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国利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 -上传日期：2006/6/24    　        作者：徐国利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内容提要：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文章主要就大陆抗战口述史的发展历程、抗战口述史研究与成果表现的新形式、抗战口述史研究的特点与价值、抗战口述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发展等问题作了总结和评述。    关 键 词：抗战口述史；发展阶段；新形式；史学价值；主要问题        目前，口述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新趋向和热点。其中，以中国现当代史、妇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最多。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有关抗日战争口述史的研究又是热点和重点。拙文《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1] 已对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发展和主要研究内容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里，主要就大陆抗战口述史的发展历程、抗战口述史研究与成果表现的新形式、抗战口述史研究的特点与价值、抗战口述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发展等问题作一总结和评析。[2] 海外华人和港台湾学界、日本和美国等在中国抗战口述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同的成绩。但是，由于学术信息和资料有限，这里就不专门介绍了。但是，本文在分析和评述中国抗战口述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时，亦将其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      一、大陆抗战口述史研究发展的两个阶段      抗战口述史研究在大陆的全面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术界明确将口述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或史学新分支学科从西方引入中国史学界以后的事。但是，如果以当代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来衡量，有关中国抗战口述史的研究在大陆实际上开始于新中国建立后。因此，中国大陆的抗战口述史发展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搜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革命史中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料，史学界、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等机构开展了系统、广泛和深入的采访和实地调查，并对所获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其中就包括今天所说的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全国各级政协所从事的调查、整理和出版工作最为突出。[3] 在1983年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杨成武说：“据统计，全国参加提供史料的达6万人次，征集到资料4亿多字，全国有166个单位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等著作，向社会提供了l亿字左右资料。”[4] 各地文史资料大多数是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自撰或口述，部分为调查访问记。此外，有关机构还整理和出版了以历史运动和事件为专题的资料汇编，如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的《星火燎原》系列丛书，80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和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等。上述各类调查和访问所获的史料或著述中，便包括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口述史料。    不过，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在从属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资料搜集和整理范围内进行的，而且，利用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和口述史料对抗日战争进行自觉地、系统地研究得比较少。其次，受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环境制约，抗战口述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范围也比较窄，主要集中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所犯战争暴行和颂扬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等方面。总的说，这只是抗战口述史研究的自发阶段，还没有科学意义的抗战口述史研究。    第二个阶段，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抗战口述史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为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和系统的理论指导，学术界开始自觉将它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建设。第二，日本军国主义复兴、日本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首相等高级政府官员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和事件，激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侵华史的强烈关注和研究。第三，抗战口述史研究具有独特的优点和价值，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研究那段历史。    