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作者： -上传日期：2006/7/3     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 　　２００１年９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卷）》，在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８日的记载中，有一句话：“下午约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３时到６时半。”（见该书第１９０页） 　　后世读者很难想到，这一简短的记载背后，有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 　　原来，这次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谈话，谈的是四川农村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峻现实和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应负的责任。这是重庆市一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向中共中央直接反映真实下情的一次“为民请命”行动。 　　关于四川当年那次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稚夫在《四川‘反右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全面论述。文章说，因为四川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整人多，手段恶劣（比如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前将彭德怀“意见书”发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进行测试，根据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大量敢说真话的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再加上此后更大规模地平调劳力、物资，农村中几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即挨户搜查粮食），城镇中宣布粮票作废，按供应口粮标准另发新票，自此，城乡人民手中粮食荡然无存。到了省里认为“今年农村人民生活比去年好”的１９６２年春，全省农村人口人日平均口粮不足六两（十六进位），据统计材料，涪陵、万县、江津在五两以下。因而人口连续四年呈负增长状态。１９６１年负增长为千分之５７．９。（全文见《四川党史月刊》１９８８年第四期１—１０页）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见该书１３０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见该书１９４页）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忠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自然要挺身而出，于是就有了《杨尚昆日记》中记载的那次谈话。遗憾的是，那次谈话之后不久，包括“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在内的重庆市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就被当时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加上“反党活动”的罪名，遭到长时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是当时在全川引起极大震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痛加批判的所谓“萧、李、廖反党事件”， 　　这个“萧、李、廖反党事件”主要涉及些什么人呢？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向杨尚昆汇报情况的“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一个就是廖伯康，另一个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于克书。这几个人中，“萧、李、廖”都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四川工作过的地下党员，萧泽宽曾任最后一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李止舟曾在抗战时期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筹集资金工作，廖伯康当年也是地下党员。于克书则无四川地下党的渊源，属于“南下干部”。 　　尽管在此前的“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左得出奇的李井泉已经以革命的名义将大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干部打下去，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这样的“中国的脊梁”自然更会前赴后继地不断涌现。 　　萧、李、廖及于克书等人，对当时农村现实都有清醒的了解。他们大多参加了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整风整社工作团”，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于克书是巴县团副团长，廖伯康则坐镇市委办公厅，对各地的报告、简报有全面了解。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用李止舟的话说是“惨不忍睹”，“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城”。最初他们还认为是农村基层干部有问题，也按照上边的部署，以“阶级斗争”的思路，抓了一些基层干部，开大会斗争。但后来逐渐发现问题不在基层干部身上，而是省里主要领导人的决策错误造成的。但李井泉却把责任推给下属。李止舟了解到，他的老家荥经县死了一半的人，省里就怪罪当地领导，下令把县委书记抓了。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共党史上以发扬民主著称的“七千人大会”。萧泽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各地干部对中央领导部门的直言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出气”），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态度，使他深受鼓舞。 　　１９６２年２月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七千人大会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干部们对四川的“反右倾”提了很多意见，特别是对工业上整重庆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安以文，农业上整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这两大冤案意见最大。重庆的广大干部强烈要求给重钢安以文平反。各部门干部对省委意见不仅提得多，而且很尖锐。重庆市副市长邓垦批评省里犯了几年左，却反了几年右，越反越左，整得干部不敢说真话……后来这些都成了萧、李、廖“煽动反对省委”、“刮起一股反党歪风”的“罪行”。 　　重庆会还没开完，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就召开了。李井泉在会上定下调子：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完全没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气度。同时，按照中央规定应该上报的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简报（主要是对省里领导人提的批评意见），也被扣压了。 　　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后不久，主持共青团重庆市委日常工作的于克书在大家鼓动下，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团市委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谈到四川死那么多人中央知不知道？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于克书就提出是不是写信反映。团市委的几个副书记都提议他来写。不过他并未马上就写，直到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省委工作会议后，他们得知重庆市委十八次会议上广大干部对省委提的意见未能反映给中央，被省委领导人压下来了。于克书才下决心上书中央告状。因为他们都知道李井泉报复心强，整人厉害，他会动用专政手段搞邮检、查笔迹，便没有署真名，而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了“匿名信”，为避免被查出笔迹，是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的，为避免被查出邮寄地点，还专门托出差的人将信带到武汉去投寄。 　　于克书上书，还有一个背景。１９６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信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写于１９３０年春的文章《关于调查研究工作》（１９６４年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２０９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第一版）为此，胡耀邦给十八个省市团委书记写信，强调要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要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向中央反映情况，而且不能是一般的，要是政治政策上的。