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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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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
（1915—2004）原名吴文玉，江西永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政治活动家。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八路军115师343团政委、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39军政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政委、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6年编造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点意见”诬陷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成为文革政治斗争序幕（清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分别参与诬陷朱德、贺龙、邓小平、陆定一等党政军领导人，受其直接诬陷迫害的空军干部173人（致死2人）。1968年以军委办事组成员（副组长）预闻中央文革碰头会。1969年安插林彪之子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2年内完成从士兵到副级的火箭式提拔）。同年参加党的九大，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庐山会议期间，是“设国家主席”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后被指认文革中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1971年被逮捕，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983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审讯期间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供认表现最好。
1982年被减刑并允许保外就医。1987年获释，定居山东省济南。1990年代被给予副省级待遇，住房调整为一栋四户住宅小楼。医务部门也为其患有的多种老年病提供良好保健医疗。与其妻陈绥圻（曾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育有一子（新潮）四女（金秋、采芹、巴璀）。子女升学就业均未受其父影响。
晚年爱看电视。嗜书法，常应邀作书，曾有人携其墨宝在日本以50万日圆出售，“江山如画”轴网上标价1500元（http://www.qixz.net/mjshf1/wufx/biao.htm）。他很明达地自嘲说：“我的字写得并不好，主要是要我吴法宪这个名，我是臭名远扬。”以散步、甩手、游泳等运动锻炼身体。也陪其妻上街买菜。有过写自传的努力，留下了录音带。2000年病重住院，历经4年，终于不治。终年89岁。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P17；《文革英雄沉浮录》；于福存、王永昌《人民的审判》，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林彪集团骨干分子的夫人们》，载太阳系列丛书网络版www.sunseries.com/ban/ban001/B001.htm）
大我
名词。原为梵语Pormatman或Mahatman的意译。意指远离“我执”、“我见”而达到自由自在境界的最高“我”；含有常一主宰的意思。因为凡俗所执着自我的身心，没有自在性、常一性；佛陀所澄得的涅[般/木]则为真实且常住不变，所以称大我，义同真我。后用以指群体或群体社会；集体和国家。与“小我”相对。原意反不彰显了。
不仅党员，所有革命者在处理个人与组织、集体的关系时，都要无条件把后者摆在第一位；因为这是组织原则。尤其是1949年前处于地下状态、战争条件下的组织原则。救亡的任务、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集体的力量，压倒了自由民主、个体尊严的启蒙要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即使是1949年建政后仍然延续了这样的价值观，以此作为另一套社会动员模式和现代化路径：在谁战胜谁的阶级斗争框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被抽象为“公”与“私”的对立，政治变成了道德，突出政治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奋斗精神。这就成为对所有人无一例外的全民性的要求、国家意志了。
在这样的概念体系里，所有小我的一切，包括权益、思维、志趣、亲情，甚至生命……都通统让渡给了大我，小我被彻底融化在大我之中了。再也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和国家。大我以“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把小我剥夺得干干净净。但它是从内里来巧取的，而不是从外面来豪夺的。因此小我非常配合，自觉服从于集体功业、党的意志──不仅没有意志，连欲望也没有。相信大我会把所有事务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服从组织，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向党交心，连党组织的惩罚（反右）也只能证明人民事业的伟大。
对付、整饬小我，战争时期和部队有军事法庭、军事纪律，从批评到关禁闭；和平时期、地方单位有组织生活、政治学习、斗私批修会，从大字报批判到大小会检讨，从惩罚劳动到群众帮助，软硬兼施……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只有“people”（众人、公民、民族；Person的复数形式），没有“individual”（个人，相对于团体而言）。个人被淹没在群体之中。也帮了这样一套奴民意识形态的忙——满足于“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个人是人民一员，“人民当家作主”，“我”就在其中了。（只有民本主义，而无人本主义）“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尊重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谁打上了人民的口号，谁便站在了真理一边，便有了肆意打杀别人的“个人主义”的权利。
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把不断消灭小我欲念，确立大我的绝对地位的工作制度化了。通过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没完没了的学习，联系实际，讲用，“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挖“私”根，检讨，暗示自我的可耻、渺小，达到取消自我的荒唐目标。金训华可以为抢救被洪水卷走的木材献出生命，这说明“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逼得人说假话、变成伪君子，都还是皮毛一层——说到底，这些其实都仅仅是利用集体意志剥夺个体的理性判断，进而消灭个人的感觉、欲望、身体，彻底摧毁威胁集权的最大障碍，破除“心中贼”，借“大我”之名行专制之实。甚至干脆直接用“三忠于四无限”的忠心取代了“大我”。既是图穷匕首见的赤膊上阵没遮拦，又是黔驴计穷的夕阳西下无路可走。
（参考资料：郑歌 《“我”，是最后一个字母》，《人民日报》1962年1月23日；本社词典编辑室《现代英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版；俞吾金《文化密码破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造反派
名词。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1.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为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但他们成事的真正秘密（公开的），却因为是“奉旨造反”。对于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著的表征。
2.由此进而扩展为，对除红卫兵以外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统称。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系统辅之。在大联合、夺权阶段，红卫兵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了。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的就是他们。在这类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派性更为严重，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体制、势力，占山为王，“掀翻金銮殿，轮番来加冕”。要取代走资派，成为新的掌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3.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1966年抄家，‘造反派’搬走几件，王家姆妈又变卖几件。”（陆星儿《同一扇石库门》，载《文汇》月刊1990年3月号）说话的那口气，在当时是无奈、艳羡，在事后是鄙夷不屑、诛心剿灭、丑化刻毒。
4.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以文革当时的称谓指称他们，可以看作该名词的过去时态。受到清查的“三种人”（参见该条），主要就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打砸抢劣迹的人。但据说，由于强调把工作重点转到改革和经济建设上来，清洗匆匆结束，并未进行“彻底”。
5.比喻义。文革后，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却又偏于严重的指控，因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造反派受到严厉追究；该词所包含的历史追溯、政治判断内容，会引起个人经历、情感方面的联想，乃至政治正确的过分反应。——重归威权体制的旧轨道，再次强化官本位，肯定知识精英的主流地位，赋予阶级分化以合理性，这是后文革以来社会心理的最大变化。
（参考资料：李行健等《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lxpii《文革旧事》，“文学会馆” 2002年9月27日http://www.siica.org.cn/epublish/gb/paper285/1/class028500002/hwz851426.htm）
花五类
名词。含贬义。“花”意谓灰色的；是一种政治性借喻（这也是文革语言的特征之一）。亦称“灰五类”、“麻五类”。
1.本义。在阶级阵营的划分上，介乎于红五类（革命）与黑五类（反革命）之间的社会阶层（动摇即不革命）的成员。如：职员、店员、医生、教师、记者、小商小贩、小业主等自由职业、小资产者；经济、政治上大体上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1949年以前这个阶层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尚属优裕(虽然也随总的经济情况和个人际遇而波动)，其政治立场被中共政治战略分析家和政策设计者认定为经常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属于应该团结、争取的对象（权威论述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做同路人,但同路不同心,不是依靠力量（内部掌握）。
2.转义。借指出身于这些家庭的子弟。“花五类”一词主要指他们；其主要使用范围又在学校。这类人虽然不是直接处在专政对象的位置上，但也被工农兵、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主流社会、执政当局认作非无产阶级、非革命的，不应给予信任。因为他们的父辈不是苦大仇深，而是旧制度的顺民,也被认为是那个制度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与黑五类有更多的天然联系，是容易滑向敌对阵营的异己分子。这一切必然影响到子女。甚至连他们与知识生产的密切联系，无意识流露出来的习惯、修养，也让红五类感到本能的不愉快、不自在。每当入党、入团、参军、提干，需要填写履历表中的家庭出身一栏时，他们的情绪就灰溜溜的，经常陷入类似“原罪”的自卑中。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算不上，不必对他们体现什么政策。比较起黑五类来，他们所受的歧视、排斥并不绝对，境遇的悲惨程度略微轻一些，但入党入团、参军就业、调资晋级的社会升迁概率仍然大大低于平均水平。
文革初期，花五类不被允许加入造反的红卫兵组织，因为这会影响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成为被对立一方攻击的口实；而只能参加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战友”。不允许串联；不得不表现得比别人更积极，才能得到基本同样的看待（劳动、军事训练时，病了哪怕来例假也不敢请假休息，怕人家从阶级出身上联系实际找思想根源）；政治学习讲用、运动过关时，被要求比别人更多地深挖、检讨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同龄人际交往中处于受支配的被动状态；婚恋时的家庭出身条件要低一档，选择范围相对小一些，成功概率也小一些。
这种被打入副册（还不是另册）、类似贱民的待遇，和由此产生的屈辱感，使他们对政治格外冷漠。加之家传与自由职业相关的次文化（散漫习气、对生活品质的讲究等）濡染，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就成了“逍遥派”。其中一部分人刻苦钻研，文革后成为业务上的骨干、政治上可靠的可用之材（邓小平语）。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 5、P9；邓小平语转引自《中共辞典》，台湾：中国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P130）
糖衣炮弹
名词。简称“糖弹”。意谓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比喻腐蚀、拉拢，拖人下水的手段，看似美妙、甜蜜而包藏祸心。
这是毛泽东创设的著名比喻。带着鲜明军事色彩和浓重忧患意识。1949年3月中共进城执政以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就以这个比喻提醒、警告本党同志胜利以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一比喻，1949年以后发展成了中共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基本任务，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被拍成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拒腐蚀、永不沾的故事。被广为传颂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即这一理想境界的人格象征。对于曾生活在底层、由乡村渗透而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其中许多人过去是泥腿子、苦力，着附在高档物质生活、奢侈消费品上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具有发达的物质生产所提供的舒适、细致的生活方式，优雅的风度。19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军队领导干部大量离婚换老婆，三反五反揭露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文革的初始动机之一，反修防修，便与这一观念部分有关。[注1]尤其是被估计得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更让人疑心失去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总是试图利用物质上、文化上的优势，赢得思想上、政治上的胜利，比如从拉干部下水到全面复辟（著名的漫画化场面是电影《箭杆河边》里的“何书记，吃汤圆咯……”）。当基于阶级斗争的敌情观、物质观被夸大到极点时，就出现了抹煞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的现象：谁要是买一截时髦点的衣料（花型艳丽醒目），购置舒适点的家具（如沙发），备办一瓶用于打扮的化妆品（雪花膏、香水等），即使并非出于有资产阶级嫌疑的人之手，也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一定要问问是否有糖衣炮弹的可能。连学术上重考证、成名成家，新闻办报的“知识性”、“趣味性”……都无不可以指鹿为马地与糖衣炮弹挂起钩来，刻意营造成为近乎蛊毒式的巫术恐惧气氛；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为的是四面出击。
只要能保证生活必需的最低水准，对所有超过一般水平的消费品，都应该弃之如敝屣，才能显出当事者革命意志的坚定，生活作风的朴素，得到人们的肯定、褒扬。这也可视为政治上可靠的旁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流行起来了。它一方面促使一些人刻意做这样的表面文章，以博取政治进步的名声、资本（用2000年代的话说是“做秀”），一方面造成了更多人把在物资供应匮乏下的需求萎缩，进行合理化的心理定势。
围绕糖衣炮弹这一概念，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论证了精简机构、密切联系群众；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铺张浪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等制度设计。立论高妙却是无用。无奈是资源短缺、供应有限，天恩雨露不能尽洒，危险的糖衣炮弹已经不是什么敌人打过来的问题，官僚特权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而是自己巴巴地绕世界求来的。开后门成为文革的阿喀琉斯之踵。痛苦的毛泽东对反开后门直叫“停”。
