寒交迫的茅草屋内，我开始了对文革的研究写作，至今30余年了。
研究文革的中外人士，通常把“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定在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但以我亲身经历感受，我更同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许多学者认为，1970年后的“后文革时代”，因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毛泽东极权统治年代，史料丰富，政局亦相对平稳。研究文革最困难的，是1966年到1970年文革高潮时期。这三四年中，中国各省市地方政权机构完全瘫痪，处于最为狂乱无序的运动中。
文革结束后，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书藉中，要么主要讲中共上层争斗史，要么只是零零碎碎的个人见闻和回忆，很少有从文革期间广大民众生活及社会现实现象、文化现象作宏观、系统、全面评述的。
我认为谈到研究文革，首先要让读者了解文革时期中国的基本情况。基本情况是什么？就是那时亿万中国民众都陷入“文斗”、“武斗”巨大的历史旋涡中。而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很多的中外文革研究者忽视，似从未见人有以此为重要线条进行具体阐述的。
中共上层争斗史（毛泽东、江青、林彪、刘少奇等等）固然是文革史上重要内容，但文化大革命既是亿万民众热情参与并深受其害的政治运动，上层争斗史能概括整个文革吗？个人见闻和回忆固然可充实史料，但要想从中“以窥全豹”，实际是很难的事。
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切入，去反映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真实的基本情况－－这就是我这两本研究文革书藉的特点。
我写作《文革文斗》、《文革武斗》两书，不作空泛的理论阐述，主要提供本书作者曾亲历、所见、所闻的第一手资料。我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态度、以详实丰富的史料，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文革当时期的中国社会，再现当时几亿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以期填补文革研究中的某些空白。
如果读者看罢这两本书，能了解到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那段罕见的疯狂岁月的真实情况，我将为30年来为写作两书所倾注的无数心血而感到欣慰！
流沙河先生1957年因在<<星星>>诗刊发表散文诗《草木篇》，被认为嘲讽时政，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成为名惊中国的大“右派”，此后直到文革一直饱受迫害。文革结束他写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以其惨痛、感人的文字饮誉海内外，被学者赞誉为“从噩梦中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承蒙沙河先生为《文革文斗》书稿题词：“险人弹冠，良士戴帽。真理暗哭，妖魔红笑”；为《文革武斗》书稿题词：“争权夺鼎，虎攫狼吞。大官苟活，小民偷生”。先生题词，言简意赅，我在此向沙河先生致谢！
中国著名作家、诗人雁翼先生，文革中饱受迫害、数年牢狱之灾。文革刚结束，他就写了揭批“四人帮”的剧本《十月风云》，被拍成电影风靡全国，电影获文化部颁发国家级大奖。尤其是他写的反思文革的优秀作品《囚徒手记》，更是受到海内外人士高度评价。雁翼先生今年77岁，抱病欣然为《文革文斗》、《文革武斗》两书作序。我在此向雁翼先生致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们，对我研究吃力不讨好的“文革史”始终不懈的大力支持！
郑光路.前言
1966年夏天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大动乱之中。
“文斗”和“武斗”，是文革动乱年代两大斗争方式。“文斗”，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传单、广播、小报、印刷品、歌舞演出、宣传队、美术、雕塑……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武斗”，是指群众组织之间从拳打脚踢发展到使用真枪实弹、军舰、坦克等现代化武器打斗的内乱。本书作者的《武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一书，对“武斗”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述。
“文斗”和“武斗”，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文斗现象，构成那个年代极特殊的文化现象，充满狂躁强暴、造谣攻击、无理专横、血腥残忍。
时光如流水，“文斗”中种种曾令过来人魂飞魄散的整人、害人、愚弄人的招数，已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忘却。而在—些中外人士心中，却变得十分可爱，成了令人珍惜的中国“国粹”。正如鲁迅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热风.随感录三十九》）中国一代人的灾难和血泪，在他们眼中似乎只是不可信的传说而已。
当国内红卫兵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的1988年，作家韩少功到美国访问发现：美国居然始终有红卫兵的后继者在公开活动！韩少功将离开旧金山，夜已经很深，在冷清清的电影院大门口碰到一位姑娘正在发传单，传单印着毛泽东头像、《白毛女》剧照和黑体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传单上鼓吹说：“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从1966到1976，中国亿万人民投入了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创造了很多新生事物：赤脚医生，造反学生……”
韩少功对这个叫弗兰姬的姑娘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死了，包括我的朋友、我的父亲。红卫兵也被欺骗了……”但这大搞“文斗”发传单的洋少女哪肯听！
“文革”幽魂未死，国内外至今为“文革”高唱颂歌、挽歌和翻案的人，不在少数。现在还有甚嚣尘上的趋势。
