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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就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写的[草堂祭杜甫]而发的几句杂音》

作者:郑光路 -上传日期:2006/9/10

本文欢迎网友转载,请注明:作者“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国际一级域名地址:http://www.tstcwx.com

     郑光路:《就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写的[草堂祭杜甫]而发的几句杂音》

      余光中先生风尘仆仆从宝岛台湾飘然而至巴蜀了。

     余光中先生—曲《乡愁》,确实写得很好:“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时说,台湾“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我们最大的乡愁,最大的国殇”。国内外媒体因这番话争相采访,于是余光中先生更名声大噪。所以诗人这次莅临成都,媒体如众星捧月,而且报纸上说:“据成都市文化局官员张经智介绍,余光中是在杜甫草堂里认养“诗人树”的第一人”。
     最先“认养诗人树”是件大荣耀之事(君不见这作为大新闻国内外皆知?)但是我想:其实大家只要摸着良心说实话,有资格“在杜甫草堂里认养诗人树的第一人”的中国现代大陆诗人中,就岂无人耶? 偏要等余光中先生颤巍巍飘洋过海来拨头筹?
     除会写诗外,当然更主要因为余光中“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之故。
     我要不揣冒昧再说句实话:余光中先生这次来成都虽然红火风光,但他这次在杜甫诗人象前吟的《草堂祭杜甫》,比其《乡愁》差远了,明显有文思枯竭“勉为其难”窘迫状。

      此诗读之缺失诗歌的声韵美(韵脚杂乱无章)。“安禄山踏碎的山河,你要用格律来修补”也明显生硬且用词不妥,令人大不解:杜甫其诗纵再伟大,能经天纬地如女娲五色石,能“修补”破碎山河?诗人把“修补”换成“记录”“摄录”或更好(“格律”二字也显生硬,改“诗律”当好些)。   

      “一道江峡,你晚年独据 ,高栖在白帝的雉堞 ”,“独据”二字也欠推敲,这两句用在在奉节白帝城当过四川土皇帝的白帝公孙述身上倒还妥切。我们如去读杜甫《登高》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这首七言律诗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秋,是诗人流寓夔州(白帝城)而作,充满落魄无奈之状,哪有啥子“一道江峡,你晚年独据 ,高栖在白帝的雉堞 ”的“独据”横霸之气?

      我早年虽也写过歪诗,但离戴“诗人”桂冠还差得远,我对余光中先生也很敬重。这里同先生“叫板”两句,是因为我想:诗歌本应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声音。“诗言志,歌咏言”,是前人对诗歌本质的概括和总结。《毛诗序》解释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所谓“志”,就是诗人内心的感情的抒发,勉强不得、草率不得。否则,纵先生“晚年我却拥一道海峡 ”,写出的诗篇也再难与先生 《乡愁》名篇比美。

     其次我想:诗歌已离时代日益远去。国内文化官员们不应单纯重视 “我在这头”的余光中先生,把大陆当成“那头”。其实中国大地藏龙卧虎,单巴山蜀水有造诣的诗人比比皆是。包括大陆文化官员管辖的媒体报纸之类,平时也应多给一席之地介绍、扶持本土诗人(这里严正声明:我不写诗,我不是诗人!) 不要等“这头”的余光中先生来了就一窝蜂去众星捧月、锦上添花,先生一走不言诗,报纸上天天仍是超女、丰乳……中国大陆写诗的越来越少,也至有人说“诗人”已近“神经病”,哀哉!

     “这头”的余光中先生“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 。徒见“这头”的余光中先生风光一回,巴蜀大地“那头”的诗人们将复归寂寞。

      诗歌已离时代日益远去,原因甚多。杜甫曾被现代大文豪郭沫若评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是杜甫之所以为“诗圣”“诗魂”的根本道理。诗歌中一切假话、套话、空话、奉承话、客套话、敷衍话……都与“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 《与 元九书》)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相悖。我们如真正纪念诗圣,不是单纯栽几棵“诗人树”、写几首应景诗代替得了的。

     诗魂归来兮!
 

                                    郑光路  2006.09.10   

附:草堂祭杜甫

  乱山丛中只一线盘旋
  历仄穿险送你来成都
  潼关不守,用剑阁挡住
  蜀道之难,纵李白不说
  你的芒鞋怎会不知

  好沉重啊,你的行囊
  其实什么也没带
  除了秦中百姓的号哭
  安禄山踏碎的山河
  你要用格律来修补

  家书无影,弟妹失踪
  饮中八仙都醒成了难民
  浣花溪不是曲江
  却静静地为你而流
  更呢喃燕子,回翔白鸥

  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
  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
  万世香火供一表忠贞
  你的一炷至今未冷
  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诗人

  草堂简陋,茅屋飘摇
  却可供乱世歇脚
  你的征程更远在下游
  滚滚大江在三峡待你
  屈原在喊你,去湘江

  一道江峡,你晚年独据
  高栖在白帝的雉堞
  俯听涛声过境如光阴
  猿声,砧声,更笳声
  与乡心隐隐地相应

  夔州之后飘泊得更远
  任孤舟载着老病
  晚年我却拥一道海峡
  诗先,人后,都有幸渡海
  望乡而终于能回家

  比你,我晚了一千多年
  比你,却老了足足廿岁
  请示我神谕吧,诗圣
  在你无所不化的洪炉里
  我怎能炼一丸新丹

  ——余光中2006.8.29
                     

本文欢迎网友转载,请注明:作者“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国际一级域名地址:http://www.tstcw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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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草堂朝“圣”【图】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6-9-9 3:27:10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余光中触摸杜甫塑像

  “乱山丛中只一线盘旋/历仄穿险送你来成都/潼关不守,用剑阁挡住/蜀道之难,纵李白不说/你的芒鞋……”昨日故地重游,余光中思绪万千。面对成都的诗人和老友,他不仅朗诵了自己专程为草堂创作的新诗《草堂祭杜甫》,还即兴创作了2首短诗,让人感慨年近8旬的诗人创作灵感不减当年。

  比杜甫晚来了1300年 但比他大了20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蜀中著名学者流沙河最早在祖国大陆介绍余光中的诗,从此余诗传诵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82年夏,余光中致信流沙河说起四川的蟋蟀和故园之思,4年后,他又在《蟋蟀吟》中写下“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流沙河感慨之余,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一时传为佳话。

  昨日,在杜甫草堂这个诗歌的殿堂,余光中与老友流沙河再次会面,从杜甫的诗歌讲到中国诗歌的历史,好不痛快。余光中幽默地宣布:“我比杜甫晚来了草堂近1300年,但现在我的岁数比他大了20岁!”算起来,他已经来过草堂3次,每次都会庆幸自己比杜甫幸运。“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从故乡出走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我很幸运,我在离开故乡后,还能回来,以解乡愁。”他说,自己曾写了很多思乡诗,很多诗都以在四川生活的这几年为素材。

  四川文化熏陶大诗人

  “中学时代,我在四川读了7年的书,度过了我最美好的中学时光,正是有了那段时光,培育起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喜爱。”余光中庆幸地说,“我22岁到台湾时,四川特色的中国文化对我的熏陶已经基本成型,让我可以在台湾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一旁的流沙河连连点头,颇为感同身受。流沙河说,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能培养众多优秀的诗人,而优秀的诗歌能为一代代缺乏灵感的人,找到心灵的归属,找到表达感情的落脚点。优秀诗歌超越了时间、空间、国界,被一代一代的人所传唱。

  四川人太幸福了

  李白、杜甫、苏东坡……数不尽的文人骚客,让四川成为文坛的重镇。“成都人太幸福了,守着家乡就能享受到如此众多文人的滋养。”余光中羡慕地对本土诗人说,“四川文人对我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杜甫教会了我凝练,李白教会了我放开。”他说,杜甫儒家气质很重的。而李白是超隐,苏东坡虽然也有“忠”的一面,但是总的来说是和李白相似,道家情怀多一些。中国文人写东西向来有这个特点,写文章比较儒家一点,写诗歌则比较道家一些。他还形象地以音乐家来比喻说,沉郁的杜甫好似贝多芬,而清怀的李白则如莫扎特。他透露,他当年写出那首著名的《乡愁》,只用了20分钟,不过,“写的时候是20分钟,可是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了20年了。”

  草堂 两大诗人穿越时空相会

  “我现在的诗歌不再写乡愁,而是写乡情,当年在四川的生活将是我乡情的重要部分。”昨日,著名诗人余光中来到草堂故地重游。今年78岁的余光中瘦削却精神矍铄,粉红衬衫配上黑色西装,梳理整齐的银发,风度翩翩。虽然中暑还在打点滴,他仍然坚持奔赴此次与杜甫的“约会”。

  轻抚“杜甫” 感受时空交错

  因为抵蓉前,余光中中暑,连续两天在医院里打点滴。也许是此次“杜甫会面”对他的诱惑太大,上午11点,余光中与夫人范存我还是如约到来。在“诗歌追星族”的簇拥下,他们踏上了杜甫草堂清幽的石径小路,从正门经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茅屋、唐代遗址,一路走过,开始了他一天的祭拜诗圣之旅。边走,他一边喃喃自语:“变了,变了,草堂变了,越来越清幽、越来越有诗味了。”在诗史堂内,面对杜甫的塑像,余光中久久凝望,仿佛是在祈祷、又仿佛是在述说。随后,只见他走上前,轻轻地抚摸杜甫塑像。这一刻,两位诗人相隔千年时光深情相对。

