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 主持是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派出的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2/28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五月號　總第 50 期 2006年5月30日    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 ⊙ 高　華    一　序 言 　　貴州「四清運動」是60年代初一個很大的事件，牽涉到中央最高領導間的分歧，但目前在國內外，對貴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關檔案沒有開放，學界幾乎沒有任何研究。近來，筆者讀到原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的〈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的回憶文章，這篇文章帶有「辯誣」的性質，周林在文章中公開批評了1964年主持貴州「四清」的原貴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大章，披露了一些情況，也迴避了一些問題。筆者在資料十分缺乏的情況下，圍繞周林的這個回憶文本，盡量擴展材料，將當年這個重大事件及其背後的北京高層的分歧勾勒出來，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關注貴州歷史上這個重大事件以及高幹回憶文本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問題。  二　周林治黔的「功」與「過」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評的李大章都是毛時代的地方大員，但是兩人在黨內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級的老幹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在法國勤工儉學，以後又和鄧小平等一起離法轉俄國學習，抗戰時期在太行八路軍總部工作，1949年後長期任四川省省長，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員。李大章除了在「四清運動」期間短期代理過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建國後長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號人物。周林則是30年代中期入黨的年輕幹部，抗戰時期是陳毅的部下，建國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因為是黔籍，1951年被調往貴州，1954年升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一幹就是十年。貴州省的重要性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貴州，周林卻是說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個經濟落後、地處偏僻的省份，和其他重要省份的第一書記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周林在貴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過，他的「功」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改善了貴州交通不便的狀況，1964年，全省八十一個縣市都通了汽車；在鐵路建設方面，1959年，黔桂鐵路修到了貴陽，結束了貴陽不通火車的歷史。 第二，周林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態度較為務實。1956年，貴州發生「群眾性騷亂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謨、紫雲、羅佃三個縣的九個區八十九個鄉的苗族和布依族群眾，前後歷時八個月。以周林為首的貴州省委沒有採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堅持「穩慎」方針，最終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的「過」主要集中在兩方面。有資料顯示，周林在幹部任用問題上有較為濃厚的「地籍情結」。周林青年時代就出外革命，建國後才調回原籍工作，在北京看來，貴州不存在如同廣東那樣的「地方主義」勢力，所以北京是支持周林的。「高饒事件」後，周林把在省委會議上向他提意見，希望周林只做省委書記，不做省長的原南下幹部、省委副書記申雲浦和省委秘書長劉釗打下去，把申雲浦貶到基層農場當副場長，劉釗則被開除黨籍，貶為安順師範學校的校長。正是因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又兼了省長，這種情況在毛時代是很少見的。1959年9月，周林又藉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大氣候，將幾個和他意見不和的，南下的省委主要領導打成「反黨集團」（「常頌、夏德義、李庭桂反黨集團」），其時常頌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個「反黨集團」1。周林比較重視提拔和重用黔籍幹部，從而引起原南下幹部的不滿，影響了貴州幹部隊伍的團結。 　　周林的更大錯誤是在大躍進中頭腦發熱，率先大辦「公社食堂」，大搞「反瞞產」，造成貴州眾多群眾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貴州在全國放了一個「大衛星」，出了一個長順縣大辦公社食堂的「十大優點」。1959年，貴州又搞了「捉鬼拿糧」（「反瞞產」），「打擊迫害基層幹部，越是執行得堅決的地方，死人越多」2。1960年上半年，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由周林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八成，受到毛的表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總結」3。貴州還被毛譽為「紅旗省」，號召各省向貴州學習4。其實1959年冬，遵義、湄潭、金沙等縣就因嚴重缺糧出現「非正常死亡」，僅金沙縣在困難時期就「非正常死亡」5.5萬人5。據人口學學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難時期，貴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174.6萬，佔災前全省總人口的10.5%」6。對此，周林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然而，周林對貴州的災情並沒有隱匿不報，但上報情況是「縮水」的。周林自陳，1960年5月初，周恩來總理到貴陽視察，周林向周匯報了貴州「非正常死亡」的情況7。據知情者回憶，當時，周林領導的省委「極力向中央隱瞞真相，把大事化小」8，剛剛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書長汪行遠，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貴州餓死人情況向中央寫報告，他「不能不聽第一書記的話，參與寫這樣的假報告，幫省委過了關」9。1960年5月16日，貴州省委正式向中央報告了遵義、湄潭、金沙事件，並自請處分。5月21日，中央批覆貴州省委報告，「免於處分」，提出要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訓，不要過於追究事件的責任10。 　　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識到全國出了大問題，並陸續調整政策。但是對造成大饑荒的原因，還是堅持過去的那套思路，1960年11月，毛澤東將大饑荒歸之於「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11。