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力作《紫色的喇叭花》，第二稿，故事曲折动人、令人深思 作者：刘洪春 -上传日期：2004/12/21 中篇小说                   紫色的喇叭花   作者题记：     这里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现在的女孩子们，真应该好好读一读，了解了解你们的母亲们当年是如何做女孩的。                    作者  刘洪春                       一    四丫头家的院墙很矮，每到夏秋，墙头上便爬满了许多好看的喇叭花。那种喇叭花，是北方农村最常见的一种小野花，墙上、树上、篱笆上，它都可以尽情开放。它的生命力极强，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只要有点水分，有点阳光，便能快速生长。它又是极美丽的一种小花，那颜色有鲜红的，有洁白的，还有紫色的。最好看的就是紫色的那种。四丫头家的墙上，每年总是紫色开的最多。 四丫头是她的小名儿。    起初，我的伙伴中并没有四丫头。经常来找玩的，是另外两个小朋友。 院门口，传来一个孩子的喊声，是其中的一个找我玩儿来了，他叫小虎子。 我答应他一声，飞快地溜下炕，跑到当院。奶奶在屋里叮嘱：“别跑远了！” 我答应着，跑了出去。 小虎子，个头和我一般高，年龄也和我一般大，都快五岁了。这些日子，他经常来找我玩儿。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我们俩正在院子里玩着，又一个人来找我了，他叫土生，今年也五岁多了，比我和小虎子都大，也比我俩长得高些。因此，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自然成了我和小虎子的头头，我俩都愿意听他的。 现在，我们仨成了真正的好朋友，玩耍的好搭档。我从院里找来一跟细麻绳，于是，我们便开始玩拉车。土生当赶车的把式，我和小虎子扮演拉车的。他在前边拉，我在后边拉。一连几天，我，土生和小虎子都玩着这种我们自认为相当有趣的游戏。有一天，土生看我的力气较小，便把我换到前边去，让小虎子在后边，他自己则继续“驾辕”，细麻绳拴在我和小虎子的腰上。但是，正是因为我的力气较小，有一次，我突然一用力，小虎子措手不及，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腿上的皮都破了。我心里很难过，真感到过意不去，因为这都是由于我的缘故。我很想说几句抱歉或者安慰的话，可五岁的我，语言表达能力毕竟是太差了，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到底说什么好。幸运的是他们两个都通情达理，没有一句埋怨我的话。土生太好了。他长得极为可爱，大眼睛，高鼻梁，圆脸蛋，也极聪明。正当我不知如何向虎子表示歉意的时候，土生又建议我们玩别的游戏了。的确，对于拉车，我们已经感到厌烦了，想换换别的游戏方式了。 我的朋友也陆陆续续地多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每天居然有十几个小朋友来找我玩。他们当中，有牛牛，胖胖，二旦，还有四丫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来找我。来我家的这些人，既有小小子儿，也有小姑娘。那些天，是我童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在一去追追打打，吵吵闹闹。我们玩堆土山，夹小篱笆，过家家，捉谜藏，还挤旮旯儿--虽然天气并不冷。我们这帮孩子，就像一群快活的小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蹦蹦跳跳，真是开心。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来我家玩呢？大概是因为我家院子大，而奶奶也特别喜欢孩子们吧？ 但是不久，我们的活动却逐渐衰落了，我的朋友也一个一个地减少了。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而且无形之中成了我们的法律，那就是：谁家只要一有挨斗的人，大家就不跟他玩了。挨斗的人都是坏蛋，我们还能跟家里有坏蛋的人在一起玩吗？第一被我们开除的，是老张家的二蛋。他的爸爸在大队部挨斗了。我看见了。那天，姑姑抱着我，在会场中央挂着大牌子挨斗的就是他爸爸 。 二蛋，首先被我们的小集体开除了。我还记得，当他最后一次来找我们，而我们大家都不理他的时候，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紧咬着嘴唇，都快要哭了。他慢慢地转身，走了。走远了，又回头再看我们。那目光，真是充满了留恋。以后，他再也没有来过。 第二个因为同样原因被迫离开我们的，是常家的牛牛。他的二哥哥虽然没有挨斗，可胸前挂个大牌子，手里敲着小铜锣游街了。游街，不跟挨斗一样吗？他的二哥游街时，就从村里的我家门前经过，我们大家都看见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人游街，开始，瞧那样子，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幸亏，旁边一个人提醒我：“小孩子，别瞧那好看！他是坏蛋，坏蛋才游街！” 我绝不是坏蛋，我想。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为了证明这个，也让别人也相信，我便经常在游戏中争当“革命群众”而不演挨斗的坏蛋。那时我们剩下的人，经常在一起玩这种游戏：模仿我们在大队部看见的场面。我们的游戏，就在我家院子西边的土坡上进行。土坡成了主席台。除了挨斗者和押着他的人之外，其他的人都坐在土坡上看着。“批斗会“上，“挨斗”的人的两支胳臂被高高撅起，就象真正的“喷气式”一样。有一次，胖胖说，由于“革命群众”用力过大，他的胳膊都被弄疼了。我扮演“革命群众”时，也学着在大队部看到的样子，不让挨斗的人在撅着屁股的同时用双手扶住双腿（以支撑身体）。如果撅的时间长了，腰累了，腿酸了，双手不由自主地扶到腿上，造反派就会出其不意地从后面照着他的手飞起一脚。当然，真正的批斗会上是狠狠地踢，而我们仅仅是象征性的碰一下而已。 牛牛走的时候，好像是挺知趣的。他没有像二蛋那样依依不舍眼泪汪汪地离开我们，而是在他二哥游街的当天下午就自动不来找我们了，这样，也就用不着我们开除他了。 我们剩下来的人，有时，还在一起唱歌。虽然整首的歌唱不下几首，但我大部分还清楚地记着。是不是我的脑子特别好使？歌儿都是我们跟大人在社员大会上学的。那时我们还没有上学。我记得，有一次，邻近三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们都来到我们二队场院来开会，把二队场院挤得满满的。天很热，会还没有开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主席台--四辆马车搭成的台子--教大家唱歌。教的什么歌儿来着？曲目我忘了，我只记得，歌儿的最后两句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我清楚地记得，教我们唱歌的人，肯定不是北京人，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外地口音，我们只能勉强听懂。他总是把“百炼成钢”唱成“掰断长竿儿”。每唱到这一句，我们都忍不住想笑。 牛牛走了，二蛋走了。但是，有一个人的“走”，却使我感到非常失望。一天晚上，土生的爷爷被押上了大会的批斗台。第二天，伙伴们便“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把他开除了。我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土生毕竟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朋友啊！可是看着大家义愤填膺的样子，我也无可奈何。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同情与友谊，我把我最心爱的一根红玻璃丝送给了他。那时四丫头送给我的心爱之物。他默默地接受了。对于这种“丧失立场”的行为，我当然没敢让其他小伙伴们知道。但是，以后每当伙伴们来找我，并且我跟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土生来。他的小篱笆夹得可好了，捉迷藏时他藏的地点也最不容易找到。 最后，真正使我感到绝望的是，大伙居然也不跟我玩了。为什么？我的叔叔挨斗了！我们家有人挨都了，大伙自然也不跟我玩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 我第一次感到寂寞了。 