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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批评家堕落的八大形式
2006-02-11日《羊城晚报》花地：中国批评家堕落的八大形式 （作者：傅翔 ）
中国批评家堕落的八大形式
□傅翔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很可悲的，也是不值一提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批评，更没有什么批评大家。如今已经成为所谓的著名批评家的或正在走红的绝大多数批评家，他们都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这种名气几乎毫不例外地来自于他们的聪明与圆滑，来自于他们的工于心计。他们出名根本就不是凭什么真才实学，而是凭厚颜无耻地做秀与圆滑世故的做人。当一个个奖项成了利益的相互交换与私情的支付，当一次次会议成了圈占势力范围的协议，成了互相吹捧，共同快乐的约定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文学还会有什么希望？一个神圣的事业，就这样成为圈子内自娱自乐的玩笑，这样的文坛不用说也是非常可怕的，可怕就在于它不仅堕落了，而且堕落了还不知道。大家都在惺惺相惜地维护和瓜分这一点可怜的残羹冷炙，这就是典型的“圈地运动”，也是一个艺术门类日渐衰落的象征。从当前看来，中国批评家的堕落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掉书袋式”的批评———最低能的批评
这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传统，总喜欢没完没了地引用前人的成果，引用中外名人的话，引用别人的大段大段的资料，从而以充自己的渊博与学问。聪明一点的会尽量抹平引用的痕迹，让你以为他信手拈来，写到哪想到哪，好像名人的话古人的资料他熟得不得了，孰不知这也是一种欺骗。文章如何做出来，这是谁也不知道的，唯一知道的就是作者本人。由于大家都不一定有天才的记忆力，因此我更多地看到这样做学问的人都是有备而来的。
简单地说，桌上没有个十来本书是写不出这种文章的。
我是一向不理解这样做学问的意义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最为低能的写作，就像我们小学生作文一样，总要用别人华美的辞藻来提升自己文章的质量，从而也可得到老师的表扬。
这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带了自己新作的乐谱，去演奏给巴哈听。演奏着演奏着，巴哈就站起来，脱下帽子，敬个礼；演奏着演奏着，巴哈又脱下帽子，敬个礼。如是再三，年轻人很奇怪，问这是干吗？巴哈道：“这曲子里熟人太多，所以不断地给大伙打个招呼。”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可我们中间到底有多少人在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演奏呢？翻开时下所谓“天才评论家”与著名评论家的文章（我想根本不用举例，随便拿一个都可），我真的是不忍心作这样的设想：那就是只要把他们引用的一切资料与一切名人的话删去，那这样的文章真是连骨架都没有，更不必说什么新观点。
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中国人的批评无论有多新都是可疑的，只要你细心去读书，没有一个理论的“新”观点不是从国外或古人的哪本书偷来的。所谓的“新”也并不新，任何“新”的，看起来都很面熟。聪明的不过是谁在合适的时机把古人重新翻炒一遍，谁先把“老外”引进过来，于是这人便成了这个“老外”的专家。如尼采如此，康德也是如此，而实际上却往往连别人的屁股都没摸着。这也是抢夺话语权的一种，也就是“首发权”，谁先说话就是谁的。各人只要抢上一个“老外”，又写过一两篇关于他的文章，那他就拥有了西方的话语权，俨然也就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这真是一种可悲的行为！我们的学问竟然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也难怪自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思想就几乎停滞不前。
“搬运工式”的批评———最腐败的批评
如果说“掉书袋”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种传统，那做个“搬运工”就是今天的学者所最喜欢的了。
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当我们步入了高校的大门，这个至理名言也就得到了证实。当我们看到了层出不穷的文章剽窃案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学者照抄照搬，照猫画虎，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学术腐败”作为一个名词得到了社会的重视。由于互联网的越来越普及，引用也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普遍，搜索引擎的好处带来学问的越来越不可信，到底还有多少是真才实学？
