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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颖嶷:《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

作者: -上传日期:2006/7/3
 
 风雨故土
左颖嶷——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 


左颖嶷/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总第80期)]

  我的家乡华阳[1]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中心,这里空气温暖湿润,土壤肥沃,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由都江堰流出的府河如玉带环绕,与陶渊明笔下所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颇有几分相似。就是在家乡人们已无心耕作、纷纷外出经商打工、田中杂草与庄稼并生的今天,倚仗着润泽清芬的土地,收成照样可喜,仍旧可称“鱼米之乡”。这样天赐的锦绣宝地,怎么也会在“大跃进”时期饿死过人呢?通过走访当地一些居民,查阅当时的相关文献,笔者试图客观地还原出部份历史真相来。

  1957年9月中共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大跃进”[2]运动的序幕,“大跃进”的目标是“超英赶美”。1957年底,农业率先启动;接下来是发展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1958年10月后又开始了所谓的“文化大跃进”。整个运动持续了三年。大势所趋,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当时都热火朝天地投身于运动中。

  据当时的华阳县24个乡联合制定的“1958年到1960年发展简要规划”(这24个乡的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均署名):1958年要建立养鸡场,养鸡200只;栽桑十万株,每亩平均324株,养蚕1,000张,产茧12万斤;养蜂量1960年要达到200箱;要建立千株果园一处;设养鱼场一所,养鱼10,000尾;开设粮食付产加工厂、碾米厂、砖瓦厂、农具修配厂、肥料制造厂、饲料加工厂、纤维制造厂、制硝厂等8大工厂;新建37处水力发电站以及沼气发电站一个;农民住宅3年分别集中,兴修两个居民点;除七害、讲卫生,1958年实现基本七无;实现无文盲化,1958年8月全社无文盲,要建农业中学一所;建立交通网,新建干道、机耕道;3年实现全社十万桑、十万树,不留一寸荒土,一片树荫成线,行路不再打雨伞,乘凉不再进屋;两年实现托儿、幼儿组、所、班5个,产院1个,生育、晚婚有计划。[3]这看起来似乎是个全面的规划,它所勾勒的美好蓝图就是放到今天也丝毫不嫌过时。如果当时的各级政府能实实在在地逐步实施,其前景还是令人鼓舞的。可惜,这份为“大跃进”制定的规划却为“大跃进”运动本身所摧毁。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上游公社以农业的“大跃进”最为轰轰烈烈,其次是“大炼钢铁”,下面就农业与工业两方面的“大跃进”分别阐述。

  一、农业生产“放卫星”

  1957年冬天伊始,华阳县根据地委的指示精神,认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调工形式已不合时宜,在学习毛主席指示和信阳专区办人民公社的先进经验后,决定试点摸索,从而将中兴、协和、合林三乡合并为“上游人民公社”(下文简称上游公社)。[4]“上游”一名缘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口号。“大跃进”中,华阳唯一合数乡为一社的只有上游公社。上游公社地大人多,又系华阳县委机关驻在地,因此在华阳各乡中位居“龙头”之重。1958年8月30日,华阳县“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规划意见的请示报告”正式递交地委,上游公社于1958年9月正式组成。当时全社共有9,265户,44,080人;土地63,042亩,平均每个标准劳力有耕地4亩;此外还有牛1,505头,猪21,647只。[5]

  新成立的上游公社面临诸多任务。当时该公社的工作汇报称:建立人民公社之初,社党委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公社生产发展的方针问题。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有了矛盾,这矛盾,特别表现在劳动力问题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社的生产,应当以工业为主呢,或是应以农业为主?公社党委根据国家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要求和省、地、县委的指示,坚决贯彻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全社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力量摆布上,约为四分之一比四分之三。[6]

  由此可见,在建社之初上游公社是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的,当时国家鼓动的业运动主要是两项: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因华阳县有府河、江淹河两条水流平缓、清澈甘甜、流量终年稳定丰富的大河,田地灌溉不成问题,因此上游公社将农业工作的中心放在积肥上,衡量农业生产成就的指标则是粮食产量,尤其是水稻产量。如前所述,华阳县的土地天生就是黑油油的肥土,上游公社位于府河畔,更是天然良田万顷,根本无需积肥。但是由于公社领导人主观上太想取得惊人的好收成,于是就决定做一系列急于求成的事:让农民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劳动,为了晚上打火把照明,茂盛的树林、竹林几乎全被砍光;当地农民居住原本份散,三三两两用竹竿、茅草搭成的农舍掩映在丛丛翠竹中,但“大跃进”期间把许多农宅拆来烧掉,拆下来的谷草麦秸用于熏土积肥。[7]