我怀念我的朋友们，但我也知道，他们决不会再来找我了。我已经失去了和他们在一起的资格。经常，我一个人，很长很长时间，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半天一动不动。大人们的事情很多，要生产，要生活，要革命，要忙家务，不能整天哄着我。我闲得难受，有时便自己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我在柴禾堆里发现了一个收获时落下的一个小玉米，便把它掰下来，剥去外面已经枯萎了的叶子。这只玉米长得很小，和我的拳头差不多，果实呢，更是少得可怜，只有短短的两行，十几了玉米粒。几乎是个“瞎棒子，”我有事做了！我来到院子中央，高高地叫起了鸡。随着我的叫声，两只鸡，一只公的，一只母的，颠颠地跑了过来。我扔了几粒在地上，它们抢着吃了，并继续用希望的目光望着我。下面最有意思了，我把两颗玉米粒向东扔去，它们就迅速向东边奔去；我把两粒向西扔去，它们又赶紧奔向西边。它们就是这样被我逗着跑来跑去。我有心多逗它们几回，可惜手中的玉米粒太少，很快就扔完了。当它们发现我手中确实什么也没有了的时候，终于失望，也许是满足地离去了。南边墙根有一个不大的粪堆，它们在那里可以继续用爪子刨找食物。 我又无所事事了。奶奶发现了我刚才的举动，便告诉我，以后再在柴禾堆里发现小玉米，不要喂鸡，应当放到屋里装粮食的的小坛子里。“它们饿不死，”奶奶说。 我无所事事，便继续在柴禾堆里东翻西找，希望有新的发现。可翻腾了半天，去一无所获。几天以后，即使我再有小玉米粒之类的东西，它们也吃不到了。因为那曾在我寂寞的时候给了我些许安慰的两只鸡，被奶奶拿去卖掉了。为什么？母的不下蛋。不下蛋的鸡对庄稼人没用。庄稼人养鸡喂鸡，是为了下蛋卖钱，换些个油盐柴米，那时候叫“鸡屁股银行”。鸡不下蛋，还得喂它食，宰了吃肉又舍不得，奶奶便把它捉住，用小绳子绑着，拿到国家的收购站去换几个钱。看着可怜的两只小鸡被捆得嘎嘎直叫，我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 。到了收购站，真把我惊呆了：那么多鸡呀。收购站的一间大屋子里，足足关了上百只大大小小的鸡。 回来时，我问奶奶：“国家要那么多鸡干嘛呀？” 奶奶想了想，说：“宰了，给毛主席吃。” “那些鸭子呢？” “也是给毛主席吃。” “那些兔子呢？” “都是给毛主席吃！” 跟奶奶从收购站卖鸡回来，我只好又自己在院子里玩。与其说是玩，不如说是在消磨时光。而时间仿佛不动了似的。看蚂蚱在草丛里蹦，看树叶在烈日下低垂，看蚂蚁在为生计忙碌。偶尔，有只麻雀从房檐飞过。正是夏天，烈日炎炎，知了在树上烦躁地一声接一声地叫着。 我站在院门口，街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动静。空荡荡的村街啊！ 我渴望着发生一点什么事情，那怕是灾难也行。我太寂寞了。 一个孩子在挨打，他手里攥着一把什么东西，一边吃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吃。那动作，与其说是吃，不如说是狼吞虎咽地在啃。他的妈妈在后边追打他，可追不上。快到跟前，我看清楚了，那个孩子和他的全家就是我们所在的生产队的。此前，他妈叫他到合作社--我们农村管商店叫合作社--去买酱油，可他却由于饿得难受，把他妈给他的八分钱买了油饼吃了。这就是他挨打的原因。那时农村孩子并不能经常吃到油饼。 很快，那母子俩就无影无踪了。不知道追上了没有。我想像着我看不到的事情。 知了仍然在刺耳地叫着，树叶依然在阳光下低垂。我还是寂寞与无聊。我甚至怀疑刚才的事是否发生过，是不是我的幻觉？ 笑声。随着笑声，我看见几个同龄人，离我远远的，在跑，在玩，在闹。我认出来了，尽管他们离我老远，我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我从前的伙伴们。它们玩得多么开心呀！可我只能远远地干瞪眼瞧着。他们也发现了我并朝我这边张望。可他们并不理我。我真想冲过去揍他们一顿。我发现，他们的人数又明显地减少了。又有谁被开除了？ 他们消失了，我看不见他们了。我只得又继续张望那些死的、不动的屋顶，院墙和土路。空气多么令人窒息啊！ 天气真热，我就这样在太阳底下长时间地晒着。 我实在无事可做，便闹着让奶奶带我出去玩。奶奶不带我出去，她说：外边乱。可我哪里肯听？继续整天缠着奶奶。奶奶说，听话，在家。还说，你看人家四丫头多听话，哪儿也不去。奶奶还给我讲故事，说笑话。奶奶说的顺口溜是这样的：         小姑娘， 十几了？ 婆婆捎信儿要娶了。 一对龙， 一对凤， 金瓜越斧朝天登。 小红鞋， 蝴蝶梦。 爹也哭， 妈也哭， 姑爷过来劝岳父： 岳父岳父你别哭， 姑娘到我家， 梳油头， 戴大花， 红门帘， 盖红被， 扎花枕头要一对。 八仙桌， 摆银钟， 乌木筷子摆茶盅。 白面烙饼卷大葱， 咬一口， “咔咔称！”   还有： 大麦王，小麦王， 上东头，瞧老娘。 老娘让我屋里坐， 爹爹让我吃饽饽。  大嫂子出来瞅一瞅，  二嫂子出来扭一扭，  甩起袖子我就走！  不从你家大门走，  不从你家二门走，  专从你家墙头走。  墙下卧个大黄狗，  撕了我的裙儿，  咬了我的手，  王八羔子不给我看着狗！ 奶奶的故事老掉牙了，我不爱听。 就是这时，漂亮的女孩四丫头再次进入了我的生活。 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后,快进入学龄的时候。她就是四丫头。这个邻院的漂亮女孩之所以叫四丫头，是因为她的母亲总共养过四个姑娘，除了早年夭折的两个以外，她现在“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很小的弟弟。 对于四丫头勇敢地来找我玩，我感到非常地感激。记得，当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曾问过她：“你真的是来找我的吗？”“是呀。”四丫头歪着可爱的小脑袋说。“你不怕我们家也有人挨斗吗？”“不怕。” 四丫头的回答几乎使我掉下泪来。 四丫头的出现使我身边重新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我眼前重新跳起了倩丽的身影。奶奶因为我重新有了玩伴省下了不少精力，姑姑也因为我又有了不止一个的玩伴而感到欣慰。 四丫头的到来，又吸引了不少小朋友重新回到了我家院落。 四丫头可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武枪弄炮。她是女孩，女孩有女孩的特点。 四丫头喜欢用红皮筋扎小辩； 四丫头喜欢喇叭花戴头上； 四丫头喜欢跳绳踢毽儿； 四丫头喜欢过家家。 四丫头最喜欢玩玻璃丝。她能用玻璃丝织出许多精美的图案。她曾手把手教过我怎样织“红军桥”，怎样织“面条”、“驴槽”、“死蚂蚁”等。我断定，那段时间是四丫头一生，至少是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和四丫头还玩了一回我终生难忘的新郎与新娘的游戏。土生是那次游戏的见证人。 有时候我和四丫头还去找我的叔叔玩。我的叔叔四十多岁，虽然才那个年龄，可头上的头发全掉光了，只剩下黑黑的一圈。他是我们村里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正在家里反省呢。我们家挨斗的就是他。 叔叔的屋里有一把不知多少年了的破京胡。见我和四丫头到来，就给我们俩拉京胡听。他既给我们拉普通歌曲听，也拉京戏。既会拉古代京戏，也能拉出现代京剧的旋律。他的京胡技法极为娴熟，真不知道那么一把破了的胡琴儿，他竟能拉出那么多好听的乐曲。有时候，他还有意在某一首曲子的结尾，手中的玄突然一滑，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音乐效果，引得我和四丫头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叔叔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文艺，用他的话说，他是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对了，他吼出来的京剧还真是像那么回事呢。 京胡拉腻味了，他说，走，我给你们捏鸟去。说罢，带着我俩到院子里，他一个人，又是端水，又是活泥，亲自动手，忙得满头大汗，一会工夫就给我们捏成了一对活灵活现的泥鸟。那泥鸟，用玉米粒作眼睛，用小木片儿当嘴巴。看着那活灵活现、呼之欲飞的小泥鸟，我喜欢得不得了，恨不得当场就拿在手里。叔叔说，把它放在院子里或窗台上，在太阳下面晒着，等晒干了，就可以拿在手里了。不过，他捏的这两只“鸟”，说是这种鸟也可以，说是那种鸟也可以，看成一只鸽子也行，甚至看成一只鸡也成。 这就是村里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家里过的“反省”生活。 