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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清算文革滔天罪行！《四川“文革”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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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革“重灾区”四川为样板——
中国“文革”真相
融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配以珍贵的老照片
全面披露中国文化大革命鲜活历史真相的力作
图：郑光路（下排右1戴五星军帽者）和红卫兵战友摄于1969年。
内容简介
“文革”时期，中国人口最多的大省四川，动荡混乱为天下之冠，最具独特性和代表性。“武斗”方面，毛泽东说过：“四川可打得厉害”，“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更有剥人皮、喝人血、去脚筋、斩手腕，炮烙、点天灯、活埋、闷死等种种酷刑。“文斗”方面，四川更是全国典型。本书以极为珍贵的独家所藏史料为主，以四川为主要叙述内容，兼顾全国，系统、全面、真实地披露了“文革”种种历史真相。四川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缩影；了解了本书所述的内容，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的“文革”运动。本书填补了中国“文革史”研究的许多空白，成为真实了解、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力作和参考书。
作者简介
郑光路
著述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
长期“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去研究历史”，作品具有材料独特新奇、大题材等个性特色，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其“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曾在省级、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有影响的文史类文章60余篇。
已出版长篇专著《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四川旧事》、《成都旧事》、《川人大抗战》、《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海外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斗之喧嚣怪状》（海外出版）、《炸响辛亥革命的惊雷—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真相》、《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等十余部，500多万字。
曾获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四川省第五届“四川文学奖”等各种大型奖项。著作收入中国政府文化大工程的“农家书屋”书系。
作品广受各界好评。海内外相关人士评论作者著述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空白。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及美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图书馆藏机构正式收藏。
电子邮箱：ZGL706@263.net
前言
“抢救”文革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1966年夏天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是中国旷古未有的浩劫，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大灾难。上自刘少奇（国家主席）、彭德怀（原国防部部长），下至普通干部、名人、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无数人死于非命。
文革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后最动荡不安的阶段，常被冠以“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都造成灾难性影响。
一大批纯洁的大中学生，质朴的工人、农民，温文尔雅的文化人，在煽动下变成整人、害人、杀人的魔鬼……整个文革运动就是一场法西斯浩劫，一部社会绞肉机。它不但毁灭了无数无辜生命，更几乎毁灭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毁灭了中国人的良知，把无数人变成“野兽”。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也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最‘左’的是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但是，这一全面否定被作了“宜粗不冝细”的简单化处理，在事实真相叙述方面则被严重模糊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也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账。
由于各种厚因，淡化文革记忆成为现实规定。文革痂下之脓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一有条件时有溃烂。当某些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严峻时，由于“集体失忆”，使“再来一次文革”很容易成为一些人解决现实问题的选项。
