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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代名演员赵丹的文革生活
回忆一代名演员赵丹的文革生活
今年是中国电影百年,也是赵丹诞辰九十年。本刊特发表这篇书摘,以纪念这位杰出的电影艺术家。
“你忘了最重要的”
说来不信,讲赵丹,对我还是个难题;连赵丹自己也说不清他自己。每当需要他本人和观众见面时,他就一百个不自在,发愁,着急:“唉,赵丹该是什么样的?赵丹该怎么走路?说话?……唉……想到我只是赵丹,两只手都不知搁哪儿好……”一九七九年春节,中国传统的节日,在一次广播电视联欢大会上,上海的电影演员将纷纷登台表演。阿丹着急了:“不化妆上台发怵。”他找到化妆师嘀嘀咕咕,又钻进服装仓库……于是联欢大会开幕那天,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秦怡等等一一献艺。掌声中,灯渐暗,追光,雪花飘舞,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撑着油纸伞,从远处慢慢走来。“鲁迅先生”站定之后,收起伞,灯亮。当观众明白是赵丹演的鲁迅,演得那么像,好一阵掌声!他说:“演员是通过角色向世界发言。”某次出国前,为印名片,办公室打电话来问:“名片上头衔印三个:一、全国政协委员;二、全国文联委员;三、全国影协常务理事。行不行?”赵丹回答:“你忘了最重要的。”
对方:“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
赵丹:“我是个演员!首先要印上电影演员。”赵丹一生忘我地生活于角色,生活于艺术,很难分解出什么是他本人了。更何况,在他的生活中,又布满了比戏剧还强烈的戏剧性。五十年代,有位捷克雕塑家来中国,他要求为赵丹塑像。赵丹连续一个星期,戴着法兰西帽,规规矩矩坐在他对面当模特儿。当半身像塑成后,赵丹说:“走,朋友,我请你吃涮羊肉去!”雕塑家问:“你的车呢?”“市长给咱们派车!”就带着雕塑家跨上公共汽车。到了馆子里,他和服务员有说有笑,大师傅过来拍他的肩膀和他对杯。他胃口好,大杯饮酒,大块夹肉,兴致勃勃。
捷克雕塑家站着,端详着生龙活虎的赵丹,说:“误会了,我错了。我应该敲掉已经塑成的那座雕像,重来一个。那不是你,太一本正经了,不是你……”
“幸福进行曲”
赵丹生于1915年,终年65岁。上小学时,即登台公演魔术、双簧、话剧,他还爱唱京戏,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阿丹的父亲,为满足儿子爱演戏的兴趣,开了一爿戏院,常常聘请戏曲名角和进步新文艺工作者来小城演出。阿丹和他的同学小伙伴,看见进步剧团演什么,他们也演什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正式派同志和“小小剧社”发生联系时,阿丹不满15岁。
我认识阿丹,在1947年。当时我22岁,他32岁,已是有经验的电影明星了。是他和著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到我的照片,他们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我的处女作影片《追》,看完之后,把我从北京请到上海。我和阿丹开始合演《幸福狂想曲》。他生活上放浪形骸不修边幅,常常脚上的袜子都不是原配成对的,但为了一个镜头,有时和导演——他的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我有点怕他。当影片停机,在扫尾工作中,我们将分手时,他忽然孩子似的对我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幸福狂想曲》变成了“幸福进行曲”。
身上盖着他的画
记得,我已经嫁给阿丹大半年了,有一天,收拾他的破书箱——那是我们结婚时他的惟一的财产,我发现一叠用图画纸画的西洋画:有人物,有舞台装置图,有镜头画面构图。我问:“谁画的?”答:“我,我是美专毕业的呀!”
