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四川“大跃进”》及[转帖]《关于文革前四川领导人李井泉》！！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0/14 "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郑 重 声 明   1. 任何言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本网转载此文，仅供流通信息供研究或批评，并不表示同意其观点。 2.  如欲转载本网文章，不得篡改内容，并务注明作者和文章来源："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国际一级域名地址：http://www.tstcwx.com 或   http://zgl.tougao.com       [转帖]关于文革前四川领导人李井泉　         2003-03-24 14:57:11　新华网江西频道  　　  　　李井泉，临川县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井泉1924年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就读时，与舒同等组织“ 读书会”，探讨革命真谛。 　　1927年投笔从戎，随“八一”起义军 南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军独 立第3师政委，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第1、第3补充师政委， 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4 方面军上 级政治科科长、红二方面军4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率领属部北 出绥远，深入开展游击战争，转战于归绥、包头山区，粉碎了敌 人15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围攻，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 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政委、第20兵团政委、入川 南下支队政委，先后领导和指挥过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绥包战 役以及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一度与邓小平、贺龙在一起，为西 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 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期间，积极领导清匪 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 江堰等；大力发展四川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改变西南贫困 面貌中，政绩卓著。他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1982年8月退居二线。 1989年4月24日，病逝于北京。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评价 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来源：抚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             1.   说一说李井泉                  2004/09/11                       欧阳也 在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好的是赵紫阳,名声最差的是李井泉。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大跃进”时期，李井泉在四川为祸尤甚，从1958年到1962年，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受到众多的非难,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 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刘结挺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一个儿子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后来，《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给他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如果我们回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 辣椒城 www.CHILICITY.COM ---                2.           四川“大跃进”中的神话与现实                     ⊙郑光路／文 "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作者申明 　　本文系作者花费多年心血、经过大量采访、查阅、和整理方才完成，并非泛泛议论、虚构文章可比拟。