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青向毛主席告御状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传奇人生》 作者： -上传日期：2006/6/23 　 　 为知青向毛主席告御状的 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传奇人生 翁志军  　  　 　 　  　   　  　   　  　 　 　  　 [原创]为知青向毛主席告御状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传奇人生   翁志军  　 一、“惊悉李庆霖先生因病不幸去世，深为哀痛，先生一生坎坷，一个人的历史是时代的缩影，一个人的不幸其实是社会的不幸，请先生家人节哀!”  　                  　　　　　　　　南京作家徐志耕                           　　  2004年2月20日16：59分  　  2004年2月19日上午，惠风和暖，一扫数日寒冷气息，按预约9点多是我采访的时间，此时手机嘟嘟地响了：“我是***，李庆霖已于昨夜去世，区民政局准备资助一千元办理后事，请你和民政局同志12点时到他家慰问!”   ***是城厢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是城厢区区长阮军和我之间的联系人，我们之间约定要尽自己绵薄之力给晚年的李庆霖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第一时间得知李庆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不免格登一下，虽然对这一天的到来有预感，早在12天前的7日上午，风雨飘摇的李庆霖因病住在九五医院，李良模打电话告急说手头拮据，我还冒着寒风细雨找到曾在龙岩连城当过知青的莆田市妇联主席林元英募捐了500元(这也是最后一次为李庆霖治病募捐，三年来我总共募捐了一万多元给李庆霖)。此前，病入膏肓且双眼失明的李庆霖就已全身浮肿，那时我们就已经预感到李庆霖老人可能不久于人世。作为长期跟踪、关注并撰写李庆霖那备受争议，跌宕起伏的一生的传记作者，李庆霖的最后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我心中仍然感到有点惋惜。   沉吟半响，我理清了思绪，挂通了李庆霖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李庆霖女儿李良培，在福建省体工队做后勤的李良培半夜接到父亲去世消息后，连夜从福州赶回莆田。在证实了消息确凿后，我表达了节哀顺变，也说了城厢区有关部门准备登门慰问之意，李良培表示谢意，后说正在给准备火化的父亲殓装，婉谢了我的登门送行之意。   此时，与笔者同行的一位女作家说：“他已经彻底解脱了。”是啊，三年来饱受帕金森症和哮喘病折磨的李庆霖终于摆脱了他曾经令人瞩目又多灾多难的家。   中午12点多，住在居仁巷15号的李庆霖家迎来了城厢区政府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一位工作人员带来1000元慰问金，并说这是阮军区长个人工资馈赠给李庆霖办理后事。在表达慰问之意还说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请提出，他将向阮区长汇报。经济拮据的李良模提出能否在火化时予以减免的要求。   下午3点，一辆福山殡仪馆运尸车来到居仁巷十五号李庆霖的百年老宅，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只有邻近几家街坊知道李庆霖的死讯。曾是“风云人物”的李庆霖走完了七十六的人生旅程，从1994年3月底从武夷山监狱提前出狱到2004年2月19日，他的人生旅程仅仅多延续了十年。   当日下午4点，李良模强忍病痛，在阮军区长的联系下，福山殡仪馆特事特办，火化一切免费，连骨灰盒都免费赠送，事后颇感欣慰的李良模对我说：“本来，父亲去世，连红包都准备好了，弟弟李良雄硬把红包塞给殡仪馆工作人员，他们也不敢收。以前祖母和母亲去世火化时，他们没有准备红包，火化工都要讨呢!”“看来，这个人是不能碰的!”。原来，阮军区长得知李良模要求后，决心好人做到底，找这家莆田新落成殡仪馆老板陈**，陈**在李庆霖青云直上时在一出话剧中<激流勇进>中担任过后台角色，不是冤家不聚首，与李庆霖有一面之缘的他当即作出火化全免的决定。   李庆霖去世的消息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但作为一位为国内瞩目的风云人物，他的死讯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如今，经历那场疾风爆雨运动的人们的思维也变得理性了，但感兴趣的恐怕更多的还是那些外地人，下面是一些人的反映：   与李庆霖同年出狱曾作为福建第一号反革命的陈佳忠闻讯后表示：“我们为老李表示哀悼!”   1998年2月曾到莆田李庆霖家采访的武汉知青刘晓航从我这里得到消息后，当即打电话给李良模，下午就在华夏知青网站上发布了李庆霖去世的消息。   曾给李庆霖寄钱的长沙女知青邹蕴璋说：“愿李庆霖老师在主那里得到安息!”   1974年因写信给李庆霖反映包办婚姻而被打成“‘四人帮’的爪牙，李庆霖的‘小老婆’”的福州闽候女知青陈秀琴则在晚上打电话请我代购花圈，我告知：“来不及了，一切都结束了。”   而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常务理事、江苏作协常务理事，以写<南京大屠杀><忧乐万家----中国出了个毛泽东>，70年代曾采访过李庆霖的著名作家徐志耕20日4点35分接到我的电话通知，才思敏捷的他不到十分钟就以信息的方式发一条唁电到我的手机里，请我转交李良模：    惊悉李庆霖先生因病不幸去世，深为哀痛。先生一生坎坷，一个人的历史是时代的缩影，一个人的不幸其实是社会的不幸，请先生家人节哀。  　                    2004年2月20日16：59分  　  这似乎也是李庆霖最好的人生总结。  　  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李庆霖向最高领袖告御状，他的信件改变了千万知青的命运。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这位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的语文教师，31年前用朴实的语言居然敢斗胆上书党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信中直陈下乡知青的艰难困苦，哭诉知青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系列阴暗面，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读到了这封信，流出悲凉的泪水。