  为《乡愁》的石刻揭碑

  在工部祠内,余光中终于了却多年的心愿,在杜甫的塑像前深鞠三躬,献上了一束白菊。“他应该是很瘦的。”望着正中央的杜甫彩塑像余光中感慨道。

  有意思的是,为了此次余光中草堂之行,草堂专程在唐代遗址前,制作了以余光中手迹为蓝本的《乡愁》石刻。见到石刻,余光中感到十分欣喜,一边朗诵、一边拉住夫人的手,“请过来,我的新娘,30年前我写成了这首诗,现在我们俩再在一起读它,很有意思不是吗”,相敬如宾的两人让旁人羡慕。

  草堂祭杜甫

  乱山丛中只一线盘旋
  历仄穿险送你来成都
  潼关不守,用剑阁挡住
  蜀道之难,纵李白不说
  你的芒鞋怎会不知

  好沉重啊,你的行囊
  其实什么也没带
  除了秦中百姓的号哭
  安禄山踏碎的山河
  你要用格律来修补

  家书无影,弟妹失踪
  饮中八仙都醒成了难民
  浣花溪不是曲江
  却静静地为你而流
  更呢喃燕子,回翔白鸥

  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
  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
  万世香火供一表忠贞
  你的一炷至今未冷
  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诗人

  草堂简陋,茅屋飘摇
  却可供乱世歇脚
  你的征程更远在下游
  滚滚大江在三峡待你
  屈原在喊你,去湘江

  一道江峡,你晚年独据
  高栖在白帝的雉堞
  俯听涛声过境如光阴
  猿声,砧声,更笳声
  与乡心隐隐地相应

  夔州之后飘泊得更远
  任孤舟载着老病
  晚年我却拥一道海峡
  诗先,人后,都有幸渡海
  望乡而终于能回家

  比你,我晚了一千多年
  比你,却老了足足廿岁
  请示我神谕吧,诗圣
  在你无所不化的洪炉里
  我怎能炼一丸新丹

  ——余光中2006.8.29

  本组稿件由王嘉采写 摄影 王若冰
   
  
 
文学大师余光中成都祭拜诗圣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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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6-09-08 19:58:29)   
    (本网实习记者 赵洋)今(8)日上午,中国当代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在台湾和祖国大陆以及海外文学界都享有盛誉的余光中先生来到杜甫草堂,祭拜诗圣,认养诗人树,与成都作家交流创作心得。

  祭拜诗圣

  10点30分,当余光中老先生出现在杜甫草堂门口时,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这位78岁高龄的老先生一下飞机就因身体不适被送到华西医院治疗,此时,他的手上还贴有输液留下的胶布,却依然精神抖擞地和大家挥手致意。

  此次的草堂之旅,一直是余光中老先生的心愿。沿着工部祠前的小路走进草堂,老先生庄严而又肃穆,他说:“杜甫是继屈原之后忧国忧民的第一人”。

  到了工部祠,余光中将双手放在杜甫塑像的手上,静默良久,然后将手中的鲜花轻轻地放在塑像前,深深地三鞠躬。“杜甫是一位真正具有儒家博爱精神的诗人,对我的影响很大!”余老先生说。

  不写“乡愁”写“乡情”

  在唐代遗址前,余光中先生认养了一棵楠木树作为诗人树,同时还为刻有他名著《乡愁》的石碑揭幕。在石碑前,余老先生动情地朗诵起了《乡愁》,并激动地把诗中的新娘——余老先生的太太范我存女士介绍给大家。 
   
余光中为诗碑揭幕 摄影 赵洋 


  谈起《乡愁》的创作,余光中说:“当时我离开大陆已经二十多年了,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写完了全诗,因为那种浓浓的乡愁在心中已经二十多年了!”当记者问到现在回祖国的心情时,老先生高兴地说:“我现在已经不写“乡愁”而写“乡情”了,风格也开始从浪漫主义向写实主义转变,今天的草堂之旅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

  诗歌成都

  下午3点半,在又一次的输液治疗后,余光中先生参加了主题为《诗歌成都》的学术交流会,参加活动的还有余老先生的好友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及杨牧、张新泉、柏桦、杨然、王尔碑、杨远宏、冉云飞、聂作平等作家。

  会上,余光中老先生朗诵了专门为祭拜杜甫作的新诗《草堂祭杜甫》。在谈到杜甫对他的影响时,余光中说:“李白的诗轻快,就象莫扎特;杜甫的诗沉郁,就象贝多芬。李白教会了我如何放得开,杜甫教会我如何凝练。”

  老先生动情地说:“我比杜甫幸运,去台湾是22岁,六十多岁就开始回大陆回到故乡,可杜甫一生辗转,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编辑:黄永建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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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拜杜甫 余光中赋新诗2006-09-09 06:22:45 

来源: 华西都市报  

  昨日,诗歌圣地杜甫草堂迎来了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诗人祭拜诗圣杜甫,现场激情赋诗,认养“诗人树”并进行了学术讲座。

  上午11点,身着粉红衬衫的余光中先生来到“诗史堂”正中杜甫行吟的塑像前,献上洁白的菊花,并深深地三鞠躬。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12点,余光中先生揭开了《乡愁》碑上的红绸,并低声吟诵着。余光中表示石碑上的字体模仿得很像他,还幸福地称:“今天新娘来了!”随即将余太太范我存领上前,共同在石碑前合影留念。另外,他还在草堂认领一棵生长了70年的“黑壳楠”,这也是杜甫草堂诞生的第一棵“诗人树”。

  12点半,余光中来到大雅堂时,现场赋诗,留下了“一千三百年可以见证,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的墨宝。

  走在草堂的石径小路上,余光中感慨万千:“杜甫的经历、胸襟,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人可比的,他是最能代表儒家博爱精神的人,我的写作受杜甫影响不小。杜甫的诗沉郁,李白的诗轻快,李白教我如何放开,杜甫教我如何收敛。我现在不写乡愁,而写乡情了,创作风格已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了。”

  余光中先生此次前来还专门为杜甫草堂写了一首《草堂祭杜甫》四十行诗。诗中写道:“夔州之后飘泊得更远/任孤舟载着老病/晚年我欲拥一道海峡/诗先,人后,都有幸渡海/望乡而终于能回家……”妻子眼中的余光中:传统而又开放

  余太太范我存告诉记者,在她眼中,余光中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细心的人,比较传统,但有些方面观念又相当地开放”。她介绍,余光中平时的生活相当有规律,喜欢听欧美古典音乐放松自己。在生活中,余光中完全没有大男人主义,也不反对做家务,在家会洗碗,认为这可以放松自己。余光中很尊重妻子,对她的意见和建议也会认真听取,每当完成一个作品,妻子总是第一个读者,“他会问我意见,我说了他要听的。”

  记者蔡宇实习生朱永红

     
台湾诗人余光中重游杜甫草堂称杜甫更像莫扎特 
 
文章来源: 四川新闻网 
 
    9月8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成都杜甫草堂。漫步在草堂的花径蓬门之间,余光中感慨地说道,“李白的诗轻快有如贝多芬,杜甫诗沉郁更像莫扎特。我虽然比杜甫晚了1300年,但又比他大了二十岁。其实我比杜甫可幸运多了,因为杜甫一生辗转颠沛流离,离开家乡之后就没能回去,而我却能经常回来。所以我现在不能再写乡愁,要改写乡情了。”

    写乡愁只用了二十分钟

    “一千三百年可以见证,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故地重游的余光中感慨万千地题下了这样的诗句。在草堂的茅屋复原景观前余光中低沉地说道,“当年的茅屋可没有这么好,这是后来修成这样的。”余光中对记者说,“杜甫比屈原都更关心民众,是最能代表儒家博爱精神的人,他的胸怀无人可比。”

    当天余光中还在唐代遗址前认养了一棵树龄七十多年的黑壳楠,这棵黑壳楠也因此变为了诗人树。在诗人树的旁边,有关部门还精心安置了一块刻有余光中代表作品《乡愁》的石碑。余光中不仅亲自为石刻揭碑,还深情地吟诵了一遍《乡愁》。余光中说,“这首诗是我离开大陆二十年后写的,一气呵成只用了二十分钟。不过虽然写的时候是二十分钟,可是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了二十年。”

    余光中羡慕四川人好福气

    李白、杜甫、苏东坡……无数文坛的巨星都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成都人太幸福了,守着家乡就能享受到如此众多文人的滋养”,余光中羡慕地说道。谈到与四川的渊源时余光中透露说,“中学时代我在四川读了七年的书,度过了我最美好的中学时光。正是有了那段时光,培育起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喜爱。” 余光中庆幸地说,“我22岁到台湾地区时四川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对我的熏陶已经基本成型,可以让我可以在台湾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当天,余光中夫人范我存也一同来到杜甫草堂参观。谈到余光中现在的生活时范我存说,“他现在身体还行。虽然已经退休但也没闲下来,还在台湾中山大学教英美文学。他平常喜欢听古典音乐、看书和游历,在家里也很民主,有时候还会做些比如洗碗之类的家务事情。”

    当天下午,余光中还在草堂内与四川著名诗人流沙河和杨牧等举办了一场精彩的诗歌讲座。(作者:姚朔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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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草堂祭拜诗圣杜甫 去了乡愁再添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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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乱山丛中只一线盘旋,历仄穿险送你来成都,潼关不守,用剑阁挡住,蜀道之难,纵李白不说,你的芒鞋怎会不知……”8月29日,著名诗人余光中在他台湾地区的家里写下了这首《草堂祭拜杜甫》,当时的他一定很激动,因为除了诗,他将亲自祭拜杜甫。昨日上午,带着夫人范我存,余光中再次踏上蜀道,在杜甫草堂祭拜“诗圣”杜甫,吟诗会友。此次来蓉,再不见余光中浓浓的“乡愁”,他说:“我现在不写乡愁了,改写乡情。” 

