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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2006-08-14 15:08:38 ] 发表者: 楚有才


文革词语  半边天

    名物化形容词。本义指天空的一部分。引申、喻指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起半边天，是基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观念，对妇女社会角色的一种认定；也被用来借指新社会的妇女。成为女性的代称。据说起源于湖南农村。

    中共意识形态历来把妇女解放当作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废除童养媳、纳妾、妓女、缠足等传统陋习，含有基于民众大联合式（统一战线）的边缘挑战主流的话语谋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更加动员妇女离开灶台、家庭，进入社会化的职业生活，通过改善法律地位以确立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平等，突破了包括“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种种对妇女的传统束缚，来促进全社会的动员，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1958年雄心勃勃的大跃进，使劳动力供应不严重足现象凸显，加速了妇女进入职业生活的节奏。几乎在所有男子胜任适应的岗位上，不管是工农兵、教师、官员，还是拖拉机手、飞行员、高空带电作业班……在从业大军里、社会生活中，到处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更加从政治上助长了这种妇女职业化的社会进程。在文革中，对各式铁姑娘班队的宣传，党代会、革委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都必须有一定比率的妇女，更成为制度和时髦；带有相当的强制性。这在当时，是社会进步、革命化的量度和象征。而同时在婚姻、性观念等方面，女性地位的改变乏善可陈。

    与此同时，由于片面、错误地强调男女平等，而忽视妇女固有的生理特点，忽视妇女的经期保护，对妇女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部分损害。而且除了教育，家务劳动没有社会化，妇女除了职业角色，还得承担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实际上承担了双重的负担。在她们的劳动报酬、职业晋升，低于男子以外，还要承受额外的剥夺。在此过程中，妇女的男性化、中性化，和男子的女性化、中性化，就成了一个自然互补的伴生现象。缺乏对妇女解放的自觉意识，使妇女把意识形态鼓动的社会解放当作了自己的目标，她们从家庭解放出来，又成为社会的工具、奴隶。尽管如此，多数妇女仍然衷心感谢这种对她们未必有利的变化，因为其在家庭中的权利发生了实质性的革命。

    虽然1990年代下岗现象突出，女性下岗率高于男性，一些妇女回到家庭、厨房，出现了一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但是1950年代以来就业模式的强大惯性仍然普遍有效，女性晚婚和自己创业做老板的百分比不断攀升，女人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的仍在继续，中央电视台（cctv）1995年开办的妇女节目就取名为“半边天”。

      2000年代的日常语言出现逆向性蜕变，也有把“半边天”当作“功劳高、作用大”的引申、借喻来使用的；并不专指妇女。如果体育报道称“中青队大连小将占据半边天  中超小将依靠经验领跑”，“火箭角色球员撑起半边天  苏拉5投4中功劳不小”。

    （参考资料：陈正人《进一步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半边天”自主意识高八成女性家庭事业并重》，《今晚报》2005年3月30日）



文革词语：海外关系

    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与大陆以外（主要指在欧美、台湾、香港）的人具有的亲戚、朋友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认为社会历史背景复杂，普遍有通敌嫌疑，具有不被信任、不宜使用的政治条件。

    这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世界图式有关──全球地缘政治的敌我阵营分为：敌──帝修反；我、友──亚非拉（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格局中，国际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刻准备包括以武力对抗、和平演变及阴谋渗透在内的各种方式，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一切与西方（欧美）、台港有关的事物（如，“美国之音”、BBC）都包藏着祸心、阴谋。有“海外关系”的人被指为“反动的社会基础”。陈伯达甚至说，“归侨多”的地区，是“特务联合国”。

    虽然海外关系从未被正式、公开规定为一种罪行；但在经过阶级斗争观念多年熏陶的普通人心目中，它确实是通敌嫌疑的表征，应该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受到关注、审查。在需要高度保密的工作岗位，如，国防高精尖科研、工厂、空军等单位，招聘人员时，首先就要剔除有海外关系的。人事、组织部门也不宜使用有海外关系者。

    1969年10月在侨眷众多的广东省制订了《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规定提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严重的要清除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等等。

    并立即在广东省整党工作会议上全面推行。有的地方曾任意揪斗侨眷、归侨；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亲人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大抓“叛徒”、“特务”，使不少归侨因“海外关系”问题受到冲击，制造了一些假案。

    所以多数人填写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时，都隐瞒了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已经公开的除外）；在日常交往中亦决不向外人提及，连子女也不知道有这门亲戚。

    1950年代放弃海外舒适的生活回国，投身祖国建设的一大批华侨青年，历次政治运动都因海外关系受到严厉的审查乃至批斗；尤以文革的面广、峻烈为甚。其中一些人因为实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和被当作异端的疏远、冷落，而含恨去国。没有人敢于或愿意对有这种罪名的人表示同情。

    1980年代以后才恢复与海外亲人的交往，使得多年不知就里的子女大吃一惊。由于有外汇收入，有海外读书签证的方便，海外关系又成了让人们艳羡、眼红的资本。又演出了一系列闹剧。

    （参考资料：粤侨《“海外关系黑六条”的反动实质》，《南方日报》1978年1月24日；林青云《有关侨务工作的几点建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8日）

文革词语：斗批改

    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为了强调文革是一有目的、有计划的、理性的政治运动，而拼凑的草图式工程说明，带有想当然的机会主义色彩。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经典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说的：“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曾一度想以斗批改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结束文革。但因为基本方针仍是阶级斗争，工、农、商、学基层单位都要建立政权性质的革委会，没有以社会和解整合合法性的建设性权力结构，助长了权力的倾轧、纠缠、滥用；清理阶级队伍延续派性纷争和动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整党建党让部分造反派、打砸抢分子涌入党内；批判封资修不知所云，继续割裂文化的内在关联；改革，如革命样板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上讲台、“七二一大学”、赤脚医生……以“五七指示”为蓝本的民粹主义自发崇拜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政治秩序、社会生活仍然混乱不堪，新生事物成了闹剧。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企图恢复秩序，初见成效，又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有效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建设新世界；为了解决未了的旧矛盾展开的新运动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循环往复。没有以效率合理性为先导的整体目标设计，造成翻烧饼式的来回折腾和资源的盲目浪费。

