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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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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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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清理阶级队伍 “畏罪”自杀者特别多

作者: -上传日期:200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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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清理阶级队伍 畏罪自杀者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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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 hsty-wg  
 文章来源: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526/12345384.html

http://news.163.com/05/0525/19/1KKE2LBL00011247.html

http://cul.sohu.com/20041218/n223538809.shtml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 “畏罪”自杀者特别多

  1968年的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长春人像过年一样,按照那个特殊年代的惯例,顶着料峭的春寒,高举着标语牌、红宝书走上街头集会游 行。年初以来,两派的大联合解除了派系间明火执仗的对垒,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取代。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们心情格外好,倚在院墙上叨咕:“这下子可消停了,上街买菜啥的,用不着担心枪子儿崩着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上一年的8月初,本院邻居老曾就被流弹击中肩膀,如果错出一米,恐怕就击在我身上了,因为当时我们正围成个圈儿闲聊,伴着骤起的枪声,消磨炎夏的傍晚。

  表面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有些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邻居家的张博文,一个吃饱了饭爱哼两段京剧的老张头,那几天没有了动静,问他儿子才知道,他爸进学习班(实际上被隔离审查)了。过了二十来天,老张头回来了,脑门上贴着纱布。那脸就没开过晴,常把他的两个儿子(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打得鬼哭狼嚎。打那以后,再没听他唱过京剧。

  
"文革"中,解放军8341部队是支左的一面"红旗"


  后来,亚宾他爸也被省物资局系统隔离审查,开除了党籍,听说是隐瞒了历史问题,被查了出来。

  不久,有人来抄蔡大胡子家了。蔡大胡子是转业军人,上过朝鲜战场,是电台技师,转业后分到本市无线电某厂。蔡大胡脾气暴,军人性格不改,技术好,又傲气,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一些造反派,运动来了,哪有他的好果子吃,就给他定了个“特嫌”,怀疑他在电台上干过,与“朝修特务”有联系。老蔡哪里受过这个,结果没少挨揍,腿都打折了,也没服软。接着就是上门抄家,恨不得抄出个“密电码、发报机”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抄出来,拉走了一个汽油桶,说是“公家”的。蔡大胡子被关了一年多,回来时,还拄着双拐。

  看着左邻右舍忧心忡忡的家长们,真为家里摊上事的伙伴们发愁,担心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年,我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印象深刻,因为它所波及的家庭,所涉及的人和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个个熟悉的人接二连三地出了事,甚至我的老师也成了“中统特务”。在那些饱受隔离审查、关押打骂之苦的当事人看来,更是一场令人惊惧不已的噩梦。

  长春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会的地方,曾有一座伪满时期的建筑。解放后,一直是省军区的干部轮训队,60年代初,我还在那里看过一部叫做《铁窗烈火》的电影。前些年,这里是市政协的办公楼,现已拆除。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1968年,曾一度成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所在。

  记得那年夏天,在市图书馆的东侧,由几位“执勤”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群众称为“群专队员”)押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是在公园里搞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被执勤者发现,因此把他们扭送群众专政指挥部。在扭送的路上,沿街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义愤”,拳脚相加,一直打到那个“群专”的大楼前。

  那个时候,只要提起“群众专政”,就会想到那些身穿黄军装、手拎铜头皮带的男男女女,那皮带不是用来扎腰的,而是用来打人的。

  长春市的公检法机关在1967年初被“砸烂”后,长春市公安局成了两派争夺领导权的焦点。为了防止更大的动乱发生,在那年的4月17日,驻长部队对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会代表的第一次讲话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声称和其中的一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结查酿成了“六一五”冲击公安局军管会事件。后来,“清队”运动兴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把全市的公安干警都集中到了公主岭办“学习班”,这时,全市大大小小的单位,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再后来,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机关、学校,管起了“上层建筑”。长春市的“清队工作”,就是靠一些解放军、工宣队员和群专人员来进行的。

  我家当年居住的大院,紧邻着东北人大的东篱笆墙,西去约一里开外,即是东北人大关押牛鬼蛇神的“专政楼”,时常看见“群专”人员押着那些黑帮们出去“劳动改造”。居委主任和我妈说,这样的“专政楼”现在每个单位几乎都有,街道的老于头也被揪出来,隔离审查了。

