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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文史长廊精品[左图:郑光路(左1)应邀拍电影时]
文革类老照片.美术作品链接[左图:郑光路当医生时和原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左)合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现象研究专栏[图:郑光路(左1)与常演“皇帝”的张铁林先生(左3)]
郑光路巴蜀文化及历史类作品[篮球巨人穆铁柱和郑光路]
近50年当代史研究史料[左图: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厅负责人庄炎林(左)与郑光路合影]
[文革专栏]本网特色,翻页内容甚多![本栏图片:郑光路1966年在天安门]
评说成都、四川[图为著名学者魏明伦先生(右)与郑光路]
四川特色作家文章[左图为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先生(右)和郑光路]
历史往事揭秘专栏[左图为郑光路收藏的文革宣传画]
“社会评论”精品转载[左图为郑光路(左)与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刘学文]
中国近现代文学掠影[左图为张邦元(右)绝技童子功“隔山望月”与郑光路同摄]
中国知名文革史研究者精品专栏(!本网热烈推荐:链接严肃学术网站渤海大学网),极其丰富多彩!
中国历代文学研究专栏[老武术家王树田(中)郑光路(左1)刘绥滨(左2)市武协副秘书长王学贤(左3)]
!连载郑光路最新长篇力作《打工妹怪遇》欢迎阅读和书商、出版机构及影视改编合作!
网友交流专栏[郑光路作品讨论会上民革市文史委员会主任王大炜(右)作家白郎(中)和李克林教授(左)]
《川人大抗战》选载[成都媒体为《川人大抗战》举办座谈会后李克林、流沙河、王大炜、卢泽明等先生同摄]
巴蜀文化和掌故[海外作家与成都卢泽民、章夫、冉云飞、郑光路(1排左1)、白郎、蒋蓝等]
今年郑光路有影响的新作[左图上排右起:郑光路、郑蕴侠、副导演商欣。下排为导演刘子农及张国立、王姬等]
当今文学界之怪现状[文革结束郑光路(1排右1)考入大学与同学去安仁镇接受“阶级教育”]
转载网络精品[1987年郑光路(右1)与华西医大副院长张光儒博士(右2)在珠海工作时游澳门]
老成都掌故[左图为郑光路(右1)在青城山上清宫与道士练剑]
武侠文化[左图:右1郑光路,右2习云太教授(中国武术一级教授),右3刘绥滨,右4铸剑专家龙志成]
滑稽妙文选[人生如戏,图为郑光路(右1)1985年应邀参加影视剧拍摄时照片]
中国文学、史学与世界[图为法国学者大卫(左)和郑光路
巴蜀文化中的杰出人物[本栏图片说明: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谢芳(中)、张目(右1)和郑光路合影]
四川及巴山蜀水人文[左图为郑光路(1排中)1985年与几个弟子同摄]
当今社会奇稀罕事、伤心事、可怕事[左图:郑光路舞禅仗习武照]
文史文学精品转载[图为1990年郑光路(后排右2白衣者)与众武术人士在少林寺参加武术拍摄]
郑光路欣赏的古典、文学、史学作品推荐[1986年郑光路(上排左3)参加武术表演赛后和四川武林好友摄]
阅之有益的史学方面学术文章[图为郑光路(中)当医师时在医院为病人作手术]
郑光路著《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选录
郑光路文革研究专著介绍[图为两本专著封面]
四川近、现、当代史研究史料参考[郑光路1987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时照片]
文化与教育[图为郑光路练铁指功练武照]
体育武林前辈【左图:1984年时郑光路与李孟常师傅(右)。右图:郑光路与黄林派钟方汉师傅(右)】
郑光路巴蜀文化研究专著[郑光路与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郝勤教授]
隆重推荐作家原创精品[《武当》杂志主编刘洪耀(右)与郑光路]
过来人回忆文革历史[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当受苦知青时,点击图很瘦]
官方报刊资料(主要为文革时期)选登[本栏图为文革中的恐怖刑场]
知青问题研究[郑光路1970年当知青时艰难环境下仍自强练功“朝天蹬”]
名家杂谈精粹[郑光路(左1)与四川武术名家黄明生(左2)、李兴白(左3)1985年在电影剧组]
抗战文史[英勇殉国的饶国华中将之女饶毓秀(左1)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子李克林(左2)与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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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著名特色学者、作家陈稻心专栏[图为陈稻心先生(左)与郑光路]
中国著名作家雁翼专栏[左图为中国著名老作家雁翼(左)与郑光路合影]
学术界百家争鸣[左图:四川曲艺界大师邹忠新(左)与郑光路在一次文艺会上]
武侠小说评弹[1986年郑光路(右1)与老武术家王树田(右2)肖应鹏(右3)在一次会上]
四川著名武术家(排名不分先后!)[郑光路(左1)与著名武术家王佑辅(左2)邹德发(左3)合影]
宗教文化与人生、文学[图为郑光路(左)与四川一高僧]
佛道、医学、养生文化[图为郑光路(左)与武友在山中古佛寺练武养生]
纪实历史、文学长篇[香港《明报》1987年刊登郑光路当医师搞科研时照片]
中国传统文化名篇[1987年郑光路(右1)与老武术家王树田(右2)、全国地趟拳冠军陈刚(右3)]
门外诗歌谈[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下排右1)和红卫兵战友]
放眼世界专栏[红卫兵文革闯将]
免费网上书屋、实用网站[more翻页还多!]图为毛泽东与张玉凤
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电话:--
·手机:423648068@qq.com
·OICQ:--
·电子邮件:4236480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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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徐望川:"背时"的成都"天府广场"?