在一个博士、博导满街跑的年代里，学院内激烈的竞争与不公平的机制必然引发腐败的进一步升级，做学问的急功近利已成定局，到处都是浮躁成性，抄袭成风的局面。只看发表的量，只看刊物的权威，这是高校文学院与社科系统年终考核与评职称普遍采用的方式，而这种考核又直接关系到工资与奖金，这也就难怪真正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而腐败也就大行其道了。
当然，腐败并不只是学院的专利，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刊物也很快地走入了这个阵营。当刊物的生存举步维艰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学术刊物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高校这块肥肉。走向市场或创收成了这些刊物收取版面费的合理正言，而背后一样的是金钱交易。我感到悲哀的是，连《文学评论》这样顶尖的学术刊物也堕落到收取版面费的队伍。而更可笑的是，它们的生财有道，越是权威的评职称刊物就收越高的版面费，像《文学评论》就高达一两万一篇。而至于医学等理工科或教育类的刊物就更不用我废话，收费早已是明目张胆地广而告之了。
正是由此，腐败成了一条循环链，只要有钱，还做什么学问呢？抄它一篇不照发吗？显然，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对学术剽窃现象适时作出了反应，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现象的严重性。学问与科学的尊严肯定是不容抹杀的，当我们正日益被这种腐败所围困的时候，可以想像，它们的末日也将不远了。
“术语大全式”的批评———最可笑的批评
还有一种学术腐败就是“术语大全式”的写作，这种写作往往更能迷惑人，所以一般不被人发觉。而本质上，这种靠一大堆术语来蒙人的写作是非常小儿科的，表面上看，很高深很有学问，而骨子里却是贫穷得很。这个道理实际上非常简单，因为你本可以用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说的，可你非得用一大堆术语搞得人云里雾里，这自然只能说明你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俗话说，文章要做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才是好文章。可现在人做学问恰好相反，非要弄得你看不懂才是学问，才表示自己高人一等。社科系统的学者如此，高校的教授更是如此，好像这样的文章才有学问。越是权威越是如此，难道他们以为那几个术语会难到只有他们才能达到熟练使用的地步吗？世上要是还有什么弱智的人，那我想，这样的教授可算得上一个。
术语竟然成了许多学者文章的招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仔细聆听过许多教授的教导，当他们不在念教案念文章的时候，术语的洪流也就烟消云散了，特别是在对话与即兴谈话的时候，他们说的话都是人话，大家也都听得明白。可一回到书面上，大多数人又听不懂了。
这真是极为可笑的一种风气，可以想像，这样的学者不用术语可能连文章都写不出来，因为他只有在用这些术语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文章的自信，他们的文章除去术语的堆砌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术语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方翻译文本的一次生吞活剥，有的是翻译图省事生造的词，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可就是这样的生硬的舶来品却被我们的学者当作了制胜的法宝，这也真可称得上一次学术界的大笑话。
“旧瓶装新酒式”的批评———最臭的批评
说的都是真理，或者都是至理名言，但也就是这种陈词滥调，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放之四海皆准，套在谁的头上都是这一套。这是一种大而空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很可恶的，因为你初看还可以，可一旦多看了就会作呕。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适用这唯一的标准。这种现象在产量极高的批评家身上几乎概莫能外。他们要么将陈词滥调换上华丽的外套，再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出售，要么将过时的思想重新时髦打扮一番，于是也能蒙蔽许多人。正如有一个人说的：“狗屎嚼上三遍也该觉得臭了。真理虽然不臭，但是被嚼得太多，也会产生催吐的效果。”