  现在双流县华阳镇河池村4社[8]的吕海云是当地的一位老农,今年71岁(当年28岁)。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1958年我刚当兵回来,那时成立了上游人民公社。我是公社管治安的。成立公社后,就有了伙食团,集体吃伙食。然后就搞大跃进。土要深耕,产量才高。白天搞,晚上干,打起火把垒土、耕地。当时拆了很多房子。我在的那个队,就是我和赵子和的房子最先遭拆的。记得当时上游公社的社长是刘祖武,他把我和赵子和喊去,跟我们说:“把你们的草房拆了,以后你们就先住墩墩房子(楼房)。”我和赵子和想,住墩墩房当然好,我们就答应了。房子拆了后,社上喊(让)我家住到左文华家的堂屋头(里),赵子和他们住到袁家喂牛的房子头(里)。跟我们一起拆房子的还有左文芳,我们三家人加起来,有十多间房子。后来全村一百多家人的房子都拆了,大家挤到一起住。还拆了一个庙子办学校。叫河祠寺小学。房子顶上的草,拿来熏土了,竹竿拿来打火把,木杆就拿给伙食团住了。后来没得房子拆了,伙食团煮饭就砍树子来烧。有些一、二十年的树子都拿来砍了,好可惜哦。当时树子基本上都砍光了。

  “大跃进”开始时,干部们“志向”远大,老百姓老实听话,大家都热情高涨。但当时的行动却是欲一步登天,而逆自然之道,无异于拔苗助长。检验深耕积肥的收效是粮食产量,刚开始的数据和计划可能还有几分根据,到后来就浮夸成风了。

  在华阳县“1958年几种主要农作物增产情况表”[9]中,有关上游公社情况是这样的:



  依表上所列,三乡合并后的上游公社1957年、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大致是其他23个乡的3倍,其中粮食总产增长率一项名列榜首,其它的几项增长率在全县亦是名列前茅。据当时的上游公社对县委的汇报:1958年,全社主要作物中稻的平均产量为1,462斤。最高的一块田4.4亩,亩产达6,900斤,最低的产田,亩产仅有600斤。……在全社菜麦田25,082亩中,划分为卫星田、丰产片与一般田三种。在卫星田中,再分为大卫星与小卫星两类。实播结果,小麦14,082亩内,亩产10,000斤的大卫星田1,349亩,占9.5%;亩产5,000斤的小卫星田2,619亩,占18.5%;亩产3,000斤的丰产田6,706亩,占47.4%;亩产1,000斤的一般田3,408亩,占24.6%.油菜11,000亩,亩产5,000斤的大卫星田899亩,占8.22%;亩产3,000斤的小卫星田1,703亩,占15.5%;亩产1,000斤的丰产田6,660亩,占60.5%;亩产600斤的一般田1,738亩,占15.8%.[10]

  农民吕海云也谈道:当时的浮夸风,严重得很。只打了500多斤要说600多斤。600多斤报上去还不过关,结果我们就报1,000多斤。还记得最凶的一回是在公社大礼堂开大会,生产队的队长、队委、保管员都来了。本来是说生产,结果开成了斗争大会。有一个保管在分组讨论时说:“我是保管,我晓得,每亩只打了500多斤,哪儿有1,000多嘛!”马上就把他带到大会上去斗。协和乡的赵乡长,帮着说了几句话,也被弄上去斗。

  左学富(现双流县政府国土局职员,协和乡人,当年14岁)对当时情况的回忆是: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记得为了放卫星,等到收成时,就把几个田的庄稼统统插到一亩田头(里),密密麻麻,连青蛙都钻不过去。然后就喊我们这些学生去数,挨个挨个数一个穗子上有好多颗麦子,一株小麦平均结好多个穗子,再算田头(里)总共有好多小麦,最后一算亩产上万斤了。

  二、“土法上马”、“大炼钢铁”

  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大炼钢铁”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先是发动农民献废铁。据当时的县委材料记载:“人民公社化后,各地都筹办了集体食堂,因此,对于过去用的旧锅、铲、火钳,应动员出卖,每户在月底前最低必须完成18斤。”[11]“截至十月底止,全县共建炉1,248个,其中煨钢炉791个,炒钢炉791个,共出钢290,339斤。”[12]县委还特别表扬“上游人民公社苦战一昼夜,建成一百座土炉”。

