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向我约稿
[首页] [关于本站] [新闻中心] [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我的相册] [留言板]


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文史长廊精品[左图:郑光路(左1)应邀拍电影时]
文革类老照片.美术作品链接[左图:郑光路当医生时和原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左)合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现象研究专栏[图:郑光路(左1)与常演“皇帝”的张铁林先生(左3)]
郑光路巴蜀文化及历史类作品[篮球巨人穆铁柱和郑光路]
近50年当代史研究史料[左图: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厅负责人庄炎林(左)与郑光路合影]
[文革专栏]本网特色,翻页内容甚多![本栏图片:郑光路1966年在天安门]
评说成都、四川[图为著名学者魏明伦先生(右)与郑光路]
四川特色作家文章[左图为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先生(右)和郑光路]
历史往事揭秘专栏[左图为郑光路收藏的文革宣传画]
“社会评论”精品转载[左图为郑光路(左)与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刘学文]
中国近现代文学掠影[左图为张邦元(右)绝技童子功“隔山望月”与郑光路同摄]
中国知名文革史研究者精品专栏(!本网热烈推荐:链接严肃学术网站渤海大学网),极其丰富多彩!
中国历代文学研究专栏[老武术家王树田(中)郑光路(左1)刘绥滨(左2)市武协副秘书长王学贤(左3)]
!连载郑光路最新长篇力作《打工妹怪遇》欢迎阅读和书商、出版机构及影视改编合作!
网友交流专栏[郑光路作品讨论会上民革市文史委员会主任王大炜(右)作家白郎(中)和李克林教授(左)]
《川人大抗战》选载[成都媒体为《川人大抗战》举办座谈会后李克林、流沙河、王大炜、卢泽明等先生同摄]
巴蜀文化和掌故[海外作家与成都卢泽民、章夫、冉云飞、郑光路(1排左1)、白郎、蒋蓝等]
今年郑光路有影响的新作[左图上排右起:郑光路、郑蕴侠、副导演商欣。下排为导演刘子农及张国立、王姬等]
当今文学界之怪现状[文革结束郑光路(1排右1)考入大学与同学去安仁镇接受“阶级教育”]
转载网络精品[1987年郑光路(右1)与华西医大副院长张光儒博士(右2)在珠海工作时游澳门]
老成都掌故[左图为郑光路(右1)在青城山上清宫与道士练剑]
武侠文化[左图:右1郑光路,右2习云太教授(中国武术一级教授),右3刘绥滨,右4铸剑专家龙志成]
滑稽妙文选[人生如戏,图为郑光路(右1)1985年应邀参加影视剧拍摄时照片]
中国文学、史学与世界[图为法国学者大卫(左)和郑光路
巴蜀文化中的杰出人物[本栏图片说明: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谢芳(中)、张目(右1)和郑光路合影]
四川及巴山蜀水人文[左图为郑光路(1排中)1985年与几个弟子同摄]
当今社会奇稀罕事、伤心事、可怕事[左图:郑光路舞禅仗习武照]
文史文学精品转载[图为1990年郑光路(后排右2白衣者)与众武术人士在少林寺参加武术拍摄]
郑光路欣赏的古典、文学、史学作品推荐[1986年郑光路(上排左3)参加武术表演赛后和四川武林好友摄]
阅之有益的史学方面学术文章[图为郑光路(中)当医师时在医院为病人作手术]
郑光路著《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选录
郑光路文革研究专著介绍[图为两本专著封面]
四川近、现、当代史研究史料参考[郑光路1987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时照片]
文化与教育[图为郑光路练铁指功练武照]
体育武林前辈【左图:1984年时郑光路与李孟常师傅(右)。右图:郑光路与黄林派钟方汉师傅(右)】
郑光路巴蜀文化研究专著[郑光路与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郝勤教授]
隆重推荐作家原创精品[《武当》杂志主编刘洪耀(右)与郑光路]
过来人回忆文革历史[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当受苦知青时,点击图很瘦]
官方报刊资料(主要为文革时期)选登[本栏图为文革中的恐怖刑场]
知青问题研究[郑光路1970年当知青时艰难环境下仍自强练功“朝天蹬”]
名家杂谈精粹[郑光路(左1)与四川武术名家黄明生(左2)、李兴白(左3)1985年在电影剧组]
抗战文史[英勇殉国的饶国华中将之女饶毓秀(左1)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子李克林(左2)与郑光路]
四川著名学者、作家岱峻专栏[作品充满空灵雅趣和智慧沉思。图为岱峻夫妻恬静生活]
四川著名特色学者、作家陈稻心专栏[图为陈稻心先生(左)与郑光路]
中国著名作家雁翼专栏[左图为中国著名老作家雁翼(左)与郑光路合影]
学术界百家争鸣[左图:四川曲艺界大师邹忠新(左)与郑光路在一次文艺会上]
武侠小说评弹[1986年郑光路(右1)与老武术家王树田(右2)肖应鹏(右3)在一次会上]
四川著名武术家(排名不分先后!)[郑光路(左1)与著名武术家王佑辅(左2)邹德发(左3)合影]
宗教文化与人生、文学[图为郑光路(左)与四川一高僧]
佛道、医学、养生文化[图为郑光路(左)与武友在山中古佛寺练武养生]
纪实历史、文学长篇[香港《明报》1987年刊登郑光路当医师搞科研时照片]
中国传统文化名篇[1987年郑光路(右1)与老武术家王树田(右2)、全国地趟拳冠军陈刚(右3)]
门外诗歌谈[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下排右1)和红卫兵战友]
放眼世界专栏[红卫兵文革闯将]
免费网上书屋、实用网站[more翻页还多!]图为毛泽东与张玉凤
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电话:--
·手机:423648068@qq.com
·OICQ:--
·电子邮件:423648068@qq.com
·通讯地址:中国.四川省.
·邮政编码:--
--管理中心

  本站浏览总人数:
今日浏览总人数:
昨日浏览总人数:
本月浏览总人数:
上月浏览总人数:

中共《求是》网络版06.5.社论:《重温“文革”历史教训》等,众多文革资料...

作者: -上传日期:2006/7/19
  文革博物馆  
  “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巴金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国家博物馆正在收集文革资料 2006-05-31 20:00:06


  Permanent link | comment | wgbwg |  2006 纪念 文化部 博物馆 | 
  http://news.sina.com.cn/c/2006-05-25/1100996395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5日11:00 中国网

  2006年5月25日上午10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介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相关活动等方面情况,并答记者问。

  合众国际社记者:

  大部分时候我提问题用英语,因为这是我母语,但是关于中国的文化,我试试看用

  汉语,我十分抱歉,我汉语水平比较低。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博物馆的发展。孙先生,今年五月份就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中国有好多关于20 
  世纪历史的博物馆,一个在北京,还有一个在南京,我听说过有一个博物馆在深圳,关于197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开放。请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不是我的设想,这是一个你们有名的作家巴金的想法。

  孙家正:

  谢谢你的提问。对于历史,包括“文革”的历史,有关文物资料是有人在收集的。现在,有些“文革”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很多,我们现在能够收藏的,包括国家博物馆,包括国家
  图书馆都进行了收集,将会有助于对这段历史进一步的研究。  

  add to del.icio.us.  look up in del.icio.us.  add to 
  365Key.com.   add to furl 



  中共《求是》网络版06.5.社论:《重温“文革”历史教训》等,众多文革资料...

  重温“文革”历史教训:总结历史 开辟未来 —— 

  《求是》网络版社论 2006-05-31 19:46:11

  Permanent link | comment | wgbwg |  纪念 2006 求是 总结 |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605250484.htm
  2006-05-25 15:48:14 求是网络版  秋石

  40年前,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生严重曲折,这就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是历史的明判,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结论。

  如今,我们党和人民已经远远地走出了这段历史的阴影,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着新的历史。面对新阶段新任务,牢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重温党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结论,回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的伟大实践,对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方向,坚定信念,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我们党和国家向何处去?这是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一种主张是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另一种主张是借否定“文化大革命”之机,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驾驭复杂局面、端正历史航向的超凡能力。

  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拉开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序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对“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纠正。一是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障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同年9月,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二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同志平反,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而且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合乎时世、顺乎潮流,深得民心、深孚众望。正是经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的艰苦努力,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逐渐统一,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条件日趋成熟,于是顺理成章地诞生了《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可以说,在十年内乱、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决议》就不可能诞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得到全面清理,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局面就不会出现。

  邓小平同志在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始终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党的历史,始终坚决地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早在 
  1977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9年3月,针对从右的方面来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斩钉截铁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针对由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他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倾注了深沉的关切和极大的心血。他谆谆嘱咐有关同志:一定“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可以说,面对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要丧失根本,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要半途而废,中华民族就必然要陷入黑暗的深渊。

  二

  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因为历史与今天和未来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只有正确地把握历史,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在,拥有光明的未来。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上回头望去,我们深切地感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伟大。

  正是因为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邓小平理论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发轫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

  从正确总结历史的起点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形成了搞建设、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从正确总结历史的起点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执政能力大大增强;党的基本理论在坚持和发展中更加丰富、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正是从正确总结历史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看吧!社会生产力从来没有这样气势磅礴地迸发,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活跃和兴旺,整个国家的面貌从来没有这样生机勃勃、蒸蒸日上。28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居世界前列,中国内地全球竞争力排名迅速提升,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8年来,我们坚持全面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28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果,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有较大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而今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在今天的中国,***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愈来愈成为社会思想舆论中的激越昂扬的主旋律。

  伟大的改革,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国***人和中国人民以其对历史的正确结论,正确地选择了未来;以其对未来的正确选择,创造了新的历史;以其创造的新的历史,正在迎接更大的辉煌。我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总结历史的伟大意义,将会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充满魅力地展现。

  三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和衷共济地忘我奋斗。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的创造。

  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总结历史,就是要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从来不以自己的得失荣辱为怀,而是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正是因为他秉持公心,所以能出以公道,既以大无畏的气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以坚定的意志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维护我们党的历史,维护四项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难免要出现种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像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以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改革开放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真正认识到,维护这个大局,就是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

  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总结历史,就是要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着眼未来的高远眼界。为什么要总结历史?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些精辟论断,字字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是我们总结历史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正确地总结历史、稳妥地把握现在、积极地开辟未来,这就是结论,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的结论!

