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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郑光路收藏的“官斗”
人们常在书中看到：“胆大如斗”、“身居斗室”、“升斗小民”、“为五斗米折腰”等词句，但许多人却已不一定晓得其含义了。
木升、木斗，都曾是中国历史上“度量衡”的重要内容。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后，度量衡器物的标准是“公平交易”，是社会相对稳定和文明诚信的重要标志，
“民以食为天”，木斗是历史上最常用也最为重要的称量粮食的容器。斗下有升（10升为1斗）。斗上有石（读“担”，10斗为1石）。早在汉朝班固所著《汉书·律历志》中就说：“者，龠、合、升、斗、斛（即石）也，所以量多少也。”
木斗文物有私斗、官斗、市斗、商号、行号、官斛、官升等实物。历朝历代，政府为征农业粮赋或规定粮食交易中所必用的“官斗”，更有权威性，从文物价值上讲也更珍贵。
建国后，随着衡器的不断改进，木斗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存世者极少。尤其是能反映独特地区的“官斗”，更为稀罕。四川著名文化学者郑光路先生收藏的两个木斗，正是刻有印鉴文字的“官斗”。
第一只“官斗”，木斗上方有锈迹斑驳的铁箍细条。木斗四方分别刻有清晰的文字：“官”、“斗”、“準”（即准）、“較”（即较）四个大字。“官”字一面还刻有“正堂邓示”；“較”字右侧刻有“永定场”；“斗”学右侧刻有“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距今整整103年了。
郑光路先生对记者说：“明、清时知州、知府、知县等地方长官的官署大堂称正堂，各县官署所发广告也常以县正堂为知县的代称。这里刻的‘正堂邓示’，是当时一个姓邓的彭县县令批准通用的‘官斗’。”当记者问：“永定场在哪里？” 郑光路先生回答：“永定场又叫石洞埝，在彭县（现彭州）西北约16公里。”
第二只“官斗”，一面上方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制发”（注：为繁体字）；中间刻有大“斗”；左侧刻有“建税字第五六号”，右侧是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即1947年）；左右还分别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的印鉴。另一面刻有“二市斗”字样。
收藏者郑光路先生，是研究巴蜀文化和历史的著名文化学者，曾荣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其《川人大抗战》、《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张献忠真相》等著作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记者问：“古代一斗是现在的多少斤？”郑先生回答：“木斗主要用来计量粮食，历代变化大，学者间也有争论。如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认定：汉代1石等于2市斗，1市斗等于13.5斤；宋代，一斗大米合今天约5.92公斤……”
记者问：“那这只清朝光绪三十年官府制定的‘官斗’，又有多少斤米呢？” 郑先生说：“清末四川官方规定每斗重库平30斤。1904年赵尔丰在藏区‘改土归流’时，就以内地这个标准统一藏区之粮食流通。1947年新都县政府、税征处制发的这只官斗是‘二市斗’，比清末略小，约合大米二十八斤。这是因为民国时期已将度量衡改为市制，以便于和公制换算。这只斗，明显是当时政府征收‘农业粮税’和粮食交易时所用。”
郑先生又说：这两只“官斗”是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青羊宫文物市场以2000元买的，这在当时不算小数目。记者问：“为什么要买这种文物？”
郑先生笑着回答：“我研究历史，非常重视真实性，包括细微之处。度量衡器物，对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有关度量衡的博物馆，在世界各国非常普遍，光我们邻国日本就有一百多家。而在我们国家却几乎是一项空白。而且这两只‘官斗’，极珍贵之处还有‘新都’、‘永定场’的具体地名，它们是反映成都地区经济史、文明史的不可多得的特殊文物。”郑先生最后以一句很有哲理性的话结束：“成都作为历史名城不应是抽象之物。许多本土文物，应当成为这个地区的鲜活‘细胞’！我希望本土博物馆，也应有这一类文物。”
| 百年老“官斗”装段成都经济史 |
| 收藏度量衡的博物馆几乎是空白，作家郑光路呼吁本土博物馆收藏此类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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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2时许，郑光路将两只木制的“官斗”抱出来时，兴奋得像个小孩。第一只较大的木斗呈深褐色，高约25厘米，木斗四方和底座的楠木厚约二三厘米，由发锈的铁箍细条和粗实的铁钉固定起来。木斗四方分别刻有红色的“官、斗、準、較”四个大字。其中，“官”字一面还刻有“正堂邓示”；“較”字右侧刻有“永定场”；“斗”字右侧刻有“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第二只稍小一号的“官斗”颜色较浅，一面上方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制发”；中间刻有大“斗”；左侧刻有“建税字第五六号”，右侧是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即1947年）；左右还分别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的印鉴。另一面则刻有“二市斗”字样。记者提起木斗中间的手柄掂了掂，觉得两个官斗分别有三四斤重，放在手上沉甸甸的，很有质感。
谈起十多年前在青羊宫文物市场以2000元淘到的这两个宝贝，郑光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斗”的故事。木斗是历史上最常用也最为重要的称量粮食的容器，有私斗、官斗、市斗、商号、行号、官斛、官升等实物。历朝历代，政府为征农业粮赋或规定粮食交易中所必用的“官斗”，更有权威性，从文物价值上讲也更为珍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衡器的不断改进，木斗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存世者极少。尤其是能反映独特地区特点的“官斗”，更为稀罕。
郑光路解释说，“正堂邓示”四字，表示这是当时一个姓邓的彭县县令批准通用的“官斗”。按照清末四川的官方规定和民国时期的规定，这两只斗的度量分别相当于现在的30斤和24斤。
谈到为何要收藏这两只“官斗”，郑光路称，度量衡器物对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有关度量衡的博物馆在世界各国非常普遍，光日本就有一百多家，而在我们国家却几乎是空白。目前郑先生所收藏的这两只“官斗”，其珍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新都”、“永定场”的具体地名，它们是反映成都地区经济史、文明史的不可多得的特殊文物。“成都作为历史名城不应是抽象概念，许多本土文物，应当成为这个地区的鲜活细胞。”郑光路说，目前四川的博物馆里还没有 “官斗”这一珍贵的收藏品，他非常希望本土博物馆能收藏这类文物。
记者 童星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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