这一阶段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兴盛，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事和参与抗战口述史工作的组织和人员不断扩大。第二，抗战口述史采访的力度加大，采集工作开始系统化和长期化。第三，口述采访的途径和形式多样化。第四，口述采访的对象和范围愈益扩大。第五，系统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抗战口述史料，为抗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第六，利用口述史的理论方法进行专门和系统的学术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第七，进行形式多样的抗战口述史作品创作，如制作纪实性影视作品、创作报告文学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制作图文并茂的画册等。第八，开始注意对抗战口述史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第九，口述史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涉及抗战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有全面性的研究，但以专题研究为主。[5]     二、抗战口述史研究与成果表现的新形式      网络和电视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抗战口述史学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使抗战口述史的研究方式和成果表现形式出现了与传统形式——即以纸质为载体，以各类学术专著和论文等为主要表现形式——不同的新形式。目前，利用互联网进行抗战口述史学的研究已成为抗战口述史研究的新形式和重要途径。同时，反映抗战的各类口述影视作品、纪实性的文学作品或具有艺术性的口述史学作品的创作也纷纷出现。    利用互联网进行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建立专门性抗战口述史网站，在抗战网站中设口述史学一类的专栏，并以此从事抗战口述史料的征集及其研究成果、资料和信息的发布与交流等。此外，不少非抗战性的网站也常常进行抗战口述史的宣传，从事抗战口述史料的征集、发布抗战口述史学信息等。如，网易（www.163.com）、南方都市报和华商报2005年联合推出的“寻访抗战老兵——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型特别报道”活动，采访范围涉及20多个省区，寻访抗战老兵60名。与传统的史学研究、信息交流和成果发布形式相比，互联网具有查阅便捷、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形式活泼生动（有些网站不仅有大量图片，还有影视视频）等优点。在利用互联网进行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各种形式中，建立专门性的或含有抗日口述史学专题的网站是最主要的形式，影响也最大。    在海外，“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www.chineseoralhistory.org）是这方面的代表。该网站说:“本会自成立以来，专注抗战史的口述史访问。”该学会除自己对抗战时期飞虎队美軍十四航空队的中美空軍混合团成员和地勤队华裔士兵的访问外，还与大陆的一些大学和文化学术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内容涉及抗战的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民众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些合作项目是：（1）1994年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委托进行“上海地区抗战口述史访问”七个专题：汪伪储备银行；沦陷区上海市民生活；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租界围城时期的大米跑单帮；缅甸战役；日军侵华期间破坏和掠夺中国图书的情况；抗战期间在上海的教会大学；（2）1996年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进行四个访问项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俘的经过（1956年，沈阳）；日军华北防疫给水部队（1855部队）；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 日本统治时期东北丹东、沈阳中、小学教职员的教学与生活；（3）1997年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调研部合作，进行四个访问项目：七七事变与二十九军；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海外华侨归国参战；日军侵华期间种植、贩运鸦片问题。（4）日本抢掳中国劳工问题：2002年和2003年与中国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的何天义合作，共访问被日本迫害劳工125名。2000年，该会还与《抗日战争研究》合作开展了抗战口述史访问专文的活动。    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是由齐红深教授主持“历史记述——日本侵华教育网”（www.rbqhjy.net）。该网站以“开展日本侵华教育调查，抢救历史资料”为基本任务，通过采访收集当事人的口述记忆史料，以揭露日本在东北及台湾所推行的殖民和奴化教育罪行。同时，利用网站登载和发布这方面的口述史成果和相关信息，以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该网站到2005年初登陆人数已达40多万人次，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网站。齐红深曾主持国家教育科学“十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为在网上征集口述史料，他曾在网站发布了《致日本占领时期东北教育亲历者的信》，说：“我们决定在明年‘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之前，对日本占领下东北地区教育的亲历者进行广泛调查，请以您的亲身经历来揭露日本侵华殖民奴化教育，我们将把调查结果整理编辑成册，传诸于后世，留作铁证。”有文章说：“这是中国首次采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搜集日本侵华证人、证言、证物的民间活动。在‘918事变’70周年前夕，2.5万余份问卷、8000余封信件、1150位老人的口述历史和他们提供的数千件教材、地图、图片等，成为日本侵华教育的铁证。”[6] 2004年3月23日，齐红深又在网上刊布《致抗战流亡人士的信》，向九一八事变后及后来陆续流亡到关内的东北的大学和中学师生征集口述史料。    其它抗战的网站也多设有口述史的栏目和内容。