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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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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焦点]:《吃喝玩乐 成都文化人的圈子生活》,撰稿朋友们,想了解吗?

作者:郑光路 -上传日期:2003/7/25
此文转载巴蜀网,不代表“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观点

  [社会焦点]

                  吃喝玩乐 成都文化人的圈子生活
     


              在成都,这个全民享乐的城市,文化人幸福地实现着物质与理想的两栖生活。 
              地图上的成都像一张八卦图,规则,又似乎充满了玄机。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才子佳人”成都,到三国时期的“武侯”贤智成都,再到盛唐李杜的诗酒成都,3000年成都收容着历史的回响,兜来转去,到了今天,依然脱不了文化的内容。 

              2003年的今天,被人们誉为“第四城”的成都,不仅拥着历史的厚重,也有着现代的霸气。报纸新闻上说,成都市政府准备投资12亿改造两条不足400米的小街。朋友看到新闻后感慨说,“12亿耶,可以把那条街道用钞票包起来。”这就是成都富足的文化手笔。

              有时候谈诗歌/有时候谈生意/有时候谈女人/有时候谈得疲倦了/站起来正想走/又来了几个客人(杨黎《大音棚夜总会》)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杨黎和何小竹多年前做生意时的情景。

              这就是做生意的文化人和文化人做生意。

              成都著名的酒吧“白夜”和它的主人翟永明,“原创音乐基地”小酒馆与唐蕾,也许连她们自己都说不清,文化与生意是什么关系。与很多酒店餐馆挂起明星的照片和签名相比,诗人二毛在“川东老家”挂起诗,在外地人看来一定是一种冒险的举动,但也正是因为墙上的诗、诗的菜名,“川东老家”才能被更多的人知晓,成为一个文化圈子的活动地。

              四川是“诗歌之国”,据说,当今成都聚集着全国约四分之一的诗人。去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年代诗丛”选了当代10位诗人,成都人就占去了6把椅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的诗人参与了“第三代”诗歌运动,创立了“非非”、“莽汉”两大诗歌流派,今天的成都诗歌创作依然活跃,很多诗人来成都拜访诗人,北京“下半身”诗社的成员尹丽川、巫昂、沈浩波、春树都来过成都,春树来成都签售《北京娃娃》,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春树向成都前辈诗人请教”。

              收入“年代诗丛”的诗人柏桦的诗集《往事》,曾在成都各大书店出现脱销。遭人鄙夷的现代诗歌,在成都从来不会遭受冷遇。在成都,你说你是写诗的,不会被冷落,反而会受到尊重。有个商人喜欢成都女诗人小安的诗,花费近万元请小安夫妇去度假村消费。有很多外地的杂志编辑来成都组稿,其真正的目的只是想拜访翟永明、小安、何小竹等诗人。

              “一个有名的沙龙往往会有一位出色的女主持人,周围聚集着许多同时代的名流才子。”(《沙龙的兴衰》德国,瓦·托尔尼乌斯)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沙龙,甚至在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沙龙的痕迹。沙龙是一门鉴赏、炫耀和交流的艺术。成都是一个适合沙龙恣意成长的城市,这个城市有很多圈子,有着温和的气候,环境又是那么美。

              北京的气候恶劣,风够硬,城市拥挤,有沙龙的气氛,却没有沙龙的环境,而上海、广州有沙龙的环境,依河傍水,但行色过于匆忙,而成都最适合沙龙,成都这座城市,从气质上而言,像极了巴黎,充满了情调,到处都是文化的痕迹。

              我去北京有幸看到了北京的“沙龙”,那是个文化圈,地点在甲55号酒吧,来的人有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杨葵、编剧唐大年、写小说的石康、诗人芒克、报社编辑阿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诗人巫昂,写小说和诗歌的尹丽川等等。

              从构成上来看,很像成都由李中茂、何小竹、小你、西门媚等人组成的“运动小组”。小组成员定期交纳活动经费,有组长、副组长、会计,还有新闻发言人,负责把小组“新闻”发布到网络BBS上。每周五下午两点半在预定地点进行体育锻炼,大部分时候是在猛追湾附近的一个体育馆,打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两个小时左右,就去附近一个露天茶馆聊天或者玩“杀人游戏”。到了晚饭时间再去著名的“餐饮街”玉双路品尝美食,有时周末就开车到郊区游玩。体育锻炼、交流、游戏、品尝、旅游、美食五位一体,每到年底还要改选“小组”领导,像奥斯卡评奖那样,评选年度各种奖项,甚至家属都会领个“最佳参与奖”和“幕后英雄奖”。

