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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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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民主与科学”网站

作者: -上传日期:2003/8/16
转载自民主与科学网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单世联

  李锐喜欢写文章,他生平的每一阶段、每一个工作岗位都通过一本书记录下来,与其在延安、东北、湖南、水电部、中组部的工作分别对应的是:《窑洞杂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热河烟云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新湖南的诞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论水力发电和河流规划》(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1955、1982)、《苏联的水力发电建设》(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1957)、《论三峡工程》(长沙:湖南学技术出版社,1985)、《起用一代新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等等。从党史、思想史的角度看,李锐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其中尤以晚年写的《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真面目》、《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最具价值。三本书的内容多以作者当年的记录稿为主,时间相互衔接,既可以称为"毛泽东晚年研究",也可说是从"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中国史研究。三书的由来比较复杂:

  《大跃进亲历记》(内容是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1996年3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作为"火凤凰丛书"之一出版,同年9月重印。1999年1月,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李锐文集",远东版《大跃进亲历记》作为卷三《大跃进亲历记》的上卷,后写的下卷是1997年完成的从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到庐山会议的部分。

  《庐山会议真面目》的原名是《庐山会议实录》,1989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内部发行",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此书的修订本。1999年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作为"李锐文集"卷一由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一书的主体是《毛泽东晚年悲剧细说》,此文即李锐1992年定稿的的一篇长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最早面世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一书中。"李锐文集"把这篇文章连同其他一些文章、讲话、发言及上述两书的部分内容一起编为《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作为卷二。

1不问经济问文章

  1958年初的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1956年主张"反冒进"的人,刘少奇也挨了一点边。

  会议后期,李锐奉命到会,与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一起,向毛汇报有关三峡的不同意见。当时的整个气氛对李锐是不利的。还在1953年,毛就视察过长江,听取过林一山的详细汇报,无论是对林本人还是对三峡工程,都有了一些印象。1955年前后,三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的热门话题。1956年毛乘兴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去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华美诗句。而更重要的是,南宁会议,毛大批"反冒进",好大喜功的跃进风由这次会议向全国劲吹。

  但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在当时那样紧张的反冒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李锐的意见竟获毛的赞同,毛将三峡问题交此时正不断检讨的周恩来负责。1958年2月下旬,周带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到三峡查勘,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由周提交的关于三峡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认为"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否定了林一山立即上马的设想。这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三十几个"促进"文件中唯一个促退的文件,几十后来看,也只有这个文件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毛身边的人如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倾向于李锐,而毛本人,正如李当时的感觉,只要言成理,那时也还是听得进一点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等等,但李的文章写得好,是重要的一条。

  1月18日上午到达南宁,晚饭后李、林即向一个由毛主持的会议汇报,林讲了两个多小时,李只用不到半小时(优势已经向李倾斜,因为毛不喜欢长篇报告,他自己的长篇大论除外)。会后,他要李、林各写一篇文章陈述自己的观点。尽管毛说了"不怕长",但当林的长文已经交出、李的文章差不多完成时,胡乔木来了:

  他看了一下我的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我又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亲历》上页29)

  李的文章有几个为毛所喜爱的特点:第一,篇幅短。林的文章约两万字,李的文章只有八千字。第二,有时代气息。李的题目是"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15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的题目则古板得很:"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吸收了胡乔木的建议,李在文章开头又加了一段:"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将如何更多更快的发展水电,使我国电力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以及三峡代程何时修建问题,汇报如下。"赶英超美此时正萦绕在毛的心头脑际,但李并不全是迎合毛的意思,他强调的"水电",却是当时水利部并不重视、而李本人一再大声疾呼的。第三,李的文章中有古诗和历史故事,林的文章则较多数字和专业"行话"。

  于是,第三天晚上开会时:

  仍是毛先讲,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大加表扬;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

  毛泽东最后还指着我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同上,页30)

  毛泽东最后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你师范大学毕业,文理不通。还说:谁要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指定李做他的兼职秘书。李似乎是占了会做文章的"好处",但麻烦也来了。在不久后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就请李为他写一有关教育与文化方面大跃进的文章,由于这与李的思想有矛盾,文章没有做好,自然也就得罪了正红得发紫的"柯老"。

  毛自己文章做得好,也喜欢会做文章的人(还有一种忠心耿耿的"大老粗"),三峡问题当时取得这样的结果,要部分归功于毛对好文章的兴趣,至少李的文章作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但是,像三峡这样的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文章写得好与丑不应当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很容易反过来,不是李而是林的文章写得好,那么三峡是不是就得上呢?所以李后来就此写过一句诗:"但说文章好,未说经济长"。治国大业,重要的不是文章,而是"经济"。

  《史记贾生传》:"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汉文帝一代明君,贾谊一世之才,访贤的话题不是军国大业,而是鬼神。诗人李商隐感而赋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夕,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毛泽东不是汉文帝,文章之于他,至少有时是政治行为。1956年11月,在八大二中全会上,毛做了一次中学语文的老师:

  他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为什么呢?他说:"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悲剧》页85)

  但毛之所以要讲语法,不是教人写文章,而是因为热衷于急躁冒进的毛不能容忍与此相反的"稳"字。一字之别,是两种路线之争。

2"比打仗还厉害些?"