    斗批改曾被期许、美化为包医百病的救世良药，其实是“本来无一物”，何处见药效、显神迹？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日

文革词语：成分

    名词。也写作“成份”。家庭成分的省称。指由个人的早期经历、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身份、阶级类属。它在个人履历表里虽只占据普通一格，对人生命运的意义却举足轻重。

    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处理升学、入伍、提干、入党、运动中的左中右排队等人事和运动的现实政治问题时，都要实行阶级路线政策。家庭成分作为阶级路线的直接反映，是划线排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劳动人民（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血统纯正，被认定阶级—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性强，所以能享受种种照顾、优惠，而非劳动人民甚至敌对阶级出身的人则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安排规则，有党的干部政策、国家人事制度作保证。尤其是参军、选拔参与核工业等研究，或从事保密程度高的职业，对成分的政审要求，就更严格。

    此时红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优越。黑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屈辱，无论其智商、努力怎样优于同龄人都得不到平等对待，不但名牌学校、连一般大学也上不了；分配工作也是往边远地区发配。仿佛他们天生便是贱民。就业单位的好坏（按福利厚薄、社会声望高低排序）也无意中与成分的等级层次相关。建国以来的组织人事部门都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是文革前还偶尔讲个“重在表现”，到文革就严格控制在很小的百分比范围内，更加趋于绝对化、一刀切，极少漏网之鱼了。连在农村代课、做文书这种利益小、临时性的工作也干不长。

    那时，家庭成分好的，出了事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是人民内部就可以从宽；家庭成分不好的，哪怕只应列入仍属于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如教师、职员、医生或小商人等），也会变得大大的不妙；家庭成分坏的（如地、富、反、坏、右、资），更加小事亦可放大、大事就成灭顶之灾，因为是事先就有一个敌我矛盾的分际在那里。在政治运动中上纲上线很容易——把父母的账都算到子女身上了。最可恶的是，连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如成绩好、业务强，就成“白专”要挨批判了。家庭成分成了人间等级秩序的阴阳界关隘。

    所以，填履历表的笔格外沉重。填家庭成分时，人们往往就下意识地往红色、纯正的职业、成分上靠。能挪一寸是一寸、能挪一分是一分。笔者家庭出身本来是职员，但一段时间里传说可以算是邮电工人，就什么表的成分栏都填“邮电工人”了。只是真正敢于蓄意、大跨度瞒报的并不多，因为一旦被发现（概率太大）后果就很严重。

    连纯属私人生活的恋爱、婚姻也不例外，红五类子女配黑五类子女是下嫁、掉份，黑五类找到红五类就是高攀。会受到亲戚、朋友、同事的阻挠、反对、冷淡。严重的，单位会不给出介绍信，不少的被棒打了鸳鸯。侥幸得逞的，父母也有的因懊恼不参加孩子的婚礼，子女得不到父母的祝福，甚至断绝往来。即使冲破世俗偏见结了婚，在家里不自觉的仍是红五类子女的地位高（下意识觉得委屈），黑五类子女的地位低（下意识觉得对不起对方），说话、做事都得赔着小心。成为家庭冲突的事故多发区。多年以后有了第二代，才和爷爷奶奶、外公姥姥勉强来往，还得低声下气地事事察言观色。

    这种因为成分悬殊而俯就的婚姻，文革后由于家庭成分的政治权重变轻、淡化，平衡被打破和改变颠倒了过来，有一部分家庭解了体。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张振录、胡志刚《把暗藏的敌人统统揪出来》，《人民日报》1968年8月4日）

文革词语：大办

    与号召相联系的固定句式：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教育（扫盲）、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民兵师、大办猪场、大办小型水电站、大办粘胶纤维生产、大办劳改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办五七干校、大办农场、大办水利、大办“开放式”统计……大办就是搞全民动员的群众运动。

    大办，一则是中心工作的下达、贯彻，典型经验的推广、普及，不管具体条件如何，只要是上级精神（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定下来的事，就无条件落实照办，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在大办的普遍号召面前不能讲价钱，没有例外，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能强调莫违农时，本地情况特殊论；二则是领导（书记）挂帅，组织保证，所有工作都要为中心工作让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协调指挥，释疑解难，务求落实；三则是大张旗鼓，声势浩大，雷厉风行，从部署落实到检查验收，从标语口号到誓师大会，从全民动员到青年突击队，大兵团会战十八般武艺轮番搬用，不讲情面，不留死角，环环相扣，高潮迭起。

    大办的号召不是指导性的，允许因地制宜、量体裁衣，而是以行政命令为根据的。它的外部形式是运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程序做保证，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观念软件、文化帮助完成它的结构，牵引它的运转。

    比如，考核官员时，通常不看大办的效果（当时没有、也不讲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没有、也不讲质量管理——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而看落实的坚决程度，就滋长了照转照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少数有良知的官员，悄悄用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应付上级，虽然明知效果堪忧，还是一丝不苟地虚张声势，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惯性。锣声大雨点小，只损失机会成本（消极对抗）；更多官员不顾客观条件、坚决的大办（如大炼钢铁、围湖造田），就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积极迎合）。不管造成多大损失，只要能保住纱帽、升官晋爵就成。

    在农村的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无视经济规律的“平调”实际上都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和环境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

    哪怕有丝毫怀疑，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想轻则挨组织批判，重则换将上马照样干；就聪明点，照方抓药。因为“大办”任务，不光有安排，还有经常性反复检查落实，很难有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反正以组织为后盾的社会动员模式，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调度、透支，无须考虑追究责任问题。因为组织从来不会否定自己。

    文革带来的新变化是，“大办”的频率更高，[注]依赖“大办”的事项也更多；对迟疑不决者的处罚、打击，更迅速、更坚决，定的调子更高——直接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外斗争、国际帝修反代言人什么的挂上钩。从批判、批斗到罢官、牛棚监禁，斩断罚决，雷厉风行。不容申诉，决不重审复议。连接受投诉的机构都没有。倾向于顺应自保的人更多。

    [注] 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1966——1976年该词出现的概率3.36%，是平均数1.75%的将近一倍。而真正高潮1966、67、68年的急风暴雨期党政机构近于瘫痪状况，该词出现率实际未达平均数，也即是说，文革中后期的该词出现率超出平均数不止一倍。

