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 清人尺牍及语录的传记史料价值 作者： -上传日期：2008/5/12       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冯尔康 清人尺牍及语录的传记史料价值 尺牍，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书信。写信，用《历代名人书札》的编辑者吴曾祺的话说是“言事达情”（《例言》），即写信人讲己身，述他人，谈时事，论学术，表感情。在写作的当时，是为实用；过后，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作为文学读物和书法可供欣赏，作为学术资料，可以提供人物传记的局部的、细致的素材，同时提供社会历史的某些材料。 语录，一个人的谈话记录，多由他人笔记整理，然往往经过说话人认可。语录的内容相当广泛，同样具有史料价值：说话者个人的传记记录，谈话所涉及者的历史资料，以及社会历史史料。 尺牍与语录文体不同，但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均出自历史人物个人之手或口，是研究他们的传记的第一手资料，这同日记和自撰年谱是一样的，只是尺牍和语录的资料对于人物传记的研究显得更零星，不如日记和自撰年谱那么多和那么集中，因此本书作者就不像对年谱、日记那样作分章的介绍，而是在本章作一并的说明。尺牍和语录的史料价值也有差别，尺牍保存得更丰富一些，因此本章将重点叙述尺牍的传记史料意义。 第一节　尺牍的写作与出版 （一）尺牍的由来、名称、程式和类型 尺牍的名称出现很早，《汉书》卷九十二《游侠列传·陈遵传》谓传主：“略识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中华书局标校本，第11册第3711页）可知尺牍一词，在汉代已很流行，也就是说写信成为通常的现象，同时尺牍书写得漂亮，已为人们所珍藏。尺牍之出现，人们以西周周公给召公的《君奭》（见《尚书·周书》）作为标志，到春秋战国，由于合纵连横和百家争鸣兴盛，书信的写作大为发展，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说：“春秋聘繁，书介弥盛。”西汉产生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书信名篇，标志汉魏书信体的发展。由此可知，书信作为文体，在古代就为人们所广泛使用，清人是继承前人，利用这一通讯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传递。 尺牍之得名，由于古代用木简，是为牍，书简长约一尺，故名。尺牍仅是书信的一种称谓。与一尺的长度相关联的书信名称，曰尺素，是写在约一尺长的缣素上的；尺翰，翰，即笔，用笔书写的信件，故名尺翰；尺简，书于竹简之上；尺书。“书信”的名称出现也很早，不晚于三国西晋，因为陆机就有“我家绝无书信”的话。（《晋书·陆机传》，第5册第1473页）与书写相联系书信称谓有书简、书翰、书牍、书启、书札、书笺；笺，也可以单独作书信讲；书函，原意是函套，即信封，广义作书信解。尺牍的名称还同鱼、雁联系起来，西汉赴匈奴的使节诈称前使节苏武用大雁传书长安报信，致使匈奴放还苏武。（《汉书·苏武传》，第8册第2466页）因此人们把通信叫做雁足；古诗讲远方来客送的鲤鱼，腹内藏有书信，因而把函件称作鱼书、双鲤；与鱼、雁相关的书信称谓，有鳞鸿、鱼雁、鱼素。书信还有很多名称，诸如函札、简札、八行书等。在这么多的书信称谓中，清代、民国时期人们爱使用尺牍称谓，起始于清初的周亮工编辑《尺牍新钞》，继而道光时吴修汇编《昭代名人尺牍》，民国王文濡汇集《历代名家尺牍》特在《例言》中说明使用“尺牍”名称的原因。本书尊重时代崇尚，亦采用尺牍一词。在尺牍名称中，另有手札、手迹、墨翰的代称，往往是指书信印刷品，不是排字的，而是依信件原样复制，以便传真。 尺牍作为一种文体，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其特点是：书写收件人和发信人名号，具名有固定的位置，收信人名号，写于信件的开端，或内容的末尾的上方，写信人名字置于信末下端，间有不具名的，那是在信封上写明了；书明写信的月日，亦有人不注意写时间。在书写内容方面，往往在开始部分，说明以前函件交往情形，或者此次通讯的原因，以便收件人阅览。与尺牍程式相关的是尺牍称谓，如何称呼收件人和自称，是很大的学问，要根据双方的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来选择，不可乱用失礼，因此尊长常常要对子弟进行教导。康熙年间，山东即墨县杨玠写《家法》，特地对尺牍称谓作了说明：“致书于尊长，皆称’尊前’，自书‘叩’，兄未满五服者皆然，伯叔以上，无问远近。”（《即墨杨氏家乘》）正是因为要讲究程式和称谓，在民国年代出版的书信集里，常常附有《尺牍规程》、《尺牍称谓》，供读者借鉴。为了解尺牍文体，兹附录尺牍手迹复印两件于后。（【附录1，1页；《清代名人墨翰续集》第201页。附录2，1页；《翁常熟同龢手札》，第22页】） 信件的载体，有竹简、木简、绢帛、纸张之别，这些用品不只是写信用的，但写信逐渐形成专门的纸张，如作为书信一种称谓的“八行书”，据《后汉书·窦章传》注云：“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第3册第821页）一纸分为八行，可能已是专为写信用的。待到唐代名妓薛涛，制作薛涛笺，尺幅不大，专门用作写诗和写信，明代蜀王继续制造这种纸，用作书写奏章（书信的一种）。“清代官宦，喜用八行笺式。”（《希古堂尺牍》，秦发庆《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8号）本书作者读清人尺牍，获知有多种专门信笺，内中有公家制的，有纸商制作的，还有私家定做的。翁同龢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大臣衙门往来信笺，认为纸的颜色好，分行的宽窄合适，写信给有关人员，希望得到一张做样子，以便仿制。（见附录2《翁常熟同龢手札》）陈介祺写信用的是“观古阁寄书笺”。（见《簠斋尺牍》第663页）吴大澂的《吴愙斋大澂尺牍》所见用纸，有“君子笺”，纸的四边用花藤图案圈起；有金石文物图案，内中又有钟鼎图、刀币图、鱼符图等区别。（【附录3，1页；附录4，1页；分别见原书第196页、第30页，致陈介祺书】）更多的人使用带花竹图案的，如李桂林的书函，信纸上除图案外，还有“十个休嫌少，儿孙日见稠。万宝”等吉利文字。（【附录5，1页；《清代名人书札》下册，第396页】）有了典雅的信纸，增加收件人阅读兴趣，使书信更具有鉴赏价值。 从通情报的角度说，皇帝所发的谕旨，臣工所上的奏章，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公牍（檄教与详文），也可以视为信件，这样可以把书信区分为谕旨、奏疏、公牍、家书及其他私人通讯。从阅读者范围来说，私人通信只在授受之间的极小范围内，或加上双方同意的第三者；而公事的函件，收阅的就不是个人，而会是数人，或一群人。公函的书写规范与私人信件有不小的差别，前述尺牍格式是指私人函件而言，并没有把公函包括在内。无论是公私函件，人们都很重视，上谕、奏议、公牍、私家尺牍都有汇编，以公牍讲，曾国荃就有《曾忠襄公抚鄂公牍》。公牍收在文集的更多。从函件的数量看，最多的是私人通信。由于书信的类型不同，内容涉及到个人传记资料的多寡差异，因此本书仅把注意力投向私家信札，而不顾及上谕、奏议，对公牍也只是偶尔一瞥。 （二）清人尺牍的写作 需要写信的人，多半是离开家乡、家庭的官吏、士兵、商人，以及读书人，因家务、公务、业务需要联系，相互之间往返书牍联络，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清朝人也是这样。不过，清代的社会事务增多，通邮条件又比前代改善，所以写信的现象要比以前普遍。鸦片战争以降，国家多难，民情义愤，要抒发出来，写信成为常用的形式之一。如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与人书，多谈时务”，朋友们认为他通经世之学，深为他不出仕而可惜。（《弢园尺牍·自序》）他写的信很多，收在《弢园尺牍》及《外编》的有三百二十四通。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以通讯而为世人所知。潘祖荫给吴大澂写信，说阁下来信，书法精美，我爱不释手，花了不少钱把它们裱糊珍藏，你以后写信不要那么用心了，免得我再费钱装裱。（记得如此，原文一时未找到）用笑谈来赞扬吴氏信件书法，然已表示他们通信之多。与梁启超一同办《时务报》的汪康年（1860－1911）所收到的函件，今人将之编辑成《汪康年师友书札》，汇集成四册，近四千页，可见信函之多。吴汝纶对于所写的诗文并不注意保存，而“与人书札，每脱手必使录福（副），备事物遗忘，故尺牍较他体独完。”生前自选一百八十余篇汇成《尺牍佚存》。（吴闿生《记先大夫尺牍后》，《桐城吴先生尺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7辑第366号第2629页）仅录副、整理就这么认真，其写作之多是可以想见的了。道光六年（1826年）吴修说他四十年来，所经眼的明朝人和本朝人的书牍以万计数，并把清代六百余人的七百余封信编成《昭代名人尺牍》。（《序》）收藏清人信件，数以万计，写信人实在是太多了。 写信，多数是亲自动手，亦有请他人代笔的。倩人者不一定不会写字，而是忙不过来，如官员经常用幕客写一些公私函件。知县以上的官僚大多聘请幕僚，其任务之一，就是写公私函牍。如郭崑焘（1818年之后－1882年）历主督抚之幕，代幕主所写书翰，原未保存，后来有意留底，汇编出《云卧山庄尺牍》八卷（内附家书）。秦发庆有鉴于这类情况，说“在昔之士大夫，身居要职，每延一二工笔札者襄其事”。（《希古堂尺牍·序》） 尺牍内容，在历史上有一个从简到繁的演变过程。古人写信简练，前述窦章的信，八行纸两张，每一行七个字，写满了，不过一百余字。后人写长信的越来越多，清人尤为盛行，也是复杂的事物和感情的需要。王文濡编辑《历代名家尺牍》，在《例言》中写道：“自周迄清，年历绵远，由质趋文，由简趋繁，风会使然，各有佳妙。”将尺牍文风的变化，表述甚明。 清人信件的投送，方式甚多，有官差，有官邮，有商号，或派家人，托友人，甚至辗转相托。如回到山东故乡的官员陈介祺，多次给京官王懿荣鱼书，托人带交，并要求收件人赏给带书人酒资。其函套形式和内容见附录。（【附录6，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7辑第962号之二第654页） （三）清人尺牍的出版 清朝人所写书信的刊刻，有的是在清代，有的则是民国以降了。我们所见到的，有清代前期椠刻的，而多数是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枣梨的，近来也陆续出了一些。清人尺牍究竟问世的有多少，难于得知，不过略加估计，当以百计数。 清人书信的印刷形式，随着印书业的发达而丰富，可以分为三类，即排印，使用木刻字和铅字排印；描印，即依原信形式、笔迹描刻，本世纪上半叶以前所谓的“真迹”、“尺牍墨宝”、“手迹”，皆指此；复印、影印，这是近年的事，是真正能保持信件原样的出书形式。 清人书信的出版，可谓丰富多彩，有单刻本，有丛书本，有选编本，有文集附刻本，或收入文集中，还有辑佚的，这其间有复杂的情形，不妨一一道来。 （1）单刻本。个人的通信，或因有存底，或他人帮助回收，汇编成册，刻印问世。也就是说将个人尺牍单独结集出版，是书信的单行本。