              与北京的圈子某个人埋单、上海圈子AA制相比,成都的“集资”消费,可以说既公平又合理。

              张弛写了《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为周围的圈子里的人物“立传”,成都的作家何小竹也写了《爱情歌谣》和“女巫”系列,洁尘写了《冰红酒蓝》、《中毒》,活跃在成都的文化人能在这些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熟悉成都圈子的人,都想在他们的书里为人物对号入座。还有由叶的《来历不明的夜晚》、林文询的《成都人》,通过这些书,外地人就找到进入成都各个圈子的通道,在哪些活动场所哪些人物出没,什么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能根据他们的书找到。

              北京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上海有季风书园。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背后就是连成一片几十家个体小书店,偏向学术的弘文书局也在市中心。成都最大的书城则坐落在最繁华的春熙路边上,外地人来成都,不得不感叹,这个城市既是文化的又是富裕的。成都有十多家私人博物馆,房地产公司老板樊建川开设有“抗战博物馆”,就连新津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泥水匠”也花费百万,将在岷江边上自家的餐馆改装成文物博物馆。

              春熙路附近的元姐、胖哥向几个圈子里的人出售DVD已有好几年,就是靠为数不多的影迷,他们竟也生意兴隆,让不少外地人咋舌不已。而在成都藏碟最丰富的知戏馆,很多大学教授开车十几公里,特意到这里来租借影碟。

              私家车拥有量在全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三,每到周末,大家纷纷拥向城外,春天去城东的龙泉驿,赏花吃果,几个人在桃花树下打一天麻将,果子熟了,就花几十元钱“买”一棵树,桃子、枇杷吃够。夏天就去都江堰,坐在河边喝茶,晚上就着冰镇生啤吹凉风。

              在成都,很容易养活自己,成都人挣了钱就消费,工作日的成都,茶馆、大街、餐饮店里聚了很多人,爱休闲的成都人总是让外地人怀疑成都人是不工作的。

              在成都,你问本地人,成都最高的楼是哪座?他们一定答不出来,如果你问成都好吃好玩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说出十多家。

              小你:水瓶座的文化圈

              小你,1969年出生。专栏作家,报社编辑记者。

              媒体圈子现在已是“日薄西山”了。1998年左右是我经历的比较有意思的时候,那时候成都的媒体竞争是一种真正的竞争,成都也有真正的媒体。这个圈子里的人在外面跑了一圈,回来后很吃惊地说,成都已经没有肉食动物,全是草食动物了,媒体包括媒体人都变得温和,中规中矩,不会探讨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个标题激动,去想、去琢磨。现在的文化圈子已经越来越民间化,越来越散,而且没有平台和阵地,纯粹的文化圈子也越来越式微,很多人变成了时尚写手,为了生计,被迫写一些“谎言”,文化的意义越来越式微。成都作家都比较感性,圈子变得感性,比较随意,比较自发,没有什么目的性,从星座上来说,他们就不是目的性强的魔羯座,而是水瓶座,是飘来飘去风象星座。我现在参与的就是“运动小组”的这个圈子,参加的都是新闻工作者。我们这个圈子没有游戏规则,你被大家认可了,大家觉得你可以了,这种认可也没有规则,不需要出身和背景。就我现在这个圈子而言,有一种“反智”倾向,比如你提出一个严谨的学术话题,大家可能就会嘻嘻哈哈,说一些很好玩的话,把话题“解构”化掉,周围的变得很“轻”,大家都变得个人化、自由化,已经没有交流的氛围和环境,只是好玩。

              人需要交流,需要找到一个“知己”,就像我们看一本书,有个人有和我们同样的想法,就感觉很舒服。大家在一起比较愉快,同时也需要一种氛围,圈子慢慢就发展成友情了,反而最早的出发点就淡了下来。我在网络上开设的“小你的虚空间”BBS,最初的设想是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留言板,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有个人发帖子,什么时候在哪里吃什么,一下子就来了很多人,而且谁来就来,谁不来也不会挂念,就是这样的自由。特别随意。