作者: -上传日期:2005/8/30

"背时"的成都"天府广场"?
徐望川
 
 
  2000年12月,成都人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到一件事上:由成都市长直接批示委托给华裔建筑大师贝
聿铭先生设计的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方案,经过一年后终于公之于众。在"手笔大、构思新……
独特、严谨、流畅、平稳……体现了成都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展现了成都新时代的精神气质"[1]的
官方评价基调下,成都所有媒体都在头版作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赞美报道,如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成都
商报》吁请市民"看大师笔下的新广场";跨成渝两地的《华西都市报》惊呼"大手笔!贝氏新天府
广场惊煞四座";《成都晚报》则以"新广场━成都文化的象征,新广场━融汇中西的窗口,新广场
━城市中心的绿肺"的排山倒海的句式来赞叹"贝氏"的设计方案……
  这种公共媒体一边倒的赞美之辞无疑极具中国特色。由成都市长亲自委托贝聿铭的行为,不免使
人联想到二十年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委托贝大师设计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扩建工程之举。成都市长欲再借
世界级华裔建筑大师之手,"建成一流的广场"的用意本无可厚非,然而,前后两个事件中媒体的运
作形式却有诸多不同:巴黎卢浮宫项目在贯穿整个过程中都不得不坦诚面对各种媒体的公开批评指责;
而与当年贝聿铭大师在巴黎的坎坷相比,甚至与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中标者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在北京的
遭遇相比,"贝氏"的成都之行无疑是非常顺利和圆满的。
  与官方媒体的"夹道欢迎"的热烈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无从正式发表的,散布在民间特
别是网络社区的批评的声音。这些声音分别从设计师、设计方案以及整个项目策划本身等多个方面向
贝氏的"天府广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在四川建筑师圈中,甚至有些人暗地里将"贝氏的天
府广场"改称为"背时的天府广场"以示讥讽之意。(在四川方言中,"背时"含有"不合时代精神"、
"倒霉"、"不合理"等多种含义。)
  当然,并不是所有民间的批评与异议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结果,但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
最具标志性的公共空间地段,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设计、开发与建设项目,显然不仅关系到市政府的
政绩和投资商的利益,也牵涉到促进成都市健康发展的更深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综
合因素,更和广大成都市民的公众利益息息相关。这样一个巨型公共项目的策划和设计,如果一方面
仅凭少数人的意志盲目决策,另一方面又利用行政指令,操纵媒体一味唱赞歌,控制舆论传播渠道,
不让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对项目策划和规划设计充分发言、论证,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背时"
之举。
  北京天安门广场边的"东方广场"项目可作为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那样一个纯粹受开发商利益
驱使和长官意志庇护的开发项目,在最初的设计中,其建筑高度和容积率曾远远突破了北京城市规划
的限制。若该项目得以实施,其建筑物压倒性的体量将导致整个天安门广场区域的空间重心失衡,甚
至游客在故宫中都将看到其庞大的身影。若不是有一批深具良知的建筑和规划界的专家经过多种舆论
渠道发表异议,连续进行多年的奋力抗争,以及后来北京市政府领导层的更替,最终导致该项目的暂
时停工和全面修改,今天该项目早已经给北京市中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了。
  目前成都"天府广场"正在进行招商引资工作,围绕它的媒体的喧嚣已暂归平静。笔者认为,恰
恰在这个媒体狂热暂时消退的时刻,对"天府广场" 整个事件的冷静回顾和理性反思是极其必要的。
作为一个热爱成都的建筑师,笔者绝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而在中国当前举国上下的"城市市中
心"建设热潮中,"天府广场" 事件又深具其代表性。在此,笔者愿意将个人对整个"天府广场"事
件的观察、思考和疑问呈现给大家,以激起人们对"天府广场"和类似层出不穷的事件的独立思考和
深入讨论。
从"皇城"到"天府广场"━建设的历史还是破坏的历史?
  在展开对"天府广场"设计的探讨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天府广场"的沧桑历史以及
成都城市整体格局的变迁,因为只有在历史背景下的分析与思考,才会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今天"天府
广场" 的设计对于成都的文化传承,和对成都的整体城市布局是如何的至关重要。
  成都是一个单中心结构的、集中式的平原城市。今天的成都"天府广场"位于成都市正中心,其
形式与地位与北京天安门广场相似。(图1)
 

 
图1、当代成都城市地图

 
  公元前347年,相当于中原的战国时期,蜀国开明王九世迁都成都,在成都平原上建立"北少城",
位置在今天"天府广场"以北的五担山一带。较为罕见是,蜀王没有采用当时西周营国制度对正南北
中轴线的要求,而因地制宜、依势傍路地采用了一条北偏东约30度的轴线来定位建城。至此,这条偏
心的中轴线,以及沿这条轴线在后来的秦大城、唐罗城中发展出的方格路网结构,一直沿袭至明初,
总共近一千七百多年不曾改变。(图2)
 

 
 
图2、早期成都城址示意图
图3、秦代成都城址示意图

 
  公元前311年,秦灭蜀后,秦惠文王派大夫张仪仿咸阳城,在紧邻蜀王城的南边和西边分筑"大
城"和"少城"。"少城"因其中移民多为商贾和手工业者而成为城市商贸活动频繁的经济中心;"大
城"则为政治、军事机关和秦移民住地。从此,成都城在其后的两千三百多年中,虽屡有兴废修葺,
但其城市位置一直没有更移。今天的"天府广场",即处在当时秦"大城"中心略偏西之处。(图3)
  汉代的成都曾在"大城"外出现过几个不同功能的小城 ,但其中心城市仍基本延续了秦"大城"
和"少城" 的格局。(图4)
 

 
 
图4、汉代成都城址示意图
图5、唐代成都城址示意图

 
  公元581-602年,隋文帝之子杨秀在"秦大城"西侧,原"少城" 的基础上重建隋城。
  公元876年,唐朝,四川节度使高骈以"秦大城"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向"秦大城"外扩出一圈
新城,为"唐罗城"。原内部城市"秦大城"被改建为"子城" 。(图5)
  公元908年,王建割据四川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次年,王建改"子城"为皇城,
改其中"蜀王府"为宫殿。公元925年,"前蜀"为后唐灭。两年后,成都尹孟知祥在"唐罗城"外
再次加建"羊马城"。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至此,成都已形成一
个单中心、多重城池相套的格局,"蜀王府"虽历经战火,多次兴废,都始终维持在城市的正中心位
置未变。(图6)
  公元1371年,明朝,朱元璋之子朱椿被封为"蜀王",将汉唐、前后蜀遗留下来的"子城"全部
拆毁,在旧址上重新修建"蜀王府"。新"蜀王府"一改过去历代成都城主轴偏心的布局,首次确立
正南北的中轴线,从而形成类似北京紫禁城的沿南北中轴线东西相对称的庞大建筑群。虽为王府,它
却俨然有皇宫的巍峨气派,故老百姓称之为"皇城"。其前面的牌楼、拱桥和一大块空地,则被称为
"皇城坝"。"皇城" 和"皇城坝"的位置,便在今天的"天府广场"北端和展览馆一带。(图7)
 