2000年代的腐败、职务犯罪（窝犯屡见）已成燎原之势，糖衣炮弹从贪婪的官员索贿[注2] 到作为制度的自我供给，从根本上危及到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昔日避之犹恐不及的祸殃变作了人人如蝇逐臭的香饽饽。虽然恢复了人性的真实，却同时也放纵了人性的恶。单靠自我监督，不从异体制约上走出制度创新路子，难矣哉。
[注1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搜索，文革十年该词的出现频率是每年6.32%，比其余年份的1.08%高出5.85倍。可见其作为“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的关键词，对阶级斗争之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渗透、严防死守，被强调到何等地步。
[注2]还有一形象、机警、调侃的自辩说辞：“把糖衣舔（吃）了，炮弹打回去。”
（参考资料：本报评论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1966年5月4日；林彪《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于是乎《文革与腐败》，《人民日报》“网友之声” http://www.people.com.cn/item/wysy/2000/04/12/041207.html）
三年自然灾害
特称名词。有时也简称“自然灾害”。
是中共对1959年至1961年农业生产连年歉收、大炼钢铁造成的国民经济危机，进行解释、定性的官方称谓。[注1]广泛用于中央文件、社论、新闻报道、领导人讲话。它是对内（各级领导层、老百姓）外（友党、友邦和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等国际舆论）的交待，对中共错误决策、艰窘实践的文饰、推托。
吟哦“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不满经济建设的速度，工业生产年递增18％、农业不足％，1958年提出了15年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战略，人民公社强行推广密植，大炼钢铁。造成灾难性后果：粮食产量1959年3901亿斤、1960年2870亿4斤、1961年2950亿斤（1957年3901亿斤）。遭受挫折后的庐山会议批判主张调整的彭德怀，不但没有收缩，1960年反而持续跃进，大搞基本建设，全力保钢，下达了2040万吨钢的指标。
由于农业歉收和超量征收（浮夸、放卫星的行政产物），大饥荒导致水肿等疾病流行，死亡率（1956年、1957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11％）上升，据官方资料（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数据），1959年1.46%，1960年2.54%，1961年1.46%，累计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2700万。尤以在河南、山西、山东、江苏、甘肃、四川等地最为严重。如果把出生率下降的因素考虑进去，人口减少的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减轻城市压力，被迫下放人口近3000万（同前，P432）。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不但无法完成计划，还生产出大量残次品钢。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业企业管理混乱，大面积亏损，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失衡，通货膨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00多亿元。间接损失则难于定义、统计。
虽然经济上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措施，国民生产、生活情况渐渐好转，但七千人大会（详该条）上刘少奇在全党面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注2]给毛泽东造成的刺激、阴影难以抹去。坚持用“自然灾害”说，以应付、否认1959—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是拒绝检讨、调整大政方针的全局性问题，拒绝问责追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政策和实践。把它看成向毛泽东个人权威挑战的政治禁区。同时把账算到苏联头上，强化了国际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和反修的必要性。决心依靠群众运动实现现代化的毛泽东，主动从一线退下来（不担任国家主席，专理外交事务和党务、理论建设，1958年）后感到自己的思想、主张被冷落了，并有失控的危险，开始酝酿重返一线，为此谋划、布局、造势，便有了阶级斗争论调的再度高弹，四清运动的开展，文艺上的频繁批判……
曾有人提出为彭德怀平反，大饥荒的魔影仍然不肯轻易散去。使毛泽东感到前后受敌的威胁，必欲一锅烩之以解困的紧迫；坚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加速了实际发动的进程。文革期间，甚至干脆禁止在报刊上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字样（说明不但文革自身遭受困难，而且连对它起因的拷问也摆脱不掉），害怕引起不利联想。[注3]但仍挡不住它在口语中的流行，因为经验、时间和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记忆是无法禁止的。
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的权威解释，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三年自然灾害”的用法在正式场合逐渐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或“困难时期”。但由于长期使用已成惯性，仍有不少人一提当年脱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
[注1] 1960年《人民日报》称：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称，“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注2]但有关气象资料并不支持严重灾害由自然旱涝引起的说法。金辉利用气象统计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说明：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乾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就连主张有灾害的孟昭荣、彭传荣也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参见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1期）
[注3]“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1966—1976年该词的搜索结果为“零”。
（参考资料：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405；楚汉《中国1959－1961》，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3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33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该书的编辑、出版贯穿了整个文革——几乎10年时间；几度起落。原拟选编范围为1949—1962年间的毛泽东著作。
196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担负这项任务事务工作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其时办公地点在中南海甲楼；朱德委员长住乙楼，中央专案组在丙楼，信访局在丁楼。理论组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和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两部分人组成。
从中央档案馆接管的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62年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押送下运入、放置在中南海甲楼。甲楼组织称“材料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刷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委员会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他们在怀仁堂阅读事先准备的毛泽东手稿和讲话，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未几选编工作停止。
1969年五、六月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再次启动。计划“十一”前夕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
工作程序为：甲楼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誊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厂排印。如是反复直到满意为止。
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一定程度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毛泽东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剔除被认为某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有时的取舍哪怕细微到一个副词，都会对读者起诱导作用。又如，毛泽东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选编者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这些取舍需要在选编者之间达成平衡、妥协，实际上更是一个政治角力、折冲樽俎的复杂过程。更不用说，对毛泽东原文错、漏、衍字和明显有误的标点符号作技术性整理，订正错讹的史实，甚至还要进行必要增删、修饰，编写题解和注释，使之完善，方便阅读。[注1]也有不小回旋余地。
但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时，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因为毛泽东不同意。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定本出版延宕到了1977年3月，而早些时候的1976年10月解决了四人帮问题。[注2]出版时间是“两个凡是”出台不久。这个版本收集了毛泽东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选编时限较前缩短）。卷前《出版说明》并称“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这个版本，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对文革的全面肯定。
同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977年10月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570万人的考卷急需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
1982年因为该版本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和当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停止发行。后续各卷迄今未见出版。另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1921—1976年）八卷出版（1993—1999年）。[注3]
[注1]毛泽东著作原文、发表定本和《选集》的文字之间，时有细微差别。还需要有专门的校勘研究，才能真正论定修改的范围和性质。如，龚育之考订，《毛选》五卷开篇的标题原为“中国人站起来了”，被1977年本改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说见吴志菲《龚育之散记》，《人物》2005年第2期）。
[注2] 1976年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史称“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通知；就以“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等为诱饵，让姚文元列席参加。
[注3]所收803篇著作中1962年仅2篇，1965—1976年仅12篇（1篇/年）；大大低于14.6篇/年的平均数。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尚之《第五卷编辑秘闻》，《周末》2004年12月2日）
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北京时间3时42分，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震中烈度11度，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达天津市、北京市等14个省、市、自治区；造成 24.2万余人死亡，16.4万余人重伤。被列为20世纪全球10次破坏性最大的地震灾害之首。
据不完全统计，唐山地区震毁公产房屋 1479万平方米，倒塌民房 530万间（极震区地面建筑全部倒塌），唐山地区总的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造成截瘫患者3817人，失去父母的孤儿4204人，轻伤仍需治疗者达36万之多。被埋压的人数高达57万，通过自救与互救，脱险人数45万左右。震区内工业建筑物有70—80％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多层砖混结构房屋有90％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通讯中断，大段铁轨发生蛇行弯曲或波浪起伏，公路路面普遍产生横向小鼓包和纵向张裂，桥梁普遍损坏或严重损坏，砖砌烟囱、水塔等全部倒塌，下水道遭到破坏。
唐山位于东西方向燕山断褶带和北东方向沧东断裂带交汇部位，属于地震活动频繁地区之一。城市建设过程中忽视地震设防或未按标准进行地震设防，建筑物不具备抗震性能，是大地震带来毁灭性破坏的主要原因。而缺乏灾害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预报不力[注1]，是未能有效减少地震毁灭性破坏的主观原因。
国务院迅速向灾区派出10多万军人、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抢救出大批受难人员（100623名伤员被转送到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和上海等11个省市），运送救灾物资，安顿群众吃住，恢复生产、电力和运输；大规模喷洒药物、灭蚊蝇，埋尸防疫。到1980年止，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灾区拨款30多亿元。
为防止境外势力进入、插手，我国当时没有如实对外报道地震的强度、烈度和损失（3年以后的197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才有相对完整的报道）[注2]；并谢绝了国际社会援助，决心自力更生，战胜灾难……
从中央地地方各级政府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放在工作首位。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距唐山地震时间不足一个半月。被民间广泛传说两者存在某种神秘联系（龙年凶兆）。[注3]
震后国家用于唐山恢复建设的总投资（1979—1986年）为43.57亿元。“从地图上被抹掉”又得以重建的新唐山，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建筑物均达到八度设防，市政设施配套，环境清新优美，现代化水平较高。城市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污水集中处理率、供热普及率分别达到 100% 、 97% 、 65% 和 83% ，均居全国同等城市领先水平。 1990 年唐山荣获联合国“人居荣誉奖”， 2004 年获得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1986建成抗震救灾纪念碑广场。地震遗址2000年代成为旅游景点之一。
[注1]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是成功的。震前半年左右国家地震局上报国务院《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指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北京市地震队在与国家地震局7月24日召开的准备会上，华详文、张闵厚、耿庆国、李宣瑚四人认定七月底、八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大地震。当晚还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来报：7月27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以内，将发生五级以上地震。但由于误判，害怕错报造成重大政治影响，临震预报决断时却失败了。二十余位现场观测、核实水氡异常现象的地震工作者以身殉职。
[注2]遵守新闻纪律。因1950年４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注3]1975年编者插队所在农村大旱歉收，有人竟吃观音土果腹。生产队一老妪曾对编者道：“今年还不算厉害。谚语说‘润七不润八，润八动刀杀’（农历1975年润七月，1976年润八月）。要明年活过来，才算是人。”共和国缔造者周恩来（1月8日）、朱德（7月8日）均故于1976年。
