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清算文革滔天罪行!《四川“文革”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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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革“重灾区”四川为样板——
中国“文革”真相
融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配以珍贵的老照片
全面披露中国文化大革命鲜活历史真相的力作
图:郑光路(下排右1戴五星军帽者)和红卫兵战友摄于1969年。
内容简介
“文革”时期,中国人口最多的大省四川,动荡混乱为天下之冠,最具独特性和代表性。“武斗”方面,毛泽东说过:“四川可打得厉害”,“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更有剥人皮、喝人血、去脚筋、斩手腕,炮烙、点天灯、活埋、闷死等种种酷刑。“文斗”方面,四川更是全国典型。本书以极为珍贵的独家所藏史料为主,以四川为主要叙述内容,兼顾全国,系统、全面、真实地披露了“文革”种种历史真相。四川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缩影;了解了本书所述的内容,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的“文革”运动。本书填补了中国“文革史”研究的许多空白,成为真实了解、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力作和参考书。
作者简介
郑光路
著述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
长期“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去研究历史”,作品具有材料独特新奇、大题材等个性特色,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其“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曾在省级、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有影响的文史类文章60余篇。
已出版长篇专著《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四川旧事》、《成都旧事》、《川人大抗战》、《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海外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斗之喧嚣怪状》(海外出版)、《炸响辛亥革命的惊雷—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真相》、《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等十余部,500多万字。
曾获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四川省第五届“四川文学奖”等各种大型奖项。著作收入中国政府文化大工程的“农家书屋”书系。
作品广受各界好评。海内外相关人士评论作者著述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空白。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及美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图书馆藏机构正式收藏。
电子邮箱:ZGL706@263.net
前言
“抢救”文革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1966年夏天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是中国旷古未有的浩劫,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大灾难。上自刘少奇(国家主席)、彭德怀(原国防部部长),下至普通干部、名人、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无数人死于非命。
文革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后最动荡不安的阶段,常被冠以“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都造成灾难性影响。
一大批纯洁的大中学生,质朴的工人、农民,温文尔雅的文化人,在煽动下变成整人、害人、杀人的魔鬼……整个文革运动就是一场法西斯浩劫,一部社会绞肉机。它不但毁灭了无数无辜生命,更几乎毁灭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毁灭了中国人的良知,把无数人变成“野兽”。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也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最‘左’的是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但是,这一全面否定被作了“宜粗不冝细”的简单化处理,在事实真相叙述方面则被严重模糊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也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账。
由于各种厚因,淡化文革记忆成为现实规定。文革痂下之脓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一有条件时有溃烂。当某些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严峻时,由于“集体失忆”,使“再来一次文革”很容易成为一些人解决现实问题的选项。
