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解读贪官迷信“群丑图” 作者： -上传日期：2003/11/4 【社会经纬】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贪官 【社会经纬】民主与法制：解读贪官迷信“群丑图”  【社会经纬】黄苇町：贪官迷信探源  【社会经纬】邵道生：腐败必然导致宿命论  【新闻速递】亚洲华尔街日报：胡锦涛女儿嫁科技业大亨 【民主法治】深圳“行政三分制”不了了之 涉及敏感政治问题  【民主法治】舒可心的个人竞选之路  【民主法治】孙大午资金链缺口千万 柳传志亲自写信表示支持  【民主法治】关于审查国务院247号令的建议书 【台海观察】陈水扁：台美关系三年多来渐入佳境  【台海观察】公投大游行与台湾大选  【台海观察】北京务实政策与台湾现实  【朝核问题】俄专家提朝核三步走计划  【中美关系】中美军事交流升温 制约因素难以根本排除  【国际风云】布什的命运能比他的前任好一点吗？   【社会经纬】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贪官   　　●盛立中 　　（黎元江，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广州市市委常委、广州市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91年黎元江任广州日报社长时不满40岁，据称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党报老总.黎元江在任职期间,涉嫌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2.7万元、美金2.9万元、港币1万元;收受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各种名义送给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08.58万余元;收受礼金人民币6.36万元、港币5000元。经查,黎元江还用公款为其岳母装修住房;对未经批准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并违规截留、少计境外广告费收入港币共计8440.5万元,致使报社偷逃税收港币共2639.81万元应负主要领导责任。黎元江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 　　笔者曾以贪官的幽默感为题撰写过几篇短文，总感觉跨入当今贪官队伍里的官员日渐变的幽默起来。是日读各大报刊网站纷纷转载的《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黎元江腐败堕落案侦破始末》（原发广东省纪委主办的杂志《党风》）一文，贪官黎元江的这一幽默岂止是让人看不懂，简直是拍案惊奇。这个集官欲、财欲、色欲为一体，“双规”后“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三料贪官，在他认定自己的时日不会太多时竟提出“惟一能做的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再做一点著述工作，我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不多了。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内容比前两卷更重要……希望给予从宽处理……”云云。我辈平民百姓简直不敢想象这个贪赃枉法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官员竟然还有如此幽默的想象力。 　　可谓中国官吏策谋之深，贪官之为无奇不有。手头正在赶做《社会主义400年》的黎元江在贪污受贿玩弄女性时，从未真正想过党的纪律，我认定他也从未真心想过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不过有可能的倒是，黎元江在做着有关社会主义论题的同一时间正在干着玩弄女性云雨烟花之类的苟谠，思谋着“对未经批准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并违规截留、少计境外广告费收入港币共计8440.5万元”的“钱图谜路”。的确，黎元江并非平庸之辈，这个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党报老总自称是“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第一办报人”，曾几何时在国内也算的上一个风云人物。近几年来，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在人大演讲时据称人头攒动，气氛空前绝后）到南方的无数城堡都流下了中国“第一办报人”的足迹.笔墨.甚至于“语录”。以至于身陷囹圉仍旧想着留下点什么东西，就像瞿秋白先生临刑就义前以狱中一篇《多余的話》，在中共党史上点上重重的一笔那样，黎元江更幻想着以自己的所谓博士头衔和共产党高官的双重身份完全可以完全应该也完全有可能在社会主义400年运动史中流存芳名，进而名垂青史,而不是相反（汇集于贪官名人榜）。这一类敢于“思想”的贪官愈发的让人看不懂啦。我们的贪官队伍中怎么还有如此一类颇具“社会主义思维”能力的高官？一个个“钱腐后继”的官员队伍到底怎么啦？是“思想活跃”亦或是思想混乱？在这里我想起大学同学聚会时听来的一侧雅文。某著名大学一教授在业余时间嫖娼被一警官查获，这个警官受“一个国家政治可以腐败，经济可以腐败，但知识和知识分子不能腐败”的思想影响颇深，万思不得其解，问：本是斯文之人，不作学问而干如此垢谠？答曰：如今社会寒窗之苦谁人理解，况人焉何可无五情六欲。又问：本是育人之人，为何非要落个身败名裂？答曰：北大教授曾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先生不也常常进出妓院嘛，言何无学问，更何谈名裂身败。警官哑言。 　　管理学有个著名的“桶论”，被学界称为“木桶效应”，讲的是“木桶存水多少取决于最短的木头”。受其影响，直面体制，究其短长，我发现目前体制内的“前腐后继”似乎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中国的官场大，故而什么样的官都癔想非非；官场众像，故而什么样的官都有。体制固然可圈可点，贪官固然可恶可恨，但一概否之.四大皆空也实不可取。如不留存一丝希望，整个民族都会倒掉。既然看不懂当今官场的思维模式和贪官们近乎一致“僵硬”而无耻的逻辑，如同黎元江在最后时刻又幽一默一般，引用河北大贪官李真大起大落，大彻大悟后，在地狱门前所作最后的官场戏言作为结束语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目前这种状况，只运用常规性方法治理已不易切实见效，我认为除了有效地治理腐败环境等措施外，还应采取一些‘非常之举’，积极稳妥地触及官场上一些深层次矛盾，使各级官员均能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达到一定的实质效果。如若实施这一非常之举，既能把腐朽的思想从诸多官员的脑海里有效地清除，又可自然打破结党营私壁垒对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实施的负面影响，最终还会出现腐败官员对党恩感激涕零、时刻不忘为党中央的治国安民大业甘效犬马之劳的局面。”（10月28日《成都晚报》）依笔者看来我们既不要对贪官抱过高期望，同时也还是（也只能是）无乃的奉劝那些仍然在职的贪官们该歇歇手了。 　　2003.10.30晨完稿于山东聊城 　　2003.11.02修改稿 　　 　　作者简介 　　盛立中.男.长期在财税部门工作.1986年开始在《中国税务》、《税务研究》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多次获社会科学成果奖及省部级优秀论文奖。出书两部，其中专著《新开征税种教程》获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1993年被授予“聊城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现为山东省税务学会会员、经济学会会员。近年主要文章被《央视国际》《中国报道周刊》、《中国思维网》《东北新闻网》《21世纪人才报》《三湘都市报》《今日评论》周刊收集。 　　联系地址：中国.