  老诗人魅力大外国小伙也识他
  昨日上午11时,全城媒体、诗迷、游客将草堂正门围了个严严实实,余光中与夫人的车一到,闪光灯就亮成一片。年近80岁的余光中精神矍铄,满头银发特别显眼,这位可爱的老人还穿了一件颇为时尚的粉红衬衣,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他的出现,让清幽的草堂迅速热闹起来,长长的石径小道一路走过去,身后追踪的“粉丝”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而一些诗歌爱好者,更是趁机将自己的诗歌作品递到余光中手上,请大师指教,这其中不乏与余光中同岁的老人。而一群国外的客好奇地看着这个场景,对这个老人的魅力深感惊讶,导游骄傲地告诉他们,这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余光中时,一位年轻的外国小伙子激动地叫道:“余光中,I kown,乡愁、乡愁!”
  鲜花赠杜甫余老叹诗圣清瘦
  徜徉在杜甫曾经流连的地方,呼吸着“诗圣”曾呼吸过的清新空气,无论身边再嘈杂,余光中都保持着虔诚与严肃。跨过诗史堂高高的台阶,在杜甫行吟的塑像前,余光中将双手放在塑像上,静静的,似乎已穿越时空,与诗人进行着心灵的沟通。默默站了一会儿,接过工作人员献上的百合与白菊,余光中将鲜花呈给了杜甫塑像,余光中感慨道:“我这是第三次来杜甫草堂了,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能给我最崇敬的诗人献花,我由衷的荣幸!”说着,深深鞠了三躬,口里喃喃感慨:“他应该很瘦。”眼里满是崇敬与痛惜。走出工部祠,走到草堂模拟搭建的茅屋,余光中摇头叹息道:”以前杜甫的茅屋没这么好吧?要有这么好,哪里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盛赞成都诗人作诗赠予草堂
  中午12点余光中闲步游到了唐风遗址,在这里矗立着草堂专门为余光中雕刻的诗歌石碑,余光中从容地揭开了石碑上的红绸。呀!原来石碑上刻的正是余光中那首著名的诗歌《乡愁》。余先生欣喜地吟诵起来,念到“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时,余光中顽童般的转身招呼夫人:“新娘,来!”还开心地对大家介绍说:“这是我的新娘,也是我的堂客。”众人乐了。除了为诗歌石碑揭幕,余光中还认领了石碑旁一棵生长
  了70年的黑壳楠,这是杜甫草堂诞生的第
  一棵“诗人树”!
  下午3:30余光中与老友流沙河以及杨牧、柏桦、张新泉等成都诗人相聚在藏经楼,在这里余光中开讲“诗歌成都”,他盛赞成都的诗歌氛围很好,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也写出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让人惊喜的是,讲座中途余光中告之全场,他为草堂创作了3首诗歌!其中一首《草堂祭杜甫》,很长,共有40行,是他8月29日在家中创作的,题目和内容代表了他此行的目的和心情。而另外两首竟然是上午游览草堂后,趁中午的休息时间,即兴作出来的,其中一首虽然很短,只有三句,但却相当震撼大气:“一千三百年可以见证,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余光中挥毫泼墨写了下来,赠给了草堂。(晓三)
  


  

  成都商报
 
我比杜甫幸运 
2006-9-9 3:36:39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粉红色休闲装,手捧鲜花,踏上杜甫草堂清幽的石径小路,昨日,著名作家余光中信守约定,开始了持续整整一天的祭拜诗圣杜甫之旅。尽管抵蓉来身体不适,形容清瘦的八旬老人余光中走在杜甫旧地却依然颇显精神,妙语连珠。祭拜杜甫像、认养“诗人树”、吟诵《乡愁》诗,余光中还与好友流沙河等诗人讨论诗歌,并现场挥毫写下即兴创作了的短诗,灵感勃发地朗诵专程为草堂创作的40行长诗《草堂祭杜甫》……

  曾悄悄来过草堂

  昨日,余光中草堂行原定于上午9点左右开始,但直到10点依然未见余光中一行的身影。考虑到余光中抵蓉来一直身体不适,甚至要住院输液治疗,记者和一些余光中的“粉丝“正疑心此行要取消,杜甫草堂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余光中已经出门,但路上堵车,所以迟到。果然,10点半左右,余光中清瘦的身影出现了,夫人范我存陪同前来。草堂工作人员介绍,这应该是余光中首次参观草堂,谁知余光中透露,去年他参加武侯祠活动的时候,就悄悄慕名来草堂参观过。

  杜甫改变了我

  记者发现,参观杜甫草堂时,余光中表情相当凝重。当来到“诗史堂”正中的杜甫行吟的塑像前,余光中将双手放在塑像上,静静享受着这难得的“会面”。尔后,手捧着洁白的菊花,在“工部祠”的杜甫彩塑前深深地三鞠躬,“他应该很瘦。”走在路上,在大雅堂前签名售书,余光中解释了自己对杜甫的情感:“杜甫改变了我。受他的影响,我现在不写乡愁,而写乡情了,创作风格也由浪漫主义向写实主义转变。”在他看来,李白教会了他放开,杜甫教会了他凝练:“沉郁的杜甫好似贝多芬,而清逸的李白则如莫扎特。”然而,余光中也感慨,自己比杜甫幸运:“我比杜甫晚来了1300年,但比他大了20岁(指年龄)!他一生颠沛流离,从故乡出走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我很幸运,我在离开故乡后,还能回来。”

  杜甫胸襟,无人可比

  在唐代遗址前,余光中在众人的目光中从容揭开了《乡愁》碑上的红绸,并低声地吟诵这首著名的《乡愁》,在杜甫草堂认领了一颗生长了70年的“黑壳楠”,这是杜甫草堂诞生的第一颗“诗人树”。溪流环绕,竹木葱茏,朗诵着的余光中突然停了下来,回头寻找并把范我存拉到身边:“里面写的‘新娘’今天也来了。”他还回忆当年写《乡愁》是“酝酿20年,花了20分钟”。现场掌声一片。余光中表示,自己很荣幸能来到杜甫草堂,而且在这有自己的诗碑和树:“杜甫的经历、胸襟,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人可比的,他是最能代表儒家博爱精神的人。”同时,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成都人的羡慕:“成都人太幸福了,守着家乡就能享受到如此众多文人的滋养。”

  以诗会友,盛赞成都诗歌

  昨日下午,当身着黑色西服的余光中出现在演讲现场时,台下的诗人与诗歌爱好者,集体起立以掌声欢迎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流沙河、杨牧、柏桦、张新泉等成都诗人参加了讲座。讲座中,余光中首先发言,“我这是第三次来杜甫草堂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能给我最崇敬的诗人献花,我感到由衷的荣幸。”他谈到,自己在四川曾生活过7年多,对四川文化的营养吸收很深,四川的这7年对他这一生的创作影响很大,自己曾写了很多思乡诗,很多诗都以在四川生活的这几年为素材;成都的诗歌氛围很好,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诗人,也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讲座过程中,余光中还现场朗诵了自己为杜甫草堂所题的缅怀诗圣杜甫的三首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一千三百年可以见证,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在一旁的流沙河听得连连点头,颇为感同身受。

  夫人范我存:

  我希望他辞职

  和去年来成都一样,这次陪同余光中前来的还是夫人范我存。不少读者都很关心余光中的近况,范我存向记者透露了一年来余光中的生活、工作等情况。

  范我存称,余光中喜欢去各地游历。8月,他们刚到加拿大的女儿家休了一段时间的假,相当轻松。就在今年,他们就回过好几次大陆:“年初到了青岛、大连,来成都前在南昌。”除了出游在外,余光中在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的事情要做:“虽然退休了,但学校返聘他,所以还是有两门课要讲。大概是每个礼拜六堂课,主要讲外国文学、翻译。但从我个人来讲,我希望他辞职,课都不要上了,安安心心地在家。”生活了那么多年,范我存评价余光中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细心的人,比较传统,但有些方面观念又相当开放”。她介绍,余光中平时的每日生活相当有规律,喜欢听欧美古典音乐放松自己。难得的是,家庭生活里的余光中完全没有大男子主义,也不反对做家务:“平时在家他会洗碗的。”
   
    
 

钱江晚报 
 
余光中成都吟诗向杜甫致敬 


本报记者 裴建林 2005-2-24
  本报成都专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昨日,在著名的成都武侯祠,著名诗人余光中用激动而缓慢的语气朗诵起了杜甫的名诗《蜀相》。作为“2005成都大庙会”的重头戏,一场海峡两岸的诗歌盛会——“千秋蜀汉风·武侯海峡诗歌楹联会”昨日下午在此间举行,著名诗人余光中、洛夫、犁青、舒婷、林莽、李元洛等用诗歌的形式迎接了元宵节的到来。
  昨日的武侯祠充满了诗歌的气息。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各位诗人纷纷登台。洛夫朗诵了《寄鞋》、《因为风的缘故》两首名作;犁青朗诵了《我等你来,你来青春就来——写在梅花绢画上》;林莽朗诵了《秋天在一天天迫近尾声》等名作;著名诗论家、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李元洛则朗诵了余光中的《珍珠项链》和洛夫的《与李贺共饮》……余光中的《乡愁》、舒婷的《致橡树》等名作则被大学生用中英两种语言朗诵。
  在诗歌楹联会上,中学时代曾在四川度过8年时光的余光中为向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致敬,朗诵了他的千秋名篇《蜀相》,并朗诵了《民歌》、《戏李白》等名诗。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西方的情人节刚刚过去就迎来了中国男女共赏花灯的元宵节,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体验一下“月上柳梢头”的东方意境。对于一再被问起的乡愁问题,他笑着用四川话说:“乡愁是永远都解除不了的。我在四川生活了好几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
  面对众多诗友,余光中的老朋友、著名诗人流沙河显得有点激动,他用成都话朗诵了《出师表》的一个片断及余光中的两首早期作品。
  据了解,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等联合举办的“2005成都大庙会”于2月6日开庙,至今已举办了“放飞孔明灯”、“民俗活动表演”、“仿古祭祀”、“传统小吃展销”、“民间工艺品展示”等充满四川特色的活动。
 
  
   余光中的上海 
 
  上海与台湾 
  记者:从1992年首次来大陆访问至今,您大概来了多少次?上海呢?这首大的“还乡”诗的“诗眼”又在哪里? 

