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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报一刊社论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同时刊出的社论（因《红旗》仍按原周期刊载，有时就会出现同期刊有几篇两报一刊社论现象）。《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始于1967年10月1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结束于1978年4月1日《神州九亿争飞跃——欢呼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
由于其时原有党政军权力运转体系已经出现脱节现象，政令无法按既定形式畅达，两报一刊社论就成为打破常规，越过所有行政层次直接传达中共中央最高层声音的一个渠道，显示领导核心团结、运转正常的象征。在当时的舆论体制下，它具有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是以公开形式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它的撰写多数不是出自两报一刊的自主行为，而是中央领导核心的授意，从主题、立意、阐述角度、材料、结构、风格到作者、发表时间都有明确安排，有最高层舆论主管官员（如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等）的参与、修改、审定。
社论经常担负传达毛泽东对运动的战略部署、最新指示（如“清理阶级队伍”，无引语标识的用黑体字标出）并给以阐释论述的职责，有的是事务性、带有日程表的说明论述（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有的是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论述（如批判刘少奇的《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如1967年11月6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正式完整地论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起长久批评而成为历史事件的著名社论，莫过于1976年9月16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披露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被判定为伪造遗言的夺权宣言），和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被后来学者定义为导致华国锋倒台的政治纲领）。
社论的功能定位要求对全局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按规定，全国各地报刊要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广播电台要播送。这样的社论远远超出文本范畴，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
具体说，它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形式：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前（前一天晚上7点）有预告（有重要广播），社论文本由新华社发电讯通稿；中央机关、军队、地方（各省市县）和单位领导要组织收听、记录，收听完要组织敲锣打鼓庆祝游行；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安排贯彻落实，成为制定工作规划（大计划小安排）、政策法规的根据，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述具有法源的效力；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都要以此为中心，组织文章、报道，阐释社论精神（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仅仅1976年9月17日至30日14天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内部参考》、《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7种报刊就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针办”内容），编写学习辅导材料，报道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反响；政治学习要反复宣读、宣讲，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地区、单位、个人实际，重点在怎样把社论精神变成单位和个人的思想、行动；甚至被收入课本，作为政治课、语文课的教材。难怪外国观察家把它当成了在信息匮乏条件下收集、感知、判断中国动向的宝贵的信息源。
由于挟持最高权威，在当时受众心中社论论说高屋建瓴，文风气势磅礴，修辞精确生动，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作文论证引证的的经典。塑造、影响了文革时代的文风。个别地区还曾一度流行把《两报一刊社论集》当作婚礼礼品的民俗。
后来的研究者也把它作为剖析当时的思维、话语范式的典型文本。他们认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畸形政治的产物，其赖以运转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一元化政党统制体制，话语方式是用领袖/政党学说话语代替新闻学术话语（词汇频率最高的是“革命”、“阶级”、“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斗争”、“专政”、“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批判”、“路线”、“伟大”），经济/文化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的舆论宣传，舆论生态是“‘党报’本位”的封闭型环境。
学者刘小枫把这种语式称为“ ‘社论’语式”。认为它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指出“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更有约束性”，被“阶级的标签”的“ ‘社论’语式”“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以致“不同程度解除了道义—权力诉求理念的文人学者那里，‘社论’语式（表现于某些特定的选语造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1990年代以来，它往日的神圣、神秘不再，在人们的口语里也逐渐含有贬义，成了调侃的素材。
（研究文献：1967年至1978年《红旗》杂志；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上]第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王忠人《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日]村田忠禧《如何活用计算机网际网络进行日本与中国情报分析》，载“阿里巴巴”“金狐论谈”论坛2004-01-09；刘小枫《我在的呢喃》，载《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毛主席说
引用毛泽东语录时对引语出处、版权所有者的交待、说明、提示。这既是文革时说话、作文的通行格式（略带炫耀色彩的时尚），也是对引用者立论根据、权威性的强调，一种加强说话、作文气势的修辞手法，常常就省略、代替了论证过程。挟持领袖权威，把引语直接当作结论本身。
