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政协刊物《四川政协》2008年11期
发表郑光路知青岁月回忆录《饿肚子的痛苦心酸》
饿肚子的痛苦辛酸
郑光路
无论哪个知青,说到“吃”,龙门阵就太多了。
我们所在的邛崃县,是川西坝子膏腴之地,托李冰父子开创都江堰之福,两千多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当局吼的口号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发家致富,把沃野千里整得那般贫寒。这不是“割尾巴”,简直是要老百姓的命啊!
我下乡的生产队,每个成人每年分谷子不足四百斤,菜油五、六斤,此外没有其它东西。我们队还算中等水平,有的队更穷。每百斤谷子打米约68斤,四百斤的谷子打成大米不到三百斤,每个月不到三十斤。我辈知青正值发育高峰,俗话叫“吃长饭的”,每天不到八两米,岂不太可怜!而且,这每年三百来斤大米,并非全能吃在肚里——买盐要钱,买照明用的煤油要钱……为“消忧愁、除苦闷”,多数知哥都染上了抽烟嗜好。这一切——钱呢?就得靠卖米。
当时全中国知青们大都是赤条条的穷光蛋,有父母每月寄五至十来元已足令人艳羡。众多家境贫寒的穷娘穷老子,实在没办法顾及已长大成人的下乡儿女,只好任其自生自灭……这种现象在我们下乡几年后已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知青中因饥寒交迫生病、死亡和犯罪的人甚多!
1973年福建省莆田县有个小学校员李庆霖,因娃娃上山下乡后拖累太大,弄得走头无路,终于斗胆给“红太阳”毛主席上书诉苦: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衣服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钱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不知究竟是怎么个内幕,这信居然到了毛泽东手里,而且毛泽东居然写了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只寥寥两句,却真正是“皇恩浩荡”啊!李庆霖因此后来还被封为“反潮流”英雄……
但是后代人务必要明白:毛泽东“寄上300元”,这只是极偶然的稀罕事,其机率几乎和修仙成道“白日飞升”没啥子区别!我们这一辈人耳闻目睹,敢向“上面”上书诉苦、说上山下乡不好的人其实非常多,他们告御状的信泥牛入海已是幸事,很多人还弄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头上,因此而入狱、枪毙的事不胜枚举……原因很简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就是毛主席“钦定”的“战略部署”吗!
所以,对全国众多知青而言,“寄上300元”的天降馅饼,同我睡觉前痴心妄想狐仙女鬼送人民币来割点猪头肉,一样虚无缥缈!我们缺钱知青为解燃眉之急,只好卖米换钱。
我那时常行此道:穷得心慌时,坛子头挖十来斤米,赶场时卖掉——我们前进公社知青抛头露面卖米不多,多请农民代卖。那时一斤米贵时能卖六、七角,贱时也能卖四、五角。十斤米可买点油盐了。农民当然更经常买米卖米:缺钱用就卖,断顿了就想法买。当局不准摘副业,生财无道,农民也眼巴巴盯着几颗粮食,拆东墙补西墙地熬穷日子……
知青其实比农民更惨,因为赤手空拳光棍一根,不会种自留地,一般也没有条件喂猪、喂鸡,只好稀哩糊涂鬼混。
“大春”打谷子“分配”后,我们和农民一样要高兴几天——可吃几顿饱饭了。
那么蔬菜呢?知青和农民一样,肚子里只要能吃饱饭,那敢奢求其它!当地习惯:土地种粮食,自留地种点辣椒、茄子,墙角院坝栽点扁豆、丝瓜之类。还有常见的牛皮菜,人猪共享。
我在“扎根屋”后贫瘠的几厘自留地上种了辣椒、茄子,每天早晚看几次,嘴里自言自语:“咋个还是这点高哦?”真正恨不得来它娘个“拔苗助长”!