山东省聊城市利民小区1号楼1单元邮编：252000 　　联系电话：0635－8204262 　　Email:slz5911@lc-public.sd.cninfo.net 回到目录  【社会经纬】民主与法制：解读贪官迷信“群丑图”    　　●张言（民主与法制 20031103） 　　【编者按】在我国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还出现过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这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执政为民的好“公仆”。但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下，少数的意志薄弱者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沦落为贪官，也是不争的事实。 　　试凡贪官，尽管位高权重，家财万贯，但精神空虚，内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往往求天拜神，企求在缭绕的清香里，在虔诚的叩拜中，避邪呈祥，逢凶化吉。然而，在这种浓浓的迷信情结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更大的腐败！一幕幕乌烟瘴气的迷信活动被揭露，一批批腐化堕落的官员被查处，为何此种丑剧直到今天一再上演？这就不由得我们不深思了…… 　　 　　腐败者有的迷信“风水”好坏，有的相信数字、日子的吉凶，有的热衷烧香拜佛、笃信占卜算命。可以说，五花八门，丑态百出，穷形尽相。 　　丑相一：命中注定要发财 　　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促使其跨出卖官鬻爵这一步的“动力”之一，竟源于他的一次算卦：在上任前的一天，丁仰宁和老婆到庙里抽了一个“上上签”，签上说他是“百万富翁”。当时还清贫的丁仰宁对此深信不疑，自认为他的发财是“命中注定”，他收受贿赂、大肆卖官非法攫取100多万元……丁仰宁自己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 　　丑相二：领导带头作法事 　　在个别地方和单位，封建迷信活动已不光个人参与，而发展到由单位，甚至“组织”出面集体参与。有些迷信活动，正因为是组织出面的，所以往往披上“合法”的外衣，因而其影响和危害也就更大，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湖南省双峰县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4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于是集体讨论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一时间法院大楼内锣鼓震天，灵符飞舞，“法师”从办公室到法庭，从食堂车库到领导住宅，一间不漏地“作法”；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在办公大楼搬迁时，在局长的主持下，全体干部职工跟着“道公”大做“法事”，有的官员甚至脱光上衣，头戴草帽跟着“道公”团团转，现场一片乌烟瘴气； 　　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在县委大院里埋“镇邪物”、“升官符”，也是“代表县委县政府”——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数十名党政干部于夜深人静之时，齐刷刷跪在摆放在县委大院的香案前，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更为可怕的是，正当交口县一些人热衷于埋“镇邪物”、建牌楼、修看守所和女儿墙“准备升迁”时，县城竟传出这样的“谣言”：等县城死了100名已婚男子，将100名妇女变成寡妇、将数百名孩子变成孤儿时，县委大院的“风水”就好了，书记、县长就可以“当地委书记、当省长”了。幸好此时代不是彼时代，县委书记不是秦始皇，不然“红头文件”一下，弄出个“焚书坑儒”，也未可知！ 　　以组织的名义进行，实际上是把迷信组织化，这就使得一些不迷信和不愿参与迷信活动的党员干部，也不得不卷入其中，从而加剧了封建迷信的蔓延和泛滥。 　　丑相三：崇拜“大师”实为升官 　　“官迷”者，是渴望当官和当更大的官；“迷官”者，是不把“官”当作人民赋予的权力，而认为是祖上的阴德和神灵的庇佑。一些腐败分子“官念”作祟，梦想当官、当大官，却不通过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勤奋工作，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通过取得良好的业绩来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而是把升官发财的希望寄托在巫婆神汉，或一些所谓的“大师”身上，通过占卜算命，来求得仕途亨达。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迷信“女大师”殷凤珍能够“预测前程”，并与其鬼混在一起。很明显，丛福奎迷信“大师”只不过是幌子，通过“大师”指点迷津意图升官发财，才是实质。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是个“官迷”，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欣喜若狂的胡建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本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以完成“功德”，企盼步步高升，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丑相四：“明修官道，暗筑钱仓” 　　一些政治素质不高、科学素养低下的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信奉”迷信的道路，并且打起各种各样的招牌，公开进行迷信活动。譬如，福建省政和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镇妖、避邪”，建造了一座“七星塔”——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 　　有打着“发展经济”招牌的，像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筹资建庙，然后承包给一个巫婆搞迷信，村里则安排党员干部帮助管理和收费； 　　还有打着“为民办实事”招牌，如山西省临县临泉镇化林村支部书记高生文、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元顺发动全村群众集资5万元建“大王庙”求雨抗旱——当县纪委决定对他们进行党纪处分时，两人还认为建庙是为群众办实事，感到很委屈。 　　丑相五：利用权力大修“活人墓” 　　在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黔江石家区渗坝乡，一座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坟”，牵出受贿腐败大案。“豪坟”占地400多平方米，墓地有两处，分别是男墓女墓。墓碑高约2米，大青石制作，平整如镜，碑冠刻满麒麟、蝙蝠、龙凤等图案。墓四周有塔柏、桂花和万年青组成的绿化带，两尊雕刻精美的狮子威风凛凛屹立墓前；气势恢宏的朝门上刻着楹联：“遐远合乾坤，巍峨同日月”。该墓自1998年1月开始修建，历时近3年。仅砌“活墓”围墙，就让16名石匠耗费了两年时间。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墓穴是为活人--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干部冯文超修的！此案引起中纪委高度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2003年4月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副厅级干部涉嫌案，轰动全国。几乎就在“活人墓”曝光的同时，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邻近黔江的石柱县县城周围竟有600多座大墓、豪华墓，且多为领导干部所建！其中，时任黔江区委副书记、曾任石柱县县长的副厅级领导干部谭建祥为自己建造的大型“活墓”面积达180余平方米。 　　另据媒体报道，在津冀交界地带，不合法的墓地有几十座之多，占地少则几十亩，多则上百亩。墓穴有超大墓、豪华墓、高价墓甚至“活人墓”。