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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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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

作者: -上传日期:200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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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   

 
 从九大到庐山会议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也写一部份。记得是写完一部份,先送一部份。¶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此处疑有不清字)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成为中央正式准备的稿子,即林彪在九大所念的稿子。当中央讨论他们稿子的时候,虽然我准备的稿子因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已算流产,但我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我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我以前写的一篇东西,说这件事时,漏掉张春桥这一句话,现补上)毛主席昕了我的话后,到卫生间去,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在九大前后和我交换过意见,虽然当时在会上只得沉默,但他是拒绝张春桥的谬论的。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所说的话,给我惹起很大的后果。不管康生、四人帮自已算不算伯恩斯坦,但伯恩斯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早已臭不可闻,他们必然要找机会对我提出这个比拟进行报复,而且报复我的,当然也不会只一个“爱恩斯坦”的名义问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稿子。九大结束后,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注:称)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以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套中央的领导大权的。在庐山上,那时全会还未开,一次,周恩来同志路过我住处,曾经交谈过江青对毛主席的关系。我说: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她曾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围(园),她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可找两个看护料理毛主席的生活。第二次,在西柏坡,有一回我去找毛主席,他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到旁的地方去。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我去看毛主席时,他也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听到我说北京西山的事,他即接着说,“西山这一回,我是知道的,是毛主席要我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我想,江青说的她要离开毛主席这三次,都是在革命的关头上。在北京西山时,虽然北京已解放,但战争还在继续,要事如麻,她却用她一人的事干扰毛主席,说这是“忠于毛主席”,不是太过荒唐吗?周恩来同志排除她的干扰,把她送去莫斯科,是英明的。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一回事。她想的,就是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特别是在九大后,林彪和江青在夺权问题上竞走。¶
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从迹象看,林彪、江青都各有自己夺权的积极活动,其具体事,我也说不清楚。一个时候,我先向毛主席请示,到华北各地看看,毛主席同意。我向恩来同志报告,恩来问我走的路向,我跟他说了,恩来同志同意我的走法。关于这一行,后来康生、四人帮当做我的一个大罪行。其实,在遵守纪律上,我并没有错误。走了几个地方后,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简略的报告,并没有什么阴谋。华北几个地方,在“文革”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叫我过问其事,随后我去青春(原文如此),同时,也检查我自己,包括自己所作所为的错误之处,论纪律,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康生、四人帮除了加大罪于我外,还无缘无故地因我而牵累到一些好同志,使一些好同志分别受了大苦。¶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我记忆所及:康生主持的原来所拟的序言,不提人民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好像只是“文革”才开始中国的革命。虽然后来经会上讨论,做了点缀,但没有必要的份量。讨论会在怀仁堂开。一天晚上,我正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了桌子。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发火了。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虽然我在过去似乎没有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说毛主席是“天才”并不错。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事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早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我确实不能料到,怀仁堂这件插话,在庐山会议上,竟变成一件特大的大灾。所谓“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想,这当然是康生、张春桥向毛主席谈起吴法宪在怀仁堂的好大声音和拍桌子的事,因为吴法宪原是“空军司令”,所以设想他能够“炸平庐山”,而我却什么都没有,都不会,怎样能炸平一个什么呢?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他人,都往另一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原定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林彪抢先说话,据所记忆,是关于宪草里面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以及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后,康生便向我挑战,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会散以后,我觉得要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离开林彪的住处,以下就是“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住处,我顺便过了一下,他们问我可否要找一些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话。我答应给找。我答应这事,实在很鲁莽,因为上山时候,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好像是仅带了《列宁选集》,不记得还带有几本什么书,所以临时托同去的人在山上找了一些,当夜就用电话将找到的一条一条告诉吴法宪,随后又另抄一份,第二天在会上给汪东兴。¶
我是属于华北小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
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其他同志”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话是汪东兴说的。¶
有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些人开会(我想,这是毛主席要他召集的),参加的除了当时的“军委办事组”的人以外,还有汪东兴和我。林彪和汪东兴在会上对我提了一些二十年前古怪的事.后来,全会上也有人当成大问题,再次提出这些事。¶
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叫我跟他到莫斯科。在那里,谈判的进程较慢,我因为第一个大孩子(已去世,当时他正在苏联学习)久不见,接他在大使馆暂住,我也去陪他住两天。这事成为我的疑案。那时我国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大使馆是我们自己的大使馆,又没有大使馆外的什么外国人来往;我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件事能构成一个什么嫌疑。¶
在全会上或各小组会议上(不论哪一种会议,我都已不能参加),有人特别提到我去看“罂粟花”的事,我只好把这件事说一说。有一晚,苏联联络人费德林(能够说中国话),请我去看芭蕾舞剧。虽然我过去往苏联读过书,可是没有看过这样剧种,既然主人好意,我向毛主席说,就去了。事情已过几十年,我人又老朽,不复甚记忆,不过依稀记得:剧本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我一直纳闷,没有鼓掌。费德林几次劝我鼓,我还是没有鼓。直到剧已终了,在观众的热烈鼓掌声中,特别是观众表示对中国来客的热情,为中苏的友谊,为感谢观众的盛意,我也对着观众鼓了。¶
剧场指挥老在剧终后找谈话,询问意见,我坦率地说,根据我是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觉得剧情不像。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住所后,见毛主席,说了经过和自己的意见。看“红罂粟花”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当我知道庐山会议谈这件事,认为我看这戏有罪,这真令我无话可说了。¶
实际上,这回要我去看这个剧,不过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作为请毛主席去看先做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主席看,但毛主席已从我这里知道剧情,就没有去。¶
这件小事,在庐山会议上,成了我有罪的大事。¶
事情的经过和我的了解,我认为毛主席并没有怪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秘密”。当中苏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对我说.你现在要参观一些什么,你就去看。现在想起的,我除了看列宁集体农庄外,还到列宁晚年养病和逝世的地方,并且按照引路者的请求,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参观,都预先请示毛主席,后来又对他报告过。¶
因为和庐山会议讨论的事有关,所以说了上面这些。¶
江青、张春桥见了《华北组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在揪人正盛时,我曾对康生说,我过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字典》没有这两字。康生于是把《康熙字典》中这两个字翻出来,证明我的无知。现在“揪”字却要安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头上了,真是中国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