由於毛對農村形勢的判斷已經形成，1960年12月6日，周恩來代中央草擬文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周強調，「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12。至於導致大批農民死亡的真正禍首──公社食堂體制，則繼續堅持不動搖，一直到1961年5月，毛發話後，全國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1960年底至1961年春，大饑荒的災難已達到頂點，尤其是幾個大躍進紅旗省的情況極為嚴重，貴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對該省的「包產到戶」是明確支持的，可是，周林就比較隱晦，他對「包產到戶」說得很少，任下面去搞。和許多高幹一樣，大饑荒給周林很大的刺激，他開始反省過去幾年自己的作為。1961年後，周林對貴州的大饑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就「遵義、金沙、湄潭事件」做過多次檢討。在農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復了農民的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貴州省委還更進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誰種誰收，三年免徵公糧。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寬，恢復了少數民族自製傳統服飾所需的「藍靛土」、「姑娘田」、麻園等。貴州省委甚至把城鎮原屬於個人或集體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歸還給個人和集體，一時貴州大小城鎮中，處處出現前門設店、後場設場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貴州省委新政策推出後，形勢迅速好轉，「非正常死亡」的現象被扭轉。 三　貴州「四清」和劉少奇 　　周林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被撤，公開理由有三：貴州的建黨根子不正；鎮反、土改不徹底；肅反、審幹、「清理中內層」未把好關。又稱：「貴州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貴州城鄉資本主義泛濫」。貴州「四清」的重點是貴陽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認為，「貴州已爛掉了」，「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貴陽市被宣布是「小台灣」13。 　「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是劉少奇獨創，以後又被正式使用於《後十條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修正草案》，此文件經過毛的修改，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提出了有的地區還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改變了原《後十條》草案中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首先要解決幹部中的問題，並規定整個運動由工作隊領導。在《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後，一時全國各地都在查找「小台灣」，甚至連武漢大學哲學系一個小小的單位，也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兩面政權」14。 　　 　　主持貴州「四清」的工作團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務書記兼新任貴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大章被任命為西南局工作總團團長。中央並派出中央委員、中央監委副書記、內務部部長錢瑛予以協助，李大章還帶上了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剛。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從中央和國家機關、四個大區和軍隊抽調二千名工作隊員，其中有一百多名師局級幹部前往貴州，對全省區以上的領導實行層層奪權15。外派去貴州的「四清」工作團的陣容和規模如此之大，這在全國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後的是劉少奇，劉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貴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16。當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劉少奇匯報貴州「四清」情況，卻有意不通知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參加17。 　 　周林說，李大章向劉匯報，獲得「尚方寶劍」18，回貴州後就召開全省三級幹部大會，大幹了起來。在周林的回憶中，沒有具體交待劉少奇對貴州「四清」的指示，即「尚方寶劍」的具體內容是甚麼，但是從李大章的說辭中可以清楚看到劉少奇的意見。例如，李大章說，貴州前一階段的「四清」是失敗的，是走了「過場」19，此話完全是劉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劉少奇在南京，對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也說過同樣的話20，只是江渭清比較有辦法，後台也硬些，讓劉碰了一個軟釘子，江渭清也就沒有落得像周林那樣的下場和全省幹部的大換班。 　　西南局對貴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實事求是的。1949年底，蘇振華率二野五兵團解放貴州，任省委書記和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肅清國民黨殘餘份子，在1951年「鎮反運動」中，前政權時代貴州的八十一個縣長「全部被處決」21。50年代初，貴州對地富的「管制」大面積超標22。至於「包產到戶」也不是如李大章所指稱的佔全省農戶的百分之七十，有材料顯示，就是在「包產到戶」達到高峰的1960年秋至1962年春，貴州全省包產到戶只佔到百分之四十，只有個別邊遠地區達到百分之八十23。在貴州，可以說建國後的十五年，除了在60年代初對瀕臨餓死的農民實行過緩和的政策，從沒見過甚麼時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團對貴州一些領導幹部的指控也並非空穴來風，例如，和周林關係密切的貴陽市委某主要領導被揭發犯有「生活作風」方面的錯誤；一些幹部揭發省委主要領導在花溪等風景區給自己安排很好的休養環境24；在大饑荒時期，一些領導幹部欺上瞞下，貴州作為「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四大名旦」（河南、安徽、甘肅、貴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處理而「滑」了過去（其實四川等省的情況也極為嚴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鎖消息，山東的大範圍的「非正常死亡」則在1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許多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在周林治黔十年間，黔籍幹部和南下的原冀魯豫幹部，矛盾長期積累，冀魯豫幹部受壓多年，現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雙方的矛盾來了一個總爆發，只是用的是「反擊資本主義復辟」的這些詞彙來做包裝，深一層的矛盾被掩蓋了。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周林降為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一職被免去。