本文除同意在："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独家发表外，禁止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摘录、改编、引用！违者必究！！！ 　　1958-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大作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为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吹响号角……1958年后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颂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大破坏，国民经济大滑坡的灾难性后果。四川是中国“大跃进”中“重灾区”。当年许多“跃进神话”，现在被人遗忘，或根本不为人所知。 一、毛泽东视察红光公社后的农业“大跃进” 　　1958-3-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在体育场召开“反浪费、反保守、促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锣鼓震天、口号不断，游行队伍川流不息……从此，“大跃进”运动在全省、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 　　1958年的毛泽东，未估计到他的雄才大略将导致什么恶果，兴致勃勃巡视天下。 　　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落在川西平原，成都20km外。1958-3-16日下午6时10分，小轿车沿成灌公路开到郫县全兴乡（今红光镇），毛泽东在四川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等陪同下步出车门。迎候的中共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等人急忙迎上去。田野菜花象黄金铺地，麦苗似千倾碧波……一副川西坝子好风光。毛泽东微笑称赞：“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他在干部簇拥中，步入农户温大娘茅舍中。毛泽东心绪甚佳，浓重湖南口音模仿四川话：“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大娘手脚无措，忙答：“有啥子不好嘛……”毛泽东问：“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够吃吗？” 　　温大娘回答：“我们一年一人分四、五石粮食，不要浪费就够吃了。”……毛泽东走进温大娘房间观望，整理洁净，家具齐全。毛泽东大概感觉这位温大娘家日子殷实，不相信地问：“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温大娘忙回答：“我们是贫农。”毛泽东满意了…… 　　“3-16日”，从此作为特殊纪念日。这里地名改为红光镇、幸福社，“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悠扬小曲唱遍大江南北。郫县成为“大跃进”的样板。“浮夸风”、“瞎指挥”、“打擂比武”、“共产风”……迅速全川蔓延。 　　“大跃进”中造成恶果主要原因，就是自以为是的“瞎指挥”。一位中央主要负责人视察江苏，提出要“少种高产多收”，说要“种得少、种得好、但要收得多。”四川主要领导人立即响应，1958-11-13日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说：“粮食要搞少种高产多收，多种经济作物。”并叫省委搞一个“紧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报》。当晚，四川省委电话会上提出：全省一亿一千五百万亩耕地，1959年只种一亿亩，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面积四、六开。（原来经济作物只占8%左右。）上述“指示”均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一声令下，各州、县闻风而动，反对者立遭恶运。粮食种植面积大大缩小。如乐山专区，粮食面积由1958年的700万亩缩小到400万亩（缩小35%）。马边彝族自治县小春播种面积由原来的15万亩压缩为6.2万亩（压缩58.7%）。蛮干的结果，大量土地荒废，粮食大大减产，饿肚子在所难免…… 　　1958-3-6日，《四川日报》登载了方水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搞的一种快速育秧法，秧苗7天育成，这是十足的浮夸和瞎指挥。乱编的神话居然风行一时，新华社发到全国。四川主要领导人立即要四川日报“大力发现和支持新事物”，并召开电话会议，要全省各级党委报送如象“快速育秧”那样的“新事物”。指示下达后，于是，报上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新事物，什么：彭县的“篼棉花”，中江县的“竹箩玉米”，荣经县的“空中玉米”和“空中红苕”，又是什么“不用土地可以种庄稼”，“向宇宙空间开辟粮食基地”等等。瞎指挥的权力指挥棒下，“浮夸风”应运而生，说假话面不改色心不跳，成为“大跃进”特殊年代之特征。 　　当时，谁要实事求是，谁就是“观潮派”、“右倾保守”，就得挨整。传统农业耕作模式，流行几千年，养育了中华民族，而今全盘推翻。什么“深耕”、“密植”、“苦战”、“夜战”……新口号层出不穷。四川主要领导人1958-11-7日指示说：“要鼓励先进，亩产万斤，五千斤，三千斤可以报导。”这以后，《四川日报》上就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胡言乱语的错误口号。