如桐城古文大家姚鼐（1732－1815）的书信，由其学生陈用光保存和收集，并由陈氏门人出资枣梨，于道光二十三年印出《惜抱尺牍》八卷。浙江山阴人许思湄（约1769年－约1856年），一生作幕宾，朋友集资印刷其《秋水轩尺牍》，而此书被人们视为尺牍范本，一再被翻印。戊戌维新被害的谭嗣同（1865－1898），出事之后，原来保留其书翰的人家怕被牵连，将之销毁，所幸其师欧阳中鹄家中有所保存，后来中鹄之孙予倩加以编排，取名《谭嗣同书简》，于1948年出版。这些都是他人帮助刻印的尺牍，许氏是在生前，谭氏则在身后了。自己印制的也不少，前述王韬的《弢园尺牍》即然。王氏表述“不敢忘旧”，收集给友朋的函札，于光绪二年（1876年）出书，此后又汇集《外编》，多次椠刻。个人书信的编排，多数是以写信的时间为顺序，如周天爵的书信集，兹将其目录附于后。（【附录7，4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1页】）也有的是按内容分类编辑，如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收书信一百八十六篇，分出十五类，为议论、邀请、自述、感谢、颂赞、寄赠、规劝等；还有将这两者结合的，如许思湄《秋水轩尺牍》，以时间为序，另作分类目录（叙候、庆吊、劝慰等类），可据此快速检索。 （2）丛书收入本。单独的尺牍丛书，尚未见到，但综合性丛书收有尺牍的屡见不鲜。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辑含有多种个人尺牍集和多人的尺牍汇集，兹列表述其个人尺牍专辑于次： 作者姓名 尺牍名称 所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序号  钱谦益 钱牧斋先生尺牍 第40辑第391号  于敏中 于文襄公敏中手札 第22辑第211号  刘墉 刘石庵公真迹 第72辑第711号  周天爵 周文忠公尺牍 第20辑第194号  曾国荃 曾惠襄公书札 第58辑第571号  郭崑焘 云卧山庄尺牍 第12集第113号  陈介祺 簠斋尺牍 第97辑第 962号  吴大澂 吴愙斋尺牍 第72集第 714号  吴汝纶 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 第37辑第366号  翁同龢 翁常熟同龢书札 第72辑第712号  翁同龢 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 第96辑第952号  袁昶 袁忠节公手札 第58 辑第576号  俞樾 春在堂尺牍 第42辑第412号  黄炳堃 希古堂尺牍 第96辑第958号  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 第19辑第185号  其他丛书也有收刻尺牍的，如上述台北文海出版社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刻》，内有梁启超所收信牍的汇编：《梁任公知交手札（不分卷）》。《尺牍新钞》，分别被收入《海山仙馆丛书》、《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初编》所收的书信集，还有：尹会一的《健余先生尺牍》（选自《畿辅丛书》），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选自《海山仙馆丛书》）。翁同龢等人的《清季名人手札》（手写本），为台北学生书局收入《中国史学丛书初编》。 （3）文集附刻本和文集收入。附刻本的尺牍，是将尺牍单独成册，但附印在全集里，如上表中的曾国荃书札，原刻本是附在曾氏文集中的。又如《希古堂尺牍》，附刻于《希古堂全集》。文集收入，是说把书信编进文集中，不单独成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可在许多文集中见到。比如，桐城派古文创始人方苞（1668－1749）的《望溪先生文集》、郑燮（1693－1765）的《郑板桥全集》、李兆洛（1769－1841）的《养一斋集》，都有他们的通讯文翰，而且编辑在一起，他如乾嘉时代恽敬的《大云山房文稿》，内有《大云山房言事集》二卷，是尺素的专辑。这里再说一位女士文集的书信，即浙江余姚人陈尔士（1785－1821），著《听松楼遗稿》，汇聚多种文体的著述，内有家书一卷，计有家信二十九通，为给其丈夫的书信和给儿子的训示。 （4）包含清人尺牍在内的历代选本。不是一个人的书信，而是选取多人的信札合为一编。被选的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清代人；另一是历代人，而把清人包括在内。这两类的书各有若干种，后一类的，本书作者见到的有： 《历代名人书札》暨《续编》，吴曾祺编辑，本书作者所见系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正编选周秦至明代人的书函，续编选择清朝人的，各二卷，所选范围较广，公牍也在入选之中。 《古今尺牍大观》上中下三编，钟毓龙等辑，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选辑周代至近代的书信，下编为清及近代人鱼素，约六十万言。内分达情、论理、叙事三大类，下分四十五小类，达情、叙事两类中人物传记资料较多。 《尺牍新钞》（《赖古堂尺牍新钞》）十二卷，著述甚多的周亮工（1612－1672）编，印本数种，所收为明清之际的信札，方外人士之作亦不排斥。目录详明，于作者名下，标出字号、籍贯、著述及所选函牍名称。（【附录8，1页；海山仙馆丛书本封面】） 《华夏家书》，曲守元等主编，成都出版社1990年印行，从周文王选到孙中山，属于清人的有五六十篇。附录《名人名句索引》，分出气节、劝学、修身等十类，是可视为尺牍语录。 《古代家书选》，陈桂芬等编注，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选西汉至清末六十二人函牍，其中清人十七位。 《分类历代尺牍选粹》，姚汉章等编，中华书局1920年发行。从包括清人在内的古人书牍中摘出语句，分类编排。所选尺牍文二千八百余篇，分成十五大类（问讯、交际、聚散、哀乐、出处等），二百余子目。这是尺牍语录。 《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羊春秋等编，岳麓书社1982年发行，从汉代至清代的六十三人书信中选刊。 （5）清人尺牍汇集 前述吴修辑《昭代名人尺牍》二十四卷及《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编刻的时间就用了十二年，所选的是清初至嘉庆朝人物的书信；并在卷首对每一位作者编写出小传，叙其字号、籍贯、功名、著作；有道光六年版，光绪34年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一函十册），《小传》还被收入台北成文出版社《清代传记丛刊》抽印为单行本，为丛刊之第30号。兹将吴氏之《序》及《小传》之一页附于后。（【附录9，3页；第4页－第7页、第522页－523页】） 《昭代名人尺牍续集》，清人陶涉园辑，是《昭代名人尺牍》的续编，收道咸同光间名家手札一千余通，1997年广陵刻印社重刊。 《历代名人家书》，孔臧等撰，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清代尺牍》，王文濡编辑，上海文明书局1927年梓刻，上下册，上册系乾嘉以前人的通信，下册为嘉道以降清人的。书目表明作者与收件人，另作作者小传，书写字号、籍贯、功名、履历和著作。 《清代名人书札》，1987年－1990年出版，三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郑板桥至民国时期，主要是近代人物的书信一千一百余通，选择近七百通影印，又考虑到信函原件有些字难于辨认，将信文用楷书录出，与原件对照排印。 《清代名人翰墨》暨《续集》，《近代名人翰墨》，叶恭绰题签，皆番禺黄氏忆江南馆珍藏之书函，正编汇集一百三十三家书信，续编有八十四家，近代编一百五十家，依人物的时代编排。本书作者见到的是《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分别是第三十二辑第三百二十号、第六十三辑第六百二十九号及第六百三十号。 《清代名人墨迹》，佚名辑，内容有书信和诗赋，不是纯粹的尺牍选集。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八辑第六百八十号。 《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收有乾嘉间名家手札七十五通，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线装影印。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二集，为林则徐、曾国藩等七十五人书信，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三名臣书牍》四卷，何天柱编于光绪三十三年，三名臣为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七辑第五百六十三号。 《八贤手札》，郭庆藩编辑并刊刻于光绪中，系编者之父郭昆焘所收到的函件汇集。八贤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沈葆桢、李鸿章和骆秉璋。 《清咸同年间名人函札》，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汇集曾国藩等二十七人致湖南巡抚毛鸿宾（1806－1868）的函件，附录李鸿章等致余思敏等批札、咨文。 《近代十大家尺牍》，民国间佚名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十人为康有为、梁启超、王先谦、王闿运、曾国藩、章炳麟、俞樾、林抒、吴汝纶和樊增祥。按人编排，有六百一十封函件。 《清代四星使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梓刻。星使，指外交家，四人为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和薛福成。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中的书信汇编，郑逸梅等主编，上海书店1992年版，内收林则徐、龚自珍等五十二人函札百余通。选择中注意于评论时政和评论文学两方面内容的。 《艺风堂友朋书札》，是一百五十七人给缪荃孙（1844－1919）的信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梓行，上下两册。缪氏对所收来函，往往加以装裱，但未依时代存放，亦未作说明，故后人整理，难于弄清时间顺序。兹将其《出版说明》附于下。 《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汪氏所得之信件汇集，写信时间在甲午战争之后，以戊戌变法前后为多，其中有些是写给汪氏和梁启超二人的。以写信人为单元编排，并撰《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作为附录，内中属于汪氏亲属的，特写明其与收件人属于何种称谓。另制作《人名索引》，用四角号码法检索，人名下注明其信函所在册页。 《梁任公知交手札（不分卷）》，台北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之一，影印八册。