要调查研究。在这背景下，团委下去调查研究，向市委反映了很多情况和社会问题，大约１９６２年４月，团中央开座谈会，大城市的团委书记或部长参加，团中央要大家打破框框，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有什么框框限制。 　　１９６２年６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作为中央委员，于克书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出席会议。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是他们的老朋友，听他们说起四川的严峻情况，立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便找廖伯康单独谈话。随后把谈话内容整理成简报交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这才有了杨尚昆代表中央书记处约廖、于二人谈话的事。为“掩人耳目”，避免被四川省领导人闻知，当时还以另外的借口给廖、于二人向团中央全会请了假。廖伯康事后感慨：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这样遮遮掩掩，如同地下工作，说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 　　在那次谈话中，杨尚昆首先打消他们的顾虑，说不是找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找你们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又说，中央知道四川死人情况严重，有逃荒到陕西凤州的人写了《一字一泪诉川情》给国务院办公厅，转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后也很震惊。他们还收到另一封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的信，也写得很好（杨尚昆不知就是坐在他面前的于克书所写）。廖伯康汇报了他根据省委文件有关各地人口数字的前后数据推算出来的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数字已超出１０００万人。杨尚昆比较了中央办公厅所掌握的数字，认为廖伯康的数字是可靠的。廖伯康和于克书还反映了李井泉强调四川特殊，许多中央文件得不到纬度执行，独断专行，主观臆断，瞎指挥，上骗中央讲假话，下压群众隐瞒真相，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制等。后来廖伯康说，他们为这三个多小时的汇报，挨了二十年整，比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还厉害。 　　杨尚昆听汇报后，立即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干部到四川调查。为避免引起四川领导人注意，特地从中央一些部委选派了司局长一级的川籍干部十多人，以回乡探亲访友名义分别赴川“微服私访”。只有萧风（原《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主任，这时已调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不是川籍干部，因他参加过调查安徽同类问题，有经验，也获准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调查。 　　调查中，四川地方干部普遍反映，希望中央将李井泉调离，邓垦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另调胡耀邦来四川主政。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因此，萧、李、廖等人都认为，四川的主要领导人李井泉应该得到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于克书的“匿名信”也被批发给中央领导人传阅，为了不让李井泉看到后进行追查和打击报复，杨尚昆特地让中央办公厅将这封信只批发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但这事仍被李井泉知道了（他的一位老上级看到后转告了他），预料中的追查和打击报复不久就开始了。 　　１９６２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与七千人大会时相比，风向转了。１９６３年春节后，四川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接着，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８日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始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整“萧、李、廖”等人，于克书写信的事也被一位曾经建议和鼓励他上书中央的同事揭发出来。萧、李、廖等人遭到多次大小会议批斗。他们先是被停职反省，然后处分，萧泽宽被免去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职务，调到农村搞“四清”；李止舟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第二砖瓦厂当副厂长；廖伯康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建筑工地当工人；团市委副书记王竹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下放基层；于克书、赵济（团市委副书记，李止舟夫人）免除职务，降职另调工作。重庆团市委五个书记撤换了四个。本来副市长邓垦也要被定为这个“反党”事件中的首犯，但因碍于邓小平与邓垦的兄弟关系而没把他划进去。后来邓垦自然在四川呆不下去了，向邓小平提出，通过组织调到了武汉。 　　得知四川处理“萧、李、廖”，杨尚昆和安子文（中央组织部长）分别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再追了，明确说对四川灾情的调查是中央派人去的，再追就追到中央头上了。但李井泉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认定“萧、李、廖”等人是在四川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现在是“左派”反击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１９６６年６月，李井泉将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后贬至四川先后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绵阳地委副书记的张黎群抛出来作为“黑帮”狠加批判，，按照四川省委的统一部署，《重庆日报》６月１３日发表了题为《戳穿〈巴山漫话〉的黑幕，剜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文章，在批判《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专栏时，公开点名批判重庆市“萧、李、廖反党黑帮”，说“《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不是张黎群一人搞的，而是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人共同出谋划策，合伙经营的。廖伯康等人到处煽风点火，攻击三面红旗，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十分嚣张。”文章号召“市级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昂扬斗志，穷追猛打彻底挖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已遭处理多年的“萧、李、廖”，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直到１９６６年底群众性造反风暴掀起后，各级党政机关瘫痪，“萧、李、廖”等人才得以脱身上北京告状。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一批学生为主，帮助他们向中央申诉，要求翻案。这些学生查阅了档案，发现他们这些所谓“反党黑帮”完全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诬陷的，因此对他们大力支持。但中央文革对他们一次次报送的申诉材料却始终不予置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们并非为了社会公正而支持群众造反。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的讲话中，“无产阶级司令部”更是明确表示了不准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翻案的态度。萧、李、廖等人再次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集训队，与当年批判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遭到“斗、批、打”的残酷折磨…… 　　近年来，已经先后离休的萧、李、廖等人都用了许多时间对那段历史进行严肃的回顾与反思。他们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党史工作者的帮助下，他们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录已经写成，正待出版。 ＊＊＊＊＊＊＊＊＊＊＊＊＊＊＊＊＊＊＊＊＊＊＊＊＊＊＊＊ 据网站浴火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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