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全本)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2/28       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全本) 高 华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饥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著，但学术界却较少论四清运动与大饥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饥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 毛泽东对大饥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从1958年始若干省份就已出现类似情况，并曾向北京汇报。毛泽东也曾就解决此类问题做过批示，［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的办法。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6］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布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8］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得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饥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饥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9］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居然伪托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后，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动阀门的时候了。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为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决策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毛明确将农村的危机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并着手布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毛也同意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毛在向农民让步时，仍坚守住他的意识形态底线，不明确承认是让步，而是称之为＂安排城乡人民经济生活＂。 毛泽东在1961年初的判断和接连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阶级斗争，又要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在实施中带来极复杂的后果：在一段时间内，死人现象继续蔓延，即使大抓阶级斗争和干部下乡也无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现建国后最严重的危机。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1961年1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11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43］广东省则在1961年12月，全面展开＂民主革命补课＂，以至刘少奇需要出来强调，在整风整社中绝不能动用肉刑。［44］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大量农民饿死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45］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吹拂。随着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在中央或省地调查组的默许下，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以至于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乡种地。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46］ 二、 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发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年6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48］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的架势＂，［49］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50］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得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55］由于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少奇、邓小平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饥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顾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饥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 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等纠偏文件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饥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五：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 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的不紧，＂见事迟，抓的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那有这么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那里是什么天灾，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五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么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再次跃入前台，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删节本原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注释: ［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另有资料反映：该县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六千人。参见钱刚、耿庆国《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580、58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 ［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 ［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页45－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 ［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 ［53］［54］［55］［56］［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69；299；377；296；468。 ［57］《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 录》，页454－56。  ［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册，页1537。 ［60］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孙颔序，载《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页5。 ［6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535。 ［62］［63］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304、401－402。 ［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26。 ［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15－16；213；212－13。 ［66］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160。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13。 ［67］《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69］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253。 ［76］《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另见邓立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33。 ［84］［104］［108］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53；165－67；167。 ［99］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65；另见《刘年谱》，下卷，页549。 ［106］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页117。 posted on 2006-11-08 13:54 爱智慧 阅读(520) 评论(4)  编辑 收藏  评论 # re: 高 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注:《在历史的“风陵渡”口》这本书我有,还没读完.可惜他那本我最想看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至今还没邂逅.虽然在网上下载过,但书还是捧着读有感觉.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我的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出版在即，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的编辑来电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言，读着手上的校稿，既有几许欣慰，也不乏一丝苦涩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思绪一下从现在又跳回到过去，于是拉拉杂杂写下这篇文字，权当“立此存照”吧。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学渡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受他的影响，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读了《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一个同学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因为父亲是“右派”，我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再坐车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 “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蓬布里，回到了南京。短短几天的 “经风雨，见世面”，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的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 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共产理想主义仍然涣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的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我很偶然的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拉的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赤潮澎湃，晓霞飞涌，  　　　　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光华万丈涌！  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狭小、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被搬到农村去的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十米，我的身边竞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8226;克里斯多夫、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 “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 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大量发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学”。在文革初、中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苏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报》，上面偶然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因为那时的《朝鲜》画报偶然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个合作食堂的流动点，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三十年代初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四十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五十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然而我的生活却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1970年我初中毕业，当时领导江苏的那位著名的军人司令员一声令下，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这样从16岁半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但给我的思想震动却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我记得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 《571工程记要》时，有一个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竞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竞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记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时内部已有许多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灰皮书”，我对这些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的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8226;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8226;路易斯&#8226;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写的《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五十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张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选》，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选》我早就通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留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单位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聍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78年后，除去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我的研究的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六十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8226;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8226;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8226;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是为序。  