从此，四川和全国一样，陷于“大跃进”狂乱，生活在妄想狂语的神话世界中，大说胡话，乱放“卫星”，1958-8-28日《四川农民报》载：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眼光。 　　郫县卫星与嫦娥共舞。 　　犀浦乡幸福一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看“卫星”升天胜过赶大集，成千上万的人前去郫县观看收割，人们似中了魔法，失去正常思维。张曙时院长，将古稀之年。他丢下拐杖，乐呵呵地当众“踩稻”：在人家欢呼雀跃中被扶到稻谷上，稳稳站定。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欢呼“卫星”上天了！只有前来参观的“老外”──苏联专家瞪大眼，感到不可理解。   郑光路／文 作者申明 　　本文系作者花费多年心血、经过大量采访、查阅、和整理方才完成，并非泛泛议论、虚构文章可比拟。本文除同意在网站独家发表外，禁止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摘录、改编、引用！违者必究！！！ 亩产万斤·1959-1-1·《四川青年报》 　　亩产4万斤毕竟太玄，《四川日报》等不敢轻易刊登此消息。原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回忆说： 　　“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看到各省都在报纸上‘放卫星’，打电话回四川要‘卫星 ’。过了不几天，传出郫县红光公社放5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各界人群潮水般拥向田间。我立即到现场采访，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但是到田里一看，又问了几个老农，一个老农悄悄地说：‘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原来，县社干部强迫群众，一夜之间把30多亩成熟的稻子移栽在2亩田里，放出了这颗‘卫星’！” 　　我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当晚，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俩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位社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犀浦乡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飞向天空的‘卫星 ’ 破灭了。李井泉回成都后，在红照壁省府礼堂干部大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不同意放‘卫星’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夏戎、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和我都受到批判……重压之下，“卫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毛泽东视察过的郫县成了“卫星”发射场，频频升空。9-29日，原先不敢报道亩产4万斤消息的《四川日报》，率先报道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82,525斤水稻的“卫星”。这是当年四川农业战线上放的最大“卫星”！省上当即派农工部一个处长去验收，还派农业厅厅长下去蹲点，在《四川日报》上倡议“大搞万亩万斤”指挥田，全省强制推广。 　　农业高产卫星竞相发射升空，奇闻丛生。一首农业跃进顺口溜流传四川：“稻谷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这还算比较“现实主义”的。更“浪漫主义”的如：“玉米杆儿上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寄云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弯了腰！” 　　浪漫得不单可笑，简直可怕了──无数人巳分不清“神话”和“现实”，都生活在“大跃进”狂热幻梦中。 　　在这种浮夸瞎指挥下，《四川日报》上出现了什么“猪打牛奶针，每天长两斤”，“一个脚板苕要两人抬，重84.5斤，一窝南瓜结96个，重1,116斤”，“母猪产仔多，两月出双窝”，“一只母鸡两小时生八个蛋”等等离奇古怪的“新闻报道”。四川蓬溪县园艺场亩产苹果14,714斤的牛皮“卫星”还上了中央大报。这些离奇骇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一木”，即将快成熟的庄稼并栽一处，更多地纯系睁眼说瞎话…… 二、“象精猪”、全国现场会和跃进大牧场 　　重庆，当时四川另一重要中心地区。同样大放“卫星”，遗患无穷。这里只谈表现突出 的“猪肉问题”。 　　1958年重庆在市委小礼堂召开市级财贸干部会议。会上倡导放卫星，提出“要夺取全国第一”的口号，要大家辩论。有人说：“不提‘全国第一，提争取全国第一流’吧！”遭到斗争，被斥之为“没干劲”，“阻碍群众运动！”辩论中，听到重庆农业部门乱吹牛搞出了“牛精猪”，个大体肥，似牛非牛，似猪非猪，大有搞头。一位重庆负责人就说：“我们也搞牛精猪！”又问：“什么动物最大？”答曰：“象最大！”“好！就搞象精猪。”于是就派人去搞象精液。派人到北京动物园，联系搞象精。对方不同意，说“象不容易开情，也没办法搞！”后来还要用飞机运象精，在对方坚持不干的情况下才作罢论。 　　“象精猪”卫星没升空。1959年二季度在区县负责人会议上，硬压任务说“1960年全年生猪发展必须达到200万头！”并说“当年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压力一下，巴县就提出全县发展250万头。这样一来，各区县硬起头皮乱定指标，全市为600万头。实际当年发展数只达到107万头。