收件时间为1908年至1912年，按年编排。 （6）辑佚。 零散的书信，被人发现，在报刊上发表。如道咸时尚书许乃普（？－1866）、许乃钊（？－1870）的通讯，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十余通，经人整理，将五通刊登于《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二期。 上述公布的尺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有排印、摹印、影印之别，各有特点，排印本读起来方便，影印本看得亲切，书法秀美，是一种享受；大多有作者小传（选集本几乎必有），便利于理解书信内容；依信件内容分类编辑，如学术的，家庭的，友朋的等，以至尺牍分类语录，读者可以按类寻找函件；选编的书信，一般注明出处，以利读者寻根溯源。 第二节　清人书简的传记史料价值 书信叙事，免不了要说到自身、家庭，以回答戚友的关怀，而在家书中更会回忆家事，所以函札中有自己的历史资料，且不说写信本身生平记录了。冯琏为《秋水轩尺牍》写序，说尺牍作者许思湄（约1769－约1856）的信，“或自述生平，或畅言事理。”注意到尺牍对其作者生平的表达。梅曾亮序姚鼐（1732－1815）的《惜抱尺牍》，谓姚氏的书信，“与亲故者，亦兼及家人琐琐事”。王韬（1828－1897）在《重刻弢园尺牍自序》说他的通信，“原以状景物之悲愉，述境遇之甘苦，记湖山之阅历，穷风月之感怀，以拳拳寄其思慕之情。”告诉人们，他的书信记录他的行事和思想。郭崑焘在《云卧山庄尺牍自序》中说，他之所以结集此书，不是为显示当年写作的费神，而是为“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很明确，是为将来保存历史资料。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编辑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尺牍》后，又看到吴氏与陈介祺（1813－1884）的双方通讯九十五通，于是利用它们编写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希望以此反映吴、陈两位古文大师的历史，并且很高兴地在编年表的题记中说，“吴陈两君半生行事大概见于此矣”。（《编年表》附刻于《吴愙斋尺牍》）谢氏开创用书信资料编写历史人物编年史的先例。这些事实表明书函可以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素材。 但是，书信的篇幅，一般较短，如何天柱在《三名臣书牍·例略》中比较书信与奏疏不同时所说：“尺牍尚简，书疏尚详”，简短的文字涉猎的内容不会太多；一般的人不可能天天写信和致力于函牍，所以就一般人讲，信件的数量终属有限；即使写得多，因是给人家的，回收不易，收件人有的妥为保存，有的则漫不经心，随意毁坏，这种客观状况决定函牍难于大量保存。这些因素注定书信很难提供一个人的完整的传记史料，而只是局部的、片段的素材。 书牍不仅具有人物资料，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里着眼于它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史料意义，就中，又侧重于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的传记资料价值，并根据一份尺牍材料为其作者制作年谱，以验证书简对传记研究的作用；此外，对书信的其他学术价值亦作简单的交代。 （一）书信作者的传记素材 具体在哪些方面，本书作者的认识是： （1）人物生年和生平中重要年代的资料。 某些历史人物，生平中的一些颇有关系的年代，有关文献没有言明，或有记载而并不准确，然而可以从尺牍里考证出来。比如清初有名的明遗民徐枋，在《与葛瑞五书》云：“弟自二十四岁而遭家国之变，今忽已四十三岁矣。……而须发半白，齿牙摇落，筋骨关窍之间，自知有深入之病。”但是这二十年里著述甚多，有《通鉴纪事类聚》、《廿史文汇》、《读史稗语》、《读史杂钞》、《建元同文录》、《管见》等（《清代尺牍》，第11页）家国之变当指甲申明朝灭亡和乙酉南明宏光政权的覆亡，因他是苏州人，宏光之亡对他影响更大，所以这是指的乙酉之变，即顺治二年，他二十四岁，则其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明清易代后，他不与清朝合作，以著述而无愧于世。以后人们写徐氏历史，这封通信是重要依据，李元度作《国朝先正事略》的徐氏传，就与此信有许多相同之处。龚未斋，浙江会稽人，一生作幕客，有《雪鸿轩尺牍》存世，而生平史料无存，靠其尺牍透露他的生年和一些社会活动情况。《答同学诸友》信云：“弟二十岁时，先君见背，。……因家伯宰渭阳，奉命而往，经理署务。……戊子归家，重温旧业，摈斥龙门，庚寅、辛卯，复遭点额，今年已卅矣。”（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8页；另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戊子，系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庚寅为三十五年，辛卯为三十六年（1771年）。写信当在三十六年后的不久，可以假定为次年，即1772年，这一年三十岁，上推，当生在乾隆八年（1743年），则乃父死在1762年，他去陕西伯父衙门帮了几年忙，二十六岁赶回原籍应试，落第，随着两次考试，也都失败了。科举不成，不得不外出幕游，并终身不能离此行当。 （2）人生重大关节的资料 上述徐枋、龚未斋二人的生年与重大行事都在书信中揭示了，与此相同的是许多人的信件对一生中的重要行动作了说明。清初王宏撰，陕西人，拒绝康熙朝博学鸿词科的征试，同时不给大学士冯溥写祝寿词，对此，《与赵韫退大参书》叙述甚明：“宏撰以衰病之人，谬叨荐举，尝具词控诸本省抚军，转咨吏部，不允；嗣又奉诏严催，不得已，强勉匍匐以来京师，复具词令小儿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昊天寺僧舍，僵卧一榻，两月以来，未尝出寺门一步，即大人先生有忘贵惠顾者，皆不能答拜。”既不能奉诏，更不能给大学士写贺词了。（《清代尺牍》，第13页）这封信，表述了王氏在博学鸿词科中的活动，更把坚持遗民立场的态度委婉地表达出来。徐枋在上述书信里以下引一句话自励：“有一人之砥行于一世，而失节于临时者，辄以自验吾能不如是否也。”王宏撰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以重大关节的事情，证明他是能终身砥节励行的。于成龙（字北溟，1617－1684），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任广西罗城县令，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职守，一个县城只有六户人家，设衙门于破庙，仆人死亡星散，只身将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与友人论罗城事书》，对赴任及任内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兹将该信附于后，相信读者会有兴趣浏览。（【附录10，2页；《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状况》第9页】）以著作《马氏文通》闻名于世的马建中（1844－1900），留学法国，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写《上李伯相（案：指李鸿章）出洋功课书》，报告考试课目及其试卷取得法国舆论的好评，但深知这是法国人不了解中国人，是鼓励中显示出看不起，因此立志继续努力学习；法国教师劝他考法国学位，亦未采纳。（同上，第41页）他的留学生涯，于此可见一斑。 （3）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资料（不一定是重要方面的） 大学士于敏中（1714－1780）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兼充《四库全书》正总裁，乾隆帝关心四库全书之修辑，不时询问于于氏，于氏又问及与修人员，这种商讨过程，在于氏的《于文襄公敏中手札》保存了许多记录。某日信云，乾隆帝召见，“询及历代访求遗书之事，何代最多，最为有益？”因此要求下属，“即详细查明，于十七日随报发来。”又说“蒙问修《永乐大典》事，《明史》曾载否？一并查明。”（【附录11，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辑211号24页】）关于二十四史君臣间的对话及表彰有功人员，于氏在信札里颇多涉及：“《旧五代史》进呈后，业已蒙题诗，札子亦俱发下，暇时欲请述旨意，以便刻入卷前也。今日召见，极奖办书人认真，并询系何人所办，因奏二云（案：指邵晋涵，1743－1796，四库全书馆纂修官）采辑之功；并询及邵君原委，亦将其受恩之故奏及矣。”（【附录12，1页；同上版本，第83页】）像这样的事情，在一般人就是大事，而对于于敏中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事务了。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1687－1763），委托居住在南京的袁枚帮助他出售灯画，大约是急等钱用，两次写信催问是否卖出，袁枚回信告知卖不出去，说“金陵人但知食鸭”，那里懂得绘画。（《分类历代尺牍选粹》，第223页）于此可知金农生活之不宽裕。姚鼐《复孟兰舟》叙说七十九岁时身体和子孙情形：“鼐行步尚如故，口中落一齿，目已昏，然尚能作此手书，惟时有脾疾，饮食少耳。似明年八十尚可度过，此则难知矣。三子四孙。今年鼐大约在江宁过冬也。”（宣统元年版，卷一24页下）似此内容，在给其他人的书信中屡次出现，不赘述。其晚年生活情景，鱼素透露不少。李调元（1734－1802），进士出身，官道员，博学多才，在给其三弟墨庄信里问收件人：“今年考差如何？官本虚名，此为实惠，所望在此，而不在彼也。”（《清代名人翰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2辑第320号第43页）其弟大约是在清贵的翰林院作事，但很清苦，所望在得学差，以接受馈赠，弥补生活。他因是私人通信，豪不掩饰地说出心里话；若在公众场合作这番表白，就要为众人所不齿了，那是绝对不会讲的。由此可见，家信实能反映真率之情。《春在堂全书》的作者、浙江人俞樾（1821－1907），自河南学政罢职后，为生活，历主书院，为觅职业，给新上任的江苏巡抚、同年李鸿章写信，要求在南京获得一个馆职：“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接着说，以浙江人而在金陵常住的，原来有袁枚，享了几十年的福，但他能够在那里久居，是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谥文端）的照顾，“而阁下勋名，则高出文端万万矣”。（《春在堂尺牍》，第467页）给李鸿章戴高帽子，希望得到青睬。这多少有曲节求人的味道，反映谋事之难。吴汝纶（1820－1903）对世俗的抵制西医颇为不满，予人书信，多次倡扬西医。