  (编辑:林琳) 




  继续反思“文革”的起源

  作者: 胡笳落

  2006年06月20日01时01分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53009.html

  “文革”的发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是此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文革”视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爱滋病。避免这种政治爱滋病的传播、蔓延和流行,是一种明智,也是一种责任。单靠少数人的洁身自好无济于事。这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话题。我们只能面对,无法逃避。尽管我的探讨只是初步的,甚至是肤浅的,但是我愿意继续探讨这个中国政治的永恒话题。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的现实。

  “文革”是中华民族政治放纵的结果。如果我们站在对事不对人的立场探讨“文革”,那么我们任何简单的论调,都将是缺乏说服力的。也许能博得很多人的喝彩,但是没有多少意义。

  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点分析和探讨。为了方便起见,先简要谈谈主要的观点。首先,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失灵。政治体制是调节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主渠道。“文革”的出现,是中国政治体制全面失灵的结果。简单地说“文革”没有群众基础是不对的。怎么五四运动两千多人上**,就代表了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呼声,而1000多万人走上**,就不是呢?众多的人拥护“文革”,走上非体制化的政治参与道路,就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全面失灵。而作为当时体制的人格化代表,必然首当其冲。政治体制失灵,必然导致群众上街;其次,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在“兴无灭资”的口号震天叫喊的政治环境中,很多传统的政治观念,悄悄地地死灰复燃,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政治文化。人们往往按照历史上如何对待封建王朝的做法,对待新的政权和新的执政者。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被神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得到清算的国家,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被神化到毛泽东那样的地步。而这种政治文化又深深扎根于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种社会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封建主义政治文化是不能得到根本的剔除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培养出来的人,要不做逆来顺受、甘当奴才,要不铤而走险、成为暴民。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全面洗礼,专制和集权的信徒往往比现在的假冒伪劣产品还要多;最后,执政党内政治斗争的恶性发展。执政党内正常的认识分歧,被无限上纲上线,最后演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搏杀。这不能不说是党内民主的悲剧。一旦认识分歧和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是非问题就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实力的较量必然首先粉墨登场。中国的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到了现代则变本加厉。战胜对手就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于是,很多和社会主义根本不沾边的东西,先后粉墨登场、大行其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因此,我主张从执政失灵、政治文化和党内斗争三个方面研究和探讨“文革”的起源。我这样做,既不想给谁抹黑,也不想给谁涂粉。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国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不研究和探讨政治爱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传染者。

  (一)关于文革前的执政体制 

  建国初期,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后,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代行人大的权力,实际上它始终就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政权应该是“议行合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它下面设立了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署。1952年设立了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快因高饶事件下属到政务院。)按照“议行合一”的原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享有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大权。由于当时各党之间合作良好,因此,中国***基本能够做到依法执政。同时有意识地放弃和改造以往的领导方式。很多中共高级领导人也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援用领导革命战争的方法来执掌国家政权。但是,很快出现了党权旁落的迹象。国民党执政初期也是这样的。政权压倒了党权,军权又压倒了政权。于是要求提高党权的呼声很快高涨。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领导工作的决定》,政府工作中的一切大政方针,都必须事前请示中共中央,并且得到同意之后才能执行,并且在政府部门普遍建立党组,直接接受党中央领导。于是,革命战争的领导模式很快在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名义下得到恢复和加强。

  1954年宪法之后。原来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权力开始重新被分割。畸形的执政体制开始出现。首先,是全国人大的建立。它选举或者决定产生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署、国务院、国防委员会的主要人选。但是,所有除了人大系统的班子人选,其他人选的提名权和任命权都是国家主席。即使全国人大的班子也是由主席团提名,而主席团的意见必须服从党组的意见。地方人大则根本没有常设机关。闭会期间,则又由各级人民委员会代行其职权;其次,设立了国务院。它是政府机构;再次,设立了国防委员会。但是,它只是一个咨询机关。真正的军事领导机关,是1954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由12人。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后来的十大元帅。建国初期设立的六大行政区也很快取消。中央的权力急剧增长。以至于 
  1954年11月,国务院不得不设立八个办公室,协助总理管理各个部委机关。忙不过来啊!地方上也是如法炮制。“议行合一”的人民委员会,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权力机关。它倒是接管了以前地方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所有权力。为了加强党对地方政府的领导,在各级政府机关普遍建立了党委和党组,同时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书记处,书记处对省级党委会和党委常委会负责。关于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能否进入各级人民委员会,有过激烈的争论。1955年11月,才明确规定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不能成为各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

  我把上述的这个执政体制称为“人民委员会体制”。这种“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主要来源于苏联,但是,从1936年苏联新宪法颁布之后,已经变成只是纸面上的概念。实际政治运作中已经放弃。如果从它普遍建立的1955年开始算,到1968年被革命委员会体制取代,它在中国存在了13年之久。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使人民委员会体制全面瘫痪,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不断严重。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刘少奇极力恢复的正是这个人民委员会体制。然而,这个人民委员会体制,却难以有效化解中国社会逐步积累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和中共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具有直接的关系。毛泽东通过书记挂帅,强调党直接领导一切的做法,也没有能够解决体制失灵的问题。他逐步得出结论,这个体制已经使党面临变质的危险。所以他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希望通过不断开展政治运动,克服党的干部的变质。但是,毛泽东最后也对党的整体状况也发生怀疑。他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发动“文革”。然后又重建党的组织。结果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体制。“革命委员会体制”就是这样的产物。可惜,它比人民委员会还不中用。

  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建立的体制同样也不满意。不过他动手比较早。1958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寄托了毛泽东的无限遐思。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它同样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正是在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整顿和修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逐步全面加剧。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远比毛泽东消极。他的主张近乎把人民公社体制改造到它建立之前的程度。而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党内占了微弱的多数。但是,毛泽东认为,如果不继续进行体制革命,革命政党很难跳出封建王朝的执政周期律。要摆脱周期律,只有不断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两个人都很执着,也不乏感情用事。

  人民委员会体制在“文革”中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由于“文革”被彻底否定,“文革”后初期只能先恢复这种体制。但是,由于政治领域内的否定之否定,人民委员会体制的各种弊端重新出现,甚至变本加厉。应该说,邓小平对人民委员会体制的弊端也是很清醒的。因此在重建这个体制的同时,也认识到改革这个体制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从根本上避免“文革”重演的办法。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这是避免“文革”重演的根本办法。这个讲话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人民委员会体制。然而,由于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实在太多,因此,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反而有所发展。人民委员会这个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的政治体制,竟然没有引起当代那些自称为政治学家和理论家的注意。常常是一笔带过。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依然没有跳出人民委员会体制的基本框架。不过更加精致而已。

  为何当代中国社会的很多人,在面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时,往往能从毛泽东的很多言论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原因其实很简单。尽管时间相隔遥远,但是都生活在同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名称不同,本质上还是人民委员会体制。挨的是同样的鞭子,感觉当然都是疼啊!再说,政治运动的开展,毕竟对掌握权力的人也是一个威慑。现在不让搞政治运动了,这是对的。但是新的政治威慑机制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贪官污吏就更肆无忌惮了。人们能不怀旧么?这个体制的惯性太大了。实践证明,毛泽东那种脱离民主与法制轨道、进而寻求体制创新的道是走不通,可是,如果沿着民主与法制的道路,对其进行全面创新又谈何容易?不幸的是,在发动“文革”之前,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当作了这种体制的象征。所以,必欲先将其打倒。

  中国政治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传统意义的革命,本来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尽管革命政党取得国家政权,不只是为了改朝换代,但是要取得政权,还得按照两千年多年来一直不变的办法夺取政权。有时确实是稳定压倒一切的。从王朝统治到政党执政,夺取政权和控制政权的路数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封建王朝建立的三大法宝是:家族建设、武装斗争、招降纳叛。夺取天下之后,由皇帝代表皇室家族执政。革命政权建立的三大法宝则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之后,由革命政党一党执政。人们常说:党政不分是现代中国的政治顽症。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党政关系的历史传承。从明代废除宰相制度后,作为执政者的皇帝不断将自己政权化。现代政党取代了传统皇帝的政治角色,自然还要去面对他们曾经面对的问题。可惜,现代政党对于传统社会专制皇权无限扩张所形成的巨大政治黑洞失去了必要的警惕。甚至无视自己将要面对同样性质的难题。于是,作为执政者,政党在取得国家在政权之后,仍然逐渐将政府变成自己的执行机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看似很新鲜,实际贼老套。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党政关系,就是历史上皇帝与宰相的关系的延续和发展。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自然知道王朝统治模式的弊端。实际上,他自己也说过,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够避免革命政党跳进历史的陷阱,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少数统治者。然而,他对现代政治文明中和民主宪政、依法治国了解的太少了。结果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怪圈。所以,你用什么理论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历程,都不如用中国传统的理论解释的好,但是传统的办法实在不灵。看问题深刻,但是开出的药方却荒唐的要命。

  (二)关于“文革”前的政治文化

  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灵魂是神化皇帝。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是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天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死敌。中国革命是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农民的支持,因此,必然受到农民政治文化的制约。可惜的是,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估计严重不足,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上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对现代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了解和认识是很肤浅的,但是他却极为自负!这种错误的文化取向,必然不反对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变相复活,甚至变本加厉。实际上,我们建国以后的政治文化导向,恰恰就是鼓励人们像对待皇帝那样无限终于领袖,鄙视法制,迷信集权。结果,各种丑恶的封建主义政治观念借尸还魂,大行其道,也就自然而然、情理之中。神化毛泽东是全国人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不能只去指责少数人。在传统社会,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向来上并立的。皇帝可以轮流做,但是孔子却只能有一个。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人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批评皇帝。是为“杀身成仁”。皇帝一般也不愿意冒着背负“杀士”的名声。最少,在道义上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而且占据道德优势。然而,进入现代,最高的政治权威与最高的文化权威变成一个人。毛泽东既是最高的文化权威,又是最高的政治权威。这样,对毛泽东,人们只有赶紧拍马屁的份儿了。很多人并不怕死,但是就怕死了还要遗臭万年。人们对领袖进行监督和批评的念头都不敢有了。所以,毛泽东获得了没有任何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制约因素。成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巨无霸!因此,老百姓则往往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可悲的是,刘少奇恰恰是神化毛泽东的始作俑者。其实,老一代领导人谁又没有曾经积极神化过毛泽东呢?看看中共七大的有关原始文献和延安整风的无数文章,我们就知道了。在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观念中,只有皇帝(一把手)是神,而其他的人,包括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接班人,都不过是奴才而已。说废就废了哦!中国社会除了神,就是奴才。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观念和人权意识。政治上被打入另册,有时连狗都不如。牛鬼蛇神是也!然而政治文化的变迁,却需要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为继续。需要时间,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传统文化的创新。可惜,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实在是太奢侈了。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和生存意义一般局限在两个领域:不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就是为他们出谋划策,除此之外,都是死路。可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之后,我们鼓吹的文化仍然是这些观念,而且变本加厉。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士可杀,不可辱!然而,我们建国之后到“文革”之前的历史,却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士不仅可以杀戮,而且可以羞辱。于是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很多现象。以最神圣的名义做出来的事情,却是连禽兽都不能接受的野蛮。而且大言不惭、振振有辞!中国社会出现“士不仅可杀,而且可辱”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党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成功发动“文革”,实在和当时一般社会成员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有是想,这真是报应啊!给人当枪使,自己还感到幸福无比!红卫兵、江青集团、林彪集团,这些“文革”的急先锋,哪个不是下场悲惨!如果没有“文革”,他们的人生会有那样的曲折么?那些红卫兵到了农村,上山下乡之后,才知道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完全是扯淡!江青不过是咬人的狗而已。如果没有“文革”,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完全有资格让我们永远纪念。如果林彪建国之后马上死了,那我们今天完全有必要无限热爱和怀念我们的“红军战神”了。古人云:“寿则辱。”是也!其实,我觉得,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还有很多“文革” 
  期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来去匆匆的人物,何尝不都是政治爱滋病的受害者和“文革”的牺牲品吗?整个一现代封建主义“伴君如伴虎”的活样板。呜呼!!!为了捍卫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落后一面。以前讲到白毛女时,人们感慨:“万恶的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那么,我们再看“文革”,那些品质恶劣的鬼们却能够借助“文革”变成了吃人的恶魔!

