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姚雪垠之子告状
为父维权 起诉《炎黄春秋》杂志
京华时报
认为姜某发表的两篇文章是对先父姚雪垠的诋毁和诽谤，7月28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向西城法院起诉姜某及刊登文章的《炎黄春秋》和《黄河》两家杂志社。
姜某是武汉江汉大学退休教授。2004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和2000年第4期《黄河》杂志分别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称姚雪垠写《李自成》是政治投机。姚海天称，姜某所写的信息完全是编造的，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7月30日，74岁的姜教授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与姚雪垠1954年就相识，一直交往到姚雪垠去世。“我和姚雪垠关系很好，我写的都是实事求是。”姜教授称，他写的内容上海文联、河南文联的许多老同志都知道，他自己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文章很公平。
“其实这些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不是姚雪垠不好。”但姜教授表示，他给《炎黄春秋》的文章是4000字，没经过他允许就被删成了1700字，砍掉了许多关键证据，“我对写的内容负责，但我不承认那篇稿子是我的文章。”对姚海天的起诉，姜教授认为是姚海天对历史不了解才有这个看法。（记者郭晓明）
"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辑录声 明
2.书摘：关键时刻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http://edu.sina.com.cn 2001/02/22 10:31 光明日报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刻姚雪垠心驰神往，创作激情倍增。但可怕的政治漩涡正悄悄地向他袭来。先是在武汉有人写文章批判《李自成》第一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当时武汉市的领导同志因为知道《李自成》不但在北京反响强烈，而且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此书也大为称赞，所以市委不同意发表批判《李自成》的文章。到了“文革”开始时，这些人又一次纠集到一起，重新发起对《李自成》的攻击，他们先贴大字报、小字报，接着便在群众大会上声讨《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控诉武汉市委在两三年前不同意发表批判文章是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黑云滚滚，形势吓人。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面临着灭顶之灾。就在这严重的时刻，毛主席向姚雪垠伸出了救援之手，这是姚雪垠万万想不到的。1963年秋天，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他和老伴一起到邮局给毛主席寄去一部。一则是表示他对毛主席的敬重；二则也是汇报他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小说家做出的一点成果。除此，他不敢有任何一点奢念。至于毛泽东能不能收到？收到了会不会看？他没多想，只是朴素地表示他对毛主席的一点心意。没想到三年后，姚雪垠竟因为此举而获得救助。
那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7月中旬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到王任重同志列席会议(王当时是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毛主席将他叫到身边，对他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第二天，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武汉市委立即向进驻文化系统的工作队作了特别指示，因此姚雪垠未遭到“革命”群众的野蛮揪斗躲过了皮肉之苦，也因此，《李自成》的原稿，以及大量的藏书和两万多张读书卡片，未被查抄，免遭损坏。在那个动乱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起了关键作用，既保护了姚雪垠，也保护了《李自成》。如果不是这样，不要说写《李自成》第二卷，以后续写的宿愿会化为泡影。就是姚雪垠能否生存下来，也是个谜！
1972年，姚老结束“五七”干校生活，回到武汉，但又得面对重重干扰和各种难题，有说不出道不出的苦痛，无法坐下来专心写《李自成》。甚至连已经写出的第二卷稿子，也不能安下心来进行推敲、修改、润色。他将面对的现实和重重矛盾，写信告诉江晓天(系《李自成》第一卷责任编辑)，江建议他给毛主席写信，姚雪垠也感到现在只有给毛主席写信，诉说自己的苦衷这一条路了。他知道给毛主席写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姚雪垠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这封信落到“四人帮”一伙人的手里，就会惹下大祸。思前想后，姚雪垠决定先给原来在武汉市委做文教书记、当时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宋一平写信，问他可不可以给毛主席写信，有没有办法将信直接转到毛主席手中。宋一平找胡乔木商量，胡乔木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讲了这个情况，小平同志许诺他可以转给毛主席。在胡、邓的支持下，宋一平给姚雪垠回信，支持他写信，告诉他有办法转给毛主席，并告诉他毛主席患了眼疾，要他用毛笔写信，字要写得大些。这样姚雪垠才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报告《李自成》的写作状况及当前所处的困境，请他帮助。这封题为“上毛主席的信”中有这么一段感人的话：
“这部书共有五卷，估计写成字数在250万至300万字之间，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故事也愈波澜壮阔……第二卷稿子已经写成将近两年，约70万字左右……虽然我寸阴必争，不论盛暑寒冬，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工作，但我已经是进入66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许多读者都担心我会完不成《李自成》的写作计划……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具体帮助！……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
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看过姚雪垠的信和胡乔木写的情况报告后，用很粗的铅笔在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从姚雪垠写信寄出到毛主席批示，共14天。这中间没有耽误，毛主席就作了批示，可见毛泽东对姚雪垠写《李自成》的重视。
后来我们曾经议论过，姚老在10月19日发出这封信时，邓小平和政研室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但胡乔木还是将姚的信和他写的情况报告一并送给邓小平。小平同志还是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终于作了批示。如果姚写这封信时，稍有犹豫，或拖上一拖，不是10月，而是11月发出，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帷幕就拉开了，不要说邓小平，就是胡乔木和他的政研室想转呈毛主席也不大可能了。所以说姚写的这封信，刚好搭上邓小平复出后大起又大落之时的最后一班车，这也是姚雪垠的幸运，但胡乔木果断支持的态度，邓小平无所畏惧的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中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是后来的结果。(摘自《雪垠世界》
陈浩增主编 王维玲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光明日报
3.姚雪垠与毛泽东 《黄河》2000年第4期
我最后一次见到姚雪垠，是在1996年春天。一见面我就发现，他 确实衰老了，说话和行动都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依然放光，声音也还 洪亮，思维已经不大敏捷，所说的内容和话语是单一的重复的。寒暄 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毛主席对《李 自成》的批示原始记录找到了，原话是……”。他喃喃背诵的那个 “重要指示”我没有记住，只记住了他连连重复的“非常重要”和后 面的几句话：