原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人、候補書記一人及四個省委常委被停職反省。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畢節、安順、銅仁等三個地委書記和遵義地委副書記均遭免職被批鬥，僅晴隆縣1,875名黨員受各種處分就達430人，新劃地主、富農164戶，四類份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份子和反動黨團骨幹份子」217人。「頃刻之間，貴州的大批幹部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職，革職，有的遭到開除黨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關進監牢」25。  　　貴州的特殊性在於「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已不是一個個「爛掉」的基層單位，而是擴大到一個省會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貴州省公安廳「個別人」誣告貴陽市委第一書記伍嘉謨包庇貴陽市公安局貪污黃金，並咬定原貴陽市市長秦天真是「叛徒」。雖然幾經調查，上述指控都沒有事實憑據，但公安部門還是查抄了伍嘉謨的家，據說在伍家的字紙簍的一張報紙的邊上發現了「反動文字」──「中華民國萬歲」。伍隨即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開除黨籍，判刑五年。貴陽市公安局長孫登善也被逮捕。貴陽市委書記處書記夏頁文被戴上「修正主義」帽子，貴陽市市長紫龍被撤換、批鬥，貴陽市委宣傳部長朱厚澤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下放勞動。貴陽市南明區區委書記李增賢也被捕入獄26。 　　貴陽市的情況正好印證劉少奇「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新概念，伍嘉謨的「現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個從上到下都「爛掉」的市委，從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範圍內全面推廣。  　　劉少奇為甚麼不在1962年拿下周林，而是推遲了兩年？周林和曾希聖的性質一樣，都是先期緊跟毛，後來搞了「責任田」，1962年初，劉拿曾開刀，曾希聖和河南的吳芝圃，還有1960年下台的山東的舒同，都先後被劉少奇拿下，轉而做不安排具體工作的各中央局的空頭書記。可是周林卻沒事，照樣做他的省委第一書記，可能的原因是：和曾希聖（安徽）、吳芝圃（河南）、張仲良（甘肅）、高峰（青海）、舒同（山東）等人相比，周林的錯誤還不是特別大，再者，一次拿下太多的封疆大吏也會刺激毛。 　　劉少奇跟隨毛的時間長了，早學來毛的一套，搞運動總要拿幾個人開刀，以壯聲威。劉少奇在事隔兩年後拿周林開刀，就是要為他的「四清」在全國開道。劉拿周林祭旗，藉「包產到戶」之事批周林，誰都不能說一個「不」字。況且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關係也很遠，分量最輕；李井泉、王任重都是毛的愛將，一直就左，沒有「小辮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過「責任田」，頭上有「小辮子」，於是被劉選上。 　　在這個過程中，西南局起甚麼作用？李大章是西南局派出的，但派李大章不可能僅由李井泉決定，這時的李井泉跟劉少奇很緊。李井泉在四川從沒「右」過，大可以不懼劉少奇，但也得小心，就像華東局的柯慶施，1964年不也是逼江渭清向劉少奇認錯嗎27？在劉少奇主持的會議上，柯慶施也是順著劉的有關「四清」意見，沒有表示異議28。 　　李大章不是一般的第二把手，他有著雄厚的革命資歷，對李井泉在大躍進時期搞的極左一直有保留看法，對李的霸道也多有不滿，李井泉對李大章不能向對其他書記那樣頤指氣使。李大章這次為甚麼這麼左？這不符合他的一貫風格，一個線索可能多少說明一些問題，李大章雖然是老資格，但除了在建國初短期任過西康省省委書記，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個省的代書記，而這是劉少奇給他的，李大章要做出成績給劉少奇看。 　　錢瑛起甚麼作用？錢瑛為人正派，是公認的優秀領導幹部。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錢瑛在安徽做了大量的調查，回北京後向劉少奇等做了匯報，才揭開了曾希聖的「蓋子」。1962年上半年，錢瑛在安徽為正在「勞改」的兩位高級幹部：被曾希聖打成「右派」的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被打成「右傾份子」、「階級異己份子」、「反革命份子」，也在「勞改」的前副省長張愷帆平了反。錢瑛還頂住壓力，「改正」了安徽「一大批」1957年的「右派」。錢瑛有如此膽略，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29。1964年錢瑛去貴州後，「分管城市四清」，重點是在貴陽市，從1965年8月她在一次會議上的談話看，在貴州期間，錢瑛是按照「四清」工作總團的部署工作的，但是到了1965年8月，錢瑛也遵照該年年初中央頒發的《二十三條》的口徑，不再說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而是改口說：「貴陽的絕大多數幹部，是擁護革命、擁護黨中央和毛主席的。」30  四　在「四清運動」中高漲的劉少奇的權威  　　　　貴陽市的「四清」頗有點像30年代蘇聯的「大肅反」期間偵破的那些層出不窮的「間諜破壞案」，都是由「契卡」人員率先「揭發」，然後由「契卡」部門介入，擴大偵察，再對主要領導幹部實行逮捕。和蘇聯「肅反」不同的是，60年代貴陽市的「四清」和全國各地的「四清」一樣，還穿插了一個「群眾運動」，也就是多了一個在黨委或工作隊領導下的宣講中央文件、發動群眾、檢舉揭發、交待問題、批鬥大會、成立「貧下中農協會」、「寬嚴結合」、「戴帽」、「逮捕」的過程。貴陽市的「四清」帶動了全省運動，一時間，貴州到處瀰漫緊張、肅殺的氣氛。周林對貴州的「四清」很有意見，也不同意對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毛寫了申訴報告，通過省委機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31。 　　從表面看，在1964年12月前，毛是支持劉少奇有關「四清」的部署的。8月底，毛同意中央批轉「桃園經驗」，又同意劉少奇對江渭清的批評信，還親自參與了劉的批評信的修改。毛也同意劉主持的《後十條修正草案》，也對其做了修改。「民主革命補課」，「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等，都是毛最先提出的。1964年，毛還同意在城市街道「劃階級成份」，成立「勞動人民協會」32。  　　毛的極左，是實實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對劉的「同意」，卻是表像。毛批准下發「桃園經驗」，是很勉強的。毛同意下發《後十條修正早案》，也是有保留的。毛對劉的一些看法持有異議，而劉少奇8月1日在北京幹部大會上的報告，又嚴重刺激、傷害了毛，從而導致毛劉矛盾的激化。  　　劉少奇在1964年已走向權力高峰，6-8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從北方走到南方，在十四個省市作巡迴報告。劉少奇返回北京後，8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又對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劉少奇在大會上說：搞運動，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不蹲點，就不能做領導工作。劉還在報告中用較大的篇幅批評了毛批發的《後十條》，他說，現在敵人利用這個《後十條》來頂工作隊，第二個十條對於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寫得不夠，「以後不要強調了」33。 　　劉這天的報告「出軌」之處太多，本來彭真是要把劉的這次講話整理下發的，陳伯達、王力等「秀才」已遵照彭真的指示對劉的講話做了整理，把講話中明顯涉及毛的內容全部刪除，但後來，劉少奇「突然」決定不下發了34。劉為甚麼不同意下發他的這次報告？