如《答萧敬甫》：“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痒，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第1406页）看来，吴氏接受外间事物较快，而且认识到了就要宣扬出去。孙中山奔走革命，不能顾家，眷属生活费全靠人资助，难于定期得到，影响家人生活，己身也有后顾之忧，因此写信给邓泽如，请其筹一妥善解决的办法。（【附录13，4页；原书第180页】）孙氏让人资助，情非得已，亦见后顾之忧的必需解决。 （4）家世、家人关系的史料 这类材料，在家书中屡见不鲜，而且比较具体翔实。大学士、江西高安人朱轼（1665－1736）《与族人书》，以真挚的感情述说了个人与家族的关系：入学塾读书，族伯就对塾师讲，“此吾家千里驹也，为我善教之。”二十岁进学，举族相贺。三次乡试，许多族人送米送鸡。北上会试，送行的人“慰勉叮咛，依依不忍舍。”中进士后十年归里，全族各家一一请酒，以后归省三次，两次丁艰，族人敛钱助喜助丧。而自己在外做官三十年，却对宗族毫无帮助，只是由乃父倡捐祭田，还要族人出力管理。他说他所能做的，是劝谕族人互助，“予尝书此以自警，并示诸子弟，以动其恻隐之心，今以劝勉族之伯叔昆季，较金帛之赠为何如也。”（《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07页）可以说是政论家的康雍时期兰鼎元，曾经入过巡抚张伯行的幕，后来张氏连续招聘他，辞谢不就，写《上张大中丞书》说明原因：幼年丧父，靠祖父和寡母抚养成人，如今祖父八十九岁，祖母八十有二，家里又穷，妹妹已过了结婚年龄而无力出嫁，弟弟成年了还不能自立，父柩久停而未葬，因此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弟妹，不能只顾自己痛快而离开他们。（《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33页）把自身的家世及生活环境和盘托了出来。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关于生子、教子的见解，在家书中表达甚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90页）五十二岁得子，认为是幸运，可是不久夭折，仍希望生个儿子，并认为只有郭嫂能给他生子，然而郭嫂不愿意到他身边，遂写信给四弟，要他去劝说：“今儿子又死，非郭奶奶不能为我生儿也。……我历观史书，有儿无儿，自有大命。郭奶来，或可望；若再买丫头，作死作业，亦属可笑尔。”（第266页）认定了郭嫂能生子，故要设法勉强她来，但不愿意买妾作孽。看来他是妻丧而不再娶，既不纳幼妾，又想生儿子，在婚姻上也是个怪人。雍乾时期湖南衡山人聂继模，儿子在外任知县，不让其常写家书以免分心，耽误公事；又因儿子处于事简辟县，但要求他像理繁务一样，晚睡早起，以养成习惯。（《古代家书选》第138页）校雠家卢文召（1717－1795）《与弟文韶书》，讲述如何修养待人的一件事：乃祖从一个贱民借银子，贫不能偿还，那人义而不取，乃祖因而教育子孙不要忘记人家的好处；后来那人的儿子中进士做官，有个同乡京官因贱民之子不能读书出仕，但拿不准对方的身份，询问于卢氏，以便得到确认后揭发他，卢氏认为那人有德于乃祖，而且富贵贫贱也是无常的事情，遂以不知道回答询问者，实际上帮助其遮饰过去。（《华夏家书》，第320页）他的意思在于讲究忠厚之道，不做刻薄的人，教导其弟“积德培福”和自立。李兆洛（1769－1841）在外做官教书，乃兄在乡理家，不析产，及至本身年过半百，见乃兄操劳太过，不忍心，乃分家，紧接着又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居另过，并根据他们的资质，不要求他们读书扬名，只要本本分分生活就好。他的分家过程和设想，写在《诫子书》中。（《养一斋文集》卷18，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235页）李氏晚年在江阴执掌书院，“束修虽薄，而居处自适，朋侪之乐亦复不乏”，所以不乐意就他处之聘。（《与邓生守之》，第232页）可见其家庭的和睦，其心性和追求。裘琏《诫子书》用自己的经历教导其子精诚葬母，说出自身历史的片段：四岁丧父，赖嫡母魏氏维系家庭，二十岁时其亡故，因自己不成熟，丧礼办得不够诚敬和丰厚，二十六岁生母谢世，比前更懂事了，但因财力不足而欠丰厚，如今经济厚足了，妻子亡故，由儿子经理丧事，但看他不甚懂得敬谨从事，故特别予以教育。（《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训诫》第41页）他的故事表明他的成长过程和对孝道的讲究。湖南湘乡曾国藩（1811－1872），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西武宁县的曾氏族人携带曾氏谱局公启，行程二千余里到南京找他，要求联宗续谱，曾国藩不明究竟，于同治十年五月初五日写信给乃弟曾国荃等，让他们了解处理，同时给来人写匾和对联。（《曾国藩家书》，改革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1596页）曾氏事繁，而处置这类族务之事虽不多见，但也还是认真的，于小事亦可见其为人。同年十一月初八又给弟弟鸿雁，讲自己的家事，即儿子纪鸿自愿将己子过继给长兄纪泽为嗣子，曾国藩听说后很赞成，并要把它促成，“本月拟即写约告祖，不作活动之语。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动而生讼端，不如李少荃（案，即李鸿章）抚幼泉之子作呆笔耳。”（第1615页）自己房内的事情，也要雁足传书，可见曾氏家门观念的强烈。郭崑焘通函乃兄郭嵩焘，说明觅求休致后闲适居处之难，兹附信文于后。（【附录14，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2辑第113号第454页】）仕宦在外的社会上层人士想到晚年的生活，早作安排，为研究历史上老年人生活所当留意的。俞樾的夫人死于苏州家里，但俞氏将墓地选择在杭州右台山，并预定将来自身也葬于此，这种后事的安排，在《与亡室姚夫人》悼告信中表达出来，从而透露俞、姚夫妇感情的深笃。（《春在堂尺牍》，第708页） （5）女性人物的生平资料 女子传记资料较男性少得多，尺牍中也是如此。这里为强调女性史料，故单独立个子目来表述。 女子本人的尺素是其生平的真实记录。前面提到陈尔士（1785－1821），十七岁与钱定庐结婚，二十三岁时乃夫任户部主事，二十七岁主理家政。她的二十九通家书，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写给乃夫的。在此期间，乃夫自北京送母柩回浙江嘉兴原籍安葬，她留在京师守家，故有此通信。信中叙述，自送婆母灵柩后，如何谨守门户，处分下人；如何督子读书及课程进度；在子女生病时如何调治及药方的改变；如何理财，维持家用；关照丈夫如何保重身体，痔疮如何防治；报告自家身体状况和用药情形；报告妾的安分守己；询问坟茔之建设，并抒发己见，以子妇而不能与葬，甚疚；略言时事，自觉不当；祈请乃夫规劝娘家二兄不要出来做官，以便在籍侍养七旬慈亲；对丈夫要把亲戚携带来京抚养，表示同意。由这些内容，可以知道陈氏的一些经历、见识、为人理家能力和健康状态。她只活了三十七岁，读其鱼素，知其拖者病体，竭力要把家务理好，亦会感到她将享年不永。（【附录15，2页；《听松楼遗稿》卷三，同治间家刻本】） 从上面的诸多事实，读者不难了解书信的对于其作者的传记史料价值：至少可以提供写信人的历史片段素材，乃至关键的、重要的人生情节。 说了鱼素对写信人的传记史料意义，那么它对收件人的价值如何呢？对此，请往下看。 （二）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 就一通函牍讲，它所联系的写信与收信人双方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之间必有某种社会关系，信中常常会说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以及收件人所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书札自然地成为收信人的历史文献，可供人们考察他的历史。 陈介祺（1813－1884）是道光间进士，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撰著《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传古别录》。吴大澂（1835－1902）是同治进士，功名、学识，都是陈氏晚辈，但陈氏赏识他，主动给他去信，表现出奖掖后进的大家风度。对此，吴氏在第一次回信中说：“……乃蒙手翰先颁，奖勖备至。猥以拙书联语，重荷宠褒，益令惭惶无地。”（【附录16，2页；《吴愙斋尺牍》第3页】）陈氏的原信虽然见不到了，但对吴氏“奖勖备至”的内容可以想见。吴氏亦并非自大的人，早就仰慕陈氏，只因晚辈不敢造次，故未先行通函，及至得到陈氏手札，喜出望外地写回信，并报告借视学陕西之便搜访古迹拓片的情况，从此二人书信往还，交流古文字学和金石学研究成果，以至谢国桢氏能看到九十五通，据以作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反映吴、陈二氏的生平经历。以翻译《天演论》闻名于世的严复，将译著赠送给吴汝纶，后者读毕，写信谈对此书的认识：“比经收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桐城吴先生尺牍》卷1《答严幼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7辑第366号第1607页）吴氏得了赠书，又抄写一遍，放在枕中，不仅表现了他的重视，更说明严氏译作的价值和为人所尊贵。人们对这个译著的态度，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严氏的历史。汪康年的四兄写信给汪康年，述其继妻的种种乖张行事，以及与家人关系的诸种不协调，这是书信记录第三者历史片段，或者说在家人眼里其继妻的形象，也即一个人物的历史侧影。（《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822页）恽敬《与二小姐》、《与来卿》等函牍，除了说明家事，对二小姐的生平、气性也留下一些资料：出嫁姚家，公爹为学官；丈夫字来卿，功名心切，而多次秋闱不中；生子望元；本身识字，能写书札；有一年多没有给乃父写信，恽敬因而不放心，通函女婿，告诉他女儿的缺点：“小女性虽孝谨，而负气好高，恐胸中积忿深思有不能形之纸笔者，遂尔疏阔，吾婿以为如何？”也即希望女婿能体贴女儿，多加劝慰。（《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41页－142页）恽二小姐的历史面貌，凭借这些素材亦可以勾勒出轮廓了。像上述的事例甚多，不再罗列。要之，收信人和信中提到的人物的平生，鱼雁里会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可供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采集，用以描绘人物历史的生活片段。 （三）尺牍的社会历史资料 书信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其他许多领域，文学的欣赏，书法艺术的鉴赏，社会历史各方面的素材，兹作简单的分别说明。 从书法角度看书牍，许多人的鱼雁手迹，飞洒流畅，酋劲浑厚，布局严谨，是一幅幅书法艺术佳品。其实，不少作者本来就是书法家，写信的时候又严肃认真，故而使信件成为艺术品。