  毛以打仗夺取了政权,这不但是他终生的自豪,也是他考量一切事情的标准。他在南宁会议上说:

  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同上,页79)

  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手下的谋士告诉,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由马上治天下。数千年后此话又一次得到证实。不到一年,1959年2月2日,毛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亲历》下卷页393)据胡乔木说:"在召集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已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同志他们来领导。"[1]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先'哈哈'苦笑了两声,说:'想不到会搞成这个样子。'"[2]然后再次承认:"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难得毛承认有自己不懂的东西。

  承认自己不懂就要学习,"毛主席也进行了一些学习,比如说《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可惜这种学习没有坚持到底,还往往过于匆忙地下结论。凡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夸大,而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否认,或者贬低。"[3]

  承认自己不懂就应听取不同意见。但大跃进批评不得,不但彭德怀必须打倒,试图调整大跃进后遗症的刘少奇等人也不得好死。经济建设我是不懂,但这话只有我自己能说,其他人是不能说的,而且军事方式搞政治,你们谁也不如我。

3马克思、秦始皇新解

  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国家政权后,还屡屡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不以为然,跃进之年也是敢于超越马克思的一年。毛在1958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就号召要破除对马列主义的迷信。当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更明确:

  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同上,页323)

  一旦"做的"的超过了,"理论"也就超过了。"马克思革命没有成功,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已经为"文革"中流行的"顶峰论"作了预言。

  马克思当然不是神,后人可以也应当超过马克思,但这种超过不能是毛式的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正像李锐说的:"《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如何去作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悲剧》页192)

  毛当然不是说马恩完全没有用了,把战争经验固定化、迷信化,使经验成为教条,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模式,1958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取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亲历》下页123)这本来是他本人的经验和信念,但他却追溯到马恩:

  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共产主义先实行的。(《亲历》下页123)

  "人民公社"作为军队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就这样有了马恩的根据。可见马恩还是有用的,但这个"用"不是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印证。

  马克思没啥了不起,秦始皇也没啥大不了: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亲历》上页332)

  以超过暴君而自豪,这固然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和红色恐怖的真实表达,但这只是"秦始皇"的含义之一。毛对秦始皇还有另一种理解,这就是陈云在北戴河会上传达的:"特别是他(指毛——引按)提的,现在没有纪律,纪律像豆腐一样,这不行,要马克思加秦始皇。"(《亲历》下126)原来秦始皇就是纪律,与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在惩罚办事就犯错误。"(《亲历》下页125)纪律永远需要,因此中国人也就难以摆脱秦始皇的暴政。

  在"超过马克思"的1958年,提倡要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重心其实是秦始皇,他的目的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以暴力性的"红色恐怖"实施社会改造。追溯起来,这并不是毛的创新。斯大林在谈到肃反成绩时,也一再提到过16世纪伊凡雷帝的恐怖统治,他不只把伊凡雷帝当作他政治上模仿的人物,还把自己看作是血腥清洗的权谋方面超过师父的学生。

4跃进中的群众

  毛在50年代中期反复要求破除条条框框,以群众运动搞跃进,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都被宣传为一次次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但群众是怎样参加大跃进的?

  北戴河会议上,毛严令:"1100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亲历》下页102)"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亲历》下页116)明白了毛的"纪律""强制"就是秦始皇,谁还敢有半个"不"字?在凉风吹拂的北戴河,毛从容地拉开了"执行纪律"的口子,到了燥热艰苦的农村,实施的就是捆打、囚禁。在云南陆良县:

  该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陈盛年(省委监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全县于是捆绑吊打佥化,甚至于"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亲历》下页363)

  毛亲临视察、在此发出"人民公社好"的河北徐水县,是中央抓的"共产主义试点"。1958年9月1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这样礼赞:"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那么,这里神仙们是怎样的处境呢?

—— 
  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1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领一班人马检查,结果有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亲历》下页38)

  4643人中有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类似的记载极多。大跃进直接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是指跃进后因粮食减产等原因所饿死的人,而在大跃进进行的过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1958年春夏之交,云南省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发病近39万人,死亡39712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4]深解毛意的康生当时有一句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也许是天堂,但人民公社却绝非金桥。把一次强迫群众、迫害群众的运动称为"群众运动",这不是讽刺,而是毛的一大发明。胡乔木知道得最清楚:"在延安,毛主席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要固守农民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5]以中国农民之多,任何手段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把农民集中在一个由政治家们设计的组织中,让他们相互斗争、相互摩擦。这种方法不但富有成效,而且真正的组织者可以退居幕后,用毛的话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亲历》下页119)推论下去,由此带来的灾难当然也要由群众自己负责。事实上大跃进的后果也确实是由群众来承受的(当然毛曾有一度不怎么吃肉)。