由于天天读的演练，当时毛泽东语录引用率之高，达到了离开毛泽东语录就不能作文、顺畅发言的程度。不但报刊、书籍的报眼、扉页要引用大量毛泽东语录，独立文章的正文前已有毛泽东语录，文中还要引用，乃至多次引用。这种引用起初是抑制、后来竟完全代替了人们最低限度的独立思考。能熟记、活用毛泽东语录的人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话语权威。不但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政论、哲学、军事著作被广泛引征，用作理论阐述的根据、种种实际应用的凭借，连未公开出版的早期著作和谈话、诗词，甚至很冷僻的话，都被频频应用于各式场合（官民朝野）。如，“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于是就有一类语言变体现象在民间交际中出现──不是毛泽东原话，也被冠冕堂皇地冠以“毛主席说”。其主要类型可以分为四种：（1）僻典急用。毛泽东一时一地对人的具体评价，由于不具有普遍性而未收入毛泽东语录的，被用作撒手锏抵制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有关批斗的著名的政治笑话之一）、“朱德是红司令”、“王恩茂打不倒”。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话语的政治权力性质。（2）基本合理的。有的虽非毛泽东原话，却是意思约略相近；有的毛泽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言论，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从逻辑上能推出，可以包容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范畴之内。如，农民在生产队评议返销粮的分配，争得不可开交时有人会祭出撒手锏：“毛主席说，不准饿死一个人。”客观上拓展了毛泽东话语的阈值和应对现实的张力。（3）借用，或称滥用。把普通常识、生活习惯及内容上不会引起异议的类似于公理的话都归到毛泽东名下。如,“惊蛰过了是春分”，“盐蛋皮蛋，下酒下饭”。虽然也越出了常轨，却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客观上把毛泽东话语世俗化了。（4）伪造，用旧语言说，称为“矫诏”。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借助毛泽东的威望，生造一段毛泽东的话，假传圣旨。如，知青为了不吃粗粮，对生产队会计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不喜欢吃粗粮，就算了。”为了给偷懒、邋遢合理化找借口的：“毛主席说，真正的牛仔是从来不洗衣服的。”（5）游戏的。如划拳时的口令：“毛主席说，酒是一包药。”利用音韵相协的粘连（在四川话里说“shuo”和药“yo”押韵），突显语言错位的无逻辑，造成戏谑效果。这种口令在许多民间酒宴上可以听得到；虽然未必有意，但语涉嬉戏、轻薄，实足的流氓口吻，全然没有一点起码的敬畏。第五种方式的出现可能要晚到1980年代中后期，却是前四种用法的恶性延伸。“毛主席说俺傻”文坊（2000年代语料，是某网站给自己的定名），则把第五种类型进一步做了曲折复杂的变形、延伸，成为一种亲昵体贴的调侃。
作为语言变体的“毛主席说”，初期是因为有意无意的模糊，或借助毛泽东话语权威的实用主义外推（方便、偷懒、安全），后期逐渐带有语言游戏成分。这是一种非正式场合的话语方式，但又是被官方话语允许、诱导的话语方式。但沿着话语运行的自身逻辑，它的嬗变滑向了对个人崇拜盛行时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毛主席说”的反弹、异化，是民间语言自然演变中孵化出来的反叛因子。是由正剧而喜剧、由喜剧而闹剧（解构的王朔型话语形式）。
（参考资料：钟辰等《毛泽东（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 大字报
作为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是言语—书写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
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前522，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是想借用古已有之赋予大字报的合法性。而古代的揭帖，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直接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反击下，50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工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毛泽东（1958年）因此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毛泽东被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大字报的内容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常在大字报的天头、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
从外表看，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现成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从形式上看，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有用书写纸，也有用旧报纸写的，体裁上也门类齐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新花样，不断更新。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笔墨，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只能夜里偷偷地撕）。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抄录、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
美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在华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字报的书写，抗议给他们特殊待遇是“修正主义”做法。受内地冲击，香港总督府外也曾贴满大字报。文革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伊林·涤西（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白志清（重庆）《我爱我的祖国》《评张春桥》、李一哲（广州）《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78年反对“两个凡是”的西单民主墙中，大字报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
1990年代中期以来，仍有人因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或出于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利用大字报形式表达意见。个别人因此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国外也有类似表达形式，如高秋福的《在国外看大字报》就描写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加拿大国会大厦联邦广场、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
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说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没有言论“守门人”（编辑或主持）的开放园地，不用刊号、书号，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名流或小人物，教授或学生，高明或平庸，都有同等发表权利。其区别仅在于：公共场合与私人空间，群众围观与独自收看，手抄件与印刷体……互联网是抽象、无形地展示在私人书桌的屏幕中；大字报是具体、直观、乱七八糟地覆盖在繁华街道的墙壁上。
[附：高秋福《在国外看大字报》摘要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十月广场列宁塑像附近，参加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老红军战士用核桃大的俄罗斯文字或乌克兰文字那书写的，苏联刚解体造成的卢布贬值。
位于渥太华河畔的加拿大国会大厦南边是群众经常聚会的联邦广场，魁北克青年人抬着一块大木牌，上面用法文详细地写着他们要求独立的主张和理由，企图以示威影响国会对魁北克独立的辩论。
德国中西部莱茵河畔科隆市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出现于1990年代，被当地人称为"和平墙"。神职人员把它看作忏悔的一种替代方式。书写大字报的文字主要有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中文、日文、朝鲜文等语言。内容有议论时政的（如"新纳粹该死"、"法国必须立即停止核试验"）；祈祷和平与吉祥的；感戴上帝并忏悔的（如"感谢万能上帝，我们夫妻和好如初"、"我犯了罪，请我主饶恕"）；抒发个人感受的，向亲友祝贺或问候的，给游伴留下游踪的（如"施特劳斯，明天早班飞机去柏林"）。
教堂管理人为使大字报更有秩序，用木杆子和铁丝在教堂门前搭起一道新墙，置备了长约70公分、宽约50公分的硬纸板，供人们写大字报使用。为防止日晒或雨淋，准备了规格一致的塑料薄膜套在大字报纸板上，方便长期保存。无论是谁只要登记一下，就可得到几块硬纸板和塑料薄膜、几段细铁丝书写、悬挂。]
(参考资料：罗平汉《大字报在中国的兴衰》，“人民网”200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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