（参考资料：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唐山公众信息网”；钱钢《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沈正赋《唐山大地震具体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以工代干
名词，由偏正结构的谓语性短语名物化而成。它指称的是人事工作中的一种现象：工人编制人员未办提干手续承担干部的工作或职务。
这是由于1960年代以来，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度，厂矿企业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出现了“以工代干”人员；随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也相继使用“以工代干”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有的达到了现有干部总数的10%以上）。
从深层次看，它是由中共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冲动和编制计划管理体制之间相互撕咬、制约的结构性吊诡造成的。是编制合法和运转非法的纠缠、冲突。
在官本位的体制内，干部的政治－社会地位、收入、福利等，一般要明显高于工人。由于干部职位作为稀有资源，提拔干部就做得特别谨慎。以工代干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可以在实践中考察以工代干者是否符合干部条件，相当于见习生，等待成熟后再转正，以减少失误。但对于见习时间的长短、转正的考核，没有制度化的规范。人为因素多，随意性大。要揭掉以工代干的帽子，有如唐僧西天取经，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谁转了正，就会被看成天大喜事，人人都闹着非请客散糖不可。
文革虽然打倒了走资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以维持体制的运转。官本位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由于一元化的权力集中，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了。文革时人事系统长期濒于瘫痪，主事者也怕提拔的人像造反派那样打翻天印，以怨报德，便有意地拖延，以培养他们的忠诚；加之编制管理本来就先天具有保守性、滞后性特征，就积压了许多类似人员。以致以工代干者严重超过正式编制。
名导演张艺谋当工人时（1974年）自己个儿学摄影，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文革结束后，各级、各地、各单位开始自发解决干部编制的遗留问题。如上海农场系统1979年对以工代干的职工实行定职定薪,建立了农场干部工资制度,提高了职工年限工资水平。
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统一、妥善解决“以工代干”问题的具体政策。通知认为，因为“‘以工代干’人员大部分年富力强，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成了生产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骨干；但也有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给干部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问题”。原则上“以工代干”人员有的根据工作需要转为干部；有的回到工人岗位。这个通知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再使用“以工代干”人员，需要从工人中提拔干部，均需先办理吸收干部手续。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经有关部门考核审定”，就成了见人有份、皆大欢喜。权力平衡以编制管理向实际运转的投降、妥协告终。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01年8月14日《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第三条再次重申：“严格执行不准‘以工代干’、‘转干’的规定”。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需工勤人员，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内，一律采取社会招聘和合同管理办法”。因为“有的地方和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混乱，擅自增加机构编制和突破编制增加人员；有的录用和选拔干部根本不按规定，甚至‘买官卖官’；有的通过制造‘假档案’、‘假学历’、‘假身份’，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人塞进干部队伍等等”，已成为干部体制腐败的普遍形式。
（参考资料：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7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1983年2月12日）》，“法律图书馆”“新法规速递”http://www.law-lib.com/lawhtm/1983/45388.htm；《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日报》2001年8月21日）
斗争哲学
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哲学范畴。忽视同一性（统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强调、夸大斗争性的普遍性、绝对性的矛盾观。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针对国民党人邓宝珊所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指出“他说对了”；从现实政治角度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属性，与青年毛泽东“万类霜天竞自由”、“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尼克松的《首脑们》中写过，他曾敏锐地感到，毛泽东诗词的魅力可能与对战斗的神往、兴奋有关）的强调运动、对立、冲突、斗争等思想基调相一致。
以阶级斗争作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动员工农进行武装割据，在哲学风貌上表现出强调对抗的特征，呼应近、现代以来一路激进、革命不断的历史进程（1911年革命、1927年革命、1949革命、1966年文革），斗争哲学自有其必然性，但它同时也阻断了从革命到建设、由政治-社会-军事而经济-文化-法律等主题变换的理路。
1949年建政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并且以此制订党的政治路线、任务和政策。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至文革，被提升到哲学范围进行阐释，就出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的命题，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冲突、转化是通过斗争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来实现的，甚至综合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哲学根据。并据此把文革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反复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贬斥中庸之道，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批清、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对着干”、“反潮流”的新时髦，路线斗争贯穿中**** 史的框架预设，等等，都根源于此。
从理论框架说，这与主张哲学的阶级性、党性，把所有哲学问题都归结为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线形思维有关。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否定渐进和改良，积累和量变，梦想着“毕其功于一役”……都是从这里推导出来的。因此革命是斗争，运动是斗争，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斗争。社会生活被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生活，政治又等同于阶级斗争，中国古代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文学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武器，连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深层心理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乃至于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一脉相承。其最具鼓动性和组织力量的，仍然是“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这样一些亘古不变的口号；寄寓着社会底层反主流、求翻身的渴望。由于忽略并无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忽略并无视工具、科技、生产力是人类生活和历史过程的基础，这样的哲学思想，适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适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宜于政治社会革命而不宜于经济文化管理。
连在精神质素上，虚化、拔高、渲染“痛打落水狗”、“绝不宽容”的鲁迅精神，永不妥协的批判者、否定者形象，突出其铮铮不折的“硬骨头”品格，都从侧面有意无意地强化着斗争哲学的正当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伦理，从学术上的一家之说变而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道德上的绝对律令，任何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言说，都被视为大逆不道，都被当作异端、当作阶级异己，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人事制度上无限类推、演绎阶级斗争观念，实际上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准战争状态，运动把这种内耗无休止地循环延续下去，耗尽社会-物质-精神资源和活力。
而人道主义、人性论、怜悯、爱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也被从根本上抛弃。不断突破文明底线，把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变成了赤裸裸的压迫、杀伐、暴虐。
（参考资料：初澜《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斗争哲学——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4.05.23；李泽厚《课虚无以责有》，见《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古洪能《闲话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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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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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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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
原本指工、商、医、戏曲等行业中秉有技艺并传授技艺的人。师徒间恩义相授的准人身依附关系，带有轻微行帮色彩。文革中1970年代该词外延被泛化、扩大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尊称。
毛泽东有“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的论述，斗批改阶段有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文化科教单位的措施，日常工作里从不与工人交往的知识份子，开始接受工人师傅的行政指令。甚至把工人请上讲台讲授一般性工业、工艺常识，将其称之为“工人阶级上讲台”“占领上层建筑”的新生事物。与中共历来看重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传统一脉相承，其时流行的阶级观，工人被视为最纯粹、最正宗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最彻底，因此，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社会人群；无论其工龄长短、出徒与否，都须称之以“师傅”。
所有宣传画造型群体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第一主角都是工人（身着工装，英俊、豪迈、激情洋溢）。连他们因受教育程度低、长期从事简单劳动带来的固有行为特征，也被一味美化为认真、忠厚、真诚、豪爽、淳朴。在发展党员、提干、升学，贯彻阶级路线成为组织原则，出身工人或本人是工人，都会得到看重、优待。连类相及，择偶时工人身份都被人高看一眼。[注]以至于2000年代的随笔作者纵论美女的时代归宿，还酸溜溜地把文革美女派给了“工人师傅”。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形成了无论对方是何身份、职业、年龄、性别、亲疏，不管他是老教授、正格的军人，还是妙龄少女，只要有求于人，或仅仅意欲表示对对方的敬意、好感，就以“师傅”相称的风气。那时和素不相识者打招呼，拿不准该怎样称呼为好，叫声“师傅”准没错。所谓礼多人不怪嘛。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贵”也会不自觉地带出一星半点的矜持、威严来。
传统习惯上出于对职业、技艺的尊重，在“师傅”前面要加一个“大”字；文革时单称“师傅”，其实更多是对人身份、权力的阿谀了。
风气相沿，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反差过大，造成了他们强烈的失落感。以致有民谣把这种情绪作了事出有因的过火宣泄：“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指个体户）找大钱。”毕竟，以多年高积累、低分配的工资收入，在1990年代以来破产、下岗的夹攻下，受到社会保障不足，医疗、养老、住房制度一系列改革冲击，他们收获的实惠少而付出的代价多。边缘化到了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地步，与执政党阶级主体的意识形态虚设地位形成吊诡。难免给人物是人非、风水轮流转的感慨。
[注]199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讲的就是一个文革时期工人姑娘（师傅）嫁给知识分子小伙子（徒弟），中间穿插了一个弃婴（丈夫的侄女）的悲欢离合故事。
（参考资料：李晓敏《今天，美女都嫁给了谁？》，《南方航空报》2004-11-30）
传经送宝
作为榜样的典型走出去传授经验。与作为学习者上门求艺、探宝的“取经”相对。有省市地区、系统行政领导组织、安排的和一对一邀请两种情况。
这与中共为了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统治，使中央的意志、政策，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层层贯彻下去有关。
大凡要抓一项工作、展开一个什么运动，总要在当地寻找典型，派工作班子（由书记带队）“蹲点”，抓住不放，形成关于运动的目标、对象、发展阶段、措施、验收……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推广时也要先在当地找若干个点（单位、地区）试点，把上级的政策规定、普遍经验具体化，以适应当地的实际。以便就近学习。这被“抓”出的典型、树起的样板，到需要指导的地方，介绍经验、示范工作，就叫“传经送宝”。
这一方面是为了落实中央精神不走样，在各方面条件悬殊很大的不同地区，要针对实际情况变通执行，试点抓典型，就是为了保证严格掌握一个统一的尺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带有全局性，与普遍性相适应表达上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抽象；而中共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不高，易于接受直观的样板，方便执行者参照实施，“依样葫芦画瓢”。
一般说来，“取经”多于“传经送宝”。原因在于，取经是一对多，传经送宝是一对一。对样板、典型而言，取经的效率要比传经送宝高。但传经送宝者只需安心传授经验，接受学习者的款待、欢呼，就不象接受取经那样，还得替上门取经者张罗吃、住等接待工作，赔本赚吆喝了（先进典型的已成规模的高额招待费也有财政拨款托底）。
在先进典型资源相对稀缺情况下，虽说官方意识形态要求受邀方（政治荣誉的享有者）有义务传授革命真经，受邀方应付、接待都应接不暇、左支右绌，能够答应邀请方上门是很给面子的（或者是双方有交情，或者是上级交办不得不应承，或者是得买居间的朋友的面子）——因为受邀方的名气已经足够大，不需要人抬轿子了。况且传经送宝是纯粹义务性质，分文不收讲课费。从习惯上说，比起传经送宝，坐等上门的主家面子更足、更大，机会成本也较小，所以传经送宝的话语本身就含有纡尊俯就、无私奉献的意思。
后来这个具有工作方法的特殊涵义的术语，演变、泛化成了一般的客套话，用于主人（单位）接待客人时委婉地恭维对方。类似“蓬荜增辉”。说者和听者都心里有数，不一定真的就是传经送宝。