食品公司为邀功，乱说城市里居民伙食团等自养猪已够自足，不需农村供猪了。1959-11-13日向上级党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截至10月底，全市生猪已发展到170万头，比去年增加67.17%，由于生猪的大发展，已经实现了肉食基本自给。因此，请市委转报省委。”省市领导人李井泉、任白戈加以赞扬，并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居民伙食团也养了成万头猪，已有436个单位实现了食肉自给，476个单位做到半自给，有200多个餐厅实现了熟食品自给……”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全市发展的生猪只有90几万头。社会上的养猪也多的是食品公司拨出农村运来的商品猪代养的。浮夸的结果争取得了中央在重庆召开副食品现场会议的荣耀。 　　1959年底中央财办在重庆召开全国副食品现场会，充满弄虚作假。为了把南溪县口打扮成全国大型饲养场典型，连夜赶修猪圈，赶运活猪。人员，挑选“可靠的”，年青力壮的。把老弱病残的职工统统赶出去，叫他们在代表参观时到井口茶馆喝茶，不准到现场去看，不准多嘴。活猪全部换成又肥又大、又整齐的白毛猪。由水陆两路，从肉联厂连夜挑选赶运了白毛猪1,414头，每头平均170斤以上。又从南岸六km运来大批仔猪。七拼八凑5,000头猪，号称万猪场。 　　参观的路线事前安排好，不好的就不让参观。还叫粮食部门拨给好饲料，拨给了大量碎米和包谷。又布置，饲养人员要少，说明功效高；还提出“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圈内干干净净的，别人一看，人又少，猪又喂得好！” 　　假的总是假的，露出了马脚。参观的代表都是各省、市的负责人。有的代表问：“这么多仔猪，这样好，都是你们场里养成的吗？”饲养员不知所云。有的代表说：“你们的猪饲料比我们省人的口粮还好！”李先念副总理也有所觉察，说：“如真正象这样的话，重庆有十个这样的万猪场就解决了！”还说：“今后不开全国性的现场会议！”同时，把现场会议改名为工作会议。 　　有关方面假戏真唱，会后，对商业部门的干部布置说：“先念同志讲，重庆要办十个万猪场。”于是又兴师动众，大办“万猪场”，把南溪县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后来办的十个“万猪场”，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光财产损失就达数十万元以上。 　　1959年后，重庆为争取“全国第一”，在南岸南山搞个畜牧场。口号叫“财贸职工向荒山进军，支援农业。”有关方面“指示”：“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要有。”并在一次会上宣传说：“南山将来是：环城轻便马路、码头、缆车、游泳池，还要修个疗养院，修个名符其实的望江楼”。要搞成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乐园”。要有气魄，“南山要挂两块牌子，成立畜牧大学，三个月毕业发大学文凭，每个人都懂得化学名词！”这种情况也非止重庆，当时全国各种“跃进大学”多。 　　但南山荒林杂木，怪石嶙峋，土质瘠瘦，缺肥缺水，动员了几百名商业职工， 日夜赶修，先修抽水站，五·一节把水管接上山，召开万人大会，《重庆日报》发表了消息、社论，大加表彰。采购人员到处采购各种禽畜，奇花异木。猪，有苏联大白猪、巴克夏猪、约克夏猪、荣昌猪、金华猪、新金猪、哈尔滨白猪、河北定县猪、河北吕黎猪等；马，有顿河马、阿坝马；牛，有荷兰牛、浜洲牛；羊，有西北绵羊、美利奴羊、山羊；鸡，有澳洲黑鸡、来航鸡、火鸡；兔，有安格拉兔、青紫兰兔、立克斯兔。还有河南驴子、建昌鸭子、山东海狸鼠、猴子、鸽子和蜜蜂等等。还有各种花草树木。这些东西有的是飞机运来的，大都十分昂贵，如一匹马就5,000多元，一只海狸鼠就100多元。畜牧场的任务，要繁殖良种。但是，从阿坝买来的40头牛，全是公牛，无法繁殖，群众讽刺为“牛公子，马小姐”。又由于气候不适应和管理不善，良种变劣，猪死禽亡，只几个月的时间，83只羊就死了29只，53只建昌鸭子就死了24只，猴子也跑了，蜜蜂也飞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大白猪。 　　南溪县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之后，遍找天下良种，食品公司派专人去北京搞了五头苏联大白猪。每头猪一千多元。一位有关负责人向南溪县口饲养场支部书记和饲养员指示：“喂养和发展苏联大白猪，关系到中苏友谊的事，搞得不好就是破坏了中苏友谊！”专门为五头猪修建了一幢小洋房，五个小间，白色粉墙……窗户是玻璃的，面临嘉陵江，空气十分新鲜，冬暖夏凉。门前还专门设有小型运动场，比职工宿舍要好几十倍。职工十分愤恨，唾骂为“猪皇宫”。苏联大白猪不只是住单房间，还是专人侍候，每头一个饲养员，吃的是小灶伙食，五头猪每天要吃一瓶价值18元的金霉素，还经常吃葡萄糖。 　　母猪产仔后，每天除了炖鸡子、猪蹄给母猪吃外，还指定两个专人养了两头奶牛，每天挤牛奶给母猪吃。这五头大白猪都起有外国名字，五头苏联大白猪养了三年多，挥霍国家资金甚多，不争气的苏联大白猪，只产仔20多个，就陆续地呜呼哀哉了！敖成化工油，多少算作了些“贡献”。 　　1962年“大跃进”惨败，牧场下马，来个大削价拍卖。农场全部瘫痪，房子倒塌也无人管。为时才两年多，共投资146万元，经营损失和浪费损失就142万元，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人力的浪费还未计算在内。风光一时 的跃进大牧场，夕阳哀歌中寿终正寝。当时老百姓不敢异议，文革开始为发泄“大跃进”带来的饥馑苦难，纷纷“造反”揭发…… 三、“钢铁元帅”升帐 　　农业大放“卫星”，工业战线，“钢铁元帅”升帐了。1958-9-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民炼钢风起云涌，四川自然不甘落后。 　　