  (三)“文革”之前的党内斗争。

  中共的党内斗争向来是极为残酷的。建国之前党内斗争的恶性发展,几乎葬送了中共领导的红色事业。以前叫做路线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斗争的残忍程度,往往超过了对国民党。凡是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无不声名狼籍。每次红色事业遇到重大挫折,总是拿党内的一把手开刀。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中共总书记,只有一个能够善始善终。其他的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打入另册。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向忠发、张闻天。“文革”的邓小平就是党的总书记。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也难以幸免。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党内的最高领袖,但是他还是迟迟不愿意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到1943年3月才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应该说,自从毛泽东成为党内最高领袖之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曾经一度得到改变。但是,毛泽东是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党内斗争成为党内领袖的。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他的地位还需要共产国际的确认。这是组织原则。1922年中共二大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党内的最高领袖是在共产国际的王明。1938年王明回国,对毛泽东的党内领袖地位发出严峻的挑战,并且赢得了党内不少人的支持。王明的理论水平很高。常常能够大段背诵经典著作的原文。这个让毛泽东很郁闷!毛泽东对经典著作的熟悉程度,远不如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了解。在和王明的政治争斗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结成有力的政治同盟,并且终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刘少奇去过苏联,而且能够用中国的语言精辟地解释马列经典。他的《论***员的修养》,就是证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终于成为中国革命苏区和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毛泽东才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紧箍咒。毛刘核心的形成,使中共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党内争斗,从而全力以赴发展中共的红色事业。如果没有刘少奇,毛泽东很难走上神坛。相应的,刘少奇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也成为了党内的二把手。

  建国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大批原先在白区工作的人,相继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曾经战功赫赫的军人,则不可避免的退居次要位置。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成为一些人眼红的对象。1950年之后,毛泽东先后在两个问题上,和刘少奇发生了意见分歧:一个是东北富农问题,一个是山西合作化问题。在东北富农问题上,刘少奇和高岗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毛泽东也曾经在私下向高岗透漏过对刘少奇的不满。高岗是陕北红军的代表。刘志丹去世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和象征意义迅速上升。建国初期他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当时,东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计划经济的样板。在新中国的六个副主席里面,他就是一个。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刺激他搞掉刘少奇、并且取而代之的欲望。1952年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出任主任。当时的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和政务院平级的机构。毫无疑问,高岗利用了建国初期党内权力格局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他积极联络当时六大行政区的一把手,希望挤垮刘少奇和周恩来。东北局是高岗,西北局是彭德怀,华东局是饶漱石,中南局是林彪、西南局是邓小平。华北局是刘少奇的根据地。高岗几乎成功了。但是关键时候,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汇报了高岗和饶漱石的活动,并且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应。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政治风波的严重性,随后迅速将高岗和饶漱石打成反党联盟。毛泽东这个论断在当时就很勉强,并且招致了不少人的怀疑。问题关键在于,不打倒高岗和饶漱石,党内就要面临全面分裂的危险。为了党的团结,只有牺牲掉高岗和饶漱石了。因此,高岗始终不服。先后两次自杀,并且成功。饶漱石则从此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到1980年才去世。可以说,为了维护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泽东牺牲了高岗和饶漱石。专案组主要由邓小平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用了很长的时间。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却越来越大。批判反冒进时,逼得周恩来几乎辞职。从此,周恩来将经济建设的大权拱手上交毛泽东。

  三大改造成功之后,党内一片乐观。但是,1956年2月的苏共20大暴露出来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为了防微杜渐,他主张沿用延安整风的模式,主动引出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1957年4月发动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核心。毛泽东当时比较乐观。因此,在整风运动中,还采取了开门整风的方式,不断鼓励和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尽管毛泽东对可能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但是,当那些噤若寒蝉的党外人士,终于鼓起勇气提意见后,毛泽东还是坐不住了,并且受到了党内的极大压力。于是,毛泽东提出所谓“引蛇出动”的说法,为自己的莽撞找台阶,并且迅速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中国一下子出现了55万右派。从此,党外人士再也不敢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了。尽管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彻底征服那些说右派分子,还是需要事实的。这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能够得到全党上下一致拥护的重要原因。为此,毛泽东先后树立了所谓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并且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他很乐观,甚至觉得中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可惜的是,大跃进运动冲开了中国经济灾难的大门。毛泽东最早发现问题,并且采取了很多办法消除他们。但是,他不允许动摇 
  “三面红旗”的权威性,并且视其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象征。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对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尽管彭德怀的做法完全符合党内的组织程序,意见也很中肯,但是很快招致了毛泽东的勃然大怒。当毛泽东要全党在他与彭德怀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党内斗争的形势必然是一边倒。于是,本来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问题而召开的庐山会议,最后却搞出来个彭德怀反党集团,随后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当时全国搞出了600万右倾分子,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总理的朱熔基。大跃进的灾难进一步蔓延和扩大。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政治原则,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毛泽东的霸道作风更加升级。他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为了党的团结,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意志和淫威。

  大跃进运动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其萧条惨淡的程度,40岁以下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饿到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人口因此突然减少。这是几百年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刘少奇长期做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经济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了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到了1963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的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58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把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61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40%,在当时算是比例最高的。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60年发动二次跃进,在60年1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40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全国继续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59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60年和61年发生大饥荒,是毛先生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他的领导地位将受到越来越强的挑战。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和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我们说过,中共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有军功政绩的人。谁搞得不好,必然垮台。虽然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传统没有变。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跃进的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应该认为他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这办法并非毛泽东首创。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夏曦张国焘等人,都靠肃反整风,屠杀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保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地方干部的态度都转变了。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也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开始发言。刘少奇确实是 
  1961年扭转极左倾向的领头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少奇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有饭吃(干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 
  “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毛泽东甚至发出感慨:“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但是,毛泽东丝毫也没有放松对领导权的控制。1962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62年7月,陈云和毛泽东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 
  “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和推广,就等于正式否定他的跃进和公社。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62年9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这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毛泽东肯定会感觉到刘的威胁。

  毛刘交恶,桃园经验是关键。七千人大会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应该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培养刘作顾命大臣。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可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抓权。所以在1963年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这时刘少奇犯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错误。那就是把他对毛的看不起,表露出来。刘太太作了桃园经验报告,刘少奇附加了一些话,其中说到“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1964年8月 
  1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有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这句话刘少奇就算完了。几十年吹捧支持毛泽东的功劳,全都变成零。毛泽东本来也要在64年下半年下乡调查,突然得知刘的这一讲话,马上取消了下乡计划,全力组织力量,准备在刘少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将其歼灭。刘少奇的讲话,据说是陈伯达先生火速传达给毛泽东的。为此陈立了一大功。刘少奇说完马上后悔,曾经扣押讲话记录,亲自删改。但这又有什么用?刘少奇的四清,应该说是贯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毛泽东既然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手中,那么就应该整肃这些人。农村的坏干部,什么时候都有。至于王光美提出的四清办法,比如扎根串联,或许不是好办法,可***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以前上级下乡调查,光是找社队干部,大家开会介绍介绍,不会把干部的问题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刘太太的桃园经验算是找到了对付坏干部的办法。当然这办法是“运动”式的,不是法治。凡是运动必然一哄而上,冤案错案一大堆。而且共产党的运动特点是要“数字化”。也就是要坏干部的比例。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手上,那么坏干部必须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办法不是什么好办法。

  运动是***的传统行为方式,法制则是文革以后才被重视。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一为宪法一为婚姻法。没有刑法民法诉讼法,所以法制也无从谈起。毛泽东以前参加的农民运动,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毛泽东对农村的理论,主要在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文章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算是毛泽东的发家著作,好比处女作、成名作。毛泽东在写此文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如《湘江评论》首期社论《论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都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所以,刘少奇说毛的这一套不能用了。这还得了?好像蒋介石骂广西军(李忠仁部),说他们比***还坏,***只要他的命,广西军还要他的钱。这回是刘少奇不但要夺毛的权,还要否定毛的书。毛泽东非常看重自己的著作。中国自古有对人物的评价标准。第一是立言,第二是立行,第三是立功。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书传万世。所以著作比行为功劳都重要。朝代可以一个一个地换,书本确实一个字也不能改。刘少奇说他的那套东西不顶用了,好比是挖祖坟断香火,绝对不可饶恕。毛泽东把自己比作龙,说对龙不可“逆鳞”,也就是必须顺着鳞摸龙,使劲摸也没关系。如果逆着鳞摸,那就不得了。刘少奇这次是逆着鳞使劲地捋,好像是要把这龙抽筋扒皮。这事无论如何也要闹大了。所以刘少奇一说出这话,中共领导就发生了大地震。马上分裂成两大阵营。刘少奇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他明白自己已从毛的亲信变成死敌。

