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成都 道华阳
陈稻心／文
成都，从公元前四世纪蜀王开明五世在此建都以迄于今，地域名称从未变更过，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0年）置成都县；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从成都地面划出一部份设蜀县，唐肃宗乾元元年改名华阳（此华阳有别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所指的华阳。《华阳国志》之“华阳”乃“华山之阳”，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南、四川和云南、贵州这一广阔地区）。从此，成都市区便分隶于成都、华阳两县。清康熙九年，（1670年），曾裁华阳并归成都，五十七年后，即雍正五年，又恢复华阳县。两县之上为成都府。清代，成都府辖三州、十三县，通称“十六属”。三州即崇庆州（今崇州市）、简州（今简阳市）、汉州（今广汉市）；十三县即成都、华阳、双流、温江（今成都市温江区）、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金堂、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郫县、灌县（今都江堰市）、彭县（今彭州市）、崇宁（今郫县唐昌镇）、新津、什邡。成都向来是省会所在地，成都府即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华阳两县都叫“首县”。两县共治省城，其界线由南较场，经包家巷、君平街、三桥南街、西丁字街、青石桥，再北上经南、中、北暑袜街、迄北门喇嘛寺为止，以街心分界，东南属华阳县，西北属成都县。七十年前，我家住南暑袜街西侧，属成都县管辖，六岁发蒙上学，上的却是位于我家斜对门全兴烧坊隔壁白象庵内的华阳南区二小。老成都常以“跨一步，县过县”来形容暑袜街，想不到这句话在我的身上也有所体现。
两县城外地面：西北两方为成都县境，有乡场12个（光绪三十三年数）。这一片，幅员狭窄，纵横均不及40华里，但土地肥沃，与华阳、温江、郫县、新都、新繁等县交界；而华阳县则幅员宽广，东西120华里，南北40华里，有乡场36个。除少部份丘陵外，多为富庶之地，与成都、简州、彭山、仁寿、双流等州县交界。成都府署设在正府街，门上有“古天府”三个大字，相传蜀汉时诸葛亮的丞相官邸就在此处。民国时期被军阀杨森用来办私立天府中学，现为四川省检察院驻地；华阳县署（民国时期改称县政府）也在正府街，现为成都市公安局办证中心所在地。成都县署（县政府）设正府街西侧的署前街，相传是西汉大文学家扬雄故居，现在是青羊区教育局所属教研室所在地。民国时期，成都、华阳两县归四川省第一行政专员督察区（驻温江县）领导。解放后，华阳县党政机关设中兴场，直至1965年撤销并入双流县。中兴场后来改名华阳镇，盖源于此。现在有人把华阳镇称作“古华阳”，我认为是不够确切的。其实，这个地方和双流县的历史渊源更久远些。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隋炀帝（杨广）之前，双流一直叫广都，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即位当了皇帝，为“避讳”，广都才改名双流。据专家考证，古蜀时，中兴场乃广都之樊乡，《华阳国志》里提到过的地方，中兴场的古城村是古蜀国王徙居成都前的“本治之地”，和当今考古学界的热门话题“金沙文化”有密切关系。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都推行新政，开办警察，在皇华舘街（现在的华兴街）成立警察总局，并将管区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外东六路，每路设正局（以后改称分局），正局下设分局（以后改称派出所或分驻所）。那时的警察局，不仅管户口，管治安，管道路交通，而且还管修桥铺路之类的市政建设，乃至卫生防疫，等等。警察局的建立，也开始突破成都市區两县共管的格局；警區的划分，则成为民国时期建市设區的區划蓝本。民国时期，省会所在地的警察局归省政府民政厅指挥、监督，在治安和案件方面，警察局只管烟、赌、娼和盗、扒、骗以及纵火、投毒、强奸、行凶、杀人之类的刑事案件；至于土匪抢劫这类案子，则由警备司令部负责，该部督查处和乡村情报所（土特务组织）专办这类案子。二十年前，我为编修《成都公安志》征集资料时，曾去重庆访问自1938年起担任成都警备司令长达12年之久的国民党中将严啸虎老先生，他告诉我说，成都警备司令部警备范围很宽，东至简阳、仁寿，南至新津、崇庆，西至灌县，北至广汉、什邡，大致相当于清末成都府的管辖范围。警备部可指挥的部队仅一个团，由省保安司今部调派，满三个月即轮換。严啸虎同时兼任驻蓉的潘文华部164师副师长（师长彭光汉），必要時也可调动这个师的部队。他还说，黄埔军校总校从南京迁来成都后，对他比较尊重，为了便于协调和演习地的关系，几乎每次“打野外”（即军事演习，多在龙泉驿进行），都请严担任总指挥，军校教育长任副总指挥，负实际责任。
