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撰稿人，你不想了解写？ 作者：郑光路 -上传日期：2003/7/25           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   作者：曾宪明 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2002-9-13 0:32:00      内容提要 中国的私营报业在全国解放前后逐渐在大陆消亡。对于 这个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弹压”、“禁止”和“命令”的结果，也不能 绝对地说旧有报纸全部“被中共关闭或归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考察，我们既不否定解放 军进城后对具有反动政治背景和立场反动的私营报业的封禁和接管，也必须承认该类报纸的 消亡过程是多渠道的。大陆私营报业的消亡，既有社会制度更迭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其自 身的原因。大陆私营报业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近现代私营报业［1］在大陆仅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报纸 的一种形态，其在丰富近现代大众传播形式及推进我国报纸业务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 献。全国逐步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种形态的报纸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私营报 业成为我国大陆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于大陆私营报业的消亡过程，一些学者曾做过较为 精当客观的论述，但也存在着说明不够系统、只强调了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对其自身原 因关注不够等问题。更有一些港台和国外学者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全国1781家报纸，被中共关闭或被没收归并，遇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2］“1949年‘中共’窃据 中国大陆，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弹压全部所谓反动报纸。……并于1952年对民营报纸的 政策采取重大改革，禁止民营报纸新刊，命令原有民营报纸自行合并、改革、改组而又限制 民营报纸的数目”，“公私报业，全被劫夺，自由报人，惨遭迫害”。［3］历史事 实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关闭和没收全部私营报纸，而且对于允许继续出版的私营报纸曾 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扶持；对于这些报纸也没有采取一律“禁止”和“命令”的方式改造， 而是在充分尊重它们的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陆私营报业的消亡形式是 多种的，自动停刊是其主要形式之一。 大陆私营报业消亡类型分析 由于私营报业本身的特点，从其产生的那天起，既不断有新报产生，又不断有旧报消亡。我 国私营报业的生存状况受两次大规模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新生报纸与消亡 报纸的比例已极度失衡，私营报纸数目急剧锐减，新创的报纸极少，所以中国大陆私营报业 的最终消亡是从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的。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即将土崩瓦解、解 放军节节胜利之时，大陆私营报纸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大背景下大量停刊，私营报纸处于 其发展过程中的最低点。停刊的原因不外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由于军事上的不断失利， 国民党在政治上草木皆兵，对稍不合乎其要求的私营报纸即令停刊。南京《新民报》、《真 理新闻》，上海《正言报》、《文汇报》，北平《商业日报》，天津《新星报》，贵州《商 报》等全国一大批私营报纸均是被国民党以“为共张目”或报道“不确新闻”等理由下令永久停刊或休刊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穷途末路，却在经济政策上花样翻新，于1949年实行币 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并在京沪等大城市实施限价政策，使报业原来可以享受的外汇进口配 纸等优惠待遇随之取消，再加之当时物价飞涨，大多数报社累赔不堪，经费拮据，经济问题 成为当时报纸存亡的关键问题，故而一批私营报纸或停刊或被迫合并出联合版。其中如湖南 《新潮日报》、成都《社会日报》、四川《川中晨报》、哈尔滨《工商日报》、《大华日报 》等一批私营报纸均因财政经费问题于解放前夕被迫自动停刊。此外，如一些靠国民党津贴 的小报馆因津贴断绝而关了门，如湖南《法报》、武汉《黄梅天》等以传播黄色新闻等手段 取悦读者的私营小报或被当局查封或为百姓捣毁。据统计，1948年1月，北平市有大小报纸1 76家，年底仅剩26家；［4］而曾作为国民党首都的南京市解放前夕也仅存报纸20余 家，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官办的。［5］上述情况表明，私营报纸在全国解放前夕 的大规模消亡，成为大陆私营报业最终退出新闻传播业舞台的前奏。 1947年夏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全面战略反攻，一些城市相继解放。