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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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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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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档案]《日本在侵华期间对浙江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作者: -上传日期:2003/8/29
[历史档案]
 日本在侵华期间对浙江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net
 
浙江伪中、小学开办之初,所用课本虽为商务出版社出版,“但内容已经删改、并经由日本特务机关及宪兵队部审查”。这样,课本内凡有关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之内容均被删除。此后使用的汪伪教育部规定的统一教材,及日本文部省编印的课本,无不充斥着“中日亲善,和平反共”、“圣战必胜,帝国万岁”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消除抗日思想的内容。同时,在这些教材中,还塞进大量污蔑我中华民族,侮辱我中国人民的内容,如日本文部省编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蓄意把太阳比作日本,将雪人比作中国,说什么:“太阳、雪人,太阳一出,雪人溶化了。处心积虑地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心灵教育。

侵华期间,日伪还强行把日语定为沦陷区各学校的必修课程,规定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设日语课,每周不得少于三小时,当时,浙省各伪校,小学的日语教师由伪教育厅指派;中学的日语教师由日本人担任,这些日人都是经过日本“大东亚时审查合格,再由日寇在浙江的最高机构“杭州特务机关”分派的,被称为“大东亚省派遣教师”。这些日人教师分到各校后,实际上并不只是教日语,他们对学校的行政,对教职员、学生的言论行动实施干预;控制着整个学校;他们宣扬“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强盗哲学;鼓吹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及所谓“东方文化”;宣讲“黄种人的同意识”、“超国家集团”等灭我国家民族的谬论;他们绝对禁止学生言论结社的自由,无论课内课外,教师与学生都被他们暗中监视。

除开日语课外,日伪还在沧陷区学校开设所谓的“青训课”,对青年学生进行严格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在“青训课”上,日人教师可以任意打骂学生,要学生绝对服从,并且要在到规定的训练要求。如伪崇德县立中学规定,如果学生的“青训课”成绩不及格,那么其他功课不管成绩如何好,都不能升级。可见,日伪政权根本不是什么办学,而是完全地把学校作为训练绝对效忠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府的奴才的重要基地。

日伪对沧陷区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是多方面的,为彻底清除青少年的国家民族观念,日伪学校里还经常请日军头目去训话。每发日本人训话时,或是遇到日本天皇生日之类的所谓节日,都要强迫学生喊“大日本万岁”、“天皇陛下万岁”等口号。日寇还把日本的“天长节”强加给沧陷区青少年,规定那天为例假日,强迫学生列队去观看寇军的“战果”和军事示威游行。伪校里音乐课教唱的歌,也都是些赞美日军胜利的《大东亚进行曲》之类的法西斯歌曲和《支那之夜》等糜糜之音。可见,敌伪为奴化沧陷区青少年,其手段已无所不用其极。

四、开办日语学校,培养汉奸特务
日寇在通过“派遣教师”控制沧陷区学校,使用汉奸教材对青少年甚至儿童实施奴化教育的同时,还大办日语学校来培养汉奸奴才。当时,日寇在杭州就办了三所日语学校:一所叫“日语专门学校”,主持人是日本杭州物力机关长荻原,校址在原长生小学里(即今天长小学校址);一所叫“东亚日语学校”,生持人是日本“大东亚省派遣教师”增田贞子,校址设在菩提寺内;一所是“日语学校”,主持人是挂名的基督教牧师、日本顾问小山寅之助,由日华佛教会及青年会合办,校址设在西浣路的基督教堂内。这三所日语学校,除“日语专门学校”是由日寇杭州特务机关出钱办,算是公立的外,其余两所均以私立补习学校的面目出现。但三所学校的实质完全一样,办学目了都在于奴化中国青年,培养忠于日寇,甘心为其使唤的爪牙和奴才。这三所学校都能将其毕业生介绍、安插到日伪机关或企业中去,侵华期间,侵浙日军部队里的翻译,各级特务机关及宪兵队中的汉奸特务、密探,以及日伪霸占的银行、铁路、厂矿、商行等企业的伪职人员,不少就是从这三所学校中出来的,他们为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奴役、疯狂掠夺效尽犬马之力。

除三所日语学校外,日寇还在杭州办有各种短期日语班,如当时在杭州的仙林寺、国术馆、鼓楼等处都办起“日语速成班”、伪杭州市政府内还办了“日语研究班”,各伪机关公务人员及小学教师均被强迫到这种日语班去学习。在沦陷区各县、日伪也开办各种各样的“日语训练班”,把日语作为“国语”,推到日寇铁蹄所到之处。如绍兴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即在绍兴城内办了一个“日语师资训练所”,以培养一批通晓日文日语的汉好,供其统治之需;培养日语教师,派往绍兴地区各伪校,讲授日语课程,美化大和民族,奴化中国学生。