1958-9-17日，李井泉在电话上听到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的汇报，说万县在搞万座土高炉运动，当天晚上到了万县，马上叫记者写稿子。记者觉得事实不够，写不出来。李井泉批评是“秀才写不出文章”。于是，他在饭桌上对记者口授，并提出全省国庆前应达到五万座土高炉，这篇稿子第二天就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见报的当天，李井泉又带上记者到了开县，据说这是万县专区土高炉搞得最好的地方，当夜决定从农村抽调50%的劳动力上山，并立即打电话给省委“钢办”，叫给全省“下死命令”，“各地县委必须下决心调50%的劳动力，死不了人的。”还指示《四川日报》“大力报道”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从9-21日起，《四川日报》头版上连续宣传了沪州、达县、涪陵、万县、西昌市、雅安等专区组织60～80%的劳动力投入钢铁战线。 　　农村大量劳动力上山，粮食收不回来，小春种不下去，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全省调集800多万个劳动力，浩浩荡荡，组织成班、排、连，大砍树林、大挖煤矿。强行指定铁在国庆前要达的日产万吨，结果远远没有达到。四川高级领导人国庆前一天的上午就硬要记者写好了“日产万吨”的稿子。晚上电话会议，叫各地汇报产量，仍未达到日产万吨。四川主要领导人就叫记者事先写成的稿子在电话会上念，并叫各地各加多少吨。他说，已经在报上发过号召的，完不成会给群众泼冷水，还是报万吨吧。 …. 这些土高炉炼出的跃进钢铁，大多是“伪劣产品”，根本派不上用场。铁砣砣堆积各地，风吹雨打，锈迹斑斑，成为劳民伤财“铁的证明”。砍成光秃秃的群山，为如今严重的自然环境危机，埋下难以弥补的后患……   郑光路／文 作者申明 　　本文系作者花费多年心血、经过大量采访、查阅、和整理方才完成，并非泛泛议论、虚构文章可比拟。本文除同意在网站独家发表外，禁止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摘录、改编、引用！违者必究！！！ 四、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震天响。公共食堂就是“天堂”餐厅，共产风席卷神州。1958-10-28日，山东范县县委书记作报告：“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6日，毛泽东看阅报告，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 　　这些欢歌通过报纸、广播唱遍天下。四川农村公共食堂一哄而起，一些城镇也竞相办起。为了扫除“私有观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户家里不冒烟，家家户户吃食堂。鸡、鸭、猪等家禽，屋外树竹都归了公。甚至有的地方连箱柜家具都归公有……吃饭人人往前冲，比谁吃得多，赛谁吞得快，吃了是白吃，不吃白不吃。“哪里呀吃饭不要钱？哪里呀老少笑开颜，走遍天下找不到呀，人民公社吃饭哟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大跃进中全国模范，毛泽东视察过的徐水县传来的这首共产歌谣，在蜀中大地响起，四川话唱出更响亮，更有味。 大跃进的公共食堂 　　……   五、“大跃进”灾难性恶果 　　1958年底，湖南一位伤残老红军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寄来一首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等人打成“反党右倾头子”下台。 　　庐山会议1959-8月下旬刚结束，全国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人人自危……四川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102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部就有16万多人……中共四川省委1959-11-12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有的。” 　　“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大多是敢说几句真话的人，却被指责为“否定成绩”、“涣散军心”、“反对群众运动”……“反右倾”运动以后，“共产风”再度刮起，强迫命令风和浮夸风更加剧烈。社员说：“除了老婆娃娃，都是公家的。” 　　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猪杀尽、粮吃完、树砍光……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越办越难。营养不良的“水肿怪病”全川流行，人人恐慌。四川很快从“大跃进”飘渺神话坠入现实苦海，饿死人无数。1958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从上年的千分之12.07跃升到千分之25.17。1959年粮食继续大减产，农民全年人均留粮由上年的256公斤降为139公斤，下降百分之45.7。这一年全省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达千分之46.97。1960年农村每月人均只有原粮10.8公斤，为1958年百分之50.8。全省人口死亡率达千分之53.97……（见《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59年至1963年这三、四年之久的天灾人祸，作者本人亲历，饥饿恐慌之苦终身不忘。当时成年人每月15至20斤粮食，菜油2两，猪肉2两（有时半年也买不到）……无数人得“水肿病”，腿肿得透明发亮象要开裂。