2005年七七事变纪念日时开通，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浪网和龙虎网联合推出的“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史实网站”（www.neverforget.com.cn）的“史料征集”栏目包含大量口述证言。实际上，该网站所收集的口述史料并不限于南京大屠杀，还包括反映日军其它侵华暴行的内容，如大屠杀与万人坑、化学武器、细菌战、慰安妇、“三光”政策和重庆轰炸等。其中，口述影像资料比较多，这是该网站的一个突出特点。此外，“中国二战劳工网”（www.warslave.net或www.forced－labour.net）、“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站”(www.nj1937.org)、“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网站”(www.77china.org.cn)、“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网站”（www.china813.com）、“918事变纪念馆网站”(cyc69.cycnet.com:8090/xuezhu/918)、“日军慰安妇网上纪念馆”（ waf.126.com ）、“新四军网站”（www.n4a.info）等也包含有不同形式的口述史内容。一些非抗战史网站也有抗战口述史的内容，如，大型爱国主义教育网站“血铸中华”（www.china1840-1949.net.cn）的“战士自述”所登载的200多篇口述文章中，抗战口述的文章占80%以上。    其次，利用口述记忆和资料创作的纪实性抗战影视作品和文艺作品愈来愈多。    在影视作品方面，既有全面反映抗战的口述史影视片，如，中央电视台2003年初开拍的大型史诗性纪录片《抗战》，全景展现了八年抗战，共30集，每集30分钟，预计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在央视播出。“该片将在大量中外抗战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口述基础上，辅以最新发现和解密的文字、图像史料，再现抗日战争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该片还将开创中国电视纪录片历史上一系列的第一次：首次集中全面的揭示鸦片贸易、奴化教育、资源掠夺、残害劳工等战争罪恶；首次对凇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缅甸会战等重大战役做全面展现；首次以全球华人的视角讲述海外华人对祖国抗战的贡献。”[7] 也有就抗战某段历史或某方面历史制作的口述影视片。其中，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最多，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10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制作的教学录相片《30万的控诉》和《马吉牧师影片中的李秀英》,江苏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上下集)，南京电视台摄制的8集纪实片《历史的见证》等。再如，2002年９月中央电视台在河北兴隆县摄制的五集大型纪录片《千里无人区》，以大量口述史实，结合文献和遗址史料，记录了日军在长城沿线建立灭绝人性的“千里无人区”的暴行。[8] 抗战口述影视作品还有其它形式。如，《勇者无敌——铁道队传奇》一片采访了电影《铁道游击队》所描述的许多老铁道队员，以他们的口述为主要形式，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铁道队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该片曾在2003年12月1日的CCTV-10套播出。此外，一些抗战网站，如“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史实网站”中还有采访有关抗战“三亲”者的口述视频。抗战影视口述史学在日本也受到重视。海南友子制作的谴责日军遗留武器特别是化学武器罪行的纪录片《来自苦泪盈眶的大地》，是她多次前往中国，走访了多个受害者家庭后完成的。该片从2004年9月以来，已在日本各地上映了约40场。[9] 此外，还有正在中国山西拍摄的纪录片《蚂蚁士兵》，导演池谷薰说：“《蚂蚁士兵》就是想通过奥村这位被战争铁蹄践踏的弱者的命运折射历史和时代，引发人们特别是日本年轻人对历史的反省和对现实的思索。”[10]    关于抗战口述文艺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抗战口述史研究在文艺方面的扩展和延伸，扩大了抗战口述史学的社会价值。如，孙逊的长篇小说《慰安妇血泪》（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是一部揭露日军性奴隶——慰安妇——题材的力作。有评论者说，“作者凭借风烛残年的当事人艰难口述和痛心疾首的回忆，以此作为本书的载体主线，描绘出一幅幅令人心弦震撼、惊骇悚然、鲜血淋漓的悲惨画面”，“是一部题材深刻厚重、情节震撼人心、文学价值较高的好书。”[11] 除了文学作品，抗战口述史学还有其它一些艺术表现形式。如，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委员会主编的《血肉丰碑——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将采访人物及口述史以连环画来表现，用文、图结合的纪实性画册形式，全面揭露子日军迫害当地百姓、奸淫妇女的种种残虐暴行，同时，对滇西人民毁家纾难、浴血抗敌事迹的英雄作了史诗般的歌颂，“使历史事实得以直观化、形象化再现，故而它又是一份能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教材。”[12] 日本著名漫画家森哲郎利用在中国3年半的抗日漫画资料搜集和访谈考证,编撰成《中国抗日漫画史———中国漫画家十五年的抗日斗争历程》,它“以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并配以二百四十八幅漫画作品，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证词之一。”[13] 再如，日本侵华战争老兵岛亚坛创作了再现侵华日军罪行的30幅《三光》版画，所反映的内容有他目睹和亲历的罪行，也有听说的罪行。这些版画曾在日本国内展出和日本电视台播出。[14]    抗战口述史的影视和文艺作品极大丰富了抗战口述史学的表现形式，它们往往比纯学术的研究更有社会影响。有文章说：“在纸质媒体中，似乎没有人试图像电视纪录片那样，通过‘口述实录’的方式，采取‘正说’的创作方法，引领人们重新回到一个个曾经硝烟弥漫，或是气氛紧张的现场。……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一定还会有一大批反映抗战经典电视节目播出。”[15] 齐红深也呼吁，要利用电视、广播、文艺等大众传媒迅速转化他们的口述研究成果，“与电视台、企业合作拍摄关于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的多集专题片和故事片”，“与作家、出版商合作编写和出版普及读物、文艺作品”，以更好地发挥其成果的社会影响。