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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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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及巴山蜀水人文[左图为郑光路(1排中)1985年与几个弟子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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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著《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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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教育[图为郑光路练铁指功练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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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专栏[红卫兵文革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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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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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上)

作者: -上传日期:2006/7/19
  章立凡: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上)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 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 
  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 
  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二、残虐荼毒,人间何世?

  父亲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但具体经过如何,我一直不忍细问。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医院当时不给他治疗,他挣扎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字条说,"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后来总理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你父亲这个条子,救了很多人,连同我们在内。"

  父亲从医院被送回家,但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王嬢嬢,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父亲的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某红卫兵向他炫耀"革命"经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册,内有将父亲踩在地上、架起双臂批斗的照片,取义于伟大领袖"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教导。

  在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绝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亲之所以作出另一种选择,是他不愿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灯下翻阅父亲1967年写成的《七十自述》,我总会想起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亲记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水火鞭枪的肉刑我不忍再说。当年时兴墨彩涂面、戴高帽、挂黑牌侮辱人,真如鲁迅诗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惨景;所谓"肮脏的食物"是些什么东西,我始终不敢问父亲。不过后来听说,某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红卫兵)毒打他们的女校长,并将窝头抹上粪便,强迫她吃,校长不肯,便将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咙里硬捅,最终将校长捅死。

  一位国外心理学家说:"儿童是残酷的。"鲁迅曾沉痛地发出呼吁:"救救孩子!"父亲在自述中谈到那些共和国同龄人时说:"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当时他曾充满怜悯地问施暴的红卫兵:"你们还是些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有海外学者举某某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杀父"又"杀子",连道德良心也一齐杀。当年那些体验过虐杀快感的红卫兵小将,而今已过知命之年,有的恐怕还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扪心,可感到一丝丝愧疚?

  历史是科学,有谁可曾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历史的每一页都沉重,不是那种可以随手掀过的广告宣传册。如今刚纪念过"文革"发动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又怎能让人单独遗忘那段仍在滴血的历史?

  三、"文革"权贵,巧取豪夺

  灯草胡同旧宅,有一段时期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劫后偶遇一名当时参与抄家的红卫兵,他一见我就啧啧惋叹:"那时我太革命了!你家那么多值钱的好东西,我一件都没敢拿,现在后悔死了!"

  父亲是有名的收藏家,1964年法院抄家后还残存一批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及张效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内容如下:
  章乃器提供33件
  4-457铜印章 2方 陈伯达
  4-410 铜印章 14方 康 生
  A-1081 铜 滴 1件 康生
  A-425 铜小印章 2方 康 生
  4-449 铜 印 1方 林 彪
  A-1135 松石、玉图章 2方 陈伯达
  4-448 玉 章 1方 康 生
  4-272黄冻石章 1方 康 生
  4-903 石 砚 1方 陈伯达
  A-1172 仿哥水丞 1件曹轶欧
  A-1176 康熙郎窑红水丞 1件 邱会作
  1-983 黄山谷字卷 1件曹轶欧
  已退回A-1141 竹雕山水笔筒 1件 刘贤权

  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卷,即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至于其余所列,均非父亲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 
  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掠人财物,还要注明"×××提供",可谓强盗逻辑。更令人吃惊的是,文物局某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么多抄家文物,如果不是康生下令集中封存保护,岂不全都毁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

  康生等人巧取豪夺的文物,远不止舍下一家。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这集中下手的好机会?如果真想做"好事",莫过于不制造这场动乱。

  不过父亲的收藏也有流入民间的。例如当今有位新收藏家著书说,他在八十年代买回一套硬木镶钧窑瓷片的四扇屏,是自己生平的第一件藏品。有一年我到其私人博物馆参观,一眼认出故物,"楚弓楚得",我不想吭声。父亲的古旧家具中有一部分被弄到了全国政协,落实政策时被一位政协委员冒领。

  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过三代的。

  四、如棋世事,旧雨寒温

  王嬢嬢在1967年春天就去世了,父亲变成了孤老头。好在那时学校停课,我有不少时间可以陪他。父亲想与老朋友们恢复联系,但通讯录抄家时被抄走了。他首先想起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于是我成为"信使",去东四十条豁口的康家探望。在康老的女儿罗仪凤帮助下,查到了不少父亲老友的地址。 