“读后感式”的批评———最典型的批评
这种批评只会跟在作品背后，说些好话，再谈些建议。
这是绝大多数批评的套路，也是中国式批评的典型。中国人不习惯做坏人，但也不习惯毫无保留地表扬别人。因此，这样的批评往往大行其道，这种批评的好处是：说了大体上等于没说，是一种环保型的批评，不伤人，也不会让作家患高血压。这种批评的缺陷是明显的，那就是没有前引，没有指向与预见性，只会拾编辑的牙慧，没有发现，没有观点，跟风。
“关系网式”的批评———为了表扬的批评
这也是中国式批评的典型，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批评家。
这种批评把做文等同于做人，做人极为精明圆滑，做文也是极尽巧舌如簧。中国人做人向来是离不了圆滑与世故的，于是见朋友就说好话，极尽阿谀献媚，不是朋友就说坏话，极尽人身攻击。是朋友，再不好也不说不好，稍有一点好就吹上天，说得天花乱坠。谁得罪了我就批谁，谁对我好就捧谁。还有一种则是别人说好了就好，别人都说不好了也不说好，随风倒，不得罪人。而更多的是，开了研讨会就说好，吃了人家的就说好，互相吹捧，共同快乐，这已成文坛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下出尽风头的两种批评家即出自于此，一种是表扬家，一种是谩骂家。表扬家的批评以《当代作家评论》维系的批评家圈子为代表，网络上读者给它改了个更为恰切的名字，叫做《当代作家表扬》。至于谩骂式的酷评就无须举例了，报刊媒体甚多，而大多也是因为看不顺眼某某而产生的过激的言论，大都不是真正的批评。
这种批评的害处是不用多说的，我想不通的是，那么多关系网式的批评竟也叫批评，也能在众多媒体大行其道，而且骗了那么多的人。
“没有激情”的批评———“役用”的批评
没有伟大作品的出现也是好批评缺乏的一个重要因由。
大凡大批评家辈出的时期也是大作品层出不穷的时期，这是相辅相成的。如今的批评普遍缺乏激情，我想也是与好作品大作品太少密切相关的。有人以为这是会出伟大作品的时代，但我的看法却不尽然，因为好作品都被埋没了，也大都出不来，因为没有那样的环境。参天大树的长成是要相对原始的森林的，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森林，到处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群，才长成有些可观的大树，就被急不可待的人们砍去做家具了。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关系稿”太多，求你捧场的太多，或者干脆就是约稿太多，一味地应付，疲于奔命。这实际上相当于命题作文，来不及深思，更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匆匆上阵，交差了事。
中国人的圈子是很有意思的，你一旦出了名，你就有了开不完的会，而这样的会大体上都是有任务的，因为你又吃又拿，不写点东西是说不过去的。于是，硬着头皮也要写上两句。这样的文章自然是没有激情可言的，因此要好到哪里去也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出了名的中国批评家的经典写照。古语有御用文人一说，说的是为帝王写命题文章的文人。而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为这为那的文章，我想也可叫做“役用文章”，因为都不是自己乐意写的，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激情。
“没有思想”的批评———最乏力的批评
思想的缺失是我们批评乏力的最根本原因。没有人关心自己的思想，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批评。正是因为没有人关心自己的思想，都只关心自己的享受，只关心自己活得牛不牛，滋润不滋润，因此，我们的作品更多只是小家子气，缺少大家气概。没有了精神底气，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作品如何称得上伟大。
我们的批评就更是如此，大都没有自己的东西，人言亦言，没有主见，没有思考，别人怎么说就跟着说，只有受启发的思维，而没有自己一套思考问题的方法，更没有思想的高度与思想的体系。正是因为没有思想的力量，这样的批评大多只是一时的情绪与错觉，都是经不住时间检验的。
历史上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大体如此，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等，应该说他们是有独到的观点的，但他们几乎毫不例外地停留在了技艺的探究上，而且过于喜爱用一些玄虚的比喻来描述对作品的感受，因此给人的印象还是不甚了了。它们大都是一种既有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开创性不多，思想性就更是凤毛麟角。作为批评，它们更像是读后感式的批评；作为理论，它们也更多是一种滞后的理论概括。