他在当天就给李庆霖亲笔回信道：“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泽东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已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晚年李庆霖谈及当年告御状的动机时说：当时他看到知青像鸭子般被赶到山里、乡下那么多，他的孩子也是。（李大儿子李良模在萩芦公社插队）孩子们那么小，连照料自己都不行，还要去干农活，有时还吃不饱。他的孩子回家拿米、拿钱、拿物，一说话就落眼泪，他心里难受。当时他们这样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一见面就唉声叹气，他相信毛主席说的话不会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但他老人家对下面的实情肯定不完全知道。于是他就有了向上反映的念头。他花了几个晚上，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愿望写在信上，一阵犹豫后寄给周总理，信发出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但孩子在乡下情况越来越糟，他的忧虑更深了，看孩子一天天长大，工作没着落，将来的婚姻怎么办？孩子的种种烦恼，使他这个父亲产生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内疚。这时，却还有个别有权有势的人通过关系把子女调回城，更增加了他对自己孩子的负罪感，于是就想起给毛主席写信的念头。   这位执教20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员以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和悲苦，向毛主席倾诉的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信写了二千多字，写信的日子是1972年12月20日，是在这张竹桌子上写的，信写好后又不敢寄，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他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自己孩子在乡下的实际情况，只捎带说一下干部“开后门”让子女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下自己的不平。信是用300格稿纸恭楷抄写的，用钢笔一格写一字，标点也占一格，他老人家一看就清楚！信封上就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开始时一直不敢寄，主要是担心信寄去了，怕被一些人卡住，回头整他。最后鼓足勇气，手抖抖地把信投入邮箱，一块石头落地，另一块石头却在心头，但覆水难收，后悔也没有用了，总不能砸了信箱把信收回。    李庆霖接着顿了顿说：“他是经过调查才写信的，主席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信里都是讲实话，对领袖是不能骗的，对任何人也都是不能骗的。”   为了了解那段历史，我们把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御状摘全文摘抄：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全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用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幼力壮时候，更是会吃没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会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招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尢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给毛主席写信的李庆霖惴惴不安，据李庆霖学生讲，那时李庆霖出了许多反常现象：    在那些年月，他敢于犯上，敢于“谏诤国君”敢于讲真话，实为惊世骇俗。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举动会对其后半生产生重大影响。    1973年5月1日，从新华社来了个叫赖玉章的记者，向他了解知青的情况和他写信的经过，还要他拿出信的原稿，他说没有留原稿，赖走后，他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他心里格登一下，只觉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音了。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拿剪刀开信封，抖抖索索地把信纸掏出展开，短短一封信他是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不能用。他就把它存入衙后街的莆田县中行，这些钱至今尚在，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抚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线纸包起来，留给子孙后代。”   毛泽东廖廖数语的回信，改变了李庆霖一生的命运，他由默默无闻的教书匠，一夜之间变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1973年5月3日福建省委派人采访李庆霖一家人的记录最能说明当时的心声：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的第2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李庆霖的复信，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局负责人的汇报，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组成了13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13个省区调查知青情况。