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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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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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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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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发给本网最新《错位的政府》等三篇文章!

作者: -上传日期:2003/8/24

错位的政府
——答央视记者
                        胡星斗

政府不该做的做了

一个现代型政府奉行政经分开、官退民进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搞好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国防与治安,一般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官员必须从市场经济中退出,减少管制,限制公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实行广泛的公民自治,让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角。
而在我国,常常是政府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没做,或者没做好。政府把大量的时间、金钱用在了国有企业、新项目、新工程上,成天忙于上马项目、扭亏增盈、引进外资、提高产品质量等,而对其份内的事却没有做好,也没有精力和财政能力做好——科研投入严重不足,义务教育成为画饼,文化和精神文明类于沙漠,卫生医疗令多数农民和许多工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覆盖面小,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触目惊心┉┉。
许多官员为政的习惯性做法是,揽权,施威,掠夺;插手经济活动,动辄行政管制。一些人成天忙于开会、审批、发文件、发证、罚款、抓人,以至于各级政府都养了一大帮人专门妨碍别人合法做事,处心积虑进行掠夺,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工作。
凡此种种管制和政府功能的错位,导致社会问题丛生,阻碍经济发展,耗费国民财富,形成官僚庇护网、权力网。
管制带来问题,问题的解决似乎更需要管制,由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还有学者为之帮腔,寻找理论根据,说什么中国是“软政权”,权威性不够,应当加强控制。殊不知,软政权正是行政性集权、管制所造成的,上面带头违法,下面当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了;政府以文件治国,老百姓就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威性岂能不软?所以,软政权与人治、集权相伴生,而硬政权与法治、民主相关联。
政经不分、对经济的无端管制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的泛滥。政府抓企业和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手中掌握着配额、指标、盘子,以及政府直接办“三产”,掌握着企业的厂长经理任免权、项目审批权等,致使政府机构恶性膨胀。企业为与政府设置对应的机关,其后勤机构也膨胀起来。于是,整个社会办事效率低下,官老爷作风盛行,腐败猖獗,浮夸成风。一些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和经济“成就”,急功近利,不顾成本,劳民伤财,任期满后留下一堆无用工程,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地方财政亏空严重。
政府的错位还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经理成天围着政府转,到政府那里“烧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经营管理?如一家工厂开办技术开发公司盖了391个公章,一个工厂的基建项目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一个工程完工时盖了上千个图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而且,由于政企不分,未落实法人财产权,无责任主体,因此国有企业无人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这又进一步促使大量的亏损项目、重复建设不断问世。
根据各种资料估计,目前我国一年国有资产流失4千亿元以上。仅八五期间,国有投资4.3亿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国有资产的总和才有不到4亿元。平均每年损失4千亿,考虑到折旧等因素,八五时,每年国有资产流失也在3千亿左右。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但到2002年又新增1.7万亿,平均每年新增4千亿以上。由于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国有企业或以国有股份为主的企业也亏损严重,如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猴王股份亏损35亿元,郑百文亏损15亿,拖欠银行25亿,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
    从上可见,由于政府直接办企业,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惊人的流失。“国有”几成“国无”。
从历史上看,晚清政经不分,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最终被列强所打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曾一度是国有企业为主,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开始了私有化运动,于是有了日本的富强。历史上,西班牙殖民者搞政府垄断贸易,最终竞争不过英国殖民者的贸易自由化。西方在20世纪也多次开展“放松管制”的运动,所以,有了二战后的经济成就。中国若不叶公好龙,真想实现现代化,如今也到了该放松管制、搞私有化的时候了。