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 持，就不会有《李自成》。不过，对于他晚年犯下的严重错误，那是 绝对不能原谅的。
1957年以前，他同时在进行三部大作品的构思：一是《天京悲剧》， 二是《杜甫传》，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以李秀成为主角，写太平天国的覆亡；先写成电影剧本，因为当时迫切需 要电影脚本，他想在这方面尝试一下，然后发展成长篇历史小说。——— 这三部作品后来都没有完成。
从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所兴起的反教条主义之风，思想解放 之风，使得我和姚雪垠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心情激动，信心倍增， 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姚雪垠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 都活跃，写了不少文章，也多次在会议上发言。后来，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问题，发言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其中真正犯忌讳的主要 是四篇文章，即：《谈破除清规戒律》、《创作杂谈》、《打开窗户 说亮话》、《惠泉吃茶记》。这些文章不仅触及了文艺界的最高领导， 而且有的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是他成为“极右分子”的重要原因。
先说引起毛泽东注意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 上的《创作杂谈》。
姚雪垠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是他竟敢公然与“深入工农兵生活” 的伟大号召唱反腔。毛泽东说的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 中去”，而姚雪垠却提出了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老作家在 旧社会生活得久，不但不应该把这点看做是他们的包袱，反而应看做 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是他们的财富”，由此发出呼吁，“要重视老作 家独具的生活经验”。
当时，姚雪垠的另一篇文章《惠泉吃茶记》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注 意，而且正式传达了他的有关指示。那已经是1957年的春天，作协武 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从北京回来，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内中提到姚雪垠。大意说，读了《惠泉吃茶记》， 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 之分，这是不对的。
和所有的右派一样，姚雪垠也被批得一钱不值。说他历史肮脏， 品行恶劣，是老流氓，这种侮辱性的谩骂他倒不在乎，最令他伤心的 说他不学无术，说他专门写色情文学。一个知识分子，被人从精神上 剥得精赤条条而无告地处于众人的围观唾骂之中，那种内心深处的羞 辱和绝望是难以忍受的。他就是怀着这样悲愤的心情开始了他生命史 上的最重要的一搏———写《李自成》。
那已经是1957年的秋天，运动已近尾声。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向我透露了他提前写《李自成》的原因。前 面提到过，按原先的计划，他打算先写《天京悲剧》和《杜甫传》， 然后再写《李自成》。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主意，提前 写《李自成》呢？对此，他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毛泽东，因为毛泽 东与李自成的特殊关注。他说他虽然很早就对李自成的事迹感兴趣， 而真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是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当 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他知道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 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而且还曾致函郭沫若给以高度评价，同时还有搬 上戏剧舞台的建议。他还告诉我，在延安的时候，开明士绅李鼎铭的 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永昌演义》，呈给毛泽东 审阅。毛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 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说他读过《永昌演义》，确实写得不 怎么样。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李自成是历史上最近 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是从陕北起事的；毛泽东是当代农民革命的 领袖，也来自陕北，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 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我和姚雪垠分别到不同的地方接受改造，他在武汉市郊东湖农场“监督劳动”，我到沙洋农场“劳动教养”。几 年以后，当我们都成为“摘帽右派”而重逢并再度成为邻居的时候， 客观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写完，正忙于联系出版的事。 1962年年底，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后和我谈及在京期间所 受到的礼遇和赞扬，告诉我他都见了哪些重要人物，谁又说了些什么。 说时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这中间，他最重视也谈得最多的，是茅盾和吴晗。一个是文学泰斗，一个是明史权威，他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十分可贵。
就是在这个时候，姚雪垠把刚刚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举措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他听到了掌声，得 到了赞扬和鼓励，同时也听到了贬斥声，看到了冷眼。他在有些飘飘 然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学术上艺术上所获得的赞扬并不能改变 “摘帽右派”的身份。他知道，只有通天，或可有望改变处境。他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扎这两部书时，我刚好在场，他们是怀着诚敬之心 在做这件事的。当时我还问他：“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主席又那么 忙，未必会看你这部书。”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肯定说：“我看会的。 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毛泽东确实特别重视李自成，真的读了他的 《李自成》，而且是基本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畅游 长江驻跸武汉时，曾有谕旨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你告诉武汉 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 写下去。”
他在（1975年给毛泽东）上书之前并没有直接向我透露消息，怕 我嘴不稳泄露出去，而是以一种有意无意地发牢骚的口吻试探我的看 法：“看来真没办法了，只有给他老人家写信……”。我说只怕很难 送到他手上，他也难得有精力管这种事。等到信已送达并有了好消息， 他才把一切告诉我。在信里一开始就说明自己是《李自成》的作者， 重提当年呈书并获恩荣的往事以勾起毛泽东的记忆。然后谈他的写作 计划，恳求帮助。这时他没有忘记吴晗的话，计划中只提写农民起义 的《李自成》和《天京悲剧》，而不提写辛亥革命的《大江流日夜》。
信的最后还附一首旧体诗。诗是他的旧作：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这首诗确实与毛的风格相通，又有形势大好，又有雄心壮志；末联用鲁阳挥戈、夸父逐日两个典故，以表现暮年豪情。
毛泽东支持他继续写《李自成》的指示下达后不久，姚雪垠就如 同跃过了龙门，迁居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最后阶段。(姜弘)
（摘自《光明日报网络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