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全面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   关于李庆霖如何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民间有各种版本流传，为此，笔者曾去信向曾任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的顾洪章先生询问，顾先生曾为此事采访过把李庆霖“御状”交给毛泽东主席的王海蓉女士，下面把此信公布出来。  　 翁志军同志：    近日收到来信，读了“走”文感到翁君文笔不错，且颇有史料价值。    问及的事，当时我们很想把有关情节搞细一些，准确一些，故经过周折见到了王海蓉同志，她当时先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据她回忆，记起的就是书中所说的，同时提到，李信在她手里放些日子，就是想方设法能让主席看到，当时生怕落到江青手里，怕她借此做别的文章。    至于李信她怎么收到的，她实在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当时新华社记者及我们国务院知青办的同志都去莆田访问过他（知青办这个同志已去逝了），那时就有种种说法，其中也传说是通过福建一运动员捎到北京交给王海蓉的。    我为此事见过王海蓉，恐怕即使你再见到她也难以再挖出更细的情节了。看来，就得罪你就地找有关知情人回忆了。    许多往事就是因为错失时机而难以保持其原貌，实为历史憾事。    期盼读到你的大作，谨致敬意！  　 　                                     顾洪章                                        5/8（2002）  　 　  李庆霖自然出了名，他也因此成为社会敬佩的敢为民请命的一代英雄。  从此，李庆霖成为广大知青心目中的“知青救星”。1998年2月20日，武汉知青作家刘晓航写给李庆霖的信这样写道：“李庆霖先生，您是全国老知青最敬重的人，知青一代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2000年3月，武汉女知青高志远更是这样写道：“为中国知青的出路，您是唯一上书之人，是千万知青心目中的英雄。”    三、毛泽东的一封回信改变了李庆霖的人生轨迹，平步青云的他也为自己树立了永远不败的对立面，为日后身陷囹圄埋下来了人生苦果。       “文革”时期的宣传多是“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以“暴露阴暗面”，受到毛泽东鼓励，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但也触及了地方一些权要的光辉形象，对此他们耿耿于怀，甚至做出种种不光彩动作。他们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将信中反映的问题全盘否定，感到最不高兴的则是莆田县革委会民事组和李庆霖的儿子要李模插队所在地萩芦公社某些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干部。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找到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掌权的地方干部“讲”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    1973年6月23日，福建省委将李庆霖从莆田接到福州西湖宾馆八号楼。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赞扬他的信写得好，并说中央有交待，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求能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的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5元5角减为42元5角；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那次会见，还有军区李志民政委及龙飞虎少将等在座。   对于插“白旗”那段历史公案，李庆霖在1973年8月11日“平反”后写了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欢心欣鼓舞的心理。  　 　 报       告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    我原是我县前黄石区惠洋小学的教导主任。不久，改调到前忠门区前坑小学。职务不变。因所教出来的应届高小毕业生，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全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我被前莆田县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对处分极其不服气，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今蒙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莆革政字（73）第041号决定，给我平反。这样，这个整整十五个年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鸣平，真叫人高兴万分！我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要又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五年来，我受到错误处分后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结合当前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处境，我恳切要求上级领导在给我平反后能给我以适当的经济困难补助。是否有当，敬请批示。