可惜不久叔叔就被派去干活去了，他本来答应我们次日再捏的什么东西也就捏不成了。社员们都在地里干活，老在家里过“反省”生活，那到便宜他了。村里的造反派派他去干只有壮劳力才干得了，干不了的只有“地富反坏”才有资格干的最重的活计---挖河泥去了。 那段失而复得的快乐时光极为短暂，我们很快就到了上学的年龄。                   三 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教我们的林老师也是“一年级教师”，在我们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也是她参加工作，成为小学教师的第一天。  四丫头正好和我同班，而且还是同座。 后来回想起来，我们的老师林老师好像没有上过师范，甚至没有经过短期的专业教师训练。 第一堂课她教我们背语录。我们上学的前几年，由于纸张困难，没有教科书。用的书都是学校自己油印的。除了学油印的课本，很大一部分课程就是学语录。林老师也不例外。林老师来上课，从来不带而且她也没有教案，只有一本小小的红色语录。第一堂课上，她教我们背诵：“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除了背语录，我们的另一个重要课程或者活动就是挖防空洞。那时候，全国不少地方都掀起了挖防空洞的热潮，我们小学也不例外。今年学校决定，每个班都得在教室前挖一个防空洞，包括一二年级的低年级学生。林老师说，所以的人，都必须积极肯干，吃大苦，流大汗，迅速把防空洞建成。林老师还说，还要根据每个人在劳动中的表现进行评比，然后，根据评比的结果，发展一批红小兵。 一想到那诱人的三角型塑料牌牌，我们每个人就像服了兴奋济一样，干起活来非常卖力。要是能戴上那个标志，该有多光荣啊，而我们全班现在只有几个人有资格戴着它。 校园里，不比农田那么好挖。地下厚厚的一层，全是些砖头瓦块，铁锹根本挖不动。脚下是那么坚硬，而我们的力气又是那么弱小。 林老师有一样是好的，同学们干活，她也决不歇着。我敢说，不要说全班学生，就是全校的女教师，也没有一个干得过她。她热得脱去了上衣，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小褂，裹着鼓鼓的胸部，腰带还系得紧紧的。七八岁的我们，当然还不懂事，但路过的高年级学生似乎已经懂得了，他们当中有的上学晚又蹲过班的男学生已经十三四了。他们好像都尽量不去看那凸起的地方，可越是不想看，眼睛越是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瞧。 林老师刚满十九岁。 而她却毫无察觉，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小，她不在意？也许是根本想不到旁边还走着高年级的学生？她越发甩着膀子，干得飞快。汗，顺着她的脖子，额头，双臂流下来，薄薄的小褂都湿了。她身后的新土，也越堆越高。其实，我们班的这个防空洞，大部分是她一个人挖的。她一边不停地干着，一边不断地催促我们：“大家快点干！瞧人家一（1）班，干得多欢！” 我们可比不了小伙子似的她。 “林老师，我们累了。”土生说。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林老师，天气太热了。”我说。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林老师，我想喝水。”小虎子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林老师刚说出这么半句，却突然“卡壳”了。她想不出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人可以不喝水，没有这方面的语录。毛主席语录不可能解决任何大小事情。林老师发现大多数同学已经掉了工具，气喘嘘嘘地坐在土堆上，也只得作罢，宣布休息，把铁锹往土堆上一插。 两星期后，全校每班教室前都挖好了一个防空洞。我们班的也挖好了，够宽够深了，搭了顶。 全校演习开始了。当时进行的那种大规模的防空演习，毫无疑问是一九六九年乌苏里危机在全国引起的反映。其实，若干年以后，我再想起这些事，我认为，在当时京郊农村某些地方的这种做法，其实已经晚了一步，仅仅是形式主义。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一会晤，柯西金吃了烤鸭，形势就有了缓和，甚至有人说，“不打仗了”。“演习”的时候，由学校专门指定的体育老师石老师负责吹哨子。哨音一响，全体师生便迅速进入秫秸杆搭成的地洞，以躲避苏修重型轰炸机的攻击。 第一次演习，正上着课。突然，哨音响了，响亮而急促。同学们迅速从座位上蹦起，呼啦一阵拥出教室，像一群受了惊的小老鼠，纷纷钻进洞内。 地洞里，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针一样细的几丝光亮透进来。挤在里面，非常凉快，停好玩的。突然，“呼啦”一声，我们班的地洞塌了。四丫头腰被砸伤。她被送进了公社卫生院。伤得不轻。                                                      四 四丫头被砸伤，我心里很难过。几天后，刚一听说她出院，我就和几个同学，包括小虎子和土生，迫不及待地去看她。远远地，我就看见了四丫头家那矮矮的院墙；走近了，又看到墙上那开着的喇叭花。 四丫头姓李，她爸爸就是李春林，她在家排行第四。李家的三间小房，位于村庄最南边的位置。再往前，是一个臭不可闻的大水沟，全村的废水都排向那里。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热得厉害，空气仿佛是水蒸气一样，还离它老远就觉得呛鼻子，成团的苍蝇在那里嗡嗡叫着。三间坯房，很旧很矮，个子高的人进去得低头甚至弯腰。墙上的土坯砌得极不规则，外表胡乱地糊着一层泥巴，许多地方已经脱落，露着寸长的麦秸。整个二队的房子，虽说不上有几家高大的，但李家的最矮，看上去就像一个老挨欺负的小学生被别人恶作剧般地塞在队伍中似的。小小的院子，用玉米杆围住三面做院墙。另一面，除了出口，还有一个猪圈。圈里没猪，只有一个不知多少年了的旧猪食槽。窗台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些铁丝、劈柴等，墙上贴着几个煤饼子。 我们几个在门口站住。我注意到，墙头上那好看的喇叭花，今年依然是紫色的多，只是，还没有到满墙开放的时候，只有寥寥的几朵点缀其间。 “四丫头在家吗？” “大妈在家吗？” 四丫头的妈妈，我们叫她大妈，是个瘦小的小脚老太太。 “谁呀快进来。”里边传出一个沙哑而低沉的声音。 我推开门，“吱”的一声，不是门响，是锅台边的两只耗子飞也似的钻进洞内。我们从外间依次进入里屋。 立即，一股子不知是什么的气味，直钻人的脑子。屋里，地方太小了，小小的炕，占去了一大半，只剩下窄窄的一条。 我说：“大妈，我们来看看四丫头。” 大妈盘腿坐在炕上，吃啦吃啦地纳着鞋底子。她抬眼看我们：“啊。你们来啦？四丫头这几天老念叨你们。”啊，她的眼睛，多么暗淡，仿佛全是哀伤与忧愁。她是个极典型的农村老太太，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脸上聚着深深的皱纹，额头上，仿佛有数不清的蚯蚓胡乱地扭在一起。这些蚯蚓，交噬着，扭曲着，摆脱着，挣扎着。她咳嗽了几声说： “四丫头刚才还念叨你们那，老惦记着上学去，我没让去。为什么？伤筋动骨一百天，且好不利索呢。” 我们来到四丫头身边。此刻，她还没有发现我们，睡得正香，嘴角竟然还露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也许，正做着什么好梦吧？ 我发现，在这个家里，除了盖在四丫头身上的一条破旧的棉花套子已经滚露出来的被子外，别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任何放着的衣被了。仅有的这床被子，已经分不出是什么颜色了，上面缝着好几块大大小小的补丁。是不是还有别的被子晾在当院呢？我欠起脚，发现外面阴着天。 “大妈，你们，夜里就盖这一床被子吗？”站在我身边的小虎子也看到了，问道。 “晤，”大妈看了我们一眼，苦笑了一下，活动活动一下盘着的腿，“这间小屋，闷得厉害，到了晚上，不盖着被子还热得流汗呢。” “那，到了冬天呢？”小虎子刨根问底。 “冬天？”大妈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说，“冬天，也就这么一条，人多，挤在一块，暖和。” 我知道，这个家庭总共有五口人，四丫头是最小的一个女孩，她底下还有一个几岁的小弟弟。现在，这个小男孩就坐在炕上玩呢。 沉默。 “四丫头好点了吗？”我问。 “头晌打了针，脑袋还挺热的。晌午吃了一点饭，不知为什么，伏在我身上委屈地哭了一会，累了，就睡着了。” “这孩子，真让人操心。”大妈说着，往里挪一下身子，腾出一块地方，“哎，你们都坐下，干吗站着。” “大妈，我们不累。”