昆明市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在铲平西山160座“活人墓”的行动中发现，独自成型的“孤坟”、首尾相接的“鸳鸯坟”、“组团型坟、社区型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还是成片规划的“豪宅型”墓。长沙岳麓区天顶乡中塘村，村民每天开门第一眼看见的已不再是满眼苍翠，取而代之的是遍布于山腰的一处处墓地。在40余座尽显死者生前气派的墓穴中，最壮观的3座竟是生者早早为自己备下的“活人墓”。何人所建？知情者说：“修这些豪华大墓的，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大造“活人墓”，不仅仅是违纪和迷信的问题，而且严重违反《土地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其中泛起迷信沉渣和腐败流毒，敲响了领导干部廉政建设的警钟。 　　丑相六：哭灵只为给上司献媚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去世，手下的几名乡官不惜跑数百里，到他的老家鄢陵县去奔丧，他们披麻戴孝跪在灵堂前，痛哭流涕，比死了亲娘老子还要伤心。众人怎么也劝阻不住，后来还是杜书记亲自出面，说“行啦！行啦！知道啦！”这才打住。后来这几位乡官分别被任命为县城建主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常务副县长。卢氏县的乡官们之所以把“孝子”的角色扮演得如此投入，用实际行动向杜书记表“忠心”，是另一种献媚手段，另一种变相的买官伎俩。哭灵哭出了杜书记的信任，杜书记一句话，一顶顶乌纱帽就戴高了。这种官场的升降无序，使得一些官员整天不是谋事而是谋人，心思没有花费在工作上而是用在歪门邪道上。这种把升官的希望托付给大官个人，势必存在着某种不可知性和隐秘的变数，于是只好求拜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了，悲哉！ 　　 　　贪官到底“迷”什么 　　杏黄旗、风水盘和富贵签，代表着一个旧的时代。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那些迷信的东西早已被“铁杵扫光”，我们原以为它们会被时光带走，不留痕迹。不曾想今天又沉渣泛起，变换着各种外衣卷土重来，有甚者竟在官场堂而皇之地展开。我们不禁要问：贪官迷信些什么呢？在此，本文撷取几点，算作管中窥豹吧。 　　一、迷信“风水” 　　这些人认为“风水”可以“造人”，“地灵”而后“人杰”。有了好“风水”，就可以财源广进，仕途大顺。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就是一例。县政府的门楼比县委大院的高，杜保乾认为是压住了县委的“风水”，竟强令拆掉。 　　另外，一些地方主要领导由于政绩不突出，长期得不到升迁，就认为是自己工作的单位风水不好，所以就积极地“补风水”。还说山西交口县吧，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内就埋藏有所谓“镇邪”之物：写有符咒的方砖一块、瓦四片，木刻罗盘一个，铜镜一个，砚台一套。“镇邪之物”埋藏在大院正中长达6年之久。它原是6年前，当时的交口县领导请来的一个名叫马明生的风水先生埋的，据马明生说：交口县四大班子所在的机关大院“风水”有问题，县委、县政府所在的主楼偏低，县人大所在的西楼比东楼高，是“白虎压了青龙”，不利于主要领导升迁，只要补补“风水”，保证县里能出四个地市级、两个省级干部。风水先生马明生也因而得到县主要领导的赏识，一时成为交口的大红人，由此，当地的风水活动之红火就可想而知了。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建筑工程管理局的职工，曾从该局办公大楼下面挖出来一块据说可以使人升官发财的“镇邪”之物，高约500厘米、长约300厘米、厚130厘米，正面写着“天乙贵人得位”，背面写着“阴阳联合气，生高天乙”。据说，这是专门从浚县请的风水先生施过法的“镇物”，埋在这里是为扭转局里每况愈下的局面。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年过去了，该局并未走出困境。 　　二、迷信数字 　　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迷信可谓到了痴的程度。他非常讲究吉利，喜爱“8”字，坐车要带“8”字的牌照，出门要选有“8”的黄道吉日，甚至连开大会也要定在逢“8”的日子。他还经常向人夸耀自己的名字每个字都是八画，连起来就是“发发发”。重庆修筑豪墓的冯文超在任期间，黔江地区每年的烟草工作会，都固定地安排在“要想发，不离八”的正月初八开，且非常注重营造气氛，要大放鞭炮及彩球；还有的腐败官员另一种思维是认为官出于“数字”。不顾事实，制造假政绩，隐瞒真事故；有的相信日子的吉凶，行贿受贿时还要挑好日子，拣吉利的钱财数目；有的甚至出门都要讲究个“三六九”，回家要在“二五八”。 　　三、迷捐款修庙 　　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信佛，捐给寺庙的钱大都是索贿受贿得来的。平时私下聊天也多讲佛事，俨然是一虔诚信徒；在与商界人士交往中，则以佛的名义，公开索要大量钱物。他贪得无厌却满口佛语，不知佛门人士听了，将作何感想？想必会惹得佛门公愤：你自己贪得无厌，执迷不悟就算了，怎么还来糟蹋佛法，玷污佛门。类似于丛福奎，经常出入于寺庙，大笔捐款，而暗地里索贿受贿、贪污腐化的官僚绝非仅此一例。想必贪官捐款大概是想获得佛祖保佑，获得此世的福报和下世的幸福吧。 　　 　　贪官迷信心态种种 　　迷信现象在一般群众那里出现还可理解，因为封建迷信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而现在有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有些县级干部，却“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科学信风水。” 　　为何贪官“台上作科学报告，台下搞烧香祷告”呢？为何无神论的教育敌不过有神论的流毒呢？ 　　理想信念丧失。 　　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学习，不追求进步，有的还热衷于跑官要官，或者贪恋钱财，或者沉湎于灯红酒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蜕变，理想丧失，信念畸变，产生信仰危机。最后，便相信迷信，开始求神拜佛。人称“祁马列”的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祁崇岳，年轻时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后又在盐城市长期担任宣传部长。在早年，他曾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头脑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这时他虽然也讲马列，但只是讲给别人听，或者仅仅挂在口头上，后来工作上出了问题，多次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评，他感到“进步”无望，于是便弃马列而“信仰菩萨”，“护身符”不离身，“祁马列”变成了“祁菩萨”。 　　“官本位”思想作怪。 　　那些口口声声自称“唯物主义”者的腐败官员并不“唯物”，之所以热衷于“求神拜佛”、“风水造人”，最主要的是他们已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信仰，丧失了理想、信念，沦为十足的“官迷”与“迷官”。“官迷”与“迷官”在一些人的意识里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即把能否当和当上更大的官，寄托在“风水”上，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贪官们“从群众中来”，最怕再“回到群众中去”。这又不能不说是科学时代的悲哀。如果说这种人不腐败，谁信呢？ 　　精神空虚，寻求寄托。 　　江苏省南通市原副市长潘宝才，精神空虚，最大“嗜好”就是供佛烧香，甚至连收礼也特别喜欢人家送金弥勒佛。贪官内心里难道真的就相信“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吗？设想贪官如果真的这样信佛法，那么他们还会“以身试法”吗？其实，贪官们求神拜佛，并非为了激发自己内心的慈悲之念，而是因做了恶事内心恐惧，求得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庇佑，给自己那颗肮脏、惶恐的心灵寻找寄托和归宿。贪官们是爱钱的，于是企图通过收买寺院里的僧人、菩萨来得到神灵和佛祖的保佑。 　　