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李庆霖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李庆霖开始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七月一日，福建省委再次将李庆霖接到省会福州，叫他在六万人的大会上发言，同时为了不负上级领导的期望，1973年7月8日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党的“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已赶不上参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1973年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直至1974年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组长参加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一张任命书，后被人抄走），当时组长是陈永贵，常务副组长是侯隽(主持工作)，这样他就有机会去了几次北京。2002年11月16日，我有幸采访到侯隽，谈到李庆霖这段历史时，她对我说：“这位老先生很可惜，象他这种性格早晚要倒霉，你对的也变成错的了，他就是做人的一面镜子。”    四、昙花一现的“反潮流”战士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三年就迅速垮台。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他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然而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政坛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并不容易的。何况在那是非黑白往往被颠倒的时代。小学教员出身的李庆霖不过只是一个平民，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一旦发迹，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便暴露无遗。    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棋帜。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首长”（1975年四届期间李玉和赵燕侠、李庆霖一起受江青接见，因为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此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成了红得发紫的人。   1973年11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万，流芳百世”。   李庆霖自以为是“中央领导很注意我这个人”，不时地掏出笔记本拍着胸说：“我有电话号码，我有中央的支持。”    一位与李相熟的领导说，原来与人颇为和善连走路都要不声不响的李庆霖忽然有一天裤兜后面插着一把鼓囊囊的手枪，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伏笔。他在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匆匆过客。26年后李庆霖自述：“这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各种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上窜下跳，是很自然的。”    住在笔者楼上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宋老先生亲笔给笔者写下1976年春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做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开一半，李庆霖在一班人马的拥戴下窜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做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两手放在腿上，圆瞪着双眼环视整个会场，在场的干部们看到这种情境感到莫明其妙，私下议论，李庆霖也太猖狂了，那种姿态很像电影中的希特勒一样，更令人气愤的是，李庆霖在大会上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声嘶力竭地乱喊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李庆霖在台上口沫四溅，拼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这样变成风云人物，公然不可一世地坐上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当太上皇。    ……当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寄钱的事情在全国轰动时，外省人十分称赞李庆霖的大无畏精神，并美称其“反潮流战士”，作为莆田人也沾了光。当时我在海南岛培育杂交水稻种子，当地人一听到我是福建莆田人，他们都会十分敬佩地竖起大拇指说莆田人很了不起，能出李庆霖这样的大人物，我们听完只是笑一笑，都深不以为然呢……    宋老先生的态度代表了莆田干部群众的一种心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便被隔离审查，在经历十个月的批斗后，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在福州在全省有二百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被正式逮捕。    隔了一年多后的1979年6月18日，福建省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宣判大会是在莆田市侨联电影院举行的，罪名为“反革命案”。莆田中级法案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二、三款的规定判决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3年。他从辉煌的顶点跌落下来，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部署的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决不承认犯有判决无期徒刑这样的重罪。