我们这样回答。 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的人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不是不想说，我们都非常想说点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屋里响着大妈吃啦吃啦地纳着鞋底子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四丫头翻了个身，刚要睡去，一睁眼，醒了，一眼看见了我们，吃了一惊，大概觉得我们是从天而降吧，或是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她高兴了，苍白的脸上现出笑容，兴奋得要坐起来。大妈斥了她一句：“烧还没退呢！” 她不再固执，顺从地趴在枕头上，听我们与她讲话。讲学校里的事，讲同学们之间的事。每听到逗乐处，她都要咯咯得笑出声来。每笑一次，随着肩膀的颤动，枕头糠都要从破开的小口里流出一点。 “你好点了吗？” “你们来我就快活。” “腰还疼吗？” “睡觉时不疼。”四丫头笑起来很好看，她用双手托着下巴，“刘潞哥，你那回说要借给我一本小人书，带来了吗？” “下次我一定带来。” “虎子哥，我什么时候能上学呀？” “听我奶奶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伤了骨头，得躺好几个月。” “唉--”四丫头大人似的，拉着长声，失望地叹了口气。她趴着用双臂支撑着身体。 “也好，”大妈纳着鞋底，用针拨弄一下头发，说：“在家躺着，省得出去给我找病。” 沉默了一会，四丫头又问，“学校最近怎么样？” 我说：“也没什么事。钻防空洞的活动已经结束，最近又搞起了野营拉练训练。学校要求每个人做一把红缨枪，打一个背包。” 四丫头无不遗憾地说：“唉，可惜我去不成了。” 她妈妈说：“去不成就去不成了，几十年前就有孩崽子们拿红缨枪的，怎么到了今儿个，还有人怀念那兵荒马乱的年代？” 踏踏踏，门外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不用见人我就知道，是四丫头的爸爸---李春林回来了。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走路时鞋底子离不开地面。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头发很少，脸色焦黄，驼背。不过进门方便，不用低头就进来了。 “大爷，您回来了？” “回来了。”他答应了一声之后，就仿佛以为我们已经不存在了似的，径直走进里屋，一屁股坐下来。 “你干吗去了？”大妈问，“一家子都等着你呢。又去牲口棚下棋去啦？” “咳，什么时候，我还有那份闲心。再说，我好久没去牲口棚去了。”李春林说着，抬头看了孩子妈一眼，闷闷地说：“刚才。我去了。” “借来了吗？” “没有。” “为什么？” “罗书记说，地主，富农不能借钱。这是队里不成文的规矩。他说，不开这个头。” 我知道，四丫头家的成份是富农。虽然四丫头在学校里品学兼优，但她当不上红小兵。成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提起李春林的成份，我不禁想我爷爷说过的故事。爷爷说，“解放”前，爷爷家的土地不算少，生活还过得去。头“解放”三年，那时还是他的父亲，我没见过面的老爷子当家。老爷子欠了别人一笔陈年老帐，债主催得紧，可老爷子手头又没有现钱，只得一狠心，卖块地吧。卖给谁呢？卖给了李春林他爹。听说，李春林爹攒了半辈子银子，为的就是有一天买房子置地，好光宗耀祖，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那年，攒了点钱，终于得到了机会，将祖产扩大了几亩。没想到，就是这一买一卖，决定了我爷爷和李春林后半生的命运。我爷爷家由于卖掉了这块地，“解放”前夕又分了家，人均拥有土地比全村平均水平少了点，土改的时候，划成了上中农；而李春林呢，由于他那早已死了的老爹买进了我那早已死了的老爷子的那块地，他家人均占有土地就比全村人均标准高出了一些，因此被划成了富农。想当初，做这笔交易的时候，老爷子由于急需现钱，吃了点亏，到解放后一划成份，真是万幸，占了大便宜。而李春林家呢，当初好像占了点小便宜，可解放后，把我家卖给他的这顶“富农”帽子戴了整整三十年，真是得不偿失。 我正想着，只听大妈又说：“那没借来钱，怎么办？” 李春林说：“我又找了会计，我把人家说烦了，人家一急，哗啦！拉开了抽屉让我看，全大队一分钱现金也没有。” “那也得想个法子，给孩子治病呀，明儿个，还得打针，吃药，换药，捅多大窟窿，也得给孩子瞧！” “谁说不是呀！我又去找了他（指我）叔叔，前几天，他不是又当了队长了吗。他跟我说，会计说的是实情。队里没钱。后来，他实在没法子，他自己掏出一块五毛钱借给了我。”说着，李春林从衣服里的什么地方，小心地掏出一堆皱皱巴巴的毛票，又数了一遍，放在炕沿上：“先打针吃药吧。回头，再拿主意。” “唉，”大妈收起那钱，“棒子面也没两瓢了，明天就没吃的了。”  李春林默不作声。 “你死啦！得想个辙啊！”大妈喊起来了。 “哎呀你就别唠叨了，我这心里够烦的了！”李春林粗暴地喊了一声，摸出烟袋，却发现烟盒包是空的。 “大妈，我们走了。” “大爷，大妈，明儿见。” 听到我们的告别，他们仿佛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刚才他们争吵的时候，一定是把我们忘记了，或者是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当成了他家的那一堆孩子。 “明天你们一定来呀。”四丫头趴在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我握上去，灼热，烫人。 “好，明天我们一定再来看你。”我们说着，出了李家的院门。在院外，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刚才屋里太闷了。外面的天空，阴沉得多么可怕啊！空气仿佛渗着水。 小虎子说：“要下雨了。” 果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雨水哗哗地抽打着那仅有的几朵小花。                     五 一年多以后，四丫头的伤才渐渐地好了，我们满以为这下她家没什么急的了。没想到，又一场变故，似晴天霹雳，突然降临在这一家人头上。 她家靠拣白菜叶，煮小麦粒，和邻居家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周济，勉强地度了些日子，眼下，又揭不开锅了。 这天上午，李春林去地里送肥。他先把队里猪圈里的一堆猪粪，装了满满一车，然后，就赶着这辆小驴车，往地里送。 他要去的地里，离村不远，约有二里地。回来的时候，路过青枝绿叶的玉米地。小驴车在玉米地中间狭窄的小道上吭哧吭哧地走着。驴悠燃自得，他却没有那份闲情。从昨天起，他家就已经完全断顿了，大人孩子没吃的，只喝过几瓢凉水。干了半天活，肚子饿得咕咕叫，不时头晕眼花。突然，他的眼睛睁大了，他看到了土道两旁的玉米。现在已经是秋天，玉米杆上，已经长出了不太饱满的玉米。一棵上，有的长着一个，有的长着俩，不少还吐露着嫩黄色的穗穗。他小意识地往四周看看，无边无迹的青纱帐，见不到一个人，只有沙沙沙的叶子声。 “吁--”他吆喝着，停下了小驴车。 他来到一棵高大的玉米前，那上面长着两个嫩绿的玉米。他迟疑了一下，拉住一个，撕开一点绿皮看，白嫩嫩的玉米粒，已经长了一些。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毕竟可以充饥。 这个平时极为老实的庄稼汉子，平生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不禁耳热心跳。他又不由自主地向四周望望，只有叶子的沙沙声。终于，求生的本能，消除饥饿的本能，促使他下了决心。 他掰下了玉米，撕开绿皮，还没等全撕下来，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很快，第一个玉米吃完了，接着，他又以同样的速度，吃了第二个，第三个。 三四个玉米下肚，心里仿佛舒服了点，身上也仿佛有了点劲。只是肚子里似乎不太正常，一会这里动一下，一会那里动一下，肠子精神抖擞，到处蠕动。吃完后，他从地上站起来，把棒子皮埋在土里，准备走。猛然，他想起了老婆，想起了他的孩子们。她们也好几顿没吃上饭了。 当即，他又掰了十几个青棒子，藏在驴车底下。当他把最后一个掰下来准备藏到车下的时候，几只粗壮有力的手按住了他。抬头一看，汗，立即顺着脑门子流下来。他傻眼了。是西街大队两个看青的知青。当即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以上这些，是后来批斗会上的揭发，和李春林的交代，以及邻居社员们的议论，我才知道的。