文革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徘徊。在—些中外人士心中,文革已变得十分可爱。
国内外许多餐馆为招徕食客,以宣传文革为特色。如一位叫周宪的教授到新加坡“毛家餐厅”,闪烁的霓虹灯全是文革口号,四壁满是红卫兵或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宣传画,电视里播着惊心动魄的文革场面,红卫兵装束的女招待热情待客……
国内更是如此。亿万中国人惨痛记忆中的文革年代,已化成太平盛世般的莺歌燕舞。
银川市2000年12月19日也开张一家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餐厅,餐厅门口贴着“回味逝去的岁月”的条幅,餐厅内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书刊,电视里播放革命样板戏。整个餐厅营造出“轰轰烈烈”的“文革”气氛。
成都市—家报纸2001年11月7日报道:一家酒馆迪吧贴满文革标语,数十名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汇报表演”横幅下的舞池中,大跳文革时期“忠字舞”之类。四周墙面上贴满数百张“文革”标语,火辣辣的文革气氛让人感到时光倒转30多年
有关文革的历史,长期来讳莫如深,成为研究禁区。
刻意回避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对那段惨痛历史全然不知,甚至景仰缅怀。和文革有关的歌曲和样板戏,被视为红色经典,大唱特唱……一些野心家,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别有用心者,企图让历史开倒车,让文革复归成为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
这段历史,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每个老百姓,对于执政党,都是巨大的灾难。对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 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就这样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
现实情况是,有关文革题材的书藉,长期以来国内出版有着双重标准。
这就是,一些严肃学者(尤其是体制外学者)耗费无数心血的研究成果,根本无法出版。而一些掌控有“话语权”的人士或单位部门,却常出一些“回忆录”、“研究著作”。这类书中,通常貌似在叙述“历史”,而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剪裁”史实,以之掩饰更敏感、更核心、更实质性的真相,最后的结果就是曲解文革历史,以为己用。
如文革结束后,当年曾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某些官员及其子女们的回忆录中,总将整人者定格为戴红袖套的底层“造反派”身上,“造反派”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而讳言煽动“造反派”的幕后黑手。许多人一味控诉自己一家“受迫害”的悲惨情形,而讳言文革时期他们也曾大肆“整人”,在努力掩饰中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正确”的英雄。他们叙述的文革史,毫无忏悔、反思,只是叙述他们“无辜受迫害”的“正义”史。
又如有些权力部门,花大力气耗费不少人力物力,编写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及大事件之类的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专业”包装形式出现,并有多卷本(集)的“专著”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清晰的图片……编撰者对完整历史用心良苦地剪裁、加工、拼凑,可以得出与真实历史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不是知情过来人,或是有相当深入性的研究者,即使是细心读者也难以查觉其底蕴和真实用意。于是,一些人认为文革即使有弊端,也仅仅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而发动、领导文革运动的领袖和积极追随者们,则成为“正义之神”,成为不少人呼吁“再来一次文革”的精神旗织。
除了政治因素外,当书藉出版越来越与“市场”接轨,现实利润追求的浮躁已进入“历史文学创作”,历史成了可以随意摇晃的“万花筒”,还出现不少“纪实文学”之类刊物、书藉。这些书如同“哈哈镜”,文革历史在这些书中严重歪曲、变态,以讹传讹,让人难辨真伪。
另一方面,某些文革中群众组织头面人物或既得利益者,在回忆录中把参与文革暴行,说成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己则是“造反有理有功”的英雄……不少人在网上公开为文革翻案。一些人(尤其是文革中陷入很深,曾得到一官半职的红卫兵领袖、群众组织领导人),把积极参加文革中的打砸抢、整人害人,说成“有红色理想”、“青春无悔”、“激情燃烧的纯洁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
还有少数极左派文化人士,公开鼓吹文革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反官僚化”和“反等级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黄金十年”。
《炎黄春秋》杂志1912年一篇批评文章说:
“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2012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中国文革时期的血腥、残忍、罪恶,流毒深远影响至今未绝。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大破坏、导致人性的扭曲,对以后几代人精神文明的不良影响,非常深远。掩盖历史,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一个健忘的政党和民族,则总会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错误。
如何增强民族记忆、吸取历史教训,是当今不少国家政府非常重视的大事,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上郑重其事,而且把历史记忆搬到公共场所:博物馆、广场、街巷、雕塑,及小说、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针对文革复辟的危险,必须彻底清算文革罪行。这不能只是空洞地理论批判,一定要以对社会、民族、历史负责的态度,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否定,还需要系统而翔实的真相剖白、细节呈现和深刻反思来支撑。应该以中华民族血泪写的文革历史真相展示世人,作为清算文革罪行的第一步;告诉世人和我们的后代,在那个时代究竟曾经真正发生过什么,将文革历史真相严肃地溶入全民族特别是下一代的集体记忆中。
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不能歪曲和篡改历史,也不能垄断历史。必须进行既严肃又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在中国因为人为的限制而中断。“抢救”文革历史,已经刻不容缓。
四川是中国文革运动的缩影
文革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有“引发文革的前因”、“发动文革的舆论准备”(1965年~1966年5
月)、1966年5月中共中央《5.16通知》,8月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正式发动文革。
第二阶段,大致有“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文攻武卫”、“全面夺权”等一系列内容,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文革高潮基本上结束。这个阶段主要就是毛泽东号召“天下大乱、乱中夺权”,全面打倒国家主席要刘少奇<, /SPAN>, STRONG>“资产阶级司令部”, 的过程。
第三阶段,所谓“后文革时期”,从1970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军队元老叶剑英、毛泽东侍卫长汪东兴支持下,逮捕所谓“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文化大革命由此落幕。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正式结束。
“文斗”和“武斗”,是文革动乱年代两大斗争方式。
“文斗”,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传单、广播、小报、印刷品、歌舞演出、宣传队、美术、雕塑……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武斗”,是指群众组织之间,从拳打脚踢发展到使用真枪实弹、军舰、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特殊“内战”。
文革时期,中国人口最多的大省四川(当时为7200多万),无论“武斗”或“文斗”,动荡混乱为天下之冠。当文革运动遭到重大阻力发生所谓“二月逆流”时,毛泽东还以四川“宜宾问题”作为解决全国问题的“突破口”。
“武斗”方面,四川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严重,全国罕见。四川文革武斗中人性丧失,更有剥人皮、喝人血、去脚筋、斩手腕,炮烙、点天灯、活埋、闷死等种种酷刑……
毛泽东夫人江青承认四川文革运动是“全国出名”。毛泽东也说过:“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1969年4月11日下午5时,中央开会时毛泽东又说:“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四川)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 [6]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四川乃至全国文革时期疯狂“武斗”:从武斗产生的根源、社会背景,到武斗逐步发展的前因后果、表现形式、影响重大的武斗事件、灭绝人性酷刑和屠杀、武斗高潮及退潮等方方面面,作了多方位、多层次的详尽叙述,真实再现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的疯狂“武斗”……反映了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真实的“内战”基本情况。
“文斗”方面,四川更是全国典型,构成那个年代极特殊的文化现象。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世界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癫狂现象——“文革文斗”。读者从书中可真实了解中国民众在文革期间千奇百怪的种种“文斗”文化现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传单、广播、建筑、雕塑、群众组报刊书藉出版、歌舞演出、美术、文学、文艺、民俗、特殊的“文革文学”、介入“文斗”的文化人……本书真实再现了中国民众利用口舌笔墨群争互斗的荒诞情景,举国狂乱的民众风貌。
本书叙述的“文斗”、“武斗”这些内容,多是珍贵的独家所藏史料;不仅史料珍贵,还提出作者很有价值的独特观点。这对中国文革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报刊新闻史等许多方面的研究,无疑很有裨益。它不仅可供中外文化界人士作为学术参考,就是普通读者也会为书中千奇百怪的乱世文化喧嚣怪状,而吃惊称奇。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文革运动,最具独特性和代表性。
