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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杨波
浅谈城市经济的繁荣与蜀词的兴盛
在文学发展史上，五代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时代。在这五十多年中由于军阀分裂割据，战乱频仍，乱象如沸，导致文学不振，但在词的发展史上，五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与其他文体萎靡不振相较，它上承唐代，下开两宋，是这一新兴文体充满生机，长足发展的时代。而偏安一隅的两个南方小国——南唐与蜀是当时的词坛重镇。其中，西蜀词的发展历史更早于南唐。五代西蜀词是一个特定时段和地域范围内的概念。它包括前蜀（891—925年）和后蜀（926—965年）（孟知祥于926年入蜀，真正建立后蜀政权是在934年，但为了文学史的连贯性，这里把孟知祥入蜀的时间作为后蜀的开始），地域是指四川地区。
陆游在《跋花间集》中说：“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1]这一时期出现了西蜀和南唐两个创作中心和高峰。虽然多数学者认为南唐词的成就高于西蜀词，但比较而言，西蜀建国于907年，比南唐早30年，后蜀编定《花间集》——这一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时，南唐刚刚建国3年，可以说，南唐词多多少少会受到西蜀词的影响。另外，南唐的词作创作集中以李璟、李煜、冯延巳这二主一相为代表，而西蜀词则上至帝王宰辅，下至布衣隐士、家妾歌妓，还出现了李珣这样的少数民族词人，和赵解愁、花蕊夫人这样的女性词人，其词在社会上的普及流行及繁荣程度应该说是远远超出了南唐。并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词人，“前蜀有韦庄、牛峤、毛文锡、薛昭蕴、李珣、尹鹗、魏承班、牛希济，后蜀有顾夐、鹿虔扆、毛锡震、欧阳彬、欧阳炯、阎选，两蜀词人之盛，胜于他国多矣。”[2]
西蜀词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也作为一种以娱宾遣兴为重要目的的流行歌词，它的繁荣兴盛究竟有着怎样的外部条件和自身因素？这历来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总的来说，蜀词的繁荣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蜀地的地域特征及君主的好尚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城市经济的繁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本文愿就作初步的探讨。
城市经济的繁荣是文化艺术兴起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它促进了市民阶级的成长和市民意识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整个社会游乐风气的兴盛，也让文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生追求沾染了世俗化、享乐化的色彩。
前、后蜀所占据的四川地方，自古以来即为富饶之区，农业生产很发达。因秦代开凿都江堰之功，成都平原成了富庶的天府之国，因“土肥沃，无凶岁”，逐渐形成了“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3]的风气。唐代时期的成都已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之都，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是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有“扬一益二”的美称。成都人卢求甚至认为成都的繁荣远远超出了扬州，他在其散文《成都记序》中这样赞美道：“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扬（扬州）不足以侔其半。”[4]
到了五代，原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却因安史之乱、唐末农民起义等连年战争而满目疮痍；割据于成都的西蜀小国却偏安一隅，未受直接影响和破坏，同时西蜀政权的建立者执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前蜀主王建称帝后，立即下诏劝农：
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吾赤子乐于南畝而有豳风七月之泳焉。[5]
农业的发展，使前蜀的财政收入是“仓廪充溢”[6]；荆南高季兴在见唐庄宗时，用“国贫地狭民少，得之恐无益”来形容江南，而谈到蜀国，即言其“地富民饶，获之可建大利”[7]来劝唐庄宗伐蜀。王建之子王衍继位后，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其臣子蒲禹卿也曾说蜀国“郡府颇多，关河甚广，人物秀丽，土产繁华”。[8]
后蜀孟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9]，继续实行安民课农的政策。到了其子孟昶统治时期，更是连年“边陲无忧，百姓丰肥”，[10]
“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11]政治、经济都达到全盛时期。
城市经济的繁荣导致了蜀国社会佚乐之风更盛。有诗为证：
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侈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门。烛影逐星辰，歌声和月落。[12]
韦庄的《怨王孙》（《尊前集》）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成都蚕市的繁盛之景：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
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对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
从以下记载中，西蜀当日的游宴之盛亦可见一斑：
蜀中每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13]
（五年）四月，（王衍）游浣花溪，龙舟綵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14]
（广政）十二年八月，（孟）昶游浣花溪，是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剏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望之如神仙之境。[15]
孟昶时，还闹出了“城中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筍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的笑话。而正是有了这样发达的城市经济，才可能衍生出“村落闾巷之间，絃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的风尚。[16]
唐庄宗即位后，与蜀国通好，曾“命客省使李严使于蜀”。李严来到成都，作为一个外来者，他看到的也是一个“谒享之日，蜀中士女夹道观之，珠翠簾幕，为之照耀。”[17]的埠富民康之处。
繁华的都市生活，衍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在这样的宴乐游赏之中，配乐而歌的曲子词大为流行，酒筵歌席和歌儿舞女成为了统治者和士大夫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先来看一看宫廷中的情景。前蜀后主王衍曾多次设宴组游，并于席间亲自演唱：
五年三月上己，宴怡神亭，妇女杂坐，夜分而罢。衍自执板唱《霓裳羽衣》及《后庭花》、《思越人》曲。……重阳宴群臣于宣华苑，夜分未罢。衍自唱韩琮《柳枝词》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何须思想千年事，谁见扬花入汉宫。”[18]
相传孟昶也“尝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词。”[19]
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年使顾在珣为狎客，陪侍游宴，与宫女杂坐，或为艳歌相唱和，或谈嘲謔浪，鄙俚褒慢，无所不至，蜀主乐之。[20]
三年衍还至成都，五月宣华苑成，……穷极奢巧，衍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嫔御杂坐，舄履交错，……命宫人李玉萧歌衍所撰宫词送宗寿。[21]
花蕊夫人《宫词》中亦有不少相关描述：
西毬场里打毬回，御宴先于苑内开。宣索教坊诸伎乐，傍池催唤入船来。[22]
三清台近苑墙东，楼槛层层映水红。尽日绮罗人度曲，管弦声在半天中。[23]
梨园子弟簇池头，小乐携来候宴游。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24]
再看关于地方官府，文人士大夫们宴乐景况的记载：
唐武都符载，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许，……居浔阳二林间，优游卒岁。……乞百万钱买山，四方交辟……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娱侍，声名藉甚。[25]
“唐路侍中严，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咸，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移镇渚宫日，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感恩多》词，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26]
至于到青楼去寻欢作乐，歌妓的唱词待客更是必不可少。从蜀词人的作品中我们就可以读到许多描绘这一情景的作品。如牛峤《女冠子》：
绿云高髻，点翠匀红时世。月如眉，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
尹鹗《清平乐》：
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赚得王孙狂处，断肠一搦腰肢。
上至帝王下至百官，文人士大夫，都竞相尚好伎乐，宫廷中，家中多蓄养歌伎舞儿以供娱乐，如王建时武德军节度使王宗裕于郊外“立亭榭，凿池沼，树花木，携妓纵酒为乐”[27]，王建姐姐之子王宗翰“好蓄妓妾，后庭珠翠常百余人”。[28]不养之人，反倒稀见。如大臣李廷珪“素俭约，不蓄妓乐”，后为了贿赂志在声色的行营都监王仁赡，“遂求于姻戚家，得女妓四人”[29]。以声色为乐以成为当时的风尚，词人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生活：“无处不携弦管，直应占断春光。”（欧阳炯《春光好》(金辔乡)）
这样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兴盛的游乐之风，正是以娱宾遣兴为主要功能的曲子词创作和传唱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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