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当天晌午了。当时，太阳升得正高，我正催着奶奶做饭，当街突然热闹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怎么回事？我正要跑出去瞧瞧--我这个岁数的孩子，正是爱看热闹的年龄。贪起热闹来，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我正要跑出去，小虎子，推门而入，看见我，大声宣布：“快去看，四丫头她爸爸给逮住了，正游街呢！” 什么给逮住了？正游街呢？我弄不明白。小虎子竭力向我解释，可越解释越不明白，越着急说话越结巴。干脆，他伸手拉住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跑。 我被拉到院外。往南望去，在人群的簇拥下，李春林正迎面走来。跟着游街的人不少，但大部分是孩子们在起哄。见走近了的李春林，脖子上挂着一圈显眼的东西，那是他偷的十几个青棒子。十四个青绿的玉米，结成一圈，头拴住尾，尾拴住头，挂在胸前。手里，还不停地敲着一面小铜锣。“咣咣”的敲锣声，非常震耳，几乎全村都能听见。跟在李春林前后左右的几十个孩子，更是千姿百态。有拿镰刀的，有背小筐的，光着膀子露着怀的，光着屁股露着腚，啃着贴饼子窝头，甚至还有端着饭碗的。铜锣敲响一声，他们便跟着起一阵哄，嚷着，跳着，跑着，蹦着。 全村的人，几乎都出来瞧了。人们站在门口，墙头，议论着，指点着。 “真丢人！”有人说着。 走到李家门口了，民兵命令：“大声点，使劲敲！” “咣！咣！”锣声更响了。 李家屋里，我听见四丫头和她的姐姐在哭。 人群乱纷纷向北走去，只留下纷扬的尘土。 这天晚上，天阴沉沉的，晚饭后，写完作业，玩了一会，我就回屋去了。那时候的农村孩子，到了晚上没什么地方去。奶奶焐好被，我就要睡觉了。这时，外面隐约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喊。我和奶奶又出了屋，到村南去看。没有灯火，天很黑。四丫头家门口，围着一堆人。 是四丫头妈在哭。她坐在潮湿的土地上，声音嘶哑地哭着。那令人毛骨耸然的哭声在漆黑的夜晚回响。刮起了风。远处的狗在叫。我只穿了件单衣出来，身子开始发抖。 眼睛适应下来，我看朦胧了，四丫头也在她妈旁边哭着。围看的人，都是我们二队的，老太太，小孩妈最多。 “我白活了四十多岁啊……连几个孩子都养不活啊……”大妈哭着。现在我才知道，她才四十多岁，可看上去，她的模样也许要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二十岁。她，面孔黎黑，满脸皱纹，和其他农村老太太可以任何区别。 “妈，回屋去吧！”四丫头哭着央求着。 我奶奶也劝她：“四丫头妈！别哭坏了身子，夜里天凉，赶快回屋吧，有话明天说。” “她嫂子！别急坏了。”人群里有个老太太也劝着。 劝了很长时间，她才停止了哭喊。慢慢地，声音由小到弱，由弱到喘，呼呼地出着气。 人们一再劝她，拉她，她终于接受人们的劝告，让大伙先回去，她一个人在这里再歇会儿。“歇会儿心里痛快痛快就好了。”人们说着，一个个陆续走回家去。 大家都回家睡觉去了。我却久久地站在她的身边。猛地，打了个冷战。 没两天，大队就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场设在小队库房里。这几间库房，中间没有隔断，整个连成一片，所以里边显得很空旷，能容纳得下我们大队的大部分人。坐不下的人分散地坐在门口门外的碌碡，碾盘，手扶拖拉机上以及坏了的打稻机旁。挨斗的人就是李春林。 批判会开始了。李春林被押到会场中间。会上，有揭发，有批判，队长罗振民当众审问。参与审问的还有大队治保主任李大宝。审的时候，问一句，打一下，要他交代以往是否还有其他罪行。交代时，罗书记嘴里不停地嘟哝着，稍觉得不满意，就大骂一声，抡起巴掌，照着那光秃秃的脑袋，毫不留情地打下去。一口气就打十几下。不打了，是他自己累了，胳膊酸了，不是不愿意打了。但是，斗一个普普通通的“偷青玉米犯”，却有不伦不类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打倒李春林！”的口号声在会场不时响起。 我们村，开批斗会，历来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挨斗的人弯着腰，不管多长时间，都不准将手扶在漆盖上--以支撑身体。今天，李春林的手就两次被李大宝从漆盖上踢下来。 但是，审问来审问去，交代来交代去，李春林再也供不出其他什么问题。究竟怎样处理他呢？听大人说，有的人主张给他戴上“坏分子”帽子，有人主张罚他一下子，罚的数量就按他偷的玉米的数量，一个玉米罚一百斤。但这个建议立即就被否定了。理由是他家既然已经“断顿儿”，你让他到哪里找一千多斤玉米当罚款呢？恐怕卖了媳妇也交不上吧？ 最后怎样处理的李春林,我也没打听。我只知道,那天深夜十二点多钟批斗会才结束。人们打着哈欠，从会场上回来。星星太少了，只有稀稀的几颗。天真黑。我揉着再也挣不开的眼睛,跌跌撞撞的摸回家，刚要进院门，又听到从南边传来了哭声和喊声。还是前两天四丫头妈哭的地方，她现在一定觉得很痛苦，很羞耻，觉得无法见人。人们认为有必要还得去劝劝她，让她想开点，便纷纷向南边走去。我也跟了过去。 这次，不是上回她哭过的那个位置，而是再往南约几十米的那条臭水沟旁。 黑暗中，一些人围着。听得出来，四丫头在哭着，她的姐弟也在大声而凄厉地哭着。凉风吹着，臭味难闻。有人在擦眼睛。 “怎么啦？怎么啦？”我极力想凑进去。 “四丫头妈跳沟死啦！小孩子家瞧什么！”一个大人不耐烦地训斥我。 啊？！我吓得后退了一步。透过人群，我听见四丫头和她的姐弟们凄厉的哭声传出来。但是,永远唤不回他们的妈妈了。 我不禁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从南边野地里回来，我又摸着黑走进家门。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这一夜，我不断地做着各种噩梦，有时候会被突然吓醒。第二天早上，当我无精打采地背着书包来到教室的时候，我发现我旁边的座位空着。那是四丫头的座位。她没有能够到校上课。一连几周，她都没有来。林老师还给她留着座位。我知道，四丫头不会再来上学了。妈妈没了，照顾小弟弟的责任理所当然的落在了她的肩上。她只上了两年多的学，便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六  又过了些日子,林老师在我旁边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  转眼间，四丫头辍学就两年多了。我们也由二年级升到了四年级。两年多以来，她每天的日程也由原来的上学--上课--放学，变成了起床--干活--照看小弟弟。但我们还经常去找她，而她呢，也非常乐意同学们去找她。只是，她每天忙得厉害。在她家里，常常，她一面手脚不停地做着各种事情，一面和我们说话。我发现，她虽然不上学了，却依然很关心学校里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四（2）班，更是她关心的重点。有时，对班上的事情，她问得特别细心，那问题，可能连班上的人都回答不上来或没有注意到。她虽然不在我们班了，却仿佛还是我们班的一名编外人员，或是她正在休一个较长的假期，而不是已经退学了。 四丫头现在成了她家里的一个重要劳动力。自从老伴死后，李春林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几乎是就在一夜之间，他明显地衰老了。眼变呆了，头变秃了，手脚迟钝了，整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每天，他仍是上午两趟，下午两趟赶着小驴车去地里送粪。收工后，什么也不愿做，一进家门，就仿佛极度劳累一样地往炕上一躺或往地上一蹲。好长时间就那么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连饭都不愿意做。做饭的任务自然就是四丫头的了。四丫头的“上面”还有个姐姐，正在上中学。虽然她有有意停学回家,但四丫头认为,再有不到两年她就初中毕业了,应该坚持到毕业。经过和姐姐的经过激烈谦让，最终她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姐姐，她自己负责做家务和照看小弟弟。 这天是星期日，学校照例不上课。我，土生--小时候常来找我玩，现在还是同班同学的土生，下午一同约了四丫头，去地里打野菜。四丫头这两年瘦了，脸也黑了，能和我们一同下地，她显得特别高兴，一路上有说有笑。问这问那。她好久没有这样好的兴致了。我们三个人背着小筐，我和土生带的是小铲子，四丫头拿的是一把大镰刀。 我发现了她背的筐，惊讶地问：“呀！你的筐怎么这么大？” “大吗？”四丫头回头看了看，说，“不太大。