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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
1. 中共中央十-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也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最’左’的是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
本网附言： 现在，已组成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正为全民小康生活水平和建设政治文明而努力。真实地回顾文革乱世历史，以史为戒、珍惜现在繁荣局面，这是本书作者郑光路最写作此书的目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部分节选)》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
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 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 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 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 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份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 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 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 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份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 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份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 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 ，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份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 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宗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份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2.中共《求是》网络版06.5.社论：《重温“文革”历史教训》
来源：Permanent link | comment | wgbwg | 纪念 2006 求是 总结 |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605250484.htm
2006-05-25 15:48:14 求是网络版 秋石
40年前，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生严重曲折，这就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是历史的明判，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结论。
如今，我们党和人民已经远远地走出了这段历史的阴影，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着新的历史。面对新阶段新任务，牢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重温党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结论，回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的伟大实践，对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方向，坚定信念，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我们党和国家向何处去？这是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一种主张是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另一种主张是借否定“文化大革命”之机，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驾驭复杂局面、端正历史航向的超凡能力。
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拉开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序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对“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纠正。一是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障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同年9月，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二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同志平反，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而且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合乎时世、顺乎潮流，深得民心、深孚众望。正是经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的艰苦努力，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逐渐统一，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条件日趋成熟，于是顺理成章地诞生了《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可以说，在十年内乱、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决议》就不可能诞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得到全面清理，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局面就不会出现。
邓小平同志在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始终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党的历史，始终坚决地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9年3月，针对从右的方面来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斩钉截铁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针对由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他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倾注了深沉的关切和极大的心血。他谆谆嘱咐有关同志：一定“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可以说，面对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要丧失根本，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要半途而废，中华民族就必然要陷入黑暗的深渊。
二
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因为历史与今天和未来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只有正确地把握历史，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在，拥有光明的未来。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上回头望去，我们深切地感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
正是因为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邓小平理论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发轫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
从正确总结历史的起点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形成了搞建设、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从正确总结历史的起点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执政能力大大增强；党的基本理论在坚持和发展中更加丰富、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正是从正确总结历史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看吧！社会生产力从来没有这样气势磅礴地迸发，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活跃和兴旺，整个国家的面貌从来没有这样生机勃勃、蒸蒸日上。28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居世界前列，中国内地全球竞争力排名迅速提升，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8年来，我们坚持全面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28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果，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有较大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而今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愈来愈成为社会思想舆论中的激越昂扬的主旋律。
伟大的改革，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其对历史的正确结论，正确地选择了未来；以其对未来的正确选择，创造了新的历史；以其创造的新的历史，正在迎接更大的辉煌。我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总结历史的伟大意义，将会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充满魅力地展现。
三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和衷共济地忘我奋斗。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的创造。