文革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徘徊。在—些中外人士心中，文革已变得十分可爱。
国内外许多餐馆为招徕食客，以宣传文革为特色。如一位叫周宪的教授到新加坡“毛家餐厅”，闪烁的霓虹灯全是文革口号，四壁满是红卫兵或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宣传画，电视里播着惊心动魄的文革场面，红卫兵装束的女招待热情待客……
国内更是如此。亿万中国人惨痛记忆中的文革年代，已化成太平盛世般的莺歌燕舞。
银川市2000年12月19日也开张一家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餐厅，餐厅门口贴着“回味逝去的岁月”的条幅，餐厅内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书刊，电视里播放革命样板戏。整个餐厅营造出“轰轰烈烈”的“文革”气氛。
成都市—家报纸2001年11月7日报道：一家酒馆迪吧贴满文革标语，数十名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汇报表演”横幅下的舞池中，大跳文革时期“忠字舞”之类。四周墙面上贴满数百张“文革”标语，火辣辣的文革气氛让人感到时光倒转30多年
有关文革的历史，长期来讳莫如深，成为研究禁区。
刻意回避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对那段惨痛历史全然不知，甚至景仰缅怀。和文革有关的歌曲和样板戏，被视为红色经典，大唱特唱……一些野心家，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别有用心者，企图让历史开倒车，让文革复归成为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
这段历史，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每个老百姓，对于执政党，都是巨大的灾难。对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 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就这样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
现实情况是，有关文革题材的书藉，长期以来国内出版有着双重标准。
这就是，一些严肃学者（尤其是体制外学者）耗费无数心血的研究成果，根本无法出版。而一些掌控有“话语权”的人士或单位部门，却常出一些“回忆录”、“研究著作”。这类书中，通常貌似在叙述“历史”，而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剪裁”史实，以之掩饰更敏感、更核心、更实质性的真相，最后的结果就是曲解文革历史，以为己用。
如文革结束后，当年曾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某些官员及其子女们的回忆录中，总将整人者定格为戴红袖套的底层“造反派”身上，“造反派”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而讳言煽动“造反派”的幕后黑手。许多人一味控诉自己一家“受迫害”的悲惨情形，而讳言文革时期他们也曾大肆“整人”，在努力掩饰中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正确”的英雄。他们叙述的文革史，毫无忏悔、反思，只是叙述他们“无辜受迫害”的“正义”史。
又如有些权力部门，花大力气耗费不少人力物力，编写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及大事件之类的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专业”包装形式出现，并有多卷本（集）的“专著”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清晰的图片……编撰者对完整历史用心良苦地剪裁、加工、拼凑，可以得出与真实历史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不是知情过来人，或是有相当深入性的研究者，即使是细心读者也难以查觉其底蕴和真实用意。于是，一些人认为文革即使有弊端，也仅仅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而发动、领导文革运动的领袖和积极追随者们，则成为“正义之神”，成为不少人呼吁“再来一次文革”的精神旗织。
除了政治因素外，当书藉出版越来越与“市场”接轨，现实利润追求的浮躁已进入“历史文学创作”，历史成了可以随意摇晃的“万花筒”，还出现不少“纪实文学”之类刊物、书藉。这些书如同“哈哈镜”，文革历史在这些书中严重歪曲、变态，以讹传讹，让人难辨真伪。
另一方面，某些文革中群众组织头面人物或既得利益者，在回忆录中把参与文革暴行，说成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己则是“造反有理有功”的英雄……不少人在网上公开为文革翻案。一些人（尤其是文革中陷入很深，曾得到一官半职的红卫兵领袖、群众组织领导人），把积极参加文革中的打砸抢、整人害人，说成“有红色理想”、“青春无悔”、“激情燃烧的纯洁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
还有少数极左派文化人士，公开鼓吹文革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反官僚化”和“反等级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黄金十年”。
《炎黄春秋》杂志1912年一篇批评文章说：