[16]    三、抗战口述史学的特点和价值    抗战口述史学的兴盛，其内在和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与以文献和档案为史料基础的传统研究形式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这其中，既有口述史研究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和价值，也有抗战口述史所独有的。下面，拟从抗战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对抗战研究的学科意义及其社会价值和抗战口述史料的史料学价值两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抗战口述史在历史认识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开创了抗战史研究的新模式，并因而使它具有独特的史学社会价值。    首先，通过采访抗战“三亲”者，让他们来直接叙述和呈现抗战历史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片段。这种抗战史当事人的诉说和表白，具有直接性、真实性（客观性）和具体性，它没有经历史研究主体的二度叙述，因此，往往能够更好地反映抗战史的许多“实态”，是一种“实态史”。其次，由于受访者是抗战的亲历者或战争灾难的受害者，他们的历史叙述常常因之带有或喜或悲、或恨或爱、或荣或辱的丰富情感和复杂心理，与通过文献和档案所揭示反映的历史相比，口述史多具生动性和感人性，它虽然不如史家撰写的历史那样全面、系统和富于理性色彩，但是，却能给人们提供更生动和更情感化的抗战历史认识途径。而情感是历史认识的途径之一，真正的历史不光是理性的历史，还是有情感的历史。通过这种历史认识方式所展现的抗战史能够给人鲜活的感觉，因而被视为是“活的历史”。这种“实态的”、“活的”抗战史因其独有的特性，从而被视为一种新的抗战史学形态。从事日本细菌战研究的朱清如说：“对当事人、亲历者口述史料的调查取证、研究,也是一条通向认识深化的重要途径。……受害者与施害者若能将各自的经历、见闻、感受真实地复现出来,经过调查、研究主体整理,就会成为一部活的历史,会比文献、实物史料更真实、生动、全面。”[17] 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史专家齐红深说：“口述历史的内容因系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亲感，包含许多细节，往往比学者的著作史显得具体、细腻、生动、鲜活，读起来兴味盎然。……所以说，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档案、文献的佐证，也可以是一种独立形式的历史学著作。”[18]    抗战口述史的上述特点和学术价值，多是口述史学所共有的。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既是一场空前巨大的民族灾难，同时，又是一场激扬和凝聚民族精神、升华民族爱国情感的战争，借用史家雷海宗的话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历史警觉性最发达的时间”，而“一个时代愈发展得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历史愈发看得透切。”[19] 雷海宗原本是说的抗战给中国的历史学家深刻认识历史提供了绝好的时代环境。实际上，这种时代对于普遍百姓来说，也使他们对生活和历史的精神感受和情感体验比普通历史时代的民众更具深刻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又是一般的口述史难以相比的，因而，这些特征往往又具有了抗战口述史的特点。    抗战口述史学因其在认识上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在叙事上的生动性和感人性及在表现形式的灵活性等特点，使读者可以更直接和深切地体会、感悟和理解历史，从而使其产生吸引读者的独特魅力。换言之，就是它们可读性强，与传统的抗战史学作品相比，它们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有文章说，“读者所以喜欢口述历史，除了独特的学术取向和历史眼光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恐怕还在于读者从这些口述历史中发现了被以往那些历史记载忽略或掩盖了的鲜活的史实。……口述者的个人身份使得他们可以不必根据既定的结论剪裁史实，从而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历史的视角，有助于人们刷新历史的成见，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和盲点。像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它所努力展示的是红军女战士、抗日战争中的冀中妇女、慰安妇中的幸存者、东北抗联的女兵等普通妇女的个人记忆，因此，它更具有历史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历史的真实感。透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我们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进而感受到社会历史的变迁。”[20]    第二，抗战史口述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抗战口述史学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之一。抗战口述史料具有口述史料的一般特征。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比，具有直接性（一手资料）、具体性、真实性等特点，这是口述史料的重要特征和价值所在。抗战口述史料无疑也有这些特征和价值，这里就不多说的。下面，主要就抗战口述料其它方面的史料价值略作分析。    一是，能获取直接反映抗战期间民众生活的史料。现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发展方向是，重视对普遍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生活史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或“草根史学”。对下层民众生活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已经受到重视，但还是相当不够的。抗战文献史料多是经由史学研究主体经过筛选和过滤后保留下来的，主要体现了知识精英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政治集团的观念意识。抗战档案史料同样以记载社会政治主导者的活动为主，在历史记载的范围和角度上有相当局限性。在具体研究中，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思想的研究，注重政治性的、民族国家意义的抗战史的建构和历史诠释，致使那些直接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观念意识的历史往往被排除在历史视野之外。