              政府该做的没做

一个现代型政府莫不重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莫不以科教文卫为施政的优先。但在我国,目前科研总经费只及西方一个跨国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全国大中小学教育经费之和仅相对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经费;而且,我国科研开发经费、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之所以如此,与政企不分的体制很有关系。由于企业的效益不好,我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低,仅为11%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47.6%,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1.7%。这么少的财政支出,还要解决企业的停产、无资金等各种困难,不象发达国家的政府不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以,我们无资金用在科教事业上。即使是专家教授走上领导岗位,也身不由己地天天抓恢复生产、扭亏等工作,大量的资金只得扔进亏损企业的烂窟窿。因为恢复企业的生产关系到地方上的财政收入,是地方上的“命根子”,也是上级政府衡量地方领导人“政绩”的尺度之一。所以相比而言,难以短期见到效益的科教就显得可有可无了,必然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遇到困难就不要”了。
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也应是政府施政的重点,国家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可是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国家为了甩财政包袱,搞起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医院成为赚钱的机构,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业垄断,于是,药费奇高,治疗费惊人,以药养医,以医谋财,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医院“有病无钱莫进来”,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门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救死扶伤”的天职忘在了脑后。每年估计有数百万的农民、工人无钱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26%,而中国仅为0.62%。从1990到2000年,中国的医疗费用增加了10倍,可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85%下降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从1993年的73%下降为1998年的56%。至今,全国还有76%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政府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一些地方领导只重GDP、“政绩”,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害子孙、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致使全国环境问题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严重污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占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很可能会在几十年中破坏殆尽。
在法治建设方面,政府更应当殚精竭虑。现在,农民权益、劳工权益的保护亟待改善。农民动辄被乡镇官员罚款、罚跪、关黑屋,被拘押、劳教,农民的声音无人听,有理无处伸,农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国每年煤矿死亡的人数占世界的一大半,美国每亿吨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国700人。在黑煤中,我分明看到了累累白骨!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可见,政府不是没有事情可做。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家,政府应当全力以赴抓科教文卫、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等工作,而不应当越俎代庖,去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甚至对于宏观的经济活动也要尽量减少干预,如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是独立于政府的,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也要经过同级议会的批准。而类似于中国的政经不分、过分的集权和行政性管制必然导致政府的短期行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惊人,贪污腐败盛行,科教无人问津,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等弊端。如果不纠正政府施政的错位,即使有再崇高的目标,再宏伟的蓝图,也不可能实现,相反,只能导致贻害四方的劣治、劣政,而不可能属于善治、善政。

关键是建立现代环境保护制度
        胡星斗

“绿色北京”组织的专家、学者、志愿者赴内蒙古就当地的生态保护和环境破坏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所揭示出的问题真是触目惊心。
内蒙古草原是中国最大的草原,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今日却面临荒漠化、沙漠化、草场退化、工业污染的严峻局面。它直接威胁到华北、东北乃至半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成为北京等地沙尘暴的渊薮。
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95年到1999年,五年时间我国沙化土地净增1718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的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十分之一的台湾省面积。
十年就有一个台湾省被沙化!中国的生态环境岌岌可危。
如何扭转这样的状况,拯救草原,拯救中国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认为,关键是要建立现代环境保护制度。
现代环境保护制度,一要产权清晰。土地、草场、沙地等,都应当量化到个人,拍卖给个人,归私人所有。经济学中有定律:如果不是私人产权,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破坏,这就是所谓的“公有土地的悲剧”、“公共事物的悲剧”。土地、草场归私人,地方政府就不能任意侵占、剥夺了,双方必须谈判,讨价还价,才能达成交易,也可能永远达不成交易。政府如果强制,就是侵犯私人财产,属于重罪。这样,公民与政府是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而在目前,中国的农牧民对土地、草场没有所有权,只有承包权,政府当然可以任意处置这些公有资源了,农牧民连基本的补偿也得不到,也在意料之中。反观美国等发达国家,他们通过立法规定,把沙地、草场等都赠送或拍卖给个人,条件是:栽上树、植上草。一旦归个人,个人就有动力——把沙地变成果园,变成美好的家园!如此的机制、做法,使得美国1930年代的沙尘暴不见了,如今的美国,沙漠面积每年还在不断减少。
二要政经分开。政府不能直接介入经济,成天盘算着上马什么项目、企业,搞什么开发、引资、扭亏,而应当把经济活动完全交给市场,优胜劣汰。当然,政府要搞好经济环境,抓好科教文卫、治安环保,这才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忙于参与经济活动,从中获取直接的利益,而且,对官员又实行的是短期行为的政绩制,那么,高污染、破坏植被的企业必然会大量地涌现在草原。
三要搞好财政转移支付。一方面内蒙古等草原地带要实行牲畜圈养,发展旅游观光等特色经济,严禁上马污染性、破坏性的项目,另一方面整个国家要统筹兼顾,补偿内蒙古等地为了保护全国的生态环境所作出的牺牲。除了保证中央向这些省区多多投入之外,还应建立规范的省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北京是内蒙古保护草原的巨大受益者,北京就应当为此买单,负担一部分当地的财政开支,帮助当地开展退耕退牧还林还草的工作,支持当地退出污染工业。
如果真能做到如上三点,现代环境保护制度得以建立,中国的环保事业才有希望。
时不我与,迫在眉睫。我呼吁全体中国人都来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理想主义的困境
                       胡星斗