  手边正好有一份刚到的《天涯》99年第5期,内有谢少波一篇"对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企图表示质疑"的文章,其中说到:"在五十年代后期,空想的毛主义采用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种政治想象的形式。那个时期,一个欢欣的梦笼罩着整个国家,每个人都被毛关于未来的描述鼓舞着:六亿人民的解放了的创造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增产出大量的粮食和钢铁,再过二十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5]关于毛泽东和大跃进,都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质疑全盘否定毛主义的倾向是学者的权利,但如果说六亿中的"每个人"都为毛的设想所鼓舞,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5动力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毛在大会上讲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不在整人,但就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陈云被逼在会上检讨,此后一度被部分剥夺权利;在毛的讲话中点了名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就有包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内的省部级干部近十人。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亲历》下页228)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于是,在整个大跃进的过程中,地方主管柯、王、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都是积极分子;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大多也是批彭的急先锋。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撤职之后是下放农村劳动,有的就此被迫害至死;得宠者则从容地在领袖的阳光雨露下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59年,"大跃进"的深重危机已征兆明显,毛也已经开始降温,但这一年3月到4月的"上海会议"期间:

  上海主人招待殷勤,集中川粤扬鲁四大菜系名厨,每餐都由客人自由点菜。这种同当时社会供应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曾引起黄克诚的批评。主人还安排服装公司上门来定做衣服,两三天即交货,除了量身以外,其他都由秘书们代劳,想必是真正的物美价廉,法国俱乐部有舞厅和游泳池,跳舞的人多,游泳者少,……周末还请杂技团到舞厅来表演。(《亲历》下页445)

  当那些不与毛保持一致的官员在乡下与农民们一起忍饥挨饿的时候,法国俱乐部的舞曲正悠扬宛啭,沐恩的官员正试穿新衣。一面是九层地狱,一面是春风拂面,有多少人能动心忍性不唯毛的马首是瞻?

6"赶美超英"与超苏

  "大跃进"的流行口号是"赶美超英",但没有公开宣传、毛实际上多次说过的另一个赶超的对象是苏联,这个老大哥曾不把毛当回事。不但江西时期受过"莫斯科派"的气,1949年掌权后,毛大老远地跑到莫斯科拜见大哥,"但毛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主席谈谈情况,毛主席不愿意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很大。"[7]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形象地描绘他在苏联受到的委屈:

  在精神上有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其形象使人自觉渺小。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亲历》上页187)

  除了"五四"时期在北大图书馆受到名教授们的冷遇外,毛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当然要耿耿于怀。毛一意孤行搞大跃进的动力,表面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实际上也想和苏联较一回劲,继斯大林之后充任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成为世界级的领袖。这种欲望是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作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8]被赫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有许多问题,揭发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缺乏政治谋略,苏联人有什么理由永远充当老大哥?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出现了某种优越感。"[9]1957年11月,毛赴莫斯科开会,亲身体会到一些中国共产党以为是根本的东西,已越来越被苏共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弃了,他认真考虑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只是中国还不具备当大哥的能力:"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人造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10]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实力,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例外。所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表示苏联15年赶上美国,中国15年可以赶上英国,并立即向国内发出指示,着手大跃进的部署。他自信,如果中国经济搞上去了,在苏联变质的背景下,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八大二次会议上:

  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悲剧》页71)

  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毛的一个想法:

  要破除迷信,美国不算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这句话隐含的意思,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而中国与苏联的竞赛:你苏联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辈,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在此前后,毛还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的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11]

  一个需要老师技术援助的学生凭什么能比老师快?毛认为,与苏联相比,中国有革命的经验,人口多,缺少的是建设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我们完全可以用两个强项弥补两个弱项,革命靠的是群众运动,经济上的大跃进也要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可以发挥人口多的优势,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好办事。毛除了迷信战争经验外,还有一条是人口迷信。难道我两个人、三个人超不过你一个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后来居上。毛有理由自豪,他的政治艺术确实比斯大林更不用说比赫鲁晓夫高超练达,经济上不如苏联,但政治上超过你,以政治化、军事化的方式搞大跃进,灿烂的政治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但只有两个多月,到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毛已承认后来不能居上:"人家过了40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十年加上八年,实际上才18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亲历》下卷页346)同月在武昌会议上又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亲历》下页359)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对大跃进的批评会引起毛那么大的反感和负气,而当彭德怀的信出来后,毛又是那么武断地认为是受了苏联的影响,是"里通外国"。在经济上超苏已不可能之后,毛再度拿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政治。在致使数千万人无辜死亡之后,毛仍能让老百姓热泪盈眶地高呼自己"万岁""万寿无疆",中外历史上可有第二人?毛有理由看不起赫鲁晓夫: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

7什么是共产主义?

  毛泽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毫无了解的人,为什么在1958年那么顽强地相信中国就要走向共产主义了?