五、利用广播报纸 灌注毒素
利用广播、报纸等宣传工具,控制新闻文化内容,是日伪对沦陷区人民施行奴化教育的又一手段。

日军初人城时,杭州已没有任何报纸。1937年12月26日,以谢虎臣等汉好为首的伪“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成立后,在六天之内,即出笼了伪《新浙江日报》,社长是汉奸程季英,总编辑是潘英,社址设在三元坊中国银行内。当时,该报日出八开一张、经常登载一些“皇军是来共建黄道乐土的,皇军保证市民的生命安全”等甘言欺骗文章,散往杭城及市郊各地,骗引逃避在郊区、县的老百姓和商店老板回城,恢复市面,以供日伪统治之需。1938年4月,该伪报改称《杭州新报》,“机构益形强化,篇幅亦加扩充”。南京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指定该报为杭州区之领导报纸[19]。此时,日伪又“以和平建国,需自小学植其始基”出发,出版了《儿童时报》。另外,日寇为更广泛地推行日语,还出了一张日文的《西湖日报》,社长是从南满铁路调来的仓地国光,社址设在清河坊通商银行内。其时,报纸的行政都由日本特务机关控制,新闻内容则由日本宪兵队控制,出版的报纸除散往杭州地区外,还大量散发到浙西一带。而在上海发行的伪《新申报》也随着敌人的侵略势力,流人浙境。这些汉奸报纸,除始终宣传“亲日”、“反共”外,均大量登载造谣惑众。歪曲事实的内容,以起麻醉人心,淆惑视听之用。汉奸报纸更经常刊登带有强烈恐怖色彩的新闻,如“日军钱塘江猛进。昨已迫近绍兴宁波”(1938年5月5日《新申报》),“日军海陆策应,由杭州宁波福州三路并进,直扑南昌”(1938年6月27日《杭州新报》)等等,以图使沦焰区的民众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动摇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杭州新报》又改名为《浙江日报》,社长仍由程季英充任,总编辑改由何致平。报社机构更加扩大,内设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印刷部等。伪《浙江日报》每天出四开一大张。蓬节日还增加一张,日发行量为五千份左右,“销路也自浙西而进展到京沪芜汉”。该报纸的编辑方针及主要社论均要通过“上级”及日本顾问,国内外的重要新闻,都是由伪中央社发的槁,总编辑只能决定一般的编辑发行工作。社论均以宣传日酋近卫文所发表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宣言,及汪精卫所发表的“和平建国”的声明为中心。伪《浙江日报》创刊时,其第一篇社论就是“共存共荣,和平建国”,要人民消除仇敌心理,与日本强盗携手和平。内容完全是伪《中央日报》社论的翻版[20]。

敌伪对沦陷区地、县报纸的创办也非常重视。如浙西湖兴沦陷后,日伪那办了伪《湖州新报》,卖力宣传“大东亚主义”。寇军侵驻东阳后,日伪为进行“亲善鼓动”,先办了《义东民报》.后又扩版改为《东阳民报》,汪伪县长王彬在报上发表“为东亚和平而努力”的媚敌文章。要民众俯首贴耳地忍受日伪的奴役统治。这个汉奸县长还亲任主任,举办“中日亲善运动会”,张贴大幅标语,绞尽脑汁地向日寇献媚[21]。在绍兴,日寇扶植汉奸陈瘦崖(原国民党绍兴县政府主任秘书)办起伪《绍兴日报》,每天出版四开小型土纸报一张、宣传所谓“中日共存共荣”和“皇军战绩”。又于伪县政府下附设一个“绍兴县宣传委员会”,由伪县长冯虚舟任主任委员,进行化装、讲演、图画和墙报等活动,大事欺骗宣传[32]。

日伪除控制报纸外,还在杭州设了“杭州放送局”(即杭州广播台),除大喊其“日支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口号以及胡诌捏造一些“皇军辉煌战果”外,并大量播放靡靡之音,来麻醉青年;电台还开设日语讲座,天天广播奴化教材。并野蛮地勒令各商店安装无线电收音机,整日收听;还在各通衢要道设置高音喇叭、扩音器、昼夜喧叫。日伪还对群众的游艺、娱乐严加控制。浙江沦陷之初,日伪即着手统制娱乐,检查游艺。1938年4月。日伪在各沦陷区开始举办各种剧尝荣馆游艺演员及说书杂艺人员的登记,规定各场所演出的戏剧、说唱底本均得事先呈送伪组织审核。此后,又规定不论电影、话剧、说书、各种旧剧都要在开场前三日将节目及详细说明书送伪教育机关及日本特务机关检查,否则即随时予以停演的处分。至于所演出的各种电影、戏剧、说唱内容,都是些荒诞的神怪影片,及中国旧小说中的珍珠塔等类故事。对于如岳飞精忠报国、杨家将誓死抗故等描写我民族气节的剧本、说唱.宣传科学技术的影片,是绝对禁止在各场所演出的,否则即招来杀头之祸。这是敌人麻醉中国人民的又一政策。 1941年2月.日伪又成立“之江(下转第97页)文艺学社”,更明确地提出:沦陷区文艺活动,要“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大东亚主义,谋各阶级之团结,以促进反共和平建国,进而树立东亚永久和平为宗旨。使各剧院舞台、游艺场馆成为宣传奴化思想的场所。还有,日伪规定沦陷区各种图书馆、书报阅览所、民众教育馆,要收缴一切有爱国思想、赞扬民族气节的书刊,而供人阅读的,除汉奸报纸外,大都是充斥着汉奸论调的、由日伪“新民会”出版的丛书,还有日本的时事画报。

可见,日本在侵华期间对浙江沦陷区使尽了各种手段,对民众施行各种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企图以此使广大沦陷区成为任其奴役、掠夺的理想“乐土”。但是,日伪的种种奴化措施,同其政治上的残暴统治一样、同样也达不到他们的隆恶目的。相反,更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斗争,最后只得以其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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