  余光中:我大概回大陆近二十次吧,前年就回来过八次。四川诗人流沙河是大陆最早和我联络的朋友,他当时编《星星诗刊》,很巧他本名也姓余。还有湖南评论家李元洛。我1994年去苏州大学开翻译研讨会后第一次来上海,柯灵正主持上海作协,也见到了辛笛。这两个是我读中学时就知道的。余秋雨在台湾我也见过几次(当提到“余光中劝余秋雨停笔三五年 ”的新闻时,老人显得很茫然,显然这又是一条故意断章取义耸人听闻的新闻)。


……   
  
  说说余光中 
 
   应该说,余光中在大陆出现不久,就凝固成了一个文化形象:携一缕乡愁,听一袭冷雨,浅浅海水那边的月下孤影,苍老泪滴。啊,退回唐朝,这分明就是李白的对影三成人,杜甫的凭槛泪泗流。如果仅从这样的文化符号上来读余光中,显然对他是不公平的。
最初,余光中作品传入大陆,也就是诗歌《乡愁》,散文《听听那冷雨》等极有限的几篇。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其鲜明的逆旅异乡的愁思永昼,故园依稀的梦魇,乡愁的文化附庸,越来越像一种工具,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乡愁》,却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或谱曲,或传诵,就不太奇怪了。
……   
  
  《月光光》— 余光中 
 
  
月光光
                             作者:余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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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by  xiangchou 发表于 2006-3-10 12: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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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诗人的幽默 
 
  诗人是语言的魔术师。大诗人的语言,哪怕是事先没有准备,随口说出,也常有“惊艳”的效果。比如余光中便是这样。 

  2002年9月,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来山东。顺手记录了几则不时地从他口中冒出来的幽默。 

  在百年老校济南一中,有学生问,余先生的作品入选教科书,有何感想?先生回答说,这是一个鼓励,让他感到光荣,感到责任重大。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他举例说有次他参加一个婚礼,一位中学生认出了他,脱口说“这个人不是早死了吗?”听讲的学生们哄堂大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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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by  xiangchou 发表于 2006-3-10 1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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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催魂铃(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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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by  xiangchou 发表于 2006-3-10 1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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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文学上的"多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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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by  xiangchou 发表于 2006-3-10 1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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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 
 
  客自大陆来,颇闻大陆事,说有些事情他不很明白,要问问我。他说:“听说近来有什么‘余光中热’,有些人认为很不正常,竟有此种怪热,凭什么呢?”我说:

  哪有什么“余光中热”呢?有之,无非是中国热,中文热。我能散发的这一点点热,不过是中文热的一点余温、余光。我的诗文不过是女娲炼石的余温,夸父追日的余光。我就像一小撮宇宙尘,只有在回归太阳时才反射出彗星的光芒,离开太阳就暗淡了。

  客说:“听说你最近在大陆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争议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来了》,统统抽掉了,有隐瞒读者之嫌,是吗?”我说:

  这种例子很少。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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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by  xiangchou 发表于 2006-3-10 1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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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大战杜正胜 教授批“教长”不懂教育 
 
  
《五十年来台湾女性散文》套书出版,恰巧遇上了这两天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与知名作家余光中为了阅读「文言文」或「台湾文学」的比率隔空喊话,使得昨天麦田出版的新书发表会上,编者陈芳明、张瑞芬两位教授及来宾余光中忙于阐释「台湾文学」的定义,俨然名词解释讨论会。 

  针对杜正胜公开指出余光中等学者提倡增加文言文教材比率是「脑袋还没转过来」的调队想法,余光中说,他们为了抢救国文教育而发声,因为教育部要将文言文教材比率由65%降至45%,依此趋势,广大学子的文言文能力将更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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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by  xiangchou 发表于 2006-3-10 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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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扬余光中 
 
  朋友来电,说有人骂余光中。朋友跟着寄来了相关的资料。5月21日出版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一共有四篇文字,或轻或重,都是攻击余光中的。几位朋友知道我认识余先生三十多年,对他的作品颇有研究,因此都问我对“攻击”一事的意见,报纸的编辑也向我邀稿评论此事。攻击、贬抑余光中,是因为1977年余写了《狼来了》一文,又因为据说,那一年余向台湾的王昇将军“告密”,说台湾小说家陈映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赵稀方的《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一文,是上述《周刊》四篇文字的主力,论的主要就是《狼》和“告密”二者。

  现在我应邀评论赵君《视线》一文,这样下去,可能发展成一场论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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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余光中拔河 

  楊宗翰

台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原刊《創世紀》第142期,2005年3月,頁137-151)

  

一.

「余光中」這三個字,代表著穩定一致的答案,還是更多的困惑與追問?

身為寫作者的余光中,三十年前在〈守夜人〉裡便以「挺著一枝筆」的姿態宣告將「守最後一盞燈∕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事實證明,他到了七十歲生辰還能執筆賦詩,「劇跳的詩心∕自覺才三十加五」,更驚覺歲月越老,繆思竟才二十有七!(〈我的繆斯〉)。僅2003一年,他就出版了《余光中談詩歌》(江西高校版)、《左手的掌紋》(江蘇文藝版)和《飛毯原來是地圖》(香港三聯版),並獲對岸《新京報》與《南方都市報》頒贈「2003年度散文家獎」榮銜。[1]

作為被評論對象的余光中,其「成績」自然也不遑多讓。提倡「余學」[2]最力的黃維樑(1994:4)讚譽余氏「在新詩上的貢獻,有如杜甫之確立律詩;在現代散文的成就,則有韓潮蘇海的集成與開拓」,特為之編選《火浴的鳳凰》與《璀璨的五采筆》厚厚二冊評論集。考其附錄之「文章目錄」,評論、介紹、訪問余光中其文其人,以篇數計竟超過600!華中師範大學2000年時更舉辦盛大的「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從議程安排、論文內容等方面都可看出,余光中實已被尊為「沙田文學」祭酒。這位多產而不濫產的「華年」[3]作家,其數十年如一日持續筆耕的堅持成為評論者心中「文學史上……重要的事件」:

我相信確實是這樣的一個從年少時期就確立文學信仰的詩人,到了向晚時期還是對詩孜孜營求,這就是一項拼命的事業。在詩的迷宮裡,我知道他有過挫折,也有過冒險,最後竟然開闢道路,造成風潮。我認為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仍然可以預見,跨過七十歲之後,他還是會保持旺盛的創造力,還可以有許多作品問世。這不是事件,是什麼?(陳芳明,1998:73)

由前可知,作為一名當代文學創作者,余光中的確成績斐然,一時無兩。但這就是我們要的最終「答案」嗎?殊不知太過穩定的「答案」,可能只是研究者喪失好奇與熱情後的慣性產品。欲糾此弊,唯待後起者能提出更為有力的「問題」。故筆者此文嘗試以「形象」、「評價」、「經典」三者切入、提問,或可視為「重新議題化」余光中其人其詩的一種努力。

首論「形象」。《聯合文學》在余光中七十華誕時策劃過一個「詩的光中」特輯,內有一篇由曾淑美(1998)所撰短文〈對我們而言,余光中……〉。全篇不採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而重印象式描述,直言「余光中有點令我們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道上一代以及下一代的文藝青年們有沒有經歷過我們當時的「錯綜情意結」?我們經常幻想和鄭愁予的浪子談戀愛,陪楊牧學院派地散步,跟著楊澤一起宣稱「我的祖國是一座神秘的廣播電台」,到羅智成的鬼雨書院盡情發表悖論……可是可是,余光中有點令我們不知如何是好,特別是那時我們正熱衷於複習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獻,我的尷尬臉紅,自然是因為閱讀〈狼來了〉之後的副作用。不可以喜歡余光中的詩,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必然選擇。(頁74)

那篇引起軒然大波的〈狼來了〉,始終沒有收入余光中任一本文集。此文發表後對余光中所造成的影響,容後再談。作者曾淑美生於1962年,文中「我們」的所思所言,頗能代表台灣當代「六年級」女詩人對余光中的看法。

余光中先生可能是詩壇上最具備「父的形象」的詩人。他的詩充滿了陽剛特徵:結構穩固、音韻鏗鏘、意象明快,而且意識形態始終與執政黨相互輝映。在余光中的詩裡,我們經歷得到國族之愛、鄉愁之美、愛情的詠歎,在最好的時刻我們看到了承擔與勇氣,可是,我們很少在他的詩裡面經歷叛逆與逃逸,所以,讀他的詩有一種「追隨」的快感,比較缺乏「反思」的樂趣。他的氣質是儒家的、父親的、支配的。(頁74-75)