  北戴河会议上,毛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特殊理解: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亲历》下页103─104)

  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同上页106)

  首先,不满足于衣食温饱,吃饭之外还有点精神追求,比如帮助别人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毛不但把精神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成份,而且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害的。其次,共产主义就是供给制。实现这一条更容易,共产党的军队早就这样做了。以"帮助别人"和"供给制"为共产主义的本质,那当然可以完全不顾物质基础跑步进入了。

  "搞点帮助别人"确实可以把人与狗区别开来,却与共产主义无关。"共产"的含义是反私有制,私有制带来很多罪恶,共产主义对它的否定不是禁抑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种种欲望,相反没有大量丰富的物质财富,私欲只会更加发达膨胀,精神理想云云成了十足的虚伪。党内每一次"路线斗争"之后,都会揭露出一批私生活极其糜烂的官员。那些自称比老百姓多一点精神追求的人,自己却从未脱离低级趣味。

  同样,"供给制"并不平等,延安时代实行供给制,不但干部和战士不一样,就是干部之间也分成几个等级,穿衣吃饭都有差别。而且"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有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2]供给制理论上可以保证差序格局中的平等,在哪个级别就享受哪个级别的待遇。但谁来供给?谁能保证供给的过程中没有腐败?江青在延安时就利用权力和供给制搞腐败:"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一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抗战胜利后,江青两次到重庆。第二次去重庆,不知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返销。"[13]

  1958年后毛再也没有说中国何时进入共产主义,但置精神于物质之上、反对表面的等级制却是毛终生念念不忘的,其结果是造成上下虚伪成习、严格的等级制空前绝后。

8出尔反尔

  毛的秘书田家英、李锐都发现毛经常出尔反尔,这已经是他组织群众、操纵全党的权谋之一。毛一惯对组织化、制度化的东西反感,尽管他是这个组织长期领袖,但组织化毕竟对喜欢浪漫奇想的毛个人有所约束。49年后,党已是控制整个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其领导方式自然趋向程序化、制度化。毛的办法是在会上不作直接反对,会后周游各地,通过写信、批示、讲话等散布不满言论,先造成声势,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修改、推翻此前中央会议上的决定。

  有时,出尔反尔就是转眼不认帐。1939年底,毛向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建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1940年元旦演出后,毛的秘书胡乔木又支持演出了《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但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上,这一切都被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错误行为。[14]1942年,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是毛亲笔润色修改的,但1958年毛又把它定为"大毒草"加以"再批判"。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本来就是假的。1959年4月,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明明说: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亲历》下卷页457)但彭德怀一批评,他就把彭打成反党分子。这说明他根本就不允许任何对总路线的"观察"和"证明"。庐山会议结束前,毛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热情洋溢地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但下了庐山,彭黄张周没有一个获得过温暖和春天,不但"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而且除黄以外都在充满暴风雪的严冬死于非命。张闻天曾多次写信要求见毛、要求分配工作,但毛从未搭理。[15]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是毛唯心地承认的。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是同意的。但仅仅一年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着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毛本人也在这个会上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心认错,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不满。只是当时时大势所趋,毛只好隐而不发。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就大讲阶级斗争,从此直通"文革"。毛善于为历史人物翻案,秦始皇、曹操、朱元璋这些过去不受好评的人物,都受到他的喜爱,因为毛自己就是善于翻案的人。

  有时,出尔反尔是要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1950年陶铸奉命到广西加大剿匪力度,半年后陶向毛报告:"广西剿匪45万,杀了4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16]但此后不久,被陶铸赶出广西的莫文骅在京见到毛。"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说:'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XX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人?'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了'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17]陶是奉命行事,但把可杀可不杀的人杀掉,不符合毛经常宣传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如果党内外对此事有反应,或者毛想收束因此而扩散开来的杀人风,他都可以就此一条把陶抛出来。

  但出尔反尔有时不是蓄意的,而是形势变化使然。斯大林问题刚一暴露,毛赞成苏共对斯大林阶级尖锐论的批评,《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18]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毛不止一次地讲,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他认为斯大林到处捉人杀人搞阶级斗争,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毛为此发动了57年的整风,要群众向党提意见;他自己准备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仅仅一个多月后,国际(波匈事件)国内(知识分子提意见)的事态一有变化,他就以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彭德怀的信和60年代刘少奇等人的调整,更使毛相信他的权威受到直接挑战,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同时,他一转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所以他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强化斯大林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思想。

9再次钓鱼?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的公开主张之一。基本上,毛容忍的批评不包括那些针对他本人的批评,他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迫不得已所作的偶尔几次的自我批评也是轻描淡扯。他不止一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悲剧》页72)

  然而,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毛口是心非。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他说批评不讲真话、不敢暴露自己缺点、不敢批评别人的风气。举例说:

  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表扬周,语调轻松,但"心里话"只要不符合毛的思路就是"错"的。毛不是不让人讲话,也不是不让人讲"错"话。对毛来说,"真话"之有用,在于它是错的,讲出来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可以证明毛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因为一封信而万劫不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不但要求一般性地要求大家提意见,还在"上海会议"上点名要彭"写信"批评:

  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检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检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亲历》下页470)

  周有了"反冒进"的教训,当然不会再把毛的话当真了。彭大将军相信了毛的真诚,就真的在庐山上像海瑞那样上书"皇帝",为民请命。1959年7月23日,即毛发出批彭动员令后,周和彭有一段对话: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庐山》页178)

  "泄气"正是毛批周的"反冒进"的主要罪名(毛在南宁会议上说:"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现在周也用上了。这正是周的过人之处,他能通过深刻的检讨而挽回毛对他的信用。但彭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未能从此前的"钓鱼"中吸取教训。

  有两个问题,第一,毛要彭学海瑞写信是不是又再"钓鱼"呢?从后果看,是这样。但毛的最大特点是在错综复杂的、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善于因势利导、捕捉战机、迅速出击,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事先谋划好的,他喜欢说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所以也不排除上海会议时,毛不是在下钓。历史确实重复了一次:毛像嘉靖皇帝一样把上书的彭下狱。但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彭的信不像海瑞那样尖锐,毛也不会像嘉靖那样认为上书者还是一个好人。说到这分上,毛其实是老实人:早告诉你海瑞上书是要下狱的嘛!——这一点,他的秘书胡乔木是洞悉到了,毛号召大家学海瑞时,胡知道毛其实并不想出海瑞;彭德怀的信刚一出来,李锐等都比较高兴,独有胡认为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打电话要张少讲些缺点。

  第二,毛究竟喜欢不喜欢海瑞呢?彭写信后,毛说:"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庐山》页378)在毛的辞典中,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评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左派海瑞就是颂扬90%的成绩批评10%的缺点——这是海瑞吗?

  同理,毛不是完全拒绝批评,他经常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鼓励群众向党提意见。但他为批评意见设置了"六条"标准,实质是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但第一,什么是花,什么是草,以及什么意见属于可以允许的10%、什么意见是不能允许的"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区别的标准是由毛自己掌握的,随意性极强,群众并不清楚,所以每次整风运动都是以动员群众始、以整群众终;第二,如果提意见始终要以肯定成绩为主,那么这意见究竟是表扬还是批评,对改进工作有什么价值?

10"对王明还是寄予希望"

  大革命失败后,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在党内萌芽,到"文革"左比右好已是全党的实践。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毛泽东反左起家,却一直对左的东西情有独钟,苏区肃反、延安整风直到解放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从来没有出现右的倾向。庐山会议上,针对彭德怀的一句话,毛讲了自己的道理:

  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的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瞿秋白自己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庐山》页351─352)

  这是毛战胜王明后对王明唯一的好评,目的是要证明左比右好。这当然是拿王明作话题,但又不只是话题。毛确实承接了王明的部分遗产,比如他晚年特别喜欢讲"路线斗争"就源自王明。胡乔木指出:"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斯大林在1929年《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1938年在他主持下编辑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只用了七八次路线字样,而且用法互有不同,在该书细目和结束语中都未用路线字样。全书未用过路线错误,用过一次'有两条路线斗争着',但未把路线斗争当作名词用,更没有计算过路线错误的时间和路线斗争的次数。……中国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越来越神圣化、神秘化。"[19]仅此一条,毛就应当感谢王明。

  事实上,1937年回延安前,毛与王明并无直接关系。1931年,王明等人上台后,对毛的确有抑制。但1934年后,随着王明与博古等人的分歧加深,他转变了对毛的态度,多次在莫斯科的国际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积极推动共产国际高规格地出版毛的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935年8月7崐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报告,列举了13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单,毛泽东位居第一。"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王明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20]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对此作了介绍。认真讲来,毛并无特别理由终生记恨王明。

  后来居上。毛屡屡揭发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在这方面,毛远远超过王明等人,比如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实际上同意了毛上台并接受了毛的领导,但毛也没有让他们善终。毛与他反对的左派们不同的是,在军事上,在困难时期,毛相对务实,少说狂言。一旦大权在握、条件好转,他的急躁、他的冒险不亚任何一个左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是极左思想的诗意表述。所以,尽管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但那主要是因为"王明路线"剥夺了他的部分权力,骨子里,他对左派比对右派更有好感。

11以"大跃进"为中心

  大跃进的狂热只维持了二个半月(从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到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其荒唐就已经暴露。党内外异议甚多,毛本人也有所觉察,但仍要一意孤行,通过打倒彭德怀而使已经疮痍遍地的中国再度雪上加霜;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才稍作让步,但在理论却坚决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一旦状况好转,又迫不及待地以给林彪信的方式("五七指示")重提公社化模式,并反攻倒算,彻底打倒在60年代初主持收拾公社化烂摊子的刘少奇等人。

  如此固执错误,不仅仅是个性和权威的问题。"大跃进"所体现的社会理想,是毛一生的追求:

  青年时代的毛曾想在岳麓山建立"新村",但当时他只是一文不名的穷书生,其处境正如他40年代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康有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崐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也构想了合若干家庭为一新社会,包括农林牧副渔的毛式"新村",但当时他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新村"的路。1949年他成为中国的主宰,抗美援朝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使他可以无视任何国际舆论;"三大改造"的成功使他拥有支配全部国家资源的权力;反右使他摆脱了任何监督。于是从1958年开始,毛终于"有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了: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悲剧》页262)

  薪水制、城乡区别、社会分工、甚至家庭等等都属于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的所谓供给制、平均主义、政治挂帅、军事化体制等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大跃进"的失败并未使毛死心。文革中他又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新人,每个人都同时是科学家、艺术家、劳动者、哲学家,因此要打破社会等级体制和官僚机构,干部下放农村或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农兵管理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一直到他告别人世前两年,他还要再搞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学理论运动"——"黄河不到心难死。"

  毛是自我意识极为清晰的人,他坦承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其间有关系是很明确的。早在1921年,毛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21]如果说赶走蒋介石是夺取政权,是按照其理想改造中国的前提的话;那么文革则是这种改造中国失败后的反攻。所以,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三面红旗"是毛社会理想的枢纽。

  从岳麓新村到人民公社,抽象地讲,不但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而且还相当诱人。如果像"五四"时代那样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实验,也可能对社会变革发挥一些示范性意义。但1958年的狂热,决无正面意义,原因在于它和专制权力结合在一起:权力推动理想进入实践,理想赋予权力以合理性,其结果是几千万人死亡。所得的教训也许是:第一,理想不是幻想,任何理想必须理性;第二,任何理想要进入社会实践,必须以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为前提。

12右派分子还敢猖狂?

  1957年的反右大获全胜,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纷纷检讨求饶:《向人民低头认罪》(章伯钧)、《我的初步交代》(罗隆基)、《思想检讨》(龙云)、《自我检讨》(陈铭枢)。奇怪的是,这几个右派分子仍然恃机攻击党。1959年,他们的胆子又大起来了:

  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是唯物,实际上最唯心。

  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长。

  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就早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参见《庐山》页52─53)

  两年前,他们的右派言论也不会比这些更厉害。是道义担当精神的再现还是借机出气发牢骚?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多次痛骂这些右派言论,会议结束时还宣称要写一篇万字长文向包括右派在内的国内外敌人宣战,但他确实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发动反右斗争。而且,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中,1959年8月24日,毛给刘少奇写信,提出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问题;同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摘掉包括蒲熙修、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右派分子的消息。

13"崇拜我好一点"

  毛从来是投自己一票的人,他多次说过"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庐山会议上也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庐山》页381)"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亲历》上页212)其实,无论在毛与谁之间选择,他总是自己的拥护者。他需要个人崇拜,并直接制造了对自己的崇拜:

  一位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志,1946年在一个口号中去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安样,毛泽东当时发了大脾气,说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删掉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个因而被打成假党员、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悲剧》页73)

  是不是"群众"提出的?毛一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但至少在49年后,他除了接受群众的欢呼外,并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利益。而"群众"欢呼的口号,也是他自己加上的:

  1950年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悲剧》页3))

  这样说来,李锐的下一段话就要加以分析了:

  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悲剧》页323)

  很多人承传统而来接受了个人崇拜的事实是一回事,但似乎不能说谁都衷心高唱《东方红》。如果不唱《东方红》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就要被逮捕法办直至处决时,谁能说唱《东方红》是衷心乐意的呢?对毛的崇拜是毛本人刻意制造并有专政的强制手段来保证的。从富田事变到延安整风,从庐山会议到"文革",谁要是不高唱《东方红》、对毛的绝对权威有挑战,都绝没有好下场。这也是李锐讲的:"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从,不能不(不敢不)盲目紧跟的道路。"(《悲剧》页4)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高唱《东方红》中人民群众自发的感情表现吗?毛的伟大在于他能使人感到他"伟大",教人喊他"万岁"。这不是讽刺,而是真实。

  李锐简历:1917年生于北京,祖藉湖南平江。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入党。此后分别在湖南、延安、东北从事青年和新闻工作;1945年后到东北,任高岗、陈云的秘书。1949─1952年任《新湖南报》主编、湖南省委宣传部长。1952上调北京,主管水电。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职务,开除党藉,下放劳动。"文革"被被关在秦城监狱。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离职后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篡工作。

注释:
[1][3][19]《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169、153─15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引自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 
[4]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北京:《百年潮》1998年第6期。 
[5][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6、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谢少波:《杰弗逊的毛泽东情结》,海口:《天涯》1999年第5期。 
[8][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383,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62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1]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436。 
[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401,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13]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169─17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4]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5]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683─685,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16]参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沉冤录》页111,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 
[17]《莫文骅回忆录》页648,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18]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页506,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页10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21]《新民学会资料》页16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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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