    （参考资料：新华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参加新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各族工人和干部深入批判》，《人民日报》1976年9月10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文革词语：师傅

    原本指工、商、医、戏曲等行业中秉有技艺并传授技艺的人。师徒间恩义相授的准人身依附关系，带有轻微行帮色彩。文革中1970年代该词外延被泛化、扩大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尊称。

    毛泽东有“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的论述，斗批改阶段有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文化科教单位的措施，日常工作里从不与工人交往的知识份子，开始接受工人师傅的行政指令。甚至把工人请上讲台讲授一般性工业、工艺常识，将其称之为“工人阶级上讲台”“占领上层建筑”的新生事物。与中共历来看重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传统一脉相承，其时流行的阶级观，工人被视为最纯粹、最正宗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最彻底，因此，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社会人群；无论其工龄长短、出徒与否，都须称之以“师傅”。

    所有宣传画造型群体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第一主角都是工人（身着工装，英俊、豪迈、激情洋溢）。连他们因受教育程度低、长期从事简单劳动带来的固有行为特征，也被一味美化为认真、忠厚、真诚、豪爽、淳朴。在发展党员、提干、升学，贯彻阶级路线成为组织原则，出身工人或本人是工人，都会得到看重、优待。连类相及，择偶时工人身份都被人高看一眼。[注]以至于2000年代的随笔作者纵论美女的时代归宿，还酸溜溜地把文革美女派给了“工人师傅”。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形成了无论对方是何身份、职业、年龄、性别、亲疏，不管他是老教授、正格的军人，还是妙龄少女，只要有求于人，或仅仅意欲表示对对方的敬意、好感，就以“师傅”相称的风气。那时和素不相识者打招呼，拿不准该怎样称呼为好，叫声“师傅”准没错。所谓礼多人不怪嘛。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贵”也会不自觉地带出一星半点的矜持、威严来。

    传统习惯上出于对职业、技艺的尊重，在“师傅”前面要加一个“大”字；文革时单称“师傅”，其实更多是对人身份、权力的阿谀了。

    风气相沿，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反差过大，造成了他们强烈的失落感。以致有民谣把这种情绪作了事出有因的过火宣泄：“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指个体户）找大钱。”毕竟，以多年高积累、低分配的工资收入，在1990年代以来破产、下岗的夹攻下，受到社会保障不足，医疗、养老、住房制度一系列改革冲击，他们收获的实惠少而付出的代价多。边缘化到了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地步，与执政党阶级主体的意识形态虚设地位形成吊诡。难免给人物是人非、风水轮流转的感慨。

     [注]199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讲的就是一个文革时期工人姑娘（师傅）嫁给知识分子小伙子（徒弟），中间穿插了一个弃婴（丈夫的侄女）的悲欢离合故事。

     （参考资料：李晓敏《今天，美女都嫁给了谁？》，《南方航空报》2004-11-30）

文革词语：《中国》

    意大利著名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注1]1972年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由于摄制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经过路线，曾经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影片难免带上了旅游者“猎奇”视角的特点。人们从中看到了主人希望世人看到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和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女工下班以后仍然不愿离去，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长达20分钟的杂技表演中结束了影片。因为有官方的全程“陪同”，使导演的意图无法完全实现，只能采取一些偷拍、追拍、突拍方法捕捉细节和人们的表情。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的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终于被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被激怒的中共官方称安氏为“反华小丑”，“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将近一年时间的批判。其中仅1974年2、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收录文章43篇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很多人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连那些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也随大溜跟着批。

    影片被指控全盘否定、抹杀中国建设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没有两样：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放着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远洋轮不拍，进入他镜头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丑化：把他们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甚至还揭安氏老底说，他在二战时就投靠墨索里尼政权，在陆军中任职。曾奉法西斯宣传机关“政治片和战争片摄制处”命令，参与编写吹捧墨索里尼空军的影片《一个航空员的归来》，得到赏识。批判还被延伸到对美苏敌意宣传的批判和对审批拍摄的决策人周恩来的影射指摘。

    他为自己辩护说：“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注2]

    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给92岁的老人捎去了迟到的慰籍。看过当年被狠批的影片后，50岁左右观众感到隔膜、无奈，年轻观众则表示了认可，专家的评论说“呈现出一个伟大的影像思想者对陌生领域的影像直觉，对陌生空间中的人的直觉”。

    [注1] 安东尼奥尼（1912—  ）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一个富足家庭，1935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经贸专业。1940年去罗马在《电影》杂志做编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

    作品有故事片《爱情故事》(1950 )、《喊叫》（1957）、《奇遇》（1960）、《夜》（1961）、《蚀》（1962）、《职业记者》(1974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1982）、《云上的日子》（1994）；纪录片《波河的人们》（1943）、《中国》（1972）。1964年因《红色沙漠》获得金狮奖。1995年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

    [注2] 意大利评论家艾柯曾试图概括影片的意图：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而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则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直觉到该片的价值：“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

    （参考资料：单万里《安东尼奥尼的荣誉与痛苦》，《书城》2002年第11期；卡尔洛·迪卡尔洛《安东尼奥尼的导演生涯》，《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45期（总第207期）；舒可文《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三联生活周刊》总314期）



文革词语：傅雷

    （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人。中国现代翻译家、学者，以翻译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而著称。著有《傅雷译文集》15卷、500万字。

    192冬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1931年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前曾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1949年后曾历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是少有的不领工资，全靠译著稿费生活者之一。1957年被打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出走英国。1961年9月30日报载摘去右派帽子。1960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1966年曾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说：“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同年8月3日因从上海音乐学院李翠贞教授家中抄出傅雷书信，怀疑被打为“特务”的李翠贞与傅雷有勾结，傅家于是2次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和上海54中红卫兵长达4天3夜的轮番抄家。从阁楼上发现亲友寄存的箱子里，旧镜背后嵌有蒋介石像、旧画报上有宋美龄照片，被指认“窝藏反党罪证”。罚跪在地，戴高帽子受到批斗，被贴大字报。

    人称“孤傲如云间鹤”的他（自喻“墙洞里的小老鼠”）不堪凌辱。9月3日凌晨从容书写遗书，[注1]一一嘱咐后事，将现款大部赠女佣周菊娣，其余支付当月房租水电，两块欧米茄手表留给小儿傅敏及其女友。并预留53.30元火葬费。傅服毒痉挛而亡，其妻朱梅馥投缳自尽。[注2]小说家陈村著有《傅雷之死》志其事。