百姓中流行起吃“小球藻”：接来人尿日晒，久之生出绿阴阴的菌膜，科学家说这是“高蛋白”，便用这令人恶心的尿渍和少量粮菜合煮，据说可治疗营养不良性水肿…… 　　张戎博士，是四川文革前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之女，连她这种高级干部家庭，父母仅管享有某些特权，但她家好多亲戚仍饿死了：她姥姥的妹妹玉兰和丈夫效石，夫妇两人把食物让给孩子吃，自己送命……她姥姥兄弟玉林的岳父也是饿死的，死前，他把枕芯和编结大蒜串的草带都吃了……一天晚上，一位瘦小、满脸皱纹的妇女来到家。她是张戎家保姆的母亲。她一进门在张戎母亲面前磕起头来，称母亲是女儿的“救命恩人”，在张戎家才没饿死……她丈夫和小儿子都饿死了！一个月后，她回去后也饿死了……张戎姥姥盘着腿坐在床上自言自语：“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就是这么多人都饿死了……” 　　1989年，一位曾在专门救济饥荒的部门工作过的干部告诉张戎，相信四川饿死的人有七百万，这占了“天府之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人吃人的事已不是新闻。1960年的某一天，宜宾俊英娘娘一个邻居的三岁小女儿突然失踪了。几天后，邻居偶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街上玩，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儿的，立刻报告了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小女孩的父母是卖烧腊肉的，他俩诱拐并杀了不少孩子，当作兔肉高价出售。这对夫妇后来被处极刑，案情密而不宣，但大家都知道那时常有小孩被杀的事发生。张戎又回忆说： 　　多年后，我遇到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能干、从不夸大其词的人。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一件当时在一个公社中所亲眼目睹的事。这个公社有百分之35的农民饿死，虽然那年本应是个丰收年。眼看就要到手的谷物大部分没有收割，因为男人们被派出炼钢。后来公社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终于酿成大饥荒。一天，一个农民闯进他房间，跪倒在地就是一阵痛哭，说自己犯了不赦之罪，乞求惩罚。最后才弄清楚，这人杀了自己的婴儿，并吃了孩子的肉。饥饿成了难以控制的魔鬼，驱使他去动刀。他发疯似的揪打自己，脸上泪花滚滚。我认识的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来，后来枪决了他，以警告那些杀害儿童者……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边吃着一块小馒头，一个人冲过来，一把从我手上抢走，待我回过神来，只见一个非常瘦小的黑背影，赤着脚飞快地跑进一条泥泞的小巷消失了。当我告诉父亲这件事时，他眼里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摸着我的头说：“你很幸运，别人家的小孩子都在挨饿！” （见《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1997年） 　　张戎后移居国外。张戎所著《鸿》于1991-10月在美国出版后，获得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NCR奖、被翻译为21种文字，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毛泽东接连批示，说彭德怀等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分裂共产党”……所以四川紧跟中央，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动不得……在1959-9-18日省委一次扩会议上批评报社：“旗帜不鲜明”，“不战斗就是投降”……《四川日报》当晚便突击写出社论：《公共食堂万岁！》于19日见报，以很“左”的腔调说：“应该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们解散公共食堂是解散不了的……公共食堂是好样的，永远垮不了！” 　　“公共食堂万年红”！“公共食堂万年香”！从1959年到1962年，《四川日报》充塞了这方面的文章140多篇。 　　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公社，粮食大减产，民不聊生。1960年，每人每天只有三两八钱谷子的口粮，死人甚多。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人前来了解农村情况，有关方面为欺上，当天中午给社员吃了顿干饭。并要社员统一口径：公共食堂好，顿顿吃干饭。那位负责人当天就走了。结果，立马把准备做晚饭的已下了锅的米，又拿走了……“大跃进”神话破灭了。直到1961-5-25日，四川省委终于否定了大办公共食堂。旬日之间，人民公社的“心脏”──公共食堂的腾腾饮烟，终于在巴蜀大地烟消灰灭，为“成都会议”后奏响的“大跃进”狂想曲，留下几缕淡淡哀音…… 图片说明 　　『站长注：为尊重作者的权益，〖本站〗现暂不发表相关历史图片。』 　　图1.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右一）陪同下，视察四川“大跃进”的“样板”地区郫县红光社，拉开了四川乃至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图2.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四川“大跃进”的“样板”地区郫县红光社时与向身穿补丁旧衣服的贫穷农民问话。