              唐蕾:成都的音乐很温和

              唐蕾,1957年出生,1997年开办小酒馆酒吧。

              成都原创音乐圈目前比较低迷。还是觉得成都缺好的乐手,乐队也不是很稳定,很多乐手面临生存等各方面的原因,解散的很多,但新的乐队又不断组建,总的感觉是高潮期过去了,高潮应该是2000年,我带了9支乐队去北京演出。去北京让很多乐手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的乐手就沉淀了下去,有的乐手更成熟。成都的原创音乐虽然比不上北京,但就全国来看,成都的原创音乐还是非常出色的。比如“声音玩具”、另外“两位同志”、“阿修罗”。乐队的解散与组建,是世界性的流行,像北京的“子曰”乐队那样坚持很多年还是比较罕见。

              与一般人相比,乐手更个体化,更崇尚自由,也更个性化。就做的音乐来说,成都的原创音乐不像北京一些音乐创作者更政治化,带有强烈的攻击性,成都人与北京人相比,本来就不太关心政治,成都乐手所做的音乐表现人性的东西要多些,就性情来说,成都的歌手也更温和一些,没有那么尖锐和激烈。因为环境不一样,所做的音乐也不一样,但并不影响音乐的品质。在成都做音乐更容易养活自己,这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排练,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去,在成都,很容易就能养活自己,但在北京可能要难些,北京一些乐手的生活真的太苦,成都乐手在生活上比北京要便宜得多。在信息化时代,资讯并不落后,虽然乐手在成都发展比北京少得多,但成都的乐手又不愿意去北京。他们在北京可能要为生计发愁,在成都可以全副身心地做音乐。成都乐手的野心都不大,做音乐只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有个乐手叫白小墨,他不仅仅唱歌,还组织了很多活动,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相关设备组建了简易录音室。还有四川大学艺术系的研究生泰然,他开玩笑说,为了能依靠父母的供养着,更好地做音乐,被迫读了研究生。现在做音乐的人与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成熟了,不会为了做音乐弄得没有饭吃,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惨。大家还是意识到,首先要养活自己,然后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郭彦:不可能天天酩酊大醉

              郭彦,1964年出生,成都某时尚杂志主编。

              我应该不是个圈子化的人。这么多年,什么朋友都有,我有意识地不在一个圈子里混很深,人应该随缘一些。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都有一帮最早的圈子,因为我先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丹)是搞艺术评论和艺术史的,经常和一些画家打交道,自然而然我就被带进去了。有张小刚、周春芽、阿来……全是一帮搞艺术的,搞文学的。

              那时好像都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需要,处于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年轻放肆,张扬着自己的个性,都很颓,很烦,集体去对抗一些东西,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觉得自己最了不起。没有电话,也没有人去刻意组织,经常是突然一个人来敲门,问你家有什么吃的,他自己拎着从云南带回来的火腿,然后就一起做饭吃。喝的是白酒,喝着喝着觉得几个人不过瘾,又用公用电话到处找人过来。大家都很穷,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常都有十多个人睡在我家里,看最前卫的碟,听最前卫的音乐,看最前卫的录像,没日没夜地打扑克,打输了就在脸上、身上画各种图案,那帮人大多是画画的,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玩晚了大家都不想回去,就在地板上横七八竖睡一屋子。有时候吵着看剪影,于是灯光熄掉,让一个人脱了外套站在窗边,大家一块欣赏,不分男女。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帮人就跑出去,有时是去看幻灯片,有时是去交流一下自己的歌带,张晓刚和我先生都是音乐发烧友,那时候磁带很不好买,一次有个朋友从广州带回来一盘打口磁带,是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一帮人一窝蜂跑过去,都听呆了,听得热泪盈眶。当时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加入进来,生活很随意,没有任何规律。

              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虽然在美国时间只有半年,但给我的刺激比较大。先生是作为访问学者过去,我的身份是家属,没什么事做,觉得很闲。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浪费生命,生命也罢,才华也罢,时间也罢……就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回来以后就做了本杂志,把自己的生活重新作了一些调整。开始正规地走职业化的道路了。以前太个人化了,好像自己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有很强的责任感,有一种参与感。如果没有当初那些圈子,今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积累。

              1980年代这个圈子,有的远走他乡、出国,有的有了家庭孩子,有的年纪太大,玩不动了。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都在发生改变,再没有一个很适合的渠道让人去沉迷于圈子文化了。现在朋友在一起玩,更多的是消遣,很少有人再去很热切地关注某种东西。就像一个班级的同学一样,有一天会告别,有一天又会重聚,但永远不带任何功利性。这关系,更像酒,有时候会喝一点,但不可能天天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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