    死后被火化，骨灰无人敢认领。一位素不相识的、热爱傅雷译文的文学女青年江小燕——冒充傅家亲戚，并找到死者妻兄，从万国殡仪馆认领骨灰，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当时规定，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举办丧事、不准留尸骨）。1979年4月傅雷夫妇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文革后，以著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译文《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哲学》等传世。《傅雷家书》是傅雷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信。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先后再版5次，从初版的125封信增订到186封；重印19次，累计印数逾100万册。

    [注1] 工笔小楷誊写遗书装在一个写有“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火漆封固包裹，另有钱、物。全文如次——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注2] 9月2日下午，去意已决的朱梅馥对女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参考资料：金石开编《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P255；《傅雷之死》，《世纪中国》2002年5月31日 http://www.ww51.com/cgi-bin/bbs/topic.cgi?forum=2&topic=64&show=0）

文革词语：学习班

    原义是指称为达到一定目的，确定特定学习内容，如传播某种知识或经验，而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的培训方式、学习组织。时间有长有短。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简称“学习班”。

    1967年底到1968年，为了重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各级、各系统、各部门都举办了学习班。领导者是三支两军的军宣队[注1]，由他们来居间调解矛盾，主持筹备工作。学习内容是 “老五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通过对有针对性的段落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讨论、领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方法是让老干部、新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使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联合。在权力诱惑下，一些地方、单位的群众组织达成了均衡、妥协，另一些却仍然争吵不休，纠缠细节，劳而无功。

    这种强力组织形式被称为文革的“新生事物”。毛泽东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 矛盾激烈、影响重大的省市被集中到北京，由中央出面举办解决矛盾的学习班。一些地区不但把党校当作了举办学习班的地点，甚至撤销党校，把它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此训练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部分“当权派”。

    这一方法以后被推广到各个方面，延续到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次政治运动。一些学习班演变成为整肃被审查者的一种组织形式，已经带有牛棚（参见该条）的性质；虽然比牛棚的指称范围宽泛，但有时就是它文雅一点的别名。[注2]

    被军管的内蒙古自治区和盟市机关干部7000多人集中到唐山市的部队营房，举办了为期17月（1969年底到1971年6月）的学习班。学员按原单位编成连队，排以上管理人员都是军人。实行“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的“三不准”[注3]。让学员们读报纸，念文件，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罪行，揭批他人，痛骂自己。遥遥无期的批斗、等待造成的精神压力，致使个别有精神病前史者复发，甚至有人自杀。

    受这一时尚的影响，连家庭里的召开家庭会议调解矛盾，也被称为办学习班。以提拔、培训造反派干部为目的的读书班也被称为学习班。由于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能起作用，学习班就办到了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最可悲、可恶的是，张志新被判死刑，还被办了家属学习班，让被逼离婚的前夫曾真和未成年的女儿曾林、儿子曾彤表示拥护政府判决，与前妻、母亲划清界限。

    [注1]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

    [注2] xiabo4712回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曾被关在“郑州纺织机械厂毛泽东思想再教育学习班”三个月。其实就是挖用于“三防”的地洞。晚上才是真正的“学习时间”，由“文攻武卫”造反派“修理”“学习班”的阶级敌人，把人打得鬼哭狼嚎。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猫眼看人” xiabo4712的跟贴，2005-8-1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2&replyid=4922303&id=712357&skin=0&page=1）

    [注3]禁止的内容各地有不同，叫法也不同。网友q1946129在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参加的清查“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运动学习班，就有“不准对外通信，不准单独活动，不准离开学习班，不准互相串联，不准搞小动作”的“五不准”。

    （参考资料：《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本报评论员《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2日；《上海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3日；万炜明《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上海地方志·青浦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node4427/node34340/；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人民日报》1971年8月10日；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揭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

文革词语：态度

   名词。一指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一指人的举止神情。前者明确而易于判断，后者暧昧不明而难于捉摸。对人对事的看法在语气轻重、逻辑重音上的游移，在言行举止、神态眉宇间的表现，包括身体语言；是一定好恶爱憎等潜意识感情、情绪的自然流露。态度的模糊性，使对它的描述、解读，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用明晰的陈述、判断来表达。它虽然以理知认识为基础、根据，却又处于显意识的边缘，不完全受理智控制，在心理反应机制上与心境、情绪等因素相关，或多或少带有一定随机性。

   这种人际互动时转瞬即逝、往往需要用直觉去捕捉的微妙感觉，在文革期间它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被认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势下，要求从日常现象的蛛丝马迹中发现敌情（“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患于未然；在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所有专政对象、改造对象，在任何时间、地点、事情上都要无条件接受对他们言行的规制、禁止，心悦诚服，不允许有丝毫不驯服的表示；在要求动机、道德绝对纯洁的“高标准”下，所有考虑个人情况、个人利益，哪怕有丝毫要求偏离统一时间表的私心杂念都会被视为对革命事业的不忠；在要求对中央精神、集体意志无条件服从的心理定势中，即使最轻微的抵触情绪或言行，都会被看作可能导致惩罚、灾难的政治行为。在缺乏法制文化，没有实证训练的认知传统里，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动被当成了一码事。

   态度作为人的长期修养不经意的流露，确实往往比长篇大论更能表达人的的本意。特别在政治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掩藏起来时，对态度的追究，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有效手段。

   因为思想无法捕捉，态度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得到；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政治工作从抓态度入手，已经成为普遍的工作方法。“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彪1966年9月18日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的讲话）凡事首先要求端正态度，端正认识，成为政治工作的日常课题。大量政治学习被用于此项内容的完成。因此把态度看得比行为、认识更重要：（对毛泽东著作）“学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学不学是态度问题”。

   把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为等同起来，以罚代法的习惯，和基层组织行政职能含有部分司法权利（单位有保卫干事，街道有治保委员）的现实，经常导致把态度当作惩罚对象，以态度论罪。态度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敌我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态度不好，可以无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其时所谓“整态度”、“打态度”等等，皆源于此。其实质，是对权力是否认同。尤其当权力的合法性处于不稳定的虚弱状态时，对人们的是否归顺会表现出神经质的敏感、执拗。[注]