  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经济,自己去搞阶级斗争,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够聪明的只有陈云。陈云知道毛泽东决下一步要作什么,所以在62年因为包产到户收到毛的批评之后,马上称病休息。从而躲过文革的致命整肃。陈云先生自视极高,认为自己的治国能力远超过毛泽东。但是又极端谨慎,承认毛泽东有军队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没有他陈云出头之日。所以决不硬顶,一味躲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一言不发。只说他对问题还看不透。七千人大会后一个多月,他才发言,但是完全不谈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更不提彭德怀和反右倾。只谈一些最具体的问题,比如钞票太多,市场供应可以分凭证供应的平价商品,和高价供应的高价商品。城市人口应该减少。这些东西,都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让毛泽东难看。所以毛泽东当时很能接受陈云,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小组,主持经济工作。等到62年7 
  月陈云认为应该推广包产到户,就到毛泽东处谈。谈不成,就不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找敌人。再坚持就会进入毛的射击范围。当时邓子恢还在外面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结果邓子恢被点名整肃,而陈云没有被点名,只是回家养病。毛泽东认为挑战者即将出现,所以事先摆开阵势,准备迎敌。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谁向我挑战,我就把谁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把他消灭。为了练兵,先拿地富反坏右开刀。实际上黑五类早就被镇压。而且是被屡次镇压。62年底开始的阶级斗争,把对他们的压制和歧视变得更严酷。目的就是练兵,准备打击挑战者。于是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么好的,也被歧视。这造成很多人极度地不幸。有人说刘少奇的当政时(1964-1966)的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很残酷。很多学生对学校中执行的阶级路线深有体会——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上不了大学。受歧视。这主要不是刘少奇的过错。一是因为刘少奇当时必须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二是因为,这路线在66刘少奇垮台之后,变本加厉。实际上对黑五类的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是70年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也就是在毛林夺得地方控制权之后。当时全国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大屠杀。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了区或者公社,而且当时没有公检法机构,公社革委会就有权杀人。一时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画满红钩的白纸布告。直到周恩来的直接出面制止,此次屠杀方才停止。负责此次屠杀的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一说他杀)。据当时知情人说,李的自杀是在周恩来严厉斥责他之后。(周在会议上说:谁给你的上方宝剑。有内部知情者认为,只因这一句话,李震因悔恨而自杀。因李震并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调领导公安部军官会后,曾有心追随周恩来,并曾经为周恩来保护被关押干部。但是又不得不服从江青。存疑。)。所以应该说镇压黑五类并非刘少奇所愿,刘少奇四清的矛头本来对准坏干部,刘少奇还提出“重在表现”政策,力图淡化阶级出身。但是显然毛泽东之阶级路线,更对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现”并不能实行。

  1964年刘少奇的“毛主席那一套不行了”讲话出台吹后,毛泽东认为对他威胁并非只来自刘少奇。威胁来自他自己的作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两次跃进害人太多,干部百姓都对他不满。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基础,刘少奇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刘少奇的抢班夺权只是第二威胁。刘少奇在的群众和干部中的基础,或干部群众对他毛泽东的不满,才是最大威胁。如果他只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敌人,就不需要搞那么大阵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绝对不是刘少奇一个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对他的两次跃进不满,对他整肃彭德怀不满的干部群众。心存这类不满的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在66年7月就被整肃夺权。如果只以刘为敌人,根本没有必要在全国把文革搞到十年以后的1976年。所以整肃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大计划的第一步。整肃全体干部民众是第二步。这大计划就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为自己的禁卫军。当然最终是为了传位。因为传位给自己的家人,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像斯大林一样,一死掉就被“焚尸扬灰”。为此必须造成全国上下,特别是干部,对他毛泽东狂热式的非理性的,但是充满恐惧的崇拜。像这金日成父子在朝鲜作的那样。至于什么叫做“恐惧性的崇拜”。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残酷达到一定程度,其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被迫害人心理发生变化,把憎恨转化恐惧,无奈,甚至崇拜。同时人也就变得愚昧和迷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素质,转化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越是心理素质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惧、崇拜和迷信转化。一旦恐惧和崇拜弥漫,迷信和神话也就成功了。因为这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质好的,虽然不产生崇拜,也会产生恐惧和无奈,从而麻木和顺从。按鲁迅的话说,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后者是奴隶(有无奈心理的)。如果把全国干部群众的心理,都变成这两种模样,毛泽东就的传位和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这么建立的。但是这以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迫害力度。毛泽东认为:保位和传位必须“三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顾命大臣,另外一方面用全面迫害制造恐惧、崇拜和无奈。第三方面是培养禁卫军,就是培植江青毛远新的势力。文化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三项。文革的口号是“心灵深处爆发革命”,其含义就是那第二项任务——制造干部和民众的恐惧、崇拜、迷信和麻木。几十年的革命,把中国人的心理变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和新文化运动,都传扬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必须把种心理状态转化,保位和传位方才可你成功。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充满革命心态的中国人,变成奴才和奴隶。这就是他的心灵革命的真实含义。

  说“文革”以前的政治体制是糊涂帐,是指现在人们的人们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文革”的爆发,是中国政治体制失灵的产物。单纯强调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是无法解释当时那么多的人都去积极投身到“文革”当中这个现象的。当然,不同的人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正是因为体制的严重弊端,才使得很多缺乏现代民主和法治观念的人被“文革”的乌托邦所吸引。“文革”前的政治体制本身并没有正常运转多久,就被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搞瘫痪了。最少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发动之后,名义上的正常的国家权力机构就成为单纯的执行机构,而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则基本只能听呵了。从1962年开始刘少奇重复让1954年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运转起来,并且开始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弊端也再次显现。实践证明,和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比起来,刘少奇重建和维护的政治体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是,他无法摆脱政治运动的纠缠。他本人也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健将。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政治体制的弊端,并且希望能够纠正它,结果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文革”期间,毛泽东恢复了战争年代的体制,但是没有了国内的政治对手,就只能人为地制造自己的敌人了。

  “文革”之后,邓小平面临的体制难题是很明显的。从“文革”的经验上来看,削弱党的权威,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还必须重建“文革” 
  前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妨称其为“刘少奇体制”。事实上,刘少奇体制的潜力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过。但是,作为“文革”的受害者,邓小平深知这个体制的弊端,并且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邓小平知道,只要这个体制不改造,即使没有“文革”那样的巨形灾难,但是小的政治运动还是难以避免的。否则根本无法控制局势。因为执政党始终处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中。但是,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党的权威高于一切显然不利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首要标准是宪法的权威高于一切。限制执政党的权力,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起码要求。历史的经验要求加强党的权威,民主的发展要求限制党的权威。这是一个两难。邓小平选择了历史的经验。

  现行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是难以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种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的化解。在“文革”之前,由于社会的财富有限,因此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化解内部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了,因此,各种矛盾相对缓和,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矛盾再次激化,结果,邓小平还是只能用非常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政治体制本来是处理社会矛盾的主渠道。89政治风波证明,即使在现行体制没有政治运动干扰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极为严重的弊端。因此,生活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的人,很容易在乌托邦的召唤下迸发出非理性的政治迷狂。这是“文革”得以成功发动的体制原因。因此,我们在现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文革”的辩护者和同情者。因为,现在的政治体制和“文革”前的政治体制是一样的。毛泽东对这个政治体制的批判,获得改革开放中社会弱势群体的喝彩和怀念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所以,单纯地指责毛泽东,根本无助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理性的做法是研究和探讨改造这种具有巨大政治弊端、但是仍然在发挥现实作用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毕竟对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构成某些威慑。最少,那些腐败分子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如果不再搞运动,那么就必须找出新的制约官僚队伍的办法来。可惜的是,我们丢掉了政治运动,却没有发展出新的办法。当然前者是对的,但是后者却使得腐败分子更加肆无忌惮。现在人们腐败更严重了。其实,也不尽然。关键是现在的腐败分子太嚣张了。腐败分子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腐败的根源,一是人性的脆弱,一是体制的缺陷。我们和人性的较量没有尽头,但是体制的完善却是可以努力的。我想,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寻求腐败问题的解决,才能避免“文革”的悲剧。

  上面的这些文字,不是很符合现行的学术规范,只是个人这些年来来读书研究的心得。欢迎用兴趣的朋友一切探讨,多提宝贵意见。 


  add to del.icio.us.  look up in del.icio.us.  add to 
  365Key.com.   add to furl 


  我的父亲--谈马季--马东 


  2006-06-20 16:37:37
  Permanent link | comment | wgbwg |  回忆 名人 | 
  摘自澳大利亚《华联时报》
  http://www.xxsy.net/jswx/js02/01/036.html

