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家园看文革史料流失 缪志明
作家冯骥才以文化学者的独特眼光,关注民间文物的聚散走向,曾写下《从潘家园看民间文物的流失》一文刊于本报,引起诸多读者的叹惋和深思。其实,正在流失的岂止民间文物,许多本该得到应有重视的文献史料,也正在收藏品市场上悄无声息地消散开去,被一些精明的海外来客卷挟而走,一出国门便永难再还。文革史料,便是其品类之一。
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在那最混乱的1966至1967年,狂热“造反派”们,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结社自由”,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造反组织,呼地一下冒出,啸闹于南北,躁动于城乡。于是,古今中外出版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奇观”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印刷品,几乎不受任何管制而铺天盖地,扬散于每一个角落,揭发、批判、勒令、棒喝,种种火药味甚剧的诅咒叫嚣文字,充斥于驳杂不一的各式纸片上。这类印刷品,文革中后期有关部门曾几度收缴销毁,偶然残存的,文革后也被梦魇醒来的人们清除出屋,卖了废品。
但世事的变化往往让人难以逆料。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经济意识较强的人,从人们弃如敝屣的文革遗物上,发现了商业价值。这些人一头扎进废品站,在即将化为纸浆的废纸垛里翻选拣择,以极廉之价将文革印刷品成捆成袋买走,然后到旧物市场或收藏品市场出售。逛市场的人怀着或好奇或怀旧的不同心理,挑出自己最感兴趣的去收藏,但他们所挑走的,只是其中对视觉感官较有刺激的很少部分。
北京作为文革的中心,此类文革印刷品存世量自然最大。慢慢地人们发现,在潘家园收藏品市场购买这类文革遗物的人中,老外逐渐增多。这些老外有商人,有学者,也有使馆人员,当然也有普通游客。其中有些人操着流利的汉语,简直就是十足的中国通,他们买文革史料可不像中国人那样挑来选去,而往往竭泽而鱼,有多少买多少。不管是手写、油印还是铅印,不管是文字、照片还是绘画,不管是传单、小报还是通告,总之,只要是文革遗物,纸不分大小,品不分精糙,统统买下,甚至连造反队队旗、臂标也不放过,其购求之疯狂,让人瞠目。他们买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一袋多少钱,那一堆多少钱,从不分张,亦不论份儿。这情景很自然使人联想起解放前洋人买我国古籍的情景:用文明棍一量,这一摞多少钱,那一摞多少钱。我曾亲见一美国人抛下五万美钞,将一女老板经营的满屋子文革遗物买断,装了十几大纸箱全部带走。
外国人狂敛中国文革遗物,开始国人还不大理解,嗤笑是有钱没地儿花。但慢慢地从国外传来消息: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博物馆,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史料研究中心。紧接着,国外关于中国文革史料的版本目录性工具书也陆续编出来了,某地区出版过多少种文革小报、创刊何时、终刊何时以及创办者为哪一造反组织,简直记录得细致入微。有一专营文革遗物的老板,和一美国学者建立了联系,那学者赠他一册研究文革的专著,上面的图版,尽是各式文革宣传画。另一老板则与荷兰某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相稔熟,那学者送他的书,图录上也印满他所供应的文革遗物。直到这时,国人始恍然大悟:原来老外之狂敛,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文革史料,他们是站在历史研究的高度,将这些文革遗物视作了当代文物。
与国外研究机构的抢征狂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有关收藏及研究单位,对文革遗物多麻木不仁。民间倒有不少收藏者在集聚,但这些人往往财力不逮,在出价高者得之的市场规则下,眼看着那些已存世几稀的文革遗物被财大气粗的老外一张张携走;正是在这一规则的作用下,一些民间收藏者多年来的此类积聚,也逐渐转流到了海外。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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