其结果是，利用这种史观和史料写出的历史，往往既忽略了历史活动的主体——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忽略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历史是不全面的历史。因此，写“自下而上的”抗战史，即，揭示普通民众的战争生活体验和观念意识，反映他们的抗战历史地位和作用，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种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就是要通过对抗战“三亲”民众的口述采访来获得。对此，许多抗战口述史研究者已经有了这种自觉意识，纷纷将此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任务。如，“中国近代口述史研究会”便提出，其口述采访的“重点为平民在抗战中经历的变迁与生活”。在它所开展的口述采访中，反映战时平民生活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再如，齐红深主持的大规模口述调查，找到近万名日本侵华教育的亲历者，在受访1200多人中，当时多数是学生或教员，他们以后所从事的职业，有教师、干部、职员、工人、农民、军人、警察、医生、记者、科研工作者。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普通群众。    二是，口述调查能够获得内容极其丰富的抗战史料，从而多层面和多角度地反映当时的历史，有文献和档案史料不能相比的许多优势。文献和档案固然有重要，过去是、今后依然是历史记载的基本形式，但它也有局限。以往的抗战历史记载（即史料）因受政治和知识精英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政治集团意识的支配，往往遗失了社会生活的很多内容。而通过口述采访所获得的抗战史料，因受访者这一历史叙述主体可以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和生活领域的、具有不同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人，因此，这些史料不仅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而且还能够多向度的、多层面地反映抗战时期的历史。如，由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承担的《山西抗战口述史》项目，从2004年11月到2005年6月，共走访了1500名老人，以让老人讲述他们抗日战争期间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对1937年至1945年期间山西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妇女、灾荒、瘟疫、市场、伦理道德等进行全面调查访问，形成原始资料400多万字，图片5000多幅。[21] 齐红深主持的大规模口述调查，搜集到1200多位受访者的口述史料和3000多件历史照片，整理成文字500多万。这些受访者生活于不同的社会层面，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意识。“在日本占领时期，有的在伪政府教育行政机关任职，有的在各种学校上学或任教，有的是大屠杀、劳工的幸存者；在日本投降之后，有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也有台湾当局的要人，有新中国的建设者、保卫者，也有被判处重刑的人员……他们都从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那一个特定的‘点’上，见证了日本侵华时期的教育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多元的文化背景、曲折的人生经历，增强了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化价值。”[22]    三是，弥补或补充了抗战史许多研究领域文献和档案史料的不足。由于人为的原因，反映抗战重要历史事件的一些档案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如，反映日本侵华所犯战争罪行(细菌战、毒气战、中国慰安妇、受害中国劳工和华北“无人圈”等)这一抗战重大研究领域的大量档案和文献资料，在战争结束时或战后被日本以各种形式毁灭或隐藏起来，造成这些研究资料严重缺乏。为此，采访这些历史的“三亲”者，便成为获取这方面史料的基本渠道。“中国二战劳工网”便说：“日本在战败撤退时，将所有档案资料几乎全部销毁；了解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主要是当年被奴役过的劳工。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奴役中国劳工问题长期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资料未得到及时调查整理；而二战结束已56年，当年的劳工现仍在世的也已风烛残年，这批活的历史资料如不能及时抢救将永远消失。因此，抢救这批历史资料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迫在眉睫。”其次，对于抗战史研究已经相当多的领域，口述史料则可以补充原有文献和档案史料不足。如，200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闻编的“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丛书——《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我所亲历的桂南、桂柳会战》和《我所亲历的印缅会战》，为进一步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提供了许多原来文献档案史料所没有的史料。而“新四军网站”的“口述历史”栏目刊载的465篇有关新四军及其抗战的文章，也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新史料。即便是一些个案研究，口述史料也具有重要价值。如，闻黎明在谈到《闻一多年谱长编》的编撰时说，他通过对与闻一多交往密切的顾毓琇、谢冰心、陈岱孙、吴泽霖、蹇先艾、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当时文化界、教育界和学术界众多名人的采访，补正了不少文献史料的不足，考证和说明了不少闻一多在抗战时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事实。[23]    由此可见，抗战口述史料既可以提供原有文献和档案所没有的史料，又可以弥补其不足与缺陷。关于口述历史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特殊和重要意义，曾有人指出：“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得随意查阅；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难度甚至大于研究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寻找历史事件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24] 口述史的这种价值对抗战史研究同样如此。