“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2012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中国文革时期的血腥、残忍、罪恶，流毒深远影响至今未绝。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大破坏、导致人性的扭曲，对以后几代人精神文明的不良影响，非常深远。掩盖历史，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一个健忘的政党和民族，则总会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错误。
如何增强民族记忆、吸取历史教训，是当今不少国家政府非常重视的大事，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上郑重其事，而且把历史记忆搬到公共场所：博物馆、广场、街巷、雕塑，及小说、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针对文革复辟的危险，必须彻底清算文革罪行。这不能只是空洞地理论批判，一定要以对社会、民族、历史负责的态度，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否定，还需要系统而翔实的真相剖白、细节呈现和深刻反思来支撑。应该以中华民族血泪写的文革历史真相展示世人，作为清算文革罪行的第一步；告诉世人和我们的后代，在那个时代究竟曾经真正发生过什么，将文革历史真相严肃地溶入全民族特别是下一代的集体记忆中。
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不能歪曲和篡改历史，也不能垄断历史。必须进行既严肃又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在中国因为人为的限制而中断。“抢救”文革历史，已经刻不容缓。
四川是中国文革运动的缩影
文革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有“引发文革的前因”、“发动文革的舆论准备”（1965年～1966年5
月）、1966年5月中共中央《5.16通知》，8月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正式发动文革。
第二阶段，大致有“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文攻武卫”、“全面夺权”等一系列内容，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文革高潮基本上结束。这个阶段主要就是毛泽东号召“天下大乱、乱中夺权”，全面打倒国家主席要刘少奇<, /SPAN>“资产阶级司令部”, 的过程。
第三阶段，所谓“后文革时期”，从1970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军队元老叶剑英、毛泽东侍卫长汪东兴支持下，逮捕所谓“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文化大革命由此落幕。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正式结束。
“文斗”和“武斗”，是文革动乱年代两大斗争方式。
“文斗”，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传单、广播、小报、印刷品、歌舞演出、宣传队、美术、雕塑……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武斗”，是指群众组织之间，从拳打脚踢发展到使用真枪实弹、军舰、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特殊“内战”。
文革时期，中国人口最多的大省四川（当时为7200多万），无论“武斗”或“文斗”，动荡混乱为天下之冠。当文革运动遭到重大阻力发生所谓“二月逆流”时，毛泽东还以四川“宜宾问题”作为解决全国问题的“突破口”。
“武斗”方面，四川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严重，全国罕见。四川文革武斗中人性丧失，更有剥人皮、喝人血、去脚筋、斩手腕，炮烙、点天灯、活埋、闷死等种种酷刑……
毛泽东夫人江青承认四川文革运动是“全国出名”。毛泽东也说过：“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1969年4月11日下午5时,中央开会时毛泽东又说:“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四川）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 [6]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四川乃至全国文革时期疯狂“武斗”：从武斗产生的根源、社会背景，到武斗逐步发展的前因后果、表现形式、影响重大的武斗事件、灭绝人性酷刑和屠杀、武斗高潮及退潮等方方面面，作了多方位、多层次的详尽叙述，真实再现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的疯狂“武斗”……反映了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真实的“内战”基本情况。
“文斗”方面，四川更是全国典型，构成那个年代极特殊的文化现象。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世界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癫狂现象——“文革文斗”。读者从书中可真实了解中国民众在文革期间千奇百怪的种种“文斗”文化现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传单、广播、建筑、雕塑、群众组报刊书藉出版、歌舞演出、美术、文学、文艺、民俗、特殊的“文革文学”、介入“文斗”的文化人……本书真实再现了中国民众利用口舌笔墨群争互斗的荒诞情景，举国狂乱的民众风貌。
本书叙述的“文斗”、“武斗”这些内容，多是珍贵的独家所藏史料；不仅史料珍贵，还提出作者很有价值的独特观点。这对中国文革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报刊新闻史等许多方面的研究，无疑很有裨益。它不仅可供中外文化界人士作为学术参考，就是普通读者也会为书中千奇百怪的乱世文化喧嚣怪状，而吃惊称奇。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文革运动，最具独特性和代表性。