2005年8月于南京  2006-11-08 14:16 | 爱智慧  # re: 高 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相当不错  2006-11-08 14:29 | 京东山人  # re: 高 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高华个人网站  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  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  一　序 言  贵州「四清运动」是60年代初一个很大的事件，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但目前在国内外，对贵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关档案没有开放，学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近来，笔者读到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带有「辩诬」的性质，周林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了1964年主持贵州「四清」的原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披露了一些情况，也回避了一些问题。笔者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围绕周林的这个回忆文本，尽量扩展材料，将当年这个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层的分歧勾勒出来，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贵州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以及高干回忆文本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二　周林治黔的「功」与「过」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评的李大章都是毛时代的地方大员，但是两人在党内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级的老干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在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又和邓小平等一起离法转俄国学习，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1949年后长期任四川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李大章除了在「四清运动」期间短期代理过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长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号人物。周林则是30年代中期入党的年轻干部，抗战时期是陈毅的部下，建国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因为是黔籍，1951年被调往贵州，1954年升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一干就是十年。贵州省的重要性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贵州，周林却是说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省份，和其它重要省份的第一书记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周林在贵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过，他的「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改善了贵州交通不便的状况，1964年，全省八十一个县市都通了汽车；在铁路建设方面，1959年，黔桂铁路修到了贵阳，结束了贵阳不通火车的历史。 第二，周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较为务实。1956年，贵州发生「群众性骚乱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谟、紫云、罗佃三个县的九个区八十九个乡的苗族和布依族群众，前后历时八个月。以周林为首的贵州省委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坚持「稳慎」方针，最终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的「过」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有资料显示，周林在干部任用问题上有较为浓厚的「地籍情结」。周林青年时代就出外革命，建国后才调回原籍工作，在北京看来，贵州不存在如同广东那样的「地方主义」势力，所以北京是支持周林的。「高饶事件」后，周林把在省委会议上向他提意见，希望周林只做省委书记，不做省长的原南下干部、省委副书记申云浦和省委秘书长刘钊打下去，把申云浦贬到基层农场当副场长，刘钊则被开除党籍，贬为安顺师范学校的校长。正是因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又兼了省长，这种情况在毛时代是很少见的。1959年9月，周林又藉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大气候，将几个和他意见不和的，南下的省委主要领导打成「反党集团」（「常颂、夏德义、李庭桂反党集团」），其时常颂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个「反党集团」1。周林比较重视提拔和重用黔籍干部，从而引起原南下干部的不满，影响了贵州干部队伍的团结。  周林的更大错误是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率先大办「公社食堂」，大搞「反瞒产」，造成贵州众多群众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贵州在全国放了一个「大卫星」，出了一个长顺县大办公社食堂的「十大优点」。1959年，贵州又搞了「捉鬼拿粮」（「反瞒产」），「打击迫害基层干部，越是执行得坚决的地方，死人越多」2。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3。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4。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5。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6。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然而，周林对贵州的灾情并没有隐匿不报，但上报情况是「缩水」的。周林自陈，1960年5月初，周恩来总理到贵阳视察，周林向周汇报了贵州「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据知情者回忆，当时，周林领导的省委「极力向中央隐瞒真相，把大事化小」8，刚刚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书长汪行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贵州饿死人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他「不能不听第一书记的话，参与写这样的假报告，帮省委过了关」9。1960年5月16日，贵州省委正式向中央报告了遵义、湄潭、金沙事件，并自请处分。5月21日，中央批覆贵州省委报告，「免于处分」，提出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训，不要过于追究事件的责任10。  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识到全国出了大问题，并陆续调整政策。但是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坚持过去的那套思路，1960年11月，毛泽东将大饥荒归之于「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1。由于毛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已经形成，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代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12。