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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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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采访:文化学者郑光路收藏的“官斗”百年老“官斗”.装段成都经济史

作者: -上传日期:2008/1/4

 

    文化学者郑光路收藏的“官斗”

 
     人们常在书中看到:“胆大如斗”、“身居斗室”、“升斗小民”、“为五斗米折腰”等词句,但许多人却已不一定晓得其含义了。
     木升、木斗,都曾是中国历史上“度量衡”的重要内容。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后,度量衡器物的标准是“公平交易”,是社会相对稳定和文明诚信的重要标志,
    “民以食为天”,木斗是历史上最常用也最为重要的称量粮食的容器。斗下有升(10升为1斗)。斗上有石(读“担”,10斗为1石)。早在汉朝班固所著《汉书·律历志》中就说:“者,龠、合、升、斗、斛(即石)也,所以量多少也。”
     木斗文物有私斗、官斗、市斗、商号、行号、官斛、官升等实物。历朝历代,政府为征农业粮赋或规定粮食交易中所必用的“官斗”,更有权威性,从文物价值上讲也更珍贵。
建国后,随着衡器的不断改进,木斗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存世者极少。尤其是能反映独特地区的“官斗”,更为稀罕。四川著名文化学者郑光路先生收藏的两个木斗,正是刻有印鉴文字的“官斗”。
     第一只“官斗”,木斗上方有锈迹斑驳的铁箍细条。木斗四方分别刻有清晰的文字:“官”、“斗”、“準”(即准)、“較”(即较)四个大字。“官”字一面还刻有“正堂邓示”;“較”字右侧刻有“永定场”;“斗”学右侧刻有“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距今整整103年了。
郑光路先生对记者说:“明、清时知州、知府、知县等地方长官的官署大堂称正堂,各县官署所发广告也常以县正堂为知县的代称。这里刻的‘正堂邓示’,是当时一个姓邓的彭县县令批准通用的‘官斗’。”当记者问:“永定场在哪里?” 郑光路先生回答:“永定场又叫石洞埝,在彭县(现彭州)西北约16公里。”
      第二只“官斗”,一面上方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制发”(注:为繁体字);中间刻有大“斗”;左侧刻有“建税字第五六号”,右侧是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即1947年);左右还分别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的印鉴。另一面刻有“二市斗”字样。
        收藏者郑光路先生,是研究巴蜀文化和历史的著名文化学者,曾荣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其《川人大抗战》、《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张献忠真相》等著作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记者问:“古代一斗是现在的多少斤?”郑先生回答:“木斗主要用来计量粮食,历代变化大,学者间也有争论。如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认定:汉代1石等于2市斗,1市斗等于13.5斤;宋代,一斗大米合今天约5.92公斤……”
       记者问:“那这只清朝光绪三十年官府制定的‘官斗’,又有多少斤米呢?” 郑先生说:“清末四川官方规定每斗重库平30斤。1904年赵尔丰在藏区‘改土归流’时,就以内地这个标准统一藏区之粮食流通。1947年新都县政府、税征处制发的这只官斗是‘二市斗’,比清末略小,约合大米二十八斤。这是因为民国时期已将度量衡改为市制,以便于和公制换算。这只斗,明显是当时政府征收‘农业粮税’和粮食交易时所用。”
       郑先生又说:这两只“官斗”是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青羊宫文物市场以2000元买的,这在当时不算小数目。记者问:“为什么要买这种文物?”
      郑先生笑着回答:“我研究历史,非常重视真实性,包括细微之处。度量衡器物,对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有关度量衡的博物馆,在世界各国非常普遍,光我们邻国日本就有一百多家。而在我们国家却几乎是一项空白。而且这两只‘官斗’,极珍贵之处还有‘新都’、‘永定场’的具体地名,它们是反映成都地区经济史、文明史的不可多得的特殊文物。”郑先生最后以一句很有哲理性的话结束:“成都作为历史名城不应是抽象之物。许多本土文物,应当成为这个地区的鲜活‘细胞’!我希望本土博物馆,也应有这一类文物。”
 
 
 
百年老“官斗”装段成都经济史
收藏度量衡的博物馆几乎是空白,作家郑光路呼吁本土博物馆收藏此类文物
   
厚实而归整的褐色楠木 “官斗”上,斑驳锈蚀的铁皮箍勾勒出历史的印记,清晰隽秀的红色官印描绘出民俗的传奇。记者昨日在第五届 “四川文学奖”获得者、作家郑光路家中看到两个保存完好的“官斗”时,时光仿佛一下就被拉回到了100年前。
    昨日下午2时许,郑光路将两只木制的“官斗”抱出来时,兴奋得像个小孩。第一只较大的木斗呈深褐色,高约25厘米,木斗四方和底座的楠木厚约二三厘米,由发锈的铁箍细条和粗实的铁钉固定起来。木斗四方分别刻有红色的“官、斗、準、較”四个大字。其中,“官”字一面还刻有“正堂邓示”;“較”字右侧刻有“永定场”;“斗”字右侧刻有“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第二只稍小一号的“官斗”颜色较浅,一面上方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制发”;中间刻有大“斗”;左侧刻有“建税字第五六号”,右侧是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即1947年);左右还分别刻有“新都县政府、税征处”的印鉴。另一面则刻有“二市斗”字样。记者提起木斗中间的手柄掂了掂,觉得两个官斗分别有三四斤重,放在手上沉甸甸的,很有质感。
    谈起十多年前在青羊宫文物市场以2000元淘到的这两个宝贝,郑光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斗”的故事。木斗是历史上最常用也最为重要的称量粮食的容器,有私斗、官斗、市斗、商号、行号、官斛、官升等实物。历朝历代,政府为征农业粮赋或规定粮食交易中所必用的“官斗”,更有权威性,从文物价值上讲也更为珍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衡器的不断改进,木斗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存世者极少。尤其是能反映独特地区特点的“官斗”,更为稀罕。
    郑光路解释说,“正堂邓示”四字,表示这是当时一个姓邓的彭县县令批准通用的“官斗”。按照清末四川的官方规定和民国时期的规定,这两只斗的度量分别相当于现在的30斤和24斤。
    谈到为何要收藏这两只“官斗”,郑光路称,度量衡器物对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有关度量衡的博物馆在世界各国非常普遍,光日本就有一百多家,而在我们国家却几乎是空白。目前郑先生所收藏的这两只“官斗”,其珍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新都”、“永定场”的具体地名,它们是反映成都地区经济史、文明史的不可多得的特殊文物。“成都作为历史名城不应是抽象概念,许多本土文物,应当成为这个地区的鲜活细胞。”郑光路说,目前四川的博物馆里还没有 “官斗”这一珍贵的收藏品,他非常希望本土博物馆能收藏这类文物。
    记者 童星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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