如附录三和十六的吴大澂尺素，附录十一、十二的于敏中书翰。他如刘墉（1720－1805）的信家书，见附录十七。（【《刘石庵公家书真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2辑第711号第48页】）翁同龢致张謇书翰，见附录十八。（【《翁松禅致张啬安手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2辑第712号第20页】）均是书法佳品。 从文学角度读尺素，有很多是非常漂亮的散文，或诗味十足，用典贴切而耐人寻味，词藻华丽而不显雕琢，读之实为一种享受。如以尺牍范本著称的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阅览令人欣快。兹举《谢朱松溪借银》为例。信写在京临别时借钱，水行遇风浪几乎丧生，到目的地又碰上东家亡故，失业在即，真是一事未了又添一事，欠债只好待诸异日筹措。作为幕客，本来就是漂泊不定，命运在人家手里，而自身恰恰全遇上了。信件把自身的沮丧心情和对收信人的感激之情，以略带轻松的笔调表达出来，不让朋友太为他耽心。其原信录后，与读者共同赏析：“雪泥鸿爪，游辄无凭。五六年来，徒深契阔。昨于都门把袂，真为意外之缘。而足下意气殷拳，无间畴昔。濒行几以旅囊告匮，致叹穷途。尤承惠借朱提，得免琴囊留滞。私衷感戢，何日忘之！别后由潞河买棹而返，浮一叶于洪河急湍中，自分置身鱼腹，欲继青帘招饮，绮馆烹鲜，恐此乐已成隔世，幸荷吉星遐照，得庆生还。记弟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馆，敝东于二十九日逝世。甫离蛟窟，又失鸠巢，而宾主多年，一朝永诀，未免人琴之感。计日交案完竣，即拟东返，。如山左不遇，而仍作燕市闲人矣。挪项另容措缴。”（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书翰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料相当丰富，对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文化教育、生活方式、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各方面的研究，都能提供某些素材。下举若干事例，以见一斑。钱谦益（1582－1664）《牧斋尺牍》致吴伟业《论社》函，针对明清之际江南社团活动，论述中国社团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辑第391号第11页）“宁都三魏”中最有名的魏禧（1624－1680），悼明朝之灭亡，隐居不仕，《寄兄弟书》云其辗转流离的生活：“日转穷山辟兵，所住僧屋，先后十有一处。”信中特别讲到山中居民和僧侣的生活，能令人了解清初山民社会历史。（《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5页）钱塘人而定居南京的袁枚，不忘故乡，愿子孙仍能与原籍保持联系，故不在南京著籍，可是为培养儿子的社会生活能力，令其在金陵考秀才，此事引起当地人反对，向政府控告他冒籍，袁氏乃不让其子与试，他的弟子为他抱不平，他却心绪平静，并致函堂弟，说明原委。（《给弟香亭书》，见《古代家书选》第153页）这件事表现了土著与客民在科举上的矛盾，而户籍制度是造成原因之一。关于传记、方志编写的一些讨论，常常在尺素中看到。如钱维城（？－1772）任学政时写的《与熊中丞论志书书》，议论方志中传讠编写的差误。（《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祈请》，第12页）著名史家全祖望（1705－1755）向人借传记书而不得，他分析原因，可能是书中有“嫌讳”的地方，不便让人阅览，或者是认为借阅人不配读这种书——“非其人不可妄传”。在《与卢玉溪请借钞〈续忠表记〉书》对此进行辩难。（同上，第17页）然从中不难看出，清人对于撰写传记的认真。传记中的“行述”，其体例如何把握，雍乾时期巡抚陆耀《与钱巽斋论行述书》，对此展开讨论。（《清代尺牍》，第80页）周天爵（1772－1853），官至总督，在安徽庐凤颖道任上，地方发生大水灾，他这时的通讯，多讲灾情和救灾的事。这些尺素，收在《周文忠公尺牍》。此书有同治七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第20辑第194号。对嘉道时期的文风，姚鼐在《复贾艮山（声槐）》函中讲：“近时文体，坏敝日甚。”表示了一种看法。他是桐城古文派集大成者，他的意见，似乎应当引起文学史家的留心。（《惜抱尺牍》卷二，5页下）许乃普、许乃钊兄弟的散佚书信，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清朝政府财政之衰竭、吏治之腐败、军事之无能为力，均有所反映。（《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二期第33页）太常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1846－1900），写于戊戌变法至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书牍，讲述到时政和自身见解。信函汇为《袁忠节公昶手札》，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第576号。清末丘震在上海，要订阅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写信给出版《时务报》的汪康年，请其代订，可见新信息多么受人欢迎。（书翰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8页）丘宪把在扬州瓜洲所见到的税卡向小贩横征暴敛的情形，写信告诉汪康年，希望能够介绍到新闻纸上披露。（同上书，第199页） 信札的提供人物传记和社会历史资料，不仅在于有一定的数量，还在于它比较真实可信，因为通信人之间往往是家属、亲戚、好友，能谈心里话，不需要掩饰什么，如同前述李调元给乃弟写的那种内容。还有对于社会政治、社会风俗的看法及感情的好恶，有时可以在亲朋至爱的书信中交流，而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如钦差大臣胜保（？－1863）于咸丰九年被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打得大败，却胆敢奏报获胜，陈玉成撤军，又报胜利，湖北巡抚胡林翼（1812－1861）看不顺眼，又不能向朝廷举报，乃在给其下属的信中议论：“胜帅本是大败，乃转以捷闻。方告急求援于朝，狗（案：指陈玉成）即夜驰往江浦矣，又以捷闻，均见奏章。”（《胡文忠公遗集》卷64《致牙厘文案粮台诸君》，同治六年刊本）见于奏章的官方文书有的很不可信，而尺牍所记录的历史倒是可靠的。尺牍史料的真实性，是一个特点。当然，信札在刊布时被人做手脚，则当别论。 （四）书札史料价值特写：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 关于书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在作了上述说明之后，试图利用《秋水轩尺牍》的资料，给其作者许思湄制作年谱，进一步探讨书信的传记史料意义。 编制许氏年谱说明： 在尺牍文学范围内，许思湄因作有《秋水轩尺牍》而有知名度，但因其社会身份卑微，没有传记流传，令人不明其历史，不利于对其著作的深入理解，本文将主要根据许氏的尺牍一书，勾稽他的生平，并用年谱的形式来表达。 清代的幕宾，因其职业的卑下和相当多的从业者的不知自重，为世人所卑鄙厌恶。人们认为他们帮助、促成作为幕主的官僚贪赃枉法、残害善良，是不法官吏的爪牙，自身也是勒索钱财的能手。幕宾一般没有功名，往往有学问和行政能力，可是终身寄人篱下，产生既自卑又不平的心态。世人与幕客都不齿于作幕，许思湄就是一生为幕的人，笔者为其作年谱，也希望以此反映幕宾的生活状况和历史。 许思湄，字葭村，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生活在清代乾嘉道咸时期（约生于1769年，卒于1856年），大半生在直隶（今河北省）作幕，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离开直隶返乡之际，友人集资将他的书信二百三十余通汇编出版，题名《秋水轩尺牍》（二卷）。此书问世之后，颇受欢迎，“几于家置一编”（同治十年版，孙憙《跋》），因此不断地以不同的版本出现，仅笔者知到的有：道光十一年原刻本；同治十年孙憙《跋》本；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许氏子庆霄题记本，并增刻《续秋水轩尺牍》，附刻许思湄的《燕游草》诗集一卷；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广益、广文、世界等书局分别印本，笔者未见其书，详情不明；金湛庐注释《详注话解秋水轩尺牍》，中华书局1940年版，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新版；宋晶如注译本，上海书店1986年印行；还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印本。许氏的信函，有的被尺牍选集所吸收，如屈守元等主编的《华夏家书》（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选有许氏的《示恬园侄》一函。许氏的书以多种版本大量梓行（如华岳版1988年初印八千册，次年加印一万册），是被认为文情兼致的尺牍范本。书为人们喜爱，而其作者的历史却鲜为人知。笔者查阅1937年出版的《绍兴县志资料》，内有《人物列传》，汇编乾嘉以来至民国前期亪物传记资料，毫无许氏的信息。根据《秋水轩尺牍》流行的情况，县志编写人不可能不知道这部书，但不介绍他的作者，显然是认为不值得。家乡都不重视他，大约许氏没有传记，也无从流布。因无传记，世人不知其生平，遂产生一些误解，如华岳版的《前言》，谓许氏“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并云其书首次梓刻于咸丰朝，均不确切。专书如此，惶论其他了。如《华夏家书》的编辑书信，以作者的时代为排列顺序，将许思湄置于林则徐之后，曾国藩之前，许氏诞生在乾隆中期，林氏出生在乾隆后期的1780年，可见处置的不当。究其原因，盖作为幕僚的许氏生平不为这些书的编者所知。这实在是一种缺憾，故笔者立意为许氏制作年谱。 写作年谱的依据，主要是许氏自撰的《秋水轩尺牍》和《续秋水轩尺牍》，许氏著的《燕游草》，顾名思义，是他在直隶时的诗歌作品，其诗注及诗作也包含一些生平资料。有了尺牍正续编，以及诗集，使笔者能够写作。 本年谱的表达方法，一遵年谱的固有体例——年经事纬；此外，在每年之始，以总括语述谱主在何地、任何事；注意叙述谱主生平之外的家庭状况、社会交游、内心活动；没有史料的年代，则付阙如。所使用的《秋水轩尺牍》为华岳版，下引其材料仅注出给某人书信的篇名和页码；凡用《续秋水轩尺牍》及《燕游草》资料，均出自光绪十年版，续尺牍加注“续”字，《燕游草》亦仅注篇名和页码。年龄，按中国传统方法计算，即虚龄。 许思湄年谱 乾隆34年公元1769年一岁约在本年生于浙江省山阴县的读书人家庭 许氏生年，无明文史料可作确定，兹据相关材料推断为乾隆三十四年，可能有一、二年出入，但不会太多。