至于导致大批农民死亡的真正祸首──公社食堂体制，则继续坚持不动摇，一直到1961年5月，毛发话后，全国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1960年底至1961年春，大饥荒的灾难已达到顶点，尤其是几个大跃进红旗省的情况极为严重，贵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该省的「包产到户」是明确支持的，可是，周林就比较隐晦，他对「包产到户」说得很少，任下面去搞。和许多高干一样，大饥荒给周林很大的刺激，他开始反省过去几年自己的作为。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就「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更进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贵州省委新政策推出后，形势迅速好转，「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被扭转。  三　贵州「四清」和刘少奇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公开理由有三：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镇反、土改不彻底；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又称：「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州「四清」的重点是贵阳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13。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是刘少奇独创，以后又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经过毛的修改，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14。  主持贵州「四清」的工作团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务书记兼新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工作总团团长。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内务部部长钱瑛予以协助，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四个大区和军队抽调二千名工作队员，其中有一百多名师局级干部前往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15。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后的是刘少奇，刘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16。当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刘少奇汇报贵州「四清」情况，却有意不通知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参加17。  周林说，李大章向刘汇报，获得「尚方宝剑」18，回贵州后就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大干了起来。在周林的回忆中，没有具体交待刘少奇对贵州「四清」的指示，即「尚方宝剑」的具体内容是甚么，但是从李大章的说辞中可以清楚看到刘少奇的意见。例如，李大章说，贵州前一阶段的「四清」是失败的，是走了「过场」19，此话完全是刘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刘少奇在南京，对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也说过同样的话20，只是江渭清比较有办法，后台也硬些，让刘碰了一个软钉子，江渭清也就没有落得像周林那样的下场和全省干部的大换班。  西南局对贵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1949年底，苏振华率二野五兵团解放贵州，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肃清国民党残余份子，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前政权时代贵州的八十一个县长「全部被处决」21。50年代初，贵州对地富的「管制」大面积超标22。至于「包产到户」也不是如李大章所指称的占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七十，有材料显示，就是在「包产到户」达到高峰的1960年秋至1962年春，贵州全省包产到户只占到百分之四十，只有个别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八十23。在贵州，可以说建国后的十五年，除了在60年代初对濒临饿死的农民实行过缓和的政策，从没见过甚么时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团对贵州一些领导干部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和周林关系密切的贵阳市委某主要领导被揭发犯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一些干部揭发省委主要领导在花溪等风景区给自己安排很好的休养环境24；在大饥荒时期，一些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贵州作为「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四大名旦」（河南、安徽、甘肃、贵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处理而「滑」了过去（其实四川等省的情况也极为严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锁消息，山东的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则在1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许多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周林治黔十年间，黔籍干部和南下的原冀鲁豫干部，矛盾长期积累，冀鲁豫干部受压多年，现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双方的矛盾来了一个总爆发，只是用的是「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词汇来做包装，深一层的矛盾被掩盖了。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均遭免职被批斗，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 、富农164户，四类份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份子和反动党团骨干份子」217人。「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职，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牢」25。  贵州的特殊性在于「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已不是一个个「烂掉」的基层单位，而是扩大到一个省会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贵州省公安厅「个别人」诬告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包庇贵阳市公安局贪污黄金，并咬定原贵阳市市长秦天真是「叛徒」。虽然几经调查，上述指控都没有事实凭据，但公安部门还是查抄了伍嘉谟的家，据说在伍家的字纸篓的一张报纸的边上发现了「反动文字」──「中华民国万岁」。伍随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贵阳市公安局长孙登善也被逮捕。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夏页文被戴上「修正主义」帽子，贵阳市市长紫龙被撤换、批斗，贵阳市委宣传部长朱厚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劳动。贵阳市南明区区委书记李增贤也被捕入狱26。  贵阳市的情况正好印证刘少奇「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新概念，伍嘉谟的「现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烂掉」的市委，从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广。  刘少奇为甚么不在1962年拿下周林，而是推迟了两年？周林和曾希圣的性质一样，都是先期紧跟毛，后来搞了「责任田」，1962年初，刘拿曾开刀，曾希圣和河南的吴芝圃，还有1960年下台的山东的舒同，都先后被刘少奇拿下，转而做不安排具体工作的各中央局的空头书记。可是周林却没事，照样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可能的原因是：和曾希圣（安徽）、吴芝圃（河南）、张仲良（甘肃）、高峰（青海）、舒同（山东）等人相比，周林的错误还不是特别大，再者，一次拿下太多的封疆大吏也会刺激毛。  