赵丹自幼年起,就从父习字画。吴老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赵丹在十岁左右,就能为店家写斗方匾额。及长,到上海读大学。长辈叮嘱他学法律,不求人,人求己。可是,他偷偷去付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入了国画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等习画山水。一张临摹的工笔手卷,画了一学期。以后,投身学生运动,在“左联”领导下,从事话剧、电影工作,也就渐渐搁下了画笔。而他又开始大画特画起来,是在《李时珍》拍摄外景时,去了黄山、富春江之后。从此,除系狱,他一直没停笔,直到病危难以握笔,还勉强动着手指在腹部书、空中画……
我每回出门前,常常给他磨一大瓶墨汁,在瓶子上贴一小纸条,书:“临行细细磨”,又私语曰:“莫怨迟迟归”。我就捡起行囊走天下去了。
作伴三十二载,阿丹只为我画过两张画,写过一张条幅(许多最亲密的朋友倒也都没有他的书画,总觉得来日方长)。一张是解放初期,他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会回来,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给我画了写生像,题“娇妻”以赠我。而一幅字,是1979年,我为他写电影剧本《闻一多》时,他为我写下闻一多之座右铭:“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勉我并自勉。最后一次,是1980年夏,他已病在床上,尚未确诊,我每天在探访时间去医院看望。一天,他怪我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说:“急坏人啦。”我担心地问:“检查报告出来了?”“今天是你生日啊,我一大早就给你画了个寿桃,等啊等……”我心里“咯噔”一下,大热天打了个寒战。他这人,除了对艺术外,什么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今生今世今番怎么会想起我的生日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那段时间,我见他点花花放,绘鸟鸟飞,着水水流,染云云行,我心里禁不住打颤……
在那十年动乱的年月,他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嘱咐我去买颜料、纸墨。以后,每月逢干校休假四天回家,他就画个四天四宿,以之为惟一的舒心事。那时,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里,书桌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他在吃饭的小方桌上画,有时只得在地上画,在门背后画。到了晚上,我和三四个孩子横排睡一张大床。他搭铺,可老是不搭。我一天劳累下来,被窝里是钻进小子还是闺女,也闹不清。睡梦中,我一翻身,只听得阿丹着急地:“嗳、嗳,慢点,别动、别动……唉……”原来,我和孩子们的身上也盖着他画就的画。
囚号:139
1967年,是天天都不愿意醒过来的年头。起北风了。我正在上海东方红电影厂的集体“日托牛棚”里,为值夜班的工人絮棉大衣,两个造反派闯进来:“黄宗英出来!你回家去!”家里出了什么事?阿丹……他不会……昨天大清老早,我刚代他向“红旗电影厂造反兵团”送去了病假条——前天,一个造反派戴着藏暗器的手套,狠狠地朝他的脸上、眼睛上捶打,吼着:“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放毒!!”血直流下来……当阿丹去徐汇区的联合诊所就诊后,那位在解放前就给我们免费治过病的周医生,低着头,手抖抖地给开了病假单:“左瞳孔破裂。”此刻,他应该治疗,不然他……
家里意外的静,白发苍苍的老保姆探了个头,被申斥回去了。
“黄宗英,你放明白点!赵丹罪恶滔天,我们已经对他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啦!公检法把他铐走啦!现在你给他收拾铺盖!”
我冷静得连自己也感到奇怪,迅速地找出绳子、被单、棉被、棉衣、棉裤、毛衣、毛裤、棉毛衫裤、毛袜——一切可以御寒的衣物——我把它们一层层、一件件铺在地板上。当我瞥见床头的眼药水、药棉、纱布时,造反派已经两人拖着个行李,“噔噔”地下楼了。
以后,当我在电影厂打扫卫生时,我瞥见阿丹和我经常看的业务书上,都写上了“139”的号码(只有名贵的画册上没写号码。这,我倒明白,写上,就不值钱了)。以后,写有139号码的书在“大破旧文化”的造反派手里流传着,四散了。我一直想不到,139就是赵丹在被专政的单人牢房里的犯人代号。
至今没有签字
1973年春,阿丹被假释出来了。孩子们见过爸爸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爸爸完了,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惊醒了,我不敢打岔,不敢开灯,以为他在梦游。等他安静下来,我叫他,说:“你睡着了吗?”“我醒着。”“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叫人害怕。”
他说:“习惯了。我担心失去说话能力,就不能再演戏了。”
唉,什么时候他都总想着演戏,演戏!
又一夜,我问他:“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想戏,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短笛、牛群,牧牛的孩子们站在牛背上过河,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黄省三……”他说的是曹禺《日出》里的黄省三。
“我倒头一回知道你想演黄省三。”
“嗯,过去,人们多演他的可怜,我要演出他的自重。如果现在再让我演许云峰,我会比以前演得更好……”
“不许你再演监狱里的戏!”我打断他,“不许!”
四天过后,他被送到干校编入“劳改队”。
以后,他又被送到农村,由农民“改造”他。规定他交最低的伙食费。农民心疼他。农民老伯和他的儿子,天天偷空轮流下河捕鱼拉虾勾螺蛳捉泥鳅,为他改善伙食。当“四人帮”的爪牙到农村向农民了解赵丹的表现,想找他一两条“罪状”时,在座谈会上,农民说:“我们看赵丹改造得蛮好了,用不着再改造了。让他拍两部电影给我们看看吧。”
1980年,又起北风了。孩子们又一次、并且是永远地失去了爸爸。我们一家人臂缠黑纱,回到离开才四个多月的上海的家。
一天,上海电影局的“运动复查组”上门来,请我在赵丹的“运动结论”上签字。我摇摇头,退回“结论”,我没有签字。我至今没有签字。
他们劝我保重身体,收起没有了结的“结论”,留下两大捆材料,走了。
我总想称称这两大捆材料有多少斤重,但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大的秤。一大捆“罪行交代”,一大捆“思想汇报”,并排堆在地板上,像要把楼板压坍。包着的纸皮上写着墨笔大字:“赵丹专案组退。自行销毁材料。”一个个字,在我眼前立了起来,像铁窗的一根根铁条……
我和孩子们没有销毁材料。一张也没有销毁。难道销毁得还不够彻底吗?
摘自《黄宗英自述》,黄宗英著,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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