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黄万里等关于三峡工程的备忘录 作者： -上传日期：2008/1/24      五柳村文粹    [史料]黄万里等关于三峡工程的备忘录      《往事》编者的话：“圣人出，黄河清”，这句老话反映了几千年农耕社会的中国百姓对政治清明、民生安定的美好愿望。可以做两种解读，一是只有出了圣人河才能清，一是河清了才有圣人出。无论哪一种，都是皇权圣明的标志。于是治河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事功和梦想。     及至“东方红，太阳升”，治河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新体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治河当然是大事，于是三门峡、三峡工程横空出世。     主事者的初衷是兴利除弊。问题在于，民主其表、集中其里的“民主集中制”能不能保证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权力即真理”的原则，应用于经济和科技领域，就表现为“真理服从权力”、“外行领导内行”。     道理很简单，就是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政治。这才是“外行”们熟悉的领域，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不论多严谨的科学论断，都会败下阵来。三门峡论证时持正确意见的黄万里和温善章等就是如此。结果是“六月债，还得快”，竣工之日就是报应之时，批评者的警示应验了——丰功伟业的纪念碑变成了政治正确的劣迹。     被祸害的是国家，是百姓，是锦绣山川和子孙后代。肇事者无人受到追究，有些甚至得到了升迁，继续主持工作。倒是那些持正确意见的科学家因为坚守学术良知“抗上”而遭到贬斥、打击。如此是非颠倒、奖罪罚功的体制怎能不导致悲剧重演？     如今，耗资巨大的三峡大坝伴随着争议与质疑竣工，其利弊几许、吉凶如何会日益显现。其实，多数疑虑者并非出于对地质、水文、气象等专业知识的了解，甚至看不懂那些术语、数据，他们是从铺天盖地的宣传、一边倒的颂扬、对反对声音的压制以及不断追加的投资、一再扩展的移民，甚至灾害、环境、气候的切身观察中，萌生了不安。以往的教训历历在目，他们不再信任权力和“权威”。     无论功罪，历史都会记录在案。主其事者既推行操纵于前，就不得推委搪塞于后，敢做敢当，才是对历史负责。否则，史书岂不是成了一本糊涂帐？     三门峡和三峡没有成为圣出河清的象征，却留下了种种不可预测的隐患。质疑者的预言又一次被罔顾、被应验、被“遗忘”。但历史终将证明，他们是民族的良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性和科学的尊严。     本文是黄万里先生交给律师的一份诉讼材料，由于一时难以立案和黄先生不幸辞世等原因，未能成讼。我们刊载于此，作为历史的备忘录。 黄万里等关于三峡工程的备忘录     《中国水利报》和《中国水利》月刊发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电力）部老部长钱正英l999年9月24日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的长篇讲话，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其中第三节“经验与教训”部分约占全文的一半篇幅，主要论及关于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峡等有关问题。经详细拜读，并查找有关史料，发觉其问题的奥秘，在于她意欲借机推卸其在主持三峡工程论证中所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人们很难想象，《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从1992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至今即将八年，举世瞩目的超大型三峡工程轰轰烈烈正式开工兴建也已五年多，而原来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钱部长，却忧心忡忡地提出：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还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 我们不禁要问钱部长，在1990 年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在1992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时，你何不“实事求是”地交代这些情况？而让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代表们在片面宣传的形势下同意三峡工程上马，出了问题你该负何责？     钱正英部长还说：“对来自反面的意见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今天我们不得不郑重指出的是，早在13年以前的1987年和11年以前的1989年，我们几人作为持不同意见者会同众多专家、学者，曾就有关三峡工程的综合论证和专题论证，先后合作编著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对有关三峡工程的诸多重大问题（包括钱正英部长担心的泥沙、移民和库区污染问题），都作过深入透彻的调查研究和具体建议。但当时主持论证的钱部长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当第一本书将问世之时，有消息传来，说“有关主持论证的领导，不满意你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这本书；主管论证部门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这是通过当时的李鹏代总理给国家计委领导对我们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当然这是难于令人容忍的。经过我们据理力争，名正言顺地进行了合理的申辩后，这本书总算于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此书出版发行后，舆论界、学术界反映之热烈出乎意料。首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书评，并冲破层层封锁，发表了众多的“反方意见”。     