    “整态度”可以是文斗，在班组生活、组织生活或政治学习时完全善意的帮助，推心置腹的谈心，或严厉的批评（检讨能否通过时反复追究的所谓端不端正、诚不诚恳、深不深刻，其实就是态度问题）；“打态度”也可以升级为斗争，政治化为敌对性的批判，用打骂和体罚来进行武斗。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先天缺损的法制秩序更加让位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勿需任何制度化的程序认可。由捉摸不定的态度问题随时可以通向暴力。

    在整肃学习班上为使受批判的对象交待问题，主办者最常用的一句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态度” ，鼓励“竹筒倒豆子”式坦白交待。于是有人为了求得“好态度”的认可，不惜编造事实，诬陷他人，获得“坦白从宽”的机会，他人却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严重的认罪态度甚至会影响到加重判案的定性和量刑，在文革中因“顽抗”判刑入狱的不在少数，而被判死刑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几乎都有“态度恶劣”的情节。

    [注]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汇报时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他在毛、刘、周、朱、陈、林、邓7人中排位第7。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不可能坐在毛泽东身边），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6年不汇报工作。计较的这是个态度。

   （参考资料：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故垒萧萧芦荻秋《圈地上海》； 9“猫眼看人” q194612 2005-7-19的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08717；陈振家《邓小平的智源[6]》，《三晋都市报》2004年7月26日http://www.sxrb.com/mag2/20040730/ca70602.htm）

文革词语：王申酉

    （1945—  ）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962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攻读专业课程外，广泛阅读文学艺术书籍，对大量删削专业课时（减少了一半）、取消外语考试，增加政治、劳动时间的“教改”感到不满。1965年参加崇明岛工厂“四清”时申请加入共青团，被要求交出日记，遭到他的拒绝。但日记中对“教改”的不满已被同室班长偷看、摘抄，汇报给团组织、校党委了。

    文革开始他阅读了挨批的《燕山夜话》，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判定当时“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至少倒退十年”。1967年1月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活动。1968年他被抄家，1959年到当时近十年的日记被抄去当作“反革命罪证”，遭到毒打。1月底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狱中开始向同牢狱友学习德语。1969年4月释放回校、监督劳动。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公宣队点名批判“白专道路”，他引用马恩列斯毛鲁的话，申辩学习知识的愿望。被认定攻击文革，破坏“一打三反”，上海市革委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予毕业分配。同年11月被送至苏北大丰干校劳动。借助图书馆研读《资本论》、其他马列经典著作和《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传》等；写下100多万字笔记。1972年回华东师大绿化组劳动，1974年被发配到师大奉贤干校监督劳动。1976年调到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史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围剿“三株毒草”时写道“‘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

    1976年与一位无线电厂女工恋爱，他在情书里抒发个人胸怀和政治见解，“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学校保卫组出面干预，向女工说王“政治反动，道德败坏”。并收缴他的情书，以恶毒攻击罪将其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6万字“亲笔供述”，系统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全面地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1977年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项罪名合成的“恶攻罪”，被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普陀区区委书记“死缓”意见未被采纳。1977年4月27日公判执行后，上海市高院的书面批文才送达普陀区法院。

    1981年平反，被称为“张志新式的人物”。《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被认为“与遇罗克、李洪山、周泉缨、杨曦光等人属于同一代人”，但在“‘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谱系中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前者。其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程度仅次于顾准”。

    （参考资料：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董国强《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现代人文评论》2004年第8期；丁东《“王申酉文集”编后记》）



文革词语：透过现象看本质

   动宾结构短语。源于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后来在《实践论》里又写道：“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达到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它是一种形象化的譬喻，被用来指称客观事物的存在样式，从个别到一般、从部分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和思想方法。被概括为“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种理论认定，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它总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总要表现为某种现象。当人们认识事物时，不能停留在对它表面现象的观察上，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真分析决定事物形成的诸因素，从中找出起决定作用的、本质的原因来。这是与小生产、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经验主义线性思维方式，而非多元归因的实证归纳，较多跳跃，偏于诗性的浪漫奇想。但同时也为独断论和思想专制开了方便之门。

   作为标识，该短语被作为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经典概括，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流传于社论、报告、学习体会等各式文章和一般老百姓的口头。客观反映实际存在，把握住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现实而有效的；当歪曲、脱离实际存在，背离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主观、虚妄而无益、独断的。

    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成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运动不断，与这种独断的认识论是密不可分的。客观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被当作现象看待，主观臆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被当作本质，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工作目标和策略。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里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文革的发动，就是建立在“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的判断上的。这些判断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结果。不用说，大批判、批斗、审讯、敦促交待时，捕风捉影，深文周纳，逼迫诱供，锻炼人罪，穷追猛打，更把这一套思想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令人胆寒。在看似平静的学理表述背后，渗透着暴力和血腥。文革时更发展到信奉“家庭出身=阶级立场=政治表现=政治本质”之类形而上学线性推理的地步。

   而现象学哲学家认为，离开现象没有本质，本质、真理等类问题是假问题；人们通过符号组织、表达的知识不过是人类根据白己的趣味和需要利益对关系世界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相对的、猜测的和向理性开放的。批判本质主义，有利于将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理念与制度引入学术生活，解构知识霸权、蒙昧主义。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石中英《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http://www.pep.com.cn/200406/ca487401.htm）

文革词语：五十字建党方针

   这是文革时整党建党的纲要。

    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上的批示。11月5  日毛泽东又作了“吐故纳新”的指示。[注]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传达到了基层。

    1967年10月27日这段“最新最高指示”当时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建党大纲”，成为1967年以来的整党建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指示传达一二天之后，人人均能背诵，张口就来。这一方针的前提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国内主要矛盾、主要工作限定在阶级斗争上，不提经济建设，不提毛泽东自己论述过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文革前乃至整个中共建党以来组织工作的路线、方针的联系，是割裂而非连续的。

   根据这一方针，整顿党的组织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形式是群众运动、政治斗争。成了清除所谓政治上的走资派和思想上的修正主义分子，以致为九大做准备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71％。八届中央委员97人除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者只有59人，占委员总数的29．9％，不足1／3。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等人员多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这些人不仅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而且有些被任命为组长、副组长（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叶群、吴法宪等），出现了非中央委员领导中央委员的怪现象。