但这些菜苗和我一样:营养缺乏,蔫不溜秋。因为“扎根屋”茅坑里,营养严重缺乏的我排泄物既少,“含金量”无疑也极低,主要是洗锅洗脚脏水而已。
好歹盼到辣椒成熟了,我学当地农民,把收获的十多斤宝贝辣椒切碎,加很多的盐巴混在坛子里——这就是所谓的“辣豆瓣”了,其实并无胡豆瓣在内。我还学会自制豆腐乳,邛崃人叫成“灰妹儿”:将老豆腐沤得发霉,混上盐巴辣椒,大功告成。极咸的辣豆瓣和亲爱的“灰妹儿”,是我相亲相爱的伙伴,我吃了一碗米饭又想再吞一碗……这更引起缺粮恐慌!
如果再有点茄子、扁豆、厚皮菜,则更是人生一大享受!锅内抹点菜油,无油则炒干锅,把菜炒几下加上米汤,放上甑子蒸半熟的米饭。一会儿饭好了,菜也好了。筷子拈起粑茄子、厚皮菜,蘸盐巴辣椒佐饭,那味道胜过山珍海味,此生难忘……
粮食和亲爱的“灰妹儿”都没有了,咋办呢? “扎根屋”立即愁云密布,成了令人害怕的绝谷死屋!
几乎所有知青都会遇上缺粮断顿的事——有时一年要缺半年粮。
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串门去“打滚龙”混伙食,就是锁上门跑到其它生产队、甚或其它公社、县上相熟知青处寄食。你没得米了去吃他,他没得米了又来嚼你——这在知青中一时成为风气。这种“打滚龙”混伙食之风引起知青中严重矛盾。因为友谊不能变成白米干饭,贫穷年代,生存第一!
有一次,我原读书的35中林芝贵同学和另一个张知哥饿慌了,竟从千里以外的西昌县
风尘仆仆“打滚龙”,一路打到我邛崃寒舍。两条“滚龙”牛高马大、能吃会睡,每人一顿能吃一两斤米!我暗中喊天叫苦。两天一过,我三个人盐巴水下饭,已把米坛子吃空半截!吓得我只好选了三十六计中的上计,急忙撒了个弥天大谎:说家中有人生病,必须马上回成都……好不容易才把犹自恋栈的两条“滚龙”请走!
临走又海吃了几斤米。两个哥们说:“我们以后再来耍哈!”我心惊肉跳说:“穷山恶水,
没得啥子耍头,莫来!莫来!” 两个哥们变脸变色说:“你吝啬毬得很——龟儿子不‘落教’嗦?”
知青中为“打滚龙”,吵闹打架、动刀子的故事多得很。所以“打滚龙”到后来已不起作用,知青间关系已越来越淡漠。去“打滚龙”时,脚板刚跨进门,就会吃闭门羹、听逐客令。知青中兴起一条“游戏规则”:“龙门阵打伙摆,饭各吃各”!
“打滚龙”混伙食这一招已不灵,断顿时就只好跑回家乡觅食。有一次我坛子空了,只剩下一些“谷头子”——打米时筛下的连壳半截碎米,通常只能用来喂鸡喂猪。没法,只好将其充饥。“谷头子”粗硬难咽,吞时如白鹤伸颈;更苦的是排泄时,面红筋涨几乎把肛门撑破……我多年难愈的痔疮,就得归功于当年的“谷头子”。
挣扎了几天,“谷头子”也吃完了,饿得偏偏倒倒地回到成都。贫苦无法的老妈无可奈何,哀叹一声:“哎哟,你咋个又跑回来啰?”
我委屈之极,心想连老妈也嫌弃自己了,大小伙子却眼泪扑簌簌直流,说:“我又不能去偷去抢,走投无路不跑回家,就只有去跳河!”
那时我父亲才死一两年,同样贫穷无依的我妈怔了怔,埋头低声说:“我一个月才28斤定量,你又叫我咋个办嘛!”她话语未完,也眼泪长淌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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