通常把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定在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即所谓“十年文革”。但本书作者以亲身经历感受,更同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
本书作者认为:1970年后的“后文革时代”,因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毛泽东极权统治年代,档案史料丰富,政局也相对平稳,容易研究。
研究文革史最困难的,是1966年到1970年文革高潮时期。原因是这三四年中,中国各省市地方政权机构基本上瘫痪,处于最为癫狂无序的运动中。各地官方报刊基本停刊,或只照抄《人民日报》虚假新闻。当时只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官方舆论,绝不可能披露真实的社会现实。
所以要研究当时真实历史情况,只用当时官方留下的档案、报刊资料,只能写成为人唾弃的“伪史”。
本书作者郑光路先生作为当年的红卫兵活跃分子,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文革中重大事件,当时记录下很多日记、材料,还亲自办过“小报”。又由于作者自幼爱好文史、从文革中就开始广泛收集文革时期的传单、大字报、小报、刊物;文革结束后又长期花重金费尽心血搜集、研究了大量至今已十分罕见的资料,为中国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作者还长期接触和采访文革时期知名人物及各方面的知情者,故本书言人所未言,叙述了有血有肉、又有具体数据的鲜活历史,具有很鲜明的特色和独特价值。
本书以四川为主要叙述内容,兼顾全国。完全可以这么讲:四川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缩影;了解了本书所述的文革史内容,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的文革运动。
本书鲜明特色和叙事方法
文革结束后,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书藉中,要么主要讲中共上层争斗史,要么只是零零碎碎的个人见闻和回忆,很少有从文革期间广大民众生活及社会现实现象、文化现象作宏观、系统、全面评述的。
本书作者郑光路的著述,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广受学术界好评。
本书作者认为谈到研究文革,首先要让读者了解文革时期中国的基本情况。基本情况是什么?就是那时亿万中国民众都陷入“文斗”、“武斗”巨大的历史旋涡中。而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很多的中外文革研究者忽视,从未见人有以此为重要线条进行具体阐述的。
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切入,去反映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真实的基本情况,再现当时几亿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这就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点。作者以最贴近当时民众生活,也是文革运动最主要的两种方式“文斗”、“武斗”,为主要脉络来研究文革历史,是非常有特色、有见地的。
本书不作空泛的理论阐述,因为那样将会丢失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使历史变得只剩下一堆简单枯燥的概念甚至武断的结论。本书主要以作者曾亲历、所见、所闻第一手极其丰富、详实的资料,生动而客观地再现了四川省和中国那一段特殊历史,及大量罕为人知的秘闻逸事。系统绍四川文革历史真相的书,至今是空白。本书就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真实历史的长篇专著。
本书具有三大鲜明特色:
1.尽量以“大历史观”完成这部书稿。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以长时间、远距离、多角度地去反映真实历史;坚持用历史真相不带主观偏见地去还原历史。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作者恪守史家“扬善不溢其美,彰恶不添其丑”的精神,绝不妄发议论,只以可信史料说话。
本书以四川为主要叙述重点,兼顾全国。大致按时间发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1966年至1970年以四川为主的中国文革高潮中各方面情况:文革产生的根源、社会背景,到“红卫兵运动”、“破四旧”<, /STRONG>、“大串联”、“大夺权”、“二月逆流”、血腥“武斗”、奇形怪状“文斗”……直至文革高潮的跌落,到红卫兵消亡、“知青”上山下乡。
“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是作者的写作原则。书中所述内容都有严密的史实根据,并严格按照学术性文章要求,加以注释以标明资料出处。这和那些“戏说”文革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
作者坚持以现在已很罕见的第一手可信资料(原始档案,文革小报、传单,亲历者回忆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绝不采用常见的那种“以论代史”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避免史学著述中常见的那种“史实不够、议论拼凑”的大缺陷。
2.史料详实丰富,极具学术价值
现在常见的研究文革的书藉,—般都是讲中共上层争斗史;或从个人角度的回忆;或枯燥的“空对空”的纯理论。