所以贪官们在寺庙里花钱大手大脚，从不吝啬。但是，世上没有这样的宗教，能够给那些肮脏的心灵提供寄托。如果历史上“有”过，也只能是邪教，却早已被正义的洪流冲刷得不留痕迹了。对于贪官们来说，既然世上没有这样的邪教，那就把求神拜佛作为心灵的皈依之所，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心存侥幸，幻想逃避。 　　每当反腐风云激荡之时，贪官们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戚戚如丧家之犬。案未发时，疑心重重，总觉得自己已被人盯着，防这防那，疑这疑那；反腐风声急、形势紧时，担心自己被别人举报，或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因而诚惶诚恐；案将发时，又心存侥幸，以为不会查到自己头上；案发后，忧心如焚，既忧自己会落得何种下场，又忧与自己有牵扯的老婆、孩子等。贪官之所以相信占卜算卦，烧香拜神，对迷信“虔诚”，只是想通过对神的“诚心”，求得神的保佑，存着侥幸心理，企图逃脱惩处。 　　破除迷信：还政治以文明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如果把迷信当作真理顶礼膜拜，社会风气怎能清净，群众利益又有谁来维护？迷信思想“害莫大焉”，它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回潮、滋生和蔓延，是对社会风气的污染，是对科学发展的亵渎，是对现代文明的挑战，更是对党的政治形象和党的事业的极大破坏。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 　　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走向文明，现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迫切要求。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人的理性粉碎了迷信，而人的感情也将摧毁利己主义。”对党员干部来说，坚定正确的信仰，破除陈腐的思想，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摈弃恶俗和一己私利，是一项尤为迫切和紧要的工作。相信群众还是迷信鬼神，一事当前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归根结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做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排除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的干扰，始终保持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清醒地把握规律和全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气魄迎接困难和挑战，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当然，仅靠自身觉悟是不够的，还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把领导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此外，要走“依法治国”的路子，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和约束我们的党员和干部。 　　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领悟“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真谛，恪尽职守，自觉、严格地要求自己，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彻底破除迷信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还政治以文明，还社会以月朗风清！ 回到目录  【社会经纬】黄苇町：贪官迷信探源    　　●黄苇町（民主与法制 20031103） 　　贪官迷信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把迷信作为敛财和索贿受贿的手段。这类贪官本身不迷信，这一点，丛福奎是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别人送钱他不要，他要人把钱作为善款捐给女大师，实际上他又通过“女大师”再把“善款”搞到自己手里，是在“洗钱”，迷信活动成为他索贿受贿的手段。类似例子还有，如有些地方的官员为什么热衷于建庙、修塔、给诸神塑金身，而且规格越来越高？表面上他们是要给百姓们带来好运，实际上是让大家掏出钱来，他好搞工程，然后从工程中拿回扣，或者工程队就是他的亲属。这种腐败工程，比那些跑计划、跑项目搞腐败更隐蔽一些。还有一些官员的父亲或母亲死了，大办丧事，请道士作道场，一作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从表面上他迷信是在为父母尽孝，实际上是开了一个收钱的地方，把办丧事当成敛财的手段。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人搞迷信的表面现象，应当看到他搞腐败的本质。 　　第二，用迷信制造假象。这类腐败分子把自己装扮成“善男信女”。因为真正的善男信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那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他们连蚂蚁都不肯踩死，绝不会作伤天害理之事。而装扮成善男信女的贪官们就戴了一副善男信女的面具，给人一种假象。让人相信这么虔诚信佛害怕因果报应的干部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不会从灾民的口中夺粮食，不会为了拿钱搞豆腐渣工程让防洪大堤决口。他们把迷信活动作为“烟幕弹”去敛财，利用这些“烟幕弹”保护自己。 　　第三，以迷信作为精神寄托。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去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会去搞腐败的。之所以搞迷信活动，是因为他对马列主义失去了信心，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去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会去搞腐败的。之所以搞迷信活动，是因为他对马列主义失去了信心，而一个人总得有精神信仰，有精神寄托，不信马列主义就要信别的东西，这时候他的信仰就转变成两个“拜”字，一个拜金主义，一个拜物教。求天拜神活动是掩盖在迷信形式下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迷信活动只是一种扭曲的表现形式，他把自己扭曲膨胀的个人欲望通过迷信活动表现出来。有些人给父母上坟，居然送小姐，说是送给父母，实际上是他本人的一种需要，他想要什么，追求什么，都在迷信活动中表现出来。 　　再者，腐败分子有很强的孤独感，他明白自己的腐败活动见不得天日，不能让别人知道，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他很难找到一个知心朋友诉说，包括那些表面上的伙伴、铁哥们，虽然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共同算计国家，算计党和人民，但是互相之间还要算计。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很孤独的，这些“隐私”无处诉说，无法从人间得到帮助或保护，那么他只能求助于迷信，希望天或神去保护他。同时他们还有很强的负罪感，腐败分子并非天生就是腐败者，有些干部过去也做过很多好事，但由于经不起诱惑，他向公家伸手以及接受黑钱并不是那么坦然，他心里有罪恶感。在搞腐败活动时他们有两个心理上的矛盾：“该和不该”，“敢和不敢”。