  十月底打电话回北京家里,听说我父亲可能十二月随一个演出团来澳访问演出,我心里掠过一阵慌张的兴奋,满以为肯定能在澳洲见他一面了。直到最近几天又听说这事触礁了,正琢磨着“好事多磨”这词儿安慰自己的时候,《华联时报》的一位编辑先生来电话,死活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父亲的东西。我答应了,可是心里清楚这不是好写的文字。中国古来就有避讳的传统,唐朝鬼才诗人李贺为避“晋肃”的父讳,连“进士”都不敢去考。今人虽不至如此,但对于儿子来说,完全客观地评价父亲,始终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父亲马季,原名马树槐,一九三三年生于北京,三十五岁和我母亲结婚,一九六八年底我出生在哈尔滨。
  生我时父亲正在挨斗,母亲只能回姥姥家去生我。我六十天时,被母亲用十几层毡毯被褥包着到了北京。父亲乍见之下,惊为庞然大物。后来剥茧抽丝,层层破译,我图穷匕见时,他对我的第一句评价是:“怎么就枣核儿那么大!”不久后,他去东北嫩江干校了。母亲因为是部队的文艺兵,随队演出也是四处走,我只能寄养在别人家里,直到两岁多。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会叫人了,但特别“怵窝子”,躲在别人腿后面叫了他一声“叔叔”。等我长大了听人说,我那声“叔叔”差点儿把他的眼泪叫下来。我半信半疑,也没问——没敢问。
  我虽然是独子,可是童年跟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年里总要有十个月在外地,逢年过节不在家更是经常的事。家里的人都习惯了,他自己也乐此不疲,因为到外地演出、写作、深入生活等等就是他的事业,他的乐趣。
  父亲从小家境并不好。祖父早逝,兄弟姐妹四人的生活全靠奶奶一人支撑,不得已大伯和我父亲读完“高小”就出去当学徒。大伯去了天津,其后娶妻生子,就在天津“扎根儿”了。父亲到上海一去五年,学徒虽没有学到什么,但是他独立的生活从那时就开始了。回到北京正值解放,他重入学校,读完了初中。一九五一年,他考进了北京市新华书店,先后在王府井,海淀等多个分店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在文艺方面的天赋逐渐显露在业余生活中。
  相声当时刚刚从天桥的酒馆茶棚中走进正规的剧场,旧时代的艺人们也经过政府的“整编”结束了长期不稳定的卖艺生涯。其中的佼佼者如白凤鸣先生、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郭启儒先生、郭全宝先生等都进了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文工团是隶属于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是以供应电台的广播节目为主要工作的。相声作为一种北方传统的曲艺形式从难登大雅之堂一跃而通过广播向全国播放,其中重新整理传统节目、去糟粕、取精华的工作是很繁重的。前述的几位艺术大师在这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使相声作为老少咸宜,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开了。
  我不能确定是受这种普及的影响,还是以前父亲就“钟情”于相声,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是无可否认的。在新华书店工作之余,他开始了相声写作和表演的尝试。一九五六年的全国业余文艺调演对于父亲的一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在那次调演中获得了一等奖,同时他的才华也被许多行家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先生的盛赞和收徒的愿望,为父亲进入广播说唱团这个曲艺界第一流的专业团体铺平了道路。但是据父亲说,他在当时是有选择余地的。同时招他的还有煤矿文工团,而父亲较倾向于后者,原因是煤矿文工团都是年轻人,有朝气,相比之下广播说唱团都是些老艺人,江湖气浓。对于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有此想法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如果真地进了“煤矿”,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马季了。
  进了广播说唱团,一切完全不一样了。相声象许多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一样,没有固定的教授方法,很多传统节目根本没有底稿和录音,完全是靠师傅口授加上学生自己的理解和表演中的经验积累,逐步摸索出来的。也正是这种方法,才使很多节目经过几代人的推敲和完善,千锤百炼,成为真正的精品。想学会这种段子,就只有向掌握作品的前辈悉心求教。父亲在这方面就天时(四九年解放在一定程序上打破了传统的师承观念和门户界限)、地利(能就近求教于如此多的前辈名家)、人和(父亲自身的素质和勤奋)之便,事业上突飞猛进。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个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
  “你父亲到底是不是侯宝林先生的徒弟?”
  “当然是!”除去知遇之恩不说,从侯先生的艺术思想到作品的继承、从侯派相声清新、高雅的舞台风格的因循、从父亲作为四九年后新一代相声演员承上启下的位置、和从北方相声流派的传承脉络来看,我父亲毫无疑问是侯先生的嫡传弟子。
  天才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勤奋来体现,我父亲在他的事业上是一个勤奋的天才。当时我家住在西城马相胡同,说唱团就在石碑胡同,两地相距不到一公里,骑自行车就几分钟的路,可是父亲在团里排练和搞创作,经常几个月才回一趟家,落了奶奶很多埋怨。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于传统节目的熟悉,对于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的掌握,对于触类旁通的其他曲艺形式的了解,他在同一代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把五十年代看作新旧相声的分水岭,那么新相声最大的特点是作品的创作。父亲在掌握传统的表演技巧后,大胆地将这些技巧加进了他自己的创作中。据我所知,父亲的处女作应该是一个叫“打篮球”的相声,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处女作“打篮球”也是很成功的。其后一九五八年他写的“英雄小八路”、五九年的“找舅舅”、六一年的“登山英雄赞”、六三年的“画像”、**年的“三比零”,就象一个个脚印,标志了他成功的道路。这些相声经电台播出后风行一时,脍炙人口,马季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与此同时,父亲自己的风格也逐渐确立,他主张相声讽刺与歌颂并举,创立了歌颂型相声的美学原则,这一突破为相声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良多。老舍先生一九六一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健康与笑声”中曾预言:以他(指父亲)的才力,若能不断提高思想文化,他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历史会改写,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会不一样。但假设历史是荒唐的。“文革”毕竟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我父亲也不例外。市井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父亲在“文革”中是造反派,这说法不知源于何人,起自何时,却是百分之百的谬误。“文革”六六年开始时,全国各单位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初的组成也是各单位的领导人物。我父亲当时是业务尖子,被委以副主任之职,他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副主任”管什么事的时候,就刮起了打击刘少奇反动路线的风。这时候说唱团才出现了真正的造反派,我父亲象许多在位者一样,成了理所当然的打击目标,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白专道路的代言人”的帽子。但是这比起其后的大批斗还算是“和风细雨”。我母亲就是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我父亲的。当介绍人向我母亲提起马季的时候,母亲凭听广播得来的印象问:“那不是老头子吗?”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父亲带母亲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在当时文工团的所在地——粉楼,大字报铺天盖地,给母亲留下很深印象。我后来一直认为父亲这招很高明,一种绝妙的浪漫,一种“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浪漫。
  从他们结婚到生我,父亲都是在被批斗中渡过的。母亲抱着那个“特大号”的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父亲想请一天假到车站接我们,结果只被批准半天,下午他依旧回单位接受“帮助”。很多人以为“文革”时喷气式的批斗大会不会被用在我父亲这个年龄的一代人身上,在这一点上,父亲可能是个例外。除了他个人的专场批斗会外,他也常“荣幸”地被“邀请”在别人的批斗会上出席陪绑。他后来也常说他的第一场“专场晚会”是在文革中而非以后的一九八八年。
  我父亲一共去过两个干校,第一个是在黑龙江省嫩江地区,后因林彪一号文件,全部撤回关内,重设在河南淮阳地区。当时中直机关的干校农场都在那一带,史称“关内第一大场”。相声是“四旧”,不许说,很多和他一起去干校的演员都以为这辈子再也干不了本行了。可是父亲相信总有一天相声能回到舞台上。七三年从河南回到北京,他立即开始继续他的创作。那时的环境可想而知,凡文艺作品必须以“三突出”为原则。父亲在文革中的第一个作品“友谊颂”,写成之后修改了七个月,勉强通过了上面的审查,但电台还是不敢播,因为文革以来从没有播过相声。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五一”的纪录片,其中摄取了七分钟 
  “友谊颂”的片段,姚文元在审片时只说:可以吧。纪录片放了,电台的人才敢在广播中放录音。父亲的三个作品“友谊颂”、“山鹰”、“海燕”是文革中仅有的相声,也是那个年代仅有的笑声,直到今天,还有不知就里的年轻人认为相声是从“友谊颂”以后才有的。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相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高潮,“舞台风雷”、“新桃花源记”等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段子。一九七七年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叶圣陶老人兴冲冲地端着酒杯走到我父亲桌前祝酒,连声夸赞“新桃花源记”:“马季呀,相声就是要写这样的。好!有知识,有意思!来,祝你成功!……”电视进入每一个家庭,对于公众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我父亲在他事业上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八十年代以来他佳作纷呈,舞台表演也渐入炉火纯青之境。八三年开始的春节晚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八五年全国十大笑星评选中他名列榜首,八八年为纪念他舞台生活卅年而举办了“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盛况空前。九十年代他的十几名弟子在苏州举行“谢师会”,在文艺界传为佳话。
  妙语如涛动遐迩
  三分入木寓欢哗
  燃犀烛怪长瘐笔
  炼石补天学女娲
  这是著名画家范曾题赠我父亲的一首诗。卅五年来,我父亲创作大小三百多个相声作品,门人弟子中有姜昆、赵炎、冯巩、刘伟、黄宏……活跃在各种舞台上。他自己则依然在不断的创新中,他的艺术生涯还没有画上句号。
  公众人物的意思往往是被公众关心和议论的人物,舞台上的父亲带给观众笑声,生活中的他却经常遇上烦恼。他每次出门总是被路人认出,认出后就是“中国特色”的围观。其实所有人都是出于好奇和喜欢——这马季到底和电视上长得一样不一样?但谁也不想这些“好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就够他受的了。我来澳洲前几天,父亲想带我去西单买衣服,车停在胡同里,他刚出胡同没有十米就让人围起来了,东西没买成,回到车里他对我说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来西单。我们家就更甭提了,只要父亲在家,就总是人流不断,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二点。其中有朋友、同行、他的学生、同事、认识的、不认识的,什么人都有,还有很多是从外地来北京找父亲学相声的。就连广播电视部门口站岗值勤的武警都知道我们家地址。一有人找马季,立刻往我们家赶,中饭晚饭常常是一大桌人。说起这些,我就觉得我母亲很了不起,她是中国唱片公司的音乐编辑,兼顾自己事业的同时,还得帮父亲料理里里外外。另外就是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流言蜚语,今天马季倒卖黄金了,明天走私让人抓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家里人还真着急,时间一长全都见怪不怪了。也许这些都是名人的代价。
  很多人问我:“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学说相声?”我回答说:“没有。”的确没有。父母从小就不让我往这圈子里进,也压根儿没想让我干这行。可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的,多少受了些薰陶。冯巩以前对我说:你早晚得干这行。会否被他不幸而言中呢?只有天知道。
  中国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不是个孝子,作为独生子不能陪在父母身边。七年前我只身来澳,临行前夜,父亲给我讲了他十三岁去上海学徒的经历作为临别赠言。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七年来我在澳洲一事无成,每思及此,终有愧为人子之感。
  寒夜将尽,东方既白。无论父亲这次来澳能否成行,相信我不久就可以见到他了。


  add to del.icio.us.  look up in del.icio.us.  add to 
  365Key.com.   add to furl 


  包瑞嘉文革香港奇遇红卫兵 

  2006-06-07 16:26:45
  Permanent link | comment | wgbwg |  文汇报 1969 记忆 反思 | 
  转自:USA侨报
  http://www.chinapressusa.com/shequ/200605300386.htm

  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政治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包瑞嘉(Dr. Richard 
  Baum),至今还珍藏着一份泛黄的报纸。
  在这张1969年4月23日出版的香港《文汇报》上,有一篇题为《外国朋友热爱毛主席》的配图报道。图片上,年轻时的包瑞嘉,正领着一群来自广州的红卫兵,拍手齐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包瑞嘉回忆说,当年他正在香港攻读研究生,周末带着家人去清水湾郊游,看见百余名红卫兵正用国语高唱文革歌曲,便以中文搭讪,红卫兵们见他中文流利,便坚持让他领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刚好被一旁的《文汇报》摄影记者捕捉到这一珍贵的瞬间。
  包瑞嘉说,第二天,香港《文汇报》上,便以《外国朋友热爱毛主席》为题,刊登了那天的照片和文章,文章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无限热爱毛主席...... 
  今天,我们到清水湾望台,遇到两个旅行的外国朋友(法国人),由于我们的歌声,引发他们低声伴唱,我们立即上前向他们问好,他表示,非常希望跟我们一起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们并和我们载歌载舞,并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后来,他们还激动的以学过一年的普通话和我们共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怀着满腔热情拥上前,把毛主席像章别上他们的胸前......”
  “最后他们将离开,并表示希望与我们再次见面,并向我们多次回头挥手。虽然我们只接触过几分钟的时间,但充分地体会到外国朋友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使我们万分激动。”
  包瑞嘉说,照片和报道一见报,他便接到美国驻港领馆的电话,电话那边领事显然十分恼火,“你到底在那干什么?”
  “我注意到红卫兵们在唱歌时的激动,而且知道这很容易演变为愤怒”,包瑞嘉说,他因此掩盖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谎称是法国人,否则,要是红卫兵知道他是“美帝国主义”一员,不知更会是怎样的群情激奋。
  就这么无意之间,包瑞嘉珍藏的这张新闻图片及报纸,成为文革的诸多历史见证之一。包瑞嘉说,动乱的文革,是很多人心中抹不去的痛,它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影响,更是深远,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了解文革,就无法深入了解现代的中国”。

  add to del.icio.us.  look up in del.icio.us.  add to 
  365Key.com.   add to furl 



