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文革中一种崇拜礼器。也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洋人也要戴。
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1966年夏至1971年夏；高潮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5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1万种、总数20亿枚。止于毛|泽东的幽默话语：“还我飞机”。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
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或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
一些人收藏毛|泽东像章成癖，每见有新样式的像章，总想弄一枚到手为快。其中以叶群收藏有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1万枚像章为最。因此当时便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黑市”）。
1980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毛|泽东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道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毛|泽东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1990年代初的报道，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7000余种。日本人村松伸、樱井澄夫等，收藏毛|泽东像章的早期像章多达170余种，列早期像章收藏之首。大陆有名的毛泽|东像章收藏家有四川王安建、宋一凡，贵州周继厚，上海黄淼鑫、沈玉贤、顾念之、江缘钟，陕西许韧，北京的阎新龙、马京军，广东饶贵祥、汤国云、李云庄，江苏史明，江西陈和平等。
上海市毛|泽东像章研究会《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1000元；一组30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1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泽东像章系列（5种），直径从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场价达4000元以上。
互联网上设有毛|泽东像章收藏网（http://www.maobadge. com/luntan/list.asp?boardid=5）等网站，供收藏爱好者交流像章分类知识、收藏体会和藏品信息（藏品名称、市场价格）并提供网上交易平台（网页名称“以藏养藏”）。
（参考资料：桑晔《残阳如血·文物也是书》，载《读书》1991年11期，P68；《毛|泽东像章的收藏价值》，原载《中国文物报》，新华网转载于2003年9月29日；吴伟忠《毛|泽东像章升值快》，载《中国证券报》，大众网新闻转载于2005年2月15日）
SF
毛主席巨型塑像
崇拜礼器。以毛泽东身着军大衣、凌空挥手的全身塑像为主体（也有少数背手的），用不锈钢、玻璃钢、青铜、汉白玉、钢筋水泥等材料制作建造的纪念碑式巨型塑像。制作建造者多是职业雕塑家、美术院校学生和有一定训练基础的美术爱好者。为毛泽东设计的挥手姿势呼应了当时流行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口号。
连基座算在一起，矮小一点的塑像也有七、八米，高大的能有十多、二十米。塑像的高度，常常被赋予各种象征意义：比如，塑像像身的高度为7.1米，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七一”诞辰；塑像底座高度为5.16米，象征着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塑像总高度为12.26米，象征着毛主席12月26日诞辰（这几乎成为通用的模式）；从地面到三级阶梯平台高度为8.1米，象征着“八一”建军节。塑像多建立在重要、显眼的公共空间，如城市的中心广场或大中学校、机关单位进门处的开阔广场、主楼前。塑像的落成时间，也多选在“五一”、“七一”、“十一”、毛泽东生日等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文革中最早的毛泽东塑像是清华大学红卫兵1967年5月树立起来的（林彪“四个伟大”的题字，就是为此而作，被镶嵌在这座塑像的基座上；九一三事件后被挖去）。建造塑像往往成为两派斗争时争夺合法性、优胜权（谁更忠心、更权威、更有效率），吸引更多群众站到自己一边的焦点。带有浓重的派性色彩。建造巨型塑像的高潮在1967－1969年革委会成立前后时期，以此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胜利的庆贺。
毛泽东1967年7月5日做过批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并曾对此表示，做塑像，“你们天天让我在外面站岗放哨”（大意）；婉转地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这一表示，被地方各级官民当作他的伟大谦虚，没有被认真对待。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热情依然不减，打擂台似地一个比一个做得高大，气魄宏大，用料精良。塑像的普及面之广，只有历史上的宗教雕塑可堪比较。不但京津沪、沈阳、长春等主要城市有，连嘉定、喀什等小城市也有（据雕塑家白澜生估计，全国有近1000尊大型毛泽东塑像，可能是低估了）。
1970年代热潮渐次回落。后来对建造的位置不恰当，或制作粗糙、形象塑造僵硬或不严肃、庄严的，坚决撤除；文革后人们批判现代迷信时又撤除了绝大多数塑像。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严肃性，撤除均在夜间进行。但至今仍有少数巨型塑像保留下来的，如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南路四川省展览馆（当时称“万岁馆”）前，至今仍保留着高达12.26米的毛泽东巨型塑像（加上台阶、基座总高27.46米）。2000年代各地都斥资对毛泽东塑像进行了精心修葺维护，使之焕然一新；甚至还有新的毛泽东塑像在建造安放（如井冈山茨坪这样开发旅游资源的地方）。