该和不该，说明他是非观念没有完全泯灭，所以大多数腐败分子在腐败之后有负罪感，有了负罪感，他们就希望通过敬神、捐献来赎罪，他认为这样可以得到原谅，可以保持平安，在这种情况下，迷信活动就成了他们的精神麻醉剂，通过求天拜神来使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第四，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很多腐败分子越来越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行随时有可能被揭露，有些腐败分子是“一夕数惊”，本来被召集参加一个正常的会议，他却想到是不是要对他“两规”。马路上开来一辆警车，他也琢磨着是不是冲他来的。如何抚慰惶恐的心态，他们没有合适的解决途径，只好去求神拜神，寄希望于神灵的庇佑。 　　上述四点前两个是假信神，后两个是真信神。对这些迷信活动和腐败问题，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加强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应当成为我们选拔干部的一个考察标准，如果一个干部经常从事迷信活动，就说明他的思想防线有缺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的干部。 　　其次，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和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使腐败分子打消幻想，让他们不要心存侥幸，否则这种侥幸心理加上迷信活动的麻醉剂，他就会铤而走险。 　　最后，我们要认清迷信活动这一表面现象后面的真正原因，不能把所有的迷信活动都归于腐败。看待求天拜神，有不同的情况，要区别对待。不能把宗教活动当成迷信；更不能把迷信都当成腐败，哪些是可以教育和帮助的，哪些是借助迷信活动来敛财，搞腐败活动，对这样的人要深挖其背后的原因。 　　(注：黄苇町：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是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中国经济学专家，其著作《中国的隐形经济》、《惩腐备忘录》、《苏共亡党十年祭》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回到目录  【社会经纬】邵道生：腐败必然导致宿命论    　　●邵道生（民主与法制 20031103） 　　共产党员应该是无神论者，共产党的干部，更不应该信鬼神、敬菩萨。然而，转型时期的社会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本应是无神论者的却变成了有神论者，而烧香拜神、占卜算命居然成了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在内的“父母官”的官场行为。 　　诸如前文所述的种种例子都说明了什么？它不仅仅说明封建迷信在社会剧变时期的复活是一个事实，而且还说明了它已经逐步渗透到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中来，渗透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来。问题的严重性、可怕性、不能容忍性就在这儿！为什么共产党的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官员会对封建迷信如此狂热崇拜？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仰的丧失、信念的堕落。必须看到，当今信仰危机不仅在社会存在，在百姓中存在，在共产党官员中也存在，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对于像这些人来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一块招牌，是一种当官必须念的经文，纯粹是“升官符”，既然共产主义不灵了，其他的意识形态必然就“趁虚而入”，封建迷信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的教导，这个问题不抓紧，将会遗患无穷。 　　其次，腐败使他们不得不陷入相信封建迷信的宿命论。在共产党的官员中哪一部分人最相信封建迷信？像胡建学、丛福奎等这样的腐败贪官？这些人原本是共产党员中的“精英”，因而熟知党纪国法，知道党纪国法的“厉害”，然而自己贪得实在太多了，也知道一旦“东窗事发”的后果：党票不会有了，名誉、地位也肯定会丢，不仅会进大狱，甚至脑袋也未必能保住，实际上贪官污吏在台上的日子也是整天提心吊胆……怎么办？烧香拜神、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成了这些腐败官员最好的心灵安慰剂、麻痹剂，其实，这些人的智商一点都不低，也知道巫师的咒语、算命先生的话，都是骗人的，然而却持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的偏见，对他的“吉利的话”笃信不疑，甚至顶礼膜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保自己一生平安，一生荣华富贵。所以，最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本身的腐败使这些人从坚定的唯物主义异化成彻底的唯心主义，人一旦堕入腐败的泥坑，什么东西都会变，这就叫身不由己啊！ 　　其三，投机取巧、耍奸浮夸的从政心态使一些官员虔诚于对迷信的顶礼膜拜之中。当官是要政绩的，没有政绩是要下台的，这是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的官场法则。但是，怎么取得政绩？它需要的是为官者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工作，以先进文化为理念的从政行为，然而，如今官场的一些“父母官”，将这些取得政绩的要素统统都忘掉了、扔掉了，代之的是华而不实的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虚张声势，为保所谓的“一方平安”，请巫师来做法；为所谓的“发展经济”，用苍天神仙去保佑，为所谓的“为民办实事”，用建庙造神去满足民众中的不合理的要求，用所谓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用神仙庙宇去“镇妖、避邪”……总之，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不肯学习，不肯踏实工作，不肯把先进文化用在自己的工作上，他们相信宿命论，因而大搞花架子，将工作当作赌博，用封建落后的文化去实施自己的从政行为。想一想，这样怎能改变一方的面貌？怎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政绩？结果必然是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泛滥，民风、政风乌烟瘴气，官场腐败蔓延，长此下去，怎能了得？！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社会的封建迷信还有一种发展趋势，这完全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怎么抓？首先从官场抓，从相信封建迷信的权力者那儿抓，抓他们的信仰，抓他们的从政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封建迷信活动的发展。 　　(注：邵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回到目录  【新闻速递】亚洲华尔街日报：胡锦涛女儿嫁科技业大亨   　　《亚洲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女儿胡海清今年9月秘密嫁给了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前执行长、信息科技业大亨茅道临。 　　报道说，40岁的茅道临出生于上海平凡家庭。1999年，茅道临从“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转任新浪网营运长，2001年升任执行长，但于今年5月卸职。 　　报道说，他与胡海清的婚姻成为中国高干子弟和菁英圈中最新、最热门的耳语。 　　根据“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茅道临在中国信息科技企业家最新富豪排行榜中排名11，身价3500万至6000万美元（6086万至1亿434万新元）之间。 　　报道说，茅道临与33岁的胡海清是今年9月在夏威夷完成终身大事。胡海清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学系。