同时，我认为，口述史料与文献和档案史料结合运用、相互印证对于抗战史学研究具有方法论和研究范式转换重大意义。史家王国维曾提出过上古史研究中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此开辟了中国现代古史研究的新路向。如果我们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扩大延伸，能否也可以说，文献和档案史料与口述史料相互印证，能够开辟抗战史学研究的新路向呢？当然，扩大些说，它对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史学来说也是一个新路向。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研究的开展      抗战口述史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是属于口述史学共同存在的问题，如口述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口述史料与文献和档案史料实的印证问题等。有些却是属于抗战口述史本身存在的问题。下面就抗战口述史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一分析。    一是，抗战口述史开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还不够，使丰富和潜在抗战口述史料面临着永远流失的境地。随着岁月的流逝，抗战的“三亲”者逐渐离去，健在者越来越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在进行一场抗战口述史料的“抢救”活动。积极从事抗战口述史采访的方军说，据其调查，“除新疆、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区外，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年人在曾经是中国抗战地区占人口数量比例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比方，东北三省亲历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老人在2001年还生存三十几人，他们的年龄都在90岁以上。……举例之二，我从1999年开始前后十次去中国云南省的保山地区，调查1942年至1945年在云南滇西地区所发生的抗日战争。我1999年去保山地区采访时，有生存的抗战老兵823人，现在，就是2004年10月，还有生存抗战老兵263人。在滇西的抗战老兵平均年龄83岁，他们的消失应该在五年之内。”[25] 再如，中国慰安妇研究专家苏智良说，据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慰安妇总人数在 20万人以上，而“综合目前的资料，中国大陆原日军‘慰安妇’幸存者仅100多人。……若再不及时作抢救性调查，这段历史的真实细节将会永远湮没而无人知晓。”[26] 近十年来、尤其是近几年，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加大和快了对抗战“三亲”者的采访与口述史料的收集，其中一些是相当系统和有深度的，如，“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开展的抗战口述史调查和齐红深所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调查。再如，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承担的“山西抗战口述史”项目，从2004年11月—2005年6月，共组织15人分赴山西119个县，每个县选取了三至四个典型村庄，共走访了1500名70岁以上老人，让老人讲述1937年至1945年期间山西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妇女、灾荒、瘟疫、市场、伦理道德等的历史。但是，由于口述采访需要高度的组织计划、资金和人力投入，成本高，周期慢，加上我们开展口述采访的时间短、经验少，专业人员不多，如何更好地开展抗战口述史料的抢救性收集工作依然显得十分紧迫。    二是，抗战口述史的客观性及其口述史料的运用。上文说到，口述史料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即客观性，但是，由于受时间长久、记忆不清、知识水平、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有时会不够全面、具体和客观，有时还掺杂有叙述者主观的观念、情感，以至于造成历史叙述的失真；更甚者，有些口述记忆完全是主观虚构出来的，是“伪造”的历史。所以，有学者提出：“口述史学面临的最大难题或首要问题就是记忆或回忆的‘可靠性问题’。”[27] 抗战口述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首先，由于时间长久、记忆不清、知识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不少口述记忆的历史时间、地点和史实发展过程不够清楚，因此，这种口述记忆便缺乏史料价值，对抗战研究价值不大。松冈环是日本“铭心会”会员，自1985年起先后来中国进行过40余次的南京大屠杀口述证言调查，并编著了《南京战·受害者破碎的心声》（此书为2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集）。她说：“我在中国搜集整理证言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过去的证言都过于简单，很多受害者只有一两句话，有的证言没有时间，没有地点。”[28] 这在其它抗战口述史中也存在。李猛说：“在我们进行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华北村庄中，被访谈的老人大都会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四十年代，这个村子曾经一度为‘治安军’（日伪军）占领，修建了炮楼，挖设了壕沟。至于对这些军队的印象，又大都含糊其辞，在他们的记忆，各种留驻的军队和过往的军队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行为就象‘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模糊得失去了面孔，在记忆中只剩下了一些含糊的名字和糟糕的声誉，即使一些细致逼真的故事，也往往没有‘主人’。当事人只记得‘私人故事’，却忘了故事要转变成为历史，需要准确的时间定位和精致的人物范畴化。”[29]    其次，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民族情绪和文化心理等因素会制约或影响口述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口述者有时会隐瞒历史，或是对历史作某种“修改”。日军细菌战研究者朱清如说，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客观地陈述其参与细菌战的经历,这是非常重要的,十分必要的,但这也正是我们最为担心的。