好的批评是能够带给作者与读者以生命的写作，它会点燃读者的思想，照亮作品的光芒，会给作者以全新的启迪与生命。这样的批评是有思想的，因为只有思想让人活着。而这一切无疑都要从批评家自身做起，因为没有人的抵达就不会有思想的抵达。
（日京／编制）
[匿名] fsda
2006-02-20 09:23:20
傅翔 你的文章 我在羊城晚报看到了《中国批评家堕落的八大形式》 这样大胆一针见血的犀利文笔如今太少太缺了
我看了羊城晚报1月10日花地发表叶延滨的所谓《凡有奖牌处都散发公厕的气味》觉得他是你批评的那种名人骂人的典型 但是他的骂实在是无力而做作溢于言表之谈 让我深感所谓大家之作的浅白 可惜了一个堂堂诗刊主编还比不上初名小辈的真知灼见 我为咱诗刊主编深感汗颜 最近又看到这位主编的介绍和诗 我实在不敢恭维 象白开水一样看完就忘的作品 一点都无法引起震憾 真遗憾他的诗占了那么多版面 他的诗集那么多 无论过去和现在他的诗我却连一句也留不下印象 更无法和北岛的2句诗：卑鄙市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相比较 这真让我感到遗憾 我不能不说名人吃的是名 未必佳作 无名靠的是实力吃的是自己的脑汁 玩味之作的名家 我以为无论是谁 假如总躺在自己辉煌的席梦斯温床的过去 都必然被无情的傲慢自我淘汰 这是我对名人效应和小字辈文章比较之下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愿文坛后起之秀我们傅老弟多出作品 多出精品 让这些所谓名家老爷故弄玄虚没有真髓内涵的文章深刻反省一下 你的此篇批评我觉得这是文坛批评的一大盛事 希望这样的作品多多见诸报刊和网络
唯一缺憾：在文章中多列举一些实例深入进行比较更好 这样文章将会更有力度
直击文化娱乐界的媚俗之风
导读
●血腥、暴力、黄色、黑色成为目前一些公安影视剧的主调，这种迎合某些低级趣味的做法，对于震慑罪犯，打击犯罪不会起到积极作用。
●作为表扬家的批评家，不仅成了作家的辩护律师，而且还成了现实的高级美容师。
●媒体不能抛开一些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而将对某些与共同社会价值观念相悖离的个人情趣的迎合，视之为市场的需要。
●""模式的盛行是手段，目的是金钱。""模式迟早会遭到观众和读者的厌烦和唾弃，""越多，厌烦和唾弃越多。
编者按 一段时间以来，文化娱乐界的低俗、媚俗甚至庸俗现象引起了公众的反感，低俗文化流行，不是文化的“百花齐放”和人文价值的多元，而是一种社会观念和精神的变异、下坠，这股低俗风除了对文化和道德是一种污染外，丝毫看不出它的积极意义。
我们特别策划、编发一组稿件，对此现象展开批评。
本期策划张智敏
公安影视剧力戒媚俗
尹曙生
只要你翻开报纸和杂志，只要你打开电视机，反映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随处随时可见，用“火爆”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权力和财产不断进行再分配，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法律还不完备，致使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矛盾急剧增多，诱发犯罪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犯罪情节更加复杂，犯罪手段更加残忍。公安机关担负着打击和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人民群众密切关注公安民警的执法活动和执法行为，关注社会治安动向。因此，反映公安民警和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惊心动魄场面和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家庭、情感的文艺作品，受到公众欢迎，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黄色、灰色、黑色和外来亚文化的影响，当前公安文艺作品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在继续蔓延扩大，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假大空，是这类题材作品媚俗的表现之一。漂亮的公寓，星级宾馆；名车络绎不绝，美女赛似神仙。这哪儿是破案，是财富展示，是美色大餐，作者们不知道，在公安机关所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中，在法院依法审判发生法律效力的罪犯中，70%以上文化水平初中以下，30%是文盲或半文盲，而且青少年占了绝大多数；在女犯罪嫌疑人中，她们有人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有着自己的辛酸史。那些犯罪嫌疑人中，失业或半失业占了大多数，农民占了大多数。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揭示犯罪的本质和原因，引起全社会重视，采取措施，逐步减少，而不是通过作品来展示，掩盖社会矛盾，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电影《流浪者》、80年代日本电影《人证》，看了以后，震撼人心，永久不忘，更不要说托尔斯泰的《复活》了。要是我们时下的作者来写《复活》(复活的故事在我们国家很容易找到)，多半把功夫用在床上，男女主人公各有情人，哪会写出他们灵魂的复活？