清华大学也是他父亲的母校。 　　大学宿舍室友说，胡海清个性随和、亲切，周末常骑一部旧脚踏车回家探望父母。 　　毕业后，胡海清先在上海上市公司“清华同方”任职，其后前往比利时深造及在两家外国公司工作。友人说，胡海清去年还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企管硕士班注册就学。 　　这篇题为《财富与权势联姻》的报道并说，两人的婚姻代表中共从事市场改革四分之一世纪后，社会阶级的重大变化。过去，权贵后代不是与圈内人结婚，就是和工农兵三大阶级联姻，绝不会是不受尊重的商人阶级。 　　目前并不清楚茅道临与胡海清如何相识相爱。 回到目录  【民主法治】深圳“行政三分制”不了了之 涉及敏感政治问题    　　方案存在缺陷，难以执行。该市人事编制办公室正酝酿替代方案 　　●谢孝国　何树彬（羊城晚报 20031103） 　　本报深圳讯 日前，记者在采访参与制定“行政三分制”方案的专家和深圳市体改办相关人员时得知：今年初被媒体热论并预言今年在深圳试点的“行政三分制”，可能不了了之。 　　 　　“行政三分”不了了之？ 　　从去年就传出深圳今年要试行的“行政三分制”，主要是将政府的职能部门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方面，避免现在三种职能在一个部门内行使的局面。 　　深圳法制研究所研究员钟晓渝透露，“行政三分”方案之所以一直没有实施，是因为中央一直没有批准。8月份时国务院调研组来深圳，有人曾就“行政三分”探询调研组意见，但没得到回答。 　　深圳市体改办一知情者告诉记者，至今深圳市政府也未就“行政三分”发放正式文件，媒体热议也渐渐平息。这位知情者认为，“行政三分”已经“不了了之”。他还透露，深圳人事编制办公室正在酝酿一套“机构改革方案”，类似于当初国务院做法———将一些部门合并重组。有专家称，这可能是深圳“行政三分”代替方案。 　　 　　“行政三分”本身有缺陷？ 　　在上个星期深圳召开的“制度创新与特区发展”高层专家咨询评审会上，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称，由于“行政三分制”不科学，难以实行。厉有为还说，将政府的决策集中在几个专门的决策部门，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现行的政府决策往往在政府的常委会上，而不是一个、两个决策部门说了算。 　　据称，今年上半年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公共政策创新研究”课题，就将深圳的“行政三分制”面临的困境作为个案研究。其中写道：中编办在深圳进行政府体制创新改革试点，遇到的最大困境是，既要对深圳政府进行创新性改革，又不能涉及深圳的政治体制，就是说，这次改革不涉及地方政治体制改革，而政府体制创新，在中国必然涉及到政府与党、政府与人大、党与人大的关系问题。 　　 　　部门利益掣肘行政三分？ 　　一曾经参与“行政三分”方案策划的专家说，所有改革都必然涉及利益重划。这位专家说：“以前我们搞国企改革，把改革对象弄成国有企业，这是不对的，真正应该改革的是政府自己、政府对企业的领导方式。”后来搞文化体制改革同样如此，“政府只想改革别人，一轮到折腾自己就不干了”，官员们的“利益障碍”是导致“行政三分”胎死腹中的最关键原因。 　　这位专家还说，还有体制障碍和认识障碍，政府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改革必须得考虑他们的利益，但我们却没有渠道来安置被分流官员。西方国家做法是，将因政府改革而分流的官员安排到“第三部门”（非政府部门，类似于民间组织）”，和改革前相比，“下岗”官员的工作内容不会有太大变化，个人利益受损较小。如此改革便不会因“利益障碍”遭到官员们抵制。在官本位根深蒂固情况下，退而求其次，“为被分流的官员安排好去处”不失为一个减少改革阻力的好办法。 　　 　　经济特区难承政治试验？ 　　上半年，在媒体热论深圳定位和未来走向时，综合开发研究院有专家称，20多年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上先行先试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深圳特区要继续保留下去，今后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特区。深圳社科院教授杨立勋则称，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曾明确深圳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如今上层对特区的定位并没有明确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试验，“行政三分”等事涉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话题，谁也不敢强调先行先试。 回到目录  【民主法治】舒可心的个人竞选之路    　　●本刊记者 胡奎 吴佩霜 张澜（中国《新闻周刊》 20031104）  　　以个人自荐方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并不是新闻——1998年，湖北潜江市一名教育工作者姚立法就首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当选该市人大代表——但直到今天，它面临的现实困境仍然存在。 　　舒可心和他的民间选举事务办公室的经历，也许从某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竞选机制改革的前景 　　 　　舒可心，男，44岁，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朝阳园业主委员会主任——他是北京市第一个自荐任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并成功当选的业主，现在，他又以设立中国第一个民间选举事务办公室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一个特殊的“助选办公室” 　　舒可心的目标是：通过公开竞选，成为北京市朝阳区的人大代表。为此，他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助选办公室”——“舒可心公共事务办公室”。 　　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目前有两名大学生志愿者，21岁的朱思昊和聂鑫，均为北京广播学院三年级学生。从办公室成立起，他们一直承担着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朱思昊，是这个办公室最早的策划者之一。 　　“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将意味着开创一种专业化的选举模式。”朱思昊说，在国外，参选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参选涉及很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参选人亲历亲为将付出很高的社会活动成本，通过一个可行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这种方式可以被复制，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到最大。 　　早在1998年，湖北省潜江教育局工作人员姚立法，首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今年5月，深圳市福田区人大换届选举中，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又一次以同样身份参选也获得了成功。正是这两起成功的先例，激发了舒可心们的参选热情。 　　朱思昊发现，今年正好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五年一届的选举年，于是他大胆提出了成立“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的设想。 　　7月20日，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包括舒可心、“打假专家”王海、朱思昊、聂鑫等8人，其中5人都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在校学生。 　　王海的加入并非偶然。