为了更好地处理城市 中不同政治色彩的新闻传媒问题，中共中央于1948年11月8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 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确定了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 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具体规定了对旧有传媒“应予没收”、“应予保护”和“不禁止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的处理方法，并特别强调了“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 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和对应予没收 的反动报纸应审查取得确实证据等问题。该文件规定的原则和政策自然成为处理新解放城市 私营报纸的指南，且后来作用于非城市地区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后。根据这一规定，我党对被 解放地区的私营报业的处理就自然分为两大类--没收接管和允许继续出版。 新解放地区的新闻传媒处理工作由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或文教接管委员会) 具体负责。京津地区是解放较早的大城市，且政治地位重要。京津于1949年1月相继解放以 后，军管会采取了对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的不符合原则的作法，中共中央曾两次通电批评他们 的作法是“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办法”，“中央并未规定，一切报纸，一律停刊”，“你们命令一切报纸一律停刊的方法不合中央去年(指1948年--作者注)11月8日的指示”，［6］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北京市军管会接管查封了当时的26家报纸中的24家，对《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纸予以保留。但由于《世界日报》一面刊登新华社新闻稿 ，一面又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新闻，为国民党政府的假和谈宣传，被北京市军管会于1949年2月25日接管，北京的私营报纸剩下《新民报》一家。天津《大公报》、《新星报》、 《益世报》都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中央对该三报的处理十分关心和谨慎，在已掌握证据 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23日电复天津市委，认为《大公报》过去对蒋介石一贯小 骂大帮忙，可暂不要让它出版，希望改组后再考虑出版。此前的1月17日，中央曾电告天津市委：“大公报拟从内部革命，……改换名称，……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 配合”。遵照天津市军管会命令，《大公报》天津版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于1949年2月27日 改名《进步日报》。《益世报》是天主教报纸，因其常常公开表示反共，在天津解放后即被 查封，中央认为既然已将其没收，就不必改变。《新星报》情况比较特殊，该报1947年6月1 日创刊，天津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禁停。天津解放后该报向军管会申请复刊。中央特别指示：“《新星报》反共反新政权反苏言论甚露骨，以不许其复刊为妥”，［7］成为既不 被国民党所容，也不被我党认可的特殊私营报纸。除上述外，天津有《中庸报》等六家具有 反动政治背景的报纸和《自由晚报》、《天津夜报》等几家私营而无显著政治背景的报纸被 停刊，经过登记审查，保留了无显著政治背景的《新生晚报》、《博陵日报》以及《华北汉 英报》和俄文《新语报》等几家私营报纸。 北京、天津处理旧有报业的经验和教训，使其后解放城市的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南京 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对查封旧有报业采取谨慎态度，曾允许八九家报纸出版。直到5月6 日，借鉴北京市委对报纸杂志进行登记审查办法后，才暂停上述报纸发刊。根据中央精神， 南京批准曾长期与我党《新华日报》配合的私营报纸《新民报》和著名报人张友鸾创办的《 南京人报》继续出报。武汉和上海于1949年5月份先后被我军解放。武汉《大刚报》1937年 创于郑州，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与河南省政府合办的官方报纸。1938年先迁信阳，再迁衡阳 ，转为私营报纸。抗战胜利后迁南京出版，并出武汉版，但前者后 为CC派控制，而武汉《大 刚报》却是倾向革命的报纸，所以成为武汉解放后被允许继续出版 的私营报纸。此后随着湖北中小城市的相继解放，如《咸宁报》这种接受国民党津贴、为国 民党反动政府控制的地方私营报纸也被停刊。上海是私营报纸聚集的大城市，情况也比较复 杂。解放军入城之前，上海有大小报纸70余家。上海解放后，军管会立即对以《申报》、《 新闻报》为首的原为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经营的、被反动派控制或有反动宣传行为的报纸 实行军管，编辑部立即解散，并没收其官僚资产，保护其私人资产。5月28日，《解放日报 》在原申报馆出版，此后《新闻报》也更名为《新闻日报》，出版了77年的旧中国出版时间 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和出版了56年的《新闻报》寿终正寝。被国民党要员潘公展控制的 私人报纸《新夜报》是国民党CC派的喉舌，我军代表公布其事实后，宣布没收。对于其他私 人创办而未发现重大政治问题的私营报纸，则同样采取了向军管会登记，再经审查批准方可 出版发行的办法。到1949年6月30日止，填送登记表的报纸共43家，经审批并发给登记证的 《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等14家私营报纸获准继续出版，上海成为解放后 私营报纸保留最多的城市。