徐明

  据说,大跃进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河南省省长、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信阳事件」批判会议上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58年风云一时的吴芝圃,曾提出「跃进的哲学」,是当时的「左王」;但大跃进失败以后至今天,他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唾骂。

一1957年反右倾、水利化开河南大跃进先河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自此,以吴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吴也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实际上,河南省委内斗争由来已久,50年代初,潘、吴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闹社问题」,吴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放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秋天吴芝圃的胜出,在政治上为他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

  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地,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2,909万土石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1.34亿立方米土石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米,到现在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三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二河南的高指针与「放卫星」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高指针和大跃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吴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针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针的2.4倍。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后来吴芝圃在检讨书中透露,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半开玩笑地对吴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其后果也不堪设想」。但无论如何,毛与吴芝圃在当时也想象不到,大跃进在河南造成的「不堪设想」的后果究竟是甚么。

  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但更为严重的是,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针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三人民公社的太阳从河南升起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山查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接着平舆县也办了一个。平心而论,河南农村出现新的基层组织并不是偶然的,水利化热潮、地方和农村工业发展、登封县农业大学的出现,都促使上下思考这个问题。激进的共产党人致力找寻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吴芝圃是省委里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后来概括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村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刘少奇曾经回忆,1958年4月在自穗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到郑州,刘在车站与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谈了十来分钟,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吴的热情很高,说大社都有了,只是还不叫公社。得到中央领导的理论点拨,吴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共产主义的大试验。信阳地区小麦「高产卫星」正是向小社并大社热潮奉献的第一件礼物。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

  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山查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吴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8月13日省委汇报已完成计划的52.42%。新乡地区的修武一县一社,有农户29,193户。当时,地方大办工业,兴起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全民以此为中心搞农具改革运动。商邱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铛响」。种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山查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河南农村大跃进热潮深深感染了毛泽东,他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县一社,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并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注销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1959年7月23日)承认自己之所以受大跃进热潮感染,是因为去了河南调查:「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了一个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原来,毛在吴的陪同下,在8月上旬就巡视了河南。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次日,毛泽东到襄城县视察烟地与谷地,顺路又看了深翻土地出名的长葛县五四社的玉米。8月8日,他又到商邱县中华社看了红薯与水稻的长势(这里后来改名双八公社以作纪念)。

  吴芝圃为北戴河会议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素材。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山查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就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士手中。9月1日、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山查岈山公社简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1958年是吴最行时的一年,他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四年实现共产主义。他在修武实验,以县为单位搞全民所有制,农村牲口饲养室点灯用油都需到县里去领。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称「家务劳动社会化」。人们在惶惑中憧憬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吴芝圃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9月27日,刘少奇证实: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

四大跃进深化河南「反右倾」

  吴芝圃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跃进的到来;反过来,大跃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巿、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把潘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它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他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吴进而准备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稿,强烈要求清洗潘,同时把住院的潘拉到会上,让光荣地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河南省常委批斗。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会后全省掀起批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通过7-9月在经济、政治上的苦斗,吴芝圃已取得瞩目的进展,《河南日报》10月19日发表吴的署名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吴回顾了河南跃进的历程,批判右倾份子的「生产悲观论」,认为河南人抓住这个对立面,通过四大,「兴无灭资,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谬论」。他吹嘘令人瞠目的成绩,剖析跃进的发生机理。在生造的思辩气氛下,大跃进的观念被吴芝圃升华到思想领域,他庸俗地认为,精神的解放转化为经济的跃进;而以高指针、高速度标志的经济大跃进实践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跃进。吴芝圃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他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风正名。文末,他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河南果然掀起农民学哲学的高潮,同时,基本实现「无文盲省」,全省兴办红专学校3.5万所,「已有」高等学校71所。

  12月下旬,吴主持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并作出《关于潘复生、杨、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1959年8-9月,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后,吴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会,再次批判省直、地巿委一批干部右倾,把反「潘、杨、王」斗争推到顶点,继续打下去一批干部,从而浮夸也走到极端。1959年麦收前,吴用半个月跑了32个县,一路叫下面虚报产量;回到郑州发表长篇讲话,确定夏征任务,结果许多地方粮库透底。吴在1961年1月的检讨中承认:「不但没有接受1959年的教训把浮夸风压下去,而且在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以后,浮夸风又变本加厉了。」当时,吴把荒年吹成丰年,估产粮食200亿公斤(高估一倍),以此安排生产、生活,以及粮食征购和基本建设,维持跃进假象。

  伴随1958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1958年3月18日,河南就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河南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到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前夕问新乡地区有多少人参加炼钢,答曰120万(其中40%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炼钢,毛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新乡只是一个典型,安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一步。