   同时突击吸收不少文革中的造反派入党，并提拔到各级党政机关，乃至中央委员会里。有的地方让非党学生代表担任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让非党工人代表具体领导县直一些单位的整建党，让非党群众代表参加审批支部，形成了极其错误的“三论”（造反派入党优先论、造反派当然入党论、造反派入党就是朝气蓬勃论）和“三不批”（整建党领导小组没有群众代表参加不批，新支部没有造反派纳新和更新支委达不到一定比例不批，纳新党员没有造反派不批）的所谓整党原则。

通过这一系列程序，巩固了1966年文革以来打倒走资派的激烈较量的政治战果，并使之组织化。被后来中共党史专家认定“受到派性的干扰”，“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注] 全文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志平《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特色浅探》，《探索》2000年第五期；“猫眼看人”饮酒八思的跟贴2005-7-12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03840）

文革词语：关锋

    （1919－ 2005）出生于山东庆云县。原名周玉峰，号秀山；笔名庆云、何明、东方明、撒仁兴、古棣等。政治活动家、学者。

    1933年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共，1938年任中共乐陵县委书记，1944年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国民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任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山东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对中国古代哲学素有研究。[注]

    1956年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任《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编委；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载1958年《光明日报》）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对关文大加赞赏，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段批语。

    1966年初揭发田家英传达毛泽东杭州谈话关于《海瑞罢官》指示删除“要害”说；5月8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参与起草《五一通知》；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中央首长”。发明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毛刘分歧是路线斗争、催生《炮打司令部》，提供了逻辑根据。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曾指控彭德怀“到三线后进行不正当的活动”， “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公布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据认为与彭德怀的被揪回北京批斗、致死有关。1967年1月拟定的《解放军报》《宣传要点》，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七二零事件后演变为“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

    1967年8月底因激怒军方而受到批判，10月被北京卫戍区关押于西山，1968年1月转秦城监狱。1980年被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案犯。

    1980年代恢复自由，回到《红旗》杂志做资料室工作，业余研究孔子。住在北京沙滩北街普通民居顶层。潜心于先秦老子思想和甲骨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著作《老子通》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晚年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除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外，还对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感兴趣。无意撰写文革回忆录。

    [注]文革前有《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关于周易问题的争论》、《春秋哲学史论集》（与林聿时合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庄子内篇的批判》、《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孙子兵法研究》、《求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文革后有《法和法学发生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老子通》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资料：温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霞飞《关锋沉浮录》，《党史博览》2005年第５期；《关锋访谈录》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697713）

文革词语  五七指示

    文献名。《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认为是教育黑线专政论的张本）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

    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社论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有学者认为，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有关。[注]

    [注] 1920年5月毛泽东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工读生活。这一举动显然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同年7月他离沪返湘，在武汉同恽代英交换过具有新村性质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而在晚年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回长沙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抗战时军队大生产运动的屯垦经验让毛泽东看到军农一体的希望。1958年办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与毛泽东的这段早期经历有关。文革发起在即，毛泽东再次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未竟的理想。

    （参考资料：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本报评论员《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4&ChannelID=5020&Page=1；黄瑶《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文革词语  王力

    （1921－1996）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政治活动家。

    1939年经谷牧介绍加入中共，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兵运工作，抗战中写过小说《晴天》。1945年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任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3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编委、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是彭真、邓拓网罗的秀才班子成员；曾参与九评、中央党政文件、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五二○声明”等的起草。

    1966年初，参与《二月提纲》起草的他火线起义，揭发了彭真在《二月提纲》酝酿过程中的言行；又接着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的起草。同年第13期《红旗》杂志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1967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2月16日大闹怀仁堂后参与向毛泽东告状，导致反“二月逆流”的发生。随同毛泽东参与解决武汉问题，遭遇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七二○事件”。冲突中被打，受到北京组织的百万人欢迎大会。8月7日煽动外交部的夺权，引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涉外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唯一没有参与中央专案组的人。

    1967年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炮制者[注1]、“国民党特务”、“五一六黑后台”名义，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被软禁在钓鱼台12号楼并免去党内外职务，后转至北京卫戍区西山别墅、秦城监狱。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1982年1月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书，1984年2月他被开除党籍。

    其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保留原待遇”，未给刑事处分。晚年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通过非正式渠道为中央高层提出政策性建议。 [注2]曾建议假释老病的陈伯达、为黎玉平反。1989年初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曾引起强烈反弹。为贲门癌所困扰，辞世当年作过胰腺手术。

    撰有80万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其中《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披露了大量史实。他评论文革说：“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但仍坚持认为“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

    [注1] 在《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者是林杰。而且从职务上看，签发者应为陈伯达。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平息军人怒气，稳定军队。

    [注2] 曾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因建议对文物采取以流通促保护的政策，因此备受诟病。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文革“英雄”沉浮录》；《再说王力》，见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http://www.war-sky.com/forum/read.php?fid=33&tid=102460&toread=1）

文革词语  黄帅

    （1961—  ）出生于北京。因来信和日记摘抄揭载报端，而被塑造成为批“师道尊严”的反潮流革命小闯将。

    1973年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时，不满老师批评上课做小动作的同学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在日记中提出了批评。老师看过日记后，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和她“划清界限”。这种纠缠长达两个月，使她精神受到不当刺激。她写信给《北京日报》责问“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全国媒体都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注]为题，报道了她的故事。此事与前不久张铁生升学考试反映出来的“教育回潮”挂起钩来，被认为“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国务院科教组还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由此在全国中小学引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连锁反应，使本来就已经松弛的教学秩序更加受到广泛冲击。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3位青年署名“王亚卓”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经人捉刀公开回信批判“王亚卓”“破坏教育革命”。

    因为此事造成的重大影响，使她在文革后备受严厉批评（有骂“‘四人帮’的小爪牙”、“小爬虫”的）和巨大压力。在其从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励、疏导下，1979年以322.5分报考北京工业大学，亦曾一度遭阻碍，经时任□□部部长的胡耀邦出面说项方得录取为计算机专业学生。198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

    1988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被三和综合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后来又担任了新世纪中文电视台节目审议会委员。