  据当时的材料,华阳县政府在全县推广的土法炼钢方法有3种:

  (1)“跃进钢”炼法:由华阳县先锋机械厂试验成功,自称其炼出的钢比土钢质量好,故取名为“跃进钢”。炉子用炒毛铁炉,主要工艺流程是:先点火烘炉,炉烘乾后,将生铁打成小块熔化,熔化出的铁水收浆后用钳子夹出来打成铁沱,然后铁沱入红炉上锻炼,就是成材钢。

  (2)坩锅炼钢法和三节炉炼钢法(即用三节炉代替坩锅炼钢),但当时在农村里无法实行。(这里不再介绍)

  (3)土法煨钢:煨钢罐用铁皮筒,每炉可煨出50斤-500斤钢。需100斤左右的焦煤。用猪骨或牛骨5斤,打成小块;焦煤末5斤;锯末8斤;将三种混合均匀作为配制原料。然后一层铁一层配制原料这样层层垒入煨钢罐,将罐填满后放入炼钢炉中,并把焦煤塞满炉子四周,使焦煤燃烧,约煨8-12小时,即可成功。

  当时农村里都用第一和第三两种土法炼钢,其中又以“煨钢法”最为流行。从登记表上看,当时指导炼钢的技术人员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原多为泥瓦匠,文化程度一般为初小,仅有极个别人上过初中。

  华阳全县除上游公社外另有23个乡,根据当年华阳县“各乡炼钢完成情况日报表”[13]的数据,1958年10月15日全县有土法炼钢炉763个(其中上游公社76个),出动炼钢人数1,996人(其中上游公社200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7,362斤(其中上游公社1,284斤);10月17日全县土法炼钢炉增加到792个(其中上游公社减少到68个),出动炼钢人数2,155人(其中上游公社523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8,602斤(其中上游公社1,089斤);10月19日全县土法炼钢炉进一步增加到845个(其中上游公社恢复到79个),出动炼钢人数2,170人(其中上游公社270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达13,909斤(其中上游公社1,266斤);10月20日全县土法炼钢炉再增加到847个(其中上游公社减少到71个),出动炼钢人数2,234人(其中上游公社286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11,945斤(其中上游公社2,533斤);10月21日全县土法炼钢炉达到960个(其中上游公社达111个),出动炼钢人数3,239人(其中上游公社1,104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达24,010斤(其中上游公社1,445斤)。

  这些数据并不是可靠的,至少有几处可疑:10月17日和21日上游公社参加炼钢的人数陡增,而产量却并未有较大增幅,且其它乡社参加炼钢的人都相对稳定;20日上游公社的炼钢炉比19日少了,参加炼钢的人数与昨日差不多,日产量却达到2,533斤,比昨天翻了一番,第二天产量又下降到19日的水平。由此估计,当时的统计数字“水份”是非常大的。如果作一个大致的比较,上游公社的各项数据约占华阳县总数的九分之一,这说明在华阳县“大炼钢铁”的过程中上游公社处在中游、平均的位置上。

  此外,那时为了加速钢铁生产,华阳县委还决定将劳动力调到灌县(现成都都江堰市)的炼铁厂。县委于1958年9月18日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县共抽调劳动力11,300人,其中上游公社1,350人;两天后的9月20日县委又发出新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县出动25,200人,其中上游公社出3,000人。执行结果是,全县共有9,851人去了灌县炼铁厂,其中上游公社去了1,125人。[14]现在河池5社的左文斗(当年21岁)是被抽调者之一,他口述的当时情况如下:1958年抽我去灌县虹口大炼钢铁。每个社的劳动力都被抽走了10-20%,一个公社有100多个土炉子,全部都是泥巴糊起来的。华阳县去了上万人,漫山遍野都是人,住的是连间铺,因为人多,所以全部都是睡地铺。当时炼钢铁用的鼓风机都是用手摇的,在土炉子头(里)放一层焦碳一层矿石,这样一层一层的放,因为温度上不去,所以搞了一年多也没有出铁水。抽我去炼钢,我很高兴,因为抽去炼钢是当工人。

  三、“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

  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人民公社的种种问题已经有所暴露,但官方的态度还是“坚持公社好、坚决反右倾”。1959年10月华阳县委全体(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15]还在批判各种“右倾”倾向:如“解散公共食堂”,推行“包工到户、包产到组”,“退给社员自留地和毛猪”等;并认为“大家一致答复是肯定的,人民公社好得很;1958年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出现了一跃再跃的新局面。”