由于日本政府的现有姿态,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与张扬,有多少日本老兵在离开人世之前能将其曾施虐于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经过告白于天下呢?况且还有不少至死而冥顽不化者。”[30] 即使是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因受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其口述记忆往往也存在各种问题。齐红深曾对记者说，教育的特殊属性使日本殖民教育在思想认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知识能力等方面对受教育者造成了“无形的、潜在的、隐蔽的”，却又是“刻骨铭心”的伤害，因此，“有的老人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拼命挣扎，仍然跳不出原有的框框，抹不去往日的伤痕。在叙述往事时，青少年时代所接受和形成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按：指对‘伪满洲国’的认同感，对日本的敬畏感、亲近感），会不自觉地在认识层面、意识层面甚至潜意识层面流露出来。”[31] 此外，有些人由于受到日军暴行的特别伤害，往往不愿过多细说往事，使一些历史细节不易得到。如慰安妇和受日军强奸蹂躏的性暴力受害妇女，往往把这种心灵重创的记忆埋得很深，不愿告诉世人。    所以，我们又不能拨高和夸大口述史在整个抗战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首先，要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建立抗战口述史学，从根本上说，抗战口述史只是整个抗战史的组成部分，只是开辟了抗战史研究的新路向，只是发展而不是取代传统的抗战史学。其次，要对口述史料进行“考证”，要将其与文献和档案等其它史料仔细印证，这样，才能共同构建更为全面和客观的抗战历史。    三是，积极开展中国抗日口述史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以扩大其国际影响。在抗战口述史中，揭露日本战争暴行的口述史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在世界范围内揭露日本对中国人民所犯的反人类的战争罪行，驳斥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关谬论和谎言，开展抗战口述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一个重要途径。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抗战及其遭受的战争灾难的关注和研究相当不够，抗战史研究专家荣维木指出，究其根源在于，“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角一直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本着利益优先的原则，战后没多久，美日就达成实质上的同盟关系，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亚洲受害史实是很难被西方社会主流所介绍并接受的，民众自然也无从得知。真正不正常的是，这种对亚洲二战史轻视的历史惯性，居然一直持续作用到现在。”[32] 因此，当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1997年出版《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时，居然引起世界轰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哈里斯盛赞其为“第一本具有国际影响的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著作”。荣维木说，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学术著作，国内可相比的著述并不少，但它能在西方一再轰动，“正反映出西方社会尤其民间长期以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无知状态。”[33]    目前，在抗战口述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取得了不少成果，中日的交流也较多。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西方的学术组织和学者加强交流与合作。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口述史研究方面走向世界前列，与他们进行合作交流，既可以学习他们先进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同时，也能让世界主流学界了解中国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如，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从1952年起，该校口述历史部便设立了一个“中国历史名人口述”项目，专门对在美著名华人进行口述采访。这一项目有不少中国学者参与，如唐德刚先生。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对李宗仁、胡适、顾维钧、张学良和吴国桢等人的口述采访。由于他们大多是经历过抗战的重要人物，因此，他们的口述历史就不同程度地含有抗战的内容。我想，我们的一些大学或文化学术研究机构能否与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展开合作呢？当然，与西方学术学术机构和学者进行合作，有时也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女博士（Deirdre Mary Smyth）2001年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当她听说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日军的种种历史罪证后，为之震惊，由此开始从事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然而，实际操作时困难接踵而来。先是语言障碍，她必须借助翻译，然而寻求专业翻译十分困难，代价也很高；其次，国内英文版南京大屠杀资料太少。工作开展一年多后，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原定的50多位幸存者口述访问只完成了10余位，手头则有许多录音材料亟需整理。[34] 同时，中国的学界自身也应当更加开方和积极地参与世界口述史学界的组织和活动，利用这些学术平台来从事抗战口述史的研究和宣传，在研究上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规范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更快更好地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有文章指出，国内关于抗战期间中国民众所受战争暴行和灾难的研究成果并不少，且伴之以层出不穷的民间战争索赔诉讼。