我与孙大午交往比较多,也到过他的企业。总的感觉,孙大午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也不是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某种“社会活动家”,而是地地道道的社会理想家,是不识时务的理想主义者。
他搞企业,却不务正业,办起了免费的农民技校、赔钱的中学,还收养了许多孤儿,似乎想当慈善家。近年来,他干脆不管企业的经营,只担任大午中学的校长。
孙大午虽然身处鱼目混珠的商场,却坚守“众人皆浊我独清”。他不愿贿赂,不给回扣,痛斥权钱交易,不屑于红顶商人胡雪岩之流。可是,“谗士高张,瓦釜雷鸣”,他几乎是在孤身与整个社会作对,唐吉珂德式的风格也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他喜欢从事“社会活动”,但不愿与官员往来,只喜欢结交学者。
他到处阐释他的理想主义。什么“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以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三者结合作为治厂思想”;什么“私营企业不姓私”,“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劳动、是知识、是奉献”,等等。他不仅嘴上这样说说,还傻呼呼地照做,散尽千万家财,帮助乡亲们“共同富裕”。而他这个“亿万富翁”的八十多岁的父亲还在厂里捡废旧物品(如今孙大午被抓了,老翁仍然不辍其骑三轮、捡垃圾的伟业),他家的住房也是全村最破的。如此的“怪人”,怎不让人觉得是“异类”?
他痛心疾首于文明的衰落、道德的滑坡,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的身份竟然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他在大午集团极力弘扬儒家文化,到处刷写着“讲仁讲义讲良心”的标语,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为贵、天下为公、小康大同等教育干部职工,并且建立了“敬儒祠”以及反映五千年文明的爱国主义长廊。他还打算投资设立“儒家大成院”、“孔子大学”。
他说:“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导致道德低下,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一个民族没有信仰,会导致人心混乱,廉耻颠倒”。因此,他一头栽进了理想主义的泥坑,几乎对本企业的发展都不闻不问了。
但他的理想主义注定是要失败的。
他推崇“和为贵”等儒家思想,但按照他的性格、人品,断然无法与某些敲诈勒索者“和而不流”、“和而不同”。
他极力宣扬人本思想,歌颂“爱”,反对暴力。他不让学生看战争影片、暴力镜头,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不管是宣传董存瑞的电影还是恐怖片,他都不让看。他的这些做法让一些“教育家”不理解。
他所谓“堂堂正正做买卖”,“决不钻营投机,行贿谋利”,而 “(给回扣、贿赂)这样的买卖还不如妓女,现象上是我们在出卖产品,其实是出卖我们的人品”等等理念,与社会观念格格不入。
他到处抨击有关当局卡猪、卡饲料、卡粮食、卡贷款,说他周围有的企业,好端端的,被某些政府部门弄垮了。由此,他不无偏激地提出“搬掉压在农民身上的八座大山”,他把乡镇政府、工商局、土地局等等都当作妨碍农民致富的绊脚石了。因此,有的人也把他当作了眼中钉。
孙大午对法治的理解也颇耐人寻味。他以为,“正义”可以对抗他认为属于非法的执法,他竟然轰走了想推平其企业的多级政府联合执法队。从此,孙大午也被人称作“孙大牛”,大午集团俨然成了“独立王国”。在如此紧张的政企关系中,他的梦想——“大午城”只能灰飞烟灭。
孙大午经常说:“我不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人物,而是可悲可叹的人物”,一语成谶。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址:www.huxingdou.com。E-mail:huxingdou@21cn.com。huxingdou@sina.com.。电话:68946812(宅))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址:www.huxingdou.com。E-mail:huxingdou@21cn.com。huxingdou@sina.com.。电话:68946812(宅))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电话:010—68946812(宅)。E-mail:huxingdou@21cn.com。“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页:http://www.huxingdou.com.。邮编:100081,通信地址: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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