2000年，舒可心作为朝阳园业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主持了业管委的一次会议，王海是嘉宾之一。会后，王海找到舒可心和一位律师，提出组建“三人维权小组”，三人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正常运转。2002年这个小组参与了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修改，并因此成为当年“3·15”晚会最佳维权小组的5个提名之一。 　　当办公室成员们第一次坐到一起时，想到的第一问题是：不能像姚立法和王亮那样，以个人骑着自行车上街贴海报，或者给选民们写信的“笨方式”来竞选。 　　在一家名为“选举与治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助选办公室的一整套完备的竞选推广计划。该计划不但解释了设立办公室的目的、性质，还对办公室职能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具体描述了办公室组成人员、竞选宣传方式、和选民接触的方式以及助选团募捐公告等等。 　　这个计划同时保证，所有活动在实施前必须先通过合法性审查。 　　为了确保每一项工作都是合法的，他们研究了大量的法律，“哪怕是贴海报，我们都要认真考虑，必须遵照《广告法》以及《市容管理办法》等规定做。”朱思昊说。 　　这个选举班底还决定以公开的方式参加选举——包括定期召开内部会议、与政府官员会面，并使用摄像机进行全程记录。 　　按照计划，他们将发动十位以上本届人大代表对舒可心进行提名，或者发动选区的选民为舒可心提名，争取进入正式候选人的名单；如两种途径行不通，则以自荐参选人的方式参加选举。 　　 　　“助选办公室”的选招 　　办公室成立后，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9月26日，舒可心和朱思昊、聂鑫参加了“保护土地所有权”的研讨会，目的是学习有关土地使用权方面的知识，为随后即将开展的社区相关咨询储备知识。而在社区开展咨询，是“助选”办公室为扩大舒可心个人知名度、建立与社区选民良好互动关系的重要一环。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报道了业主为参选人大代表成立“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一事，办公室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 　　几天之后，王海表示他也将参选。“原来以为只是北京户籍的居民可以参选，适合的人选中，只有舒可心是北京户口。”后来，负责相关法律研究的朱思昊偶然发现，今年北京市的选举条例做了一个修正案，不具备北京户籍，但在北京居住的人员，亦可以参选。 　　10月22日，秀水社区的居民第一次听到了这件“新鲜事”——有人要自荐参选区人大代表。这是朱思昊到秀水社区做调查的成果。 　　下午3点多，朱从社区北边往南边走，发现这里的居民以老年人居多。看到院内有人聚在一起聊天，他就上去搭话、聊天，告诉他们：“有人想参选人大代表，想了解一下居民的生活问题。” 　　话刚出口，其中的一位老人警惕地问：“你哪个单位的？” 　　在获知他不代表政府后，老人很冷淡地说：“不是政府的，不管事。”并称“选举这东西和我没关系”。 　　而另外一位老人情绪挺激动：“这儿的老头老太生活没保障，每楼十几个，生活困难，养老保险没有，医疗费也不能报。” 　　朱思昊耐心地解释说，他们参选，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如果当选，会设一个代表办公室来接待选民反映问题。他还留下了联系方式，并允诺社区里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结果是，“他们挺高兴的，也很满意。”朱思昊说。 　　采用这种逐个攻破的方式，他向几十个居民作了参选宣传，尤其对社区内准备拆迁的三幢楼内的居民进行了推广。“在社区里，存在着‘舆论领袖’，他们接受宣传后，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这个“助选”办公室还有自己的竞选口号：“让每一个公民都投出真实而有效的选票，让每个公民都拥有自己权益的真正代言人。” 　　 　　尴尬的选举班子 　　10月17日下午4点，舒可心到达北京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与主任王芳见面。 　　争取到这个面谈的机会，对他来说并不容易——4天前，聂鑫以“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的名义，与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接触。接待她的工作人员李丽表现得很谨慎，她说:“不清楚你们机构的性质，需要查明相关的法律。” 　　15日，李丽来电话告知，经过上级领导协商，17日下午约见舒可心，但希望由舒可心本人直接与主任王芳联系，而非通过助选办公室进行接洽。 　　但舒可心最终是和其办公室的两名成员——朱思昊和聂鑫一起来的，这让会谈的气氛一开始有些紧张。 　　“我们只接待你一个人，不会和你们的助选办公室发生任何联系。在中国，从没听说过公民参选，还带着自己的选举班子。”王芳说。 　　舒可心却坚持要以助选办公室的名义谈，“助选办公室不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任何一个团体或者组织，是我们探索的一种分工模式：由助选办公室帮助那些有才有志之士，进入政治领域。” 　　当与舒可心同行而来的一名摄像师准备拍摄时，主任王芳也立即叫来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拿出数码相机给舒可心等人拍照，并记下他们的姓名及其工作单位，输入电脑。 　　舒可心说：“刚开始，王芳主任甚至以为我要挑战中国法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后，双方的谈话气氛变得缓和了一些。“我想我们至少已与这位主任达成了初步共识。”舒可心说。 　　初次接触顺利，并未让舒可心感到乐观，事实上，能否与政府有效沟通和达成共识是舒可心参选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此外，为竞选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们还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之一是，他们想了解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的情况——查询114时，却被告知，“人大电话是保密电话”；而有关部门的解释是，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包括工作单位、职业、职务、家庭住址以及联系电话等都是个人隐私，非经代表本人同意，不得向外公布。 　　舒可心对此不解，大多数选民对于人大代表“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甚至是“不识其人，不知其名”，怎么能通过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呢？ 　　他向记者表示，如果他竞选成功后，会成立一个以舒可心命名的人大代表办公室，每天定时接待来访公民，一天12小时开放，设立常设电话和电子信箱，接受咨询和投诉。 　　这位以房地产维权被人熟知的专家，手机几乎24小时都开着，除了朝阳园小区、北京市甚至全国各地的业主，经常慕名给他打电话咨询求助。 　　舒可心公共事务(选举)办公室成立之初，有明确的分工，法律研究方面由朱思昊负责，聂鑫负责新闻稿的发布，还有专人负责广告、日常记录等。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工作的开展，部分人员陆续退出。“计划工作时，说得很好；但落实到行动上，完成很差。”朱思昊把这些归结于“个人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现在，5名学生中只剩下他与聂鑫，所有的事情，都有待他们两人完成。“我们都在超负荷工作。” 　　这还远远不是他们面临的全部问题。 　　 　　一个人嚷嚷的选举 　　“宣传有问题，资金有问题，人手有问题，处处都是问题。”聂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坦言相告。 　　其中，宣传是最敏感的环节。在与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主任王芳面谈时，她就再三强调，采用贴海报、发传单等类似的宣传手段，必须提前将相关情况向市委组织部、市管委通报，而且必须遵守《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规定。 　　