通常把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定在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即所谓“十年文革”。但本书作者以亲身经历感受，更同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
本书作者认为：1970年后的“后文革时代”，因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毛泽东极权统治年代，档案史料丰富，政局也相对平稳，容易研究。
研究文革史最困难的，是1966年到1970年文革高潮时期。原因是这三四年中，中国各省市地方政权机构基本上瘫痪，处于最为癫狂无序的运动中。各地官方报刊基本停刊，或只照抄《人民日报》虚假新闻。当时只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官方舆论，绝不可能披露真实的社会现实。
所以要研究当时真实历史情况，只用当时官方留下的档案、报刊资料，只能写成为人唾弃的“伪史”。
本书作者郑光路先生作为当年的红卫兵活跃分子，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文革中重大事件，当时记录下很多日记、材料，还亲自办过“小报”。又由于作者自幼爱好文史、从文革中就开始广泛收集文革时期的传单、大字报、小报、刊物；文革结束后又长期花重金费尽心血搜集、研究了大量至今已十分罕见的资料，为中国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作者还长期接触和采访文革时期知名人物及各方面的知情者，故本书言人所未言，叙述了有血有肉、又有具体数据的鲜活历史，具有很鲜明的特色和独特价值。
本书以四川为主要叙述内容，兼顾全国。完全可以这么讲：四川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缩影；了解了本书所述的文革史内容，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的文革运动。
本书鲜明特色和叙事方法
文革结束后，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书藉中，要么主要讲中共上层争斗史，要么只是零零碎碎的个人见闻和回忆，很少有从文革期间广大民众生活及社会现实现象、文化现象作宏观、系统、全面评述的。
本书作者郑光路的著述，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广受学术界好评。
本书作者认为谈到研究文革，首先要让读者了解文革时期中国的基本情况。基本情况是什么？就是那时亿万中国民众都陷入“文斗”、“武斗”巨大的历史旋涡中。而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很多的中外文革研究者忽视，从未见人有以此为重要线条进行具体阐述的。
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切入，去反映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真实的基本情况，再现当时几亿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这就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点。作者以最贴近当时民众生活，也是文革运动最主要的两种方式“文斗”、“武斗”，为主要脉络来研究文革历史，是非常有特色、有见地的。
本书不作空泛的理论阐述，因为那样将会丢失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使历史变得只剩下一堆简单枯燥的概念甚至武断的结论。本书主要以作者曾亲历、所见、所闻第一手极其丰富、详实的资料，生动而客观地再现了四川省和中国那一段特殊历史，及大量罕为人知的秘闻逸事。系统绍四川文革历史真相的书，至今是空白。本书就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真实历史的长篇专著。
本书具有三大鲜明特色：
1.尽量以“大历史观”完成这部书稿。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以长时间、远距离、多角度地去反映真实历史；坚持用历史真相不带主观偏见地去还原历史。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作者恪守史家“扬善不溢其美，彰恶不添其丑”的精神，绝不妄发议论，只以可信史料说话。
本书以四川为主要叙述重点，兼顾全国。大致按时间发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1966年至1970年以四川为主的中国文革高潮中各方面情况：文革产生的根源、社会背景，到“红卫兵运动”、“破四旧”<, /STRONG>、“大串联”、“大夺权”、“二月逆流”、血腥“武斗”、奇形怪状“文斗”……直至文革高潮的跌落，到红卫兵消亡、“知青”上山下乡。
“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是作者的写作原则。书中所述内容都有严密的史实根据，并严格按照学术性文章要求，加以注释以标明资料出处。这和那些“戏说”文革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
作者坚持以现在已很罕见的第一手可信资料（原始档案，文革小报、传单，亲历者回忆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绝不采用常见的那种“以论代史”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避免史学著述中常见的那种“史实不够、议论拼凑”的大缺陷。
2.史料详实丰富，极具学术价值
现在常见的研究文革的书藉，—般都是讲中共上层争斗史；或从个人角度的回忆；或枯燥的“空对空”的纯理论。