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多年，由于军阀混战，四川政局变幻无常，是老辈们常说的“防区时代”。成都作为省会，从1922年起就有了市政公所，1928年又正南齐北改名并决定成华两县治所从此退出市区，只管各自的乡场。当时的成都，正处于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合驻时期，市政府是邓部权力所在。但是，对邓部有利的事，未必对田、刘两部有利。在利益驱动下，彼此间勾心斗角，矛盾多多，实行起来阻力不小；再则，成、华两县共管的格局，是多少年来的历史遗留，不可能说変就变，说不管就不管。何况两县在市区还办了不少与市民利益攸关的文教事业（主要是中、小学校），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市里的，市政府新成立，没多少家底，搬走后这幺多学生往哪儿上学？对此决定，广大市民不满，“五老七贤”发杂，所以，这个决定直到1933年“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结束，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统一川政后也未能实行。两县的机关、法团都在原地未动。直到1940年前后，为躲避敌机空袭，才迫使华阳县政府迁出正府街，在外东琉璃场挂出“华阳县政府疏散办事处”的吊牌，设在市中心梨花街的华阳县中迁往外东高攀桥，县女中和梨花街小学迁往中和场附近的祝国寺。另有多所小学移交给成都市政府。华阳县政府虽然迁走了，而所属的军法室仍根留正府街不动。成都县中、县女中疏散较早，而县政府则拖到抗战结束，1946年初才从署前街搬迁到外西茶店子，这次搬迁得很彻底，連县府里的纪念性建筑“子云亭”也拆迁去了。1945年前后，两县所属的四所中学又都迁回市区，而国民党成都县党部和县参议会，直到成都解放被军管会接管，都设在西玉龙街未动。
抗战初期，成都市下辖东、西、南、北、外东五个區，區以下共设32镇，市区范围基本维持原成、华两县管辖的城区范围。尔后，随着省外人口大量拥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早已突破原来市区的地界。1944年市政府奉命并镇设区，先将城内24镇合并为八个区，由各区的警察分局局长兼任区长。1945年6月，经四川省政府批准，由成都市政府与华阳、成都两县会商决定：两县分别划拨土地4300余亩和4240余亩给成都市作为城市郊区，与原市属附城各镇合编为六个区。这样，到1946年全市已有十四个区，警察分局增至十三个（十三分局管辖位于外北十三、十四两区）。各区有区公所，区长“竞选”产生，多属有财有势者，或袍哥大爷。区以下是保，保以下是甲，均非一级政权，而是“地方自治”组织。从1950年初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接管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时形成的档案资料看：1949年底，全市十三个警察分局，五十二个分驻所（派出所）。管区地界：东门外，九分局管至大田坎，与华阳得胜乡（牛市口）分界，十分局管至三官堂与得胜乡分界；南门外，十一分局管至武侯祠，与华阳永丰乡分界；西门外，十二分局管至青羊宫、犀角河，与成都县的望仙场、茶店子分界；十三分局，管至驷马桥，与成都县的青龙场分界。1952年，成都县撤销，所辖地域大部划归成都市管辖，同时，华阳县隆兴乡、保和乡全部及得胜乡大部亦划归成都。1959年，因经济建设需要，省上又决定把原属新都、金堂、简阳、华阳管辖的部份地区入，建立了青白江、龙泉驿两个远郊区。1983年原温江地区并入成都，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区划调整更加频繁，现在的成都市区和当年成华两县共治时相比，究竞大出了多少倍？这就不是我所能说清楚的了。
昔日成都有三座文庙：即成都府文庙，原址在今文庙前街石室中学；成都县文庙，原址在今文武路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局；华阳县文庙，在今石室巷园丁饭店。还有三座城隍庙：一是府城隍庙，在下东大街，解放前香火旺盛，庙内还有好多家小食店和测字、祘命的摊奌；1950年代，市京剧团曾在此培训了一大批学员，后来成的该团台柱的王美蓉、王天仪、丁治国、白振斌等都曾在这里“坐科”。1960年代，该庙前半都建为立体电影院，后半部一度辟为小百货批发市场；成都县城隍庙，在北门城隍巷内，从前香火亦旺，正殿后塑有着清代服飾的城隍老爷和城隍奶奶的生活起居像，乍一看去，和真人无异。1953年修建市体育场时，按统一规划，原在皇城坝市场的估衣旧货摊奌，一律迁往盐市口新商场（今人民商场旧址）。那些卖打药、玩杂耍、打弹子以及卖小吃的，纷纷拥向这座空着的庙宇。于是这里成为新的“扯谎坝”，以后更逐渐向邻近的街巷发展，形成1960年代初期闻名全川的梁家巷自由市场。“文革”前，市政府已将该庙改建为国营厂矿企业多余物资处理门市部。改革开放后又将附近的几条街巷一併纳入，建成知名度不亚于上海城隍庙的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华阳县城隍庙，东较场附近的城隍庙街，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此庙规模较小，知名度低。
作者附言：本文的撰写，除亲身经历外，还参阅并采用了晚清华阳知县周询著《蜀海丛谈》、《芙蓉话旧录》，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抗战时期华阳县长彭善承在台湾《四川文献》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张学君、张莉红著《成都城市史》以及本人主编的《成都市志·公安志》、《成都公安大事记》等书中的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