刘少奇跟随毛的时间长了，早学来毛的一套，搞运动总要拿几个人开刀，以壮声威。刘少奇在事隔两年后拿周林开刀，就是要为他的「四清」在全国开道。刘拿周林祭旗，藉「包产到户」之事批周林，谁都不能说一个「不」字。况且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关系也很远，分量最轻；李井泉、王任重都是毛的爱将，一直就左，没有「小辫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过「责任田」，头上有「小辫子」，于是被刘选上。  在这个过程中，西南局起甚么作用？李大章是西南局派出的，但派李大章不可能仅由李井泉决定，这时的李井泉跟刘少奇很紧。李井泉在四川从没「右」过，大可以不惧刘少奇，但也得小心，就像华东局的柯庆施，1964年不也是逼江渭清向刘少奇认错吗27？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柯庆施也是顺着刘的有关「四清」意见，没有表示异议28。  李大章不是一般的第二把手，他有着雄厚的革命资历，对李井泉在大跃进时期搞的极左一直有保留看法，对李的霸道也多有不满，李井泉对李大章不能向对其他书记那样颐指气使。李大章这次为甚么这么左？这不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一个线索可能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李大章虽然是老资格，但除了在建国初短期任过西康省省委书记，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个省的代书记，而这是刘少奇给他的，李大章要做出成绩给刘少奇看。  钱瑛起甚么作用？钱瑛为人正派，是公认的优秀领导干部。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钱瑛在安徽做了大量的调查，回北京后向刘少奇等做了汇报，才揭开了曾希圣的「盖子」。1962年上半年，钱瑛在安徽为正在「劳改」的两位高级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右派」的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被打成「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份子」，也在「劳改」的前副省长张恺帆平了反。钱瑛还顶住压力，「改正」了安徽「一大批」1957年的「右派」。钱瑛有如此胆略，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29。1964年钱瑛去贵州后，「分管城市四清」，重点是在贵阳市，从1965年8月她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看，在贵州期间，钱瑛是按照「四清」工作总团的部署工作的，但是到了1965年8月，钱瑛也遵照该年年初中央颁发的《二十三条》的口径，不再说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而是改口说：「贵阳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拥护革命、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0  四　在「四清运动」中高涨的刘少奇的权威  贵阳市的「四清」颇有点像30年代苏联的「大肃反」期间侦破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间谍破坏案」，都是由「契卡」人员率先「揭发」，然后由「契卡」部门介入，扩大侦察，再对主要领导干部实行逮捕。和苏联「肃反」不同的是，60年代贵阳市的「四清」和全国各地的「四清」一样，还穿插了一个「群众运动」，也就是多了一个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的宣讲中央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交待问题、批斗大会、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宽严结合」、「戴帽」、「逮捕」的过程。贵阳市的「四清」带动了全省运动，一时间，贵州到处弥漫紧张、肃杀的气氛。周林对贵州的「四清」很有意见，也不同意对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毛写了申诉报告，通过省委机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31。  从表面看，在1964年12月前，毛是支持刘少奇有关「四清」的部署的。8月底，毛同意中央批转「桃园经验」，又同意刘少奇对江渭清的批评信，还亲自参与了刘的批评信的修改。毛也同意刘主持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也对其做了修改。「民主革命补课」，「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等，都是毛最先提出的。1964年，毛还同意在城市街道「划阶级成份」，成立「劳动人民协会」32。  毛的极左，是实实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对刘的「同意」，却是表像。毛批准下发「桃园经验」，是很勉强的。毛同意下发《后十条修正早案》，也是有保留的。毛对刘的一些看法持有异议，而刘少奇8月1日在北京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又严重刺激、伤害了毛，从而导致毛刘矛盾的激化。  刘少奇在1964年已走向权力高峰，6-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从北方走到南方，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报告。刘少奇返回北京后，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搞运动，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不蹲点，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刘还在报告中用较大的篇幅批评了毛批发的《后十条》，他说，现在敌人利用这个《后十条》来顶工作队，第二个十条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以后不要强调了」33。  刘这天的报告「出轨」之处太多，本来彭真是要把刘的这次讲话整理下发的，陈伯达、王力等「秀才」已遵照彭真的指示对刘的讲话做了整理，把讲话中明显涉及毛的内容全部删除，但后来，刘少奇「突然」决定不下发了34。刘为甚么不同意下发他的这次报告？是事后觉得讲话不妥，还是对删去他的讲话不满，又不便明说？这些都不得而知。  在8月1日大会上，刘少奇显现了他的「领袖权威」正在上升的气势。据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李新的回忆，在刘没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35。  在现场的周恩来只能对刘少奇予以配合，据李新说，周「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很快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36。  刘少奇这天的报告震动很大，一些干部对刘的报告很反感，乃是因为刘在这天的报告大会上摆出的「气势」和他对王光美的「吹捧」，他的报告中对毛的不恭之词反而没被听众捕获到。那一天北京气温很高，「这个会议，连头到尾，总共不到一个钟头」，刘少奇毕竟还不是毛，「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刘少奇可能也没想到自己对王光美的几句赞词造成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李新说：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甚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37联想到两年多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地方大员批刘不多，军队将帅则集中对刘开火，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刘少奇在1964年夏确实不够谨慎，他带着夫人四处巡讲「桃园经验」，又在报告中宣传王光美，已严重「破」了党的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在中共党内，由中央领导同志和夫人一起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邓颖超是党的元老，但是周恩来从来不会出面宣传他的夫人，更不会带着邓颖超周游四方，去谈甚么「妇女工作的经验」。毛支持江青是无可置疑的，但在1964年，他的公开的行动也就是出席观看江青搞的几个「现代革命京剧」，然而刘少奇却完全忘记了这些。  江青没有参加8月1日的报告大会，但是她了解一切情况。据《王力反思录》披露，江青为此事专门找到毛哭诉：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38。从李新对这天会场气氛的描述，军队干部，包括像李新这样的文职高干对刘的讲话都是这样的不满，江青有如此之反映，是完全有可能的，王力的这段叙述应是可靠的。  五　毛对贵州「四清」的干预  8月后，毛对刘的态度已有变化，但他还是对刘采「退避三舍」的策略，一是刘的势头太大；二是刘的不少话也是从他那儿搬来的；第三，毛还要看刘走多远。