是事後覺得講話不妥，還是對刪去他的講話不滿，又不便明說？這些都不得而知。 　　在8月1日大會上，劉少奇顯現了他的「領袖權威」正在上升的氣勢。據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李新的回憶，在劉沒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35。 　　在現場的周恩來只能對劉少奇予以配合，據李新說，周「很溫和地對大家說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講話，雖然很簡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趕快下去參加『四清』，執行中央的決定。又說，王光美的報告中央很快即將作為正式文件發下去。並轉身向劉少奇說：我看可以讓光美到各單位去作報告嘛。然後對台下大家說：各單位都可以請王光美同志去作報告，口頭報告比書面報告會更生動些、豐富些。隨即宣布散會」36。 　　劉少奇這天的報告震動很大，一些幹部對劉的報告很反感，乃是因為劉在這天的報告大會上擺出的「氣勢」和他對王光美的「吹捧」，他的報告中對毛的不恭之詞反而沒被聽眾捕獲到。那一天北京氣溫很高，「這個會議，連頭到尾，總共不到一個鐘頭」，劉少奇畢竟還不是毛，「在這麼大熱天把這麼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劉少奇可能也沒想到自己對王光美的幾句讚詞造成的後果是如此嚴重。李新說：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甚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37聯想到兩年多後，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地方大員批劉不多，軍隊將帥則集中對劉開火，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劉少奇在1964年夏確實不夠謹慎，他帶著夫人四處巡講「桃園經驗」，又在報告中宣傳王光美，已嚴重「破」了黨的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則」。在中共黨內，由中央領導同志和夫人一起巡迴做報告，這是第一次。鄧穎超是黨的元老，但是周恩來從來不會出面宣傳他的夫人，更不會帶著鄧穎超周遊四方，去談甚麼「婦女工作的經驗」。毛支持江青是無可置疑的，但在1964年，他的公開的行動也就是出席觀看江青搞的幾個「現代革命京劇」，然而劉少奇卻完全忘記了這些。  　　江青沒有參加8月1日的報告大會，但是她了解一切情況。據《王力反思錄》披露，江青為此事專門找到毛哭訴：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38。從李新對這天會場氣氛的描述，軍隊幹部，包括像李新這樣的文職高幹對劉的講話都是這樣的不滿，江青有如此之反映，是完全有可能的，王力的這段敘述應是可靠的。 　　 　　 五　毛對貴州「四清」的干預 　　8月後，毛對劉的態度已有變化，但他還是對劉採「退避三舍」的策略，一是劉的勢頭太大；二是劉的不少話也是從他那兒搬來的；第三，毛還要看劉走多遠。所以毛對「桃園經驗」和劉主持制定的幾份文件都批轉了。但是，毛在對劉作妥協時，對劉的不滿還是一步步表露了。 　　8月5日，劉少奇作為全國「四清」總指揮的角色進一步明確化了。陳伯達晚年說，是他向毛建議讓劉少奇總抓「四清」，被毛接受的39。在這一天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出決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又決定，由劉少奇負責《後十條》的修改工作。劉少奇一時位高權重，對毛的意見也置之不理了。就在劉少奇前往武漢的前一天，8月4日，預定隨同劉前往廣州修改《後十條》的田家英向毛請示對修改《後十條》還有甚麼意見時，毛提到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然而，當田家英在專機上向劉匯報毛的意見時，劉「緊皺眉頭，沒有說話」40。 　　劉少奇雖然知道毛對他的「四清」設想有不同意見，但並不準備按毛的意見進行修正，他反而要進一步壓毛同意他的主張。8月16日，劉在廣州給毛寫信，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屬的幾個省委拉出來，他在信中說，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見，中南局也贊成他的建議，並準備在中南五省推行，這就是改變原來「四清」以縣委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力量先搞一個縣，此即以後在全國各地推廣的以「四清工作總團」、「四清工作分總團」取代地委和縣委的方法41。顯而易見，劉的這個方法和毛的「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是不一致的。 　　在劉的壓力下，毛不得不作出退讓，他在18日給劉覆信，表示「完全贊成」劉的意見42。8月19日，劉又給毛寫信，這一次他拉上的是陳伯達，劉把陳伯達推到前面，說陳伯達「極力主張」把王光美的報告下發各地，劉直接要求毛批轉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劉甚至把批語也寫好了，他在為中央代擬的批語中寫道：王光美的報告是有「普遍意義的」43。這種情況使毛不得不再次作出退讓。但是這一次，毛不願意做得那麼乾脆，他把劉的報告先壓下來，8月27日，毛就下發王光美的報告寫下了耐人尋味的幾句話：「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44，而在中央批轉王光美報告的前一天，即1964年8月31日，在新華社編發的供黨內地委級以上主要領導幹部閱讀的《內部參考》上，已用〈一場偉大革命的實踐〉的題目，分十一個小標題，以三十頁的篇幅，詳細摘要發表了「桃園經驗」報告45。 　　顯然，毛對劉的「同意」不是出自本意，因而他在對劉作妥協時，非常希望從地方大員那兒聽到對劉的不同意見。1964年8月下旬，當毛了解到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對劉搞的《後十條修正草案》持有異議時，十分振奮，他馬上下令，暫緩下發《後十條修正草案》，「立即派飛機把大區書記找到北京開會，重議劉少奇同志的意見」。毛明確提出：「華北有不同意見」46。毛有意壓一下劉少奇的氣勢，來聲援李雪峰，毛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47。毛的此番話，頗似遊戲之言，確也不盡然，本來劉少奇的「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中共七大上確定的，那時毛對劉少奇是滿意的，現在毛對劉少奇不滿意了，把這個稱號改授給也曾在白區工作過的李雪峰，乃在情理之中。  　　8月後，毛對劉的基本策略也逐步清晰了，這就是在表面上繼續支持劉的同時，斷斷續續，似正式，又非正式地表達他對劉的「四清」的保留，他通常是先說幾句肯定劉少奇的話，繞了一圈後，就對派出「四清工作團」取代縣委、「集中一萬個工作隊員在一個縣搞大兵團作戰」表示疑問。就在中央批轉王光美報告的前兩天，在8月30日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毛還作了一個「自我批評」，毛說，他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沒有先徵求華北的意見，「這是個缺點」48，毛甚至在這次講話中公開了他對王光美的不滿，向各地大員表明心跡了，他說：「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一個人能指揮。」可是，各路大員沒一人接他的話碴，劉少奇對毛的這些話，卻故作不知，依然故我。各路諸侯也都順著劉，甚至當劉主持會議，重申其意見後，李雪峰就檢討了，連當年毛的兩員大將李井泉、柯慶施都表示贊同劉少奇的意見49。李雪峰為了不和王光美爭風頭，把他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的「四清」，還提供了一個「城市要普遍地劃階級」的經驗50。  　　更嚴重的是，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在各地視察時的講話已在各省市傳達，並在全國各地貫徹落實。北京市委抽調11,695名工作隊員，「集中力量到通縣打殲滅戰」51。