2000年代仍有人把它作为“传授经验”的代词，不过其固有的政治色彩已经稀薄到若有若无。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它的出处，听着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本报通讯员《三次取经》，《人民日报》1972.01.05；龚修文《文革浩劫 指鹿为马》，“鹤岗视窗” http://www.hg0468.com/dajiawenjiH17.htm）
大办
与号召相联系的固定句式：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教育（扫盲）、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民兵师、大办猪场、大办小型水电站、大办粘胶纤维生产、大办劳改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办五七干校、大办农场、大办水利、大办“开放式”统计……大办就是搞全民动员的群众运动。
大办，一则是中心工作的下达、贯彻，典型经验的推广、普及，不管具体条件如何，只要是上级精神（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定下来的事，就无条件落实照办，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在大办的普遍号召面前不能讲价钱，没有例外，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能强调莫违农时，本地情况特殊论；二则是领导（书记）挂帅，组织保证，所有工作都要为中心工作让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协调指挥，释疑解难，务求落实；三则是大张旗鼓，声势浩大，雷厉风行，从部署落实到检查验收，从标语口号到誓师大会，从全民动员到青年突击队，大兵团会战十八般武艺轮番搬用，不讲情面，不留死角，环环相扣，高潮迭起。
大办的号召不是指导性的，允许因地制宜、量体裁衣，而是以行政命令为根据的。它的外部形式是运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程序做保证，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观念软件、文化帮助完成它的结构，牵引它的运转。
比如，考核官员时，通常不看大办的效果（当时没有、也不讲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没有、也不讲质量管理——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而看落实的坚决程度，就滋长了照转照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少数有良知的官员，悄悄用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应付上级，虽然明知效果堪忧，还是一丝不苟地虚张声势，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惯性。锣声大雨点小，只损失机会成本（消极对抗）；更多官员不顾客观条件、坚决的大办（如大炼钢铁、围湖造田），就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积极迎合）。不管造成多大损失，只要能保住纱帽、升官晋爵就成。
在农村的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无视经济规律的“平调”实际上都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和环境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
哪怕有丝毫怀疑，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想轻则挨组织批判，重则换将上马照样干；就聪明点，照方抓药。因为“大办”任务，不光有安排，还有经常性反复检查落实，很难有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反正以组织为后盾的社会动员模式，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调度、透支，无须考虑追究责任问题。因为组织从来不会否定自己。
文革带来的新变化是，“大办”的频率更高，[注]依赖“大办”的事项也更多；对迟疑不决者的处罚、打击，更迅速、更坚决，定的调子更高——直接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外斗争、国际帝修反代言人什么的挂上钩。从批判、批斗到罢官、牛棚监禁，斩断罚决，雷厉风行。不容申诉，决不重审复议。连接受投诉的机构都没有。倾向于顺应自保的人更多。
[注] 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1966——1976年该词出现的概率3.36%，是平均数1.75%的将近一倍。而真正高潮1966、67、68年的急风暴雨期党政机构近于瘫痪状况，该词出现率实际未达平均数，也即是说，文革中后期的该词出现率超出平均数不止一倍。
（参考资料：新华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参加新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各族工人和干部深入批判》，《人民日报》1976年9月10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 史出版社1991年版）
点水
动词。文革以前的社会史里也曾有使用，其释义为“指认着人告密”。多与黑帮、秘密社会的倾轧、复仇有关。含贬义。
文革中指向某派群众组织告密，指认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头目、骨干或一般成员。主要发生在武斗的高峰期。点水人与被点水人之间多有私人嫌隙；但也有个别被派性观点冲昏头脑的普通知情人无私揭发，或至亲者大义灭亲的。
与揭发的含义有近似处，但揭发的受理方一般指是单位行政领导，点水的受理方则特定是群众组织。前者的处理方式大致规范而可以预期，后者的处理方式则因不合常理、无法预期，具有更浓的恐怖色彩。点水还有一点与揭发不同：揭发的内容是被揭发者的言行，对被揭发者的处理往往要视受理者的判断、需要、安排而定。点水提供的仅仅是被点水人的行踪，点水者知道被点水者与受理者处于战时的敌对关系，因此他能够估计后续事件发生的大致方向，其预期是恶性故意的。揭发者的利益在于赢得政治积极的评语而占据有利地位，点水者不可能获得实际利益，其动机除了被派性蒙蔽的狂热外（提供情报真实），就是泄愤、借刀杀人（提供情报可能虚假）。
点水的直接后果，可能导致被点水人遭到抓捕、羁押、殴打，极少数人甚至就因此致残、致死。羁押地点为群众组织的武斗据点。是一种法外施法的非法行为。抓捕、羁押的目的有：对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对等报复措施，用作交换己方人员的人质；或，被点水人是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重要知情人员，通过羁押和非法审讯获取情报，并从心理上打击对方。因此，它带有某种军事谋略色彩，希望借此取得力量对比上有利于己方的变化，是武斗的准战争性质的一种反映、折射。而武斗的准战争性质本身，决定了对抗的极端性——非常规、非理性，甚至轻视生命、虐杀生命，成为战争铁血理性的组成部分。
所以，事情的结局往往又是点水人最初无法完全预见的。
据重庆红卫兵墓园101号墓鲍积贞之女1992年4月5日回忆，她父亲抗战内迁厂的八级技工，并未参加派性组织（是否有观点？回忆中未提及），却被点水抓走并毒打致死（是否不承认参加派性组织，被认作不老实而加倍拷打？）。家人当即投诉到派出所，点水主谋者被逮捕、判刑。[注]
[注]死者居住地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占领区，公检法还能勉强维持运转，红卫兵也配合执法。所以点水者（可能涉及诬告情节）受到了惩罚。反映了非常时期司法状况的一个侧影。埋在红卫兵墓地，是否红卫兵组织的一种赔偿措施？不得而知。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老Y_73947《写给天国里的父亲》，“原文化城” 2005-03-29 http://www.yuanct.com/article/read_article.php?id=35687&typeid=4）
成分
名词。也写作“成份”。家庭成分的省称。指由个人的早期经历、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身份、阶级类属。它在个人履历表里虽只占据普通一格，对人生命运的意义却举足轻重。
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处理升学、入伍、提干、入党、运动中的左中右排队等人事和运动的现实政治问题时，都要实行阶级路线政策。家庭成分作为阶级路线的直接反映，是划线排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劳动人民（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血统纯正，被认定阶级—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性强，所以能享受种种照顾、优惠，而非劳动人民甚至敌对阶级出身的人则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安排规则，有党的干部政策、国家人事制度作保证。尤其是参军、选拔参与核工业等研究，或从事保密程度高的职业，对成分的政审要求，就更严格。
此时红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优越。黑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屈辱，无论其智商、努力怎样优于同龄人都得不到平等对待，不但名牌学校、连一般大学也上不了；分配工作也是往边远地区发配。仿佛他们天生便是贱民。就业单位的好坏（按福利厚薄、社会声望高低排序）也无意中与成分的等级层次相关。建国以来的组织人事部门都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是文革前还偶尔讲个“重在表现”，到文革就严格控制在很小的百分比范围内，更加趋于绝对化、一刀切，极少漏网之鱼了。连在农村代课、做文书这种利益小、临时性的工作也干不长。
那时，家庭成分好的，出了事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是人民内部就可以从宽；家庭成分不好的，哪怕只应列入仍属于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如教师、职员、医生或小商人等），也会变得大大的不妙；家庭成分坏的（如地、富、反、坏、右、资），更加小事亦可放大、大事就成灭顶之灾，因为是事先就有一个敌我矛盾的分际在那里。在政治运动中上纲上线很容易——把父母的账都算到子女身上了。最可恶的是，连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如成绩好、业务强，就成“白专”要挨批判了。家庭成分成了人间等级秩序的阴阳界关隘。
所以，填履历表的笔格外沉重。填家庭成分时，人们往往就下意识地往红色、纯正的职业、成分上靠。能挪一寸是一寸、能挪一分是一分。笔者家庭出身本来是职员，但一段时间里传说可以算是邮电工人，就什么表的成分栏都填“邮电工人”了。只是真正敢于蓄意、大跨度瞒报的并不多，因为一旦被发现（概率太大）后果就很严重。
连纯属私人生活的恋爱、婚姻也不例外，红五类子女配黑五类子女是下嫁、掉份，黑五类找到红五类就是高攀。会受到亲戚、朋友、同事的阻挠、反对、冷淡。严重的，单位会不给出介绍信，不少的被棒打了鸳鸯。侥幸得逞的，父母也有的因懊恼不参加孩子的婚礼，子女得不到父母的祝福，甚至断绝往来。即使冲破世俗偏见结了婚，在家里不自觉的仍是红五类子女的地位高（下意识觉得委屈），黑五类子女的地位低（下意识觉得对不起对方），说话、做事都得赔着小心。成为家庭冲突的事故多发区。多年以后有了第二代，才和爷爷奶奶、外公姥姥勉强来往，还得低声下气地事事察言观色。
这种因为成分悬殊而俯就的婚姻，文革后由于家庭成分的政治权重变轻、淡化，平衡被打破和改变颠倒了过来，有一部分家庭解了体。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张振录、胡志刚《把暗藏的敌人统统揪出来》，《人民日报》1968年8月4日）
喷气式
亦称“坐土飞机”。文革初期（1966年夏至1967年春）流行的武斗方式。中后期虽未绝迹，但已不常见。
在批斗会上，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以红卫兵串联为媒介，从北京向外地流传，传播速度奇快。
被批斗者，最初是学术权威、老师、黑五类，后来是走资派、假党员、失势的保皇派、对立面的派头头，或犯了各种事儿并被冠以各种罪名的人（现行反革命、流氓分子等）。
这是一种羞辱人、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罚方式。从姿势上看有点象鞠躬，但这当然不是主动向人表示敬意的弯腰礼，而是将通常强迫犯人低头认罪以示惩戒（依中国传统看，犯人不是人，无所谓人格的，怎么羞辱都可以）的示威手段，施之于被批斗者。对被批斗的无罪者和看重面子的传统人格型（“士可杀不可辱”）中国人来说，是体罚（肉体酷刑）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精神摧残的摧毁力更甚于体罚。身心俱疲，常常容易让人在恍惚中把肉体的苦难与精神的罪恶联系起来，强使被批斗者将有罪感内化。
仅仅这一武斗形式的命名本身，就含有化罪恶为有趣的残忍心态，冷漠虚无的价值取向。它是批斗者的青春冲动、顽（劣）童心态，与否定、取消人道、人权的阶级斗争哲学、政治合谋的结果。据有的过来人事后说，“坐飞机”时心中默念、背诵点什么，或运用气功之类入定心法，会减轻所受的煎熬。这里既有转移的心理机制起作用，运用了自我防护的有效技术，又有以拒斥苦难来认同苦难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麻醉。更为可怕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施受双方都无人对这一武斗形式的正当性提出置疑，而是普遍认同。观看者的兴奋，加倍助长了施与者的暴虐。
“三家村”幸存者廖沫沙曾有七绝《嘲吴晗并自嘲》（亦有题为《斗风骚》者）志其事：“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斯文扫地，苦中作乐，叹看客之懵然，悲人生之荒诞，哀莫大于心死，百味并作。
在描写文革的小说、回忆录中，对这一武斗形式记载最多，因此在人们的苦难记忆里它就成了暴力、酷刑和非人摧残的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暴力、非人待遇的表现形式还很多，如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请罪等；而其它表现形式造成的精神摧残，较之坐土飞机，也毫不逊色。
（参考资料：金鉴《喷气式批斗——那个荒唐年代的创造》，《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23日http://cul.sina.com.cn/y/2005-05-23/1109127948.html；廖沫沙《瓮中杂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斗批改
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为了强调文革是一有目的、有计划的、理性的政治运动，而拼凑的草图式工程说明，带有想当然的机会主义色彩。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经典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说的：“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曾一度想以斗批改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结束文革。但因为基本方针仍是阶级斗争，工、农、商、学基层单位都要建立政权性质的革委会，没有以社会和解整合合法性的建设性权力结构，助长了权力的倾轧、纠缠、滥用；清理阶级队伍延续派性纷争和动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整党建党让部分造反派、打砸抢分子涌入党内；批判封资修不知所云，继续割裂文化的内在关联；改革，如革命样板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上讲台、“七二一大学”、赤脚医生……以“五七指示”为蓝本的民粹主义自发崇拜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政治秩序、社会生活仍然混乱不堪，新生事物成了闹剧。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企图恢复秩序，初见成效，又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有效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建设新世界；为了解决未了的旧矛盾展开的新运动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循环往复。没有以效率合理性为先导的整体目标设计，造成翻烧饼式的来回折腾和资源的盲目浪费。
斗批改曾被期许、美化为包医百病的救世良药，其实是“本来无一物”，何处见药效、显神迹？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日）
读书无用论
1968年秋“复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仍然混乱，且以政治（毛泽东思想课）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社会上出现在校生不愿上学认真读书的思潮。
比较典型的想法是，即使大学毕业也要三个面向[注]，留不了大城市；既然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读书还有啥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而且无论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担着一分心──因为以往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都与被认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挂着钩。
这种思潮当时被概括为“读书无用论”，1969年到1972年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并上纲到是刘少奇“读书做官论”变种、封资修世界观毒害的高度，给予训斥。但由于社会大环境未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情绪和生活-志业选择。大学恢复招生（知青可以通过上大学回城），曾使得读书空气一度复苏。但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批教育黑线回潮等运动，很快又搞得师生双方都人人自危。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为“教育黑线”平反，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时代主题变化，社会时尚转向，这一思潮自然销声匿迹。