關於余光中的評論文章汗牛充棟,多長於精品細讀、剖情析采——當然,亦不乏運用(或濫用)理論之作。像前引這段文字能以如此「印象」筆觸勇敢切入最敏感的評價與定位問題者,反倒非常罕見。所謂「詩壇上最具備『父的形象』的詩人」余光中,在我輩這批「七年級」評論者筆下又會是何種形象?除了詩作的陽剛特徵,保守的極右意識型態,儒家、父親與支配的氣質……在在皆「與我心有戚戚焉」外,余光中其人其詩在我輩心中,其實更趨近於「祖」。稱其為「祖」,不是因為年齡或輩份上的差距,而是借自江西詩派「一祖三宗說」裡的「祖」。[4]這裡絲毫沒有要把余氏與杜甫並比之意。事實上,我認為稱余光中「在新詩上的貢獻,有如杜甫之確立律詩」(黃維樑,1994:4),作為贊詞自無不可;視為定論,就多少顯得有些勉強。余氏固然在全盤西化與保舊僵化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詩路,但除熊秉明所論之「三聯句」外,我們很難認同余光中對現代詩有何「創體」或「確立」之功——將此評價移至余氏所撰之現代散文上,或許更為合適。

「祖」當然是個被建構出來(而非自然而生)的尊稱。最早欲尊詩人余光中為「祖」者不在台灣,而在香港。雖然余光中從來未以領袖自居,但他一直都是「余群」、「余派」、「沙田幫」乃至「沙田文學」[5]裡聲譽最隆、成就最高、影響最廣的頭號代表。在台灣,雖鮮聞有自命「余群」、「余派」者,唯經余氏撰文品評後而開始廣受注意的青年詩人,至少有方旗、方莘、方娥真、羅青等。[6]加上他的詩作又被選入中學國文課本,成為人人必讀的基本教材,本地之「余風」顯然未見停歇。當然,就像杜詩之筆法、風格與路數不是習詩者唯一的選擇,余光中也不是我輩唯一的選擇。但在台灣的詩∕文學愛好者中,有誰不知余光中大名?有誰不曾讀過余光中詩文?這跟一個真正的傳統詩愛好者,卻一生不曾讀(或習)老杜詩的機率一樣小之又小!

但別忘了,「祖的形象」也是壓力的來源。余光中的存在,讓我輩深刻自覺到一種晚生(belatedness)的焦慮。這位前行代詩人似乎已把詩創作的一切題材與技巧用盡,更儼然成為「詩傳統」的化身。後起的當代詩人則像一個個具有俄狄浦斯情節(Oedipus Complex)的孩子,總以為自己活在傳統強大的陰影之下,故其所思所想並非在如何繼踵前賢,而是該如何另闢蹊徑。要成為一名「強者詩人」,唯有進入此「詩傳統」中並對之進行修正、位移與重構,[7]方能替自己開闢空間並擺脫晚生的宿命。這就是Harold Bloom著名的「影響焦慮」說(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余光中巨大的「祖的形象」,實為任何一部詩史皆無法輕易略過的景觀。[8]

曾淑美指出,讀余光中的詩「有一種『追隨』的快感,比較缺乏『反思』的樂趣」;其實,我以為閱讀其詩作最直接的快感(或痛感?)無他,就是「焦慮」。後起的當代詩人讀余光中,自然便帶有「創造性校正」的味道。

 

二.

次述「評價」。詩一向是余光中的最愛,多年來他正是憑藉著持續創造、經營與發表詩作,逐步建立起自己在文學史上的偉岸身影。怎料在七0年代後期諸多「非文學」因素影響下,「它」竟有過搖搖欲墜的危機!1977年8月20日,《聯合報‧聯合副刊》登出余氏〈狼來了〉一文,其中引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並斥責「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之不是,逕言「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9]文章刊出後,部分文藝界人士深感恐慌。學者徐復觀(1978:333)便認為〈狼來了〉作者「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與氣氛中會寫作這類文章,其用心和目的恐怕並非一句「余光中反對專橫和極權,反對文學藝術教條化,年前為了貫徹主張,竟發表了頗為意氣用事的言論」[10](黃維樑,1979:10)足以道盡。2004年5、6月間,陳映真在台灣《聯合報》、趙稀方在大陸《中國圖書商報》分別發表〈視線之外的余光中〉與〈懷想胡秋原先生〉嚴詞批判〈狼來了〉,餘波蕩漾,迄今未歇(距余光中發表此文已逾27年)。[11] 

〈狼來了〉事件之後,是「陳鼓應『三評』余光中」所引起的震撼。1977年11月與12月,《中華雜誌》接連刊登〈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義〉、〈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兩文,並迅速結集為《這樣的「詩人」余光中》一書出版。78年,〈三評余光中的詩〉亦發表於《夏潮》第27與28期。作者陳鼓應原任職於台灣大學,後因「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迫離開杏壇。三篇評文一出,文學界人士議論紛紛,支持陳鼓應批判余光中者固然大聲叫好,而反對其論述者亦執筆痛斥陳氏好以偏蓋全、斷章取義,且於詩之修養明顯不足。一時間竟有李瑞騰、黃維樑、司馬文武、吳望堯、寒爵、姚立民、茅倫、郭亦洞、江杏僧、孔無忌、田滇、雷公雨、東方望、陳嘉宗等多位作者參與這場論爭。除了臺、港,連新加坡的《南洋商報》都刊載了相關的評論文章。在政治與資訊重重阻隔下,中國大陸的媒體要遲至九0年代初才開始對「陳鼓應『三評』余光中」一事有所瞭解。[12]持平而論,陳鼓應雖非「詩壇中人」,亦無創作經驗,但誰又能剝奪一名讀者坦率發言與執筆論詩的權力?只要他能在撰文時提出己見,並進而努力論證,其見解與詮釋至少就可「聊備一說」。問題是,他解詩的「視角」實在太過獨特,[13]往往讓筆者難以苟同。譬如被他批評為「色情詩」的〈雙人床〉與〈如果遠方有戰爭〉,我認為是余光中以個人私密情慾對抗國族龐大敘述的反戰力作,陳鼓應(1977:32、33)卻僅憑字面意義就斷言余氏「生命中只有性」、「至於他為何一聞戰鼓,便急於上床,這種『創作動機』恐怕只有待於變態心理學家來給予分析了」更是令人不禁大嘆:這樣的「文學批評」,未免太過輕易!陳氏這三篇評論最大的弊病,正在於嚴重混淆了敘述學中的真實作者與隱含作者之別[14]——這樣的「解詩人」陳鼓應,唉! 

經過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狼來了」與「陳鼓應『三評』」兩事件的衝擊,余光中在詩史∕文學史上的評價多少都受到動搖——這點於青年作家與讀者間最是明顯。例如在《鏡子和影子》、《詩與現實》兩書中對余光中文學成就給予高度肯定的陳芳明,回憶起當時「在報紙上,我捧讀著余光中所寫的〈狼來了〉一文。文中的每字每句不再是召喚,而是一針針的刺痛。我站在三十歲的生命分水嶺,回望成長時期的種種歡愉與苦痛。內心的惆悵遠遠超過了憧憬,我意識到自己即將走向另一個山頭。對於余光中的迷戀,我不能不毅然捨棄」(2001:193)。當時有許多文學青年像陳芳明一樣選擇了「告別余光中」,[15]其中一部份更從此再也沒有回頭。

余光中曾提出一個有趣而嚴肅的問題:誰是大詩人?他認為「文學史該怎麼寫,以及某些次要的問題,例如詩的形式曾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等,都和這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一個大詩人的地位確定後,其他的優秀詩人,便可以在和他相對的關係及比較下,尋求各自的評價,且呈現一種史的透視。一個大詩人的代表性確定後,我們便可以從他的身上,看出他的時代怎樣感受生活,怎樣運用文字,怎樣運用文字去表現那種感受」(1972:71-72)。在這篇〈誰是大詩人?〉中,作者先舉英美現代詩人為例,最後要我們反躬自問:誰,是我們的大詩人?誰是比較有希望的候選人?我們是否已產生了這樣的候選人呢?

或者筆者該這麼問:歷經前述這些論戰烽火與筆墨官司,[16]余光中究竟還是不是「我們的大詩人」?抑或,余氏正如他所批評過的戴望舒,「在絕對的標準上,只是一位二流的次要詩人(minor poet)」(2003:155)?在此不妨援用他自己對「大詩人」的幾項評價標準[17]來逐一檢視。

1.    聲名和榮譽:余光中雖以為這「應該是最不可靠的標準」(1972:73),但恐怕沒有人敢懷疑他在這一項上能否達到「最高標」。別忘了,他是極少數能以「台灣詩人」身份享譽中國大陸者。除了榮獲前述之「2003年度散文家獎」外,2002年福建有「海峽詩會——余光中詩文系列活動」、常州也舉辦了「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誦音樂會」,類似的活動多不勝數。當代華文詩人中享有如此盛名與榮耀者,能有幾人?[18]

2.    產量:在《余光中詩選:1949-1981》中詩人說「迄今我出版過十二本詩集,加上尚未結集的近作,總產量在五百三十首以上」(1981:1),至《余光中詩選(第二卷):1982-1998》出版,十七年間詩人又發表了三百二十首詩。「前後兩本詩選相加,選了整整二百首詩,約為我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稍弱」(1998:1),這樣算來余光中迄今應該已寫作了一千首詩作!加上對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1月印行的九大卷《余光中集》,請問他的產量是多,還是不多?

3.    影響力:若沒有足夠影響力,怎會有「余群」、「余派」乃至「沙田幫」?還有,詩人以為「在普通的情形下,大詩人,尤其是提供創作方法且啟示新感性的大家,一定擁有大量的效顰作者」(1972:74)。證諸台港新馬等地的詩刊與文學性雜誌,或非虛言——畢竟當年多少人都曾那麼的「余光中」啊!