 
 
图6、前后蜀成都城址示意图
图7、明代成都城址示意图

 
图8、明"蜀王府"宫城复原图,及清
代改为"贡院"后的建筑名称

 
图9、清光绪三十年成都城市测绘图,城市正中心为
"蜀王府"所改的"贡院"

  公元1644年,张献忠攻陷成都,曾以"蜀王府"为宫,两年后撤离时纵火焚城,"蜀王府"再次
毁于一旦。
  公元1655年,清政府将"蜀王府"的旧址改成了"贡院",成为全四川省考试举人之地,最大规
模时可让13,900多人同时进考,成为"巴蜀文胆之所在"。贡院中主体建筑为"明远楼"和"至公
堂",皆沿南北中轴线建造在"蜀王府"宫殿旧址上。东西两边则为鳞次栉比的考棚。(图8)(图9)
  即使"贡院"建筑群不如昔日"蜀王府" 般宏大,但是"贡院"的整体空间组织,仍延续着"蜀
王府" 的威仪:按照一位成都市民的回忆,"从红照壁开始,乐亭、表柱、三桥、石狮等传统宫殿区
前面的序列,仍使人感到有肃杀之气。"[2]并且,即使今天从模糊的历史图片中看,"明远楼"和"致
公堂" 的巍峨气势都是摄人心魄的。(图10-15)
  此后的民国时期,"贡院"虽先后被用作军政府、学校和其他民政办事机构,其建筑群基本上被
妥善保留,而成都老百姓仍习惯称之为"皇城"。[3](图16)
 

 
 
图10、明代"蜀王府"城南大门
图11、明代"蜀王府"改成的清"贡院"
 
 
图12、清"贡院"中主要建筑"明远楼"及广场
图13、清"贡院"中主要建筑"明远楼"
 
 
图14、清"贡院"中"致公堂"及考场
图15、清"贡院"中"致公堂"前牌坊

 
图16、近代"皇城"内景,即清"贡
院"中"致公堂"前广场(摄于
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后四
川政府宣布独立日)

  
  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皇城"与"皇城坝"遭
受了巨大破坏,直至消亡。
  1951年,"皇城"的城门洞以南被拓开了70米宽的人民南路。"皇城"从此开始进入危境。
  五十年中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在"大跃进"的狂飙推动下,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如成都百货
大楼)、城市道路以及政治广场的修建开始破坏"皇城"和周边民居的布局。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皇城"彻底走向消亡。
  1968年,仅存的明代"蜀王府"城墙及城内明、清两代的古建筑群被大部分拆毁。
  1969年,"皇城"遭受到了最致命的一击:皇城门楼、"明远楼"、"致公堂"等最后的古建筑
被拆除。 
  1970年,"皇城"的护城河"金河"、"御河"被填平用以修筑地下防空工事。而在老皇城原址
上修筑的,则是存留至今,布局状若"忠"字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和巨型毛主席塑像。[4](图
17、18)
 

 
 
图17。拆毁皇城,在旧址上修起的"万岁展览
馆"(摄于1987年,"展览馆"周围仍可见大量民
居)
图18。"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以南的人民南路
和人民广场(即今天的"天府广场")(摄于1987年,
"展览馆"周围仍可见大量树木)

 
  与十四世纪朱椿毁尽汉唐"子城"修建"蜀王府",十七世纪张献忠撤离时再次焚毁"蜀王府"
的历史事件相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成都市彻底拆毁"皇城"、修筑"万岁馆"的行为,的
确令城市面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当然也使成都在其现代城市发展史中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
价。今天的人们,乐于将一切灾难简单地归咎于"十年浩劫"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然而,透过
数百年的历史深度,"皇城"的消亡何尝不是成都市中心毁灭、建设,再毁灭、再建设的无尽的历史
循环的一部分?而人们可曾追问过,今天的成都,是否具备足够的理性,能充分检讨在那个"失去理
性"的年代中犯下的冒进的错误,学会珍惜现有仅存的历史遗产,真正超越那种城市发展"大破大立"
的僵化思维和恶性历史循环呢?
  1997年,在扩建中心广场的政令下,广场两侧的民居被迅速拆除。未经任何公开说明,施工单位
将广场内部近百株茂密的梧桐树砍光,而不进行移植。广场西侧历经"十年浩劫"而幸存下来的清代
"皇城清真寺"此次终于难逃劫数,被夷为平地。这使得成都在其城市"建设"史中再次犯下不可饶
恕的错误。该寺建于清初,但其中很多建筑构件实为明代遗物。整个建筑群坐西向东,占地5132平方
米,采用了中国传统寺庙园林布局。"寺前设照壁,形成小广场。进大门,迎面为"开天古教"牌坊,
沿中轴依次为"邦克楼"和"礼拜殿",两侧以厢房和走廊围成院落。中心建筑"礼拜殿"为单檐硬
山式砖木结构,小青瓦屋面……该寺建筑群虽为清初风格,但装修却严遵伊斯兰教规,不用动物飞禽,
仅以植物和伊斯兰经文占缀。"[5](图19-22)"皇城清真寺"是四川省最大的清真寺,在东南亚影响
颇大,也是伊斯兰教会公认的全国24个大清真寺之一,与成都著名的道观"青羊宫"一样同属市级文
物保护古建筑。[6]这样一栋中心广场边仅存的文物建筑,在民间的抗议力量和长官意志之间相持了一
年左右后,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拆除。而后,在面向"天府广场"的基地边线向西退后几十米处新修了
一幢四层高,表面覆盖有穆斯林建筑拱券、中式大屋顶和挑檐等各种混杂符号的混凝土"仿古"建筑以
示补偿。(图23、24)
 

 
 
图19、"皇城清真寺"入口
图20、"皇城清真寺"匾额
 
 
图21、"皇城清真寺"中"邦克楼" 
图22、"皇城清真寺"中"礼拜殿"
 