1990年代以来，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这种思潮重又悄然泛起。2000年代前后在教育费用猛涨（10年涨了20倍）、就业低潮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谋职业，使得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负债读书、还债无望，初中生流失、辍学现象严重，使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务空前严峻。
有人评论说，1960、1970年代是政治权力扼杀教育，2000年代则是教育产业化和多数人群被边缘化造成的经济困境扼杀教育、国家发展的未来。
[注]当时教育革命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导方针：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
（参考资料：王为民、李益群 《“读书无用”吗？——驳“读书做官论”的一种翻版》，《红旗》杂志1969年第3期第4期合刊；吴湘韩等《“读书无用论”在贫困乡村抬头》，《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26日）
海外关系
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与大陆以外（主要指在欧美、台湾、香港）的人具有的亲戚、朋友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认为社会历史背景复杂，普遍有通敌嫌疑，具有不被信任、不宜使用的政治条件。
这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世界图式有关──全球地缘政治的敌我阵营分为：敌──帝修反；我、友──亚非拉（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格局中，国际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刻准备包括以武力对抗、和平演变及阴谋渗透在内的各种方式，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一切与西方（欧美）、台港有关的事物（如，“美国之音”、BBC）都包藏着祸心、阴谋。有“海外关系”的人被指为“反动的社会基础”。陈伯达甚至说，“归侨多”的地区，是“特务联合国”。
虽然海外关系从未被正式、公开规定为一种罪行；但在经过阶级斗争观念多年熏陶的普通人心目中，它确实是通敌嫌疑的表征，应该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受到关注、审查。在需要高度保密的工作岗位，如，国防高精尖科研、工厂、空军等单位，招聘人员时，首先就要剔除有海外关系的。人事、组织部门也不宜使用有海外关系者。
1969年10月在侨眷众多的广东省制订了《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规定提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严重的要清除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等等。
并立即在广东省整党工作会议上全面推行。有的地方曾任意揪斗侨眷、归侨；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亲人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大抓“叛徒”、“特务”，使不少归侨因“海外关系”问题受到冲击，制造了一些假案。
所以多数人填写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时，都隐瞒了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已经公开的除外）；在日常交往中亦决不向外人提及，连子女也不知道有这门亲戚。
1950年代放弃海外舒适的生活回国，投身祖国建设的一大批华侨青年，历次政治运动都因海外关系受到严厉的审查乃至批斗；尤以文革的面广、峻烈为甚。其中一些人因为实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和被当作异端的疏远、冷落，而含恨去国。没有人敢于或愿意对有这种罪名的人表示同情。
1980年代以后才恢复与海外亲人的交往，使得多年不知就里的子女大吃一惊。由于有外汇收入，有海外读书签证的方便，海外关系又成了让人们艳羡、眼红的资本。又演出了一系列闹剧。
（参考资料：粤侨《“海外关系黑六条”的反动实质》，《南方日报》1978年1月24日；林青云《有关侨务工作的几点建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8日）
黄永胜
（1910—1983）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政治活动家。
原名黄叙钱（后由毛泽东改名）。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团长、师长、八路军115师343旅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第13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政大学校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称有“儒将”风度。
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余、傅”被打倒后任总参谋长。以军委办事组成员（组长），预闻中央文革碰头会。据称，曾先后诬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被俘、政变（直接负责“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专案组，株连近万人），参与诬陷迫害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审问过贺龙、王平等。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因留守北京未赴庐山直接参与“设国家主席”的活动。为林彪提供毛泽东南巡讲话情报（“庐山会议的事情没有完”）；“九一三”后销毁与林彪、叶群往来信件。被指控为“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71年被捕撤职，关押在秦城监狱；1973年开除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以“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的最终陈诉为自己辩护（发言稿28页），说是“一般成员”而非“主犯”，犯有罪行而非反革命罪。
有传言说他与叶群私通（叶的私人卡片盒里有黄的赠诗“缠绵五周月，亲手几折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提名总参谋长时，毛曾说“听说黄生活作风有问题”。
1982年保外就医，安排于山东省青岛市居住。1983年病故，享年73岁。与其妻项辉芳?
1 文革词典
聂元梓（文革词典）
（1921－ ）女，河南滑县人。中共党务工作者、政治活动家。
1934年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1937年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共。1939年到延安学习、工作。1947年调任哈尔滨市委理论处处长。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次婚姻存续了15年，育有3个子女。1965年的第二次婚姻存续期不到一年。
1966年5月25日在《五一六通知》刺激下，与曹轶欧（康生妻子）接触后，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6月1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8月18日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
11月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1967年组织“除隐患战斗队”，指控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为“叛徒”，在《新北大》报上连续刊登攻击朱德的文章，印发55万份。签名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当选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春夏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大规模武斗，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同年11月当选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被分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
1971年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年转回北大仪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
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１月），网上已有部分批载。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涂光群，《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见《人生的滋味》，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 61.52.112.* 2005-9-11 06:4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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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文革词典
金训华（文革词典）
（1949—1969）出生于上海。上山下乡大潮中涌现的第一个知青英雄。
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年高中毕业生，早期红卫兵、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大串联时曾参观、瞻仰了毛泽东故乡韶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集体接见、检阅。
1969年3月，参加上海市革委下乡上山办公室组成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到黑龙江了解情况，回沪发起“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通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家庭访问，反复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16岁的妹妹金士英也跟随其兄下乡。同年5月底插队落户到黑龙江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仅77天。辛勤劳动，要求入党，坚持学习，书写日记。日记中写道：“每做一件事，就想想是否符合人民需要；每说一句话，就想想是否符合毛主席思想；每走一步路，就想想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8月15日为抢救被洪水冲走堆在河沿的电线杆（报道称为“国家物资”），不幸溺水牺牲。
其时年仅20岁。被追认为中共党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并作出“关于学习金训华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分别发表长篇报道，并刊登了他的日记和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学习。后来一句著名口号“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就此流传开来。
水粉画《毛主席的红卫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同志学习》（作者徐纯中、陈逸飞）将英雄置放在滔天的洪水之中，焦点对准他在水中扬臂呼喊的一刹那，充分发挥了用背景烘托人物的技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作为“样板画”之一，刊登在《红旗》1969年第12期附页。被选作中国邮政“文19” 邮票《革命青年的榜样》。其事迹被徐纯中绘制成连环画《金训华》（43幅，60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9年出版，首印50万册），作者署名依当时惯例为“上海市文化系统出版革命组”。
受到他事迹的影响，1970年—1975年间，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知青纷纷要求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插队落户。当时逊克县仅上海去的知青就达5400多人。其中193名知识青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168名知识青年担任了生产队正副队长。
金训华旧墓地在离县城约100公里的双河，为了方便人们祭扫，县里和金训华父母商定，1995年8月15日将部分遗骨迁入逊克县城西南不远处的烈士陵园。被金训华从洪水中救出的同队知青陈健，30年不间断地坚持每年到金训华墓地祭扫至少四次。
（参考资料：《活着就要拼命干 一生献给毛主席——记为抢救国家物资英勇献身的金训华同志的光辉事迹》，1969年10月27日《黑龙江日报》；《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1969年7月—8月）》，《红旗》1969年第12期；费凡平《为金训华守墓三十年》，“上海知青网” http://shzq.net/hljpd/smss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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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和网页http://hi.baidu.com/061130js/blog/item/60f014e7f414412fb9382087.html的作者无关，不对其内容负责。百度快照谨为网络故障时之索引，不代表被搜索网站的即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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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典卷二2007年04月26日 星期四 01:57 P.M. 狗崽子
名词。原指"幼小的动物"（多用作骂人的话）。文革中用作对家庭
出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走资派"......一
切敌对阶级的子女的蔑称。
在造反将起未起的初期（1966年夏），官方曾有不许狗崽子造反的
规定，以抑制造反的势头（后来被当作"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进行
批判）。在揭批走资派的浪潮中，革干出身的红五类失去了天然的保护伞，而以此
时是否属于被打倒、革命的对象重新划线。该词流行于文革前期，其实际影响却
贯穿了整个文革。此语大量用于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口语中，未见于当时报刊；
可见中央文革、官方舆论是不主张的，因为不符合打倒走资派的战略目标。但却
可以从此前官方实行的阶级路线中类推、分泌出来。
既然父母是"狗"（革命、专政的对象），子女在血缘延续上就是"狗"
的孩子（生物性），因此也继承了同样的阶级本性、思想感情，就成为了"狗"（政
治性）。阶级路线本身就包含了社会歧视，但赤裸裸到把人视为非人，确实是文革
的伟大进步。喊的次数多了，被喊者竟也有了认同的错觉。
"狗崽子"们受到来自两个生活圈子的同龄社群的压力：学校和邻
里。在学校，他们遭到和父母差不多的待遇，被歧视[注]，遭到批斗、毒打，关
押进私设监狱，强迫做苦役，还让他们在父母挨斗时参加陪斗、对他们实行抄家；
在邻里，他们被排斥在同龄孩子的游戏、交往之外，受到孤立、冷落，遭到无故
辱骂，玩具被抢夺......普遍的敌意使他们丧失了少年儿童赖以成长的宽容环境，
性格偏于内向，出现交往障碍，形成程度不同的心理畸型。他们中一部分处在黑
七类边缘的人参加了稍晚的造反派红卫兵，主张攻击蜕化为特权阶层的官僚队伍
（"新生资产阶级"），其激进的姿态更接近文革的本义，成为走资派的克星。对他
们所受屈辱的猛烈报复。在农村插队落户期间，招工、参军、升学等返城大门对
他们是关闭的。婚恋时往往只能在身分相当的自己人圈子里选择，如果越出该圈
子就会被视为"高攀"，甚至酿成悲剧。
红五类是阶级路线政策的受惠者。他们被当成"狗崽子"，只是
受误伤时的落难。是自己偶然落进了父辈构制的陷井。
文革后随着阶级路线的政策渐次丧失合法性和效力，这些人或进入
大学补课，或投亲靠友出国永别伤心地，或因家族渊源做起了生意，或占据社会
上科研、管理的各个重要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有的凭借父辈重新获得的
权力尽情享受生活、钻营官场，发财显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再年轻的他们，
竟戏剧性地成了被时髦女性追逐的"香饽饽"。
[注]
如，开斗争会的时候，"红卫兵"坐在椅子上，既非"红卫兵"又非
"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同学们唱《我是贫
农好后代》，狗崽子不许唱；在食堂红五类先打饭，狗崽子最后打。
（参考资料：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载刘青峰编《文化大
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钟瑜《狗崽子札记》，"铁
血读书"）
文革词典卷一(1)2007年04月26日 星期四 02:03 P.M.毛主席像章
名词。以==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文革中一种崇拜礼器。也可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外国来访者也要戴。
