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周恩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我组织指挥美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访专机行》 作者： -上传日期：2003/8/21 转载自e网无际 [谈古论今]  心系已释战犯 周恩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纵横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26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特别是他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更是令人感动。  　　1996年前后，我曾拜访过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兼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及其他相关人员，了解到有关的重要史实。  　　1975年末，周恩来总理在生命垂危之时，还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上，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最后一次批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及美蒋特务一事。   　　罗青长回忆说：“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记得，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正式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1975年3月20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歧视或陷害、报复，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村、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9人提出回台，并被立即批准。  　　以上人员，唯有蔡省三在台无亲人。他为什么要申请赴台湾呢？据蔡省三抵香港后介绍：“中共的这条政策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去不去台？’我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知道中国政府一旦将政策公布于世，一般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如果报名回台，等于应了中共的政策……说到回去，心里又有一种隐隐的伤感。那就是对原妻曹云霞的思念。我与云霞感情甚笃。我俩在蒋经国先生的主持下结婚，搞宣传，历抗战，走过多少坎坷人生路。我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可是当我被俘判刑后，即主动提出与她离婚。我希望她带两个女儿，为了生活，以后再嫁。但不管怎样，我心里却依然看待她是我的妻子。如果去台湾，与云霞、与女儿，今生恐难再见了……从政治上，回台湾也不是件轻松事。我在南京任职就办理过此类事，凡从战场上释放回来的战俘，一律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监管。我们关押25年后回台，再进台湾监狱的可能都有。但我有一件心事未了。我这人天生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我去台湾，想向蒋经国提出长篇建议，促成蒋先生与北京和谈……去台湾，就是冒险，就是牺牲，我也要尽己职责，向蒋先生进言。他听不听我不考虑，尽了言责，也算了了心愿。”  　　蔡省三等临行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第二天登机前，蔡省三又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以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童小鹏当即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面对此局面，刚刚掌管政权的蒋经国念起了“拖字诀”。  　　蔡省三等一直滞留香港。其间，先是张铁石被台湾特务将路费全部骗走，其在台的妻子、儿女因受到恐吓不肯为其担保，台方又一次次不予批准入境，致使张完全绝望，自缢身亡。之后，赵一雪、杨南村、张海商重返内地，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赴美国，王云沛于晚些时侯在香港病故。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了。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开了一家诊所。蔡本人则为谋生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以上所列，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经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四期），他却是每期必读。周恩来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的最后批示，就落笔在他病榻旁放着的那本《内部参考》上！  　　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介绍，当时的中央，立了一个规定，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  　　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说道：“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值班人员才按照邓小平的吩咐接来了罗青长。  　　罗青长赶到医院，周恩来正陷于昏迷状态。一直到中午时分，周恩来苏醒过来，罗青长才在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很歉意地说道：“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说着，便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罗青长接过来，只见在该刊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号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显然是因为周恩来批示时手在颤抖而留下的歪歪斜斜的笔迹：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到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XX（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1997年5月中旬罗青长对我评述这段往事时，仍然眼含泪花地说道：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他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但每当我想起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周恩来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 ▲TOP        [历史档案]  时念堂:我组织指挥美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访专机行   千龙   一  　　1971年7月的一天，空军司令部通知我到司令员吴法宪的办公室开会。当我按时赶到吴法宪的办公室时，看到当时的民航总局副局长、北京民航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已经坐在那里。因彼此都很熟悉，我只向他微微点头示意，就坐在了他的旁边。当时在座的还有民航局的另外两位同志。 　　吴法宪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要从巴基斯坦来我国秘密访问，现在已经派遣民航徐柏龄同志带一名领航员到巴基斯坦进行领港工作。”