广州市对私营报刊的处理工作是从1949年10月22日开始的。10月 25日，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规定所 有报纸必须经过登记批准才能创办或继续出版。参与申请登记的十余家私营报纸中，除几家 报纸因多种原因(如《新商报》申请登记复刊，后又声明退出)没有复刊外，《劳工新闻报》 、《星报》、《粤商报》因解放前一贯站在反动立场，做反人民的宣传，解放后又经常违反 、破坏或歪曲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替帝国主义宣传，被军管会批复不准登记并限令从1949 年12月18日起“即日停刊”。《越华报》、《现象报》、《每日论坛报》等5家报纸得以复 刊出版。西南重镇重庆解放较晚，老牌私营报纸《大公报》和《新民报》被允许继续出版。 在全国影响很大、曾有过进步表现的重庆《新蜀报》则因为社长周钦岳不愿再办私营报纸而 自动停刊。 除上述大城市之外，东北地区的《午报》、《哈尔滨公报》，湖南的《晚晚报》、《实践晚 报》，成都《新民报》等多家全国各地的私营报纸被允许复刊和出版。据1950年3月统计， 全国私营报纸共有58家，分布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地区。 建国后被允许出版的全国数十家私营报纸最终在大陆消亡，其变化过程又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被允许继续出版，却因为屡次违反中央和人民政府有关规定被令停刊的。1949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布了“对处理帝国主义通讯社电讯办法的规定”，要求“各地所有私营报纸及通 讯社，一律不得擅自设立收报台抄收外国通讯社电讯”，“一律不得登载各帝国主义国家通 讯社的电讯”。［8］1949年6月3日，中央再次电示武汉的谭政、陶铸同志，指出一 些报社乱发消息，影响极坏，并点名批评了武汉私营报纸《民联报》乱发我军解放上海的号 外和长沙解放、张轸起义、唐生智起义等“无稽消息”。这两个文件重点强调了报纸的纪律 问题、立场问题和真实无差错问题。但一些私营报旧习难改，广州的《国华报》解放前就有 接受国民党反动当局津贴的前科，其后又明知故犯承购敌伪平板印刷机两部。《经济报单》 则屡屡违反规定，破坏金融，扰乱经济秩序。该两份报纸被市军管会于1950年5月命令“即日停刊”。广州另两份私营报纸《越华报》和《现象报》因屡屡发生严重报道差错，虽在19 50年1月受过停刊半月处分，但继续出刊后仍错误不断，被军管会命令先后于该年8月4日和7 月31日停刊。哈尔滨《午报》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伪勒令停刊，后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支 持下复刊，1950年元旦更名《建设日报》。但该报编校工作极为粗疏，多次出现政治性错误 ，1951年6月18日被禁止出版。 被允许继续出版，却因经营难以为继或因工人反对等原因自动停刊的。旧中国的私营报纸的 体制决定了其自身经营状况成为报纸能否生存的主要问题，这种自负盈亏的经济模式自然延 续到解放以后。虽然人民政府对允许继续出版的私营报纸在各个方面给予过扶持，但主要还 是靠其自身经营生存。当时除国家经济形势因素外，关键的问题是私营报纸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办好报纸的问题，怎样办好私营报纸成为全新的课题。虽然党 和政府为一些报纸出了不少主意，想了不少办法，但私营报业如何吸引较为稳定的读者群问 题始终没能很好解决。加上新中国读者对党报和国营报的热情和信任，私营报纸普遍存在销 售量大减的现象。如上海解放前每日报纸销售量约为50万份(最高曾达70万份)，到1950年6 月仅有30万份。老牌的上海《大公报》从解放初的16万份锐减为1952年的6万余份；《新民 报》也迅速从上海刚解放时的一万几千份下降到1950年3月的8千份。广告被称为私营报业 生存的经济支柱，旧中国私营报纸的广告量常常占报纸版面的40%以上。解放初期，由于百 业待兴，商业活动处于低谷，私营企业大多已停止广告活动，多数广告客户更信任党报等原 因，私营报纸的广告收入从解放前的占营业收入的70%以上，降为解放初期的不足三分之一 ，经济支柱倒了半边，难以支撑报业生存。这样，一些自认为支撑不住的报纸选择了自动停 刊的道路。新民报系列的五张报纸中，成都《新民报》、南京《新民报》因人力物力不济， 业务维持困难，同时于1950年4月停刊；重庆《新民报》也因经济入不敷出，纸张不能及时 补充和工资不能如期发放，于1952年1月10日刊出《停刊启事》，向读者告别；加上北京《 新民报》也因经济原因被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收购，新民五报仅余上海《新民报》一家。其他 还有上海陈蝶衣编办的《大报》、唐大郎编办的《亦报》等也中途停刊。解放初期，私营报 纸中的一般职工，特别是工人，普遍存在着不愿继续在私营报社中工作的情绪，其主要原因 是：在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缺少自己是主人公的感觉，思想上总觉得是在给私人 老板打工，羡慕党报和国营报纸中的工作人员；私营报纸常常不能如期交付工资，而党报则 稳妥可靠；私营报纸不断地停刊，为自己的工作前途担忧；一部分继续出版的外国人在华经营的私营报纸，因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我态度和报纸本身宣传方向问题，受到工人在政治上的抵制。民营老报人王文彬在回忆重庆《大公报》停刊的三点原因时，就把“职工大多认为成为 国企和党报工作者稳妥可靠，没有政治、经济风险，工资福利较私营报纸好”［9］作为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一些私营报纸的停刊确实与职工的情绪有关。解放初期，我党 对外国人在华的私营报纸没有采取直接封闭的政策，但除美国约·威·鲍威尔主办的《密勒 氏评论报》和几家苏侨报纸外，其他如美国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等均是因为坚持 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引起报馆内工人的反对而自动终刊的。其后，《密勒氏评论报》和苏 侨报纸等外报均因其他原因而自动停刊。