大点，盛的东西也多呀。” “可你的筐实在太大了。”我坚持说，“你看我俩的筐，正好背到屁股上，而你的呢，已经到小腿了，走路多别扭呀！” 土生说：“四丫头，你的筐是大，我看，你还是回去换一个小点的吧。” “不”，四丫头坚决地说。 见四丫头坚持不换，小土子热心地说，“不换就不换吧，回来的时候，我帮你背。” 四丫头自信地一笑：“我自己背得动！” 看着四丫头那柔弱的肩膀，我心想，我也要帮她。 我们仨在土道上走着。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对四丫头说：“我发现，你爸爸这些日子好像不爱说话了。“ “是”，四丫头说，“最近，他抽烟越来越厉害了。原先，他的烟瘾没那么大，现在每天都要抽好多烟，没钱买烟就抽树叶，我抢都抢不过来。” 我们光着脚，走入了田梗。 沉默了一会，四丫头忽然说：“咱们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你们给我说说，班上近来怎么样？” “班上--”我想了一下，“班上好像没什么大事。啊，对了，前两天，王玉霞不念了。 “还有咱们村的小虎子。”四丫头竟然对班里的事了如指掌。 “语文学到第几课啦？”四丫头问。 “第十七课！”我兴奋地回答，“第十七课……”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第十七背出来了，四丫头一边走路，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生怕漏掉每一个字，由于她听得过于专注，一不小心，一脚差点踩在有水的垄沟里，幸亏土生一把拉住她。 走出这段田埂，我兴奋地对二人说：“你们看！” 随着我的喊声，他们二人向远处望去：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这里已是我们生产队最远的地方，隔一条不宽的河，就是另一个县的地界了。河边，建有一间不大的小砖房，那是公社的扬水站。这里，与河流交会的是一条很宽的水沟，沟里非常潮湿，但并没有多少水，沟里沟外长满了绿茵茵的野草和野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河边也盛开了好多美丽的喇叭花，并且连成了片，居然也是紫色的居多。这儿是个打菜的好地方。 于是，我们三个人不由分说，各自忙碌起来。我一边割着猪菜，一边不时地将随手捉住的蚂蚱举给他俩看。真幸运，土生还捉住了一只大肚子蝈蝈呢。他拿给我看，我说：“你可以用草编个笼子，编严实一点，别让它跑了。拿回家挂在屋檐下，叫得可好听了。”说完，他又像提醒我，又像提醒他自己：“咱们可别光顾了玩，得抓紧干活。”很快，我的小背筐的野菜已经满了，估计够猪吃个一两天的了，看着时候已经不早，太阳已经西斜，便站起来喊：“土生！菜打了多少了？”“差不多了！”土生回答。接着，我又高声问：“四丫头！你的怎么样了？”四丫头听见我叫她，说：“快啦，再有一会就行了！” 我对小土子说：“咱们在沟边等着她吧？” “好。”土生说着，便同我一同背着小筐，走到离四丫头不远的地方。我正要坐下来歇着，突然听见土生惊叫起来：“啊，四丫头，你打的不是野菜呀？” 四丫头站起，转过身，抹一把脸上的汗水：“不是呀。” 四丫头筐里装的是草。那种长在河边的草很长，很粗，她割了很多，被她严严实实地塞在筐子里。筐子旁边，还有几捆已经捆好了但还没有装筐的野草。 “你打草干什么？”土生问，“你家里又没有羊。” 我知道了，四丫头打草，并不是喂羊，而是为了喂马，当然，是喂队里的马。打草，是我们那里社员们挣取零用钱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秋后，正是水草丰茂的时候，每到这时许多社员都要用给队里干活的间隙，打上一些草。少的，就用背筐背，用肩膀扛；多了，就用小车推。这些青草运回家后，立即在院里院外翻晒，直到晒得干干松松了，再一点一点收起来，等到入冬，把它卖给生产队，作为队里十几只大小牲口的冬饲料。报酬，大约是每斤三到五分钱。不过，这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挣的，割上五斤湿草，也未准能晒出一斤干草来。 可是，这种活儿，应该是年轻小伙子干的啊！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姑娘干这种活。再看看四丫头割过草的地方，我不禁又下了一跳。许多草，都是她从河边割下来的。说是河边，其实她已经下水了，她的裤腿湿漉漉的，腿肚子上沾着泥巴。水下的河泥很软，留下她深深的脚窝。刚才，我和小土子离她已经很远了，如果她不小心陷下去，或落入深处，可能连呼喊的声音我俩都听不见…… “四丫头！”我叫她，“以后不准再到河边去！出了事怎么办？” “没事儿！”四丫头掠一下她那好看的头发，但手上的泥也噌到脸蛋上，“水很浅，这儿的草长得高。” “那也不能自己来这里。”我警告她。 这时，土生插话说：“咱们俩帮她割吧？” “好，”我同意。 “不，不用，”四丫头连忙说，“割不了多少了，我自己来，你们歇着吧。” 我们俩还是努力帮她割起来。一会工夫，她的背筐便满了，压了半天，才用小绳“刹”住。 我望着那满满的一筐草，心想，她怎么能背得动呢？这时，四丫头蹲下去，对我说：“来，帮我一下！” 土生也看到了那一大筐草，他说：“要不，我帮你背，你背我那个小筐？” “我背得动！”四丫头满有信心地说，“我已经背过好几回了。”她继续蹲着，“你们俩倒是帮我一下呀！” 我迟疑着：“四丫头，你的腰受过伤……” 她显得不耐烦了：“没事儿！快点吧！” 于是，只好由她蹲在那里，背靠着装满青草的的背筐，我和小土子在她后面，手托着筐底，她喊一声：“起！”一使劲，她竟背起来了。 我，土生和四丫头就这样踏上了归途。 这条河，距我们村庄约三四里地，据说，它的长度只有几十公里，地图上是找不到它的踪迹的。地图上虽然找不到，但在我们县，却是一条较长的河流。现在我们正走在河的最宽处，对面，一条支流缓缓而来，宽阔的回合处，烟波浩淼，对岸显得极其遥远。由于支流是斜着汇来的，与大河形成一个很小的夹角，夹角仿佛一个小小的半岛。此时，已是傍晚了，落日把河水映得一片血红，河面反射着阳光，射出一条条耀眼而绚丽的金线。一只雏雁从河上疾速掠过，河中映着它矫健的身影。 背着沉重的野菜，四丫头仿佛不累，她依然谈笑风生。她极有兴趣地打听班里的各种事情。夕阳映在她瘦弱的脸上，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看着她背着大筐奋力而顽强地行走，我忽然感觉到，尽管她的妈妈去世了，父亲消沉了，但只要有了她，她的家庭就完不了，她的弟弟就有希望。 路上，四丫头问我们： “咱们的算术学到第几课啦？” “加减乘除混合运算。”我告诉她。 说起功课，四丫头高兴了：“那你快给我讲讲。” 于是，我便把加减乘除混合运算的规则，例如先乘除，后加减，先算括号里，后算括号外等等，详细地讲给他听。四丫头极为认真地听着，她边听边说：“有时间，我也得给自己出几道习题。”现在，我虽不是老师，她却是真正的学生。 此时的四丫头，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班已经长达两年以上，但毫无疑问，此时在她的心中，她仍然是我们班里的一员。我们也这样认为。 我想，四丫头应该回校去上学。 四丫头走着走着，忽然她说到：“要是我还能去上学该多好啊！” “当然能啦！”土生说，“你要求回学校吧，老师和全班同学都要你！” “不，”四丫头低垂着眼睛：“我永远也不能去上学了。” 沉默。只有扑扑扑的脚步声。 又是我打破了沉寂，我想起一件事：“四丫头，你出来打草，你弟弟呢？” “他？”四丫头说，“送到邻居刘四奶奶那儿去了。她没事情，也热心肠。” 当我们三人回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奶奶早已给我做好了热乎乎的饭菜。而四丫头呢，却还要自己做饭。此外，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带小弟弟，要贴煤饼子，明天，还要拣煤核，拾柴禾，打草晒草……                                                           七 四丫头家的干草堆，越来越高了。为了这一堆干草，她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这种劳动，和她的年龄是极不相称的。每天，当弟弟小五还在睡梦中，她就早早地起来了。自她退学以后，她成了她家里的一个重要劳动力。早晨，她顾不上洗脸洗手，先给小五弄点吃的，小五吃完早饭后，她把他送到邻居刘四奶奶那里。刘四奶奶帮着看小五，作为报酬，每天从李春林的工分里为她拨去三分。小五安顿好了，四丫头便开始了一天的主要工作，打草。她打草的地方还是在数里之外的凉水河。河边的清草丰美而又茂盛。四丫头的胆量也越来越大，这一点真让人担心。她到了河边，不光在岸上、水边割草，而且不管天气冷热河水温凉，还要下到水里去。