    1999年回到国内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任编辑，聘为社长助理。

    [注] 据认为，日记是经人重新编排加工的。而插手来信、日记发表的人是迟群、谢静宜。

    （参考资料：《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3.12.28；《黄帅：从“反潮流英雄”到东瀛女硕士》，2004年1月17日《华夏时报》）

文革词语  刘主席语录

    名词。一种出版物。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社址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社长司马璐）的刘少奇言论选辑汇编本。同时出版的还有《刘少奇选集》。但《语录》的畅销程度远胜于《选集》。

    编选者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由于是编者独立而为，受到取材条件限制，当时无法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因此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该《语录》筛选刘少奇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仅110页、190段，共3.4万字。目录编为33类：一、党的建设；二、无原则的斗争；三、教条主义；四、宗派主义；五、官僚主义；六、个人主义；七、个人崇拜；八、党内民主；九、党员修养；十、个体与集体；十一、人民民主宪法；十二、从实际出发；十三、统一战线；十四、劳动创造历史；十五、土地改革；十六、中国工业化；十七、走群众路线；十八、向群众学习；十九、人民军队；二十、人民内部矛盾；二十一、知识分子；二十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二十四、和平共处；二十五、和平改造；二十六、和平过渡；二十七、全民党；二十八、全民国家；二十九、全民经济；三十、自由化经济；三十一、物质刺激；三十二、真假马列主义；三十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侧重论述了有别于毛泽东的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思想。

    该书64开小型本、红色塑料皮（所以也叫小红书），书名用烫金字，书前面有刘少奇正面半身照片，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目录前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资料）；书后附有刘少奇生平事略。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概况。扉页上印的是 “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说：刘的“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该书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书评则说：该书“是一本刘少奇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毛刘“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

    该书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为日共党内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引起轰动，为关注中共政治和刘少奇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见证。196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书销路剧降，并被香港造反派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全部烧毁。

    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几乎毫无所知。即使在收藏颇富的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也没有该书。只有通过香港铜锣湾旧书店还能特约收购。

    （参考资料：高放《寻觅绝版稀世的》，《凤凰周刊》2004年第22期

文革词语  阶级斗争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关键的术语。它把人群划分为阶级，认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是深藏于纷繁人类景观中的真实。因此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阶级斗争的框架，去描写、解释，甚至改造、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政治主张、社会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此而通向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注]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1921年创始的中共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理论的投影。

    这一概念，自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并节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新青年杂志社出版陈望道全译本后，深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最富特色的政治实践、政治谋略（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1949年以后，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等一系列重大转折关头，阶级斗争概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6年毛泽东认定，农村有3分之1以上政权、工厂企业有相当多领导权不在中共手里，文艺界多数协会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他们的代言人。因此“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党变修”、“国变色”的紧迫任务。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长时期（十年文革）、大规模（全面内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的对立，都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范围，把所有社会上的可疑动向、与领导人意志相违背的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这样可怕的偷换使阶级斗争概念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定义，获得了特殊含义。在使用中，具有任意解释的随意性。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当时的工作方法中成为真理性的信条。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被后来概括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实践，变得特别普遍而具有血腥味。因为在阶级斗争（就是战争状态）里没有中间路线，任何仁慈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连人性、人道等观念，都被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了。阶级斗争被运用到历史学，就有了儒法斗争史之类的影射史学出现；被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就导致了假大空的概念化艺术；运用到家庭里，形成夫妻、父子分成两派，“划清界限”……哪怕最小的社会单位（小到工厂的班组、街道的向阳院），也非得查出点敌情，搞阶级斗争不可，这出人间悲剧又转化为了闹剧、喜剧。

    文革后，中共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劣后果进行了清算、纠正，以实现社会和解，收拾人心，扩大合法性基础。但并未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以此作为保留其政治领导地位和专政机器的逻辑预设。即使这样，在民间这一套观念也已经声名狼藉了。如果有人观念僵化、教条、死板而态度严厉、冷漠，就会被人叫做“阶级斗争脸儿”（俗语）。

    [注]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现代国家政权阶级属性日益模糊，使得工业社会中的斗争转变为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也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活跃，说明有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状况的研究，仍持续地构成今天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参考资料：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学习园地” http://www.cqnu.edu.cn/www1/yxzy/swxzy/xsdj/party1/party/_private/5.htm；）

文革词语  历史问题

    名词。指称1949年以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中国青年党、军统外围等反动党团或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或虽曾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等而脱党的，参加过托派活动，或有叛变嫌疑的，或身份因无人证明而模糊不清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麻烦。在当时人们看来，不管具体情况怎样，这些问题都是其个人政治历史上的污点。

    又分为一般历史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一般历史问题是指，虽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团但没有在其中任职，或参加过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却不是为首者；重大历史问题是指，担任过职务的国民党官员、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参加托派活动等原因而脱党的，在中共内部犯有重大路线错误的，或有叛变嫌疑的。在主张、实行阶级斗争观念者看来，有这些经历的人，就可能与中共离心离德，在政治上是应该被认定不值得信任的。无论其是否主动交代还是被动承认，得到的对待都不会有太大区别。有问题由于时间久远没有条件查证而未曾证实，悬而未决；悬而未决（没有结论）就让当事人等待调查处理，在所有运动中接受批判，据说对不但对革命事业的安全性有利，而且对这些人的世界观改造本身也是有利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防患于未然，一种有罪推定的前提认定，是阶级斗争思潮盛行年代的现实逻辑。

    每有政治运动，他们是第一批被列入整肃者名单、遭到冲击的。因为对此没有争议，没有谁傻到肯为其说话，容易达成共识；所以搜索和谈判成本低廉、现成。方便最快地把运动推向高潮，并随时应付运动进度检查。

    这不仅是出于提高保险系数的概率论考量，而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铁律。高度警惕的防患于未然，尚且不能完全保证不出事情，如果因为疑罪从无放过坏人而造成破坏、损失，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了。至于由此会给当事者的个人权利带来什么损害，在革命事业的大局容不得这样个人主义的锱铢必较。因为既然历史潮流（必然性）不可阻挡，不会因个人的参与与否而有任何改变，个人的委屈就应该被忽略不计。