1964年8月初，山東省委舉行工作會議，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少奇同志的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點經驗的介紹」52。河南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一致擁護少奇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採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開展四清運動」53。1964年7月17日到8月12日，福建省委舉行省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劉的講話，與會者對照劉的講話，檢查「在運動中總是束手束足，怕字當頭，怕幹部躺倒，怕影響生產，怕後遺症，怕平反，怕告狀」，「對目前基層單位有三分之一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這種嚴重情況估計不足，有的甚至發生懷疑」。福建省的幹部還把問題提到一個新的高度，這就是由於他們不敢發動群眾，他們「在運動中不知不覺地做了資產階級革命家」54。顯然，福建同志沒有創造這個概念的水平，它也是來自劉少奇，只是兩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又把這個稱號還給了劉少奇，他在1966年11月接見群眾時說，少奇同志是資產階級革命家。 　　地方大員沿著劉少奇掌管的黨機器的巨大慣性，全面落實劉的方針，毛一時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至11月，劉瀾濤、陶鑄、張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員紛紛在黨內做報告，大談他們如何通過「學習少奇同志指示」，創造出指導「四清運動」的「經驗」。他們所做的報告既有理論色彩，又有階級鬥爭如何尖銳激烈的生動實例55。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農村社教工作會議上還說：「少奇同志給江渭清同志信裏面提出的批評，對我們也完全適合」，而他本人則經過蹲點，找到了「為甚麼會出現和平演變和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原因56。這種情況逼迫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劉「單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對劉的不滿已在上層小圈子裏爆發，毛開始對劉作不點名的連續性批評，周林的申訴恰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是黨的總書記，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訴信後就批轉給所有政治局委員。而賀龍的態度就非常明確，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領導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貴州省代表團來北京參加三屆人大會議，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賀龍時，他就明確反對否定前貴州省委，他說，你們這樣做，把老西南局放在甚麼地位？周恩來則是從側面批評了李大章。當周得知三屆人大會議沒有安排貴州代表發言，就向李大章訊問，得到的回答是：貴州已「爛掉了」，不必發言了。李大章的這番話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周說：全國的形勢都大好，怎麼你們貴州就不一樣呢？大會最後還是安排了貴州省的代表發了言57。 　　毛對貴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1月，這和他對劉少奇表示不滿，發布《二十三條》在同一時候。周林提到了一個細節，這就是毛對陳剛的反感。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西南局幾個負責人談話，毛問李大章帶了些甚麼人去貴州搞「四清」？當李大章回答說有陳剛等人時，毛當即對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貴州省委周林復職。」58為甚麼毛一聽到陳剛的名字就有這麼大的反應？陳剛又名易爾士，原名劉作撫，和毛是老相識，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贛南蘇區的「提款委員」，「富田事變」爆發時一度被起事的部隊所抓，後被釋放回到上海中央。劉作撫於1935年去莫斯科，抗戰爆發後回到延安，改名陳剛，長期在中央社會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農的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長，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59。毛對陳剛如此敏感，是過去歷史上的原因嗎？還是毛認為他長期的「契卡」背景不適合擔任一個省的第三把手？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從不喜歡任用有「契卡」背景的幹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國後，毛可以任用李克農、孔原來管「契卡」系統，以後又讓楊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統的工作，但絕不許「契卡」幹部染指地方黨政工作。1965年初，毛雖然沒說陳剛一句「壞話」，但討厭他的意思已很明確，李井泉、李大章心領神會，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陳剛的貴州省委代理第三書記的職務，任命李井泉的老部下賈啟允任貴州省委第三書記，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賈啟允做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取代了李大章，錢瑛也被調回了北京，算是給了毛一個交代。 　　毛對周林則一向是關照的，1962年周林受過毛的保護，「七千人大會」期間，毛請幾個災情最嚴重，正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批評的河南、安徽、山東、甘肅、貴州等省的第一書記一桌吃飯，當周林向毛檢討時，毛說自己也有責任，對周林撫慰有加60，周林和李井泉、王任重等一樣，都沒因大躍進期間犯下的嚴重錯誤而受到責罰。1965年1月，毛發話，要周林立即復職，李井泉竟以「周林在貴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把毛的話擋了回去。其實李井泉所言不虛，經數月批判，周林在貴州的聲譽已嚴重受損，和周林關係密切的大批幹部也被冠以「周林的爪牙」受到批判和處理，如果周林復辟回黔，貴州再一次「翻燒餅」，西南局的威信將被嚴重損害。李井泉依照老例，把周林調回成都的西南局，和剛從上海調到成都，也是長期賦閒的原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一樣，做了西南局一個不管事的空頭書記。 　　  六　劉少奇「四清」模式的失敗 　　周林雖沒復職，但貴州「四清」的方向已扭轉了過來。「桃園經驗」還只是「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現在又來了一個省會城市貴陽的「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典型，接下去，難保不會擴大到一個省的「反革命兩面政權」。毛適時作出反擊，幾句話，就讓劉少奇的計劃泡湯了，儘管毛沒有救下周林。 　　貴州的「四清」高潮是在1964年8月到12月，起初，雷厲風行，批判、鬥爭、撤職、逮捕，10月31日，貴州省委發文，要求「堅決打擊反革命份子的現行破壞活動」，全省風聲鶴唳，一時「因捕、拘過多」，甚至「造成監所擁擠」61；之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場；1965年雖然還有餘波，李大章和李井泉到3月份還壓周林承認「貴州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但那已是強弩之末了。