 
图23、拆毁"皇城清真寺"后另修起的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新楼,此为朝向"天府广场"一面,原址已变为
车行道和临时停车场(摄于2001年)
图24、拆毁"皇城清真寺"后修起的新楼侧面(摄于
2001年)
 
 
图25、尚未拓宽成"天府广场"前的人民南路和人民
广场(摄于1993年,"展览馆"一带建筑急剧增高,但
周围仍保有大量树木)
图26、被极力铲平、拓宽后的"天府广场"(摄于1999
年)

 
图27、被极力铲平、拓宽后的"天府广场"(图片中下处即为原"皇城清真寺"所在地)(摄于1999年)

 
  最后,在被极力铲平、拓宽后的市中心广场表面上仅仅覆盖了两块巨大而空旷的草坪,并且禁止
入内,众人只能在这两片可看不可触的草坪边缘驻足观望。(图25-27) 
  在摧毁了古老的城墙、牌楼和御河,拆除了本可精心保留和巧妙利用的民居,砍伐了能为骑车人、
步行者庇雨遮阳的树木,又破坏了仅存的文物建筑清真寺后,中心广场既失去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基本
的人性尺度,也彻底丧失了任何能唤起对成都悠久人文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成都市民们如今只能凭
借一些空洞的怀旧的称谓,如"皇城公寓"、"皇城老妈火锅"等,来摸索那些依稀残留在记忆中的
历史轮廓。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心广场这种盲目拓宽后仅仅铺就草坪了事,无任何过渡性规划设
计的"空白"状态延续至今已达四年!
  成都在其市中心地带摧枯拉朽地灭除历史记忆的作法绝对让北京、西安、上海等城市难以望其项
背。可以假设,既使修建多少极具争议性、不和谐的新建筑,北京市中心仍保有前门、天安门、故宫、
景山等古迹;西安市中心还保有钟楼、鼓楼以及古城墙和城门;上海中心广场设计即便有众多失败之
处,其周边仍存有大量近代建筑,不远处还有著名的"外滩"。这些城市中心仍能展示出某些历史的
连续性。而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却在自己最重要的城市中心地带切断了一切与自身
历史相关联的"血脉"。如今城市中心这一大片空旷的草坪如同某种怪异的"隔离地带",而其周边
则满布设计低劣、胡乱拼凑的建筑大杂烩。这一切都呈现出这个城市极其严重的文化"失忆"和"失
语"的双重症状。(图26、27)
谁是真正的"贝氏"?
  由此看来,对于成都市中心公共空间来说,今天的"天府广场"的规划设计可能是最重要的、甚
至最后的一次机会,来改善成都中心地段走向建筑文化"荒漠化"的状况。而不举行国际性设计竞赛,
直接委托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进行广场设计的做法,似乎也能为社会各方面所能接受。但是,从官方
最初给贝聿铭大师的设计委托到最终由贝聿铭的儿子"贝氏兄弟"呈交方案,官方和媒体对设计师的
称呼存在着不同寻常的混乱:"贝聿铭"、"贝大师"、"贝氏"、"贝氏兄弟"、"贝伙伴"、"贝
氏合伙人"……抛开"贝氏"的设计如何暂且不说,人们很自然地产生的疑问是:究竟谁是那个建筑
师设计师"贝氏"?或者说,贝聿铭先生究竟是否真正参与了"天府广场" 的设计?
  面对首次设计国内最大面积之一的城市中心的广场,面对要使其成为一个能体现"天府之国"深
邃的人文历史内涵的艰巨任务,贝聿铭大师竟从未到现场实地体验踏勘过一次。无论从我们所读到的
贝大师以往所有的设计历程,还是从建筑师最基本的工作规律和职业责任感来说这都有些难以想象。
比如,就笔者所知,贝大师在接受"北京中国银行大厦"设计之后,曾多次亲赴基地考察,却为何对
"天府广场"如此冷落?
  据《成都商报》2000年12月2日A2版刊登的访问稿表明,贝聿铭先生竟然没有在设计方案上签
名!也就是说,贝聿铭本人不会承担这个设计的任何知识产权、工程责任等法律责任和义务。这显然
与"请建筑大师贝聿铭主持设计"的委托要求相悖。
  对此,《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日)的报导是:"年逾八旬高龄的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到
底在新天府广场的设计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封由贝聿铭发给成都市政
府副秘书长、天府广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厚安的传真被加以公布,揭开了这一谜底。'我已经破例
与我的儿子贝礼中进行天府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我坚信贝氏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将为成都市带来
一个生气勃勃的中心广场。' "
  按照《成都商报》(2000年12月2日A2版)的说法,贝礼中的解释是,贝聿铭"破例担当顾问
一职,花很多时间亲临指导。"然后,该报进一步声称贝的儿子"几乎和他父亲一样的才华横溢"。
  而该报另一篇报道则说:"贝礼中(贝聿铭的儿子─笔者注)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贝氏方
案"时强调,其父亲、年已80岁的贝聿铭先生亲自参加了新天府广场的设计,这是贝聿铭'封刀'十
年之后亲自指导的第一个设计方案。"
  显然,这些互相矛盾、含糊其词的报导并不能完全驱散人们心中的疑团。但至少有一点人们可以
清楚:不管贝聿铭是"与儿子进行天府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还是担当"顾问一职",或者"亲自
参加了新天府广场的设计",这些说法显然已经与当初成都官方所称"请建筑大师贝聿铭主持设计"
大相径庭。而众媒体所大肆渲染的所谓"'天府广场'是贝聿铭'封刀'十年之后'破例'亲自指导
的第一个设计方案"则纯粹为子虚乌有之说━要说明这一点,还必须从贝聿铭与其众多名称中含有
"贝氏"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渊源历史和复杂关系说起。
  1955年,贝聿铭与合伙人共同创办"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其英文初为"I.M.Pei & 
Associates",1956年更名为"I. M. Pei & Partners"。贝聿铭的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华盛