在第二本书《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出版后不久的1989年9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又写信给国家计委党委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好在国家计委党委领导相当客观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封信虽则并非钱部长亲自撰写，但却反映了在她直接领导下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内，竟有人企图使用以政治棍子整人的伎俩。而并不象钱部长今天所说的那样“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要怕别人提出问题，就怕别人看到问题不提……。如果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就不怕人家提问题，问题早提有好处，可以避免错误。”按照钱部长今天所说的，那么，十多年以前在三峡论证过程中针对钱部长现在所担心的三个问题提出的正确意见，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横遭诬陷打击。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今天对此该如何正确看待呢？     历史有时候真会对人开玩笑。 1992年3月17日上海《文汇报》以整版篇幅详细刊登该报记者对“钱正英的访谈录——三峡工程的前前后后”，这是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工程决议案”的前夕，钱部长成竹在胸，满怀信心地对记者侃侃而谈。在结束访谈时并激动地说：“啊呀！我跟你讲，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也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这一次，我开始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些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不足以谢天下。’”钱部长对那时这种慷慨悲歌与豪言壮语，今天又该作何感想！？     现在，我们拟分别就钱部长提出的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峡等主要有关问题作以下商榷。 一、关于如何正确吸取三门峡工程改建的经验教训问题     在提到1955年黄河规划要建“三门峡高坝大库，全部拦蓄黄河泥沙，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为地下河”时，钱部长说：“挖私心来讲，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小算盘，那时水电和水利是分开的，水电是电力部，水利是水利部，三门峡这个项目马上就要上，为了争取三门峡的领导权，就是三门峡归水利部主管，还是归电力部主管，我们的调子也高了，都赞成搞三门峡了。当然也有认识上的问题，尽管有些怀疑，但是大家都相信，所以也相信了。” 就是说，为了争取三门峡建设的领导权，尽管还有怀疑也就相信了。     1956年在审查三门峡高坝大库的初步设计时，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低坝滞洪排沙方案；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刷沙出库；曾参加黄河规划的水文水利专家叶永毅提出初期利用底孔排沙的运用方式等，都未被采纳。看来，钱部长对于“争取领导权”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对于工程建设中的重大不同意见，并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彻底唯物主义者”。     三门峡工程于1957年4月开工，l960年大坝建成，在堵塞导流底孔开始蓄水后，就发现库区泥沙淤积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胁到西安市的安全。经陕西省强烈反映，水利电力部于1962年和1963年召开了两次三门峡问题座谈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总理于1964年召开治黄会议，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经反复研究，下决心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由高坝大水库蓄洪拦沙改为低水位滞洪排沙。周总理还说：“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指温善章），当时会议上把他批评得很厉害。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随即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在岸边开挖两条大隧洞和利用四条发电引水钢管，进行泄洪排沙。但因隧洞进口和发电引水钢管的位置较高，泄洪排沙能力不足，洪水期水库水位难以下降，库区泥沙仍在继续淤积。于是又进行第二次改建，将己被堵塞的位置较低的导流底孔，在水下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再行打开，以尽量增加低水位时的泄洪排沙能力；同时降低发电进水口，以便在低水位下发电。这样才使水库水位得以下降，进行有效的泄洪排沙。     三门峡工程自改建以来，经过降低水位畅泄，至今潼关以下峡谷库区经冲刷趋于冲淤平衡；但在三门峡大坝上游114公里的潼关卡口，曾被淤高5米左右，迄今尚未冲掉，形成二级坝；潼关以上还在继续淤积，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从三门峡工程的实践可明显看出，水库泥沙淤积起来很容易，但在水库上段淤积后再要想冲掉就很难。     长江三峡的泥沙虽然没有黄河多，但也不少，居世界第三位。而且长江上游的泥沙比黄河下游的泥沙粗，还有沙砾卵石，更加易淤难冲。在水库上段淤积后再想冲刷掉将更加困难。     黄河三门峡工程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中一个严重的规划决策上的失误，对水库泥沙淤积和淹没损失移民问题太不重视，事前不听取不同意见，在兴建后又被迫反复改建，浪费了大量资金，给库区人民造成很大困难。