除上述情况外，东北的《哈尔滨公报》是因为主办 人、社长关鸿翼病逝于1954年2月1日终刊的；湖北的《民营报联合版》(后改名《民联报》) 是因为受到批评停刊的；湖南的《晚晚报》、《实践晚报》是因为二报合并为《大众晚报》 而双双停刊的等。从上述情况看，解放后(包括先期的地区解放)允许出版的私营报纸非政府 因素的自动停刊，成为该类报纸最终消亡的重要渠道。 被允许继续出版，经公私合营成为国有报纸的。重庆《大公报》被称为是“公私合营的先行者”，［10］重庆解放以后，《大公报》被允许继续出版，但其后同其他私营报纸一 样，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最主要的仍是经济上难以维持问题，经派代表赴上海征得该报 总经管处曹谷冰、王芸生的同意，又与中共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协商，首先实行了公私合营，［11］，其后更名为《重庆日报》，成为重庆市委机关报。武汉《大刚报》是该市解 放后唯一的一张私营报纸，1950年9月1日公布成立了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大刚报 公私合营合同》，由武汉市军管会派代表参与领导，一年后，遵照中共武汉市委决定，由市 委宣传部长李尔重任董事长，刘人熙任社长，原《大刚报》总编辑严问天等人任副社长，正 式实行了公私合营，1952年改名《新武汉报》，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上海解放后，《文 汇报》复刊，1953年1月由私营转为公私合营，［12］1956年4月并入教师报，同年10 月恢复原名，逐步成为国有报纸。此外，如上海《大公报》、《新民晚报》、《新闻日报》 也都经过公私合营途径最终成为人民的报纸。经公私合营途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报纸 ，在办报过程中实际上也遇到了上述中途自行停刊的报纸同样的困难，不同的是，它们没有 选择停刊，而是选择了公私合营的道路。 大陆私营报业消亡动因分析 任何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消退都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私营报业的最终消亡，既有 社会和历史因素，也与私营报业自身的特点有关。 首先，阶级社会的特点和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注定了具有反动政治背景和站在反人民立场 上的私营报纸的被封禁、接管和没收。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是阶级的舆论工具，带有强 烈的政治性。民营报纸虽然大多都标榜客观公正、不党不偏，但事实证明，不具有阶级属性 或烙英不带有非此即彼政治倾向的报纸是不存在的。中国无产阶级经过艰苦的斗争，得到 了新闻自由，但这个自由是阶级的自由，只能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传媒所享用。无产阶级 剥夺具有反动历史背景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私营报纸的出版自由，是无产阶级 行使自己的权力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表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阶级社会历史的角度考 查，古今中外的权力阶级都曾从各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出发，对不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新闻传 媒采取过种种限制措施：资产阶级不仅不允许没落的封建阶级具有言论自由，也不容许先进 的无产阶级具有言论自由；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许“非法”的民间小报发行，袁世凯在“癸丑报灾”中禁绝了多家民营报纸，国民党政权更是多次大规模封禁、停办、惩罚违反其意志 的民营报刊。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所谓的“已被共特把持渗透、或屡次刊登为共张目不 确新闻之报刊，予以断然处分”，［13］致使一大批民营报纸被令停刊。事实表明， 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将政治态度当作是否容许报纸存在的第一标准。作为阶级社会中的一员 ，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立即依法取缔了一批违背人民利益的私营报纸，并在其后对 允许继续出版却屡次违规的私营报纸进行处罚，也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行为。无产阶级政权 与其他统治阶级的不同在于：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封 闭违反人民利益的私营报刊，是正义的革命行为和历史进步的表现，是历史上任何阶级不能 比拟的。 其二，私营报业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使其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生存，解放后的自动停刊 ，成为私营报业消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私营报业不同于党报和国营报纸，它们往往是依靠个人、集股、借贷、捐赠等形式筹措资金，是在经营过程中自负盈亏性质的报纸。其背后一般 没有官方财政支持，为了生存，同行间竞争激烈，因而其发展过程中不但风险大，而且事业 稳定性也很差。前文事实说明，像《申报》、《新闻报》、《大公报》这种能够抗击经济风 浪的长存数十年的私营报纸并不多见。绝大多数品牌不强、实力不厚的私营报纸往往经不起 社会政治经济风浪的冲击而中途夭折。以黑龙江省现代私营报纸为例：五四运动以后，黑龙 江省 先后创刊的私营报纸共有74家，除部分停刊日期不详者外，仅有《大华日报》、《大众日报 》等5家创刊较晚的报纸坚持到1948年以后停刊，其他绝大多数都因各种原因短寿夭折。