周林有了《二十三條》撐腰，拒不接受二李的指責，李井泉和李大章也毫無辦法62。此時劉少奇雖然還全面管事，但說到底毛才是真正的主宰，在毛發話後，李井泉調整了和周林的關係，1965年7月中旬，他告訴周林，「貴州的四清問題，小平同志說不做結論了」，李井泉又說，堅持要給貴州四清做結論，「這是大章同志搞的，他對貴州的四清運動不做結論，耿耿於懷，食不下咽」63，現在李井泉搖身一變，儼然貴州的「四清」和他沒有關係了。 　　劉少奇是受挫了，也可以說是失敗了。大饑荒時期貴州的問題確實極為嚴重，幹部違法亂紀非常普遍，理應依法嚴肅處理，有資料說，死人「最嚴重的湄潭縣，後來槍斃了一個違法亂紀的副縣長」64。劉在治國方面，有非常務實和理性的一面，在1961-1962年，劉頂住巨大壓力站出來領頭，和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攜手，全力挽救經濟，拯救人民生命，為國家、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貢獻，其功績永載史冊。但劉又有走偏鋒的特點，1962年下半年後，在毛一手營造的極左大氣候下，劉不願或無力抵擋，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調，順風扯帆，到了1964年甚至比毛還要左。在「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大棒下，不僅許多無辜幹部受難，已在社會底層的前國民黨時代的留用人員也一再受到嚴厲打擊，一些被處理的幹部，特別是在城鎮工作的幹部，和大饑荒時期的違法亂紀並沒有關係，就是因為出身不好，被打成「階級異己份子」。劉在1964年的這些舉措，很難說沒有他的個人目的，許多情況都表明，劉想藉「四清」真正樹立起他「號令天下」的權威。 　　由於毛對劉進行了強力干預，劉沒成功，否則貴州經驗就會在全國其他省份推廣，「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會遍於國中，全國難免不會洪水滔天，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國民黨特務案」、「美國間諜案」、「反革命暗殺案」肯定會隨影而來。劉雖沒搞一個像毛那樣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從貴州的情況看，在劉的理論指導下，是用黨機關加上公安系統作為推動運動的動力，這可能就是劉少奇有別於毛搞運動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陳剛做貴州省委代理第三書記，不應只是一種巧合，這可能和劉少奇過去搞地下鬥爭的經歷有關。既然貴陽市已成了「小台灣」了，那就須要派「紅色特工」深入「敵營」，摸清「敵情」，去解決問題了。在更大的範圍內，劉少奇指導的「四清」工作隊，就像戰爭年代的「敵後武工隊」，這一百多萬工作隊員，先集中學文件「反右傾」，在工作隊中查找「壞人」，繼之「偵察敵情」，「排查線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進駐鄉村，大搞「扎根串聯」，難怪被毛批評為「神秘主義」！ 　無獨有偶，1964年6月，在劉少奇夫婦來南京開講「桃園經驗」回到北京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修改《後十條》小型座談會，在會上抓住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社隊幹部打擊報復社教積極份子的事件，強調要對「高溝事件」作「現行反革命處理」。在會議之前的7月29日，王光美直接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定性：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65。 　　與此同時，由劉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指導的陝西省「四清」，也是以抓人、捕人開道，數月間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長安縣新劃地富4,558戶，查出所謂四類份子3,492人。該省還用「隔離審查」的方式把一批中層幹部投入變相監獄。在地區和縣一級，則用辦「集訓班」的形式，「對一批幹部進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審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此有不同意見，剛剛著手糾偏，就遭到劉瀾濤等的嚴重打擊，被扣上反對劉少奇的帽子，受到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的持續批判66。 　　由此可見，用抓「現行反革命」來推動運動，已成為1964年劉少奇領導「四清」的一個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層層抓人，人人膽寒，這種方法乾脆明快，震懾力大，馬上就可以打開運動的局面，所以貴州的「四清」既可以說成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可以說它是新形式下的「肅反運動」。劉的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也帶有頗為濃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鋪開，並不比毛策動的「群眾造反」遜色。這就是中國60年代政治的複雜性，哪是局外的書生所能理解的？海外的唐德剛教授居然說，劉少奇的《後十條》是要「修正」毛的極左的《前十條》，還說，若不是劉的舉措，「一定又是數十百萬人頭落地」67。唐德剛分不清《後十條》和《後十條修正草案》的區別，前者是鄧小平和譚震林主持起草的，後者才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後十條修正草案》是一個比毛的《前十條》更加極左的文件，1964年10月下發後各地發生一系列自殺、鬥死人的嚴重事件，陝西省長安、延安、西鄉三個社教試點縣共「發生自殺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陝西高校在「四清」中聯繫實際批判學生中的「修正主義」思想，僅西安市就有九名大學生因此自殺。陝西省有些中小學在學生中「樹立貧下中農優勢」，「搜索和批判」所謂「小地主」、「小富農」、「小資本家」，致使一些中小學生也被逼得「自殺或逃亡」68。這真的是讓許多人的「人頭落地」了！  七　在回憶文本後的「權勢關係」和「人情」 　　周林的「運氣」沒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雖然在對貴州「四清」的態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還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貴州的極左有複雜的背景，李大章並不像李井泉那樣了解當時中央上層毛劉間的分歧，而且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間在北方局和劉少奇有過工作關係，不是劉少奇的人。加之，李大章對李井泉一直有意見，文革期間還揭發過李井泉的錯誤，所以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復出，不管哪個人做四川的第一書記，李大章都是在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調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一職，1976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六歲。李大章在文革中沒有受多少罪，不能歸結於他個人的聰明和機智，在毛時代的中晚期，政治鬥爭中的無序性和任意性是一普遍現象，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許多高幹都是在瞬間沉沒的。那是毛一個人說了算的年代，毛有亂來的時候，但「無序」中有「有序」，「任意」中有「計算」。