历史研究必须下苦工夫,应当言人之未言,否则不可能写出精深之作。研究必须根据文献材料(从史学上讲,“文”通常指文字材料,“献”通常指过来人的“口碑”回忆资料)。
文革时期官方档案、报刊多不可信;文革高潮期真实情况,多散见于文革中无数群众组织的传单、大字报,及所办的各种“小报”、刊物等。但这些民间印刷品常支离破碎,而且各派组织互相攻击,真伪难辨。所以研究文革武斗史,实在是一个艰难、浩大的“工程”。
作者从所藏大量文革资料中,花甚多心血辨别良莠、真伪、相互参照研究。有时为查证某一事件发生中的一个小问题,就得花几天时间遍翻旧资料。此中艰难辛苦,相信研究学问的朋友都能理解。对“口碑”材料同样不能轻信,也必须辨别真伪、参照研究。
作者抱着为后人留一部“信史”的极严肃的态度。这本书从资料积累到逐步成书费时已40多年,花甚多心血才完成,相信经得住各方面推敲及历史检验。
3.客观公正,融史学性、可读性于一体,文图并茂
一部文革史,是数亿中国人曾经历尽磨难的历史。它不能只供少数专家在学术殿堂里把
玩。本书体现了作者“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写作风格,不故作高深、玩弄理论。作者尽量以朴实、鲜活、大众化的语言,把原本十分复杂、枯燥的史料,以生动而简明的情景化、细节化的形式来描述。所以,本书绝不同于那些干巴巴的纯学术性著作。
另一方面,本书以叙述真实历史为最大目的,坚决不采用夸饰、渲染、抒情之类的“文学技巧”。
本书将让文革过来人读后感到亲切;让从未经历过文革运动的读者,有身临严酷文革现实、深受震撼的感觉。
另外,本书配有珍贵老照片400多幅(许多图片是作者独家收藏首次面世),使本书文图并茂更引人入胜,极富收藏价值。
综上,真实历史、罕见史料、珍奇逸闻、珍贵老照片……使本书充满魅力,雅俗共赏,不仅具有大众读物特色,更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本书将具有极广泛的读者群:既可使国内外广大读者,从本书真实了解中国那一段动乱历史,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为研究中国文革极有价值的参考书籍。
至于这本书能否达到以上目的,尚望各界读者不吝教正。
——编者
作者序
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我正17岁。这是最敏感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亲眼目睹它的兴衰动荡。只有经历过“大跃进”运动后那段大饥荒、又经历过文革大动乱的一代人,对文革的残暴和荒唐无理,才有那种难以言喻的体会和深刻认识。
“阶级斗争”的残酷,若非亲身经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运动初期,“左派”们连十多岁的学生也不放过。我那时刚初中毕业,只不过曾说过:“我毕业后,要像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那样,去云南、缅甸旅游,写书……”竟被工作组和“左派”老师批判为“妄想叛逃国外当小反革命”,写入毕业鉴定,并组织同学开批斗会斗争。我们50多人的班上,挨斗挨整被写“黑材料”的不在少数。十多岁的学生被整的尚且如此之多,何况其它!许多运动初期被整的学生,后来都成了狂热的“造反派”。
1966年8月的“破四旧”中,我读书的这个极普通的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被整成“黑帮”被斗被打,有的自杀。而我们学校还是非常“温柔”的。我到一公里外的四川大学、到国内有名的成都4中去参观,目睹一批又一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刑讯逼供、皮鞭棍棒、罚跪抄家,连许多学生也逼得自杀。我们学校对面就有个川大宿舍,我常可见到在沿街“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声中,被剪成“阴阳头”、挨得头破血流的学者教授们狼狈不堪逃跑的可怜情景,令我触目惊心。
这些都使我早熟、学会独立思考。我心里已在问:“这是为什么?”当我融入几千万大中学生洪流到北京“大串连”,看到毛泽东那一瞬间,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呐喊声中,我确实没有丝毫激动的感觉,反而在想:“这和朝见封建帝王有啥子区别?”当时有这种“逆反”念头的人不会少,但无人敢说出口,怕被打成肉酱。
我也“造反”了,是学校“7664战斗团”耍笔杆子的“宣传大臣”,每天刷标语、大字报、刻传单……1967年后,有名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支小分队,进驻成都布后街3号的四川省“文联”内,我也曾参加其中,天天搞宣传队、办小报,大搞“文斗”……
为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狂热地参加运动?社会严峻现实告诉我:这是登峰造极的政治高压的结果,因为谁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满,就会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坠入地狱、家破人亡。当时只有“黑五类”、“黑七类”才不准“造反”。要想不被整,就只有打起“造反”的旗号投入运动,去整人而自保。因此无数人人性泯灭、兽性狂萌,“我整你、你整我、互相整”已形成怪圈,几乎无人可以幸免。