  中国人,你如何跳得过文革这一页 2006-05-31 20:55:23



  Permanent link | comment | wgbwg |  纪念 随笔 2006 个人评论 | 
  作者: 摩罗 | 2006年05月19日19时22分

  【内容提要】三十年无祭。三十年无思。三十年无耻。三十年灵魂黑暗。
  转自: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44220.html

  一

  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制订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进行一场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这场计划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成功而又持久地展开着,基本上是按照设计者所安排的内容和程序展开的。那一场浩浩漫漫 
  的混乱和屠杀,至今还无可拒绝地刻印在少数有灵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或者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那个被认为文革业已结束的日子,还是这样的中国人,却制定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把一场关乎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遗忘并且抹去。正如现在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这场遗忘与抹去的计划也执行得相当成功,而且相当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决不亚于当初的发动与展开。为了更好地配合遗忘,为了更有效地从生活的深处将它抹去,我们不能谈论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诉它对人的蹂躏和凌辱,不能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时侯,它果然就发生了。我们需要遗忘它的时侯,我们果然就遗忘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这一片表面的平静与安祥,谁会相信在这片大地上曾经有那么风风火火的文革。别说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人们已经没法相信,即使是对于大约十年前的故事,人们也已经遗忘得十分彻底。面对那血腥的照片和画面,新一代的大学生说,没准这是美国人制作出来的照片,他们有那样的高科技,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这就是新一代大学生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听了这样的话,我终于相信,我们中国人真是没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连我们自己杀人的照片, 
  也可以栽赃到外国人头上,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罪恶不敢做的呢。

  曾经听见过有人议论,中国的文革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很多人说,那是决不会的。更多的人则认为,文革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我想对这样轻漂漂的话送上几句冷嘲。但我终于既没法冷也没法嘲,我只能轻轻地说,强迫大家遗忘文革并且大家果然遗忘了文革,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把自己杀人的罪行栽赃到外国人头上,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的一部分。这又一场文革的愚昧、 
  罪恶、无耻、下流,决不亚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混乱和屠杀。

  二

  有一首欧洲人写的诗,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通过回忆,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呈现,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到了一次强化。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过失和罪恶。对于他来说,回忆罪恶就是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没有这样的清算和清洗,人只会永远深陷在他过去的罪恶之中,并且只会沿 
  着这种罪恶的惯性无可自控地继续进行那样的罪恶活动。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回忆一下吧,可怜的中国人。回忆一下那天早晨,我们突然被一个红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时被告知,我们从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从此也就拥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权力。那是一个多么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们的回忆中,也还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忆一下吧,中国的阿拉巴巴,回忆一下那个夜晚,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逼她交代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忆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在对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官员的光头吐唾沫。那么多的唾沫,从光光的额头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这位老人则像一座雕塑那样僵立在那里,既不能揩一下额头,也不能说一句话。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惧战战兢兢地僵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将有什么样的凌辱降临到这个可怜的额头上。回忆一下吧,所有曾经做过错事,或者自以为没有做过错事的中国人,回忆一下上海的那个临街的窗口,和那个窗口上所垂挂的两具遗体,当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与他的妻子一道,用这两具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对于一个野蛮民族的失望与悲悯。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所寓所里,当代最杰出的女钢琴家,跟她的母亲和弟弟一起,告别了那一片铺天盖地的喧嚣,从容地走上了一条宁静的死亡小径。

  一切活着的人们,至少应该选择一个日子,深切地进行那么一次回忆。至少要调动起我们依稀可存的那么一点自尊心,回忆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难与耻辱,借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苦难与耻辱。那些高贵的人拒绝跟我们一样作恶,也拒绝跟我们一起呼吸那样罪恶而又下流的空气。他们在全民犯罪中选择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狱中选择了对天堂的向往与追求。他们以对愚昧世界的遗弃言说着他们的抗议和忠告。我们不懂得跟他们一样爱这个世界,也就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因为我们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所以他们只好选择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们至今读不懂他们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读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严。我们连起码的自尊心也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些捍卫尊严的死者,就像一道过于深奥的数学题,不但被我们客观地置于我们的知识之外,而且被我们主观地推到愿望之外。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回忆,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会回忆,而是因为我们不愿回忆。一切都已经由近而远,久而久之,一切都将由远而无。当一切都果然由远而无之后,我们又可以在这“无”的废墟上重新跳起红色舞蹈,重新举起红色 
  鞭子和屠刀。

  我们就从屠刀开始我们的回忆吧。我们应该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计算一下它杀了多少人,它从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处砍去了多少正义、良知和尊严。如果你的记忆过于淡漠,那么请你听一听清醒者的提示吧。仅有的几个清醒者,他们想喊出几句忠告,可是他们喊不出来。他们所企图陈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实,总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总是不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注意。我愿意作他们的转述者。如果人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关于那把屠刀的言说,我就以我的转述强调一下清醒者的提示。这个提示也许可以唤起某几个人的某几缕记忆的游丝?

  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 
  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 
  ’,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 
  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 
  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 
  ‘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8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文见电脑打印稿,估计尚未发表过)。在描述了一系列惨酷的历史事实之后,作者沉重地说:“三十年无祭 
  ”。

  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有人说,中国人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中,早就培养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记》中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故事,《资治通鉴》里那么多另人恶心的故事,谁有力量认认真真面对它?如果没有一点不在乎精神,早就被这些沉重的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谁愿意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战战兢兢过日子。

  然而,忘掉历史,忘掉自己亲手造出的罪恶,然后在每一个类似的历史关口都肆无忌惮地造出同样的罪恶,──我们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循环下去么?《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曾经试图劝转作恶的世人,并说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鲁迅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就是狂人当初所说的将来的世界,在这 
  “将 来的世界”上,依然住着我们这些罪恶累累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三

  在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上,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华。也许还不止于此。在创造罪恶以后死不认账上,在遗忘罪恶和开脱罪恶上,中国人的智慧和才华才更加超群脱俗。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来就是掩恶取善。然而,掩盖了过错的功,还能是功么?掩盖了罪恶的善那还叫善吗?有意用一种功来掩盖过错,用一种善来掩盖罪恶,这本身就是罪过。几千年来,中国的集体叙事成为一种瞒和骗的罪过叙事,中国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记忆。由于在这些叙事和记忆上我们掺和了太多的伦理意图和政治功利目的,我们有意掩盖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际上就是故意犯罪。我们 
  为了掩盖各种罪过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实就是不断地犯下了新的罪过。
  时光飞快地流逝,眨眼之间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们究竟掩盖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国也已经无法考索了。一般地说,这些考索也决无发生之可能。我们的本意就在于掩盖和遗忘,哪里还有费力考索的道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记忆历史:只记忆项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记忆他活埋二十万俘虏的残忍;只记忆长城的伟岸豪迈,并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虚弱与萎顿,而不记忆这种构想本身的残酷和每块石头下无数惨受折磨的尸骨;只记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而不记忆宫廷的阴暗、糜烂和权力的残暴、恶毒、罪孽;只记忆农民起义的道义和复仇的快感,而不记忆血与火的杀戮、残酷和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既然养成了这样的记忆方式,当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虚构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至于历史的真实,那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笔糊涂账。在刘震云的一篇小说中,叙事人“我”向姥姥打听某一次饥荒,也就是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姥姥回答说,饿死人的事多得很,你问的是哪一次饿死人。面对过于频繁过于沉重的苦难,无力反省与消化的人记忆中只是浑沌一片。“我”与姥姥的记忆方式,充分体现了民族集体记忆方式。关于文化人进干校和知识青年下乡,实际上就是将一千多万人遣送到集中营里;关于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饥荒饿死三百万人,只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在忙于救灾;关于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我们一直说那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那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1998年10期);关于文革中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和许许多多因为敢于思考而被残酷杀害的杰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都像一团乱麻一样,无法从中呈现出深刻的意义。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无可考索。最后从民族叙事中消失,也就是从民族记忆中消失。那时侯,纵使想回忆一点什么,也已经没有可能。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 
  性因为没有沉淀在记忆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现于回忆中。

  然而至少文革历史可以成为例外,因为它远没有成为历史,它一点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切身体验,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造出并承受的现实苦难。它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神经上,它时时飘袅在我们阴暗而又恐惧的眼神里。从愿望上说,也许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这种苦难与恐惧,但遗忘决不是通向摆脱的门径。要用灵魂的痛苦反思我们的苦难,要用真诚的忏悔清算我们的罪恶。是清算,而不是掩盖。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丝罪恶的记忆敲醒我们沉睡千年的良知。

  也许有人说,记忆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请允许我提供几个细节吧。沉睡的人 
  需要雷声震撼耳鼓,迟钝的人需要鲜明的意象刺激他的神经,健忘的人则需要丰富 
  的细节启动他尘封的思维。为此,我愿意转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细节。

  在1968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倾刻间,此县杀人达三百多名。此间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二百七十余名。其中十九个人死得特别可悲可叹。某公社抓来十几位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不难想见,所有这些职务决不是他们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干部出于镇压阶级敌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这十几个人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准备杀掉。这时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随意杀人的风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备给这些阶级敌人松绑。公社‘三查’领导小 
  组负责人此时 
  “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现了李九莲、钟海源、黎莲、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许多政治“犯”的悲剧。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戳进去的。……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 
  骨头……”(以上引文均见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

  中国人,这些血光四溅的细节还不足以唤醒我们的记忆吗?在我们粗粝的神经上,要堆积多少人间罪恶,才能将它压沉到良知的水平面上?要经历多少鲜血的浸渍,才能滋生起一丝恻隐之心?李九莲不过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她在经历了文革武斗之后对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写信倾诉她的感想。男朋友将这信交给了上级,一个案件由此诞生。钟海源不过是在李九莲受迫害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也遭此极刑。李九莲被害于1977年底,钟海源被害于1978年春。那个时侯,谁曾听见过这罪恶的枪声?谁曾为这些正义而又无辜的人痛苦过呼吁过?谁曾关注过流尽了十亿中国人的尊严与良知的这片鲜血?二十年后,当我们回想起那个年头荡漾在我们脸上的笑容,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无耻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许有人说,这没有什么特别,这算不上什么残酷。那我们究竟认为怎样才是残酷呢?神经特别坚强的中国人啊,下面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让你感到一点残 
  酷和恐惧呢?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莲的一样美丽,她的名字跟李九莲的一样富于诗意。她叫黎莲。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莲竟然如此相似,以至于时隔二十多年,人们一直分不清她们谁是谁。我多次看到人们匆匆地在文字中夹杂着这样一个名字──黎九莲,这十有八九是把这两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卖然后又都被无辜杀害的年轻女性混为一个人了。她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黎莲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那一年她才18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如果还要找出什么区别来,那就是,18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引文出自《黎莲》,见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 版社1993年版)。