原设计水库水位335米时估算的移民数为21.9万人，现在包括库区塌岸和高水位迁移后返迁人口，共达56万人。而其结果既解决不了黄河下游的防洪和泥沙淤积问题，还要因此兴建耗资几百亿元的小浪底工程；对上游则增加了泥沙淤积和洪涝灾害，经验教训甚为深刻。     规模巨大的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泥沙淤积还将影响重庆港的航运，水库淹没移民更多，库区污染问题更为严重，理应认真吸取三门峡失误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再犯更大的错误。     遗憾的是，在三峡工程论证时，曾对三门峡提出降低水库水位排沙方案，经周总理指出“他对了，我们错了”的温善章未被邀请参加；他所提出《对三峡正常蓄水位的建议》（载《能源政策研究》l996年第1期），建议三峡采用正常蓄水位160 米，坝顶高程165米方案，泥沙淤积可不影响重庆市区，还可减少移民50万人，也未予理睬。     三峡工程论证时邀请了清华大学好几位老教授，就是没有邀请对三门峡工程曾提过正确意见的黄万里教授。 曾对黄河泥沙有深入研究的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前所长方宗岱，也没有让他参加泥沙专家组，他在防洪专家组提出的泥沙淤积将威胁重庆市防洪安全的意见也未被重视。     以上情况显然是与中共中央、国务院[1986]15号文对三峡工程论证所要求的“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广泛征求意见”相违背的，也是不利于吸取黄河三门峡工程改建的经验教训的。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钱部长竟是今天钱部长的反面，今天所说的最漂亮的话，也洗刷不了那时极力“压制不同意见的责任”。 二、关于如何正确看待“文革”前对三峡工程的态度问题     钱正英部长为了表示她一贯正确，所以特别强调说：“我个人的观点，长江规划肯定要以三峡工程为主体，但是我在‘文革’以前一直不主张上马，认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1958年2月末3月初，周恩来总理带队到三峡考察，在船上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当时明显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方是林一山，主张长江流域首要任务为防洪，首先要在长江干流上建三峡大水库；另一方是李锐，主张要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先支流后干流。有记录在案的钱部长的发言，则是明显支持林一山而反对李锐的。她说：“我过去是支持林一山同志的”，“这次林一山同志提出的报告也是对的”；“李锐同志提出争论的意见，我认为是属于一棍子打死”，“今天李锐同志刚才的批评，仍有些过分的地方”。钱部长所支持林一山的主要观点是“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的。”     在这次查勘三峡后，中央成都会议1958年3月25日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在“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后面，加了一句“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这是对片面强调三峡工程的明确批评。     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了30多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三峡工程没有赶上这个大浪潮。 接着就是“反右倾”、三年灾害、调整巩固，在“文革”前才都不谈三峡了。 三、关于如何认识三峡工程论证中的重大问题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考虑要上三峡工程，但规模太大，移民太多，难以兴建。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万里副总理等中央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李鹏等，于10月7~8日赴宜昌查勘三峡，听取长办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回北京后初步提出正常蓄水位150米的低坝方案。11月24日国家计委向小平、耀邦、紫阳、万里、依林等领导同志汇报《关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问题》时，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小平同志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长办在过去研究三峡工程各种高低蓄水位方案的基础上，于1983年3月编制完成的《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150米可行性报告》，坝顶高程l65米，利用超蓄水位至160.7米，可防御百年一遇洪水保护荆江大堤的安全。装机容量1300万千瓦，年发电量650亿千瓦时，水库移民33.3万人。     1983年5月由国家计委召开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议，领导小组有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及有关部委领导包括钱正英、林一山等16人，邀请参加审查的各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专家约350多人。经过审查讨论，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宋平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领导小组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拟向国务院建议批准150米正常蓄水位、165米坝顶高程的方案。     