顿美术馆东馆"、"北京香山饭店"、"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扩建一期工程"和"香港中国银行大厦"
等都是在这个事务所完成的。
  1989年,"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更名为"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
英文为:"Pei Cobb Freed & Partners",其中考伯(Henry Cobb)为原事务所创始人之一,而弗里德
(James Freed)于1980年成为合伙人。
  1990年,贝聿铭宣布从"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退休,但实际上仍与该公司
保持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开始以"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英文为:"I.M.Pei Architects"的名
义另行接受设计任务。[7] 
  1992年,贝聿铭的两个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离开"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
创办了"贝合伙制建筑师事务所",英文名为:"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s"。
  事实是,自从十年前即1990年贝聿铭先生从"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退休后,
贝聿铭先生根本没有象成都媒体所渲染的所谓"封刀"十年。恰恰相反,贝聿铭不但保持着与原来的
"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的密切合作,如在该事务所中主持完成了"法国巴黎卢
浮宫博物馆扩建二期工程"(1993年建成)、"美国克里夫兰摇滚名人博物馆"(1995年建成)、和"美
国加州马林县Buck老年研究中心"(1999年建成)等项目,还以自己的新公司"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
为名接受和完成了一批建筑设计项目,如日本"滋贺县美秀钟塔和美术馆"等。
  而在另一方面,贝聿铭的两个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也以"贝伙伴建筑师事务所"为名义承接各种
建筑设计项目。
  显然,从法律意义上,贝聿铭的"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和贝聿铭儿子的"贝伙伴建筑师事务所"
是两家由完全不同的法人拥有、不同的建筑师主持的设计公司。也就是理论上说,贝聿铭的一世英名
丝毫不能保证贝聿铭儿子创作作品的高质量,而贝聿铭儿子作品的成功也不应被世人盲目汇入贝聿铭
的光辉中━当然贝聿铭儿子作品的失败也不应由贝聿铭承担任何责任。
  当然,事实上两家公司的关系远非如此泾渭分明。如前不久刚刚落成的"北京中国银行大厦",
便是由贝聿铭出面接收委托项目和应对媒体采访,而项目设计则是在其儿子的"贝伙伴建筑师事务
所"的名义下进行的,贝聿铭自己的"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则签署了"设计顾问"这一角色。
  各种迹象表明,成都市号称委托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天府广场",实质上已变成了委
托给贝聿铭儿子的事务所。并且从贝聿铭甚至连"设计顾问"这一名目都未签署这一事实来看,很难
想象他能在"天府广场"设计中参与多少工作。然而成都媒体却依然有意无意地释放大量烟雾弹迷惑
大众,如频频推出"大师笔下"、"贝聿铭染指"、"接力卢浮宫"、"贝氏方案惊煞四座"等肉麻
标题。另一方面,无论贝聿铭还是其子都未在成都公共媒体上做任何有力的澄清工作。笔者无意贬斥
贝氏兄弟,然而"贝伙伴建筑师事务所"的作品,无论在国际建筑设计界和学术领域都碌碌无名却是
不争的事实。而贝氏兄弟因其父贝聿铭的英名避开了理应举办的公开国际竞赛的竞争,而直接取得项
目委托(也使成都丧失了获取众多真正国际大师的设计灵感和想象力的机会),也同时避开了如北京东
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所遭遇的那种大量的公开批评之声。面对成都媒体对贝聿铭大师的盲目炒作和一
味吹捧,贝氏兄弟均采取一种照单全收、默默笑纳的态度。
  这种混乱局面绝非偶然,但究竟起因何在呢?是缘于"贝氏"精明的商业策略,即以"贝氏"的
名牌效应,故意在从父子两公司的相近名称之间大作文章,以达到父携子、"子承父荫"全力开拓设
计市场的目的━正所谓:"沙场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还是成都市政府明知贝聿铭不愿亲身主持"天
府广场"的设计,却依然相信"虎父无犬子",宁可屈尊降格将设计委托给"贝氏兄弟",另一方面
又怕对公众不好交代,才释放各种宣传烟雾弹以混淆视听?还是成都媒体本身就患有"名人崇拜症",
一看见"贝氏" 二字就腿软,不管究竟是谁便大唱赞歌?
  不管起因如何,这场闹剧的发展不由得使笔者想起武侠小说的"金庸与全庸"之争。笔者本人便
是因为过于景仰金庸大侠的威名,曾稍不留神购买了众多"全庸"所写的的武侠小说,事隔数月才直
呼上当。同样,在"天府广场"一案中,许多成都市民(甚至许多相关行业人士)已然"中招":不
少人还在忙不迭地欢呼"贝聿铭先生确实是天府广场设计的合适人选,恳请贝氏堪称英明"云云(见
《成都晚报》2000/12/3 第5版)。而另一些对方案持批评态度的专业人士也显然受到误导,居然径
直批评贝聿铭先生"设计有重大失误"、"晚节不保"等等。(见http://www.abbs.com.cn/"评论)
  无独有偶,如今成都竟然又出现了另一个"贝氏"━一家从事装修设计的"贝氏设计公司"。该
公司老板也姓"贝",乘天府中"贝氏"之乱紧紧跟上注册此公司名。这无疑又是一次"金庸与全庸"
的次等翻版。
  总之,"贝氏"之乱,不仅带来某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也足以引起人们对"天府广场"
设计质量的深深忧虑。
"贝氏"设计方案打几分?
  就笔者看来,拥有据报载足足六个多月的设计时间,"贝氏"最终呈交的方案却异乎寻常的平庸、
粗糙、没有达到应有的设计深度。
  首先,从广场的总体形式语言表达上,"贝氏"的方案实是一个粗浅、平庸的设计。(图28、29)
 