  无需罗列更多的材料。有时侯仅仅一个细节就可以揭示全部历史真实。在这两个故事中,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将军的儿子和那位革命干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无限神圣的地步,这个世界上任何宝贵的东西,都可以无条件地拿来维持他们的残喘。而李九莲和黎莲的生命,只能无条件地奉献出去。在所有这些故事中,连最起码的伦理界限也没有一个人愿意遵守。这是如何地伤天害理,是如何地侮辱了这个自名为人类的生灵历尽千千万万年的努力才建设起来的这么一点点自尊。不征询肾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征询法律和天理的认可;既等不及处以死刑之后,也等不及打一支麻药;那把屠刀就这样扎下去了。当人还在呼吸、还在感知、还在思维的时侯,当人还是一个人的时侯,那把掠夺和杀戮的刀就那么迫不及待地扎下去了。我在乡下看见兽医给猪和牛做手术。每个兽医工作完毕之后,都仁爱地为猪或牛的刀口抹上一些香油用以消毒。我记忆中的兽医肯定也都是中国的兽医,因为我至今没有到过任何别的国家,所以不可能把别的国家的兽医记忆成中国的兽医。可是,中国的法院、中国的公安局、中国的军医,当他们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处置囚徒时,却既不屑于打麻药,也不屑于抹一丝香油。如此残酷的真实,如此真实的残酷,使得乡村兽医的职业道德显得无力而又虚伪。他们既然是中国法院、中国公安局、中国军医的同类,我就不得不怀疑,他们的抹香油根本不是出于什么对生命的仁爱,而仅仅是从避免经济损失的角度着眼的。而钟海源和黎莲在被掠夺肾脏之后,再也没有经济价值可言,所以那把掠夺和屠杀的刀就显得那么凶残那么下流。这是十分符合中国逻辑的。

  这一刀扎下去,使五千年中国文明立时成为了一个谎言。整个中国历史必须以 这个细节为切入口重新改写。

  有人说,不能改变的是逝去的历史,可以改变的是未来的选择。实际上改变未来的选择正是要从改变历史入手。我们所天天标榜的一部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即使不全是谎言,至少也是极其片面的。我更愿意相信鲁迅有关“吃人”的历史解读。鲁迅正是第一个企图通过改变历史而求得对未来选择的改变的中国人。“吃人” 
  既是对中国历史的伟大发现,也是对这一历史的最神圣最歇斯底里的抗议。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心得体会的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伦理逻辑的人,任何一个对中国生活的运行机制和心理奥秘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有足够的知识资源和经验资源像鲁迅一样把这部由谎言堆积而成的中国历史改写为一部残酷而又真实的吃人的历史。我相信这些人也有足够的心理愿望,选择一个与中国历史叛然有别的人道而又文明 
  的未来。

  但是,恰恰是在价值资源上,我们显出惊人的匮乏。我们从来没有在人格意义和尊严意义上建立起生命神圣的观念。我们从来只用等级意识和功利意识看待人群,看待族类。谁官高权重,谁就尊贵。谁能以工具的方式创造最大的功利,谁就是人上之人。除此之外,面对一个一个生命个体时,面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体现出的普遍人性时,我们从来就粗野得没有一丝尊重,麻木得没有一丝悲悯,下流得直想戏弄之、掠夺之,恶毒得直想杀戮之、毁灭之。试问中国历史上,哪一次天下大乱血光四溅的悲剧,不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发生并蔓延的,哪一个人在备受蹂躏之后,没有千倍万倍地蹂躏过别的无辜的生灵。试想一下,如果那个举刀的军医是一个享有充分的尊严、体验过人性的自由与丰富的人,他还会这样野蛮地对待一个 
  在屠刀下瑟瑟发抖的柔弱的生灵吗?

  五千年间,我们就在如此恶劣的文化传统中无奈地循环。面对伤痕累累同时也罪行累累的古人,我们除了以人的名义献上一份悲悯,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对于作为吃人种族的后代的我们自己,却决不可说一句悲悯了事。近代以来,我们如此大规模地了解过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欧洲文化、近代俄罗斯文化,所有这些文化,或充满开朗刚健气质、或充满悲天悯人的宗教气质、或充满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情怀、或充满个人主义的尊严意识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来,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知识结构内,都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这一切为我们改造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改造我们的观念和灵魂,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可是,所有这些文化,为什么仅仅只被我们所了解,而不能成为我们在精神上真正拥有的资源?就在我们的民族内部,近代以来也产生了敬天悯地的《红楼梦》,产生了极力抚慰人性的创伤的苏曼殊,产生了为确立人性尊严、为改变我们的凶残下流而终生呐喊的鲁迅,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学到一点善良、一点慈悲、一点敬畏生命的良知、一点热爱世界并且自尊自爱的人之常情?难道非得这么凶残才能显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非得这么下流才能显出一个文明古国的伟 
  大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不得不令人痛心地告诉你,这是一种下流的尊严,这是一种 
  下流的文明。此外,我还不得不告诉你,那个受过完整的现代文明教育的军医所举 
  起的屠刀,不只是杀死了黎莲,而是杀死了一个民族自称为人类的资格。

  四

  有一个话题不得不涉及,有一种感想不得不抒发。

  在给死刑囚徒执行死刑时,有一个古老的侮辱仪式,就是将一个写有死囚名字并在名字上打上“×”号的纸牌或木牌,插在死囚的后脖衣领里。这个仪式的设计意图不知是为了向广大的看客公布死者的姓名,还是为了强迫死囚无法抬起头来,从而能够始终保持低头伏法的姿式。可是用尊严意识看来,它是一个有辱人的尊严的仪式。即使是用现代法律眼光来看,它也是法律之外的规定,是一个充满了邪恶 
  欲望(侮辱人的欲望)而故意保留下来的一个行政行为。

  不说执刑前要请牧师来表示“临终关怀”。我们没有时间搞那样的假“关怀”。那么,在执行死刑前,对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予一点“临终尊重”?在执行死刑之后,对于被执刑者的遗体,要不要给予一点“遗体尊重”?纵使马上要处死,可这尚未处死的人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生命,我们为什么不能尊重他?在他被处死以后,他的遗体依然是人的遗体,是一个生命的遗体,我们怎 
  么敢于不尊重他?

  中国,这个向来以地大物博自我标榜的中国,历来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统治机器。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机器每天消耗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在如此庞大的行政开支中,为什么独独没有给死刑囚徒执行死刑的子弹开支?当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女儿,因了他(她)的高贵的思想被官方处死时,当他(她)的老母亲因此而悲天恸地时,两个大盖帽制服威风凛凛地站在这位老太太面前,严正地向她收取子弹的费用。也就是要这位悲恸的母亲,亲手买下政府的子弹,用来杀死她的高贵的儿子,或者是她的高贵的女儿。这样的无赖行为,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也出现过?在中国,多年以来竟然将此看作是理所当然之事。到了九十年代,事情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那位老母亲所必须支付的钱,由简简单单的子弹费,发展为一笔数目不小的慰问费。如何慰问?慰问什么?这笔钱用来给刽子手等一杆人马开设筵宴,洗血庆功。也就是说,那位老母亲必须费尽心力筹措到一笔钱,用来买人杀死她的儿子或女儿。这样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道理,这样的逻辑,实在是世界上最 
  奇怪的逻辑。
  在文革中,许多政治“犯”被执行死刑时,都不通知家属。执刑后死难者的遗体就被遗弃给荒野和蛆虫。那些可怜的家属,可怜的父母,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正在承受什么样的折磨,什么样的凌辱。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于何时,死于何地。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给文明的医生挖去了几块肝几块肺,给尚不知道文明的畜生撕断了几根手指几块肌肉。在死囚遭受屠杀的时刻,所有的亲属都因此而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凌辱,所有的同类的安全和自尊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一切都是不需要回忆的,它不只是曾经发生过,而是至今仍在发生着。我们却打算对此永远沉默下去,不但以不想更改的制度和习惯沉默下去,而且以看客的 
  方式永远沉默下去。

  既然它至今无法成为一个话题,我又到哪里去抒发什么感想。

  五

  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残酷。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麻木。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下流。而有一些事,它之所以牵动我们的心,则是因为它既残酷,又麻木,又下流。这些事往往并不重大,它只是一些小事,一点也不惊天动地,甚至还不足以引人注目。可是如果有这样一件小事,它把一种人群或者一种文化的残酷、麻木、下流集中于一身,它也就是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群或者这种文化的内在奥秘。所以这种事一旦发生,就会永远存在。无论你是否有勇气正视它,无论你是否有勇气回忆它,无论你是否有勇气反省它,它都会顽固地存在于你 
  的神经上。你想摆脱它,可它不想摆脱你。它会死死地纠缠着你。

  文革中所发生的这一类故事,谁也讲不清究竟有多少。因为他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灵魂的地狱里,疯狂地生长着,繁衍着。可是这样的故事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就足可以惊起灵魂的喧嚣和颤抖。我们只要真正敢于面对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所孕含的一种人群和一种文化的全部残酷、麻木、下流,就会完整而毫无保留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展示出来。

  我们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吗?是的,发生过。

  我们知道过这样的故事吗?也许我们听见过,甚至还曾看见过,但是我们不知 道。我们从来不曾知道过。

  我们记忆过这样的故事吗?没有,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在它发生时,就有 意遗忘了它们。我们一直拒绝记忆。

  我们回忆过这样的故事吗?没有。我们当时既然没有勇气记忆,事后当然也就 
  没有勇气回忆。何况,回忆需要时间,需要特定的心境。我们一直忙于残酷,忙于 麻木,忙于下流,我们没有时间回忆。

  可是我们需要回忆,需要在此时此地承受回忆的痛苦,并把它化作这种人群和 这种文化的永恒的记忆。

  为了回忆和记忆,我们首先需要陈述,需要陈述真实。回忆只不过是陈述展开 
  的一种方式。或者这样作一个修正:陈述乃是回忆赖以发生的契机。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在一个阴暗的夜晚,回忆一个世纪的阴暗。用一 
  个阴暗的夜晚,清理一个阴暗的世纪,和一座阴暗的地狱。