稍微停顿了片刻后，吴法宪接着说：“具体部署是这样的：在基辛格正式来访之前，先由巴基斯坦的飞机到北京试航。为了保密，他们飞的是一条新航线，从巴基斯坦直飞我国的南疆，然后经过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的南苑机场降落。”接着，吴法宪把视线转到我和张瑞霭身上，继续说：“试航那天由民航张局长和专机师时师长负责地面指挥与接待任务。试航那天 ，巴航机组不在北京逗留，在机场吃过饭之后立即返回。在正式执行任务的时候，基辛格在北京访问期间，巴航机组要原地待命。”吴法宪还具体布置了做好保密工作的几项措施：机组人员不能住在城里，万一被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人看到了，就会泄密。机组人员必须住在机场或者离城市比较远一些的地方。吴法宪对我说，回去之后可以把原来空军一高专(一所学校)的几幢小别墅整修一下，把吃住条件弄得好一点。现在离正式执行任务还有七八天的时间，要抓紧时间准备。最后，吴法宪着重强调：“基辛格是周恩来总理请来的客人，总理一再交代要绝对保密。只有我们在座的人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向其他人传达。”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奏，是一次震惊世界的绝密飞行。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周密配合下，基辛格在记者的眼皮底下，演出了一场20世纪外交史上最了不起的隐身术。  二  　　我回去之后，马上同师政委召集有关同志进行具体部署，只讲具体工作，不讲任务的内容和性质。  　　在迎接巴航机组的准备工作中，我主抓了南苑机场地面指挥与通讯导航设备的保证工作：对电台、导航台进行全面检修，不够敏感的元器件，一律更新，更新后要认真调试，时刻处于良好状态；对于油料，要重新进行化验检查，确认完好后封存，并派干部专门看管；场务连负责跑道的清理检查，跑道上不能有任何杂物存在，要求在飞机降落前半小时，指挥员与场站负责干部，坐车对道面情况进行再次检查；要求气象部门与国内上级气象部门保持通畅的联系，随时掌握气象资料和气象变化趋势，为空中的飞机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机场指挥塔台应有两套设备，调度指挥塔楼还应有一台大功率的远距离电台，以便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内与巴航飞行员沟通联系；放在跑道头的临时指挥车，也要随时处于良好状态。  　　最后，我强调：上述各项准备工作要提前两天完成，万一有漏掉之处，还有补救的时间。执行任务那天 ，要求各单位负责干部亲自上岗。  　　关于巴航机组的吃饭问题，我考虑到巴基斯坦属于伊斯兰国家，而我们空军后勤的饭菜与伊斯兰教的要求相悖。为此，我同北京民航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商量之后，决定由经验丰富的外交部给予协助。外交部的同志回答得很干脆，说你们什么都不要管了，一切有我们准备。很快，外交部方面不仅派来两名高级厨师和一名招待员，而且连各种菜和餐具也带来了，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为了保证各项准备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临时领导班子，由我和张瑞霭牵头，班子成员包括曹副师长及调度、气象、北京南苑场站等部门的负责人。  　　巴航机组试航的那一天，南苑机场的所有保证工作都已各就各位，我坐在跑道头的指挥车上，心里非常踏实，一切保证工作都按照预先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在早已预计好的时间，与空中飞行的巴航机组进行了联络，并及时地把南苑机场的气象资料与具体降落方向、落地方法等事项通知了机组。试航机组在巴航中是数一数二的优秀机组，他们这次试航的航线，没有经过经常进出我国西部的导航点红旗拉普山口，而是直接从巴基斯坦飞到我国新疆。这样飞行就要经过海拔7800米的喀喇昆仑山。巴航当时使用的飞机是性能较好的波音707，如果是我国经常使用的伊尔—18，就不能这样飞行。巴航的试航飞机，终于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安全、顺利地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我指挥飞机停放在了跑道南端的停机坪上。  　　当时，到机场迎接试航机组的有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外交部礼宾司人员等。我及时安排给巴航飞机加油以及让调度室的人员向巴航机组介绍机场的基本情况。  　　巴航飞行员对我们的热情招待非常满意。负责领港的徐柏龄陪同巴航机组一块进餐，那可心可口的饭菜，让他们惊叹不已。下午3点多钟，我登上塔台车，将巴航飞机送走。  　　关于正式任务中巴航机组的住宿问题，我们几乎动员了南苑场站所有的力量，对一高专小别墅进行改建和装修。室内设备除了人员居住的必需品外，连文化娱乐设施都考虑进去了。沙发、台球、乒乓球、羽毛球、各种棋类样样俱全，连招待人员也都准备好了。不巧的是当时连续下雨，给装修房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正式任务到来的前两天，外交部有关人员和空军一位副司令员对小别墅进行了验收。由于房间刚刚结束装修，除了比较潮湿之外，装修房屋的气味还没有消失。最后，上级决定放弃此处，改在西郊万寿路的西钓鱼台招待所。  三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巴基斯坦当地时间7月9日凌晨4时登上了波音707专机。为了保证专机飞行安全，其他外来的飞机一律不准到南苑机场降落。沟通联络后， 根据时间计算，我在指挥塔台，指挥巴航飞机可以下降高度，并允许他们直接落地。由于巴航飞行员经过试航，对南苑机场的情况已经比较了解，所以飞行中的一切程序，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北京时间7月9日12点15分，专机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我指挥专机停放在了预定的位置。当时，我看到前来迎接基辛格的有叶剑英、黄华以及外交部的其他一些同志。  　　除了落实对专机的警卫工作外，为了及时与巴航机组进行有关方面的沟通，我们派了几个老同志陪同巴航机组一同住在西钓鱼台招待所，需要办的事情，都由曹副师长负责具体联系。第二天，我们以民航总局的名义邀请巴航机组人员吃饭。他们对我们的安排非常满意，说中国的饭菜不只是简单地好吃，就是看上去都让人眼花缭乱。他们是飞国际航线的机组，谈起世界各国的特点，他们说，“吃饭还得是中国饭”。  　　当两国的同行谈到飞行时，巴航机组谈到他们跨越世界屋脊的时候，看到终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上的几座高峰，如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南伽峰等，都觉得巍峨壮丽，气势恢宏。巴航机长形容起来更是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谈起飞行方面的经验教训，他更是滔滔不绝。虽然要经过翻译，但是内行之间有许多语言似乎是相通的。大家很谈得来，一顿饭竟吃了3个多小时。最后，大家互换名片，互相祝福，成了好朋友，在拥抱握手中告别。  　　为了保密，我方白天不能让巴航机组人员上街，只能晚上派车带他们进城浏览市容，到王府井友谊商店购买东西。  　　7月11日11时，基辛格的专机从北京起飞，经过5个小时的飞行，又回到巴基斯坦。我作为接待巴航机组的组织指挥者之一，前后忙碌了半个多月，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7月16日11时，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发表了中美两国会谈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5月之前访华，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邀请。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公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它标志着中美两国长期冷战的局面将被打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为世界和平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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