四丫头的力气也仿佛强壮了，从她每次背回来的草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原先她每天去河边一个来回，现在每天则两个来回。一个来回就是十里地。她的脸更黑了，更红里透黑了，手心的茧子也越来越厚了，如果谁拿起那双小手看一看，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姑娘的手。这双手应该是去写语文、算算术的啊！ 四丫头把草从地里背回来后，立即就在她家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铺展开来，绿绿的一大片。在烈日下暴晒，直到完全晒干了，再堆存起来。以湿草晒干草真不容易，五斤湿草也未准能晒出一斤干草来。凉在地上还不能不管它，上面的晒干了，还要用叉子把草翻过来，再晒底下的。赶上阴天还要等天晴了再多晒几天。有时，好不容易快晒干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又给淋湿了，还得接着晒。湿一点、潮一点的队里不收，必须保证质量。堆在一起的干草还要用东西盖起来，防止再次遇雨。要是雨把大堆的干草给淋湿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干草还要及时通风，以防霉变。这些活儿在别人家都是两三个人干，青年人利用工余时间把草打运回家，妇女、老人在家翻晒。而四丫头的草，从割到运，从晒到藏，全由她一个人包了。 了不起的四丫头啊，从秋到夏，她的干草垛比房子还高了。 别因为四丫头就是割草晒草，这仅仅是她每天劳作的一部分。上午，第一趟草运回来，立即将小五从刘四奶奶家接回来，接着，手脚麻利地给全家做饭，当她把饭菜烧好后，姐姐放学回来，爸爸也正好赶着小驴车从地里送粪回来。李春林仍然和从前一样，自从上次偷生产队玉米被抓住挨斗，老伴急死之后，情绪极其低落，对生活对未来以没有了任何信心，感觉自己完了老了。每天的日子，和上一天相比，都不过是简单的重复，都是上工、送粪、下工，甚至吃饭喝水都成了应付差使。他唯一的喜好只剩下了不言不语，一个人蹲着抽叶子烟。劣质叶子烟一支接着一支，呛得他不断地咳嗽。 这仍然不是四丫头生活的全部，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还要去拣煤核。冬天买煤要花钱。于是，她象许多贫苦孩子一样，要去公社大院旁边的垃圾场去拣煤核。公社机关大院墙外，有一个巨大的垃圾站，机关里运出的煤渣，就源源不断地倒在那里。另外，不远处的商店、合作社、信用社的垃圾也倒在那里。在这些倒掉的垃圾中，有一些没有烧透的煤核。这些煤核，有的仍然能够燃烧。有时候，四丫头就提着小篮，拿着小铲，到那里去翻找煤核。有时，那里最多能有十几个孩子在拣。翻拣出的煤核，背回家中，一点点积攒起来，到了冬天就可以用来烧饭取暖，至少可以省一点煤钱。 拣柴禾也是一项重要任务。那时候，农村做饭一般都用大锅，这种大灶锅的唯一燃料就是柴禾。柴禾从哪儿来呢？队里分的那点棉柴、棒秧根本不够烧，不够烧就得去拣柴禾搂树叶子。秋天，是搂树叶子最好的时节，凉水河两岸，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一到深秋，树叶纷纷落下。那里是四丫头常去的地方。星期天，不上学的时候，我曾多次同她一块去凉水河边搂树叶。每次归来，四丫头的背筐总是塞得满满的，数叶子这东西不出数，不经烧，一大筐大概只能够烙一张糊饼。 四丫头还千方百计地为家里增加现金收入。她会编草帽辩。编草帽辩是个细致活，可四丫头心灵手巧。当时，编草帽辩几乎是社员们换取零用钱的唯一途径，它挣钱虽然不多，但钱能够立即拿到手。因此，工余和饭前饭后，常常可以见到姑娘们媳妇们，一边说话聊天，一边编草帽辩。甚至在社员大会上，妇女们也是一边听着罗书记讲着“学大寨”，手里一边不停地编织着。姑娘们编那个东西的姿势可优美啦，手在胸前不停地晃动着，麦杆在眼前不停地跳跃着，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一包包长短不一的麦杆，在姑娘们的手里便变成了长长的、好看的草帽辩。编草帽辩用的麦杆必须用水泡湿泡软才行。当编到一定的长度，好像是三丈，便把它送到公社的收购站，按质论价，可以卖少到七分钱，多到两毛一。四丫头编的每次都能被作价到两毛一。那可真是个技术活，手必须巧。那种最好的草帽辩用的麦杆最细，编起来难度最大，图案最美，最受收购点欢迎。四丫头总是编那种，她编出来的草帽辩，连比她大好几岁的大姐姐们看了都不禁叫好称奇，她们简直不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小妹妹之手。 四丫头用卖草帽辩挣的钱，为姐姐买了文具，为弟弟买了食品。四丫头的目标是争取每个星期让小五吃上一个带芝麻的烧饼。啊，四丫头，你不光是姐姐、妹妹，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担负起了一个母亲的责任。 除了干活持家，四丫头还忘不了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学习。退学两年来，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尽管她早已退学，但她用自己挣来的钱，为自己买来了算术和语文的教科书。上不了学就自己抽空学、抽空看，不理解的就去问同学问大人。四丫头几乎每隔两天就要来向我讨教功课。而我也非常愿意她来找我，因为每次在给她讲解的过程中，等于我自己又温习了一遍。她的学习进度和学校是同步的。学校教到了哪一课，她也学到了哪一课。 秋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到来了。地里再也割不到青草了。每到这个时间，生产队收购干草的时间也到了。四丫头今年晒了大约一千斤干草。一千斤干草，至少要用五千斤湿草才能晒成！四丫头估算着，按以往每斤五分钱计算，可以收入五十元现金。谈论着那未来的五十元，四丫头的脸都兴奋地透红了。她的辛勤劳动终于快有回报了。她甚至已为那五十元做好了打算：给弟弟扯一身衣服，给姐姐买支钢笔，给爸爸打瓶白酒…… 可是，今年我队的一个决定却让四丫头悲痛欲绝。队里在队部墙上贴出了通知，我队的干草已经收够，不再收了。 别的人家已经抢先交售了，四丫头去晚了一步。队里毕竟就那么十几头牲口，一个冬天收多少干草是有数的，收多了也没用。 得知这一消息，四丫头急得哭了。她从幸福的高峰，一下子跌入失望的浪底。这一千斤干草是她的全部希望啊！怎么办？四丫头急得团团转。她去央求保管和收购员，人家说，没办法，这是队里的决定。看着四丫头痛苦的样子，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去找我那当队长的叔叔。听到我的启发，她立即找到我叔叔。我也帮着她说情。其实，对四丫头家的情况，我叔叔是完全了解的。叔叔也很同情她。叔叔表示，要尽力帮助她。叔叔很快找到罗书记反映了这一情况。罗书记皱了皱眉头，说：“还有两户也找了我，和她的情况一样。”叔叔对罗书记说：“冬季草料的数量也不可能严可严儿，打着点富裕没有坏处。”罗书记绷着脸说：“再说李春林又是个富农……”此时，叔叔并不想和他讨论四丫头家的成份问题，他仍然坚持说，四丫头年龄不大，弄那么多草不容易，怪可怜的，能不能照顾一下？由于叔叔的一再坚持，最后，看在他是队长的情面，罗书记才极不情愿地说：“不过，队里已经没有现金了。这么着，照顾她，收她一半吧，她家是超支户，钱，折以前的帐。” 叔叔立即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四丫头。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她。四丫头听到后，立即找来手推车，我帮着她，一车一车地将草运往牲口棚，由保管过数、会计记帐。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这一半的劳动毕竟没有白费。 可是，另一半怎么办呢？再去找罗书记是不可能了。四丫头还是着急，我也同样为她着急。这时，有人告诉她，能不能去问问其他生产队，也许别的村还有收的。听到后，四丫头立即去了临近的东街大队、西街大队、前街大队、后街大队、中街大队，可是，询问的结果都令她大失所望，这些村子都不收购了。难道眼看着这另一半劳动白费，眼看着几百斤干草全都烂掉吗？就在四丫头几乎绝望，她甚至想能不能借点钱买只小羊自己喂的时候，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小虎子告诉她，他姐姐的婆家所在的村子，我们村南边的南店大队，可能还在收。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傍晚了。第二天一早，四丫头就风风火火地跑往南店大队，结果真是令她喜出望外，收，现金收购。但美中不足的是，南店村的收购价不是预期中的每斤五分钱，而是四分。