  一天,街道居委会押来一个糟老头,说是被罢了官的某副省长的哥哥,弄到居民点上批斗。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老于头,是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了造成声势,把邻居王锡久也拉去陪斗。老王头是地主出身,在军区曾当过招待所长,据说是有点经济问题,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一有运动,就要拿他去“闯堆儿”(充数)。

  那时,我已经休学在家一年时间,集体大厨房临时变成批斗现场,里面坐满了老头儿老太太和一些家庭妇女。我进去时,几个小学生正在给挨斗的老头上“政治课”,念毛主席语录。这些老头老太太和家庭妇女们,多是来看热闹的,又不知道老于头是犯了啥罪,还有不少和老于头过去打过照面,对已经是“阶级敌人”的老于头恨不起来,结果闹得嘻嘻哈哈,很不严肃。坐在前面的老张头生气了,走上前去,照着老于头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过去吃香的,喝辣的,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过去的老地主,把杨白劳都逼死了,就是你这号的人。你到底认不认罪?”人群里一片哄笑,有人说,那是电影吧。老张头瞪了那个人一眼,继续发威风。老于头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念叨:“我,没犯啥罪哟!”老张头狠狠地按他的头,说:“妈拉巴子,你没罪,也得认罪!”老于头恨不得把脑袋塞到裤裆里,连声地说:“我认罪,我认罪!”最后大家振臂高呼:“打倒老于头!打倒老王头!”算是取得了批斗大会的圆满成功。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居委会“清队”批斗会的场面,这大概是当年清队时最“文明”的一幕了。更多的被“专政”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要准备去参加各种批斗会,挨打受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清理阶级队伍”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危害大,究竟牵涉多少人,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那些丧失人性的加害者又都是怎样的下场?难以作一个准确的分析。

  仅就“清队”运动发生的背景而言,笔者从当年的有关资料和公开报道中引述与整理了一段文字,或许能够描摹一个大致的轮廓。

  1967年的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

  11月27日,江青在出席首都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一个月后,“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1968年2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接见了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康生说:“要提高你们的敌情观念,这一点,东北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你们想想,你们面临着苏修、朝修,苏修的特务活动,朝修的特务活动,在你们那个地方有长期的基础。这一点要引起你们很大的警惕。”

  三四月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 产 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5月15日,《吉林日报》发表社论,称“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炮口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他们庇护下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就是把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他的帮凶、爪牙、喽罗们的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深刻地进行批判”。

  5月19日,毛主席在看了姚文元送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作了批示,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批示和这个经验材料,号召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此后,中共中央把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入这些单位的军宣队由8341部队组成)作为“斗、批、改”(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务)的样板。

  5月31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51号文件,要求省内各地按照毛主席批示和中央通知精神,“遵照毛主席一贯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7月8日,《吉林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省革委会仿效北京“六厂二校”对敌斗争的经验,在省内推广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制药厂、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学校等单位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先进经验。(见1968年7月8日至7月13日《吉林日报》)。社论指出:“他们(指省内“三厂二校”)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必须把深批和深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车间、班级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重要途径。车间、班级范围小,对揪出来的敌人看得见、识得透,靶子离得近,流毒肃得清,容易把上下敌人穿成串,把上下反动观点连成线,做到上挂下连,批透批臭。这样的革命大批判,就能越搞越深入,越搞越扎实,彻底把阶级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这些背景资料中,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采取军、工宣队进驻的办法,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

  长春市区的“清队”,是1968年内全面铺开的,自上而下,遍地开花,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这一年四五月间,东北人民大学的校园“乍暖还寒”,两处不大的水泡已经解冻,常能捞出一些枪支零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子弹,这显然是那些参与武斗的造反派偷偷抛弃的。我家后院一个学生还在树趟子里拾到一支“五一式”手枪,上缴给居委会。这些情况表明,接踵而来的运动已经在那些与“清队”有牵扯的人群中引起了恐慌。