所以毛对「桃园经验」和刘主持制定的几份文件都批转了。但是，毛在对刘作妥协时，对刘的不满还是一步步表露了。  8月5日，刘少奇作为全国「四清」总指挥的角色进一步明确化了。陈伯达晚年说，是他向毛建议让刘少奇总抓「四清」，被毛接受的39。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又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刘少奇一时位高权重，对毛的意见也置之不理了。就在刘少奇前往武汉的前一天，8月4日，预定随同刘前往广州修改《后十条》的田家英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还有甚么意见时，毛提到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然而，当田家英在专机上向刘汇报毛的意见时，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40。  刘少奇虽然知道毛对他的「四清」设想有不同意见，但并不准备按毛的意见进行修正，他反而要进一步压毛同意他的主张。8月16日，刘在广州给毛写信，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属的几个省委拉出来，他在信中说，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见，中南局也赞成他的建议，并准备在中南五省推行，这就是改变原来「四清」以县委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先搞一个县，此即以后在全国各地推广的以「四清工作总团」、「四清工作分总团」取代地委和县委的方法41。显而易见，刘的这个方法和毛的「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是不一致的。  在刘的压力下，毛不得不作出退让，他在18日给刘覆信，表示「完全赞成」刘的意见42。8月19日，刘又给毛写信，这一次他拉上的是陈伯达，刘把陈伯达推到前面，说陈伯达「极力主张」把王光美的报告下发各地，刘直接要求毛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刘甚至把批语也写好了，他在为中央代拟的批语中写道：王光美的报告是有「普遍意义的」43。这种情况使毛不得不再 次作出退让。但是这一次，毛不愿意做得那么干脆，他把刘的报告先压下来，8月27日，毛就下发王光美的报告写下了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44，而在中央批转王光美报告的前一天，即1964年8月31日，在新华社编发的供党内地委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已用〈一场伟大革命的实践〉的题目，分十一个小标题，以三十页的篇幅，详细摘要发表了「桃园经验」报告45。  显然，毛对刘的「同意」不是出自本意，因而他在对刘作妥协时，非常希望从地方大员那儿听到对刘的不同意见。1964年8月下旬，当毛了解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对刘搞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持有异议时，十分振奋，他马上下令，暂缓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毛明确提出：「华北有不同意见」46。毛有意压一下刘少奇的气势，来声援李雪峰，毛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47。毛的此番话，颇似游戏之言，确也不尽然，本来刘少奇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中共七大上确定的，那时毛对刘少奇是满意的，现在毛对刘少奇不满意了，把这个称号改授给也曾在白区工作过的李雪峰，乃在情理之中。  8月后，毛对刘的基本策略也逐步清晰了，这就是在表面上继续支持刘的同时，断断续续，似正式，又非正式地表达他对刘的「四清」的保留，他通常是先说几句肯定刘少奇的话，绕了一圈后，就对派出「四清工作团」取代县委、「集中一万个工作队员在一个县搞大兵团作战」表示疑问。就在中央批转王光美报告的前两天，在8月30日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还作了一个「自我批评」，毛说，他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没有先征求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48，毛甚至在这次讲话中公开了他对王光美的不满，向各地大员表明心迹了，他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一个人能指挥。」可是，各路大员没一人接他的话碴，刘少奇对毛的这些话，却故作不知，依然故我。各路诸侯也都顺着刘，甚至当刘主持会议，重申其意见后，李雪峰就检讨了，连当年毛的两员大将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49。李雪峰为了不和王光美争风头，把他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的「四清」，还提供了一个「城市要普遍地划阶级」的经验50。  更严重的是，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已在各省市传达，并在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北京市委抽调11,695名工作队员，「集中力量到通县打歼灭战」51。1964年8月初，山东省委举行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少奇同志的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点经验的介绍」52。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致拥护少奇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开展四清运动」53。1964年7月17日到8月12日，福建省委举行省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刘的讲话，与会者对照刘的讲话，检查「在运动中总是束手束足，怕字当头，怕干部躺倒，怕影响生产，怕后遗症，怕平反，怕告状」，「对目前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种严重情况估计不足，有的甚至发生怀疑」。福建省的干部还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由于他们不敢发动群众，他们「在运动中不知不觉地做了资产阶级革命家」54。显然，福建同志没有创造这个概念的水平，它也是来自刘少奇，只是两年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又把这个称号还给了刘少奇，他在1966年11月接见群众时说，少奇同志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地方大员沿着刘少奇掌管的党机器的巨大惯性，全面落实刘的方针，毛一时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至11月，刘澜涛、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员纷纷在党内做报告，大谈他们如何通过「学习少奇同志指示」，创造出指导「四清运动」的「经验」。他们所做的报告既有理论色彩，又有阶级斗争如何尖锐激烈的生动实例55。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还说：「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合」，而他本人则经过蹲点，找到了「为甚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原因56。这种情况逼迫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刘「单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对刘的不满已在上层小圈子里爆发，毛开始对刘作不点名的连续性批评，周林的申诉恰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诉信后就批转给所有政治局委员。而贺龙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领导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贵州省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会议，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贺龙时，他就明确反对否定前贵州省委，他说，你们这样做，把老西南局放在甚么地位？周恩来则是从侧面批评了李大章。当周得知三届人大会议没有安排贵州代表发言，就向李大章讯问，得到的回答是：贵州已「烂掉了」，不必发言了。李大章的这番话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说：全国的形势都大好，怎么你们贵州就不一样呢？大会最后还是安排了贵州省的代表发了言57。  毛对贵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1月，这和他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发布《二十三条》在同一时候。周林提到了一个细节，这就是毛对陈刚的反感。