许氏《与家谷芳》书信云其“自戊申北上”（第285页），据许氏生平考订，此戊申年，系乾隆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这一年他离开家乡到达直隶保定。《贺祝方伯升云南藩台并谢惠袍套被褥》信里说：“湄风尘浪走，卅载于兹，今行年五十矣。”（第460页）此信写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以五十岁计，当出生在乾隆三十四年，当然，人们讲到“三十”、“五十”之类的整数时，常常用的是概数，不一定那么实在，所以不便说得那样肯定。另外，《与章又梁》书云：“弟束发游燕赵”（第269页），束发，意谓成童之年，即儿童成长为小青年。《燕游草·出行》诗抒发离乡情愁：“少年何事亦悲秋”，“强割娇儿爱莫留”（1页上），可知已娶妻生子。孩子有多大呢？许氏出门之时，此儿“呱呱在抱”（《复陈樾亭并告丧子》，第27页），是一二岁的婴幼之子。许氏离家时是刚生子的小青年，似乎可以假定为二十岁，这一年为乾隆五十三年，倒推算去，亦当生于乾隆三十四年。 许氏为山阴县人。道光十一年版尺牍作者题名曰“山阴许思湄葭村甫著”，标明许氏籍贯在山阴。山阴，属浙江省绍兴府，系该府两首县之一。许氏在籍渡过童年、少年，直至离乡北上。 许氏字葭村，其尺牍的多数版本题作许葭村著，是以字行世。 父某。母某氏，嘉庆五年给章又梁信云“家慈年届望七”（第273页），可知生于雍正末年，当在1732年至1734年之间。《出行》诗有句云“耕读未能仍世业”，则许父当为读书人，显然没有资格出仕，可能也未作幕僚。看来许氏为读书人家，经济情况不好，但能及时读书。 三兄冠水；另有四兄、八兄，可能是堂兄，均作幕宾。 妻某氏。婚配早，生长子。 乾隆53年公元1788年20岁离乡至直隶保定，寻觅幕宾席位，初尝世态炎凉。 “戊申北上”，系秋天出发，离家之日作《出行》七律，述别亲之情愁，“欲宽慈母声先咽”，“暗弹别泪上孤舟”。为不使高堂慈母伤感，忍泪宽慰乃母离去。过钱塘江，经杭州，游览西子湖，作《西湖十景》七绝十首。过长江，沿大运河北行，到达保定。初涉世途，乞赖他人关照，开始体会到谋生的不易，又思乡念亲，作《初抵保阳有感》，道出此种心情：“已违亲舍三千里，不尽愁肠十二时。俯仰忍看人面冷，艰虞始觉世情危。”（3页上） 乾隆54年公元1689年21岁 乾隆55年公元1790年22岁 上年及本年，尺牍未透露许氏生平的信息，然而《燕游草》在《初抵保阳有感》诗后，收有《赴沙河幕次答左宇眉赠别之作》（3页下）、《沙河幕次感怀寄襄门诸友》（5页下）表明许氏在直隶顺德府沙河县作幕客，时间很可能就在这二年里或其中的一年。 乾隆56年公元1791年23岁冬天入抚宁县幕 出任抚宁县令的幕宾助理，一年馆金一百两银子。《与陈天度》函云，“辛亥之冬，就食辽西”；“数年来馆不过副席，俸不过百金”。（第12页）辛亥，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辽西，这里指直隶永平府抚宁县。副席，席指幕客的席位，副席是主要幕宾的助手。 乾隆57年公元1792年24岁先后在抚宁、天津作幕。 春天继续在抚宁任幕宾副席，五月改入天津县幕。《与陈凝之》书：“弟自壬孀夏五，由辽西而至析津”。（第5页）壬子，乾隆五十七年。析津，此处指直隶天津府天津县。 乾隆58年公元1793年25岁春天在保定赋闲，夏天赴大城县幕席。 在天津作幕至上年冬，本年春在保定赋闲四个月，五月得友人沈聿新关照，进入大城县幕作助理。上述《与陈凝之》：“弟自壬子夏五，由辽西而至析津，今春赋闲四月，旋以旧友沈聿新招赴平舒，相助为理。”（第5页）平舒，顺天府南路厅的大城县别称。 在天津幕与大城幕之间的赋闲期间，可能去山西大同谋过事。在《复陈樾亭并告丧子》信中说：“兄馆永宁时正弟溷迹津门，一通鱼素。后此驾游山左，我滞云中。”（第27页）云中，山西大同古称。 本年，乃舅给许氏写信，令其捐纳作官。因此告诉友人无力捐纳：“浪迹六年，……内而顾家，外而应世。探我行囊，惟有清风明月耳。”（《与陈天度》，第12页） 乾隆59年公元1794年26岁作馆静海，长子殇逝 因大城县令任期已满，将随其离任而失馆，分别作书黄封三、杨樾庵，请求代为谋馆，给陈氏信云：“此间瓜代有期，行将解馆。恃足下高居首要，一推一挽，不复属望他人矣。”（《托杨樾庵谋馆》，第25页） 八月，进入静海县幕。《复陈樾亭并告丧子》云：“弟自甲午夏杪，移砚会川。”（第27页）会川，静海县别称，属直隶天津府。甲午，以干支计算，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等年份，然此二年的时间，与信中所叙事实不合，与此信在全书的排列顺序也不合，应有差误，而甲寅年，为乾隆五十九年，正合信文之意，与编排次第也合，故“甲午”之“午”字，系为“寅”字之误，这里以“甲寅”解读。 乾隆60年公元1795年27岁仍在静海县幕游，拟返乡而未果。 春天，随同静海县令赴天津府城、保定省城公干。 秋天，因母病子殇欲返乡探视而未果。（《乙卯秋予以母病子觞赴省为南旋计夜宿任丘有感》，11页下） 是年，公务繁忙，三进省城，六赴府城办事。（《与孙度香》，第52页）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28岁年初受清苑李知县之聘为刑名师爷，在保定买房，接家属同处，岁末改受盐山邓令之招。 年初应李知县的招请。《复陈凝之》书云：“弟为清苑李明府延为发审，一枝甫托，欲归未能。因于秋初，接眷北上，僦居会城之倒座观音堂前。他时若到金台，幸一过访，以话别来风雨之思。”（第87页）清苑，保定府首县，李首县聘请他任“发审”，即主管审理案件。邀请朋友到“金台”时至他的家里做客，他住在保定府城里，这金台当指保定，保定府所在地为清苑，也可能是指清苑，其实，保定府城和清苑县城是一回事。《与余竹泉托谋事》云：“弟溷迹金台，忽忽已逾半载。月初贱眷北上，……”（第85页）其家属是秋初到的，这时已任事半年，可知是在年初到的清苑县。 秋天，迎母至保定；买房，大部分是借的钱，特别是得到李知县的帮助。对此，在《与沈一斋》信里说得很清楚：“蜗居虽已成交，大半贷诸戚友。……幸居停为我代谋，稍可展布。”（第79页） 与龚未斋结拜为盟兄弟。龚氏，幕宾，系绍兴府另一首县会稽人，双方为小同乡。据龚氏在其《雪鸿轩尺牍》中的《与闻人冠云》、《答同学诸友》资料，推订其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比许氏大二十六岁，他们是忘年交，是龚氏看重许氏之为人和才华，主动提议的，故许氏《复龚未斋换帖》云，“既承许列雁行，弟又焉敢自外。”（第74页） 冬天，因李令将升任府同知，不再需要幕宾，乃接受盐山知县邓春圃之约，在十二月的风雪中赶往报到。《与龚未斋》云：“弟以李大尹即转司马，无须入幕之宾。适盐山邓明府致信相招，风雪一肩，仆仆走数百里外。”（第91页）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29岁在盐山刑名席上，为母祝寿，生子。 在盐山幕，于幕主邓知县相处甚融洽，公务之外，作些吟诗雅事。自云：“喜居停降心相从，案牍而外，斗叶联吟，差解岑寂。”（《与陈樾亭》，第114页） 二月为乃母作寿——“花朝日，……弟为母氏称觞”（《谢龚未斋贺母寿》，第111页），以报答养育之恩：“为寸草春晖之报”（《谢沈一斋贺母寿》，第96页），友朋致贺者颇多。 闰六月十五日生子。《复陈凝之》：“闰六月间，内人幸举一子”（第124页） 再次敦请陈笠山推荐乃侄到安州处馆（《向陈笠三索信》，第98页）。幕客之间互相请托荐馆，是经常的事情。 三兄观水到山东冠县作幕，四兄居住保定。（《与单德栽》，第143页） 嘉庆三年1798年30岁依旧在盐山幕中，举债捐纳小官，未能赴任。 至直隶业已十年（所谓“弟十载燕南”，第184页），久有捐官之愿，适逢清朝政府开川楚善后捐纳事例（《与家谷芳》，第285页；《清史稿·选举七》），乃多方借贷，赴京报捐，限于钱财，只捐未入流的职员，因无钱赴任，未成行，复回盐山作幕。其捐纳的原因，是为摆脱幕宾的处境，以弥补不能走科举正途道路的遗憾，《复沈漪园》道出这种心情：“吾侪弃书读律，正途已矣。幸逢捐例重开，通籍有自；寄人篱下，诚不若自营一窟也。”（第182页）捐纳要钱，将保定的房子卖掉（《复周松涛》，第260页），远远不足，多方求借，债台高筑，故云：“先之以接眷，继之以报捐，百级债台，已层累而上矣。”（《唁傅维章丧祖母及妻》，第196页）所捐是未入流之官：“勉捐未入，竟以累重难行。”（《复庆云少尉项》，第235页）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31年在盐山县幕，以去年捐纳未仕而心情不爽。 将捐纳所得官名，视为鸡肋，名义上有用，实际上无益，故云：“留此击而不食之匏，已同弃而不甘之肋，如何！如何！”（第235页） 冬天，将乃母及妻儿送至山东东昌与乃兄妻室同居。乃兄观水作幕山东冠县，见乃弟捐纳负债甚多，迎养乃母，许氏为省家用，将妻子一并送去。《与邓馨圃》：“家兄以弟北居多累，招之使往，因将眷属移往东昌。”（第254页）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32岁仍在盐山幕，思谋离去。 正月在东昌过年，途中游济南趵突泉。（《谢张位金惠梨》，第251页） 中秋节又去团聚，乃兄亦自冠县返回，“十余年萍散蓬飘，小得团圆之乐”。（《与章又梁》，第269页，） 与幕主相处五年，关系甚好，但上司天津府的幕僚吹毛求疵，倍感不快，请求在省城作幕的章又梁帮助另谋馆席。（同上）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33岁在盐山幕；去北京掣签，未赴任；受幕主邓令之托为其办理后事；赴沧州周知州之聘。 五月进京，因前有捐职，希望能有分发内地省份做官的机会，掣签结果，分配陕西，因该地正有战乱和费用大，乃以有病请假不赴任。《与章又梁》：“弟于仲夏入都，期得近省，以慰饥鸟投林之想。讵意事机不偶，签掣陕西。风月空囊，势难远适。而余氛未尽，更不能投笔从戎。”（第282页）其间作《京邸午起书怀》云：“风静湘帘日影迟，小眠初起独衔卮。微名不肯抛鸡肋，炎海无端住许时。（时在都掣签）”（18页下）六月二十五日返回盐山，二十九日县令邓氏病故，弥留之际委托以后事。邓氏“官清似水，累积如山”，（《谢邵南湖》，第238页）尽友朋之道为其清理，历时三月，从而结束六年的盐山刑名师爷生活。（《与家谷芳》，第285页） 沧州知州周香谷招聘之，冬天赴馆。（《与家谷芳》，第285页；《解龚未斋为人谋馆疑》，第302页）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34岁在沧州幕席 盐山沈令以幕宾相邀，以不忍离开周知州而谢却。（《答盐山县沈辞事》，第316页） 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35岁先仍在沧州幕席，后改就永平府幕。 出嫁及笄之年的第三个女儿，亲家亦为幕客。（第320页、329页、336页） 约在夏天辞沧州幕席，移就永平府幕。“弟以事遭无妄，携砚来永。”（《与周刺史辩办命案》，第340页）永平府的首县为卢龙县，古代孤竹之地，许氏有时讲到永平，说是在孤竹。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36岁在永平幕席 《却周松涛称呼》书云：“弟来此孤竹，荏苒年余，宾主相投，室家无恙”。（第353页）一年馆金一千两银子，每月膳银二十两。（第473页） 同情幕友章槐卿的亡故，倡议众友捐助。（《与牛云洋代亡友告帮》，第387页） 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37岁作幕 乃母病逝于东昌府。（《燕游草·辛亥秋初携眷出保阳南关登舟有感》：“先慈见背，已二十七年矣。”见36页上。据此推算，死于此年。）