运动由“文斗”迅速演变为疯狂的“武斗”,四川打得天昏地暗,是“全国之最”。成都街头从1967年5月后,“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之类的标语铺天盖地。5月6日,成都发生“5.6武斗大血案”,震惊国内外。这一天我随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到武斗现场。当上百辆救护车、卡车、吉普车、小轿车、摩托车在急促的喇叭声中,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死尸、伤员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当我看到成都公路上已形成数十万人簇拥而成的人巷,从营养不良的几岁儿童到七八十岁穿补疤破衣的老太婆,都在顿脚狂吼“报仇!报仇!”本是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互残杀,却全都乐此不疲,这让我深切体会到这场全民运动的疯狂性。我朦胧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民众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很快,成都又发生了“5.19中和场武斗事件”,我身临现场。铜锣声、喊杀声雷霆万钧。成千上万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拿起锄头、扁担同工人、学生拼命恶战。当一把雪亮的锄头从我头顶砍下,我惊叫一声“妈呀!”狼狈不堪逃命时,才认识到这场运动是多么恐怖。事件后,四川最先吼出“武装保卫文化大革命!”从此,“文化大革命”成了赤裸裸的“武化大革命”。
我还亲眼目睹无辜百姓的惨状。武斗高潮中,成都两派在一号桥隔河对峙。有天我和同住曹家巷的母女二人过马路,“砰”然枪响,不知何派射来的子弹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击中身旁七、八岁的小姑娘。子弹洞穿小女孩的脸颊,左边进右边出,血洞吓人。女孩惨叫几声,抽搐着死去,母亲撕心裂肺嚎哭,痛不欲生。这一幕,在我记忆中终身难忘……
无数中国人都在文斗:写大字报、斗嘴角“大辩论”;无数人都在武斗:玩枪玩炮、横冲直撞……当我协同战友办好一期“小报”,又揣着一只“可尔提”手枪准备去参加一场武斗时,我曾拜师习武的一位老拳师臭骂我一顿:“有人保卫毛主席,有人又保卫刘少奇。平头百姓饭都没毬吃饱,去保卫哪一个?打来打去,谨防卸磨杀驴、秋后算账!”这位没啥文化的老拳师的话,一两年后竟然被充分验证:许多运动骨干分子都被清查或入狱。
老拳师的话警醒了我,从那天起我将手枪转赠他人,坐山观虎斗。我自小喜好文学,作文全校出名。我每天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朦朦胧胧认识到:报纸广播上不是天天在吼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吗?我能不能写一本记载“史无前例”文革的书?
我当起“逍遥派”,却“旁观者清”,能更冷静地看待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的两大派文斗、武斗。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我都要当“好事者”去看热闹,实则调查经过情形,事后记述日记。我还有意识地搜集千奇百怪的小报、传单及各种文革印刷品。这些,为我研究文革史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我目睹许多青少年学生受搧动武斗而成为“烈士”。隆重下葬时,红卫兵战友们疯狂开枪、悲嚎狂吼,场面神圣庄严。不少校园中雨后蘑菇样矗立起“烈士墓”。但是,作为文革工具的“红卫兵”,先被别有用心地吹捧为从“天兵天将”、“小闯将”,很快成为劣等公民一一即“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被撵到穷乡僻壤的农村。
下乡之前,我和同学们伫立在成都20中学6座坚固的坟墓前,默然无语。红卫兵们被严酷的现实摧毁梦想,失落、悲哀、愤慨,开始成熟了。
在极为贫困的农村、在饥寒交迫的茅草屋内昏黄摇曳的油灯下,我开始了对文革的研究写作,至今40余年了。
中国大型刊物《炎黄春秋》、《党史纵览》、《党史文苑》、《文史博览》、《文史精华》等不少刊、报,零星发表过我的《中国最后的红卫兵公墓》、《成都天府广场毛泽东塑像修建纪实》、《文革中杜灵师长遇难事件》、《文革中“文斗”现象研究》、《参加文革的外国人》等,受到很多读者及报章好评。1998年,四川《蜀报》连载我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四川》,已发表约7万字,后来随文革研究成为“禁区”、“雷区”而中止。
积40多年心血,我完成了三本研究文革史的书稿。
2005年,美国海马出版公司隆重出版了我的80余万字的两本专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之喧嚣怪状—文革文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文革武斗》。这两本书在海外受到关注和报刊好评,被美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正式收藏。2011年12月为期一个月的香港“十年文革”书展还隆重推出,也受到广泛好评和读者欢迎。
第三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影—四川“文革”历史真相》,由于国内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版。我写作此书,抱着为后人留一部“信史”的极严肃的态度。本书不作空泛的理论阐述,主要提供曾亲历、所见、所闻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我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态度、以详实丰富的史料,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再现当时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
如果读者看罢这本书,能了解到中国那段罕见的疯狂岁月的真实情况,我将为40多年来为写作本书所倾注的无数心血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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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在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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