  一天早上,亚宾叫我同去人大校园里抓觅食的“老野”(野鸽子)。跑到人大校园时,老远即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棉大衣的人,像是站在一个高岗上,低着头,四周围满了人。那里紧靠着一块用铁丝网圈起的荒地,有一个破旧的地窨子,常年挂着“勿靠近,生命危险”的木牌,大概是一处贮藏放射性物质的地方吧。我们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人吊死在杨树上。

  尸体是由公安人员解下来的,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例行检查,然后用车拉走。后来听说上吊者是某设计院的技术员,在刚刚开始的“清队”运动中受到触及,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终结生命。

  这一年,“畏罪”自杀者好像特别多,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大报、小报或谓之“抗拒思想改造,罪有应得”,或斥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1968年夏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因不堪凌辱,于"清队"批斗会后第二天卧轨自杀

  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在无休止的交代问题和批斗之后卧轨自杀,时年39岁。在他短暂的十几年电影艺术生涯中,曾参加了《平原游击队》(饰老勤爷)、《画中人》(饰老渔翁)、《刘三姐》(饰阿牛爹)、《上甘岭》、《兵临城下》等30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地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他还为70多部外国影片配音,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1968年5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的干警们,被集中于公主岭办学习班,揭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主管政治侦查工作的副局长安彬,被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大会批判,小会围攻,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由不得你据理争辩,最后,又被加以顽固不化的罪名,蒙冤而逝。自杀者试图寻求一种解脱,但绝不会得到专政机关的些许同情。许多群众专政组织关于“清队”政策的条文中有这样的解释:“自杀就是叛变。凡自杀人员及家属一律没有抚养费(应为抚恤金——笔者注),自杀人员中党员、团员、工会会员的处分,到运动后期处理。”

笔者刚好看到了吉林省某设计院——那个吊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的一份材料,当年是作为“清队”的经验材料推广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依靠群众,坚持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冗长的题目下面,是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阶级敌人最怕广大人民群众。不管多么狡猾、多么顽固的敌人,不论“卡壳”、“顶牛”或什么老大难问题,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都能把它解决了。事实就是这样,今年五月,专案组审讯胡XX日特问题时,他既不供身份,也不供活动,非常顽固,非常狡猾。后来通过发动群众,经过十余次中型群众审讯批斗会,由群众审讯批判、斗争,穷追猛打,反复较量,终于迫使他供认了特务身份和罪恶活动。例如在追问他给大特务XXX送情报时,他耍熊装死躺在地下,以身体支持不住、脑袋迷糊为借口,拒绝交代问题。这时群众当场揭露他“你吃面条时精神那么足,吃好几大碗,现在装什么病?”“你老婆给你送饭时,你还通过往家里捎《毛泽东选集》中间夹密信,搞攻守同盟,那你怎么不糊涂?”狠揭猛批他的顽固狡猾态度。随后一面将胡xX调出审讯室交代政策,一面开“诸葛亮”会,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对策,群策群力,以情报信为突破口,炸开了他搜集情报罪恶活动的碉堡。下面是群众审问:

  问:“胡XX,你交代XXX给你的情报信!”

  供:“不是情报信。”

  问:“是什么信?”

  供:“是买卖信。”

  问:“内容?”

  供:“告诉我千万别把买卖做黄了。”

  问:“你和XXX是买卖人吗?”

  供:“不是!”

  这时,群众连续追问:“那么买卖是什么?货是什么?”

  这时,胡无言可答,紧张万分,直打哆嗦。在这面对面的白刃战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审、批、斗紧密结合,进行政治攻心,使他感到广大革命群众都端着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指向他一人,已临灭顶之灾。如不举手投降,就得灭亡。革命群众又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顽固分子,实际上顽而不固,顽到最后,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最后,胡XX不得不作了“彻底坦白交代”。

  专案组在后面谈“办案”体会时又写道:

  “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只有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才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我们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揭发批判、核实对质相结合的办法。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性质的批判会(主要是肃清流毒、批深批透)、斗争会(主要是斗态度,斗倒斗臭)、审讯会(主要是揭发、核实、审讯其罪恶)等多种形式。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忆敌情、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一点,采取“一点两面”(即突破一点,两面以上围攻)、“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审审、批批、斗斗,追罪恶、挖根源、上挂下连,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搞臭敌人,歼灭敌人……