其 中如《东三省商报》因业主张子淦病逝而停刊，《商报晚刊》因积欠房租被迫终刊，《松江 日报》“因机件损坏，修理需时”［14］自动停刊，都充分说明了多数私营报纸生命 力不强和极其脆弱的弱点。这种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自然被我党允许继续出版的私 营报纸带到了解放后，由于经受不住当时百废待兴、经济状况暂时困难以及新的社会制度等 多方面因素的冲击，虽经报纸自身的努力和我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一批私营报纸还是自 动停刊或申请了归并。私营报业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决定了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生生息 息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如此，那么解放后被我党允许继续出刊的一部分私营报馆自动关闭 或归并也是正常和情理中的事情，不能简单地认为“被中共关闭或被没收”，更不能将其称 为我党对私营报纸的“浩劫”。 其三，私营报业的运作机制不适应新中国管理体制，解放初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适合 私营报业生存的土地。私营报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一套特点突出的运作方式，正是这种运 作方式才使其能够克服自身弱点在旧中国生存。新中国建立以后，继续出版的私营报纸普遍 存在着“怎么办报”的全新课题。虽然它们已经意识到“从旧社会到新社会是一场历史性的 巨大变革，一切都在改组、变化、发展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按照原来经验办 报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15］但如何面对现实解决这些问题却始终没有很好地得 到处理，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我党报业管理方面的不适应。解放初期，我党对传媒内容实行 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如要求私营报纸不得擅自发布未经允许的重大国际国内的政治新闻；重 大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中共及政府的法令政策等。私营报纸失去 了原来的相对随意的发布新闻和写作评论的空间，“超党派”立场的政治新闻没有了，“内幕新闻”没有了，独家新闻越来越少了，私营报业原有的赖以生存的特色被淡化或完全消失。 而私营报人的报业发展思路在新中国报业区域分工和行业分工格局的冲击下难以实现，反而 由于自身的举步为艰，也被融入了报业分工的行列之中，一些原来的全国性私营大报成了区 域性或行业性的报纸，［16］直接影响了报纸的销售。从1951年起，私营报业的发行工作纳入“邮发合一”，发行工作交邮电局办理，外地分销处的业务也交给了当地邮局，这 就意味着销售已经纳入了国家管理体系，自主发行手段已不复存在。此外，随着一些地方广 告法规的出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实施，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经济政策也一定程度影响了私营报业的广告业务，更多时候只能依赖国家计划广告配置。至此， 无论是报纸内容还是经济运作，私营报业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单独运行的特点已逐渐消失，尚存报纸融入公营报业的大格局已初步形成。二是解决读者需求方面的不适应。正如上文所述， 旧中国的私营报纸可以采取完全不同于官方报纸的视角发布新闻和撰写评论，社会新闻、独 家新闻、内幕新闻、随感而发的评论往往成为私营报纸显示特色的主要内容。新中国建立初 期，广大新闻受众还喜欢不喜欢这些内容?旧有新闻工作者怎样脱胎换骨，办好一张适合人 民需要的报纸?私营报业曾度过一段迷惘时期，常常感叹“搞不懂新社会的读者需要怎样的 报纸”。［17］于是它们向机关报学习，学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结果不 但没能学好，而且失去了自己报纸的特色；于是上海《新民报》等又按照陈毅同志的“写得‘自由’一点儿”、胡乔木同志的“通俗报”、夏衍同志的“轻松报”等建议，希望办出非 党报的特色，可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全贯彻执行；1953年出现学苏联热潮，有些私营报纸 又向《莫斯科晚报》等学习，结果是“邯郸学步”，什么都不像了。解放时期的私营报纸既 不能像旧中国那样办报，又无法与党的机关报和国营报纸竞争，［18］怎样办一张既 为人民喜闻乐见，又能符合党的宣传要求的报纸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三是观念转变上的不 适应。解放后被允许继续刊行的私营报纸解放前大多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过有益的宣传， 大多是我党在宣传战线上的老朋友，因此被允许继续出刊以后都作过类似于“坚持站定人民的立潮、“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尽其绵力”［19］之类的表态。但真正在新政 权领导下遇到新问题新困难的时候，当办报雄心与新的报业格局出现矛盾的时候，当发现在 采、写、发行等方面没有国营报纸的优势的时候，当业主的思想与报馆职工出现碰撞的时候，无可奈何之感便油然而生。私营报馆是旧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他们为中国的解放而高兴， 主观上要求进步，总想把报纸办得革命一些，却往往过于教条；而当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和 彻底否定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时候，他们又显得手足无措和无所适从。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 而又痛苦的过程，思想转变不彻底，报纸便容易出错误。