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总结历史，就是要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从来不以自己的得失荣辱为怀，而是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正是因为他秉持公心，所以能出以公道，既以大无畏的气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以坚定的意志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维护我们党的历史，维护四项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难免要出现种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像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以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改革开放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真正认识到，维护这个大局，就是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
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总结历史，就是要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着眼未来的高远眼界。为什么要总结历史？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些精辟论断，字字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是我们总结历史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正确地总结历史、稳妥地把握现在、积极地开辟未来，这就是结论，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的结论！
（编辑：林琳）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了斗志，增强了信心，加强了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本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够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淫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本网推荐：《详读“宜粗不宜细”，我学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心得》
详读“宜粗不宜细”——
我学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心得
章立凡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他对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如果没有对从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深刻反思，就不可能形成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邓小平理论，这就不能不对他所经历的历史背景作科学的研究。
近年有一种倾向：以小平同志讲过“宜粗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由，对涉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层层设防；查阅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历史档案，据说也会有行政级别和政治面目的限制，与“儿童不宜”的规定相似，这就不免令人时常陷入某种困惑。
一 “宜粗不宜细”是针对特定任务讲的
带着问题学习革命领袖的教导，一定要学原著，这是大家早就懂得的。找来邓小平著作一学习，就真相大白了。
仅就我所见，有关“宜粗不宜细”的原话，主要有四段。一是1978年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上，首次提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１
二是1979年9月1日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
“历史公案，不要匆忙去搞，那时有那时的条件。如对台湾的统一战线，那时就提不出来。和平统一是中美建交后才提出来的，以前双方都打炮。那时的统一战线问题要按照那时的情况、条件去检查，不要急，晚两年回答怕什么?你们提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想法好，现在应更多地解决现在的问题。”２
三是1980年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过：
“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３
四是同年3月19日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４
第一段话是主张从大局出发，抓紧时间对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不搞“非毛化”，肯定“反右”的必要性，承认有“扩大化”。后来起草《决议》，也基本上是按照他这次讲话的要点为基调。第二段话是针对统战工作的历史评价说的。过去提出的方针政策，已不适于变化了的形势，因此主张对过去的方针政策“要按照那时的情况、条件去检查”，而“现在应更多地解决现在的问题”。
后两段话是在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之际，针对总的历史问题和起草《决议》的特定任务讲的。《决议》本拟写两万五千字，完稿时连同标点在内，总共34，086字，要以这样的篇幅高度概括总结1949-1980年的三十一年间的若干（不是全部）历史问题，并在全党取得共识，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快刀斩乱麻。邓小平完全清楚：“宜粗不宜细”不适合“具体的案子”，虽然起草工作中“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结束”，但“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他把这种议论限定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同时也意识到“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
这四段话总的思想是大处着眼，不纠缠历史旧帐，着重解决现实问题。因为当时历史公案堆积如山，一时难于清理，只能先“弄清大是大非”。但他并没有拒绝科学地分析历史，总结错误的教训，更不是给当世或后代的学者留下框框和禁区。
二 提出“宜粗不宜细”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宜粗不宜细”的操作性理论观点，需要放在当时的复杂历史背景下作分析。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和蒙昧主义，以及两个“凡是”的束缚，如何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引导中国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将工作重点转移的经济建设上来，成为邓小平思考的首要问题。
通过“真理标准”的问题大讨论，终止了两个“凡是”。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提出将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要告别社会现实的政治创痛，就必须对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的历史作出客观评价。围绕着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上。
为回答这些问题，统一思想，自1979年11月起，中共中央便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对于决议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总的要求以及写作方法，谈了三条指导性的意见：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向前看。他指出：“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５
同年8月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邓小平提出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６
在同年10月4000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稿的20天讨论中，有人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干脆不要写；有人认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要严重；有人提出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说来说去说到底，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品质不好；也有人说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人负责。针对这些看法，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的谈话中说：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７
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他提出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从政治全局上来考虑的。这也是他作为大政治家和中国执政党领导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提出“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决议》中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而言。
当时负责《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曾说过：“要考虑到党内有各种感情，各种要求，要找到这中间的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基础上来说话，使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８这段话，可视为对“宜粗不宜细”的一种诠释。
三 邓小平设立过历史禁区吗？
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主张，在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这个主张是否等于设立了历史禁区？答案是否定的。
早在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当时中宣部负责人谈话时，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同年8月19日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10月3日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又提出：“现在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９
