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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祥:文字触摸抗战历史
【原载】 《海峡都市报》2005年8月30日
徐贵祥:文字触摸抗战历史
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的天空》,让更多人知道了原著作者徐贵祥。这个凭着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揽人怀中的军旅作家,近日又以第二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引起人们关注。
值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就其作品的有关问题采访了这位以“正面强攻军事文学”著称的作家,听他讲述抗战历史、战争文学。
——“中国抗战题材文学作品过于突出的宣传和社会教化功能,冲淡了情感和命运的力量”
记:您的小说《历史的天空》曾获茅盾文学奖,最近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又在各大电视台热播,您新作《八月桂花遍地开》也是写抗日战争的,为什么最有力度的这两部小说都选择抗日题材?
徐:众所周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场之大,耗时之长,损失之惨重,战争之惨烈,都是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但是,战争结束了,前苏联和美、英、法等国家都创作出了大量的战争作品,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岸》等等,都从人类的高度和人性的角度揭露战争和反思战争。而我们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不少,但有不少脸谱化和概念化的毛病,过于突出的宣传和社会教化功能,而冲淡了情感和命运的力量,对于战争的反思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层次,因此这些作品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时期内流传,放在国际战争文学的大背景里,就显得有些举重若轻。
最重要的缺憾是,没有把我们的敌人写好,也可以说,对敌人的状态了解和表现得不充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的脑海里开始逐步构思丁《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部作品,我给自己提出三个要求,写好自己,写好敌人,写好真实的状态,力图使我塑造的日本人更接近于日本人。因此,我研究了很多资料,特别是研究了日本发起这场战争的民族心态。
记:怎么说“没有把我们的敌人写好”?
徐: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一大批作家是战争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参过战,他们对胜利的喜悦,刺激着他们的创作激情,他们有一种很浓厚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这些感情是好的,但这些感情往往使这些作家忽略了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站在人类的层面去审视这场战争。而仅仅是站在一个党派、一个阶层、或者最多是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立场上来看待这场战争。这样理解,往往出现了感情的偏差,所以他写出的东西往往英雄就是高大全,敌人就是小丑。
——“了解在抗日战争中作战双方的状态,了解在战争背后两个民族的文化较量”
记:新作《八月桂花遍地开》和你上一部的抗战小说有何不同?您想通过这部小说让年轻人知道什么?
徐: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了一群在战争舞台上的中国人和一群日本人,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所有作品当中最有份量的一部。我要对我的读者尤其年轻一代的读者说,我不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见的仅仅是精彩的故事;我不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见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和任何一个可以揣测的情节;我不仅仅希望看到你热血沸腾,也不仅仅希望看到你泪流满面。
我更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民族;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在抗日战争中作战双方的状态,了解在战争背后两个民族的文化较量。写历史题材不是为了讲个历史故事,而是为现实服务。写战争,是为了没有战争;写历史,是为了折射今天和明天。
记:您刚才说大多的战争小说都没有站在人类的这个层面审视战争,那么这部小说您做到了吗?
徐:在创作过程中,我试图贴近历史的真实,站在人类的、人性的高度去比较和诠释那场战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深入地研究过作战双方当时的状态、综合国力和文化背景,研究过作战中各类人物尤其是直接交战的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性格、遭遇、情感和命运。
坦率地说,我尤其是对于“汉奸”现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解开了一些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我们的敌人因为曾经是精神上的低级动物而成为兽兵;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我们这个民族则又因为封建文化的大而无当一度又成为夜郎,最终又因积弱积贫的恶性循环而一度成为绵羊。我想,把这个问题看得明白点,我们大约也就知道该怎样同我们的敌人对垒了,甚至可以说,对于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没有把我们的敌人写成一只任人随意啄食的虫子,因此最终战胜了这个敌人的我们,也就没有成为一只鸡。我看到的和写在笔下的敌人是强大的猛虎,因而战胜这只猛虎的民族,至少也应该是一只更加强大的雄狮,尽管这只雄狮曾经沉睡。
——“战争文学的作用是缓慢而长久的,并且还是坚韧和无处不在的”
记:对于日本的民族性您是怎么看的?
徐:日本是个很奇怪的民族,一方面,他们很有国家意识,凝聚力特强,但是他们又把这种爱国精神扭曲为皇道,这是极端而狭隘的国家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小”的意识,他们走路特别快,像在争分夺秒,他们在赶,生怕自己落后于他人。日本小,小得像豺狼一样,小得恶狠狠的,而相反,中国则认为自己地大物博,像一头牛,绵软且又缓慢。从根本上讲,那时日本人能够长驱直人,就是“小”文化赢了“大”文化,“缩小”意识赢了“扩大”意识、赢了盲目自大的“大”文化。
记:您觉得战争文学的功能何在?
徐:我不是政治家,无需对战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说三道四,也不是伦理学家,无需对战争的是非和道义评头论足。我只是个写小说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热衷于战争文学(而不能算热衷于战争)的小说作者。我只关注战争中的人,他们的情感、意志和命运。
我认为,文学可以影响一切。文学之于战争,文学的作用是缓慢而长久的,并且还是坚韧和无处不在的。
【原载】 《海峡都市报》200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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