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毛问李大章带了些甚么人去贵州搞「四清」？当李大章回答说有陈刚等人时，毛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58为甚么毛一听到陈刚的名字就有这么大的反应？陈刚又名易尔士，原名刘作抚，和毛是老相识，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赣南苏区的「提款委员」，「富田事变」爆发时一度被起事的部队所抓，后被释放回到上海中央。刘作抚于1935年去莫斯科，抗战爆发后回到延安，改名陈刚，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农的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长，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59。毛对陈刚如此敏感，是过去历史上的原因吗？还是毛认为他长期的「契卡」背景不适合担任一个省的第三把手？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从不喜欢任用有「契卡」背景的干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国后，毛可以任用李克农、孔原来管「契卡」系统，以后又让杨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统的工作，但绝不许「契卡」干部染指地方党政工作。1965年初，毛虽然没说陈刚一句「坏话」，但讨厌他的意思已很明确，李井泉、李大章心领神会，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陈刚的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的职务，任命李井泉的老部下贾启允任贵州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贾启允做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取代了李大章，钱瑛也被调回了北京，算是给了毛一个交代。  毛对周林则一向是关照的，1962年周林受过毛的保护，「七千人大会」期间，毛请几个灾情最严重，正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河南、安徽、山东、甘肃、贵州等省的第一书记一桌吃饭，当周林向毛检讨时，毛说自己也有责任，对周林抚慰有加60，周林和李井泉、王任重等一样，都没因大跃进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而受到责罚。1965年1月，毛发话，要周林立即复职，李井泉竟以「周林在贵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把毛的话挡了回去。其实李井泉所言不虚，经数月批判，周林在贵州的声誉已严重受损，和周林关系密切的大批干部也被冠以「周林的爪牙」受到批判和处理，如果周林复辟回黔，贵州再一次「翻烧饼」，西南局的威信将被严重损害。李井泉依照老例，把周林调回成都的西南局，和刚从上海调到成都，也是长期赋闲的原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一样，做了西南局一个不管事的空头书记。  六　刘少奇「四清」模式的失败  周林虽没复职，但贵州「四清」的方向已扭转了过来。「桃园经验」还只是「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现在又来了一个省会城市贵阳的「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典型，接下去，难保不会扩大到一个省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毛适时作出反击，几句话，就让刘少奇的计划泡汤了，尽管毛没有救下周林。  贵州的「四清」高潮是在1964年8月到12月，起初，雷厉风行，批判、斗争、撤职、逮捕，10月31日，贵州省委发文，要求「坚决打击反革命份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全省风声鹤唳，一时「因捕、拘过多」，甚至「造成监所拥挤」61；之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1965年虽然还有余波，李大章和李井泉到3月份还压周林承认「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那已是强弩之末了。周林有了《二十三条》撑腰，拒不接受二李的指责，李井泉和李大章也毫无办法62。此时刘少奇虽然还全面管事，但说到底毛才是真正的主宰，在毛发话后，李井泉调整了和周林的关系，1965年7月中旬，他告诉周林，「贵州的四清问题，小平同志说不做结论了」，李井泉又说，坚持要给贵州四清做结论，「这是大章同志搞的，他对贵州的四清运动不做结论，耿耿于怀，食不下咽」63，现在李井泉摇身一变，俨然贵州的「四清」和他没有关系了。  刘少奇是受挫了，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大饥荒时期贵州的问题确实极为严重，干部违法乱纪非常普遍，理应依法严肃处理，有资料说，死人「最严重的湄潭县，后来枪毙了一个违法乱纪的副县长」64。刘在治国方面，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1961-1962年，刘顶住巨大压力站出来领头，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携手，全力挽救经济，拯救人民生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贡献，其功绩永载史册。但刘又有走偏锋的特点，1962年下半年后，在毛一手营造的极左大气候下，刘不愿或无力抵挡，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调，顺风扯帆，到了1964年甚至比毛还要左。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大棒下，不仅许多无辜干部受难，已在社会底层的前国民党时代的留用人员也一再受到严厉打击，一些被处理的干部，特别是在城镇工作的干部，和大饥荒时期的违法乱纪并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被打成「阶级异己份子」。刘在1964年的这些举措，很难说没有他的个人目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刘想藉「四清」真正树立起他「号令天下」的权威。  由于毛对刘进行了强力干预，刘没成功，否则贵州经验就会在全国其它省份推广，「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会遍于国中，全国难免不会洪水滔天，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特务案」、「美国间谍案」、「反革命暗杀案」肯定会随影而来。刘虽没搞一个像毛那样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从贵州的情况看，在刘的理论指导下，是用党机关加上公安系统作为推动运动的动力，这可能就是刘少奇有别于毛搞运动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陈刚做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这可能和刘少奇过去搞地下斗争的经历有关。既然贵阳市已成了「小台湾」了，那就须要派「红色特工」深入「敌营」，摸清「敌情」，去解决问题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刘少奇指导的「四清」工作队，就像战争年代的「敌后武工队」，这一百多万工作队员，先集中学文件「反右倾」，在工作队中查找「坏人」，继之「侦察敌情」，「排查线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进驻乡村，大搞「扎根串联」，难怪被毛批评为「神秘主义」！  无独有偶，1964年6月，在刘少奇夫妇来南京开讲「桃园经验」回到北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在会议之前的7月29日，王光美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65。  与此同时，由刘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指导的陕西省「四清」，也是以抓人、捕人开道，数月间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长安县新划地富4,558户，查出所谓四类份子3,492人。该省还用「隔离审查」的方式把一批中层干部投入变相监狱。在地区和县一级，则用办「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有不同意见，刚刚着手纠偏，就遭到刘澜涛等的严重打击 ，被扣上反对刘少奇的帽子，受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持续批判66。  由此可见，用抓「现行反革命」来推动运动，已成为1964年刘少奇领导「四清」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层层抓人，人人胆寒，这种方法干脆明快，震慑力大，马上就可以打开运动的局面，所以贵州的「四清」既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可以说它是新形式下的「肃反运动」。