    有历史问题的人，无论业务技能、工作业绩怎样出色都只能补过而不能立功。因为谁也不能确定他们的真正动机是否伪装积极麻痹人民，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使他们被排除在利益分配的竞争者行列以外，让所有可能参与角逐者都乘机理直气壮地松了一口气。这些人往往有学历、有资历，其优厚的薪酬让人妒忌、生厌，对他们政治上的整肃，与经济上的剥夺相偕，也让旁人心理上平衡了许多。即使是讲政策，也是因为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必须他们接受批评、教育、帮助，确有改悔之意，才给其立功自赎、重新作人的机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成了人民的一员、没有问题了。宽大为怀是随时可以根据阶级斗争形势需要回收的。

    在当时流行的观念中，历史问题是可以传递的：上一辈的历史问题，在贯彻阶级路线的人事制度、政治原则那里，就变成了下一代的问题。于是履历表格的被动者（果）又成了使动者（因）。无辜无助的下一辈对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就有了怨恨。

    （参考资料：刘白羽《丁玲不止一次向党进攻》，《人民日报》1957.08.28；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人民日报》1969.05.06）

文革词语  黑店

    名词。贬义。旧称“杀人劫货的客店”，近代指没有合法手续的商业机构、服务机构等。文革初期该词常与“三家村”连用组成“三家村黑店”，既实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做的事、搭建的组合，作为一个具有致命杀伤力的虚幻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又被滥用来指代那些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有关无关、直接间接的人和事，或其他被选定要批判、打倒的人和团体（周扬黑店、三十年代黑店、陶铸黑店、反华黑店、四人帮黑店），泛指彼此关系接近的文人、写过批评现实文章的人（或者仅仅是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所有将被揪出来打倒的多人组合（非正式的）。

    到后来，所有被指控有政治问题、服务方向问题的人或组合、组织，所有被加以各种莫须有罪名的人或组合、组织，都可以冠以这样的帽子。历史悠久、服务档次高的老字号（如“起士林”西餐厅），远离工农兵，是“黑店”；出学术书的出版社（如“三联书店”），不为多数人和现实服务，是“黑店”；两口子在一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或都是业务、学术骨干、权威，是夫妻店，当然也是“黑店”（如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书鸿，所长]李[承仙，党支部书记、副所长]夫妻黑店”）；纯学术组织（研究古典、西洋的思想文化艺术就是封、资、修）也可以叫“黑店”；哪怕仅仅由于是一所学校、医院、研究机关、一个政府部门、一个单位，只要想要打倒你（而那时全局的政治形势就是“打倒一切”），无论你黑不黑，都可以管你叫“黑店”。真是天网恢恢，无远弗届——有点像鲁迅所痛恨的“可恶罪”。你要想不“黑”都躲不开。因为毛泽东的运动意图指向本身就是要“天下大乱”。

      “黑”指反动、非法，政治性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抓住只言片语，掐头去尾地引申、捏造、构陷也可以上纲上线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没有黑，灰也可以指认作黑，反正不是白，就能够指认为黑；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就支持这样的推理。秘密的、违法的阴谋，是“黑”，但只要是人们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事务、会议，都可以称为秘密的，无论违不违法，都是“黑”的。甚至是人皆不能免的瑕疵，与公共事务无关（那些远离政治的私生活或纯业务都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的个性、同好、人际亲疏，都被可以提升到政治的高度——“黑”。既担任一定职务、管着一班人，又玷有灰渍，就是“黑店”。这样，便能无限制地从非政治范畴过渡到政治范畴，给人或组合、组织安上“黑店”的罪名。

      1990年代以来，多指不讲诚信、以假冒伪劣商品坑害顾客，违法乱纪甚至涉嫌洗钱的商店。

    （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黑店老板的庇护所》，《人民日报》1966.05.10；陈原《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人民日报》1978.02.03）

文革词语  团、营、连、排、班

     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五七干校等社会单位的建制，仿效军队编制，公司工厂车间班组、学校班级、系统单位，均按照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编。这一现象也可以称军事编制地方化。

     最初，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即自发模仿军队编制进行编组；它明显受毛泽东《五七指示》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学生也是这样。即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和关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一贯思想的影响。开始时它还只是孤立的个别案例。后来这一套被制度化了：使用这种军事化编组方法时间起讫界限约在1967—1973年间，各地情况参差不齐。钢铁企业（局级）的编制呈现公司（师）、厂（团）、车间（营）、工段（连）、班组（排）的大致对应；学校则年级编为连，班级编为排，小组编为班；干校里一个系统编为营（或大队），一个单位编为连 [注1]。但人员规模、组织形式与军事编制不尽相同。这种带有社会变迁色彩的阶段性变化显然需要组织系统的有效保证。

     1966年底出于打倒走资派的政治需要，现存党政领导系统必须彻底摧毁，又不能出现权利真空，毛泽东选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维系社会运转最低管理职能的承担者。三支两军、革委会的“三结合”则使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政治的进程具体化、合法化，成为文革政治的显著特征。某些军队文化特征即跟随军人而融进地方单位，工宣队的工作、管理方法跟在军人后面亦步亦趋。直至1971年“9·13事件”后方渐次淡出。

     为了建立全民接受的军队形象，“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宣传被大张旗鼓地开动起来：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穿军装时起，穿军装，戴军帽，佩军用书包……一时成了时髦。从未间断过的对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军人英雄的报道、歌颂，在全社会形成持久的军人崇拜：竞相参军（它意味着退伍转业得到一份体面、实惠，令人羡慕的工作），找军人女婿，政工干部基本由转业军人充任，作风军事化……

     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既有1949年以来的思想、组织传统因素促成，[注2]与文革前存在于社会各系统的全民性民兵组织有关，也是形势时尚使然，与军队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既有诱使人们认同、接受军人政治的现实功能，又满足了1949年以来中共把战争崇高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审美期待。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主要是形式上的，管理风格上亦融入了军事化令行禁止、绝对服从的作风（与文革观念史中衰落权力的报复性反弹强化相关），但也有一些军事化内容渗入：如，学生学军，五七干校搞拉练，等。

     [注1]湖北云梦泽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出版口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注2]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就曾将劳动力按军事编制，组成班、排、连、营等单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

   （参考资料：《钢铁的中国和中国的钢铁》，“杭州行”2004-1-18http://www.maowu.cn/wt10.htm；傅振伦《蒲梢沧桑》，载“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文革词语  武汉7.20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