4.    獨創性:高度的originality當然是大詩人的必要條件,但陳鼓應在〈三評余光中的詩〉中卻專闢一節「余光中作品的模傚與因襲」,還洋洋灑灑舉出了九個例子。乍看有理,其實大謬。余氏是欲以妙筆「轉化」(而非抄襲)這九個中、西文原始範例,點鐵成金、奪胎換骨本是常見作詩手法,實不足為怪。不過,詩人也不是每次都能順利推陳出新,至少陳鼓應文中所舉〈孤星〉、〈我向高空射枝箭〉、〈我不再哭泣〉等作(收於早期詩集《藍色的羽毛》與《天國的夜市》)就不怎麼成功。

5.    普遍性:余氏認為「普遍性」可作二解:「第一是雅俗共賞,第二是異地同感,也就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972:75-76)。要論雅俗共賞,余光中自《白玉苦瓜》之後的作品絕對堪稱「標準」。至於異地同感牽涉到翻譯問題(而詩卻是最「抗拒」翻譯的),迄今資料依然極為有限,只知德國學者Detlef Kohn曾以余光中作品研究為題完成其博士論文。

6.    持久性:它當然是「一個相當可靠的標準,時間把傑作愈磨愈亮,把劣作愈磨愈損」。但余氏也指出:「持久性的標準還有一個不便,那就是,不能持之以衡量當代的作者」(頁77-78)。我們無法評估詩人余光中在這一項目所獲得的「成績」,原因在此。

7.    博大性和深度:依據余光中的解釋,「理論上來說,一個大詩人必然具備充分的博大性和深度,但此兩者在一個大詩人身上組合的比例,可以因人而異。」博大性指「詩人對人生的接觸面,包括他在生活上吸收,感受,容納的廣度」;深度則是指詩人「在這樣的範圍內對人生作過什麼程度的思考因而達到什麼程度的瞭解」(頁78)。若要討論博大性(廣度)及深度在詩人余光中身上「組合的比例」,我們會發現他與T. S. Eliot、R. M. Rilke等偏向深度的西方現代主義作家有別,也跟台灣島上與他同一世代的多數詩人殊異。同樣經過現代主義洗禮,余光中卻顯然沒有部分現代詩人「由於和社會比較隔絕,大半傾向深度的開掘」這類「問題」。關鍵在於:他成功地以批判性的接受態度改造了現代主義,[19]從而避開深而不廣的陷阱與限制。

8.    超越性:所謂超越,第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老師」,即詩人最初模仿、學習的對象,第二則是要超越自己。眾所周知,余光中早期詩作有濃厚的「新月」風味,他自己也把「新月」派詩人視為可「承」之「先」(1970:154)。現在呢?徐志摩的詩作無論在質或量上,顯然都無法與今日的余光中並肩。最大的困難,其實是超越自己。余光中詩風屢變、技巧多姿,但自1985年詩人移居高雄後,雖然寫出了不少深具社會意識與介入精神的作品(如〈控訴一枝煙囪〉),對親情與愛情亦多所著墨(如〈三生石〉、〈抱孫〉),只是此後諸詩作的風格、技巧、意象皆趨於穩固,多重複而少超越。近作《高樓對海》(2000)便是顯著的例子。今日閱讀余光中,我們的「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已越來越難有所改變、修正或重構。

 

三.

三評「經典」。1999年初,由行政院文建會(國家文藝指導單位)主辦、聯合報副刊(主流文藝傳媒)承辦的「台灣文學經典」評選結果揭曉,余光中以「香港時期」出版的第一部詩集《與永恆拔河》入選。這三十本「以台灣為中心的文學經典」(陳義芝編,1999:5)名單與隨後舉辦的研討會,在文學界與各大、小媒體間都引起許多激烈的討論,從經典性、編選機制、文學史該採「加法」還是「減法」……一直延伸到檢驗統獨立場、發言位置,堪稱上世紀末台灣文壇最豪華、盛大的一次集體演出。[20]然而,誠如論者所言:「尋索『台灣文學』的公約數,認真地展開『台灣文學』定義與立場的討論,是這次研討會的一大收穫」(陳義芝語,同上頁)、「這次『台灣文學經典事件』最大的收穫應該是那場研討會與論文集的誕生吧?沒有那場研討會,人們不會知道台灣文學界對『經典』與『典律形成』(canon formation)的焦慮竟如此之深;論文集的出版,除了可收穫幾篇導讀性質的評論外,最可貴處還是保留了講評者對這份經典名單的不同意見」(楊宗翰主編,2002:16)。相關的討論當然還可以再延伸下去,不過在此我們更好奇的是:為什麼是《與永恆拔河》?為什麼不是(或沒有)余光中的散文?甚至連余氏自己在接受訪問時都有一樣的困惑:「《與永恆拔河》不一定是我的代表作,嚴格說起來,《白玉苦瓜》也許才稱得上是」、「如果《與永恆拔河》可以入選,我想我的散文起碼也可入選」(陳義芝編,1999:238-239)。

黃維樑(2004:114)曾指出余氏一人同時手握「璀璨的五采筆」:以紫色筆寫詩,以金色筆寫散文,以黑色筆寫評論,以紅色筆編輯,以藍色筆翻譯。若要強迫余光中自行比較金、紫兩色筆孰強孰弱,想必他得頭疼上好一陣子才會有答案。不少人(包括筆者)都以為余氏在散文上的成就大過於詩,只是「詩人余光中」大概不會同意這種說法吧?至少我們必須嚴正地指出:余光中散文作品未能入選「台灣文學經典」之列,絕對是這次活動的一大遺憾。這個遺憾的發生其實頗為離奇。在「台灣文學經典」初選時,67位票選委員有32位投給了余光中《逍遙遊》,得票數高居散文類第二,僅次於梁實秋《雅舍小品》(47票)。後來成為三十本「經典」之一的散文類作品及其得票數分別為:陳之藩《劍河倒影》(29票)、楊牧《搜索者》(28 票)、王鼎鈞《開放的人生》(27票)、陳冠學《田園之秋》(23票)、簡媜《女兒紅》(19票)、琦君《煙愁》(16票)。試比較一下初、決選結果,該說7位決選委員對散文的品味比較「特殊」嗎?可惜大家更在意張愛玲小說集是否能作為「『台灣文學』經典」,反而忽略了該替曾在現代散文領域獨領一時風騷的余光中申訴。

余氏「香港時期」作品《與永恆拔河》既被標舉為「台灣文學經典」,試問「香港時期」在他的創作歷程中有何特殊之處?《與永恆拔河》之於「香港時期」呢?1974年余氏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擔任該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離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灣師範大學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這十年的「香港時期」實為詩人「一生裡最安定最自在的時期……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學生命裡佔的比重也極大」(余光中,1985:11)。考察以下四位研究者對余詩的分期(黃維樑,2004:154-155)後,我們不難發現「香港時期」在詩人的創作歷程中確實佔有承先啟後的地位:

1.劉裘蒂〈論余光中詩風的演變〉(1986年撰):最早的格律詩時期(1949-1956);現代化的醞釀期(1957-1958);留美的現代化時期(1958-1959);虛無時期(1960-1961);新古典主義時期(1961-1963);走回近代中國時期(1965-1969);樸素的民謠風格時期(1970-1974);歷史文化的探索時期(1974-1981)

2.黃坤堯(1996年撰):第一期為格律詩階段(1955以前);第二期為西化階段(1955-1960);第三期為重認傳統和民族探索的階段(1961-1974);第四期為藉香港經驗擺脫傳統文化束縛,重塑自我的階段(1974-1985);第五期為藉高雄的野性回歸自然,面向世界,追尋更廣泛的不朽意義(1985迄今)

3.錢學武〈余光中詩題材研究〉(1997年撰):台灣第一期(1948-1958);美國第一期(1958-1959);台灣第二期(1959-1964);美國第二期(1964-1966);台灣第三期(1966-1974);香港時期(1974-1985);台灣第四期(1985迄今)

4.黃維樑〈情采繁富,詩心永春〉(1998年撰):新月餘韻、現代先聲、古典新趣(1950-1964);家國情懷、民歌風味、詩人地位(1964-1974);兩岸三地、古今六合、千彙萬狀(1974-1985);社會意識、南部風物、永春詩心(1985迄今)

就量而計,詩人在「香港時期」間共得詩近200首,分別結集為《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紫荊賦》三書。自處女詩集《舟子的悲歌》以降,余氏14本詩集共收錄了598首作品,而「香港時期」就佔了三分之一,比例不可謂不大。以質而論,詩人於文革末期抵達香港這「借來的時間,租來的土地」(余光中,1979:202),於此矛盾對立之處時時北望而東顧,因為香港「地理上,和大陸的母體似相連又似隔絕,和台灣似遠阻又似近鄰,同時和世界各國的交流又十分頻繁」,而「新環境對於一位作家恆是挑戰,詩,其實是不斷應戰的內心記錄」。面對時局與環境的改易,詩人感慨自深,加上沙田麗景的江山之助,詩風與題材遂又見新變。四川詩人、詩評家流沙河在〈詩人余光中的香港時期〉中更大膽斷言:「據我看來,余光中是在九龍半島上最後完成龍門一躍,成為中國當代大詩人的」(黃維樑編,1994:135)。[21]

檢視詩人香港十年間的詩創作,我們會發現這是一趟由「寄居」到「安居」的逐步認同過程。相較於初期對此地明顯的譏諷批判與邊緣定位(如《與永恆拔河》收錄的〈唐馬〉及〈九廣鐵路〉、〈北望〉),詩人離開香港前所寫的詩篇如〈紫荊賦〉、〈東京上空的心情〉、〈老來無情〉、〈別香港〉(皆收於《紫荊賦》)卻滿溢著不忍惜別的眷眷之心,讀來令人動容。「香港時期」另一值得注意處,為余光中對開闢新的寫作題材[22]之自覺:

近年論者評我的詩,頗有幾位指出,憂國懷鄉的主題不宜一再重複,以免淪於陳腔。這勸告是對的,任何主題原經不起再三抒寫,而能否刷新題材,另拓視野,也往往成為詩人的一大考驗。不過問題並不如此簡單:相同的主題可用不同的手法來表現,正如相同的手法可用以表現不同的主題。……

《與永恆拔河》所以按主題分輯,也有意顯示,我在憂國懷鄉之外,也嘗試了一些新的主題:例如第二、第四、第五、第六諸輯所處理的事物,便不限於鄉國之思的時空格局,尤其是第六輯裡的那些詩,幾乎每一首的主題都不同。(1979:203-204)

余詩發展至《隔水觀音》時,「直抒鄉愁國難的作品」減少許多,取而代之的是「對歷史、文化的探索」(1983:176-177),書中〈湘逝——杜甫歿前舟中獨白〉、〈夜讀東坡〉、〈戲李白〉、〈尋李白〉、〈念李白〉、〈刺秦王〉等作都是顯例。

回頭檢視這一部「經典」詩集《與永恆拔河》,我們會發現書中多數作品其實不脫三大題材:一為懷鄉、二為詠物、三為述志。可是,這三大題材在前一部詩集《白玉苦瓜》中早已出現並頗見成績——試將《與》書中〈北望〉、〈水晶牢〉、〈獨白〉三作和《白》書中〈鄉愁〉、〈白玉苦瓜〉、〈守夜人〉略作比較,即可知筆者所言不虛。就此點而觀,《與》比較像是《白》的延伸。換言之,對《與永恆拔河》的超越性何在,我其實頗有疑問。何況作為一部「經典」詩集,《與》中竟有部分作品語言隨便、詩質鬆散且流於過多的言詮,[23]如〈國旗〉、〈撐竿跳選手〉等皆是如此。將它們和前作《白玉苦瓜》、《在冷戰的年代》所錄作品並列,高下優劣立判。[24]最後,不可不提這本「現代詩集」《與永恆拔河》中的現代因素與對現代世界的反應竟異常薄弱與匱缺,香港評論家葉輝(2001:216)下面這段尖銳的批評顯然不是沒有道理:

余光中在追求戰勝未來(永恆)和精神上承接古典的同時,「現代」的因素恐怕比較薄弱,詩中物品名目有陌生化的企圖,如手錶稱作「水晶牢」、通電話稱作「貼耳書」、摩托車稱作「超馬」,反而給現代事物渲染了古典情緒,隨著嫻熟的格律習套,變得精緻化和工藝化起來了。

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未來(永恆)的追求與過去(古典)的眷戀,相信還可以用詩整理我們所置身的壓縮變形的空間和高頻率的時間節奏,面對而不是逃避我們所處身的現代世界,那麼,我們不可能滿足於任何語言上的、思考上的習套——即使是唐詩宋詞那麼完整的習套。也許,只有跳出習套,才可以較全面的從習套中作出取捨,從而建立起自己與身處的現代世界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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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Bloom, Harold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北京:三聯,1989。

余光中。《天國的夜市》。台北:三民,1970,二版。

——。《望鄉的牧神》。台北:純文學,1972,五版。

——。《白玉苦瓜》。台北:大地,1974。

——。〈狼來了〉。《聯合報‧聯合副刊》,1977年8月20日。

——。《與永恆拔河》。台北:洪範,1979。

——。《余光中詩選:1949-1981》。台北:洪範,1981。

——。《隔水觀音》。台北:洪範,1983。

——。《春來半島——余光中香港十年詩文選》。香港:香江,1985。

——。《紫荊賦》。台北:洪範,1986。

——。《余光中詩選(第二卷):1982-1998》。台北:洪範,1998。

——。《高樓對海》。台北:九歌,2000。

——。《余光中談詩歌》。南昌:江西高校,2003。

——。〈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羊城晚報‧花地》,2004年9月11日。

徐復觀。〈評台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編者自印,1978,頁332-333。

郭楓。《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3。

陳芳明。《風中蘆葦》。台北,聯合文學:1998。

——。〈詩的光澤〉。《聯合文學》14.12(1998年10月):71-73。

——。《深山夜讀》。台北:聯合文學,2001。

——。〈余光中的現代主義精神——從《在冷戰的年代》到《與永恆拔河》〉。《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頁197-218。

陳映真。〈懷想胡秋原先生〉。《聯合報‧聯合副刊》,2004年6月21日。

陳義芝(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1999。

陳鼓應。《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台北:大漢,1977。

曾淑美。〈對我們而言,余光中……〉。《聯合文學》14.12(1998年10月):74-76。

黃曼君、黃永林(主編)。《火浴的鳳凰,恆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2002。

黃維樑(編)。《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台北:純文學,1979。

——(編)。《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1979-1993)》。台北:九歌,1994。

——。《文化英雄拜會記——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與生活》。台北:九歌,2004。

楊玉成。〈文本、誤讀、影響的焦慮——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頁329-428。

楊宗翰(主編)。《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台北縣永和市:富春,2002。

葉輝。《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香港:青文,2001。

趙稀方。〈視線之外的余光中〉。《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4年5月21日。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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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兩報合辦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第二屆得主除余光中(散文)外尚有韓東(小說)、王小妮(詩)、王堯(文學評論)、莫言(傑出成就)與須一瓜(最具潛力新人)。

[2] 「余學」一詞,是1979年《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出版後,由詩人戴天創用的。見黃維樑,2004:220。

[3] 黃維樑(2004:249、253)教授曾苦心論述「少年青年壯年中年華年裕年說」,以五十至八十歲為「華年」,八十歲以上為「裕年」,不設「老年」。「華」是白髮華髮之華,也是華美之華;「裕」則是餘裕之裕,為上蒼額外的賜予。

[4] 「江西詩派」一名始於北宋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等二十五人「以為法嗣」(其實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江西人)。到了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一祖三宗」之說,視杜甫為此派祖師,而把黃庭堅、陳師道和陳與義算作三大宗師。

[5] 學界曾對「沙田幫」、「沙田派」、「沙田文學」的說法是否能夠成立有過論爭,如古遠清〈蹊徑獨闢,和而不同〉、劉登翰〈余光中‧香港‧沙田文學〉、喻大翔〈沙田派簡論〉等文。請參見黃曼君、黃永林主編,2002:33-68。

[6] 共通點為:這些青年詩人們「第一本詩集」最重要的評論或序言,皆為余光中所撰。如〈

玻璃迷宮〉(方旗)、〈震耳欲聾的寂靜〉(方莘)、〈樓高燈亦愁〉(方娥真)、〈新現代詩的起點〉(羅青)等。

[7] Bloom(1989: 13-15)從強者詩人的生命循環中追蹤出下列六種「修正比」(即一個詩人如何偏離另一個詩人的方式):Clinamen(誤讀或偏移)、Tessera(續完和對偶)、Kenosis(打碎與斷裂)、Daemonization(魔鬼附身)、Askesis(自我淨化)、Apophrades(死者回歸)。

[8] 巧合的是:杜甫其人其詩對江西詩派而言,實亦成為強大的「影響焦慮」。楊玉成(2002)就借多起「杜甫夢」為例,說明杜甫一方面成為宋人最大的偶像與經典(等同於「道之文」),一方面也成為最大的夢魘與揮之不去的陰影。宋人借「出處」建構家系神話,過程卻充滿失憶、誤讀、改寫、影響的焦慮,最後倒果為因將古人解釋為自己不成熟的前驅。江西詩派的地位因此而確立,卻同時埋下了自我解構的因素。

[9] 有論者認為,這裡的「抓頭」是「要求政府情治單位抓人」(郭楓,2003:189)。

[10] 作為「余學」首倡人與最重要的研究者,黃維樑教授對「斷章取義、歪曲原意」的「惡評」自是相當不滿。《火浴的鳳凰》、《璀璨的五采筆》二書中「評價、介紹、訪問余光中的文章目錄」皆未收錄與〈狼來了〉有關之評論,是編者已認定這些文章全數都是「斷章取義、歪曲原意」的「惡評」?還是特意為余光中「隱『惡』揚善」?

[11] 2004年5月21日出版的《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一次刊出四篇批評余氏的文章,其中尤以趙稀方〈視線之外的余光中〉最具「殺傷力」,也引起了最多的討論(媒體甚至逕稱之為「余光中事件」)。趙稀方此文原為《中華讀書報》約稿,該報在完成排版後又兩次撤下,最後終於決定不便發表。9月11日的《羊城晚報‧花地》則同時刊出余光中對此「事件」的首次回應〈向歷史自首?〉、黃維樑〈抑揚余光中〉及趙稀方對黃維樑此文之回應,余氏在文中表示:他在香港寫〈狼來了〉「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

[12] 如廣州《華夏詩報》1991年才在討論「一尊『偶像』轟然自行崩塌」、「陳鼓應領隊批判余光中」。

[13] 陳鼓應解現代詩其實頗類於顏元叔解古典詩,兩人視角之「獨到」,常讓筆者有啼笑皆非之嘆。

[14] 在敘述學中,所謂「作者」分為「真實作者」(現實生活中的作者)與「書寫作者」(從事書寫行為的作者)兩類,而後者可再細析出「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編撰作者」(dramatized author)、「編撰敘述者」(dramatized narrator)。「隱含作者」指以各種題材、形式、意義在系列文本中出現的作者,其不斷向讀者展示出一連串相關的個人特質,以形成敘述之風格。

[15] 陳芳明最早發表的回憶文章是〈交錯〉,1985年9月初刊於《台灣文藝》第96期。文中指責余光中在1977年「寫了一篇短文,對台灣現實主義的作家做了許多不恰當的指控,這是我感到震驚異常,也使我陷於疑惑的深淵。他的詩沒有對台灣的不公不義發出抗議,我寧可認為他是以沉默來表示他的態度。魯迅說過,最大的輕蔑便是一語不發,而且臉也不別過去。對於他的無語,我也作如是觀。可是,當一場論戰的波濤來時,他選擇站在有力者的一邊,而且是那樣的毫不遲疑。這對我不僅是一個震撼,甚至也使我在其他朋友面前極為難堪」(1998:174)。請注意那句「他選擇站在有力者的一邊,而且是那樣的毫不遲疑」——就是基於這個理由,多少作、讀者選擇了「告別余光中」!