 
图28、"贝氏""天府广场"方案设计模型
 
图29、"贝氏""天府广场"方案设计鸟瞰图

 
  可以这样说,此方案因其没有深度和创意而"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仅在平面几何图案做做文
章,再饰以一些绿化小品的广场,可以随便放在东西方任何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地带。从外部形式上,
笔者看不出什么能重塑成都古都气质的地方。广场北向水景设计采用了"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的典
故,无疑是将贝聿铭在"北京香山饭店"庭院设计的"曲水流觞"构思再次搬用过来,很难说与川西
文化有什么联系。广场东西矗立的两个玻璃亭榭,据贝礼中说是"最具传统特色、城市特色、功能特
色的创意,是5.4万平方米广场最醒目的地标"。[8]但实际上,单纯钢结构加玻璃表皮的建筑作法本
身,并不能保证该建筑物一定具有中国"传统特色"。严格的说,玻璃建筑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是由西
方建筑技术推动发展的产物。它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的植物园温室、博览馆和交通中转站等建
筑类型中兴起(如著名的伦敦水晶宫世界博览馆),以后在世界各地、各种规模的建筑中运用实例比比
皆是。当然,贝聿铭曾创造过许多玻璃建筑的佳作。然而,依贝氏兄弟现在所呈现方案的设计深度来
说,"天府广场"中这两个玻璃亭榭,不过是玻璃建筑的惯常作法,外加上一点似是而非的对木结构
亭榭形象的模仿,对其大量的赞美之词,要么过于穿凿附会,要么为时尚早。
  所有的报导都围绕"曲水流觞"和玻璃亭榭的大肆炒做,除此再难找到设计的引人之处。甚至连
评审专家也都委婉地希望"应多些四川文化的特色"。在中国民间的建筑网站论坛如ABBS和 FAR2000
上更有人批评整个广场布局手法俗套,使用频繁,甚至在中国许多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中都很常见。
  其次,在有限的设计内容中,"贝氏"方案对整个广场的交通组织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据《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日报导说:"1999年5月30日至6月2日,贝定中、贝礼中先
生一行4人到成都实地考察、踏勘"。凡去过成都的人,无论在节假日还是日常工作时间,都会轻易
发现成都街头巨大的自行车流量,尤其是中心广场四周满街骑车的人流蔚为壮观。面对如此明显的交
通现象,"贝氏"方案却未在广场四周设置任何自行车的停车位!(见《成都商报》2000/12/2A3版"专
家建议4")
  另外,"贝氏"方案将地下停车库出入口集中在成都市内最宽大、交通最繁忙的人民南路南端,
这无疑会使这个城市干道的瓶颈地段的交通变得更加拥挤不堪。还有,该方案对广场北向不合理的交
通现状未做任何改善,仍然使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的大量机动车流与自行车流在广场地面层穿过,将
广场与毛主席像及后部大片公共空间完全隔离开。相比之下,成都规划部门以前的构想则合理有效得
多:将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在广场处下沉,使广场向北延伸至主席像而成为一整体,所有东西向的机
动车与自行车流从广场下部通过。
  一个城市中心广场成功与否,人流、车流的交通组织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之一。它规定
和体现出城市公众、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等各系统之间的基本结构关系。贝聿铭大师的巴黎卢浮
宫博物馆扩建工程的巨大成功之处显然不仅在于其"玻璃金字塔"的造型,更重要的在于他利用地下
扩建工程极其有效地改善了老卢浮宫内部混乱不堪的人流、物流交通组织,也重组了整个卢浮宫周边
的城市交通和城市公共空间一度存在的不良状况。
  然而,从"贝伙伴建筑事务所"的"天府广场"方案设计来看,尽管拥有六个多月的充裕时间,
享受了世界大师级的待遇,却几乎未深入研究和考虑成都城市中心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开始
担心该事务所实际的职业素质和对"天府广场"设计的真正投入程度。
  而我们的媒体,对上述问题要么完全回避,要么在蜻蜓点水般的触及后,马上便急转回"主旋律"
赞歌之中。如《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日一篇题为《"贝伙伴"畅谈梦幻设计》的报道,先是一
个华彩的序曲:"面对自己亲自参与设计的天府广场新规划图,贝聿铭之子贝定中一脸自豪地说:'对
这件作品,我非常满意。'"然后一笔掠过"贝氏"方案的交通问题后,一路高歌,直奔一个光明的
结尾:"问及贝氏兄弟能为这一设计方案打多少分,他们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成都人民才最有评价
权……"旋即,成都某官员便作为"人民"出场大声叫好:"起码可以打90分以上!"[9] 
为何工程唯恐不大?
  "天府广场"的地下工程极其庞大:"……地下分为四层,地下一层为商场、饭店和流水广场,
第二层是美食广场、娱乐世界、剧院等,地下三层是城市停车场、超市、剧院,最下层是地铁和停车
场。天府广场的地铁车站将是今后城市最大的地铁中转站,而其停车场也是成都最大的停车场系统。
其地下面积总计约18.5平方米,据计光地下这部分的建设资金就将达1.6亿美金。总建设资金至少5
亿美金"。[10]另外,根据官方的公开说法,"按照规划设计中地下四层空间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将
达近20万立方米,其土石挖掘、运输就需要一年时间。在资金筹措到位的前提下,保守估计3年后才
能正式破土动工。"(见《成都商报》2000/12/2  A2版)。
  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如此高昂的费用,笔者不能不产生以下疑问:
  首先,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广场现在的这种"空无"的过渡状态也将会
至少再持续三年时间,然后是一年的土石挖掘、运输时间,接下去是目前还根本无法预测的建设期。
那么,几年前那场快速无情的民居、文物拆毁,树木砍伐的行为究竟意义何在呢?既然"天府广场" 的
建设遥遥无期,为何当初不有步骤地逐渐拆迁部分民居,全面保留皇城清真古寺,尽量保存那些茂密
的梧桐树林?为何不利用充裕的时间举行公开的国际方案招标,既利于提高成都的国际知名度,又可
以集思广益,获得一个既能充分考虑各方面综合利益,又能充分考虑工程的经济可行性,并能充分尊
重成都悠久历史文化的优秀方案?
  其次,如前所述,成都历史上已形成为一个单中心结构的、集中式城市。而笔者认为自六十年代
以来,成都市对市中心区的规划的最大失误在于一直被一种盲目求全、求大、求集中的"中心"狂热
所驱使:欲将城市众多不同的职能中心如市政府办公中心、文化中心、体育竞技中心、商业贸易服务
中心、餐饮娱乐中心等全都囊塞在一个局促的古城中心地段。经过尽几十年的过度建设,今天市中心
已拥有过多超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商业建筑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其过分集中的弊病早已暴露无遗:古
城风貌消失殆尽、交通堵塞日趋严重、城市公共空间极其匮乏、绿化指数非常之低。例如:1990年竣
工的可容纳四万多人的成都体育场,正处在拥挤的城市中心处,交通繁忙的人民北路路口,展览馆的
斜对面,距离天府广场仅几百米远。(图26、27)由于体育场周围人流疏散空间极其匮乏,以至于许多
的大型体育比赛都不得不被安排在晚上进行,以避开市中心区的交通高峰期。即便如此,每逢大型赛
事如全国甲A足球联赛的入场和散场,体育场周围、以至于整个市中心区域的公共空间和交通要道必
定上演人/车满为患、水泄不通的奇观。在这种城市建设极度饱和的状况下,为何"天府广场"还要雪
上加霜,继续往市中心填塞如此庞大的建设量?
  仅就机动车辆交通而言,如今天府广场以南的人民南路已经是成都最拥挤,交通流量最大的城市
道路,作为广场南北边界的东西向道路(东、西御街与人民东、西路)也均为交通繁忙的城市干道。
照城市规划的常理来说,"天府广场"的设计本来应协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一道,采取有力措施,
尽力将大量机动车辆向成都外环路疏散,尽可能限制车流涌入市中心地带,尤其是"天府广场"周边
的城市干道,从而有效缓解市中区的交通压力,使"天府广场"及其周围的城市公共空间尽量步行化。
比如,将来进出"天府广场"的人流无疑是巨大的,广场规划设计应尽量鼓励公众使用自行车和公共
交通设施如公共汽车和将来可能的地铁等,而限制私家小汽车的出入。成都市目前私人拥有小汽车的
比率在急剧增高,对于成都市中区极高的人口密度、有限的市政道路格网、急剧减少的绿化面积和日
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来说,修建中心广场停车场,鼓励机动车的大规模、频繁的出入,即使能