但遗憾的是，这种此起彼伏的声音并没有通过合适的渠道为世界尤其是亚洲以外的国家所共知。抗战史研究专家步平认为，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著作整体上显得刻板单一，缺乏对受害者个体命运的注视，缺乏感情，缺乏细节，太过注重伤害数字及战争罪行的论证。这样的书，即便介绍到国外，也是很难引起国外阅读者的兴趣的。”[35] 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和缺陷，其成果还难以和世界主流学术界对话，难以引起西方人的共鸣。这种壮况如若不能改变，即使我们抗战口述史研究取得再多的成果，还是不能达到让世界主流学术界了解中国的目的。    抗日口述史研究还存在其它一些问题，如，抗战口述史料的采集中，有关证言证词和录音摄像及其法律公证，现代管理方法和科技手段的运用等，实际是属于口述史采集的一般原则和方法，限于篇幅等原因，这里就不细说了。    联系地址：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大学历史系，邮编：230039，     电子信箱：glxu6651@163.com    -------------------------------------------------------------------------------- [1] 见《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10期全文转载）。    [2] 本文所研究的抗日战争的时间范围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中国抗战结束。    [3] 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根据周恩来建议，在1959年7月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各级政协也建立了地方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文史资料的显著特点是“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这即是口述史的基本特征。    [4] 转见庄建平《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5] 详见拙文《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    [6] 于力《揭开日本侵华教育真面目》，《瞭望》2001年第38期。    [7] 《大型纪录片〈抗战〉 全面描述抗战史实》，《重庆晚报》2003年1月31日。 [8] 《揭露日军罪行的〈千里无人区〉在兴隆拍摄》，人民网（people.com.cn）2002年9月3日。 [9]《〈来自苦泪盈眶的大地〉在东京上映》，《工人日报》2005年3月3日。 [10] 转见《踏寻日军侵华罪证〈蚂蚁士兵〉将在山西开拍》，人民网（people.com.cn）2005年4月7日。    [11] 纪烽、石燕《评〈慰安妇血泪〉》，《博览群书》2001年第7期。    [12] 牛鸿斌《〈血肉丰碑〉再现滇西抗战》，《云南日报》2004年07月20日。    [13] 《大地书影》，《人民日报》2000年2月12日。    [14] 张斌摄《日本老兵捐版画为侵华忏悔》，《京华时报》2004年12月14日。 [15] 何文静《抗战图书首都遭遇市场冷眼》，《信息时报》2005年3月8日。    [16] 齐红深《关于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期。 [17] 朱清如《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的几个问题》，《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    [18] 齐红深《关于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期。    [19] 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165页，第161页。    [20] 解玺璋《忽然火了“口述史”：口述历史出版物出版势头强劲》，《北京青年报》2003年10月9日。 [21] 原碧霞《〈山西抗战口述史〉将出版  1500名老人口述历史》，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2005年6月29日。 [22] 魏书《我国揭露日本奴化教育的著作首次在日本出版》，日本侵华教育网（www.rbqhjy.net）2005年3月20日。 [23] 闻黎明《略议“口述史”》，近代中国研究网（modernchina.org.cn）2005年2月25日。 [24] 沙林《谁述历史可凭信——“口述历史”努力不当“小女孩”》，《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8日。 [25] 方军《中国首家媒体全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人民网日本版(japan.people.com.cn)2004年12月21日。 [26] 《专家说日本侵华强征“慰安妇”20万人》，《南方都市报》1999年8月15日。 [27] 学术界关于口述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如何消除口述史料的主观问题讨论的具体论述，详见徐国利、王志龙的《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1期。） [28] 李宁源《日女教师自费采集南京大屠杀证言》，《新闻晚报》2005年3月27日。 [29] 李猛《拯救谁的历史?——评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七月号，总第16期。    [30] 朱清如《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的几个问题》，《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 [31] 康 丽《为“奴化教育”留下罪证》，《中国教师报》2003年12月10日。 [32] 转见朱红军《国际正义的为与不为》，《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 [33] 转见朱红军《国际正义的为与不为》，《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 [34] 朱红军《国际正义的为与不为》，《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 [35] 转见朱红军《国际正义的为与不为》，《南方周末》2003年09月18日。     来源：智识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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