1999年，新加坡—家以湖南菜招徕食客的“毛家餐馆”开业。一位叫周宪的教授到新加坡，走进“毛家餐厅”，着实吃惊，疑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这里一派文革红彤彤的热闹景象！巨幅毛主席像高挂墙上，红旗和条幅从天棚上铺天盖地落下，闪烁的霓虹灯全是文革口号，四壁满是红卫兵、毛泽东或“造反有理”的宣传画，而电视里正播着惊心动魄的文革场面：从大串连到聚会天安门、从文攻武卫到上山下乡……餐厅“红色海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里与其说是“餐厅”、还不如说是“文革饭店”。“不爱红妆爱武装”，一身红卫兵装束的女招待热情待客：袖子高高挽起，红袖章赫然眼前，严肃中又有几分戏谑的味道。令人费解的她们是一律短裤加绑腿，这在文革中似乎并不多见，也许是新加坡特色？女招待们殷勤备至，看上去却像是在戏中。她们递上的菜单，夺目而来的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餐厅卖弄领袖谆谆教导，令人滑稽：服务号称“全心全意”，赚钱恐也不会手软！
菜谱的落款是“新加坡毛家餐厅饮食革命领导小组”。牙签盒上醒目地印着一句英文“吃饭不是革命”，令人想到毛泽东当年鼓动造反的“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饮料单上各种鸡尾酒的名字更是怪异，什么“白猫黑猫”、“红太阳”、“亲爱同志”、“大跃进”、“造反”等等。还有一个酒名更古怪，叫“四人帮”，实为琴酒、伏特加、兰姆酒和龙舌兰酒的调和。
在亿万中国人惨痛记忆中的文革年代，轻轻松松地随着岁月流逝，演变成供人观赏的可爱“文物”了。红卫兵、领袖亲切画像、大标语、文革音乐、像章、口号、绿军装、红袖章、文革瓷器……一切近在咫尺，变得那么浪漫美好！中国文革年代的痛苦、血腥，已化成太平盛世般的莺歌燕舞。高朋满座的餐厅里，穿着入时的新加坡青年人和一副休闲打扮的老外们，与穿梭其间的“红卫兵”亲密无间地融合。食客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朗朗大笑，他们是酒酣耳热中体验“造反有理”的幸福快感！
收款台前，一徐娘半老的收银员被“文物”所围，柜台里满是文革书籍、报刊和毛主席像章。酒足饭饱，有人提议在酒吧台前留影、以志纪念。“红卫兵”招待大大咧咧地走过来，挽起手臂，煞有介事地亮出红袖章，并示意顾客们也这么做。她们装模作样仿佛在模仿早年的时髦明星风彩，中国文革岁月在她们心中光辉灿烂！
国外如此，难怪国内银川市2000年12月19日也开张的一家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餐厅，也以怀念“文革”的方式招揽生意。餐厅门口贴着“回味逝去的岁月”的条幅，餐厅内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最高指示》、《红旗》杂志等书刊，雅座几乎全以“前进大队”、“向阳大队”等命名，电视里正在播放革命样板戏。整个餐厅营造出“轰轰烈烈”的“文革”气氛。
四川成都市—家报纸2001年11月7日报道：《“文革风”席卷蓉城百卉路上，一家取名“红光公社”的迪吧》：迪吧内到处贴满了文革标语，数十名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肩背黄军包、头扎羊角辫、手握红樱枪的“红卫兵” ，在“毛泽东思想汇报表演”横幅下的舞池中，大跳文革时期“忠字舞”之类。四周墙面上贴满“做红卫兵光荣”等数百张“文革”标语，火辣辣的文革气氛几乎让人感到时光倒转30多年。这些假“红卫兵”们十分卖力，跳得不亦乐乎。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过来人惊诧地说：“那段历史给中国造成无穷灾难，是这样欢天喜地吗？”
国内前几年也早流行悬挂毛泽东像，把他当为镇邪钟馗；《红太阳》、《语录歌》、《样板戏》唱遍大江南北，有人认为这是珍贵文革文化。中国市场出售的—些流行音乐碟片，赫然以穿红卫兵服跳“忠字舞”的外国人图片作包装（见图）。
尤其应引起重视的是，近年来赞美中国“文革”时期的中外人士越来越多。国内外为“文革”高唱颂歌、挽歌的人士越来越多，很有甚嚣尘上的趋势，还屡屡有人在互联网上呼吁“再来一次文革”。
许多人还因为如今中国存在“腐败现象”，就企图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认为文革时期中国人享有极大的“民主权力”、可以运用各种“文斗”手段发表“政见”。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反对官吏腐败。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文革时期可以‘造反有理’，比现今中国‘民主’得多！”“文革时期的社会现象、社会秩序乃至民众道德，比现今中国要好得多！”
抛开其它问题不谈，从本书作者书中披露的史实来说，认为文革时期中国人享有“民主权力”的说法完全是不懂那段历史。这些人不了解文革中人们只是“奉命造反”，是去造刘少奇等人的反，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是万万不能造的！
巴金20年前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成为—句空话。于是，许多文革整人、害人招数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遗忘、扭曲、美化。出现上述把乱世喧嚣当成浪漫回忆也就并不奇怪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真实地将文革乱世中种种荒唐、杂乱甚至血腥的“文斗”现象再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本书作者的意愿，希望也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文革的“文斗”，作为人类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一种文化现象，随岁月流逝已渐少人知晓。本书记录下这独特一页（内容包括了中国文革时期的文学、出版物、广播、歌舞、建筑、雕塑、戏剧、电影……及数亿中国民众利用口舌笔墨群争互斗的荒诞情景），客观而言，这是一本独具特色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史和文革运动的心血之作。它不仅可供中外文化界人士参考，就是普通读者茶余饭后翻阅，也会为书中叙述的动乱年代千奇百怪的喧嚣怪状而吃惊、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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