这些话既是针对现实问题的，也是针对历史问题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设立禁区的主张，也被他应用到《决议》的起草工作中。
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工作的谈话，前后有十七八次，显然是很过细的。他虽然提倡“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对“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不“向后看”。他认为“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并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１０。他提到的主要错误，包括大跃进、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1963－64年的两个文艺批示、1964－65年间在“四清”中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等等。而且这些错误，显然都是不利于“团结一致”的。
邓小平在指出有些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又指出其他领导人的责任: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１１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还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惟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１２
根据邓小平上述表态，不仅毛泽东的错误可以讲，其他领导包括他本人的错误也都可以讲。非但“文革“不是禁区，“反右”、“大跃进”等历史问题也都没有禁区。
一提过去的种种错误，马上会有人抡起“反对抹黑”的棍子挥舞，但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他的原话是：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１３
且不论历史有没有党性、党史能否替代当代史，“抹黑”系指“违背历史事实”的“写过头”情况，则是显而易见的。抹上去的“黑”，与毛泽东客观存在的历史错误是两回事。对错误“毫不含糊”、“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决不等于“抹黑”，更不是不许讲真话。
邓小平还毫不含糊地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是制度问题，并剀切分析了导致“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若干制度弊端：“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１４
“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１５
邓小平总结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１６并小心翼翼地将毛泽东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他对历史人物毛泽东的解析原则，显然不是“宜粗不宜细”。
“宜粗不宜细”地对某些历史问题作出高度概括的结论，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历史问题积重难清的特定背景下的特殊过滤方法。而这些历史问题的产生，恰恰是长期禁锢思想、压制民主，拒绝梳理历史情结的恶果。起草并通过《决议》，目的就在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
四 “宜粗不宜细”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吗？
正如邓小平所说，《决议》是从政治上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政治框架，有具体的针对性以及现实上的可操作性。它既不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也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范畴，更不是历史研究的普遍规律。历史既然是科学，就不可能是“宜粗不宜细”的。这就有必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加以正本清源。
邓小平主张：“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１７历史的科学属性决定——必须严肃细致地向后看，才能高瞻远瞩地向前看。秉笔直书不仅是传统史德，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反，“为尊者讳”就不是实事求是。历史研究的分析方法从来都不是“宜粗不宜细”，而只能是邓小平所主张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对于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分析错误的原则:
“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１８
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不可能是“宜粗不宜细”，有别于党政领导“讨论当前工作”时
“议论过去”
的工作模式和操作方法。议论可以是感性的，但研究必须是理性的。如果历史学者不能为社会提供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不利于政治家的当前工作的决策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
翻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直接与《决议》有关的文字就有十八篇。这位身为《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党史权威，在历史问题的叙述、界定和细节把握上一丝不苟，词斟句酌。《决议》的高度概括性，正是建立在对历史严肃细致的科学分析之上的。
他在1979年12月13日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起草文件和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回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三十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三十年历史的读本提纲。”１９
他不但将起草文件和研究历史加以区别，还指出历史与史论的不同：
“有些问题要作一种历史的判定还是比较费事的。这同写历史相当不同。历史上有些重要问题，这里涉及不到。有些问题这里说，历史书上不必详细去讨论。历史不是史论。中国过去出了一些史论家，但他们写的毕竟不是历史，这是两回事。”２０
“对历史评论是一件事，解释是另一件事。如果不能回答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决议就等于不做。”２１
&, amp;, nbsp; 对于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胡乔木在赞同“宜粗不宜细”的前提下，也是主张客观分析、秉笔直书的。例如“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他就指出：“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对于有人提出的“十年动乱”这个名词，他认为：“这不好，动乱没有政治含义。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２２又如谈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从这次会起，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将来这样写出来，当然对我们党的历史很不好看，对毛主席也很不好看。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既然要写这个决议，这一笔就不写不行。”２３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有一个篇目——《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不可能是“宜粗不宜细”的。他在这篇谈话中指出，发生个人专断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旧的没有摆脱，新的没有成熟”２４。针对毛泽东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观点，他分析说：
“如果把民主当作手段，不承认民主本身的意义的话，那么民主本身就不能保证。因为当作手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把人当作一种工具，把人看成物，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用这种理论，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反对不掉封建主义。”２５
胡乔木虽然主张：“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２６，但不是没有良知和义愤：
“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２７
他在当时也谈到，有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背景分析和理论评论，“本来希望有人写文章，但没有人写。这次文件中要写，也不能长篇大论，还是要有人写文章，可以作为文件的补充”；他又提及许多在《决议》的篇幅中无法容纳的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涉及个人历史的如瞿秋白、李大钊、彭湃、李立三等，有些要另外作专门的结论，有些不需要涉及，在决议里不可能详细说到。”对于《决议》没有涉及的问题，“那只能在党史里去展开写，有些问题党史里也写不到，所谓是非自有公论，只有留待公论。”２８
他还提出：“党史上的秘密，经过一段时间，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减少，这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的共同规律。”２９
有鉴于此，胡乔木在负责起草《决议》的同时，催促1959年“庐山会议”的当事人之一李锐，“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难以弄清。”３０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初版内部发行以后，胡乔木对李锐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还表示再版应公开发行。３１
另一位党史大家胡绳，在主持编写党史时，也是旁征博引，翔实有据。二胡在研究方法上都不搞“宜粗不宜细”，也未设立研究禁区。胡绳晚年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比起草《决议》的年代更为成熟和深刻。他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认为，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３２他根据掌握的大量史料，分析了毛泽东从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到后来反对“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走向对社会主义理解误区的过程，指出：
“中国革命中有许多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