1949年11月9日，文汇报刊登了从 无线电中收听到的恩施解放的香港专电，违反了规定，被视为“伪消息”，总编辑娄立斋作 了检讨，便是典型的一例。这样，从1950年下半年起，一部分确实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的私营报纸陆续选择了公私合营的道路。到1953年，所有尚存的私营报纸都进行了公私合营。 这里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我党在全国解放后曾允许部分私营报纸创刊。关于解放后还需要不需要“民间报”的 问题，周恩来总理1949年5月在中南海召集文化工作干部谈话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过去在山 沟里办报，读者对象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不同了，……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北平、上 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20］实际上，我们不但保留了数十家私 营报纸继续出版，而且经过申请和经过批准还创办了几家新的私营报纸，如上海曾有《大报 》和《亦报》创刊，广州也在申请创刊的四个报纸中，批准了《标准行情》于1950年3月16 日创刊。这些说明，我党既未禁绝私营报纸，也没有完全“禁止民营报纸新刊。” 第二，我党对私营报人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并对解放后遇到困难的私营报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主观上具有希望私营报纸办好的愿望。1949年9月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中，新闻界有12名正式 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参加，其中私营报业的代表就有王芸生、徐铸成等5人。9月30日，王芸 生等人还随同毛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0月1日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盛典。12 月，政务院新闻总署召开第一次全国报纸经理会议，武汉《大刚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严问 天等私营报业代表与党报代表共同出席了会议。重庆解放不久，胡乔木、范长江、萨空了等 领导同志联名打电报给重庆《大公报》全体职工，表示慰问。这一切不但表明了共产党人对 私营报业报人的关怀和尊重，而且显而易见当时党是将私营报业纳入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大框 架之中的。全国解放后，继续出版的私营报业出现了困难，我党积极为其解决难题，重庆《 新民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等均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政府贷款或党报的支援。在 私营报业极其困难之时，党又为它们出点子、指路子，重庆《大公报》等选择了公私合营的道路，上海《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等选择了报业分工的路子，都是当时私营 报纸的最好选择。我党封闭没收的是违背人民利益的报纸，但对允许出版的私营报纸表现了 极大的关怀和扶持，我党有希望私营报业健康生存的主观愿望，“自由报人，惨遭迫害”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第三，私营报业走公私合营之路，体现了其自觉自愿和与政府配合协作的积极态度。最为典 型的是被称为“公私合营先行者”的重庆《大公报》，该报由于经济拮据，在全国解放后不 久即派新任总编辑到上海，代表全馆人员恳切要求改为公私合营，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当 年曾任重庆《大公报》发行人兼经理的王文彬在回忆时说：“关于重庆《大公报》公私合营 问题，我曾多次向西南局和市委宣传部口头申请过”，“1952年市委宣传部筹备创刊《重庆 日报》时，我曾建议以重庆《大公报》为基础，不必重新筹办”。［21］此后，上海 《大公报》、《文汇报》也都先后决定实行公私合营。重庆《新民报》等也根据自己的情况 ，由报纸管委会议决、经董事会核准和新闻总署及新闻出版局同意自愿停办。一些虽未主动 提出公私合营的报纸，如武汉《大刚报》等也愉快地接受了有关方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建议和 决定，使我党对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完成。解放初期的私营报业主的心态自然 是不尽相同的，四川《新蜀报》的周钦岳就不愿再办私营报纸，他说：我办私营报纸多年，苦头受够了。现在解放了，还能再办私营报纸吗?［22］他将自己的报纸很快停刊。 而一些私营报人则对自己曾苦心经营的报纸十分留恋，对于解放后对私营报业的重组、改制 和合并经历了感情上的从不通到通的过程。天津《大公报》解放后被更名《进步日报》，王 芸生曾很苦恼，但他最终还是说：“我们就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 大公报这个名称了”。［23］全国解放后的私营报业或自觉进行或欣然接受社会主义 改造工作，体现了私营报人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工作上的配合。 中国大陆近现代私营报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消亡，其中既有社会 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和其自身原因。 