（参考资料：《我塑了一辈子领袖像》，《21世纪体育报》，转自“新华网” 2003-12-03；郑光路《成都天府广场和毛主席塑像修建始末》，载“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毛主席塑像的来历》，载“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www.dag.ecnu.edu.cn/zhanggu/001suxiang/suxiang001.htm；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现代美术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毛主席说
引用毛泽东语录时对引语出处、版权所有者的交待、说明、提示。这既是文革时说话、作文的通行格式（略带炫耀色彩的时尚），也是对引用者立论根据、权威性的强调，一种加强说话、作文气势的修辞手法，常常就省略、代替了论证过程。挟持领袖权威，把引语直接当作结论本身。
由于天天读的演练，当时毛泽东语录引用率之高，达到了离开毛泽东语录就不能作文、顺畅发言的程度。不但报刊、书籍的报眼、扉页要引用大量毛泽东语录，独立文章的正文前已有毛泽东语录，文中还要引用，乃至多次引用。这种引用起初是抑制、后来竟完全代替了人们最低限度的独立思考。能熟记、活用毛泽东语录的人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话语权威。不但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政论、哲学、军事著作被广泛引征，用作理论阐述的根据、种种实际应用的凭借，连未公开出版的早期著作和谈话、诗词，甚至很冷僻的话，都被频频应用于各式场合（官民朝野）。如，“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于是就有一类语言变体现象在民间交际中出现──不是毛泽东原话，也被冠冕堂皇地冠以“毛主席说”。其主要类型可以分为四种：（1）僻典急用。毛泽东一时一地对人的具体评价，由于不具有普遍性而未收入毛泽东语录的，被用作撒手锏抵制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有关批斗的著名的政治笑话之一）、“朱德是红司令”、“王恩茂打不倒”。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话语的政治权力性质。（2）基本合理的。有的虽非毛泽东原话，却是意思约略相近；有的毛泽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言论，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从逻辑上能推出，可以包容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范畴之内。如，农民在生产队评议返销粮的分配，争得不可开交时有人会祭出撒手锏：“毛主席说，不准饿死一个人。”客观上拓展了毛泽东话语的阈值和应对现实的张力。（3）借用，或称滥用。把普通常识、生活习惯及内容上不会引起异议的类似于公理的话都归到毛泽东名下。如,“惊蛰过了是春分”，“盐蛋皮蛋，下酒下饭”。虽然也越出了常轨，却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客观上把毛泽东话语世俗化了。（4）伪造，用旧语言说，称为“矫诏”。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借助毛泽东的威望，生造一段毛泽东的话，假传圣旨。如，知青为了不吃粗粮，对生产队会计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不喜欢吃粗粮，就算了。”为了给偷懒、邋遢合理化找借口的：“毛主席说，真正的牛仔是从来不洗衣服的。”（5）游戏的。如划拳时的口令：“毛主席说，酒是一包药。”利用音韵相协的粘连（在四川话里说“shuo”和药“yo”押韵），突显语言错位的无逻辑，造成戏谑效果。这种口令在许多民间酒宴上可以听得到；虽然未必有意，但语涉嬉戏、轻薄，实足的流氓口吻，全然没有一点起码的敬畏。第五种方式的出现可能要晚到1980年代中后期，却是前四种用法的恶性延伸。“毛主席说俺傻”文坊（2000年代语料，是某网站给自己的定名），则把第五种类型进一步做了曲折复杂的变形、延伸，成为一种亲昵体贴的调侃。
作为语言变体的“毛主席说”，初期是因为有意无意的模糊，或借助毛泽东话语权威的实用主义外推（方便、偷懒、安全），后期逐渐带有语言游戏成分。究其实，是对个人崇拜盛行时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毛主席说”的反弹、异化，民间语言自然演变中孵化出来的反叛因子。是由正剧而喜剧、由喜剧而闹剧（解构的王朔型话语形式）。
毛主席语录
名词。一种出版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言论汇编本。最初在军内印发、使用。“语录”文体原是禅宗祖师用俗语白话解说深奥的佛理，侍者及门徒笔录成文；后代宋儒讲学，亦以白话叙述，门人弟子记录师说传世，也沿袭语录名称。
该书是为了适应文化程度不高，无法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普通官兵和一般读者，方便他们在突出政治运动中，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而编辑的。《解放军报》1961年5月起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1964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编纂，并请康生审订。