３３
对历史的反思，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民主法制建设和学术繁荣。整个八十年代，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出版了与当代史、党史有关的大量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系列丛书、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甚至象王明、张国焘、李德、郑超麟、王凡西、盛钺等人的回忆录，也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为历史参考资料得以发行。
《决议》并不是对所有历史问题的结论。除胡乔木提到的几个人物外，还有不少党史上的悬案，例如AB团和“富田事变”、西路军是否执行了中央指示、“潘汉年、扬帆案件”、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等等历史事件真相，以及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张闻天是否担任过总书记、王实味是否为“托派”和“国民党的探子”等等个人历史旧案，都是在日后的细致调研中逐步廓清的。这些历史问题的影响都不及“文革”的错误大，有些问题至今仍有争论，有些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选集》和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内容及注释，但在实事求是的大前提下，都无法成为禁区。
五 对待历史不能再搞“凡是”
于光远撰文回忆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时谈到：“小平同志在口头上还说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要求过细，犯错误的人容易纠缠于一些细节，不能很好地从大处着眼，想通问题。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个话，以为我们不应该细致地研究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作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让后人不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是对‘文革’的历史不能这么说，更不能在工作上去作出这个错误规定。对“文革”的历史是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做。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３４
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乃二十五年前事，是出于“那时有那时的条件”。他还说过：“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３５
爆发于三十八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其远因可追溯到四十七年前的“反右”。“文革”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摧残蹂躏，造成了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的广泛缺失，在今日之商品经济大潮中报应昭彰。“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腐败、造假、黑社会活动、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各种丑恶现象成为社会毒瘤，恶性安全事故此起彼伏，无不与“文革”造成的道德危机有关。“先进文化”对这样一场蒙昧主义浩劫的历史，难道至今还没有到痛切反思的时候？
“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对“文革”及其历史成因的清算是远远不够的。任何打着“宜粗不宜细”的旗号，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设立历史禁区的做法，如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反而会加重社会的不稳定性。
如果对往事并不调查，历史就形同“戏说”。既然能够给连篇累牍
“戏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影视作品颁发许可证，为什么不能对过去某个阶段违反和破坏宪法的历史，作出客观严肃的的调查研究呢？当今中国是有宪法的、提倡“政治文明”的国家，总结违宪的历史教训，是否也违背宪法呢？宣传媒体纷纷攘攘为百岁老人巴金祝寿，可曾记得他十八年前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还停留在纸上？
在毛泽东、邓小平相继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重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
“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扶持对宏扬民族精神、传统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等等。
这类正确的主张，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迄今已强调过多次，关键在于不要“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某些人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设立禁区，就不是“求真务实”；对于某些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采取封杀或变相封杀，而不是“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搞“舆论一律”，也不符合“双百“方针。
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都是无法抹杀的东西。真相就是真相，不许说不等于不存在。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当今这个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信息时代，已找不到一种封杀公众知情权的绝对手段。设立禁区只是一种短视的技术思维，而不是深远的人文思维。从历史看到未来，无论哪一种权势都难以封住史家之笔。政治家与官僚、政客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懂得敬畏历史，关注自己百年后的历史地位；后两者充其量学会了一些权变机巧，只看到眼前禄位。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３６从长远来看，包裹着的历史是一种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因为每天都有凝固的现实加入。历史情结越早梳理越有利，等到积重难返，蓄存的能量就会爆发，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就是一个明证。
现代化是一个精确的体系：工业化的标志是细化分工，现代农业是精准农业，国防体系容不得百密一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强调严密的科学性，文化艺术也要求出精品，法学界对以往立法的“宜粗不宜细”更是多有批评。要“与时俱进”地走向现代化，就无法拒绝“宜细不宜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鉴正误”。历史在前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宜粗不宜细”，请留在历史的坐标上吧！
2004年4月20日 风雨读书楼
同年8月5日 再修订
发表于《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
《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26日
注释：
１《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8页。
２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9页。
３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４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页。
５ 同上，第292-293页。
６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７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5页。
８ 胡乔木：《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5页。
９《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2、75、84页。
１０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5页。
１１同上，第296页。
１２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１３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
１４同上，第297页。
１５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１６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１７《邓小平思想年谱》，第66页。
１８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
１９胡乔木：《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42页。
２０同上，第43页。
２１胡乔木：《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２２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11页。
２３同上，第113页。
２４同上，第94页。
&, nbsp; ２５同上，第94-95页。
２６胡乔木：《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4页。
２７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２８胡乔木：《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42、43页。
２９胡乔木：《档案要为党史研究服务》，《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9页。
３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前言。
３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后记。
３２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３３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三期。
３４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第141页。
３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2页。
３６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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