  接下来我去拜望陈铭德1、邓季惺2夫妇,这一对创办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老报人,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多年来与父亲往还最多。我家经济拮据时,两老每月都有所接济。他们被抄家后,赶出南池子自置的小洋楼(这座楼房,在当时政协委员的住宅中是最讲究的一座),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座公寓大楼内,楼内还有抄家后新迁入的龙云夫人、李觉(何键的女婿)等。

  我悄悄登上大楼西端的二层,见到了陈、邓二老。过去的印象是陈铭德儒雅,邓季惺精明,如今的感觉只剩下小心翼翼。他们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抄家的经过和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没有多谈自己经历的劫难。陈铭德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念了第174页的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他小声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令尊看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经常利用伟大领袖的语录作为工具,暗中传达自己的信息,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寓意,便起身告辞。

  回家向父亲禀报,他想了一下,命我取纸笔,口述了一段话,叫我过几天再送去。其中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急先锋 
  ',很早就已经把财产捐献给国家。古人云‘天道好还',1957年黄炎培说我是‘求仁得仁'。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过早地给自己刮了‘"共产风",有意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后萧条'的下场。不过,我现在如果过着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我将无法面对那些一起走过来的朋友们。"

  陈铭德看了父亲的回复,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又把我叫去,问:"父亲现在每月给你多少钱日用?"我答:"十元。"他说:"以后不要从你父亲那里拿了,这笔钱每月从我这里给你吧。"他还说:"你父亲年纪大了,你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好他。"这笔每月十元的接济,持续了将近一年。

  父亲还派我去拜望过两位湘籍老人,一位是仇鳌,一位是章士钊。

  仇鳌3又号半肺老人,是湖南著名耆宿,曾推动湖南和平起义。仇老那时已经九十岁,住在北新桥草厂胡同一座不大的院落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弟子交谈,见我来到,那位弟子很快告退了。老人问起父亲的情况,我述说了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别说是令尊了,连我这个九十岁的人,都被红卫兵打了!"

  老人曾是毛泽东的师长,但反对"痞子运动",罗章龙说他曾策动"马日事变"(有些记载则说法相反)。不知他以九十高龄遭此劫难,心中作何感想?我向仇老转达了父亲想来看望他的意思,老先生说:"令尊就不必亲自来了,还是我去看望他吧,请转告他好生保重。"看来,风烛残年的老人,已经不起世事风波了。我回家向父亲禀报后,就没有再去打扰。

  章士钊(行严)先生与我家是同宗,但他家是湖南人,我家是浙江人,追根溯源同为炎帝之后,姜太公的后代。姜姓后代封地在鄣(今山东章丘县),战国时被齐所灭,子孙以国名去邑为姓。

  章士钊在"反右"以后,曾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话勉励父亲。他给章行老的信,写得就比较长些,还提到了行老当年对他说那段话。也许是"苦"、"饿"、"劳"、"空"都已遍尝过了吧,父亲着重谈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自己亲自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的情况。

  我敲开行老在史家胡同的宅门,先见到的是他的养子袁绍良,小袁把我让到西厢房的客厅,拿着信去正房禀报,过了好一阵,洪钧彦(章含之的前夫)出来见我,转达了老先生的意思,说是信老先生认真地读了,待到能够回信的时候便会回信。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回复,便起身告退。

  父亲还有一位需要看望的宗兄也姓章,那就是1957年一同被钦定为"右派头子"的章伯钧先生,这可是个高度危险的任务。出使之前已编好一套假话,遇有"小脚侦缉队"盘问,就谎称是找错了人家。我高度警惕地敲响了地安门东吉祥胡同章宅的大门,见出来的是伯老的大女婿柴君衡,才松了一口气。 


  我发现章伯钧一家挤住在原来的门房里,偌大的庭院到处贴着封条,一副破败的样子。门房潮湿阴暗,里面放着一张紫檀木的躺椅,还有两个樟木大柜,刻着"经部"、"史部"的字样,看来这曾是他家藏书的柜子,但"子部"和"集部"已经没有了,这点家具似乎是宅中仅有的劫余之物了。伯老坐在一张旧椅子上,章伯母李健生也凑过来,一起谈"红八月"以来的经历。临走的时候,两老打开一个铁盒,里面是他们的亲家(小柴的父母)从苏州捎来的两块月饼,伯老包上一块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这块月饼带给父亲。"