历史研究必须下苦工夫，应当言人之未言，否则不可能写出精深之作。研究必须根据文献材料（从史学上讲，“文”通常指文字材料，“献”通常指过来人的“口碑”回忆资料）。
文革时期官方档案、报刊多不可信；文革高潮期真实情况，多散见于文革中无数群众组织的传单、大字报，及所办的各种“小报”、刊物等。但这些民间印刷品常支离破碎，而且各派组织互相攻击，真伪难辨。所以研究文革武斗史，实在是一个艰难、浩大的“工程”。
作者从所藏大量文革资料中，花甚多心血辨别良莠、真伪、相互参照研究。有时为查证某一事件发生中的一个小问题，就得花几天时间遍翻旧资料。此中艰难辛苦，相信研究学问的朋友都能理解。对“口碑”材料同样不能轻信，也必须辨别真伪、参照研究。
作者抱着为后人留一部“信史”的极严肃的态度。这本书从资料积累到逐步成书费时已40多年，花甚多心血才完成，相信经得住各方面推敲及历史检验。
3.客观公正，融史学性、可读性于一体，文图并茂
一部文革史，是数亿中国人曾经历尽磨难的历史。它不能只供少数专家在学术殿堂里把
玩。本书体现了作者“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写作风格，不故作高深、玩弄理论。作者尽量以朴实、鲜活、大众化的语言，把原本十分复杂、枯燥的史料，以生动而简明的情景化、细节化的形式来描述。所以，本书绝不同于那些干巴巴的纯学术性著作。
另一方面，本书以叙述真实历史为最大目的，坚决不采用夸饰、渲染、抒情之类的“文学技巧”。
本书将让文革过来人读后感到亲切；让从未经历过文革运动的读者，有身临严酷文革现实、深受震撼的感觉。
另外，本书配有珍贵老照片400多幅（许多图片是作者独家收藏首次面世），使本书文图并茂更引人入胜，极富收藏价值。
综上，真实历史、罕见史料、珍奇逸闻、珍贵老照片……使本书充满魅力，雅俗共赏，不仅具有大众读物特色，更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本书将具有极广泛的读者群：既可使国内外广大读者，从本书真实了解中国那一段动乱历史，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为研究中国文革极有价值的参考书籍。
至于这本书能否达到以上目的，尚望各界读者不吝教正。
——编者
作者序
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我正17岁。这是最敏感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亲眼目睹它的兴衰动荡。只有经历过“大跃进”运动后那段大饥荒、又经历过文革大动乱的一代人，对文革的残暴和荒唐无理，才有那种难以言喻的体会和深刻认识。
“阶级斗争”的残酷，若非亲身经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运动初期，“左派”们连十多岁的学生也不放过。我那时刚初中毕业，只不过曾说过：“我毕业后，要像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那样，去云南、缅甸旅游，写书……”竟被工作组和“左派”老师批判为“妄想叛逃国外当小反革命”，写入毕业鉴定，并组织同学开批斗会斗争。我们50多人的班上，挨斗挨整被写“黑材料”的不在少数。十多岁的学生被整的尚且如此之多，何况其它！许多运动初期被整的学生，后来都成了狂热的“造反派”。
1966年8月的“破四旧”中，我读书的这个极普通的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被整成“黑帮”被斗被打，有的自杀。而我们学校还是非常“温柔”的。我到一公里外的四川大学、到国内有名的成都4中去参观，目睹一批又一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刑讯逼供、皮鞭棍棒、罚跪抄家，连许多学生也逼得自杀。我们学校对面就有个川大宿舍，我常可见到在沿街“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声中，被剪成“阴阳头”、挨得头破血流的学者教授们狼狈不堪逃跑的可怜情景，令我触目惊心。
这些都使我早熟、学会独立思考。我心里已在问：“这是为什么？”当我融入几千万大中学生洪流到北京“大串连”，看到毛泽东那一瞬间，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呐喊声中，我确实没有丝毫激动的感觉，反而在想：“这和朝见封建帝王有啥子区别？”当时有这种“逆反”念头的人不会少，但无人敢说出口，怕被打成肉酱。
我也“造反”了，是学校“7664战斗团”耍笔杆子的“宣传大臣”，每天刷标语、大字报、刻传单……1967年后，有名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支小分队，进驻成都布后街3号的四川省“文联”内，我也曾参加其中，天天搞宣传队、办小报，大搞“文斗”……
为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狂热地参加运动？社会严峻现实告诉我：这是登峰造极的政治高压的结果，因为谁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满，就会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坠入地狱、家破人亡。当时只有“黑五类”、“黑七类”才不准“造反”。要想不被整，就只有打起“造反”的旗号投入运动，去整人而自保。因此无数人人性泯灭、兽性狂萌，“我整你、你整我、互相整”已形成怪圈，几乎无人可以幸免。