[16] 余氏〈評戴望舒的詩〉、〈論朱自清的散文〉對戴、朱二人作品與成就多所批評,九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發表後引起不少爭議,甚至招來譏諷與辱罵。

[17] 筆者根據的評價標準,借自〈誰是大詩人?〉。余光中另有一篇〈大詩人的條件〉,採W. H. Auden為《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所撰序言的看法,對「大詩人」提出了五項條件:多產、廣度、深度、技巧、蛻變(2003:45)。

[18] 除了享有盛名外,余光中在大陸的讀者數量才真是驚人。對岸的文學愛好者,誰不知這位「台灣詩人」寫過那首廣被傳誦的〈鄉愁〉?198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編高中第四冊語文課本時,也選了余光中詩作〈蟋蟀吟〉為教材。十幾年過去了,迄今讀過此詩的學生何止千萬!

[19] 關於「改造現代主義」這點,請參見陳芳明(2002)在〈余光中的現代主義精神〉一文中深具說服力的討論。

[20] 可惜這些討論一直缺乏30歲以下年輕一輩的聲音。有鑑於此,筆者曾以「台灣文學經典再辯」為主題,邀請了多位不同領域、不同專長、運用不同學術研究方法的碩、博士班學生撰文暢所欲言,並於2002年1月結集為《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一書面世。

[21] 此一說法當然見仁見智。筆者倒認為劉登翰(1997:457)對余氏「香港時期」創作之「失」的判斷更有見地,也更準確:「相對說來,除了對於沙田居周圍自然景物的描寫,香港作為一座現代化的國際性大都市,則基本上未曾進入余光中的詩歌視野,因此對於香港在形成自己獨立的具有都市文化特徵的詩歌品格上,余光中的貢獻尚還有限。」

[22] 評論大家如余光中有時也不免會犯些小錯,如下引文對題材(subject-matter)與主題(theme)的混用便很值得商榷。

[23] 在《隔水觀音》「後記」裡,余光中嘗謂:「在語言上,我漸漸不像以前那麼刻意去鍊字鍛句,而趨於任其自然」(1983:178)。殊不知「自然」與「放任」,一直都是最要好的對門鄰居。

[24] 質疑《與》書「經典性」之餘,我更感興趣的是:「經典」與「文學史書寫」間的關係。「文學經典」貌似崇高、神聖且不容侵犯,其實不然。它們都是社會文化關係脈絡中持續性、大規模鬥爭(struggle)下的倖存者,而且類似的鬥爭絕不會有停止的一日——穩定不是其「本質」;變動才是。影響這一場場鬥爭結果的因素繁多,決定各「經典」地位升降的機制也很複雜,但至少我們應該明瞭:追蹤、記載與反思一部部「經典作品集」鬥爭及升降的歷程,不也是「文學史書寫」的一種可能?換個角度想,為什麼寫作詩史∕文學史就一定得從「個別作家」整體成就的評述著手?為何不能改以「經典作品集」的文本分析與延伸討論為重心?這樣做的好處之一,在於回歸新批評(New Criticism)對文本細讀精神的極度重視;卻又入而能出,不自限於「文本之內」,可外擴至諸「經典」鬥爭及升降之歷程——有識者應可體會我欲統合文本閱讀(textual reading)與脈胳閱讀(contextualized reading)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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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经典》三年难产   
 
    文章作者:海峡消费报 
    文章来源:海峡消费报 
      
  ■本版撰文 见习记者 林长生
    等你, 在雨中, 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 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 在雨中
    ……
    作为台湾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余光中的诗作曾经风靡两岸三地,影响了不止一代人。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乡愁》,这首《等你,在雨中》也是他最为著名的诗作之一。
    福建省某出版社推出的一本名为《余光中经典》的图文诗集下个月终于将与读者见面了。据了解,这本诗集的内容以“乡情”、“爱情”等“七情”连缀而成,所有诗歌由北京大学谢冕教授选编并作序。
销售难仍是一大隐忧
    说起这本即将面市的书,余光中先生在电话中用了“曲折”一词来形容整个过程。2003年9月,余光中来福州参加“海峡诗会”活动时,出版社编辑吴先生与他开始讨论出书事宜。后来吴先生去了北京,由另一姓唐的编辑操作此事。一年多前,出版社打算赶在书展前出书,余先生也很配合地提供了图片,校对了诗稿,但由于种种原因,诗集的出版仍然延迟至今。
    “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这是梁实秋先生的经典评价。但是,在这样一个浅阅读时代,即便是名家,也难免寂寞。在《余光中经典》的序言中,谢冕教授提说:“从道理上讲,余光中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应当是不愁销售的。但现今市场竞争激烈,也是不可轻率处之的。”在连出版界专业人士都试不出市场深浅的今天,这种担忧也是在所难免的。
余光中无缘福州签售
    8月27日早上11时,记者致电在台湾家中的余光中先生,得知9月1日他将应南昌文化局和北京现代文学馆邀请到滕王阁,然后再前往成都杜甫草堂,同行的有台湾小说家陈若曦,而诗歌朗诵活动中将有流沙河等人。让福建读者失望的是,余先生告诉记者,他此次的行程中并无到福州签名售书的安排。
    说起来,两岸诗歌消费的黄金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现在的读者更专业化和小众化。对于为什么读诗的人少了,余先生认为是“诗人本身没有把诗写好”,他反问道:“唐诗宋词在今天仍然受欢迎。难道李白等人还需要插图、CD等赠品帮忙促销吗?”
 
书店难觅经典诗人芳踪
    在福州绿洲书店里,记者看到近期最火的书是易中天的《品三国》,其他的不是娱乐类书,就是商业类和时尚类的书。几家书店走下来,情况大同小异,大型书店无非多了些实用的专业书,其中以英语、法律、公务员考试一类的参考书居多,而印象中的经典名著,尤其是赫赫有名的诗人的诗集却难觅踪影。
    而一说到诗集,一位喜欢读书的朋友是头摇了再摇:“哪怕有,也是不买的。”他表示,写诗的顾城、海子都死了,在海外流浪了那么多年的北岛也只出了散文集《失败之书》和《玫瑰之书》。而在他们之前的诗,该读的、能读的几乎都看得差不多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读诗的和写诗的人都越来越少。
    “《余光中经典》,这样的书你买吗?”当记者问福建师大一个据说饱读诗书的女生时,她很肯定地说:“不买。”原因是,那离生活太远了。
“诗歌已经不是消费品”
    文学已经不再热闹,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除非作者愿意自费,难得有出版社愿意冒险出小说和诗歌类的书。福建的文学创作一向以散文著称,而这方面的书也大不如前,即使冒险出了,销路也成问题,更别提诗歌了。在《余光中经典》这本诗集的出版研讨过程中,虽然一部分人因为“余光中”和“经典”二词而相当乐观,但该书的一再推迟出版,也让不少人持谨慎态度。
    在福建某教育刊物当编辑的诗人林茶居表示,余光中和舒婷已经算是目前诗人中名气最响的人了,虽然这种名气是受益于他们的诗作(《乡愁》和《致橡树》)能够入选学校教材。他认为,《余光中经典》一书走学校路线可能好些,“至少,在文学圈子不会受欢迎”。他告诉记者,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诗歌已经不是消费品”,虽然能坚持写诗的是还有那么一些人,但一般也就是印几百本送送朋友,互相交流一下而已。  

台中山大学教授余光中高兴自己的诗被温家宝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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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0日16:14 新华网 
 
  新华网台北12月10日电(记者范丽青)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时说,台湾“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我们最大的乡愁,最大的国殇”。岛内媒体因这番话引自台湾中山大学教授余光中的著名诗句《乡愁》,而争相采访余光中,一些政治人物则纷纷对此事。

  余光中在数月前曾第一次返回他阔别了40多年的福建永春故乡探亲访问,日前也刚刚  
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当他被台湾媒体告知温家宝的谈话内容时,第一反应是:这首诗在大陆比在台湾有名,因为这是我对那片土地的怀念。本已流传甚广的《乡愁》这首诗,因为被温家宝总理所引用,而在海峡两岸、海外华人社会流传得更广了。

  余光中生于福建,长于台湾,1971年自美国学成返台时,离开祖国大陆已21年,眼看返回故乡遥不可得,一口气写下《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以乡愁为主题的诗作。3首诗完成后立即得到台湾文艺界的青睐,校园歌手罗大佑、杨弦等人还将《乡愁四韵》编成歌曲传唱。余光中说,《乡愁》最红的一次,应该是199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出的改编歌曲。“我不晓得是谁改编的,不过别人告诉我有好几亿人都听见了。”

  《乡愁》的原文是:“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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