  可以想见,面对这样强大的攻势,即使是铁打的汉子,也只有束手就范,缴械投降。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批斗历史反革命的场面

  “清队”的主要对象之一,是那些在历史上犯有罪恶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把带有旧时代印迹的过来人都视为“清队”的对象。然而在当时,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甚至刑讯逼供却相当普遍,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大批的冤、假、错案。因而在轮番进攻、刑讯逼供、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屈打成招,按照专案人员的思路、肆意编造“罪行”,成了活靶子。

  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所属的一家企业,在成立“大联合委员会”之前,是个闹派性较重的单位。在成立“大联委”之后不久,军宣队就进驻了该厂,其目的是促进革委会的成立,同时挑选“群专”队员。为了这个目的,军宣队调阅了当时厂里的人事档案,并将人事档案对外公开。对于一些人在历史上的问题,只要认为有疑点,不管有否结论,都当成问题,列为清理对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设立了群专队,灾难也随之降临到许多人头上。

  当时工厂有230名职工,有70多人被揪斗。“清队”开始后,为了关押被清理人员,设立了两个关押室,群众送它一个恰当的称呼“小号”。“小号”的水泥地上铺了几块木板,阴暗潮湿,面积狭窄,有时关押的人多,拥挤不堪,吃喝拉撒都在室内,致使一些被关押者留下永久的病痛。而在另一处关押的小号,竟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押在一起,3个月中,男的换了3人,而女的3个月不敢脱衣服睡觉。“小号”先后关押了46个人,关押时间最长者宫某,7个月零7天;尹某,201天;其他人员20天至3个月不等。这年夏天,厂里又向双桥子、西三、永安等3所小学派出了工宣队,把灾难带到了学校,先后将4位教师关进厂内的“小号”。

  那时,该厂的群专队员和一些歹毒之徒以抄家、打人、刑讯逼供为乐事,参与打人者有28人;抄家十余起。到了晚上,群专队私设的公堂开始“升堂断案”,他们单独从“小号”里提审被关押人员,对被提审者滥施刑罚,使用的打人凶器有三角带、防火线、皮带、扁担、木棒等。有时将被关押人员带到漆黑的刑讯室时,群专队员突然用手电筒照住被审者的眼睛,或者用黑布蒙住被审者的脑袋,然后就是皮带棍棒相加,一阵暴打。这招法狠毒至极,即使把你打个半死,也不叫你知道是谁打的。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批斗狂潮殃及无数无辜群众,图为东北某地"群专"现场

  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下属某厂职工赵某,在“清队”期间,被厂群专队关押了8个月之久,提起那段日子,混浊的两眼充满悲愤之情。1968年6月,赵某因“历史不清”(事实上历史结论清楚,并有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被隔离审查。每天早晨,群专队长刘某等6人把他押出“牛棚”,挂上木牌,拳打脚踢地逼迫赵某向“太阳”请罪。稍不如意,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甚至不省人事。一天,赵某的孩子去厂里看望爸爸,刘某一边踢打辱骂孩子,一边说:“你爸是黑帮,牛鬼蛇神!你还不和他划清界线,赶快滚蛋!”此时,赵某遍体鳞伤,躺在木板床上呻吟不止,但是为了不让孩子看到这悲惨的一幕,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刘某推走。

  杨某在“清队”中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回忆被揪斗挨打的情形时说:“那时真凶啊!在俱乐部关押我的小屋里,潘XX、韩XX、王XX3人把我围在中间,把我打过来打过去的,潘抓住我的脖领子,大嘴巴子叭叭地打,潘xx打完,王XX打,打到韩XX那边,他又用脚把我端过去,轮流地打……”

  “清队”甚至成为某些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天赐良机”。

“文革”初期,长春市某工程处科长耿某曾在邢家台苗圃当地委联络员。当权派靠边站,耿某乘机夺了苗圃的权。在他主持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将王某打成“漏划地主”进行批斗,王某全家也因此受到株连。“清队”开始后,王某为了澄清事实,贴出了《关于家庭成分问题的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公开质问耿某,耿某十分恼火,声称“非把王家的‘两座大山’(指王的两个儿子)搬倒不可”,“王的成分一定得给他定上去,不定上去死不瞑目”。