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38岁作幕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39岁作幕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40岁作幕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41岁作幕 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42岁幕客 嘉庆十年以来，许氏活动的情形，《秋水轩尺牍》未能提供资料，而《燕游草》在《京邸夏晚纳凉》之后，收有《夏日同沈猗园一斋游偏凉汀（已入滦州志）》、《姜女庙和祝与亭郡伯原韵》等诗篇，可知许氏在永平府活动较多，证明在嘉庆九年之后仍在永平作幕宾。另有吟于庚午年（嘉庆15年）的《雪夜抱病治牍慨然有感》七律（二十六页下），“治牍”，代幕主写文件，表明幕客身份和生涯。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43岁直隶总督署作幕 因出天花，大儿、七儿、八女、九女同时夭亡，妻因之生病。（《与陈笠三》，第402页） 受直隶总督温成惠之聘，至保定掌刑名幕席。“重以大府谆命，强病治牍。”（同上）据《清史稿》卷199《疆臣表》，温成惠于嘉庆11年－18年任直隶总督。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44岁仍作幕于直隶总督署 继续总督署之幕席，保定吴太守重金聘请，不就。（《辞保定吴太守聘》，第407页） 推荐乃兄于隆平幕席。（《复冯璞山谋事》，第417页）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45岁继续总督署幕席 据《清史稿·疆臣表》，本年九月温成惠去任，章煦署任，十月，那彦成署任，后实授。在三易总督之际，许氏保持住席位。 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46岁续为制府幕客 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47岁仍留制府幕席 不时生病，深感无子的苦恼，宾主感情平淡的无趣，拟于来春返里。此种心情在写给狄小同的信中流露无遗：“大抵主情似水，客兴如秋，交以淡成，各行其素而已。入冬后，贱体时复多病。而求珠有愿，种玉无田，嗣息之谋，尚在虚左。”（第443页）此信尚云北来“忽忽已将三十载”，故不是写在本年，就是写在下一年。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48岁续充总督署幕宾 六月方受畴出任直隶总督，联任至道光二年正月，许氏被延聘。（第446页；《清史稿·疆臣表》）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49岁仍在制府作幕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50岁留制府幕席 为求生子，“年来连置二姬”（第461页）。《谢宋柱川惠酥糖》：“弟琴剑飘零，匆匆三十余载，商瞿就老，伯道犹孤，每一思维，惄焉如捣”，而娶妾得人亦属不易。（第453页）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51岁在制府幕 约在本年，乃兄以老病辞幕返乡。（第470页）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52岁在制府幕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53岁在制府幕 因妾将分娩，谢却永平秦太守之聘。（第473页）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54岁先仍在制府，后改就保定府幕，生子。 正月，总督方受畴因病免职；春天，就保定知府聘，为刑名师爷。（《谢张南奏惠帽檐》第481页） 五月，生子庆霄，为好养活，小名曰“狗”。（同上；第485页）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55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56岁在保定府幕 《与致仕太仆祝》，感叹直隶政事难为：“燕中民疲官苦，更甚于前。良由积重使然，无可补救。”（第484页）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57岁在保定府幕 生子（第485页） 写信给盟兄弟、安徽幕宾沈孟养，托其照料捐纳赴皖的女婿沈桂森。（第489页）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58年在保定府幕 约在本年前后，张兰渚巡抚、那彦成总督、山西王布政使、福久亭巡抚、卢厚山巡抚先后征聘，辞谢不就。（第493页、501页）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59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60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61岁在保定府幕 约在本年，辞谢冯璞山等友人出版秋水轩尺牍的美意。（第517页）按：从后来尺牍梓刻的事实可知，未能谢却。 约在本年，经办在保定的浙江同乡会。（第498页）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62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63岁上半年在保定府幕，辞掉返乡。 六月辞去幕席，七月取水路南下回乡。（《辞冯二槐回里》第519页）临行，友人赠送程仪。（第523页） 临行，信谕作幕的侄儿恬园为幕之道：幕宾地位今不如古，“然道以人重，事在人为，果使砥行植品，积学多才，彼印累而绶若者，未尝不礼貌加之，腹心倚之。若不检于行，不忠其事，骨肉尚难取信，衾影亦觉怀惭，无怪朝下榻而暮割席也。予游食四十余年，兢兢以此自勖。”（第528页） 途中遇政府粮艘南下，民船让路，十一月始回到山阴，遂“积劳致病”。（《续秋水轩尺牍·致蒋芸坡》，3页下） 本年，《秋水轩尺牍》刻就。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64岁在鄞县刑名幕席 为经济生活所迫，抱病应鄞县程知县刑名幕席之招。（《续·致保定府周》，1页上；又，3页下）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65岁仍在鄞县幕 身兼两个幕席，“砚入较丰”；夏天，鄞县令因病出缺，旋解馆归里。（《续》，27页上下）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66岁由鄞县幕改就杭州府幕 初夏，因老宅不敷居住，迁居安昌。（《续·复孙玉书》，16页下） 秋天，接受杭州胡知府之招，就其幕席。《致祁梅苑外孙》：“为营蜗室，大类羝藩，负累实为不浅，幸于甲午（道光十四年）之秋，借栖杭郡，藉得弥缝。”（《续》，16页上）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67岁在杭州府幕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68岁在杭州府幕 九月，子庆霄15岁，为其完婚。《续·致金友兰》：“九月望前，因大小儿年已十五，勉为完娶。”（20页下）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69岁作幕诸暨 约在本年，辞掉幕席，然五个月后应诸暨知县夏小竹招聘。《续·致高已生》：“……致书割席。至五月杪，始有浣浦之行”。（8页下；10页下《致沈春帆》）浣浦，指绍兴府诸暨县。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70岁在杭州府、金华府幕席 杭州胡知府离任，许氏不处幕无以为生，浙江巡抚特地荐赴金华府，七月到，八月胡知府回任，许氏赶回杭州，古稀之人，经不起旅途奔波，致病。（《续·致署南京藩司》，11页下） 以诸子年少待教养，母柩、妻柩尚未下葬，不得卸肩。（25页上）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71岁作幕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72岁作幕 孙憙在《秋水轩尺牍》的《跋》里说许氏，“在本省砚食十年”。许氏自道光十一年返乡，至本年已有十年，故本年谱以道光二十年为许氏幕客生涯的结束年代。自乾隆五十三年游幕开始，至此，已长达五十三年。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大约在本年辞世 许氏的卒年不详。孙在上述《跋》文中云：许氏息影后，“优游颐养，亲见孙枝繁衍，书香继起，而其寿亦将大耋矣。”可知许氏高寿将近九十，如果以八十八岁计算，活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若以八十九岁计，则延续到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以上为许思湄年谱。这个年谱，比较简略，读者可能不满意，其实，本书作者亦不惬意。然而资料限制，只好如此。不过，许氏一生的经历、重要活动，他的生存年代、社交关系、家庭关系、文字活动诸方面，还是勾勒出来了。这并不是本书作者有什么贡献，而是靠的许氏本人的尺牍资料，从中钩沉考订而已。重要的是尺牍文献，没有这个“米”，“照人汤”也煮不出来。由此进一步证实尺牍具有传记史料价值。 第三节　语录的传记史料 前已说及，《分类历代尺牍选粹》就是一种语录，下面将就语录及其传记史料价值作出简单的说明。 （一）语录及其载体 语录是人们的谈话记录或从文章、日记、尺牍里摘录而形成的文献。 语录出现得很早，孔子的《论语》是早期语录的代表作，但是在古代它被视为儒家经典，不算作语录。在人们观念里的语录是中古高僧的言论集，北宋理学大师的言论汇编问世后，也被认为是语录，而且这类书成为学者进入堂奥的门径，所以南宋以降语录大兴，不仅儒学家由其门徒记录整理其言论，从政的人也由家属、故吏代劳，形成他们的语录。如李光地（1642－1715）的《榕村语录》，是其门客徐用锡记录并汇编的，还容纳了李光地之弟光坡等人所记的内容，且经李氏本人审阅。（《榕村语录》李清植题记、徐用锡书后，《榕村全书》道光九年版）再如张廷玉（1672－1755）的《澄怀园语》，开始是张氏之侄若筠将交谈中的话笔录了几十条，建议汇集成书，取名澄怀园语录（因张氏时在京师海淀赐园——澄怀园居住）。张氏采纳侄儿的主意，但感到内容太少，于是将“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与典籍之所载，可以裨益学问，扩充识见者，辄取片纸书之”，如此积累二百五十则，乃汇编成册。（《澄怀园语自序》，光绪31年桐城两相国语录本） 谈话通常使用流行语言，有白话，有方言，所以语录与文章语言有所不同，不够优雅，似乎不应当流传久远，但生活用语更容易令人理解，“君子方喜其觉世之易，不当泥于句字”。（李清植：李光地著《榕斋语录》题记）因此能够流传。语录有哲理，而浅显好懂是其特点。 作为讲话记录的语录，涵义有所扩充，自家或由他人从文章中摘录片言只语，或总结人生之道、为学之道的笔记，或训诫子弟的杂文，往往被列入语录。 