破案，是一个非常复杂细致用心用脑的工作，尤其是现场勘察搜集证据更是需要真本事、硬功夫。侦查活动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可我们在影视作品上看到的却是大轰大嗡的场面，案子一发生，你看到的准是：飞驶的警车，铮亮的手铐，乌黑的手枪(冲锋枪)，愤怒的咆哮。中央电视台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为了搜查犯罪嫌疑人，出动全局民警，挨门逐户搜查。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在围歼逃跑到山里的几个犯罪嫌疑人时，警车一辆接一辆呼啸着将山坳全占满了，天上还有直升飞机，那阵势可真大。如果这样来破案，犯罪嫌疑人早逃跑了。作者意图展示公安机关装备先进，力量强大，对犯罪分子是一个警告，动机也许是好的。可是他们不想一想，这样是破不了案的，也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很多基层公安机关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缺乏，哪有那么多车呀，拿直升飞机来说，就这两年，个别发达的城市才配上直升机，而省一级的公安机关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你凭空设想的那种阵势，是为了吓唬人，还是为了破案？
（作者系安徽省公安厅前副厅长、中国作协会员）
媚俗在今天
孙武臣
鲁迅说张资平的“小说学”的特点，“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鸳鸯蝴蝶派”的“三角恋爱小说家”们的作品曾风靡一时，影响颇坏。
茅盾当年也指出他们的创作在“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80多年过去，这种视文艺为游戏、消遣、娱乐的工具，宣称为趣味而趣味，为娱乐而娱乐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模式，不仅重现，并且大有泛滥之势。当然，“△”模式的盛行只是手段，目的是金钱，也是不会变的。
描写情爱，自古有之，因为它是文艺的永远的母题之一。中外许多经典之作都不泛三角、多角恋爱和婚外恋的故事，但它们是严肃的，深刻的，美的，高品格的；因为它们遵循了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它们不是把情爱作为最后的惟一的终极目的(否则人类无异于动物)，而是为了将人类情爱所附丽的社会性内涵揭示出来，即为了作品主题需要。比如，被视为写了大量性爱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其实是表现作家对工业文明压抑人性的怨恨，从而怀想农业文明时的自然人性。这是一个人类永远生存于悖论中的话题。
其次，为了刻划人物形象的需要。比如，《红楼梦》中“宝玉初试云雨情”，既是写贾宝玉性意识的成熟(否则以后的情爱故事也就失去了前提)、公子优越地位和放浪性格，又是写袭人为了巩固奴才的地位，攀附主子的性格。
再次，即使写了情爱性爱，也都是经过审美化了的，而不是自然主义的展露。比如，张贤亮早期作品《绿化树》，那个被严酷劳动改造不仅摧残了心灵，而且丧失了性功能的“右派”看到在湖中沐浴的女主人公的裸体，那是一段欣赏美惊异美的描写，是一幅人体天成美的图画。看了那场景的描写，我们体悟到的是无功利目的审美。
因此，我们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写情爱性爱，只是反对那些把情爱性爱同人类其他活动割裂开来，抽象到只剩下了动物性质的创作；反对违背生活真实和美学原则的创作，甚至把“△”作为媚俗模式的制作。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文艺创作在商品化操作下的趋时媚俗倾向与现象愈演愈烈，其表现历历可数，而陷于粗制滥造的“三角”或“三角”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是重要表现之一。以公安侦破为线索为外壳，演绎情爱的电视剧一窝蜂地上。比如，近期播出的《生死卧底》、《危机边缘》、《打破沉默》、《爱到尽头》、《坐庄》、《玫瑰花开》、《血玲珑》等，至少是“三角”，多则“六角”。其中《爱的代价》写侦破一个外企明是做生意，暗里制毒贩毒的案件。山岛经营的集团手下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冯克明，一是张策，张爱范雅芳，范却爱冯，冯爱山岛的侄女慧子，慧子却爱摄影记者徐晖，而徐晖又忘不了被害的女友艾玲。这个爱的循环圈要画出来，就是个六边形了。而剧中刑警队长赵简为青年女警察林洁所爱，林洁又为徐晖的好友明笛所爱，再加赵简离异的妻子，又构成另一组四边形。似乎是传染病，就连《林海雪原》的改编也要涂上一笔俗，编造了槐花和杨子荣和老北风的关系，引来一片批评声。不是说这些剧在题材选择和主题开掘上毫无新意，毫无成功之处，只是说并非出于以上所说的三项需要，而是添加了毫无必要的“情爱”佐料，以迎合与取悦观众。媚俗是浮躁的反映，是经不住诱惑的产物。媚俗的效果只能一时而不能长远，千篇一律的低级趣味的“△”模式迟早会遭到观众和读者的厌烦与唾弃，“角”越多，厌烦与唾弃来得越快。读者与观众最终是不能被愚弄的！