平心而論，毛對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員還是「講原則、講淵源、講人情」的，如果在政治上和自己對著幹，毛絕對是「憎其所憎，惡其所惡」；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對立面搞在一起，又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毛就會「放他們一馬」。李大章在文革中很快復出就是這個道理。 　　毛對李井泉的態度就稍許複雜一些。1965年初，作為政治局委員的李井泉知道劉少奇已被毛批評，可是他在指導貴州「四清」時，並沒有立即停止執行劉的政策。毛要他給周林復職，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頂著不辦。在當時，像李井泉這樣，在毛劉之間觀雲測雨，不是個別人。一年後，文革爆發，「李政委」治川十數年，在大饑荒中欠賬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劉鄧走狗」的罪名對李井泉一陣亂鬥，其妻也被整死，毛對李卻沒有像對江渭清、江華、葉飛等人那樣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讓李在火上「烤」了幾年。 　　然而毛對李井泉畢竟是知根知底的。在歷史上，李井泉和劉少奇一點都不沾邊，對毛一向忠心耿耿，在關鍵時刻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時，是最早站出來反對彭德懷，旗幟鮮明支持他的幾個地方大員之一。1965年11月，彭德懷被放逐到四川後，李井泉對彭更是嚴加監管。在困難時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情況極為嚴重，但李井泉非常「顧全大局」，從四川調運大量糧食支持中央69。毛心裏明白，李井泉、江渭清等地方大員對劉少奇並非沒有意見，他們就是做大官做「油」了，只要毛不公開拋棄劉少奇，他們就按部就班，一切聽中央的，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們就聽少奇的。李井泉等都太了解毛出爾反爾的特點，或許一個早上，毛就改變了主意，跟著他老人家反劉的人就會被無情的拋出去，落個當年高崗下場。所以，毛講劉少奇的閒話，他們就裝聾作啞，從不插嘴幫腔，毛知道，李井泉等這樣做並非對他不敬，或是反對他。錯來錯去，只怪自己給劉少奇的權力太大，已讓劉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在「火燒」李井泉幾年後，毛還是「解放」了他，中共十大就讓他重新做了中央委員，1975年還做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周林在文革後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1977年由鄧小平指名調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教育部副部長，鄧復出後先管教育，周林給鄧許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轉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委員會（「古委會」）副主任，算起來只是副部長，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來做這份閒差，是屬於低位安排了，但他安於其位，工作勤勤懇懇，受到許多老先生的尊敬，1995年在北京去世，終年八十五歲。  　　今日觀之，在那個時代，真不能用「好官」、「壞官」的標準來識別人，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標準，都要聽北京的話，但總有一條，就是看在執行北京命令和保護地方百姓之間怎麼搞平衡？就是要看他對百姓的態度是怎麼樣的？以這樣的標準看，周林在1958-1960年做了非常嚴重的錯事，有愧於貴州百姓，但他在1961年後又做了許多好事，說起來是「過」和「功」相抵。苦的是貴州的百姓，被折騰不停，較之其他省份，更有過之。「四清」還沒消停下，文革又開始，「四清連文革」是貴州文革的一個特色，1966年5月，由賈啟允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把「四清」時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汪小川主動拋出來，作為貴州文革開刀祭旗的第一個犧牲品，「四清」中被打下的幹部和群眾再一次受到殘酷打擊70，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對貴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71。  　　如今，貴州「四清」的歷史差不多完全被湮沒了，周林在回憶文章中就是集中批評了李大章，對劉少奇只是點到即止，而錢瑛、陳剛都成了和貴州「四清」不相干的人了。他對自己比較大的過錯，如貴州大躍進的錯誤談了一些，並表示了反省的態度，但對自己其他方面的過錯，例如向北京隱瞞災情的規模，就一字不談了。由此看來，期待高幹回憶錄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觀，確實是一個很難企及的目標。依筆者的看法，讀當代史回憶錄，特別是政治人物的回憶錄，還得抽絲剝繭，須要下一番「考古學」、「校勘學」的功夫，把閱讀的「路線圖」查找出來。研究者肯定須要延伸和擴大閱讀，而不能僅憑一種回憶資料說話，只有同時參照相關的其他資料，尤其是那些在觀點和內容上互相衝突和對立的資料，才能穿越回憶錄的作者在有意或無意間給我們設置的各種障礙，以求盡可能的去接近那個歷史真實。 　　　　 　　 註釋  1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五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706；另參見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個知識份子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三聯貴陽聯誼叢書之十二」（貴陽：黔新出版圖書，2001），內資准字第002號，頁176-77。    2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頁202-203。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4。   4 同註3，頁44-45。   5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頁159。   6 同註5，頁167。   7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中共仁懷市委員會、仁懷市人民政府編：《周林紀念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頁205。   8 同註2，頁209。  9 同註2，頁209。  10 同註7，頁205-206。  11 同註3，頁349。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77。   13 箴元：〈周林傳略〉，載《周林紀念文集》，頁63-64；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頁204；另參見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1929-1999）》（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頁353、360。   14 段啟威：〈鞠躬盡瘁　鐵骨錚錚──懷念余志宏主任〉（www.philosophy.whu.edu.cn/forSchoolfellow/memoir/duan）。   15 同註7，頁204。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02；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頁203。   17 同註7，頁203。   18 同註7，頁203。  19 《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1929-1999）》，頁353、362；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頁203。   