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3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他也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给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安排。    审查期间，他家被翻箱倒柜了两次，一切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亲笔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给搜走了，至今下落不明。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三百元在哪里！一家人咬牙不说。他的妻子张秀珍怕300元被抄走，便到县衙后路的中行悄悄改她的名字这笔钱才得以保存下来。    五、“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经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1979年7月7日，李庆霖被押至位于闽北建阳山区的福建省第二监狱，由于服刑时的李庆霖能够认真改造，遵守狱规，服从指挥，不像其他囚犯那样凶神恶煞，给管教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多久，就被安排到竹编车间劳动改造，半年后的1980年4月李庆霖被移送到崇安支队的河北中队。    在监狱中，崇安劳改支队为了发挥其特长，安排他给那些不学无术，鲁莽粗俗的犯人上文化课，并负责狱中的报纸、电视机等文化用品的管理，以及定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及“各地新闻联播”等节目。同时，李庆霖还协助编辑狱中铅印的《新生之友》小报，帮助管理人员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敦促其他犯人认真改造，他管理的图书阅览室，10多种报纸天天都是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负责起床广播，几年间准确正点，没一次差错，每逢狱中的减刑或大型集会，他都主动布置会场。逢年过节，李庆霖一定会书写对联，张贴在会见室，图书室等门上，给监狱增添祥和气氛。1989年春节前夕，李庆霖在崇安劳改支队河北中队为题，书写一幅对联：“迎春妙舞添辉河北，改造凯歌弥漫崇安”。将其贴在监狱的大门口喜迎新春。   在狱中改造的李庆霖依然对毛泽东怀着深深的崇拜之情，他曾写一付对联贴在墙上表明心志：“敬尊毛主席心不变  坚信大方向志不移。”   一九九三年快到九月九日了，李庆霖请管教干部邓干事给他找一枚毛主席像章，借别的东西容易，可要找毛主席像章就不容易了，毛主席像章、红卫兵像章、毛主席语录等物，文化大革命时期每家每户都有，而且有的人家有很多，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现在这些东西一般人家里都没有了，街上更不出售，除非去找搞收藏的人。但邓干事还是四处打听，总算在一户人家的箱子里翻出几枚毛主席像章，邓干事选了一枚送给李庆霖，李庆霖看到像章后喜形于色，当即别在胸前，并赋诗一首：  　 　 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  　 建国殊勋长久存，百年之后仍钦尊；  先生正气凌霄汉，四海讴歌声浪纯。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  　  邓干事到北京出差，参观毛主席纪念馆时代李庆霖向毛主席遗容献花一束，回来后将献花纪念册交给李庆霖，李庆霖感激地连声说：“谢谢邓干事，谢谢邓干事。”    80年代初，上海一批知青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支队服刑，知青们特地徒步几十里路，买了不少的糕点、水果到崇安去看望他。按照监狱的规定，无亲无故的知青是不能同李庆霖会面的。但知青们的真诚举动，使劳改支队的领导难以拒绝，破例让知青们同李庆霖会面。这些与李庆霖素不相识的知青，围住了李庆霖，激动地听李庆霖叙述他给毛泽东写信的经过，诚恳地感谢李庆霖。   1986年9月27日，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罪犯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准予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10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0年12月24日，福建南平地区中级法院根据执行机关观其表现提出再准予减刑二年，他于1994年8月17日重新获得自由。    李庆霖是1994年3月提前出狱的，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六、党和政府给曾经“做过好事”的李庆霖实行“给出路政策”。   1994年3月，李庆霖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离别17年的莆田家中，一家三代居住在莆田城厢区的一间平房里，这时他和他的老伴都没有退休金，亦无其他收入，也较少与社会上人员往来，他说：“他现在很少与人来往，历朝历代都有一句话，叫‘贫在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也不敢指望亲戚朋友来探望。    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张秀珍，李庆霖深感内疚，李庆霖被判刑后，张秀珍作为反革命家属受到株连，她原在四中被开除了公职，以后虽然平反了但公职始终没有恢复。老伴患有严重的肺积水，于1997年8月（67岁）病亡。  回家后的李庆霖迫于生计，他曾写信给福建省委，1995年2月24日又写信给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在这封信中他凄惶地写道：当年，当过汉奸、卖国贼的伪满皇帝溥仪和血债累累，罪行不小的敌伪战犯，他们在被释放后都能在党的“给出路”政策实行中得到了妥善安置，都能安度晚年。