  让我们从一个细节开始吧。

  时间:1966年某月某日。地点:中国最早兴起现代文明的城市上海。人物:中国最具有现代文明信念的作家、安那琪主义信奉者巴金。事件:巴金先生看见上海的大街上已经出现了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知道那残酷的批判和斗争不久就要落到自己的头上。为了在挨斗时表现得老实一点,以减少所受到的折磨,巴金回到家里后,就对着穿衣镜练习低头认罪、弯腰求饶的动作。意义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巴金是追求最热烈、情感最纯洁的文化人之一。在1949年的社会大变动中,他是文化人中唯一一位不要官位、单位和职务的人,他显然是想通过保持自己的身分独立来求得人格上精神上的独立。今天看来,他当时的追求是太超群脱俗、太高贵了。可是十几年后,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和扭曲之后,巴金的内在力量几乎丧失殆尽。民族生活中真正残酷的一面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时,他终于彻底意识到了没有任何个人尊严的空间。他将头沉沉地低下去,实际上是撞响了一个民族的丧钟。他将腰沉沉的弯下去,所折断的不只是他的个人尊严,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和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的倾覆与毁灭。将一个尊严意识极强的绅士摧折到这一步的社会、民族、文化都是有罪的。感慨:若干年后,当巴金先生在写作他的随想录和回忆录时,通过对这一残酷事实的陈述拯救了他的个体人格。他因为敢于面对事实的丑陋和残酷而重新站了起来,可这个曾经无情地将他逼进地狱的民 
  族却因为拒绝忏悔而继续趴在巴金先生的脚下,怎么也不想爬起来。

  还需要说得更多吗?那我就再作一个提示吧。在同样的时间,在相近的地点,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在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明的空间:一所大学。就在杭州的一所大学里,发生了世界大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故事。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阶级教育,他们举行了一场活人展览。他们把学校里的阶级敌人找来,给他们分别贴上不同的标签,分别标明这个是工头,这个是资本家,这个是账房先生,等等等等。然后将他们陈列在展览室里,要他们按照既定的要求做好各种姿式,供革命群众参观。解说员用鞭子在他们身上庄严地指指点点,向前来参观的革命群众愤怒地控诉他们的 
  各种罪行,借此对革命群众进行神圣的阶级教育。

  我很想把这个故事讲得详细一点,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向来喜欢从一个小故事中就能看出一种环境的残酷和一个群体的下流这样一类故事。这样就免得我去读更多的故事。因为我懒于读太多的故事。这样下流的故事一辈子只要读一个也就够了,谁有力量整天泡在这样的故事里。只要读得详细一点,一个这样的故事就足够我们咀嚼一辈子,消受一辈子。可是我没法把这个故事读得更详细,也没法把这个故事讲得更详细,因为时代一直在遮掩这样的故事。在公开的出版物中,我只在八十年代的一张《光明日报》上读到过一则有关这个故事的很短的报导。但读过一次也就永远记住了。后来留心有关文革的书,想读到关于这个故事的更为详细的介绍,可是再也没有读到过。有人说文革“三十年无祭”,我看不只是无祭,而是没有陈述。连陈述事实都还没有开始,还能有什么祭呢?巴金提议过建立“文革博物馆”,我看不妨就建在这个活人展览馆里。在我们有意展览历史之前,这里已经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展览。此中是不是真的含有冥冥上苍所留给我们这个不幸族群的某种启示?

  我们用不着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而感到遗憾。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同样的故事中补充细节。在河南省的某个农村,一个粗通文墨的人所受到的迫害和凌辱,决不亚于当时被当做全国重点靶子的著名知识分子。就对于个人尊严的摧残和折磨而言,这位乡村知识分子的遭遇也许比杭州那个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更加悲惨。他不但要将自己作为一个坏人展览给革命群众,而且还得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罪行”。仅仅展览还可以默默承受,他却不得不在内心完成一个从被动承受到主动表演的心理转换和精神升华。革命运动对他所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对他所实施的教育和改 
  造实在太神奇了。

  让我们读一读这位不幸的人临死之前给我们留下的回忆文字吧。“大会开始了,主持人讲话了。这时,我们大队的造反派把我叫到主席台后边,声色俱厉地问我,你老实不老实?老实。你想死呀想活?想活。想活了你就老老实实听话,你敢别扭一下,今天夜里就打死你。我听话。听话了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夜里同台演出,我们是革命群众,你当反革命。我心里一沉,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登台唱过戏,要配合不好演不好,惹革命恼了可不得了。我沉默不语。斗争会开始了,我扛着刘少奇就主动上台,他们不让扛刘少奇,说,你弯着腰上,偷偷摸摸四下看看再上。我很听话,就从幕布后边溜到前台,弯腰弓脊四下看着。这时从那边幕布后跑出来几个男女民兵,手持钢枪,猫着腰蹿上来抓住我的领子,说,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乔典运吗?你半夜三更跑出来干啥?剧情就开始了,这个问我是不是想偷?那个问我是不是想抢?这个说我想放火,那个说我想下毒,我的台词只有一个字:是。革命民兵很说了很唱了很控诉了一阵子,派一个民兵下去把刘少奇拿上来交给我,叫我抱,叫我扛,叫我亲,然后几个民兵端着枪押着我下了台。原来这叫艺术斗争,我出了几身冷汗。”(引文出自乔典运《命运》,见《莽原》杂志1997年5期)

  在所有这一类故事中,在这一系列最下流的恶作剧中,由于倒下去的不是身躯,所以我们看不到。由于流出来的不是鲜血,所以我们看不到。由于哭泣的不是喉咙,所以我们听不到。由于咆哮的不是江河,所以我们听不到。由于扭曲的不是流水,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由于毁灭的不是呼吸,崩溃的不是悬崖,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然而,那支撑和维系着人类文明的一切美丽的东西、一切高贵的东西,都在这样奇怪的革命运动中崩溃了、毁灭了。我们没有感到罪过,没有感到恐惧和绝望,那仅 
  仅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而已。

  六

  如果仅仅把文革理解为一场红卫兵造反运动,这样的理解未免太狭窄了。文革决不只是红卫兵的夺权运动,也决不只是毛泽东打倒他的政治对手的运动。文革比这个要丰富得多。文革是一种奇怪的革命理论在逻辑上所达到的颠峰状态,这种颠峰状态就是对社会的全面破坏和凌辱,对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毁,对人性尊严的全面敌视和仇恨。它与一切美好的东西势不两立,与一切人的尊严和权利势不两立,与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势不两立。文革既不是开始于1966年,也不是终结于我们认为它业已终结的那一年。文革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把中国古代的所有文化遗产命名为封建主义,把外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化遗产和现代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命名为资本主义,把正在从斯大林极权专制下摆脱出来,逐步回归到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的苏联文化命名为修正主义。总而言之,全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文化,和由这些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人性的尊严、家园的秩序、天国的理想,全都是肮脏的,全都在扫荡之列。古今中外,何时何地曾经见识过这样奇怪的 
  “革命”?秦始皇当年所“坑”者只是“儒”,而留下技术专家为社会服务。所焚者只是思想之“书”,而留下技术之书供社会使用。因为他还愿意普天之下都把这日子过下去。可是他的后人却连技术之人和技术之书也要命名为“反动技术权威” 
  或“白专典型”或“资产阶级某某学”之类,予以否定和取缔。列宁曾经说过,要用人类文化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可是他的整天念叨着“革命”和“解放” 
  的中国学生却决意要毁灭人类文化的一切财富来“解放”自己的头脑。这样的文化 
  灭绝,确实只能被命名为“革命”。而且,这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革命”。

  革命确实是壮美而又令人激动的,革命所留下的废墟却让人感到恐怖而又凄凉。烈火确实是红艳而又辉煌的,烈火所留下的残骸却是黑色而又绝望。今天我们终于知道,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知道,文革所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无辜的尸骨,一大堆人格凌辱与创伤,文革还留给我们以灵魂的黑暗。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被切断了一切文化资源,我们的灵魂得不到任何滋养、哺育和照耀。于是,我们的灵魂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地狱,一片黑暗,一片阴森恐怖的黑暗。

  无从仰承任何文化资源的人,在精神上当然就一无所赖。所谓一无所赖,也就是无赖。所谓灵魂的黑暗,就是无赖。正因为我们首先被培养成了无赖,我们才能闹得出文革这样的无赖把戏来。我们越是在文革这样的无赖把戏中狂欢,就越是会变成更加彻底的无赖。当我们宣布文革结束时,我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政治运动,以为它的影响很快就会过去。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一直处于某种亢奋之中,一心要把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从那种可怕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是八十年代末的彻底失败促成了我们的彻底反思和彻底觉醒。在这场残酷的失败中,我们才发现在所有的黑暗 
  中,最最可怕最最无奈的黑暗恰是我们灵魂的黑暗。

  精神上无所依赖的人,只有在各种各样的狂欢中放纵自己的感官和感觉,而没有相应的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当我们在文革的炮火硝烟中呼啸猛进时,我们一点也没有反思它的合理性和它的后果,仅有的少数反思者,诸如遇罗克、林昭、李九莲之类,全给我们(这里应该写作我们,而不是写作他们)杀害了。今天,当我们在金钱中重新获得狂欢的机遇时,我们一点也不比文革中的狂欢清醒一些。我们拒绝反思它的合理性,拒绝审视它的可能的后果。我们除了象一个无赖那样嘻皮笑脸,除了象一个无赖那样疯狂攫取,什么别的都不管了。正义、尊严、平等、自由、良知、悲悯、同情、羞愧、祈祷、拯救、文化理想、制度创新、价值的依托、灵魂的归宿……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思维之外,在我们的关注之外,在我们的愿望之外,当然,更在我们的现实关怀之外。如果有一天,我们企图摆脱我们的无赖境遇,重建我们的“人类”生活,我们将无从想起这些使人类能够自称为人类的价值信念和精神品格。那个时侯,我们将会真正意识到我们灵魂的黑暗。而今天,我们依然企图跳过文革,跳过灵魂的黑暗,在满足物欲的狂欢中潇潇洒洒地进入天堂。可是,我们企图跳过黑暗灵魂的时侯,正是我们继续为灵魂黑暗付出代价的时侯。在继续付出代价的方式中,最有戏剧效果的,当然是在某个憋不住的时刻,在某个被内心的黑暗和恐惧折磨得忍无可忍的时刻,重演一场三十年前的滑稽剧。我有十足的自信心预言,那场滑稽剧的残酷,那场滑稽剧对这个民族的破坏、对于人性的凌辱,大 
  约会十倍于三十年前的那一次。

  三十年无祭。三十年无思。三十年无耻。三十年灵魂黑暗。

  我们也许真的要为我们的灵魂黑暗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add to del.icio.us.  look up in del.icio.us.  add to 
  365Key.com.   add to furl 
                浏览次数:1270-- 发表评论,已评论0次




----上篇文章章 立 凡:《“红八月”----滴血的记忆》
----下篇文章章立凡: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