  于是,耿某召开了革委会和群专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某家进行抄家并抓人。

  5月22日,群专组长陈某带领了30余人,手持扎枪、木棒,把王某一家6口老少三辈抓走,并抄了家,拿走很多衣物和财产。

  王某与其儿子被挂上“恶霸大地主”的牌子游街批斗。

  在关押期间,以“隐瞒枪支”、“漏划地主”等莫须有罪名,分别刑讯逼供。

  三角带、皮带、胶皮管子、电线、木方子都用上了;再蒙上眼睛互相打嘴巴,然后跪砖头、站板凳、坐“喷气式”;再不解恨,就用铁丝拴大拇指上大挂,用绳子拴上两手吊起来在空中旋转;到后来,刑讯再次升级,用铁钳子夹手指,把人吊起来用火烤,把铁笊篱和喷壶嘴烧红了往身上烫……连续20多个小时的刑讯,王某及妻子、儿子、儿媳,以及17岁的孙女,有的鼻口流血,遍体鳞伤;有的几度昏迷,又用凉水烧醒;有的衬衣衬裤脱不下来,感染化脓。王某之妻3个多月不能翻身,王的三儿子腰部受伤,留下不敢弯腰的后遗症。儿媳苏某受刑讯后精神失常。

  受伤最重的是王某,在5月22日到29日的8天时间里,遭受酷刑20余次,最长的一次达5个多小时,打得体无完肤,大便出血,不能进食。王某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说1948年在长春桂林路拾到手枪枪筒一支和几十发子弹。

  5月29日下午3时,召开了批斗王某大会,王某被两个人拽着头发拖进会场,被人用脚踏着拍了照片。怀着“阶级仇恨”的人们蜂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王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被拖回监护室时,于当晚6时死亡。

  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由于“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长春地区外五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仅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见《长春公安志》第267页)。

  笔者手头有数份清队时“专案”人员制定的统计数字表。长春电影制片厂“已揪出的坏人”共85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40人,一般干部以下45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分子、汉奸、伪警长、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反动道首、地、富、反、坏、右等14类。有“政治历史问题的”320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112人,一般干部以下208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嫌疑、伪军、警、宪、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脱党分子、摘帽右派等12类。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从1968年的2月份搞“清队”,到1969年9月份结束,触动面涉及384人,定为“敌我”性质的20人,作立案处理的28人,审查有严重历史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的144人,一般性错误的15人,作为一般“斗私批修”处理的78人,继续审查的99人。

  长春市公安局,仅在“任青远资敌通敌”冤案中,就有15名干警受迫害自杀,35人被拘留、逮捕,336人被集中关押隔离。其中领导干部被武装关押的33人,进小学习班隔离的40多人,受此案牵连而被非法审查的达480多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长春的大街小巷,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广播宣传。

  在我着手整理长春“文革”中“清队”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在机关的大院里,遇到了李业奎老先生,他已经84岁,精神头挺足,只是新近得了脑血栓留下后遗症,拄上了拐杖。老人在1968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蹲了10年大狱。  

  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过他,那是因为他离休后被树为单位老干部的典型。再前溯30多年,正是“文革”的初期,他是我父亲的同事,在我常去的大院里,和他混个“面熟”,只记得他少言寡语,写得一手好字,门前的黑板报,就是他的杰作。

  再后来见到他,就是1986年的事了。那时,他第一次向我讲述了那段不白之冤……

  1968年,李业奎的家在二商店的后面,是一栋三层部的日式旧建筑。李家住在二楼。

  6月底,在三楼公用厕所里,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刘少奇万岁!”(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这条标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公安分局军管会下的派出所立案侦查,最后查明,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所为。这女学生的家住在三楼,她爸爸是部队派驻某单位的军代表。那时的军代表拥有无上的权力,为父者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反革命”。因此,

  尽管这个女学生已经承认是自己写的,但是军代表则向办案人员提出,我女儿这么小的年纪,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和作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教唆和指使的。办案人员“充分考虑”了军代表的意见,追问女学生是受谁的指使写的。女学生信口说出了李业奎的名字。