因此，党和政府对我也实行“给出路”政策，是切合情理和深入人心的……”而身为县委书记的郑海雄则用硬笔潇洒地批道：“……‘给出路’的政策是我党的一贯做法……”   实际上自李庆霖写信后的1995年4月起，莆田县委经过慎重研究，把李庆霖生活困难问题作为特殊问题处理，由财政列入预算，从1995年4月起，按当地最低生活水平每月救济210元，并根据物价浮动，从1998年4月起，每月按300元发放，到了2001年1月1日起，每月又按500元执行，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同时予以临时生活困难补助：1999年8月1000元，2000年2月500元，2000年8月1000元。在这期间的1995年，李庆霖妻子张秀珍患严重肺积水住在莆田县医院，他又写信反映，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亲自去医院看望，并交待陈进珍院长说，暂时给记帐，出院结帐6612.8元，郑海雄又批示民政部门给予全部解决。使李庆霖重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考虑到李庆霖夫妇年老需要儿女照顾，1996年3月莆田县委把其次子李良雄从莆田市黄龙林场调到市区莆田县第四中学保卫科工作，1998年把仙游糖厂下岗的李良模调至北岸土地局灵川土地所工作。    七、晚年李庆霖依照受到人们的关注，也不乏受到社会的温情关怀。   出狱后的李庆霖依然是一些人关注的对象，李的邻居告诉笔者，经常有一大批外地人，一路问过来找李庆霖，送些钱物帮助他，也有记者采访的，还有的通过邻居电话打过来的。   在这其中不能不提到一位全国知名的作家，他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南京作家徐志耕同志，徐志耕是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1973年7月在解放军报福州军区记者站时曾采访过李庆霖，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年的1992年为写《忧乐万家----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书时曾到中南海采访，其间采访到毛泽东主席当年生活秘书张玉凤和护士吴旭君、秘书高智等人，证实了巨人毛泽东主席看李庆霖信件时掉泪的真实情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毛泽东传》P1658页），在徐志耕的心灵上引起强烈震撼，当年5月，他又旧地重游，来到莆田找到尚未出狱的李庆霖2个儿子，写出《历史的玩笑：李庆霖20年沉浮录》刊登在《雨花》杂志文引起轰动。李庆霖出狱后与徐志耕多有书信来往，2002年12月，笔者有幸在石头城采访到这位国内在报告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作家，大度的他把这些信件馈赠给我，下面我把1996年1月5日李庆霖给徐志耕的信件全文批露，供读者欣赏：  徐志耕同志：     您好！   您邮寄的贺年卡，我收到啦！此份“不变的关怀”的盛情和美意，我真感激不尽！   我老伴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她从今年5月份底住进莆田县医院求医治疗后，于9月份出院，住院时日近100天，花去大笔医疗费用。若非类如您这样一类好人及时地在经济上予以周济，她的命恐怕不能保留至今天。至此，我深深感谢您呀！   约莫8月份开始，浙江绍兴市的《绍兴晚报》副总编石诚(应为祝诚)先生给我来信，说很同情我的厄运逆境，准备写一篇报道文章，介绍我的近况，冀望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关注慷慨解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要征求我的意见。在此期间，此文发表前后，《绍兴晚报》在何时发表它，内容如何，我都不得而知。只是在9月份以后，绍兴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有4名职工，联名给我写信，说他们都是当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吃尽人间苦辛滋味和苦水的“老三届”知青，是我斗胆“告御状”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后，他们才得救脱离苦海。因此，他们对我感恩载德，共同集资350元邮寄给我。另有一位“知青”汇寄50元钱来说是对我表一点心意。石诚先生也同我通了一次长途电话，问明情况，有年底之前，把其筹集到手的700元钱邮寄给我。   我在电话里向石诚（祝诚）先生提出，要求将刊载他写的报道文章的《绍兴晚报》邮寄一份让我过目，然而至今未能如愿。   补充重复一句话：南京的《雨花》杂志编辑部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中，曾邮寄500元钱来，在“汇款附言”上，注意“稿费”两个字(作者注：徐志耕把稿费赠送给李庆霖)。   此外，我就没有再收到什么了。   在北京的一些友人曾邀请我往京一趟，好让许多只知其名，不见其人的有钱朋友遂愿。我患神经官能症快4个年头了，沉疴难治，痼疾难医，加上提前衰老，精力不济，个人生活甚难自理，不能也不敢出远门。往京一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难遂愿，故至今未能成行。倘若明春有方便机会，我的病情又有所改善，就准备去北京能会见一些在当年的“老三届”知青，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以遂素愿，那敢情有多美呀！   我想会见的那些老知青，绝大部分从未谋面，都是素昧平生的。据一些在全国走南串北过的友人介绍，如今社会上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其中不少人是久闻我的名字的，但究系何许人，加上年代久远，如今存殁未卜，许多近况，都一无所知，倘能同我晤面，心情会高兴一阵子的。   据《绍兴晚报》副总编石诚(祝诚)先生说，他向我写信，征求意见发表报道文章，一方面其本人也曾是当年的老知青，对我有感情，另一方面，提接到您老徐的情况介绍。在这里，我又要向您深情致谢了。   我结束坐井观天的苦难岁月后，孤苦伶仃，生活甚是困难，曾向中央和地方许多政府写信要求济助，解决晚年生活。一年之后（去年4月份起），莆田县委接上级指示，专题召开县委会内书记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每个月发给我社会救济款210元，解决晚年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问题。至于年老多病需求医服药的医疗费用问题，至今没见解决。因此，我就依赖这区区210元钱过日子。