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像章。1945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1966年夏至1971年夏；高潮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5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1万种、总数20亿枚。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总生产各种==像章、语录章80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止于==明达和无奈、狡黠和昏聩兼半的幽默话语：“还我飞机”。
像章主体是==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曰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
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一些人收藏==像章成癖，每见有新样式的像章，总想弄一枚到手为快。其中以叶群收藏有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1万枚像章为最。因此当时便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黑市”）。
1980年代末期以来，==像章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注] ，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道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1990年代初的报道，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7000余种。曰本人村松伸、樱井澄夫等，收藏==像章的早期像章多达170余种，列早期像章收藏之首。大陆有名的==像章收藏家有四川王安建、宋一凡，贵州周继厚，上海黄淼鑫、沈玉贤、顾念之、江缘钟，陕西许韧，北京的阎新龙、马京军，广东饶贵祥、汤国云、李云庄，江苏史明，江西陈和平等。
上海市==像章研究会《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1000元；一组30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1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像章系列（5种），直径从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场价达4000元以上。
互联网上设有==像章收藏网（http://www.maobadge. com/luntan/list.asp?boardid=5）等网站，供收藏爱好者交流像章分类知识、收藏体会和藏品信息（藏品名称、市场价格）并提供网上交易平台（网页名称“以藏养藏”）。
[注]所以意欲从事像章的收集、投资者，必须事先学习专业的知识和鉴定技能，如无系统濡染、修养似不宜染指。
（参考资料：桑晔《残阳如血·文物也是书》，载《读书》1991年11期，P68；《==像章的收藏价值》，原载《中国文物报》，新华网转载于2003年9月29曰；吴伟忠《==像章升值快》，载《中国证券报》，大众网新闻转载于2005年2月15曰）
红宝书
名词。崇拜礼器。广义地说，所有==著作都是红宝书；狭义地说，它是特指《毛主席语录》、“三合一”（详该条）等袖珍、简易的==著作选编本。据估计，10年时间里，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除外，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红宝书，就有中外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多亿册。
仅《毛主席语录》一种，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版本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文化部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的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红宝书。据称，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除“文革”的第二年即1967年2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出版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的出版工作中断了，甚至1969年、1970年印制成书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精装和纸面精装两种)共8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未能发行，理由是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因为这类读物都配有红色塑料封皮（另有布面、绸面、皮面等）作装帧，色彩和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庄严而激动人心；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所以称“红宝书”。开本多为64开本。其他常见的开本还有32开（据称最大的开本为4开，与《参考消息》一样大）、100开、128开（最小的开本为512开，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其形制小巧的功能是使它可以放进衣兜，便于携带，可随时取出来“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应用。又有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崇高而近乎神圣的地位，所以被称为“红宝书”。购买时不能说“买”，以免亵渎，只能说“请”。与买宗教圣物只能说“请”同理。
同时，它也被当作==思想的象征符号，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林彪在==接见红卫兵时，最早挥舞红色语录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后来成了对他的概括和讽刺）；自此这一动作成了呼喊口号时的规范的仪式。
红宝书甚至成了一些特定场合的礼物，例如会议公费购买赠送或私人祝贺新婚夫妇等，都有送红宝书的。以致于不少人家里的红宝书存积起来，堆成一大摞一大摞的，成了一种负担却又不敢随意处置。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红宝书，都可能成为莫大的罪名、受到严厉惩处；所以有时手握红宝书又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而这种心理负担大到极限，就会形成强迫症。
国外的报道和著述描写习惯称“红宝书”为“小红书”，既是因为没有中国人的崇拜心理，带有客观描述的色彩，亦不无讽刺意味。文革后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称呼，其中包含了反思和否定的认知。
2000年代一些书商给各式考（政治、英语）研辅导书、GRE词汇备考书、保险业务代理人咨询系统、健康顾问、网络安全教材数码摄影机（显卡、笔记本电脑）说明等实用手册之类的书籍，都冠以“红宝书”的名称作为广告。由于实用性强，很受读者追捧，已经成为考证经济中的一种新时尚。
（参考资料：张琴《心爱的“红宝书”==语录影响中国几代人》，新华网重庆１２月１５曰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版史话》, 《中华读书报》2004年07月13曰；佚名《红宝书不慎掉入厕所后》，“燕南社区”“思想.文化.评论”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991）
鸡血疗法
流行于1967年初的一种保健术。前后历时大约10个月左右。各地流行（从大都市北京到穷乡僻壤的西双版纳）的起讫和流行的具体时间、长度略有不同。方法是抽取小公鸡（也有说4斤以上重的纯种白色“来航鸡”最好）的鸡血几十到100毫升，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
据传，这是1965年流行于内地某省“上层社会”一种的时髦。其“缘起”是，某==“中将”军医被我==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注1]。不但当地行政首长依法办理，还有一帮跟风效仿的下属。文革中该首长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当作“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在阶级斗争新动向和官员腐败被揭露的流言刺激、推动下，造成了打鸡血在全国范围的大流行。
据考，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异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一些人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医学、医药条件相对低下的当时，可能具有某种类似替代性作用。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显然被极端夸大了（一种夸张说法称它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搔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而且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 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有个别注射后被传染鸡的疾病，引起过敏性休克甚至病亡的病例）。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没有得到理论和临床的证实，使用它的除了个别正规医院外，多是城市的街道诊所、县乡医院等边缘性医疗单位。有病无病的人都去赶这个时髦，高潮时候还需要排队注射。
一时间竟造成了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在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的当时，成为极罕见的现象。据称，被抽过血的公鸡瘦骨嶙峋，烹饪、食用时没有香味。
文革激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注]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只是借助于西洋注射器械，又有了些“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现代意味，似乎愈发增加了可信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哄而起、应和者特别地多。1980年代，相声演员姜昆曾创作《红茶菌和打鸡血》对其进行讽刺。
[注1] 情节离奇得有点像一出戏，而戏剧性是当年人们在虚幻阶级斗争观念驱动下普遍的心理期待。
[注2] 这是一种人类起源很早的信仰。从原始人类开始，血液一直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人类自古就杜撰过无数嗜血的精灵：中国、印度、爱斯基摩人都有从嗜血精灵到吸血僵尸之类的传说。由于它们是生命泉源——血液的掠夺者，因此被想象为凶残冷血的恶魔。以一种否定方式表达了对生命丧失的焦虑，对血液神秘性质和魅力的崇拜。近代医学广泛应用血液于疗救生命、治愈病人，似乎是血液崇拜远古遗风的现代印证。
（参考资料：桑晔《域外读书·国人梦已醒》，载《读书》1992年4期，P141；《健康的误区》，载“朝华网”“女性频道”）饮水疗法
1970年代、曰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流行的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民间传说这种疗法源自曰本，难以确定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真有事实根据。
办法为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一盅（或量化为500毫升）凉开水。据说可以清洗肠胃中的残留废物，保持人体所需水（水分在人体体重比例中占70%多）的正常供应，对慢性肥厚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消化道溃疡、慢性肠炎、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有一定疗效。
后来又有说，它有降低血黏度，流畅血液、预防中风的效果；对便秘、胃酸过多、下痢、膀胱炎、尿道结石……等，均有缓解之效；传得更“神”一些的是，说它有冬天预防感冒、减肥、延年益寿、纠正羊水过少和矫治异常胎位等作用。
由于这种疗法简易可行，不需复杂的技巧、操作程序，额外耗费金钱，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相对缓解的间隙里，人们讲究养生的心理要求。喝过的人都说神清气爽，胃口好，消化功能增强，于强身健体有明显疗效；不知道是自我暗示还是实情。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总之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互相模仿，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广为流行。无意间推动了乱世苟全、重视此在生命的意识涌动。虽然那个时代人们行为总体上带有反智性从众特点，但它对经济落后、医疗条件欠发达状况下的健身防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其盛况比较前些年的鸡血疗法更有过之。
但也有持专业眼光的人认为这样会造成有益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保健。尤其是出汗后喝水，血液中的盐分流失过多，吸水能力就降低，水分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使细胞水肿，严重者会出现头晕、眼花等“水中毒”的症状。一次饮水量过多，大量的水积聚在胃肠中，使人胸腹感到胀满，不利健康。饮水过多，还会冲淡胃液，导致胃肠的吸收能力减弱。因此提倡“少量多饮”。[注]
一些文革回忆文章常把它和“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红茶菌（海宝）”、“针灸治聋哑”并列；其实饮水疗法和甩手疗法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比“鸡血疗法”、“红茶菌（海宝）”显得可靠，立足于人体自身免疫力的增强，实际流传时间也更长一些。
[注] 据称，正确的方法是，每次饮水以200毫升左右为宜，最理想的饮水是凉开水、淡茶水。开水在自然凉到20至25摄氏度时，溶于其中的氯气等减少一半，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并不减少，其张力、密度等理化特性与生物细胞内水的化学特征极相似，易被机体吸收。凉开水特有的生物活性，易透过细胞膜，增加血红蛋白量，改善免疫功能。常饮凉开水的人，肌肉中乳酸积存减少不易感疲劳。
（参考资料：《老年人多饮水可预防冠心病》，载“冠心病”网；《“健康人生”：喝水也中毒？》，《解放曰报》 2002年9月5曰，“健康与发展” http://sdep.cei.gov.cn/shcun/files/2002090503j.htm）
甩手疗法
197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民间健身法。与饮水疗法等大致同时。
方法是：身体站直，脚伸直，腿稍弯，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两脚距离等肩宽，两臂同向前后摇甩，向后用力，向前不用力，由随力自行摆回，两臂伸直不宜弯，两眼平视，心无杂念。动作要领为：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跨宜松、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甩手次数无一定之规，视各人情况而定。较好的方法是由二三百开始，逐渐做到每回一千多至二千多次，约半点钟；每曰上下午、晚上三次。
其原理从中医观点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甩手可通气血，疏通经络，刺激脑细胞，增加食欲，促进新陈代谢，补气益血，镇静安神，缓解孪缩的肌肉，改善体质，消除百病（有说源自“易经筋”，疑为攀附虚构）。所以说此法对关节炎、失眠、便秘、高血压、中风、半身不遂有一定疗效，多少合于人们常识；至于说可治便血、哮喘、白内障、沙眼、色盲、近视、食道癌、颈部淋巴癌等，就让人存疑了。
古希腊时就有甩手疗法。相传苏格拉底曾向弟子传授甩手法，一年之后坚持每曰300次甩手的只有曰后终成大器的柏拉图一人。据信，苏格拉底60岁还娶妙龄少女为妻，柏拉图活到83岁，都与此相关。
文革间歇期，人们感到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业务上也无能为力，却唤起了对脆弱肉体生命的关爱。尤其人们面对生老病死无法抗拒的恐惧时，自然无不渴求练就超自然力以摆脱困境。从社会心理层面，侧面折射出人们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趋众心理使甩手疗法大行其时。往往带有自发性、狂热性、非理性、暗示性的特点。当是时也，晨练人群排阵如林，手臂甩动，煞是整齐，蔚为壮观。真是挡不住的诱惑。姜昆作品《红茶菌和打鸡血》（1980年代中期）也捎带讽刺了甩手疗法。虽不能治愈百病，但甩手毕竟是一种有益、有效的运动，其健身效果能间接抵抗疾病。而且简易可行，运动量不大，对老人尤其相宜；所以后来一直有人沿用此法。
有轶闻记者报道说，解脱释放后的前空军司令吴法宪（以“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名义判刑治罪）仍保留了当年实行甩手疗法以养生的老习惯，小楼晨练望之者众。让知道原委的见者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活动手病赶走》，载“体育学科”网；《佛教甩手疗法治百病》，载“祈福中华”网；《走出秦城监狱的吴法宪》，摘自《山东商报》）
17、“忠字舞”