五从「共产风」到大饥荒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中共称为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坦陈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山查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场、万猪场、万鸡山,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猪和2,700只鸡,即大功告成。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则向毛报告,1958年冬天,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30亿元,而首当其冲的河南会是多少呢?即便是每个农民10元,就会是四亿多;计算人工,仅是新乡地区120万人炼铁百日,就将耗去1.2亿个工日;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1959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承认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1958年全省生产、积累、税收占70%,农民只分30%,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吴在1961年1月检查,说省委提倡刮共产风,「如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误以为进入了乌托邦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使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给予河南毁灭性打击。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巿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是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圃统计:「截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三十七万八千多个。」该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巿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巿的共产风也将巿民的私人房产收归国有。

  从反右倾斗争不断深化来看,可以想见吴芝圃一直面对着阻力。1958年,因为与农民的关系紧张,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有意见,省委干部也有微词。一次会上,吴芝圃吹起他的理想和计划,同僚和者甚寡,仅毛泽东冷清清地鼓掌。但在不久之后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一度态度变化,希望调整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不识时务,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料,多次赞赏他的毛泽东也不满起来,毛在郑州会议上对吴与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会后,一行路经遂平、信阳到武汉,毛居然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在武昌会议上,毛继续发挥:「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全国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毛甚至要求整顿公社四个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但吴芝圃显然无法理解毛的纵横捭阖,他跟不上领袖的变化节奏。

  1959年4月,河南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针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针依然高不可攀,结果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维护大跃进这色彩斑烂的气球。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至顶点。

  为挽救生产,地方干部和群众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甚至得到耿起昌、王慧智这些地委书记支持。秋后的反右倾沉重打击这些苗头,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典型,将包产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9-1960年河南连续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败露。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画饼不能充饥,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信阳地委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甚至高征购不退,仍维持征购72.58亿斤。按官方统计数字,当时农民人均只有250斤原粮。实际上,由于大办地方工、副业,大办公共食堂,饲养场集中饲料,高产密植消耗大量种子,导致所剩口粮不多,也不在农民个人手中,所以一到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没有检讨他当时居然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与此同时,吴也迫使干部讲假话,对讲真话的人施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关押起来。

  严峻的局面已经出现,但1960年《河南日报》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针有所异议,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4月15日,吴芝圃荣耀地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黄泛区、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死人事件。农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有人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但是,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那些极左的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被说成是坏份子、是地富反坏。信阳地区打人成风,向农民、干部逼粮,全区竟逮捕了1,774人,拘留10,720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据凯恩(Penny Kane )统计,1952-1957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巿群众也以代食品——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省政府10月发出调整城乡口粮的规定,并急忙向四川调粮,但粮食大省四川这时也已无粮可调,遂向东北、广东借粮。但整个1960年,河南仅仅调入9,200万斤毛粮,人均不到两斤。种种努力已来不及遏止饥馑的蔓延,浮肿病大量发生,因饥饿病死的人数迅速增加。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农业生产力,1960年粮食产量跌至177.38亿斤,1961年更跌至谷底,只有136.85亿斤。经过几年的调整、恢复,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

  现将大跃进前后河南粮食的统计数据罗列如下:

  从表中可见,1958、1959年是征购最多、唯独调出的两年。

  「民以食为天」,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有说200万。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这三年的死亡人数约315万(其中1960年约190万),少出生人口两百多万(其中1960年约100万);按1954-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保守地估计,多死亡了两百多万人;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为39.6,而增长率最低的也是1960年,为-25.59,居全国之首。信阳地区饿死近一百万人。直到80年代中期,大别山区一些县的人口总数也未恢复到半世纪前的水平。

  由表2可见,河南的出生率、死亡率受大饥荒影响很大,凯恩的著作也说明了这点。但十分荒谬的是,在吴芝圃的授意下,信阳地委的报告居然把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1961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错误原因却是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自己「除了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上有严重错误外,主要是思想方法上唯心观点和思想意识上个人主义在作怪」,「惟恐怕损伤了三面红旗……」。让人不解的是,中共中央在1961年元旦却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反掉五风。中央批示反而助长了河南整风整社中的左倾错误,整风整社不去纠正省委犯下的左倾错误,而是再次打击基层干部,搞扩大化,一大批县级、公社级干部被关押;整风也严重打击了早已被剥夺了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的原地主、富农份子和他们的子弟。

  当然,河南大跃进的大失误、大失败,生产大倒退,非正常死亡两百多万人,是无法靠斗争干部和地主来解决的。1961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吴改任第二书记。刘建勋开始了所谓「救灾书记」的第一步。1962年4月,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同时,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结束,他自己也成了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但吴芝圃平安离开了河南政坛,他没能听见人们的痛骂,也没想到河南人在文化革命中把他的极左思想当作「走资派」来批判。作为特定时代政治文化的典型,吴芝圃给二十世纪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与教训,值得今天的国人沉痛反省。

  *本文部分资料由河南省直部门有关人士和「文化革命」史料收藏者武彩霞提供,而部分史实则是向有关当事人采访获得,在此一并感谢。

“民主与科学”网站(http://www.dvscn.net)搜集整理于200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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