他可能不曾料到：他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拉开“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带来灾难性后果让中国贫困的人民更坠入饥饿的深渊…… 　　图3. “不吃白不吃！”──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被强权推行了三、四年，“共产风”后患无穷。 　　图4. 当年高等学府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简单得可笑的土高炉也“大炼钢铁”，炼出的废铁渣成为“大跃进”运动祸国殃民“铁的证明”。 　　图5. 虚假的“丰收田”里，谷穗上可坐人，其实是将十多亩庄稼移到一处“乔妆打扮”而成。 本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四川》一书         "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作者申明 　　本文系作者花费多年心血、经过大量采访、查阅、和整理方才完成，并非泛泛议论、虚构文章可比拟。本文除同意在："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独家发表外，禁止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摘录、改编、引用！违者必究！！！   3.        中国思维社区 → 思维学术区 → 历史长河 → 猫眼看人：仅一个省就死了1000万！                贴子主题：猫眼看人：仅一个省就死了1000万！                                         小红花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I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XX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I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从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凤、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XX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I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I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I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I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大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XX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I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I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I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I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I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I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I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I制压倒民I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为加强民I主与法治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关键之一在言论自I由。这本是宪法实施、政策规定中的应有之义，但又成了建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历来有张无弛，有严无宽，乃至以言定罪。过份强调舆论一律，自然唯我独尊。一花独放，导致百花摧残，毒草肆虐。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I由，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言兴邦昌，言灭国亡，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言论自I由。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实践中，在自I由评价和自I由研究中，得到检验，得到比较，其错误者纠正，其正确者发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优党之心，回首往事，着眼未来，叙述出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以告世人和来者。我拉杂地写下一些读后感，相信读者会感谢他写了这样一本回忆录的。 注：文中提到的当年长江上中下游主政当书记的官员分别是： 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上海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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