作者：湖北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注释 ［１］关于“私营报业”、“民营报业”称谓问题，1949年6月20日，上海市文管 会副主任范长江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曾指出：关于“民营”这一观点问题，在国民党反动 统治时期，有些私营的文化出版事业单位，是曾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人民的，是应该称“民营”的，或属于“民间”的。但在人民政权下，政权的本身是代表人民的，这里只有公营和私 营之分，不再是官方与民间的区别。(转引自《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 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故本文采用“私营”称谓。 ［2］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社，1981年版，205页。 ［3］小野秀雄：《中外报业史》，正中书局，1961年版，91页、188页。 ［4］王迪：《解放时的北京新闻界》，《新闻研究资料》总29期，130页。 ［5］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总43期，54页 。 ［6］分别见《中共中央对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和《 中共中央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8日)》，《中国 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265～267页。 ［7］《中共中央对于〈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处理办法复天津市委电(1949年 1月2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270页。 ［8］《中共中央对处理帝国主义通讯社电讯办法的规定(1949年1月18日)》，《中国共产党 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265页。 ［9］王文彬：《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新闻研究资料》总40期，16～17页。 ［10］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周雨：《大公报史》，433页。 ［11］重庆《大公报》实行公私合营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有新闻事业 的接收和改造》：“《大公报》在1950年7月就实行公私合营”；王文彬《建国初期的重庆 〈大公报〉》：“1950年10月，党派雷勃同志担任《大公报》编辑部主任，算是重庆《大公 报》正式公私合营开始”；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重庆大公报于(1951年)12 月12日宣布为公私合营”。 ［12］较为流行的“1952年，全部私营报纸实行了公私合营”说法有误。 ［13］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三民书局，1989年版，455页。 ［14］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第五十卷·报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62页。 ［15］文汇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22页 。 ［16］如上海《大公报》的读者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文汇报》的对象主要是中青年知识 分子和中小学教师；由《新闻报》改名的《新闻日报》主要面向工商界等。 ［17］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春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406页。 ［18］党报当时在信息获得、采访条件、人民信任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如上海《解放日报 》社长和总编辑可以列席华东局书记的办公会，副社长可以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议，而同是 大报的《文汇报》等则不能。机关、企事业及其他单位信任党报，私营报采访较党报困难。  ［19］文汇报1949年6月21日复刊社论《今后的文汇报》。 ［20］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春秋》，405～406页。 ［21］王文彬：《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16～17页。 ［22］王文彬：《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16～17页。 ［23］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433页。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阅读388次)     ::相关文章  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主编信箱·返回首页 ·关于我们·九州传媒丛书（传媒MBA系列）介绍·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精品讲座之   传媒观察 webmaster@chuanmei.net 主编信箱：liulei@chuanmei.net Copyright (c) 2000-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传媒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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