为开发商赚取短期利润,但对于成都市的整体、长远利益来说显然是有害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目
前"天府广场"的设计方案恰恰在这一点与城市总体利益完全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考虑公共自行车停
车场,反而还要在中心广场的地下三、四层修建全市最大的停车场!设计师和政府官员有否计算过,
这一"最大"停车场,即使能连带解决目前市中心某些地段的停车问题,其本身将会进一步吸引多少
额外的机动车辆从城市外围向市中心涌入?
  在此笔者要质疑的是:"天府广场"到底是一个属于成都市民的具有文化意味的休闲和集会的广
场,还是一个不自量力、一味求"最"的盲目工程?换句话说,在一个"天府之国"的中央,在为人
民修广场的名义下,究竟又是哪些力量在驱动着人们对"最"字工程的无休止的欲求?是政府官员的
好大喜功,是设计师的目光短浅、缺乏责任感,还是投资商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对商业利润的过于贪
求?
琅铛入狱的协议投资方?
  《华西都市报》在2000年12月2日一篇报道说:"据估计,天府广场的建设资金光地下就需要
1.6亿美元(不包括地铁车站的建设)……据悉,目前,以色列的兹维集团已与成都市政府签定了投资
建设地下工程的协议。"接着,该报在2001年3月2日一则简讯中再称"(两家协议投资方中)最著名
的是以色列兹维集团,该公司正与成都市政府洽谈在天府广场地下建设一个八万平方米的庞大的城市
停车系统。"其后,一切关于"天府广场"投资进展的报道都趋于沉寂。
  出于好奇,笔者开始在互联网上和图书馆中查看以色列兹维集团的背景介绍。调查结果使笔者大
吃一惊:"天府广场"的协议投资方━以色列兹维集团(Zeevi)的老板Gad Zeevi竟已在以色列琅铛入
狱!
  根据2001年3月的《环球以色列商务竞技场》(GLOBES ISRAEL'S BUSINESS ARENA)的报道,
自2001年3月,以色列警署国家重案组和国际犯罪科开始联合开展一项调查,指控以色列兹维公司
(Zeevi)与俄罗斯黑社会首领Mikhail Chernoy以及另外几个商业组织相勾结,进行一些非法商业交易,
其中包括通过不正当的洗黑钱形式帮助 Mikhail Chernoy等黑势力收购和控制以色列国家级电讯公司
Bezeq的股份。另一方面,警方也在积极开展工作,调查是否以色列政府尤其是电讯部门内部官员曾接
受贿赂,从而放松对电讯公司Bezeq的股份参股的监控工作。据报道,"以色列兹维公司(Zeevi)创始
人Gad Zeevi、身在以色列的俄罗斯黑社会首领Mikhail Chernoy以及其他一批涉嫌人员已于2001年
3月25日被以色列警方逮捕并提交审讯"。[11] 
  曾经过媒体大肆张扬,竭力炒作的"天府广场",目前已趋于沉寂。这是否与协议投资方的东窗
事发有关联?笔者当然难以知晓。然而相比"天府广场"其它一系列"背时"之举,这又何尝不是一
件幸事?因为即使按成都媒体所说━所有人都对建广场"望眼欲穿"━"天府广场"总不至于落到用
国外黑钱来修建的地步;也不会在工程大规模开工后,因投资方的突然变故而招来无尽的麻烦;当然,
项目搁置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终于能有时间冷静下来,理智、深入地回顾和反省整个"天府广场"事
件中的种种悖谬。
谁该反省"天府广场"?
  最需要反省的是,当然是作为"人民公仆"的成都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如果说六、七十年代"老
皇城"的毁灭尚可被归咎为整个时代的错误,那么八、九十年代成都市中区建设的严重失控和对古迹
的无情破坏的根本原因不能不归于领导的短视和盲动。成都并不是没有良好的城市规划,而是缺乏严
格按规划实施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的机制。自1982年成都被国务院批准列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
来,成都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都十分重视对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并一再强调避免以旧城为中心的过
度建设的倾向。然而事实证明,成都市中心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每每由于各长官的盲目意志和任意的行
政指令而远远超出原规划的控制。仔细看看今天市中心那两片空旷已久的草坪和周边混乱的建筑群,
成都的官员实在到了该猛醒的时候了: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中心已失去了太多太多,而"天府广
场"究竟前景如何,首先依赖于他们对整个成都市中心的建设/破坏史的反省程度如何。
  作为"天府广场"设计师的"贝氏",无论是从拥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中心的重要性,广大成
都市民的殷切希望,还是从建筑师自身职业的尊严和道德感,以及从维护一代大师贝聿铭的英名等各
个方面都应该重新审视整个事件。不同于众多只求短期利润的投资商,建筑师作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者、
时代文化的综合者和创造者,理应拥有更高尚的事业追求和更深刻的时代观察力,承担起更多的社会
责任,付出更多的辛勤工作。在这一方面,贝聿铭先生对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尊重、对建筑艺术的热爱
和对建筑师人生的感悟是如此的感人至深:"当你思考人类情感的历史━同时也是建筑的历史━你会
发现最富于想象力的成果往往在两种非常对立的思想和情感交汇之处产生。它们也许植根于非常不同
的文化土壤……但是如果它们走在一起,一种出人意料的丰富的关系就将产生……这就象播种和收割、
季节和心境的循环、光线与视野的移动。你永远不知道你种下的东西何时能够收获。滞碍可能是一次
性的也可能多次往复。你也许会已经忘记种下什么━一种经验、一种洞察力、一种与某人的关系或一
种哲学、一种传统。但是突然间,它会被某个完全不同的情形唤醒而绽放,这盛开的花朵可以洞穿坚
壁和整个时代。" [12]显然,如果继续依照"天府广场"中设计师所曾表现出的对城市悠久历史漠不
关心、对复杂现实不求甚解、以及对众多媒体的盲目宣传听之任之的态度,"天府广场"之花便永远
不会在新的都市文明中盛开,而只能为成都的沧桑历史再添新的遗憾。
  同样,极需反省的,是作为"人民的喉舌、政府和人民的桥梁"的新闻媒体。成都媒体对于"天
府广场"原址"皇城"的毁灭一事绝口不提,对它仍存留在成都市民心中的历史记忆不闻不问,对1997
年那场拆毁民居和清真寺的无端冒进的改建工程更是视而无睹。在整个"天府广场"的暄闹事件中,
新闻媒体扮演的角色便是将本来疑点重重、漏洞百出的"天府广场"设计塑造成一个人人称好,甚至
可达世界水准的设计方案。在历史问题远未澄清、现实问题又迫在眉睫的关头,新闻媒体居然编造出
"四、五十年的广场是封建帝王的遗风/六、七十年代的广场是火红年代的缩影/八、九十年代的广
场是对外开放的舞台"这样的步步高的赞歌来粉饰太平,掩盖伤痛。
  成都某些专家、建筑业内人士和社会文化的"精英人物"也曾在媒体上针对"天府广场"发言。
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并对成都的历史文化有着比常人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理应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但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大多也表现出同样的趋炎附势、八面玲珑的姿态。
  依长官意志肆意炒作新闻,对历史与现实的谬误麻木不仁、百般避让,围绕"天府广场"事件的
众多媒体和某些公众人物的丧失职业尊严的行为,无疑将会给成都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城市历史
文化的认知态度以及公众对城市建设的参与意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为何同样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对于"东方广场"的建设和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方案设计,
从学术界到公共媒体都可以看到认真思考、富于勇气和良知的批评,而对于"贝氏"的成都"天府广
场"设计,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吹捧、赞扬?
  从"皇城"的消亡,到"贝氏""天府广场"的闹剧,至今在成都的公众媒体和学术媒体上未见
任何深刻的批评和开放的争鸣,这是绝对不正常的。这表明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天府之国的中
心,尚不具备深刻地反思历史、检讨失误的勇气,同样也没有承接现代都市文明中重要一维━民主精
神的胸怀,当然也很难保证在长官意志、投资利润与百姓权益、城市长远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抵触时
做出深入的研究和英明的决择。