倘若生病，医疗费用就全无着落。现顽疾缠身长久，头昏、耳鸣、心慌意乱、魂不附体，随时便秘、举步不稳诸多病症，都不敢上医院求医，原因是阮囊羞涩，去不得！   我孩子中，在国营糖厂、林场、粮店做工和当差，都是低工资待遇，每个月收入只有120元左右，维持自己小家庭过日子尚且为难之期，再负担我老俩口的医疗费用，其为难情况不言自明。   您对我写的近况报道文章发表后，在广东省许多地方反响甚烈。在我不时接到广东一些不识面友人来信内，对我多流露和充溢关注深情呢。敬祝  新年好！                                                                         　李庆霖  　 　                                      1996.1.5  　  作为长篇报告文学《是是非非李庆霖》一文作者，笔者从2001年开始为李庆霖进行募捐行动，共募捐了一万多元给李庆霖治病：    城厢区地税局林力生300元    莆田市财政局王玉宝把在莆田市委党校的讲课费500元交给我    莆田市公安局谢剑峰1000元    莆田市福德电讯公司陈章德800元    莆田市财产保险公司黄平治500元    北京海军司令部翁金祥大校1000元    北京昌平水屯林国水500元    城厢区审计局陈金福500元    莆田建筑商郑庆霖1000元    莆田市民政局范志豪特批800元    福州陈秀琴100元    长沙知青邹蕴璋等人汇寄1000元，并附言：“几位知青的心意，春节好，多保重！”    城厢区区长阮军在笔者陪同下多次上门慰问，带来慰问金3000元，并联系九五医院高剑英按民政优扶对象优扶，还按部队家属待遇办了一张医疗保健卡并特批；    医务处并  官科、收费处：    李庆霖先生系我医院优扶对象，其门诊医疗费用仍按医疗保障规定执行，住院费用请按我医院军人直系亲属减免规定即按70％收取（自费  ）执行。  　 特此通知  　                                             高剑英            2003.3.6    ……    在李庆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总共募捐了一万多元给李治病，就是在2004年春节，李庆霖因病再次住九五医院，李良模打电话告急说手头拮据，2月7日我顶风冒雨找到在龙岩当过知青的莆田市妇联主席妇联林元英筹到500元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2月19日李庆霖去世……    八、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李庆霖说：“我同意你观点，但我后悔来不及。”    出狱后的李庆霖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知青”朋友的信，除一般的问候之外，有人在信中说准备办一个酒家，取名“李庆霖酒家”，希望得到李的同意，并说愿给1万元。李谢绝了，并说：“我不能靠名字吃饭。”    李庆霖居住的陋室里，屋里一台旧收音机，是女儿22年前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前几年送给老父排遣孤寂，旧彩色电视是这个房间里最奢侈的电器，一只在低矮老屋内显得有些高大的极罕见的旧书桌，摆在墙角，李庆霖说这就是当年写那封信的书桌，最光鲜的怕要数那两只半旧的茶椅框了。    李每天的任务给小儿子一家煮饭，做伙头军，几天去一次市场。每天中午傍晚，他都要出去散散步，作为曾是风云人物的他在上年纪人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不少路人会指指点点说：“这个就是李庆霖。”    在李的正厅墙壁上挂着一面镶着毛主席头像的镜框引人注目，李虔诚地说：“土改时他就开始挂毛主席镜框像，之后，一有新版主席标准像，就买回来添加上上去，现在挂的是最新也是最后版本的主席像。”李说挂这些像时带着某种虔诚，但对他来说，几十年间经历了大喜大悲的他的确象一场梦，他引为憾事的可能是这一生并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他之所以怀念领袖，是出于精神上向往。所以当得知李庆霖信奉基督教，并不让人们感到惊奇，李说，他每周都要到教堂做礼拜。    在毛主席像两旁贴着李庆霖用毛笔恭楷抄录的毛泽东诗四首《看山》、《莫干山》、《五云山》和《观潮》上面盖有李庆霖篆刻一方，李说，那是他自己学着用木头刻的，那四首诗是82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的，他看到了马上敬录在本子上。    李的邻居阿强、阿雄告诉笔者，经常有一大批外地人一路问过来找李庆霖，送些钱物帮助他，也有记者采访的，还需有的通过邻居电话打过来的。   李庆霖说本来不想出名，只是因为儿子李良模插队生活困难而写信给毛泽东诉苦，更没想会当官，谁知一封信会使一介布衣成为天下名人，真乃是：十年寒窗无人晓，一鸣惊人天下知。    当问及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并不后悔，毛主席要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张。当问及他对当年的知青有什么话说时，他说：“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受苦难，如今成为跨世纪的社会中坚，国家栋梁，他心情无比欢欣，祝他们好中更好，更加奋发有为。”    然而当谈及他目前的现状时，他长叹一句“我已成为这个社会最没有用的人”。这一声感叹令人感慨万千，但笔者想，他拥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当年2000多万知青至今都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李庆霖不愿提起过去，他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我们要象邓小平所说那样，一切向前看。”   “倘若你当年出名后，能够安份守己，你晚年会非常幸福的”   “我同意你观点，我不谦虚谨慎，骄傲自满，乱伤害人，如今我后悔来不及!”李庆霖不无幽怨地答道。    是呀，世上哪里有后悔药可以买到。    2002年11月16日，我有幸在河南采访到侯隽，谈到李庆霖这段历史时，她对我说：“这位老先生很可惜，象他这种性格早晚要倒霉，你对的也变成错的了，他就是做人的一面镜子。”    侯隽的话似乎不无道理。  　 原稿刊于2000年6月《福建老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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