  军代表表示了十二分的愤怒和仇恨。说李业奎这个老家伙不但思想反动,而且对她的姑娘早就心怀不轨。在“清队”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这是个典型的反革命案件,查阅李业奎的历史档案,此人还是个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又抄了他家,说李家藏匿有电台。李业奎即使浑身是嘴,也脱不了干系。

  有了口供,就有了“欲加之罪”,反标事件,被办成了“铁案”。“反革命”分子加“强奸”犯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也随之而来。7月初,李业奎被关进了市公安局大楼东南角的圈楼拘留所的“小号”里。

  此后,就是无数次的批斗,单位批完街道批。挨打受骂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李业奎被押回单位批斗,进了那趟作为批斗会场的平房门口,本系统司机李某操着一根三屉桌下的木楞子,狠狠地砸在李业奎的腰上,这一棍击,使他疼痛了30余年。

  不久后,他又被押到居委会去批斗。在二商店前的胜利大街上,他被几个同事押解着,60岁的肖某,凶神恶煞般地抽打他的嘴巴,把满口牙都打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东西,只好掰着窝窝头,囫囵吞枣似地充饥。不知道过去共事多年的同志,为什么能够忍心对他大打出手。

  7月30日,在南岭体育场,对李业奎等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进行了宣判。李业奎被以“现行反革命强奸犯”的罪名判处20年徒刑。李业奎被送往铁北监狱服刑,并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劳动改造。起初,他在“新生塑料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生塑料厂”对于长春人来说并不陌生,每至夏季,人们普遍地穿一双由该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那些天,我曾随着狂热而冲动的人群,四处去调换新凉鞋。现在李业奎进了“新生塑料厂”,拿起了重数十斤的铁模子,压制塑料凉鞋。沉重的铁模子从水里捞出来,打开盖,装上塑料,再盖上盖,然后放在炉火上加热,最后压出成品来。李业奎体格单薄,要把铁模子搬来搬去,一天干活8小时,每天三班倒,劳动强度大,吃窝头就干白菜汤,没有一点油腥,眼睛都“锈”住了。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使他度日如年。

  1969年的春天,李业奎被押解到公主岭监狱服刑,进“新生橡胶厂”劳动改造。每天照例是三班倒。这个厂压制各种轮胎,汽车、胶轮、手推车、自行车,各式各样的轮胎,他都干过。

  所谓的“政治犯”们编在一个中队。劳累一天之后,60多人睡在上下二层的大通铺上,每个人只有60公分宽的位置,连翻身都吃力。时间久了,他认识了许多人,也了解了他们的案情。吉林市一个叫周善安的,是市里交通系统的政宣人员。“文革”初期,他是江青的热衷支持者,但是后来对江青了解多了,对江青由怀疑到反感,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后,他更加深了对江青的厌恶,于是写了一封匿名信,结果被查了出来,成了他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中央首长的罪状。同样以反革命罪判了20年。

  中队里还有一个15岁的大男孩,石岭子人。说来可笑,有一天给生产队打扫卫生,清扫炉筒子里面的烟灰,结果烟灰把墙上的毛主席像弄得尘垢满面。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敬,构成了反革命罪,叛了5年,尔后减刑一年。在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里,李业奎一直没忘了申诉,申诉信说不清写了多少,每一次都石沉大海,但他仍怀着一线希望,不停地写下去。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王管教,叫他在狱中筹建一个图书馆,这样才使他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王管教冒着风险将他的申诉信转了出去。1977年,他的案子有了转机,市局几次提审他,对他的案件进行复查。

  1978年7月24日,公安机关经过复查,撤销了10年前对他的判决书,推翻了对他的一切不实指控,李业奎“反革命案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李业奎是不幸的,他无端的蹲了10年大狱;李业奎又是幸运的,他盼到了河清之日。

  可是那些在“清队”中蒙冤而死的就可以被人们淡忘吗?

  这毕竟是1929条鲜活的生命。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摘自《文史精华》)

 
  
 
本贴于2005-05-27 20:57:59在 乐趣园 → 海阔天空 → 华知文革资料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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