艺术创作是不断创新的精神活动。它不能重复自己，也不能重复别人，重复是作者的无能，何况是“戏”不够，“性”来凑的陈旧模式与格调呢！我们不禁要问：“‘△’蝴蝶鸳鸯派”又重来？
媒体，你尽到社会责任了吗？
周泽
当前，全国新闻战线正在按照中宣部等部门的要求，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活动。为了将这项活动推向深入，多家媒体联合制定了“弘扬职业精神，珍视教育品格，维护队伍形象”自律公约，向社会承诺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新闻工作的崇高声誉和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编者
当我们打开电视，翻开报刊杂志，进入互联网络，很多报道每每让人心生困惑：这些报道反映的是社会的真实生态吗？其揭示的是真理吗？这些媒体想把民众引导到哪里去？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些货色吧———
追星、砸星。明星是一些媒体永不厌倦的“宠儿”。明星是怎么练成的？媒体吹捧、包装而成的，是娱记们制造了明星。明星炼成，媒体则围绕着明星转，明星的绯闻、丑闻、讼事，乃至丧事，以及没边没影的事，媒体都不惜版面予以传播。在媒体上，某个明星与谁谁分手，某个明星与谁谁离异，某个明星怀孕，某个明星产子，某个明星出家，某个明星有婚外情，诸如此类的“星”闻，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一些媒体对明星的谄媚，直让人作呕。明星有了名同时有了架子，媒体娱记必然遭遇怠慢，进而心生怨恨。一旦明星有什么把柄落入娱记之手，受尽贬损和作践。
享乐、奢靡。翻开各种都市类报刊，告诉人们如何享受生活的文章，比比皆是。每逢节日，一些报纸总会不遗余力地介绍种种消费方式和消费时尚。一些人挥金如土的奢靡消费，也竞相被搬上媒体予以宣扬。几万十几万一桌的宴会消费、几千元上万元一束的鲜花消费等等，都成为消费时尚的引领者。这一切似乎在向人们昭示：消费已经成了社会的主流，读者诸君还不快快去消费！殊不知，很多人温饱尚未解决呢。
猎奇、觅隐。一些媒体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和他人的隐私格外感兴趣。女记者与狼共穴；女孩为了帮助男友完成学业而卖身；侏儒男子娶靓女；青年男子娶老妇；七旬老翁强奸八旬老妇；九旬老头抢劫银行；丑女找工作的经历；变性人的经历……诸如此类，都曾在媒体得以传播。
畸情、畸恋。一个男子与两名女子举行婚礼；错位夫君夜换娇妻；一个女人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一个男人和N个女人的故事；百万富翁诚征清纯女友，诸如此类的报道，在媒体上并不鲜见。
当然，商品经济，市场竞争，媒体不能不迎合公众，媚俗不可完全免俗。但公众毕竟不是特定的个人，任何人也不能说自己代表了公众，媒体不能抛开一些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而将对某些与共同社会价值观念相背离的个人情趣的迎合，视之为市场的需要。
传媒要讲社会责任，这是世界各国对大众传媒的共同要求，也是新闻传播应当遵循的一项工作原则。中国报业协会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国报业自律公约》，在其“自律条款”的第一条中规定：“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新闻活动管理法规，忠实履行报纸的社会责任，不以任何有损于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格调低下的或未经核实的报道内容作为报纸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审视当下我国各种媒体的报道，笔者发现，不少媒体似乎都仅仅在追求着自己的私利，对于社会责任似乎已完全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事实上，少数媒体在创办之时，考虑的就是如何赚钱。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的很多新闻记者，似乎也已经放弃了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险滩暗礁”职责。