该书把精心筛选的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按内容分为系统完备、逻辑缜密的33类（1964年版30类，1965年版扩展到33类）以利于检索：（1）共产党；（2）阶级与阶级斗争；（3）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4）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5）战争与和平；（6）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敢于斗争、敢于胜利；（8）人民战争；（9）人民的军队；（10）党委会的领导；（11）群众路线；（12）政治工作；（13）官兵关系；（14）军民关系；（15）三大民主；（16）教育与训练；（17）为人民服务；（18）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19）革命英雄主义；（20）勤俭建国；（2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2）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23）调查研究；（24）纠正错误思想；（25）团结；（26）纪律；（27）批评与自我批评；（28）共产党员；（29）干部；（30）青年；（31）妇女；（32）文化艺术；（33）学习。每条语录后均注明详细出处。
1966年12月16日林彪为该书的重印撰写了《再版前言》，置于1967年1月版卷首。该《前言》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倡“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
1966年起该书向社会在全国公开发行；据统计，仅19 66年～1970年间该书就印制、发行了10.53亿册。按人均计算， 远远超过了人手一册。该书除了有中文版、少数民族语文蒙藏回朝维、哈萨克文版，还翻译出版有英、法、俄、德、日等37种世界各主要文字版本。并出版、印制了20.72亿张单张毛/泽/东语录，作为公共场所、居室张贴、装饰之用（见《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上〉P77）。据称，其发行量应为出版史之冠，超过了基督教的《圣经》。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文件，认为中学、小学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应停止使用，以毛主席著作为中学的基本教材，初小各年级学生应学习毛主席语录(《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由于有了《语录》，检索、引用都很方便，写文章、讲演、天天读时，针对当下情况选用相宜（对题）的语录代替论证分析，成为持久不衰的时尚。能否背诵更多的语录，能否灵活、准确地引用毛/泽/东语录，往往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政治进步程度、政治学习好坏的重要标准。
在口语中，经常径直简称“语录”；因为使用频率高，也因为只有毛/泽/东才有无所不在、无往不胜的权威，简称“语录”不会发生歧义，引起交往中的误解。亦称“语录本”、“红宝书”（详该条）、“小红书”。
红宝书
名词。崇拜礼器。广义地说，所有毛泽东著作都是红宝书；狭义地说，它是特指《毛主席语录》、“三合一”（详该条）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据估计，10年时间里，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除外，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红宝书，就有中外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多亿册（如果加上文革中造反组织和许多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其数量之巨大更为惊人）。
仅《毛主席语录》一种，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版本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文化部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的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红宝书。
因为这类读物都配有红色塑料封皮（另有布面、绸面、皮面等）作装帧，色彩和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庄严而激动人心；开本多为64开本。其他常见的开本还有32开（据称最大的开本为4开，与《参考消息》一样大）、100开、128开（最小的开本为512开，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其形制小巧的功能是使它可以放进衣兜，便于携带，可随时取出来“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应用。
同时，它也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象征符号，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最早挥舞红色语录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后来成了对他的概括和讽刺）；自此这一动作成了呼喊口号时的规范的仪式。
红宝书甚至成了一些特定场合的礼物，例如会议公费购买赠送或私人祝贺新婚夫妇等，都有送红宝书的。以致于不少人家里的红宝书存积起来，堆成一大摞一大摞的，成了一种负担却又不敢随意处置。
国外的报道和著述习惯称“红宝书”为“小红书”，既是因为没有中国人的崇拜心理，带有客观描述的色彩，亦不无讽刺意味。文革后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称呼，其中包含了反思和否定的认知。
2000年代一些书商给各式考（政治、英语）研辅导书、GRE词汇备考书、保险业务代理人咨询系统、健康顾问、网络安全教材数码摄影机（显卡、笔记本电脑）说明等实用手册之类的书籍，都冠以“红宝书”的名称作为广告，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
作者：南乡采桑子 回复日期：2005-7-9 20:02:12 |
|
作者：巨鸡 回复日期：2005-5-28 21:09:23
同意！他也叫伟人？
作为党员他几乎把党摧毁了，作为公民他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干死了，作为中国人他把中国古文明扫荡了破四旧了，作为一个人他让几千万人饿死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让无数人为了他的个人理想受苦死亡穷苦，他算什么伟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