 
图片附注: 
本文图2-10、12、14选自《四川历史文化名城》应金华,樊丙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第一版)。
图11、13、15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四川省·成都市建筑志》,成都市建筑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年9月版)。
图16选自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Kristin Staple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London, 2000)。
图17、18选自《中国城市百科丛书 成都市》中国城市百科丛书编委会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10月北京第一版)。
图19-22选自《失去的建筑》,罗哲文,杨永生主编,(中国建工出版社,1999年2月版)。
图25选自《成都市志 房地产志》,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出版社, 1993年8月版)。
图26、27选自《成都建设五十年》,成都建设管理委员会编,(四川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图28、29选自建筑网站www.abbs.com.cn
--------------------------------------------------------------------------------
[1] 该评语摘自成都市规划委员会对"贝氏"案的总体评价。转引自《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日
报导:www.wccdaily.com.cn/0012/02
[2] 庄裕光,"渡尽劫波说'皇城'",《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冯至诚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
年12月第一版)第42页。
[3] 关于成都古城的历史简述系参考以下两书综合汇编而成:
《四川历史文化名城》应金华,樊丙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四川省·成都市建筑志》,成都市建筑志编纂委员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1994年9月版)。
[4]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城市规划志》,"大事辑要",(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8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四川省·成都市建筑志》,成都市建筑志编纂委员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1994年9月版)。第90页。
[5] 庄裕光,"成都皇城清真寺",《失去的建筑》,罗哲文,杨永生主编,(中国建工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92页。
[6] 成都市建筑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古建筑一览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志·四川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年9月版),第37页。
[7] 关于贝聿铭退休及其事务所的变更情况,当时美国一些建筑杂志有所报导。如:Architecture 1990
年2月专稿"Changes for Survival", 和Enginnering News-Record 1993年12月13日封面故事"The 
Perils and Pearls of Pei Cobb Freed"以及短文"Retirement Is Prime Time for Founding Partner"
等。另关于"贝-考布-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设计项目情况,可查阅该事务所网址:
www.pcf-p.com
[8] 《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日:www.wccdaily.com.cn/0012/02
[9] 同上。
[10] 同上。
[11] 见《环球以色列商务竞技场》(Globes Israel's Business Arena)系列相关报道:
http://www.globes.co.il/serveEN/globes/DocView.asp?did=479300&fid=1327
[12] 贝聿铭原言论出自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78年3月16日,转引自Michael Cannell, 
I.M.Pei, Mandarin of Modernism,(Carol Southern Books, New York,1995),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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