所谓“忠字舞”，是文革时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巅峰之举，当然也是中国某些“群众”的创造——用于广场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集体舞蹈，后发展为一般小型会议前也有跳“忠字舞”为开始仪式的，不很统一。但此形式的推广程度肯定是遍及全国的，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有很深的记忆。这种所谓“忠字舞”一般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等当时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即为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等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特别是林彪摔死的事件以后渐趋衰微。舞者的活动范围，不超过1.5平方米，颇适合集体跳之。而动作之简单，只要不是白痴，学上半天一日，便可以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起舞到形式与当今之中老年“健身操”大体相似。
文革中，某省委领导班子开会前跳“忠字舞”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有人认为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又为了通俗简易而给予简化了的。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計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nb, sp; 点击视频：忠字舞（革命造反歌）
农村里的“人民公社”社员在跳“忠字舞”
18、“宝书台”
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巅峰之举。文革开始不久，许多单位和家庭内纷纷出现一种现代神龛似的设施——“宝书台”（有些地方又称之为“敬仰台”或“忠字台”）。就是在家居的显要位置（如客厅正中）专门放一个桌子或其它平台，上面恭恭敬敬地放一个主席塑像，塑像下摆上毛泽东四卷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等的一种精心布置。水平一般的，在主席塑像（或纸质彩印像）下钉上一块搁板，上面放上一摞主席著作，贴几个忠字并用红色渲染即可。有一定艺术水平或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就花样百出了，不过也就是类似于当今一些商家店堂里的财神菩萨神龛。典型的个人迷信加形式主义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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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典系列
个人问题（文革词典）
名词性偏正词组。广义地说应该包括了私人生活事务，是围绕个人利益的私人生活。当时观念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党、国家、社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处理私生活也必须奉行公共生活的原则（革命原则）。但在口语里它较多被用于指个人的婚姻、家庭，习惯上被当作间接提及的委婉语。在2000年代的人看来该词绕着圈子说话，语义模糊，而在文革中人那里却是指向明确没有歧义的。已婚者的“个人问题”就算解决了，如果大龄未婚，就会被看作存在“个人问题”，引来许多人的非议、关心、帮助。
当时没有私生活的概念。因为私生活概念强调个人权利，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划了一条界限，认为公共权力无权干涉私生活。私生活、私权利概念的出现，是1990年代告别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滋生以后的社会—精神现象。
这种语义、用法不限于文革，但1990年代以后也渐趋淡漠，以致于消失了。由于个人的权利缺位，他的性、性爱、婚姻，没有正当的位置，更多被视为一种基于习惯、社会安定、人生生命周期的义务和责任。领导、同事、朋友、党团组织都可以介入，把它作为当事人推不开、躲不掉的事务，不停地为你介绍他们以为适合的女朋友。因为这不仅仅是你的私人问题，它关系到你是否按社会公认的标准行事、生活，是否被认定为正常。
1949年以前、1950年代，对老干部的婚姻，组织可以直接干预，以“对革命有贡献”为名，替当事人包办从介绍认识到劝说速成结婚的一应事务。在保密部门（国防工厂、国防科研、公安或担任领导职务）工作的人，确定恋爱对象时，组织要进行政审、甄别，被认定不符合条件的要劝说当事人放弃。如果当事人不接受，就会给自己的正常工作或仕途带来莫大麻烦。即使普通人，也不愿意找一个家庭成分或政治上有问题的配偶。
在文革的思想观念和风气中，个人生活里也有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角。王申酉恋爱被学院工宣队发现后，工宣队就赶到女方单位介绍王的政治情况，以制止阶级敌人诓骗纯洁女青年。乒乓国手庄则栋1987年再婚的对象是日本公民，基于他身份的敏感性（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谁也不敢贸然同意，最后由邓小平同意才成事。此前他在给天津市长李瑞环的求助信中对自己婚事的称呼就是“个人问题”（“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个人问题”）。
文革后一度因蹉跎岁月而未成家的大龄青年较多，政府认为事关社会稳定，让妇联、团委出面组织联谊活动，做红娘、搭鹊桥。这一形式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后来婚姻介绍所的出现。
（参考资料：庄则栋、佐佐木敦子《邓小平批准庄则栋结婚》，“光明网” 2004年5月12日 ；wangtj《“误的”一代》，“黑龙江信息港”“北大荒” 2000年8月8日）
马思聪（文革词典）
马思聪（文革词典）
（1912－1987）广东海丰人。现代音乐家。
1929年从法国学习音乐回国探亲，在上海、广州、香港、台北举行小提琴演奏会，被誉为“神童”。1931年学成归国任私立音乐学院院长，1939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歌曲《民主大合唱》等。1949年建政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曾作为新中国“音乐大使”访问过苏联、朝鲜、波兰、捷克等国。
1966年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非人虐待，工资降为每月14.5元。6月中旬和文化部系统“黑线人物”500余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文革文件，写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8月初被揪回中央音乐学院批判，糨糊倒在头上，大字报贴在身上，“资产阶级音乐权威”、“吸血鬼”黑牌一前一后挂着，在学院内游斗。被关进昔日琴房改成的“牛棚”里，不准通信、电话、与外界接触，强迫劳动、挨打。大字报贴到家里，连夫人王慕理也被批斗，孩子担惊受怕。
夫人王慕理和孩子先期离开北京，避至广州远郊亲友家中。11月马肝病复发被准回家居住，其家四合院已搬进四五户人家。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得厨师贾俊山、私人医生倪景山帮助南下广州， 1967年1月14日以5万元港币买得偷渡蛇头，全家四人乘黄浦002号艇抵香港。后转到美国费城乡间定居。当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公开抨击中国文革的残暴。贾俊山、倪景山迅即被捕，1968年初马被康生、谢富治指导的公安部专案组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演出，以其收入作为全家生活费，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创作了取材于《聊斋·晚霞》的舞剧、表现新疆民间爱情故事的《热碧亚》，和大量独唱曲、合唱曲、小提琴独奏曲（50余首）、小提琴回旋曲、钢琴协奏曲。
1985年2月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得到媒体多方报道。1986年退赔其被查抄物资并补发工资。1987年3月死于因肺炎引起的心脏病。
199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马思聪歌曲选》（简谱版），收入各时期43首。1997年9月25日、26日由中央音乐学院等6单位联合举办“纪念马思聪诞辰85周年音乐会”，演奏了他的20多部作品，其中《钢琴弦乐五重奏》、《第三小提琴奏鸣曲》、《阿美组曲》等，都是第一次在大陆上演。
（参考资料：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文汇月刊》1985年第5期；张静蔚《马思聪年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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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帽子（文革词典）
高帽子（文革词典）
名词。流行于1966年下半年文革批斗高潮时。是一种长约30厘米到50厘米、纸糊锥体（下大上尖）空心的帽子，在批斗会时给被批斗人戴上。帽子上常写有被批斗人的罪名（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和名字。这种形式似乎源于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有别于古代俗语所称恭维人、说好话的送高帽。因峨冠（高帽）博带（阔衣带）是古代士大夫的装束、尊贵的象征。所以奉承阿谀人就叫给人戴高帽子。
与挂黑牌子一样，它是批斗会的一种道具，把被批斗人妖魔化为异类，不当人看待，对被批斗人进行人格惩罚性羞辱的一种方式。另有画花脸、喷气式（土飞机）等。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彻底打垮被批斗人的尊严，将其“斗垮、斗倒、斗臭”。已成为一种摧残被害者身心的刑具。有人就因为不堪其辱而以自杀维护尊严。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等流行观念，赋予了这种暴行以合法性。文革意识形态中没有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现代法制概念。许世友曾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似乎问题不在戴高帽子，而是给谁戴高帽子（选错了对象）。
通常批斗会和批斗会后的游街示众，都要给被批斗者戴上高帽子，挂牌子，打锣。有的还让被批斗人自己保管高帽子，方便批斗时随唤随到、随时取用。最高的高帽子，有高到1米多的（据说最高达到1丈），戴时需要用手扶着；最重的高帽子，有被迫害致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戴过的60斤重的铁帽子。传说，相声大师侯宝林自备的高帽子可以根据批斗者要求伸缩拉长，化解了批斗气氛。
有论者建议，应该把高帽子作为文革刑具之一，纳入文革博物馆的收藏范围。
（参考资料：聂鑫森《高帽子》，《三湘都市报》2004年8月3日；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李劫夫（文革词典）
李劫夫（文革词典）
（1913—1976）吉林省农安县人，本名李云龙。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开始作曲作画（署名劫夫）。1937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次年加入中共。代表作《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坚决打他不留情》（1947）、《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950）、《我们走在大路上》（1963）、《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1949年后历任东北音专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兼中国音协辽宁分会主席等职。1964年出版的《劫夫歌曲选》（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录了205首作品，善于融会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艺术手法，故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风格热情洋溢、豪迈乐观，时代特点鲜明。与其妻张洛育有三女（李青、李国运、李丹丹）。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三首歌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等10首里就有8首是他的作品；并被广为传唱。成为“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这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语录歌”，其特点为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所作歌曲还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为当时的个人崇拜助威造势。文革初期作为走资派受冲击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保护。1968年任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冈山》作曲（1970），并给林彪写了一封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的感谢信。
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关进“学习班”进行审查，重点追查只拟了一个标题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出于推测，为迎接林彪上台准备）。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许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猝逝于“学习班”。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1972年初广播电台、电视停播劫夫所作歌曲，直到1980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方始解禁。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演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1994年4月1日辽宁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文章《深深的怀念》。
（参考资料：陈益南《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南方周末》2004年7月16日；梁茂春《歌曲的“异化”：论李劫夫的“语录歌”创作》，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样板戏（文革词典）
指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以戏剧为主的文艺作品。
它们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其后又陆续加上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也得以厕身样板戏之列。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它们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如，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又如，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杂凑生硬、违反艺术样式固有特点（写实布景削弱了想象空间，表演上过分强调体验人物与贴近生活、交响化伴奏使程式化唱腔变成了“京歌”、用指挥替代鼓板以整合文武场）、概念化的阙失。而从它们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等，却被硬性确立为所有创作都必须遵循的经典规范。有学者指出，三突出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呼唤的个人崇拜，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基因。
这种树立样板的做法，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绘画里有泥塑《收租院》、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语录歌，样板作家浩然、样板诗人张永枚、样板演奏家殷诚忠，等等。
1969～1972年间，为了“看戏难”问题，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由谢铁骊等执导，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因为样板戏被神化，拍摄电影、录制唱片和移植成地方戏曲，都严格要求不能走样。[注1]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时，编创、演出、拍摄样板戏的有功人员受到特别优待，以致挤掉了部分其他艺术门类的代表名额。
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曾有“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说法），样板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注2]，成为文革时期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插入样板戏旋律作背景音乐，略含反讽；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
后文革的影视作品，也常有以样板戏为文革的隐喻，用作背景音乐来暗示的。以其曲调的高亢激越，造成冲突激烈，或主人公命运不安不祥的暗示。
2001年12月2日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京剧节开幕式，就是文革中最流行的两部样板戏的片断：《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