后来，水利电力部由钱部长签发于1984年2月15日以（84）水电计字第61号文报国家计委并报国务院《建议立即着手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列出了长办研究过的正常蓄水位150米、160米、170米、180米、200米等各种方案，经部党组讨论提出了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正常蓄水位应定在180米以上；第二种意见是在150米基础上作适当调整，将大坝加高10米，将来如移民顺利，可抬高蓄水位至160米；第三种意见是在前两种意见中取一个中间方案，即正常蓄水位定在l70米左右。并说“一致认为，三峡正常蓄水位的选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事关重大，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布局，不是在一个部范围内可以看得清楚的，必需由中央纵观全局、权衡利弊作出决策。”     1984年4月5日国务院以（84）国函字第57号文原则批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指示：“三峡工程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即同意水利电力部2月15日报告中所提第2种意见）。     重庆市1984年10月提出不同意见后，l985年2月中央、国务院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国家科委协助，组织有关方面进行关于三峡工程水位方案的论证工作。1985年及1986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组织了全国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水利电力部）的设计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们，成立了三峡工程综合评价组，对三峡工程进行了系统的综合评价研究，先后于1985年9月和12月召开了规模较大的三峡工程综合评价专题论证会和经济评价讨论会。     钱部长说：“最后到1986年几经周折，决定要我组织重新论证。”不知为何几经周折和经过什么样的周折，中央和国务院又要求水利电力部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而不要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继续组织论证了？同时，水利电力部的领导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1984年2月15日报告中所说“三峡正常蓄水位的选择，不是在一个部范围内可以看得清楚的，必需由中央纵观全局，权衡利弊作出决策”的态度，而从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手中接过三峡工程论证这个领导权！？     钱部长领导三峡工程论证于1989年结束，但“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 她最担心的三个问题的事实究竟如何？现分述如下： （一）泥沙淤积问题     1984年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鹏就提出：“泥沙淤积是否会影响重庆航运的问题，要做出负责的结论，有了明确的回答，工程才能正式开工。”        1985年5月8日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李鹏又说：“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最关心这个问题（泥沙淤积碍航问题），要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而且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三峡能不能上马和开工，取决于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而在三峡工程已经开工五年多的今天，主持论证的钱部长却说“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1971年6月23日周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严肃指出：“长江是一条大河流，不能出乱子。如果航运中断了，坝是要拆的，那就是大罪。那和黄河不一样， 黄河不通航。”l972年11月9日周总理又说：“长江上如果出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要载入党史的问题。”查这两次谈话记录，钱部长都是在场的。时至今日当不至无动于衷！？     在三峡工程论证时，明知“低水位方案（150、160米）水库淹没损失和移民及工程投资都较小；泥沙淤积问题较清楚，解决措施较有把握；工程效益也都有相当规模。高水位方案（170、180米）水库淹没损失和移民数量大；泥沙淤积已不同程度的影响重庆市区、港区和嘉陵江口”。不少参加论证的老水利水电专家，如施嘉炀、张昌龄、覃修典、李鹗鼎、罗西北、黄元镇、陆钦侃、何格高、张启舜等都提出采用较低方案的意见。而领导小组为何就是不听这些专家的忠告，却坚持较高的175米方案？     再者，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于1988年7月所作《l954年大水三峡175米方案对重庆港区影响的试验研究》，结果显示，重庆港区主河槽基本被淤死，再经两年冲刷已难以冲开的严重碍航情况，已说明 l75米高方案泥沙淤积问题的严重性。难道非要在三峡水库真正酿成巨大祸害才行吗？ （二）移民与环境问题     关于水库移民与环境问题，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科研领导小组1985年所作《三峡工程不同蓄水位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初步论证报告》的结论说：“三峡大坝兴建后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衡量，180米方案所带来不利影响要大些，问题要复杂些，也较难于对付，而150米方案较为稳妥些”。     三峡工程论证时所邀请的生态与环境专家组顾问候学煜、马世骏和专家陈国阶，以及特邀顾问孙越崎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等，都曾指出三峡库区大量移民和淹地，是超过了本地区环境容量许可的。