刘的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也带有颇为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铺开，并不比毛策动的「群众造反」逊色。这就是中国60年代政治的复杂性，哪是局外的书生所能理解的？海外的唐德刚教授居然说，刘少奇的《后十条》是要「修正」毛的极左的《前十条》，还说，若不是刘的举措，「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67。唐德刚分不清《后十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区别，前者是邓小平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后者才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一个比毛的《前十条》更加极左的文件，1964年10月下发后各地发生一系列自杀、斗死人的严重事件，陕西省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陕西高校在「四清」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仅西安市就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陕西省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致使一些中小学生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68。这真的是让许多人的「人头落地」了！  七　在回忆文本后的「权势关系」和「人情」  周林的「运气」没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虽然在对贵州「四清」的态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还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贵州的极左有复杂的背景，李大章并不像李井泉那样了解当时中央上层毛刘间的分歧，而且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间在北方局和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不是刘少奇的人。加之，李大章对李井泉一直有意见，文革期间还揭发过李井泉的错误，所以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复出，不管哪个人做四川的第一书记，李大章都是在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1976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李大章在文革中没有受多少罪，不能归结于他个人的聪明和机智，在毛时代的中晚期，政治斗争中的无序性和任意性是一普遍现象，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许多高干都是在瞬间沉没的。那是毛一个人说了算的年代，毛有乱来的时候，但「无序」中有「有序」，「任意」中有「计算」。平心而论，毛对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员还是「讲原则、讲渊源、讲人情」的，如果在政治上和自己对着干，毛绝对是「憎其所憎，恶其所恶」；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对立面搞在一起，又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就会「放他们一马」。李大章在文革中很快复出就是这个道理。  毛对李井泉的态度就稍许复杂一些。1965年初，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知道刘少奇已被毛批评，可是他在指导贵州「四清」时，并没有立即停止执行刘的政策。毛要他给周林复职，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顶着不办。在当时，像李井泉这样，在毛刘之间观云测雨，不是个别人。一年后，文革爆发，「李政委」治川十数年，在大饥荒中欠账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刘邓走狗」的罪名对李井泉一阵乱斗，其妻也被整死，毛对李却没有像对江渭清、江华、叶飞等人那样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让李在火上「烤」了几年。  然而毛对李井泉毕竟是知根知底的。在历史上，李井泉和刘少奇一点都不沾边，对毛一向忠心耿耿，在关键时刻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时，是最早站出来反对彭德怀，旗帜鲜明支持他的几个地方大员之一。1965年11月，彭德怀被放逐到四川后，李井泉对彭更是严加监管。在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情况极为严重，但李井泉非常「顾全大局」，从四川调运大量粮食支持中央69。毛心里明白，李井泉、江渭清等地方大员对刘少奇并非没有意见，他们就是做大官做「油」了，只要毛不公开拋弃刘少奇，他们就按部就班，一切听中央的，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就听少奇的。李井泉等都太了解毛出尔反尔的特点，或许一个早上，毛就改变了主意，跟着他老人家反刘的人就会被无情的拋出去，落个当年高岗下场。所以，毛讲刘少奇的闲话，他们就装聋作哑，从不插嘴帮腔，毛知道，李井泉等这样做并非对他不敬，或是反对他。错来错去，只怪自己给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已让刘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在「火烧」李井泉几年后，毛还是「解放」了他，中共十大就让他重新做了中央委员，1975年还做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林在文革后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1977年由邓小平指名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教育部副部长，邓复出后先管教育，周林给邓许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转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古委会」）副主任，算起来只是副部长，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做这份闲差，是属于低位安排了，但他安于其位，工作勤勤恳恳，受到许多老先生的尊敬，1995年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今日观之，在那个时代，真不能用「好官」、「坏官」的标准来识别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标准，都要听北京的话，但总有一条，就是看在执行北京命令和保护地方百姓之间怎么搞平衡？就是要看他对百姓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以这样的标准看，周林在1958-1960年做了非常严重的错事，有愧于贵州百姓，但他在1961年后又做了许多好事，说起来是「过」和「功」相抵。苦的是贵州的百姓，被折腾不停，较之其它省份，更有过之。「四清」还没消停下，文革又开始，「四清连文革」是贵州文革的一个特色，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主动拋出来，作为贵州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四清」中被打下的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残酷打击70，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对贵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71。  如今，贵州「四清」的历史差不多完全被湮没了，周林在回忆文章中就是集中批评了李大章，对刘少奇只是点到即止，而钱瑛、陈刚都成了和贵州「四清」不相干的人了。他对自己比较大的过错，如贵州大跃进的错误谈了一些，并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对自己其它方面的过错，例如向北京隐瞒灾情的规模，就一字不谈了。由此看来，期待高干回忆录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观，确实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目标。依笔者的看法，读当代史回忆录，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回忆录，还得抽丝剥茧，须要下一番「考古学」、「校勘学」的功夫，把阅读的「路线图」查找出来。研究者肯定须要延伸和扩大阅读，而不能仅凭一种回忆资料说话，只有同时参照相关的其它资料，尤其是那些在观点和内容上互相冲突和对立的资料，才能穿越回忆录的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间给我们设置的各种障碍，以求尽可能的去接近那个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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