  回家向父亲禀报后,父子一同分食这块代表着思念和团聚的月饼。这是我平生吃月饼的经验中记忆最深的一次,老一辈中的患难情谊,已尽在其中了。 

  五、劫后情怀,以诗会友

  "最难风雨故人来",有些老朋友是打听到我们的新住址,自己上门来看望的。

  赵锡麟先生早年在清华与罗隆基同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四川造币厂的厂长,因为不肯朋比贪墨,挡了别人的财路,被排挤去职。1949年以后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他有一个精致的四合院,本人又好做诗,不时在家里举办雅集,与一班朋友诗酒酬唱,父亲过去常应邀参加。"红八月"里他自然在劫难逃,其夫人是协和医院的理疗科主任,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老先生被扫地出门,每月从街道领取十二元生活费,孤身一人度日(他的独子已在五十年代因意外事故身亡)。过去赵老生活优裕,又有夫人悉心照料,如今却连吃饭都困难。好在他朋友多,每天去一家,一个月下来也不过三十家。不过老先生从来不白吃人家的饭,每次来我家不是拎上一个冬瓜,就是带上一斤切面。

  有天我回家,看见桌上有一张纸片,写着:"谨订于某月某日(重阳节)上午十时,在陶然亭登高雅集,恕以诗代柬。"下面是一首七绝:

  天时人事两茫茫,碧草黄时鬓亦霜。
  我欲一杯酬知己,陶然亭上度重阳。

  纸片最后的是赵老先生的署名。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社会上一日数惊,老先生竟有如此雅兴,真令人不可思议。我问父亲:"你打算去吗?"他说:"赵老亲自送来,还说邀了二三老友,我不好不去。"我还真有些为他们担心。后来父亲果然去赴会,回来后说:"无非是几个老人聚聚,发了一番牢骚而已。还吃了一顿便餐,大家都没有钱,采取AA制分帐。"牢骚有没有成诗,父亲却未提起。

  后来搞"清理阶级队伍",赵老被关进了学习班(地点在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家的前宅),他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教官,有上校军衔,被认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学习班里斗争他,要他交代在中央训练团时的罪恶历史,赵老先生不服,争辩说:"我被请去给学员讲课,讲的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于是他被"升级"关进公安分局,最后以"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罪" 
  判刑入狱,到1975年特赦全部县团级以上国民党人员时释放,于1979年凄然辞世。

  还有一位邱卫材老先生,是菲律宾归国华侨,过去在邻居赵老的诗会中与父亲相识,也来家中探望。他对父亲说:"我从有关部门听说,章乃器这个人,跟各方面都没有钩。"邱老没有说是从哪个部门听来的,所谓没有 
  "钩"无非是没有"勾结"。父亲为人做事向来是独往独来,不喜欢到处拉关系,因此尽管"文革"搞得轰轰烈烈,把党外党内翻了个底朝天,不少民主人士也被关押,但他除了被抄家毒打之外,没有受牢狱之灾,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邱老没有被抄家,经济上还算宽裕,也曾经接济过我们一个时期,但他要求我定期去帮他料理些杂事,按照国外生活的观念,天下本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他家里也确实缺少男丁。邱老住在东单的新开路胡同,宅子不大,外面贴着漂亮的浅黄色的瓷砖,像一座洋房,里面却是中式建筑。他家里有位五十多岁的续弦夫人及一儿一女。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十几岁的女儿邱珍宝,长得楚楚动人,不幸染上过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残疾,令人怜惜。 



  邱老已经八十多岁,早年闯南洋做小工,靠个人奋斗挣出一份家业,归国后把钱投在华侨投资公司,因此在新侨饭店有股份。"文革"中政策有变,不再分红,改为逐年还本,还完为止,因此老先生对前途惴惴不安。

  邱老喜欢做诗,还自己刻版油印了一部《归侨吟》,曾送给我一册。他知道我常去看望康同璧先生,便托我也送给康老一册,并表达了识荆之意。但这请托我没有完成,因为罗仪凤表示不方便。平心而论,他的诗无法引起康老的激赏,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六、善邻义友,投桃报李

  呼家楼19楼的住户来历各自不同,据说其中也有被抄家后迁入的,但全是普通老百姓,象父亲这样的人物是很特殊的。父亲很注重搞好邻里关系,很快与左邻右舍混得很熟。

  那时的北京居民,虽然已开始住进楼房,多少还承袭着大杂院里淳朴的民风,不象如今这样"老死不相往来"。即便外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回到自家的小范围内,四邻还保持着一团和气,至少本楼是如此。况且大家对于社会上你斗我、我斗你的所谓"阶级斗争",早已感到厌烦,不想把这种坏心情带回家。在周围的人看来,父亲只是个和蔼可亲的花白胡子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曾经做过"大事"的人物。 