  1960年3月7日,四川省李大章省长到华阳县上游公社同兴管理区检查工作,认为存在着严重问题。华阳县上报给地委并省委的报告[16]承认:“这个管区病人不断增加,现有病人达72人之多,绝大部份是脚肿病(编者注:因长期饥饿而引起水肿病,当时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据工作干部反映,死人数量也达到惊人的程度,1959年以来共死153人,其中属于正常死亡的仅29人,其余均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死牛、死猪现象也十分严重。”报告并称:“经过五天工作,群众最迫切的吃饭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情绪也已安定下来”。但该报告仍将饿死人等严重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右倾倾向,认为“上游公社以前任党委书记刘祖武为首进行了一系列的右倾倒退活动”,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反右倾斗争”。

  3月31日,上游公社的会龙管理区又发生了食堂食物中毒事件,再次惊动了省委。公社给省委的报告称:“该食堂当天早上吃饭人数为225人,均程度不同地发生中毒现象。经抢救查明:严重中毒的23人,中度重毒的121人,……在抢救过程中死亡3人,均为5岁以下的小孩”。中毒原因是,“31日早饭吃的厚皮菜稀饭,厚皮菜是30日早上摘的,淘洗后切碎,放在一个背兜里,31号早上下锅,下锅发现厚皮菜发热,煮好的稀饭发酸,是属于亚硝酸盐中毒。”[17]

  一年以后,上级政府派来的检查组在报告中承认了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和推行“大跃进”的负面效应。但该报告把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一,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很差;二,蔬菜下种不多,管理不善,吃菜甚少;三,吃用代食品不够平衡和经常;四,部份食堂生活不够正常,停伙食堂较为普遍。[18]

  吕海云当时在公社管治安,对伙食团的历史记得比较清楚:没搞伙食团以前,我们都吃得饱饭,有时还有肉吃,搞了伙食团,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吃肉了,连活的猪都见不到。伙食团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就垮了,好多人得了脚肿病。当时想,住的房子楼上楼下,不煮饭,一打钟就吃饭,好安逸,结果整(弄)了一年多就垮了。得的得水肿病,饿的饿死。我负责治安,还有高旺民协助我,我那个时候搞都搞不赢(忙不过来)。经常一到晚上就有伙食团被盗,觉都睡不成,整(弄)得我心头很恼火。后来我就不在公社干了,回家当农民。

  左学富也回忆道:大跃进后期,每个人都吃不饱饭,食堂头(里)煮的稀饭清汤寡水,连米都见不到,肉就更不要想了,当时的主食就是野菜和谷糠。我们成天都饿得心慌,课也上不进去,有机会就跑到田头(里)去偷点麦穗,或者是到河头(里)去抓螃蟹,当然鱼是不可能有的,然后找个地方偷偷烤来吃。我记得到后来饿死了好多人,一家一家的得浮肿病(编者注:即水肿病的另一种说法),死的好多都是年轻的男的,都是壮劳力。我的大哥、大嫂也都生了浮肿病,后来嫂嫂就死了。

  令笔者心生疑窦的是,纵然“大跃进”运动严重打乱了上游公社的生态系统,破坏了很多自然资源,浪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尽管对土地不遗余力地深耕积肥,即使不能使粮食产量翻番,但总不会适得其反地让农田严重减产吧?就算当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降低,但庄稼还是在耕种,1958年以前一向丰裕富足的天府之国怎么会突然饿死那么多人呢?中共四川双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一本材料的解释是:“自1959年以来,两县(双流县和华阳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先后遭受了旱灾、洪灾、冰雹等重大自然灾害”。[19]但是,《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图以及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都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全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20]

  那么华阳县当时究竟有没有灾情呢?对此左学富的回答是:\楷体{当时所谓的1960、1961、1962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那儿倒是没得啥子(什么)感觉,根本就没得天灾。那个时候说是苏联和我们绝交了,要整(害)我们,所以到收割的时候,谷子刚打下来,都还是湿的,就全部运起走了,说的是支援国家。后来吃不到饭,大家做活就越来越没得劲,粮食产量也就越来越低了。那个时候人都很老实,对这样做也没得啥子(什么)怨言,都很听干部的话,粮食是公社的,国家又有困难。只是饿慌了,要弄点儿小偷小摸,胆子大点儿的,就去偷伙食团。

  这样纯朴善良的人民,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尽管“大跃进”失败了,饿死了许多人,然而,人民公社制度仍然存续下来,对农民的折腾也还在继续。直到改革开始后,人民公社才解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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