20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487。   21 參見袁晞：《一蓑煙雨任平生：馮蘭瑞傳》（北京：氣象出版社，1999），頁103。馮蘭瑞的父親在國民黨統治的末期擔任過爐山縣縣長，解放軍臨近時棄城逃往貴陽，向新政權投誠，被寬大處理安排在貴陽救濟院工作，後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   22 1953年貴州省紫雲縣四區的德興鄉二村共有330戶，人口1,627人，卻管制了23戶（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佔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了中央規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達到該鄉總人口的一半。獨山縣基長鄉人口總數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經上級部門複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條件。參見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3年4月13日，第83號，頁262。   23 《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1929-1999）》，頁378；胡一民：《人生四部曲》，頁214、225。   24 同註2，頁225。 　  25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頁204；另參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黨派群團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頁138。   26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頁204；箴元：〈周林傳略〉，頁64；另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五卷，頁708。   27 同註20，頁491。   2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356。   29 王從吾等：〈剛正無私的共產黨員錢瑛同志〉，載帥孟奇主編：《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7；另參見丁群：《劉順元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340-42。 　  30 《錢瑛同志在中央局監察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摘要）》，1965年8月21日上午，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022（省委監委）長期卷，卷宗號：206。   31 同註7，頁204。 　  32 同註28，頁1342。   33 同註28，頁1350-51。 　  34 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573。  35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120-21。   36 同註35，頁121。   37 同註35，頁121。 　  38 同註34，頁573。 　  39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79。   40 同註28，頁1352。   41 同註28，頁1352-53。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3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53。   43 同註28，頁1354-55。  4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文稿》，第十一冊，頁144。  45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8月31日，第3655期，頁2-31。 　  46 同註28，頁1355。   47 同註34，頁574。   48 同註28，頁1356-57。  49 同註28，頁1356。 　  50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9月28日，第3664期，頁2、6。  51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9月22日，第3663期，頁2。   52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8月7日，第3648期，頁2。  53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8月28日，第3654期，頁2。  54 中宣部編：《宣教動態》，1964年第63期，總第1095期，1964年9月17日編印，頁2，江蘇省檔案館藏，編號：C35.2-80。   55 〈陶鑄同志關於工作隊進村後的一些體會〉，〈張平化同志談入隊四十天後的工作體會〉，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10月30日，第3670期，頁2-10，11-18；〈劉瀾濤同志在西北局書記處聽取長安公社社教工作團工作匯報會議上的發言〉，〈陶鑄同志對當前花縣「四清」運動的意見〉，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11月26日，第3679期，頁1-15，16-30。   56 〈王任重同志關於農村社教工作問題的講話〉，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12月3日，第3682期，頁3、5。   57 同註7，頁204。  58 同註7，頁205。   59 參見拙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21、31、109、513、598-99。  60 同註7，頁206。   61 《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1929-1999）》，頁359、361。 　  62 同註7，頁206-207。  63 同註7，頁207。   64 同註2，頁209。 　  65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頁490；另參見〈在社教運動中需要注意挖上面的根子〉，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8月28日，第3654期，頁5-10。 　  66 參見林牧：〈胡耀邦100天的超前改革〉，載蕭克等：《我所經歷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245-77；另參見中共西安市委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西安市委員會志》（西安：陝內資圖批字2004〔AX〕012號，2004），頁555。 　  67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171-72。   68 參見〈受命於危難之際的胡耀邦〉，「五柳村」（www.taosl.net/hyb0056.htm）。   69 參見廖伯康：〈歷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回憶四川「蕭李廖事件」〉（上），載當代四川史編輯部：《當代史資料》，2004年第1期，頁8、15、17。  70 同註2，頁247。   71 同註7，頁207-208。       高　華　南京大學歷史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總第九十三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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