我估计,谁提议“揪出来”,他们是会知道的。郭玉峰参加华北组,他经常往康生、曹轶欧那里走,康、曹同江、张又经常在一起,或许他们就是从郭玉峰口里知道的吧。¶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江、张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殆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李xue峰和我虽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也没有事,当时他出席或不出席,我记不清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在那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叫我练习做点事,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找随到。但是,“文革”后,江青干涉我见毛主席的事,说我每次说话太久。过了一段时间,恰巧刘淑晏(陈伯达之妻——编者)没有经过我同意,我又住在钓鱼台,她就自己经过公安部在住处做错一件事(查一个脚印,本来是无聊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会让做的),事后谢富治向江青汇报,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本来我因为书堆得很多,又想有时找一些同志一起做点事较方便,所以请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帮找一个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于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有几次打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样的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远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可见江青的挑拨离间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于是,我去找江青。到庐山后,江青两次打电话要我到她那里去,我没去;后来又来电话说要来我这里,她也未来。所以一直未见面。这次去她那里,她就说:“稀客!稀客!”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里。¶
到康生那里,先看到曹轶欧,她不招呼。进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张春桥、姚文元已先在,可见他们经常在一起论事。谈话开始了,记得江青第一句话:“你们藉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以后各人相继轰,原话现在记不起了。¶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
记得周恩来同志沉默寡言,发言的是康生。我在庐山的检讨发言内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恩来同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地去感谢周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丑”。¶
检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一想,心为之一宽。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看。我要出去往庐山上一游,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处,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照相后,又继续游山玩水。这一天是从到庐山后最高兴的。¶
但是,风声所播,就兴尽悲来了。流传的话就是:“陈伯达并没有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于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似乎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
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曾经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并指出例子。¶
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竟这样维护我,更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回北京后,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
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周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祟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到郊外散步,为着排遣自己的苦闷。随后,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两位帮我管文件的工作同志调走了,说是要他们上学习班。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附带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过: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经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人),睡着了。¶
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的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漫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怀来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弄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到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还有,也不能认为某人原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断言他的娘胎已定,无论如何后来就再不能当马克思主义者了,无论什么情况,都只能永远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是这样看人。试举梅林为例。梅林本来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却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同他通的信,对他表现了很大热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曾经对梅林这样称许过:“梅林不但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康生、四人帮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正确,同时,认为别人如果同他们不一致,就有滔天大罪,祸延三代,他们究竟有没有一点点的“马克思主义”呢? 前面我所说的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事,除了林彪的罪恶行为制造的以外,我认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是极重要的制造者。毛主席当时年事已高,接触别人又常常被阻碍。¶
我属无知无能之辈,即使能经常见到毛主席,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主要的是毛主席同广大同志的接触已遇到江青等的破坏,处事就很难免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之处。伟大英明如毛主席,在晚年遇到这样的挫折,使人对四人帮感到痛恨之极。凡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罪过同我的工作有关,我承担责任的事,我自己完全承担起来,不能移罪给别人,更不能对毛主席推卸责任,否则我就罪上加罪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
 
点击数: 3807 | 回复数:8 | 时间:11/14/2005 12:26: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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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马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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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一句话救一条命,陈伯达也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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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24/2006 10:04:42 AM     [删除] [修改]   
第3楼

 
 
游客 
 
 彭老总做的好事多了去了,可救不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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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24/2006 10:34:18 PM     [删除] [修改]   
第4楼

 
 
游客 
 
 你不做那件好事,你当不会入监,中国人民也不会受浩劫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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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23/2006 4:47:18 AM     [删除] [修改]   
第5楼

 
 
游客 
 
 [PI C=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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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6/22/2006 9:47:44 PM     [删除] [修改]   
第6楼

 
 
l鲁宁 
 
 悲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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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6/29/2006 5:08:21 PM     [删除] [修改]   
第7楼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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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22/2006 11:02:32 AM     [删除] [修改]   
第8楼

 
 
一感 
 
 谁不走弯路、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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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12/2007 8:33:42 PM     [删除] [修改]   
第9楼

 
 
弯弓嬉鸟 
 
 主义都是骗人的幌子。

输赢才是硬道理。

其实陈伯达只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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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1/2008 6:08:23 PM     [删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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