虽然我们将媒体视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但媒体作为一个社会利益主体，指望其完全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显然是不现实的，还应有相应的管理手段及法律法规出台。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批评家变成表扬家之后
赵勇
在我的藏书中，有本书一直舍不得扔掉。此书名为《我的批评观》，出版于1987年，收集了是一些青年批评家谈“批评观”的文章。当时，这一拨人被称为“第五代批评家”；他们在文章中极力呼吁着批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认真捍卫着批评的尊严，其自信、其勇气、其洋溢着的青春活力与朝气，即使现在看来依然让人怦然心动。
批评家变成表扬家当然不是一个新话题，变过来的自然也不限于“第五代批评家”。在我的印象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家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可疑的角色，所谓的批评自律也常常变得空洞或荒诞。这一时期，文学虽然失去了轰动效应，但作家似乎并没有减少，林林总总的文学作品不断推出。在这些作品中，自然不乏纯文学写作信念的坚守者，也不乏纯文学的佳作，批评家表扬这些作家作品当然不成问题。但令人奇怪的是，当许多作家的写作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把写作视为表达自己生命体验的需要，而是把它们当成趋时、媚俗、出名赚大钱的工具时，我们的批评家却依然沉浸在表扬的思维惯性和情感冲动中没有醒过神儿来。比如池莉，她已经从原来的“市民写作”转型为“商业化写作”，其作品中的写作元素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凭着自己多年练就的写作技术，她到是依然可以写得流光水滑，但是也唯其如此，其写作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但是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我们的批评家要么失语，要么表扬失禁。
那么，批评家究竟是怎么变成表扬家的呢？原因很多，我这里只说这么一项。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出现了中介人，他们是书商、出版商、电影电视的导演和制片人，他们的选题、策划、制作、打造和包装对作家构成了一种吸引和召唤。作家开始为显在和潜在的中介人写作，为昆德拉所谓的“意象设计师”写作。大批的作家加入了媚俗的队伍中之后，他们也就由古典意义的“作家”变成了一个市场产品的“生产者”。产品出来之后要想好卖，就必须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于是《丰乳肥臀》、《处女之死》、《水乳》、《婚床》、《有了快感你就喊》、《拯救乳房》等书名隆重上市，它们以其暧昧传递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信息。但是光有这些也依然是不够的，只有经过专家的认证之后，它们的质量才算有了保证。这时候，批评家就粉墨登场了。在文学中介人组织的作品研讨会上，批评家说：“《桃李》的美学意义在于贴近生活、还原生活时，始终采取一种零距离的态度”，“零距离”成就了这部小说。要不就是说“我觉得《手机》的出版，在2003年或者200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标志着一个伟大的作家重新回到人民中间。”如今，作品研讨会其实就是商品发布会，批评家的话就是文学商品的广告词。就这样，批评家成了作家作品的推销商，自然，他们也成了“意象设计师”的同谋。
毫无疑问，批评家变成表扬家是文学堕落的一个重要症候，但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谁把这个危害说得更加清楚。在我看来，当作家纷纷投入“意象设计师”的怀抱时，他们为了向大众献媚而必须与现实调情，他们因此成了虚假现实的肯定者、维护者和修复者；当批评家在写作技巧的层面唱开了赞歌后，表面上似乎是就事论事，其实却是通过美学理论对现实的间接肯定与褒扬。任何事情，只有经过美学的阐释与辩护之后，其合法性才会变得充实饱满。于是，作为表扬家的批评家，不仅成了作家的辩护律师，而且还成了现实的“高级美容师”。
当然，我也确实读到了一些好作品，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不知道那些批评家说好的作品好在何处。我怀疑自己的水平出现了问题，于是就痛下决心想“进城”看看。进了城之后我就基本上明白了，也知道了哪些批评家变成了表扬家，哪些杂志专发表扬稿。虽然知道了一些批评圈里的高级机密，但我依然会去翻翻那些表扬稿和被表扬的作品。我想看看他们怎么表演，这大概是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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