语录的存在有多种形式，最主要的单独成册，即个人的语录集；其次是语录汇编，是将多人的语录合编在一起，然而也是以人分卷；再次是编辑在文集里，若篇章多的话，单独成卷，少的则散在杂著中了。明了语录的载体状况，以便对它们进行寻觅。 （二）语录的传记史料价值 语录的历史价值同其他古代文献一样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了解它的传记史料意义。语录的作者在讲道理的时候，常常用事例作说明，会列举历史人物、事件以及祖先言行，有时就现身说法，这样就有了自身的历史资料，可供研究者采择利用。如明清之际“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1619－1677），在《荆园小语》自序里说他的书的形成：“暇中为（两个弟弟）道身所阅历，或耳目有触。书置座间，久之不觉累累”，因而成书。（《丛书集成初编》第376号）今日从书中可以探究申氏的思想和为人。 人物求学、修身资料。明末清初大儒陆世仪（1611－1672），教学为务，撰著《思辨录辑要》，书中透露，二十七岁为其人生重要年代。卷二《立志类》云：“仪十六岁时，先君以书训之曰：’汝今年十六，当思先圣志学何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又曰：’读书中进士，今人之学；读书成圣贤，古人之学。’仪于是始知志之当立，然浮沉进退，未能自树，至二十七而始知奉此语。迄今不自暴弃，亦先君之教有以启之矣。”（《丛书集成初编》第668号第17页）十六岁时听到的道理幦不真懂，到二十七岁才真正知道立志及应当立什么样的志向。又在《居敬类》说：“予自幼习闻心法二字，从未理会，以为心有何法”，及至二十七岁，遇事专心，随时随地细致观察，把学的儒家思想自觉地贯彻到行动中，于是明白了心法的作用。（第26页）还是这一年，友人托他为一个人帮忙，而那一个人陷害过自己，开始不好拨朋友的面子，随便应下来了，并不想做，但想到记私仇不好，遂去做了，“后来凡遇此等事，皆不须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说，不过如此”。（第70页）陆世仪在二十七岁立定学习圣贤之志，贯彻到行动中，克己待人，以后的路就好走了。申涵光讲：“好学则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荆园进语》，《丛书集成初编》第376号第12页）好学不倦，就不会患得患失。康熙朝理学名臣李光地（1642－1715）的《榕村语录》多达三十卷，谈到青年时期的学业，“读书不专是要博，须是凑成一堆，某十八九时，经书外搀看一部性理。”（卷23，5页上）“某年十八纂性理一部，十九年纂四书一部，二十年纂易经一部。”（10页上）所谓纂书一部、一部的，就是写读书笔记，表示他在年青时精读经书，不作泛览。他初次会试之后，“将所作时文就正于乡前辈王命岳”，对王氏的批语，请教详解，以增长写作能力。（卷29，28页上） 人物政治观念和处理政事的资料。康熙朝的另一位理学名臣汤斌（1627－1687），以在苏州禁奢侈、毁淫祀而著称，向康熙帝上《请毁淫祀书》，自奉甚俭，一次查家用账，见有买鸡的钱，问管家是怎么回事，回说是少爷要买吃的，他就把儿子狠狠地数落一通，因此常以苏州人的消费为儆戒，教训人，故他的语录云：“人之家业，未有不勤成而侈废者，吴俗好侈，坏在这几只酒船上，兢盛嬉游，已足废业，又加以祀神之费，画船箫鼓，无一日休，此吴俗之大蠹也。”（《汤潜庵集》卷上《语录》，《丛书集成初编》第474号第2页）他把禁侈看作是维护民本的事，所以大举毁淫祀。他还主张官员要尽职，但不要过分，“多事不如省事”，（第3页）不赞成革新进取。李光地在直隶总督任上，请兰总兵看戏，说演到入情处，人们没有不受感动的，从而知道戏剧教育人收效最快速，因此想到用儒家伦理改编元曲，去感化百姓。（《榕村语录》卷28，17页下）他从演戏，想到民间的教化，处处不忘政事，大约是热衷于政治者的职业病。李光地还说：“汉武帝立孝昭有何不是？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不好，却说太子动不得，难道举祖宗之天下而丧之可乎！”（卷21，21页下）又说：“后世必谓太子换不得，皇后废不得，似觉太执，只是换得不当、废得不当便不可。”（22页上）康熙帝两次废太子，他讲这些话，表示赞成皇帝的举措，可知他在如此重大事件中的态度。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天，山东地方报告出了反叛事件，康熙帝派遣刑部侍郎张廷玉（1672－1755）等去审理，张氏分析案情，认为不是反叛，只是盗案，这种两种性质的结论，事关重大，别的官员劝他慎重，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实事求是地断了案。对此，他在《澄怀园语》用了许多文字作出说明。（卷1，1页下－3页下）张氏在语录里对其于康雍两朝的繁忙政务多所叙述，如三十二岁进入南书房，每天办公十一二小时，扈从康熙帝北狩十一次，不仅奔波疲劳，还要写诏书，康熙四十六年，“车驾远临，遍历蒙古诸部落穷边绝漠，余皆珥笔以从，计一百余日不离鞍马。”雍正间任大学士、管吏部和户部尚书事、翰林院掌院学士等等职务，忙得不可开交：“每至朝房或公署听事，则诸曹司及书吏抱案牍于旁者常百数十人，环立更进，以待裁决；坐肩舆中，仍披览文书；入紫禁城乘马，吏人辄随行于后，即以应行止者告之。总裁史馆、书局，凡十有余处，纂修诸公时以所疑相质，间亦大费斟酌，不敢草率。每薄暮抵寓，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8页下－9页下）张氏的幕僚长及庶务长的形象，用他的语录给人们形成了。这期间又为山东绅衿拖欠钱粮的事说了话，绅衿欠粮，依例应褫革功名，地方官和中央有关官员都说应当严办，张氏认为该地连年灾荒，拖欠情非得已，不必褫革，延期交纳为好，皇帝采纳他的建议，使近一千五百名进士举贡生监免遭处分。（卷2，6页上） 人物学术观点的资料。思想家的语录多，从中可以了解到崇尚理学、或者调和理学与心学的学者思想状况。陆陇其（1630－1693）著《学术辨》，倡扬程朱，批评阳明，认为王阳明学术是禅学而不是儒学，其学流行，造成明朝的衰落。在《问学录》中更把阳明其人说得一无是处：“阳明所为，皆苟且侥幸，不诚无物，吾未见其能应世也。观其通近侍，结中朝，攘夺下功，纵兵肆掠，家门乖舛尤甚。”（俱见《丛书集成初编》第671号）阳明之事功为众所公认，陆氏亦予否定，强烈的崇程朱排心学，后来被清朝奉入孔庙，观其语录，就知道不是偶然的了。孙奇逢（1584－1675），兼采心、理二学，在《语录》中对批评理学的观念大不以为然，他说：“（苏）东坡讥（程）伊川云，何时打破敬字，故迩来学人每欲打破理字，总是苦敬字、理学为束缚，为单板，不打破不得脱洒自在。岂知脱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无间，离此则成无忌惮矣。”（《夏逢先生集》卷13，《畿辅丛书》本）魏禧（1624－1680）提倡忠恕史观，他在《日录里言》中说：“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恕生出。”（《丛书集成初编》第1页） 僧侣传记资料。佛家的语录非常多，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著录有数十种，笔者在《清史史料学》第十一章转录了二十部，并介绍了佛家语录的史料意义，这里不再赘述。 语录还可以提供人们历史的其他侧面，如前述张廷玉之父、大学士张英（1637－1708）在《恒产琐言》讲乃父为其兄弟分家，第一次得田三百五十亩，第二回得一百五十亩，旋因参加会试，出卖第二次所分的田做路费，后来颇为后悔，因为深深懂得田业是最宝贵的，他的格言是“守田者不饥”。（桐城两相国语录本，14页上）他通籍前的经济生活，于此透露不少。 可以勾勒其作者历史的语录，极其少见，但也并非没有，如汪辉祖（1731－1807）的《佐治药言》及《续佐治药言》，即可据以描述他的三十年幕宾史，然因他有自撰年谱——《病榻梦痕》和《梦痕余录》，使其传记史料价值大为降低，而成为幕客的人生座右铭。 （三）语录的出版 这里讲梓刻的语录，系指独立成书的语录，而不是某部书的某卷某文，其椠刻有下述几种情形： 单刻。佛家的语录，多系单行本。康熙帝的《庭训格言》有官刻本。等等。 收在全集或家集里。如《榕村语录》是作为《榕村全书》的一部分梓行的。《聪训斋语》、《恒产琐言》原收在作者张英的《笃素堂文集》中，后来张英七世孙绍文将它们与《澄怀园语》合刻为《桐城两相国语录》。 收入丛书。有语录的专门丛书《格言汇编》，王乃征辑，1908年抚州府署石印本，收有《庭训格言》、《聪训斋语》、《澄怀园语》、《里言》、《药言》、《冰言》等书。丛书中收辑的更多，前述语录传记史料时，所引的出处多是《丛书集成初编》本，对这一丛书的语录无庸再述。《丛书集成初编》之底本，来自其他丛书，其语录部分，则取自《畿辅丛书》为多。光绪间问世的《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收语录为其特点之一，如有《庭训格言》、《聪训斋语》、胡达源的《弟子箴言》等书。 汇刊。将众人语录以人为单位汇编在一起梓刻，如雍正帝编辑《御选语录》，收集包括清代僧人、居士在内的历代和尚、道士的语录，当时即有官刻本。 （四）附述言行录、谚语 与语录体例有某种相近之处的言行录、谚语，在此略言数语。 言行录，是所谓叙述人物的嘉言懿行的书，也是传记的一种体裁。它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是一个人的，一是集多人的。前者如钟錂编辑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1635－1704）为颜李学派创始人，主张践履，著有《四存篇》，写有日记。钟氏为其门徒，从颜氏《日谱》摘录言论，于乾隆二年（1737）编成此书，分上下两卷，二十目，为常仪功、理欲、齐家等，除颜氏语录，间有钟氏的说明，如在《常仪功》类后，钟氏云：“（颜氏）常仪功自老不懈，病笃犹必衣冠。”（《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73号第1页）此书主要反映颜氏的学术观念。 《国朝名臣言行录》，董寿纂辑，成于光绪二十九年，上海顺成书局石印。全书三十卷，从清朝开国功臣额亦都写到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每人写其最主要的活动和言论，是人物简史。 谚语的书籍，属于清朝人的有几部，但反映社会现象的多，很少有关于人物传记的。唯李调元（1734－1802）辑《粤风》卷二《瑶歌》，内有后世文艺题材里的刘三姐的素材，该书云：“读书便是刘三妹，唱价本是娘本身。立价便立价雪世，思着细衫思着价。”（《函海丛书》本）这个歌词我们读不懂，李调元注释为：“价，是歌；立价，是造歌，刘三妹是造歌之人。雪世，是传世。细衫，指唱歌之人，义同红裙。”如此，刘三妹是歌唱演员，且是制作传世之作的作曲家。 有一部谚语的工具书，是研究传记史料可以留心的，它就是尚恒元等编的《二十五史谣谚通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刊行。这二十五史是把《清史稿》包含在内的，内中也提供了传记里的谣谚线索，如录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第30页）是取材于《清史稿》卷350《李长庚传》，这对于了解李长庚的历史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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