这意味着这另一半的劳动立即就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但是，四丫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第二天的上午，她的上中学的姐姐也请了一天假，同她一块将剩余的干草送往六里路远的南店大队。剩下的这另一半，原先估计有五百来斤，上称一约，竟然足足有六百斤。按每斤四分钱计算，这些干草卖了二十多元。钱，当时就领回来了。 当天，四丫头还以此为内容，写了一篇作文，让我转交林老师为她评判。她在作文里写道： 今天，我拿到了卖干草得来的二十多元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当我把这些钱交给爸爸的时候，爸爸哭了，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爸爸说：“孩子，从现在起，我一定振作起来，好好干活，好好活着，我一定能够养活得了你们，我一定要撑起咱们的家来！”                                                   八    以后，四丫头仍然象往常一样，白天干着各种各样的活，寻找着各种各样的挣钱门路；晚上，仍然契而不舍地坚持着学习，隔几天就来找我一次，一块做做作业，打听打听学校的事情，听我讲讲新学的功课。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她的生活就会命中注定地这样延续下去。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一个星期日，我又照例拿着书包，去四丫头家找她一块温习功课。四丫头正好在家。她说，今天家里有客人，咱们在院子里复习功课。说着，她搬来一张小木桌，找来两只小板凳，于是，我们俩便在那里做起功课来。 一会，四丫头说过的来她家的客人出来了。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从衣着打扮来看，肯定是城里来的。她出来后，走到四丫头身旁，关切地问她近来的生活和学习。看得出来，这女性对四丫头极为喜欢，对她的家庭也极为熟悉。连我都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啊，我想起来了，是在四丫头妈出殡的那天。毫无疑问，是经常走动的亲戚。 待那女性回屋以后，四丫头告诉我，那是她的亲姨，母亲的妹妹。她回到屋里，不知道在和四丫头爸爸在谈论什么。 一会，李春林出来了，叫：“四丫头，你进屋来，有事和你商量。” 四丫头进屋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小桌子旁写着作业。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对别人家的事我也并不关心。 一会，四丫头从屋子里冲出来，哭着说：“我不去！我不去！” 四丫头的老姨也跟了出来：“去吧。要不，你再想想？” “不去！” “去了，你就可以入红小兵了。” “我不入！” 四丫头哭着跑出院子。 “唉，”老姨无可耐何地叹了口气，我看到，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下午，我和四丫头去搂树叶。这天，我们搂到的树叶特别多。背着小筐回家的路上，看着树上跳跃的麻雀，望着空中飞翔的燕子，四丫头的脸上竟也露出快活的笑容。可是有时，一丝忧郁的神情涌上她的面颊。 下个星期日，她的老姨又来了，李春林仍然和上次一样，把她叫进屋内谈话。可是，不长时间四丫头又一次哭着跑出来。 他们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我猜想，和上次谈话的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记得最后一次，我才基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四丫头的老姨来自县城，她是来跟李春林商量，能不能让四丫头去和她与丈夫一起生活。姐姐的意外死亡，使她感到无比悲痛。这两年，她对姐姐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对失去母爱的几个孩子的无限同情，促使她提出这一要求。听说，还有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来，一直没有生育，他们都希望有一个的孩子，哪怕是领养的。她和丈夫都特别喜欢女孩。四丫头现在十一岁，已经失学。她和丈夫都认为，如果提出领养四丫头，估计李春林不会反对，同意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样多少可以减轻一下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彻底改变四丫头的境遇。政治上，躲开了家里的富农成份，对将来的前途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生活上，她和丈夫虽然都只是普通的工人，但县城里的双职工经济上毕竟比乡下农村家庭要强许多倍。四丫头和老姨、老姨夫自小就关系密切，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她、疼爱她，要是她能够天天在他们身边，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快乐。四丫头聪明、漂亮、勤快。 据说，四丫头的老姨刚把她的想法告诉李春林的时候，老实说，他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来，他仿佛重新认识了闺女似的，她是那么能干能吃苦，小小年龄的她，身上竟然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在逆境面前，她爆发出了那样强大的毅力，表现出了那样坚韧的性格。她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得力助手，冷不丁有人要把她领走，他怎么能舍得呢？可是仔细一想，他又觉得，不能光为自己着想，女儿的前程重要。老姨是孩子的亲姨，孩子到她那里生活，他绝对放心。如果四丫头能与老姨一起生活，不光可以躲开他的富农成份，立竿见影的好处是，她可以立即摆脱每天的繁重劳作，回到课堂上学。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于是，他由开始的犹豫，变成了与老姨站在一起，共同动员四丫头进城。 但是，四丫头不愿意去。她毕竟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她已经十多岁了，她怎么能离得开自己的亲爹啊！虽然老姨待她极好，虽然在家里是富农成份，上学时因此入不了红小兵，可她还是不想走，不想离开她从小长大的家。我相信，任何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 四丫头说，有一次，她跟爸爸谈崩了，她跟他大吵了一番。她说，我也不能光想我自己，我走了，谁去打草，谁去拣煤核，谁照顾小五！ 她心里装的事情太多了。 四丫头上中学的姐姐知道此事后，也加入了劝说者的队伍。她深知这个机会对四丫头的重要。在四丫头以家里的这事那事为借口，坚决不随老姨去城里的时候，她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别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决定：退学！虽然她已经上了初二，再有一年多就初中毕业了，但她还是决定不念书了。她觉得，再也不能拖累妹妹，让妹妹供自己上学了！长此下去，那将对不住自己的妹妹，该自己下地劳动，取代妹妹，成为父亲的帮手了。不能再耽误妹妹！至于小五，姐姐说，有我呢！ 至此，四丫头已无话可说。她再也找不出任何一条令人信服的借口。家里的一切事情爸爸和姐姐都已经安排妥当。他们说，你就放心走吧。 四丫头哭着点了头。但她有一个条件，让她在家里再住一段时间再走。再住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理由，她实在舍不得离开这片生养她的土地。     说真的，我还真不愿意四丫头走呢。     放完秋假，我们又开学了。四丫头还是转学走了。然而，她家院墙上的喇叭花依然艳丽地开放着。                                       完    作者地址：北京236信箱 邮编：         101100   电子信箱： liuguangzeng@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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