  邻居们有串门走动的习俗,父亲每次都热忱欢迎。一位退休的老矿工,不时来找他杀几盘象棋,老矿工不识字,某日要办理转退休关系的手续,便请识文断字的父亲代书,丝毫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的意识。

  对于邻居的来访,父亲也不时回访。邻居中有一位郭老师,夫妇都是小学教师,家境清寒,上有老母,下有正在哺乳的婴儿。有次父亲到住在四层的郭老师家,发现他一家三代四口,打地铺挤住一间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便主动提出与他换房。

  用一套独用的大两居室住房,去换半套两家合用的小单元,在住房紧张的北京市,至今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父亲说办就办,很快就把房子换到了四层。他担心郭老师的老母和孩子睡地铺受凉,又命我将一块抄家劫余的地毯送了下去。

  多年后郭老师来看我,还感激地说:"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当时哪有能力分到这么大的房子。这一辈子都会记住,我的房是章先生给的。"

  四层是两家合用的格局,各有一间居室和独用厨房,厕所公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设计如今是见不到了。西边较大的一间,住着一位吴奶奶及其六岁的小外孙女。老太太是个干净利索的四川人,待人和气有礼,小姑娘眉目清秀,是个小美人,因父母离异,随外祖母生活。两家之间除照面会聊上几句之外,从不打听对方的事情,更没有传舌的坏习惯,这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月,是极为难得的善邻。父亲就在这种窄逼而平静的邻里环境中,一直生活到逝世。

  前面说到的那位退休老矿工,也有个小孙子。有天他来找"章爷爷"玩,听说父亲床上铺着的云豹皮(我们习惯称为"虎皮")是毛主席送的,就十分虔诚地提出一个请求:想从上面拔一根胡须,回家供到伟大领袖的画像前。父亲满足了小朋友的请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拔走一根,举在手里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当父亲说起这件趣事时,我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救救孩子!"

  在四层住定之后,父亲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买了一张月票,每天黎明即起,到附近的日坛公园练功。练功完毕天已大亮,便到一家小饭铺吃早点,然后前往朝外菜市场买菜,有时也会顺便看一看路边贴的大字报。回家后的时间,除了做饭吃饭外,全都用来读书看报和写作。他完全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并且活得很充实。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生活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达观。

  某天父亲在公园练功完毕,有两位老人上前问讯说:您可是章部长?这两位都是退休老司机,一位曾在粮食部工作,另一位则在国务院开过车。攀谈了几次之后,两位老者与父亲成了好朋友,还不时到家中来看望。

  粮食部司机陈秀珊师傅是位古道热肠之人,除经常同父亲切磋拳艺外,还不时给送来一些自家蒸的包子馒头,并把衣物带回去让老伴洗涤缝补。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父亲辞世。他还热心地给父亲找来《吴氏太极拳谱》和《验方新编》,这两本书大有用处。

  吴氏太极宗师吴鉴泉4先生曾于1928年应上海市政府、精武体育会、中法大学等团体聘请南下传艺,受业者甚众。当时沪上政要名流焦易堂、王甲宝、熊式辉、彭养光、袁良、吴思预、谷正伦、褚辅成、陈布雷、章乃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皆同列门墙;后来成为武术名家的唐豪、顾留馨、吴图南等,均为父亲的师兄弟。父亲根据练拳心得,写成武学名著《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是近代用科学方法解释气功的嚆矢(当时只有"内功拳"这个名词,"气功"一词是五十年代刘贵珍所创)。

  这次重温恩师的拳谱,父亲十分高兴,不但作了详细的心得笔记,还兴致勃勃地给我看他所画的推手图。父亲的拳法我和其他人一样心悦诚服,但对他的画却不敢恭维,因为我画得比他好。

  至于《验方新编》,对于早已失去公费医疗关系的七十岁老人当然重要,父亲偶有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恙,便照书开上一纸药方,吩咐我到药店抓药,自疗自愈。

  父亲在晚年仍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念,并在与普通百姓的日常接触中,了解了更多的民情。他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我要提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 作者: sltao 2005年04月19日, 星期二 20:13 加入博采 Trackback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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