运动由“文斗”迅速演变为疯狂的“武斗”，四川打得天昏地暗，是“全国之最”。成都街头从1967年5月后，“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之类的标语铺天盖地。5月6日，成都发生“5.6武斗大血案”，震惊国内外。这一天我随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到武斗现场。当上百辆救护车、卡车、吉普车、小轿车、摩托车在急促的喇叭声中，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死尸、伤员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当我看到成都公路上已形成数十万人簇拥而成的人巷，从营养不良的几岁儿童到七八十岁穿补疤破衣的老太婆，都在顿脚狂吼“报仇！报仇！”本是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互残杀，却全都乐此不疲，这让我深切体会到这场全民运动的疯狂性。我朦胧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民众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很快，成都又发生了“5.19中和场武斗事件”，我身临现场。铜锣声、喊杀声雷霆万钧。成千上万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拿起锄头、扁担同工人、学生拼命恶战。当一把雪亮的锄头从我头顶砍下，我惊叫一声“妈呀！”狼狈不堪逃命时，才认识到这场运动是多么恐怖。事件后，四川最先吼出“武装保卫文化大革命！”从此，“文化大革命”成了赤裸裸的“武化大革命”。
我还亲眼目睹无辜百姓的惨状。武斗高潮中，成都两派在一号桥隔河对峙。有天我和同住曹家巷的母女二人过马路，“砰”然枪响，不知何派射来的子弹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击中身旁七、八岁的小姑娘。子弹洞穿小女孩的脸颊，左边进右边出，血洞吓人。女孩惨叫几声，抽搐着死去，母亲撕心裂肺嚎哭，痛不欲生。这一幕，在我记忆中终身难忘……
无数中国人都在文斗：写大字报、斗嘴角“大辩论”；无数人都在武斗：玩枪玩炮、横冲直撞……当我协同战友办好一期“小报”，又揣着一只“可尔提”手枪准备去参加一场武斗时，我曾拜师习武的一位老拳师臭骂我一顿：“有人保卫毛主席，有人又保卫刘少奇。平头百姓饭都没毬吃饱，去保卫哪一个？打来打去，谨防卸磨杀驴、秋后算账！”这位没啥文化的老拳师的话，一两年后竟然被充分验证：许多运动骨干分子都被清查或入狱。
老拳师的话警醒了我，从那天起我将手枪转赠他人，坐山观虎斗。我自小喜好文学，作文全校出名。我每天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朦朦胧胧认识到：报纸广播上不是天天在吼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吗？我能不能写一本记载“史无前例”文革的书？
我当起“逍遥派”，却“旁观者清”，能更冷静地看待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的两大派文斗、武斗。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我都要当“好事者”去看热闹，实则调查经过情形，事后记述日记。我还有意识地搜集千奇百怪的小报、传单及各种文革印刷品。这些，为我研究文革史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我目睹许多青少年学生受搧动武斗而成为“烈士”。隆重下葬时，红卫兵战友们疯狂开枪、悲嚎狂吼，场面神圣庄严。不少校园中雨后蘑菇样矗立起“烈士墓”。但是，作为文革工具的“红卫兵”，先被别有用心地吹捧为从“天兵天将”、“小闯将”，很快成为劣等公民一一即“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被撵到穷乡僻壤的农村。
下乡之前，我和同学们伫立在成都20中学6座坚固的坟墓前，默然无语。红卫兵们被严酷的现实摧毁梦想，失落、悲哀、愤慨，开始成熟了。
在极为贫困的农村、在饥寒交迫的茅草屋内昏黄摇曳的油灯下，我开始了对文革的研究写作，至今40余年了。
中国大型刊物《炎黄春秋》、《党史纵览》、《党史文苑》、《文史博览》、《文史精华》等不少刊、报，零星发表过我的《中国最后的红卫兵公墓》、《成都天府广场毛泽东塑像修建纪实》、《文革中杜灵师长遇难事件》、《文革中“文斗”现象研究》、《参加文革的外国人》等，受到很多读者及报章好评。1998年，四川《蜀报》连载我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四川》，已发表约7万字，后来随文革研究成为“禁区”、“雷区”而中止。
积40多年心血，我完成了三本研究文革史的书稿。
2005年，美国海马出版公司隆重出版了我的80余万字的两本专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之喧嚣怪状—文革文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文革武斗》。这两本书在海外受到关注和报刊好评，被美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正式收藏。2011年12月为期一个月的香港“十年文革”书展还隆重推出，也受到广泛好评和读者欢迎。
第三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影—四川“文革”历史真相》，由于国内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版。我写作此书，抱着为后人留一部“信史”的极严肃的态度。本书不作空泛的理论阐述，主要提供曾亲历、所见、所闻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我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态度、以详实丰富的史料，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再现当时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
如果读者看罢这本书，能了解到中国那段罕见的疯狂岁月的真实情况，我将为40多年来为写作本书所倾注的无数心血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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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在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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