而三峡工程论证的结论，却认为“库区移民环境容量研究结果表明，淹没涉及的各县（市）都有潜在容量，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市）范围内统筹安排解决。”然而，近几年的移民工作实践则恰恰相反，并已充分证明“三峡库区农村土地容量严重不足，必需进行外迁。”并已不得不作出安排l2.5万人迁到11个省市的决定，势将大大增加移民难度和移民费用，也不利于移民迁出区和移民迁入地的社会稳定与安定团结。 （三）库区污染问题     l992年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时，重庆市人大代表强烈反映，三峡蓄水位175 米，淹及重庆市区所有排水口，污水排放的流速降低，岸边污染物浓度升高，环境污染严重。51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请求专题研究与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经济与环境影响的议案》，不应没有交代。     今年“两会”期间，四川、重庆许多代表、委员谈起对三峡库区严重的水污染无不非常激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陈万志说，必须在成库前整治沿江城镇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患于未然。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朱天开说，我们不能让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不能让长江成为像海河、淮河那样污染严重的河流。全国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姚峻谈到长江上游水质污染严重状况时说，据统计，四川省、重庆市年污水排放量达30多亿吨，而年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到4亿吨，加上长江干流上十多万艘船舶的油污、生活污水都排放江中，使长江水质不断恶化。同样威胁长江水质的还有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沿岸堆积固体废弃物。报纸报道的标题是：“长江快变成下水道了！”     如按三峡初期蓄水位156米，则上述泥沙淤积、水库移民、库区污染等困难问题都能得到缓解。与高蓄水位175米相比所差防洪、发电、航运效益，都可从支流水库得到补偿。在三峡论证中是否还存在中央成都会议所批评的“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四、关于长江防洪的指导思想和责任问题     1998年长江刚遭受大洪灾，而钱部长在这长篇讲话却避而不谈长江的防洪问题，显然是不应该的。     查水利部于1980年7月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80）水办字第80号文《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     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1990年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8月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1995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1998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家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     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比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年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354万亩，受害人口23l万人，死亡l526人，倒塌房屋212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李锐在“谈1998年长江洪水问题”一文中提出：“我在1982年3月向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份意见书中谈到，水利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多年来存在以下问题：（l）江河防洪标准要求过高；（2）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3）重水库蓄洪，轻湖泊洼地分洪、滞洪；（4）重蓄轻排，重水库轻堤防与河道整治；（5）重防洪轻除涝。”李锐在意见书的末尾，还具体建议“水利工作应回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莫护短，这样才能实事求是，走上正道。” 我们很同意李锐的建议，50年来，新中国的水利工作特别是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工作究竟取得了什么样宝贵的经验教训，实在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总结。这样的总结，理应是集体的，即使是个人的回顾，也应当是全面、公正、客观的，决不容许借口总结经验教训，而掩饰、逃避个人的责任。这样攸关若干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国家大事，并不是个人坐班房、砍脑袋的私事。作为长期主管水利部门的老部长确实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了。     三峡工程如果不考虑初期蓄水位156米运行而封堵底孔，就提高到175米高水位。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将导致后患无穷。为了对子孙后代切实负责，主管当局的确应予充分重视并予解决。 张广钦 黄万里 金永堂  金绍绸 田  方 林发棠                                   2000年3月8日 载《往事》第六十四期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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