[注1]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说书艺人为了适应演唱需要而作了修改，被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了死刑。
[注2] 最常见的选段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红灯记》）、《大吊车真厉害》（《海港》）、《智斗》（《沙家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智取威虎山》）、《红头绳》（《白毛女》）。
（参考资料：王元化《论样板戏及其他》，载《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傅谨《“样板戏现象”平议》）
牛棚（文革词典）
名词。文革期间各单位（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村镇、街道）自行设立的拘禁该单位“牛鬼蛇神”的地方。据说“牛棚”（四面透风，用芦苇席子搭顶，临时待人避暑气日头的席棚）一词可能源于南方，因为北方称“圈”不称“棚”。始于文革中后期五七干校时。空气紧张程度有所缓解，可以私下对不公待遇多少发发微词、吐吐怨气。真正的流行是在文革后。
大量产生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贯穿整个文革（五七干校也是广义上的牛棚）。被拘禁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有问题的人，或所有符合公安六条规定的打击、管制对象；文革后的甄别否定了当初对这些人的全部指控。“牛鬼”的认定（定义、判定、审批），多少带有随意性。它是一种对被打入另册者监督、专政，进行思想和劳动双重“改造”的制度工具。
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别称，不见于正式文件、报道；正式的称呼是“集训队”、“管教队”乃至“劳改队”等等，各单位不同。也称“黑帮大院”。其设立，在没有司法或公安机关的授权（公检法自己也被砸烂了）的意义上是非法的，但也算不上私设的，因为它非常公开、没有人敢于质疑它的合法性。它是非政府职能部门（如公、检、法）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机关自主设置的、非正式的专门机构。虽无严格法制意义上的根据，在当时却又是合法的——是群众专政的具体形式之一，是疾风骤雨的革命(政治运动)时期的非常措施。
牛棚分两类：狭义的一种是临时性拘禁的短期设置（也叫“学习班”），广义的一种是制度性强迫看押劳动的长期安排（主要指五七干校）。
为了便于管理，批斗时随叫随到，也为了让拘禁者学习、检讨，改造思想，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圈到一个办公室、教室、仓库、寺庙，或废弃不用、狭小阴湿的暗房之类的公用建筑里，一天24小时不准回家，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剥夺了他们自由支配非工作时间、人身自由不得被非法干预的处置权。把人住的地方称牛棚，一则住的人是牛鬼，而牛鬼不是人民就不是人，与牛就有了可比性；二则住宿、伙食等物质条件差（这还不是重要的），类比为牛圈也相似；三则住者的待遇也是非人的，没有自由，强制检讨，经常性挨批斗，动辄被打骂，比牛还不如（为了保障耕作服役，牛还能得到饲养、休息等优待）。
从对被管辖者、羁押者有行政的、人身的强制限制权看，与监狱并无二致，带有准监狱性质。但它既不像监狱那样有成套的规章制度，有时也相对松散，却又比监狱对人的处置更随意、更残忍、更血腥：可以随意连续“提审”，用尽体罚强令被羁押者按提审者的要求指证。尤其可怕的是，正式监狱的看管者不认识被监管者，也不负责审讯。这里的看管者认识被监管者，甚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经常性的审讯针对性极强。管制者不是经过职业培训、遵守严格规范的专门工作者，而与被管制者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
牛棚生活由劳动和侮辱、折磨（包括批斗、写检讨、接受带有既定结论的外调等）组成。上下午都要在工人安排、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搬砖、运沙、抬煤、大田农活、后勤等）。同时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接连不断。检讨、思想汇报不是要让当事人过关，而是作为挑刺、寻找打击目标的突破口，稍有前后不一、措辞不当的表述都会成为撒谎、反攻倒算的口实，遭到严厉追究、拷打。在指定时间里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用别人罗织的罪名诅咒自己。强迫抄录、背毛泽东语录，错一个字就要挨训斥、打耳光。
文革后关过牛棚成为一种身份见证，他们有学问、有资历，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是受过迫害的人，一定是好人。成为一种可以向人夸耀、炫示的资本。
剧作家陈白尘曾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详细记载过自己长达七年的“牛棚”生涯，即1966年9月11日被“‘解押’回京”至1973年“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前“半幽禁”的经历。日记原有11册，经整理出版(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题为《牛棚日记》。该书记叙的“牛棚”，包括了上述广狭义两种形式。
研究文献：描写狭义牛棚的有：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描写广义牛棚的有：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版；陈白尘《牛棚日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赵丰编著《红色牛棚》，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乒乓外交（文革词典）
名词。1971年毛泽东利用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的民间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巧妙地打破中美之间关系的僵局，正式揭开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促使实现尼克松访华乃至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和它所包含的灵巧微妙的外交技巧，被官方史家戏剧性夸饰为艺术地表明了中国领导人改变自己的国际战略意图，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感到结束越南战争、脱离泥潭必须借助中国的默契和配合；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苏联在边界线陈兵百万，中方试图确立以遏制前苏联为目标的多极均势外交。中美两国同时产生了接近的要求，美国同年7月宣布放宽对中国人入境签证和贸易的限制，10月通知中国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并托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总统带话，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希望与中国对话。1970年1月20日中美恢复华沙大使级谈判。3月发生美军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美联系中断到美军撤出后又才恢复。11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请他转告尼克松，欢迎他访华。双方都在积极探索接近的渠道。
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恢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日本名古屋）。在两国运动员、官员的私下接触中，美国方面频频表示访华意愿。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官员反复向国内请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4日，美国第三号乒乓球员科恩幸运地与中国球员梁戈亮练了10多分钟球后，无意中搭上中国球员的交通车，庄则栋主动赠送一幅绣有黄山风景图的杭州织锦给科恩，并合影留念；科恩后来回送庄则栋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运动衫。这一戏剧性事件被新闻媒体广为报道。毛泽东直到美国队即将离日的最后一天（4月7日）才决定同意邀请其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民间交往，“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15人、4名记者，4月10日至17日访问北京、上海、广州，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尼克松总统随即表声明，宣布了向中国人发放访美签证等五个改善中美关系的新步骤。由于这一事件传达了两国领导人之间战略决策的重要信息，经过当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准备，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并达成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注]
此前此后还邀请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乒乓球队访华，举办了几次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这些外交步骤，同时对中国打破文革形成的对外隔绝，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也有积极影响。
[注]有外国分析家认为，此举还包含了抑制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军人集团继续坐大的某种隐晦、曲折的动机。
（参考资料：高艳林等编《老新闻——共和国往事（1969—1972）》，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梁戈亮《我所亲历的中国乒乓外交》，《名人传记》2005年第6期
半边天（文革词典）
名物化形容词。本义指天空的一部分。引申、喻指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起半边天，是基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观念，对妇女社会角色的一种认定；也被用来借指新社会的妇女。成为女性的代称。据说起源于湖南农村。
中共意识形态历来把妇女解放当作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废除童养媳、纳妾、妓女、缠足等传统陋习；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更加动员妇女离开灶台、家庭，进入社会化的职业生活，通过改善法律地位以确立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平等，突破了包括“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种种对妇女的传统束缚，来促进全社会的动员，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1958年雄心勃勃的大跃进，使劳动力供应不严重足现象凸显，加速了妇女进入职业生活的节奏。几乎在所有男子胜任适应的岗位上，不管是工农兵、教师、官员，还是拖拉机手、飞行员、高空带电作业班……在从业大军里、社会生活中，到处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更加从政治上助长了这种妇女职业化的社会进程。在文革中，对各式铁姑娘班队的宣传，党代会、革委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都必须有一定比率的妇女，更成为制度和时髦；带有相当的强制性。这在当时，是社会进步、革命化的量度和象征。而同时在婚姻、性观念等方面，女性地位的改变乏善可陈。
与此同时，由于片面、错误地强调男女平等，而忽视妇女固有的生理特点，忽视妇女的经期保护，对妇女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部分损害。而且除了教育，家务劳动没有社会化，妇女除了职业角色，还得承担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实际上承担了双重的负担。在她们的劳动报酬、职业晋升，低于男子以外，还要承受额外的剥夺。在此过程中，妇女的男性化、中性化，和男子的女性化、中性化，就成了一个自然互补的伴生现象。缺乏对妇女解放的自觉意识，使妇女把意识形态鼓动的社会解放当作了自己的目标，她们从家庭解放出来，又成为社会的工具、奴隶。尽管如此，多数妇女仍然衷心感谢这种对她们未必有利的变化，因为其在家庭中的权利发生了实质性的革命。
虽然1990年代下岗现象突出，女性下岗率高于男性，一些妇女回到家庭、厨房，出现了一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但是1950年代以来就业模式的强大惯性仍然普遍有效，女性晚婚和自己创业做老板的百分比不断攀升，女人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的仍在继续，中央电视台（cctv）1995年开办的妇女节目就取名为“半边天”。
2000年代的日常语言出现逆向性蜕变，也有把“半边天”当作“功劳高、作用大”的引申、借喻来使用的；并不专指妇女。如果体育报道称“中青队大连小将占据半边天 中超小将依靠经验领跑”，“火箭角色球员撑起半边天 苏拉5投4中功劳不小”。
（参考资料：陈正人《进一步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半边天”自主意识高 八成女性家庭事业并重》，《今晚报》2005年3月30日）
阶级立场（文革词典）
名词。通常也简称“立场”。从马列主义、文革意识形态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出发，这是指，由于经济地位（拥有生产资料与否和在劳动组织、分配中所处位置）不同，社会人群被划分为阶级，这一事实影响、决定了人们认识、处理问题时的基本观点、政治立场和所抱的态度、阶级感情。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种学说认定，人们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立场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经济地位──阶级──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行为，是一条必然的线性因果链。它类似于政治立场或党性概念，主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作为带根本性的认识方法，世界都要通过它的透镜进入人们的视界，而政治（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对峙、决战）就像一副过滤镜，给所有镜像滤去了色彩：要么全白要么全黑，连灰色的过渡都没有。它的过滤同时具有变形、整理的功能。在这样功能的作用下，具体、立体的世界蜕变成了一个抽象、扁平的图像。连事实也可以纳入党性要求处理的范围，划分为符合立场（革命）和不符合的两种，失去了超然的独立性，而成为应该根据需要（革命）捏弄的橡皮泥。[注]
“立场坚定斗志强”是对雷锋精神之某一侧面的描写，“XX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是对站错队的自己人的诘问，“这是XX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则是对运动对象的斥责、批判乃至终审判决。阶级立场，作为对人们行为从现象到本质（敌我阵营的对峙、对垒）的解释模式，是理论（观念）联系实际、并向实际转化的中介。它是一种标准、一种逻辑工具，是观察、解释人们行为动机的根据。
作为标准，它把人们的行为政治化，或者不管人们的行为是在什么范围（连技术专业、私人生活都不例外）、具体涉及什么，总是首先把它纳入政治的框架，作为严厉的指控，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借口、序曲；或者不问实际情况，不问是非曲直，总是固执一个出发点，“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简单采取与敌对面相反的做法。这是形而上学、泛政治化、并把政治道德化的认识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过敏症、政治偏见。它的非理性特征，满足于非此即彼、简单化的二值判断，偏向情绪化的反应方式，容忍不讲事实根据和形式逻辑的臆断、武断，成为了文革中那么多以偏概全、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冤假错案的认识论根源。
因此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的尊严这些流传千年的超越阶级的道德、价值，就统统失效了。甚至被当成瓦解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凶恶的敌人。于是，怜悯、同情心、爱，被宣判为伪善、虚假、居心险恶的观念形态，必须克服的资产阶级思想、没落意识形态的残余。
作为逻辑工具，它认定阶级立场具有先天性，可以通过生命的衍续来传递，并且无法改变，成分论的政策就包含了这样的假设，甚至还为违反人道的武斗提供了理由（先天的敌意无法改变，只有暴力用来惩戒、威慑）。它是滥用对抗性范畴的一种思想—行为模式，为文革中的社会歧视和普遍暴力，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唯物辩证法方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运用，因此认识就被纳入主义政治的轨道。由于以主义视野为唯一正确的观察事物的视野，从而取消了视界的多元性，导致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的专制主义。同时以主义视野所“见到”的现实为唯一本质的现实，从而取消了现实呈现的丰富性，导致现实的遮蔽。将主观话语构造的现实说成“存在”的现实，从而将主观的东西说成了客观的东西。
（参考资料：王以忠《周恩来：外交干部任何时候都要站稳阶级立场》，“环球视野”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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