“她希望我们不要进行很多宣传。大家没有习惯思维的事不要去做。不要挑战大家的惯性思维。”聂鑫说。 　　然而，没有必要的宣传，舒可心的名字将无人知晓，这个“度”如何把握着实让人为难。 　　助选办公室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资金。根据9月1日编制的第一次预算案，他们预计张贴三类海报共240张，每张成本6元；海报设计费用400元；制作2000个环保便民纸袋，每个成本约为3角。把雇佣工作人员的费用排除在外，仅仅在这些有形的宣传品花费上，就需要2440元。 　　9月12日，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助选团募捐公告》。但立刻有人提出，这种形式的募捐是否合法？因为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里，只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接受捐赠有规定，助选团并不在此范围内。 　　实际情况是，至今为止，助选办公室在网上公布的募捐账号中没有收到任何一笔募捐款。“如果募不到钱，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果没有钱在电视媒体上做宣传，就要挨家挨户地敲门进行宣传。”管理财务的聂鑫有点踌躇。因为资金问题，助选团已经调整了宣传计划，以降低成本。 　　不过，外界对于舒可心参选的关注和反应，仍然直接影响了一些人。 　　数天前，助选办公室出现了成立后的第一个志愿者，是一个叫丛立辉的女孩，曾在一家网站从事美工，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消息，觉得很有意义，就自荐做志愿者。丛立辉利用朋友关系，联系到沈阳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级美工，免费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海报。 　　与舒可心助选办公室联系密切的，湖南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之子姚遥，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大四学生，也计划参选。另据有关人士表示，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佟丽华已经对外宣称准备参选。 　　舒可心将自己的参选称为，“一个人嚷嚷的选举”。在他看来，坦白、诚实、知识、能力是竞选的砝码。舒可心的助理朱思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也许我们会失败，但参与的过程很重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选民了解到，他们手中的选票是有价值的，应当投给能够代表他们权益和声音的人。”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朝阳区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舒可心和他的办公室的出现不置可否。 　　10月25日，舒可心接到了选举委员会的电话，告知已经给他做了选民登记，获得选民资格的人，可以在11月18日之后接受候选人提名。 　　在这个仍处于争议中的助选办公室的大事记上，非常明显地标出了12月10日这一天投票选举日。中国第一个助选办公室“试飞”的成败，将随着那一天的来临揭晓。 回到目录  【民主法治】孙大午资金链缺口千万 柳传志亲自写信表示支持    　　●北京青年报 20031103 　　昨天清晨，在大午集团门口炸油条的师傅告诉记者：“以前炸油条每天能赚三四十块钱，上午9点多就卖完了。现在不行了，厂子里辞退的工人多了，来吃油条的人都少了将近一半。” 　　孙大午面临的问题显然比炸油条的师傅要大得多。徐水县人民法院近日认定大午集团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300多万元。这笔短期内要还给村民的款项会不会让孙大午的资金  链面临断裂危险？记者昨天的采访正是从这些疑问开始的。 　　 　　困境 孙大午的资金缺口在千万元以上 　　在郎伍庄采访时，村口一位正赶着几只羊的大爷对记者说，他以前借给大午集团的2000多块钱，县里和大午集团的人已经还了。可是这位老人说：“还是想把钱存回大午，大午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心里有数。还能24小时随时取款，看个病啥的，钱能急用。”虽然村民不急着要钱，但是徐水县人民法院判决中提到的1300多万元非法存款的及时归还，仍是孙大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据徐水县委宣传部介绍，县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防止老百姓出现挤兑现象，已在前期垫付了700万元的资金，用于全额支付5000元以下的村民存款、5000元以上村民存款15%的部分。 　　记者同时获悉，大午集团与徐水县当时签署的借据中还款期仅有半年，再加上徐水县人民法院判决中提到的1300多万元非法存款的其余部分，大午集团短期内的资金“缺口”至少也在1000万元左右。 　　根据县政府清算组公布的数字，目前大午集团的流动资金在300万元左右。由于孙大午出事，大午集团的经营虽然维持下来，但是仍受到一定影响。饲料厂的一位工人告诉记者，出事前一天能卖200多吨饲料。董事长一被抓起来，许多客户都怕厂子停产，纷纷更换饲料品种，现在每天销售仅为六七十吨。这位工人不无忧虑地说：“要知道饲料厂是大午的龙头企业，能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一左右，客户换饲料品种后一般很长时间不会再换回来，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据了解，大午集团每年的利润在600万至700万元，今年则肯定达不到这个数了。 　　 　　困境 投入3000万元的大午中学“拖住”大午 　　真正让大午集团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是从1998年起开始筹建的大午中学。根据县政府清算组的评估，这所囊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校仅固定资产就达到3170万元。在这所郎伍庄最“豪华”的五层教学楼里，微机室、多媒体语音教室、高标准化学实验室、物理仪器室一应俱全。 　　据大午中学的副校长介绍，根据县里的收费标准，同水平的学校收费一般都在三四千元一年，大午中学初中学生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是每年1800元。从1998年到如今，大午中学尚没有摆脱亏损状态，始终是孙大午靠企业赚的钱来养活学校，孙大午从村民那里借的钱也主要投在学校发展上。 　　 　　回顾 从1995年至今只拿到过两笔贷款 　　“从银行贷款要比吸收村民资金成本低得多，你们为什么不找银行贷款，而是去寻求高代价的社会融资？”面对记者的诘问，孙大午一脸无奈：“我们当时从1993年就开始去银行贷款，但是试过多次都没办成过。” 　　1993年前后，大午集团当时还是个小型饲料厂，需要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饲料生产设备，找到当地的农村信用社，没贷到钱；1995年，大午集团投资50万元要建一个“养猪养鸡”技校，申请贷款未果；等到1996年、1997年，大午开始兴建大午中学，急需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大。 　　大午集团在十几年里，总共得到过两笔政策性贷款，一笔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时，赢得了河北省农行对农业大县的一笔专项贴息贷款———250万元；第二笔是1996年，孙大午被河北省政府评为“养鸡状元”，得到了农行的第二笔大额贷款———180万元。这都是政策性贷款，大午集团直到今天都在“续贷”。根据清算组的评估，大午的总资产在9800万元左右，如此雄厚的固定资产做“靠山”，孙大午的贷款为什么这么难？孙大午的儿子、大午集团代理董事长孙萌对记者说：“除了民营企业本身贷款难的客观原因外，父亲的直脾气也得罪了不少人。”2000年孙大午为了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需要筹资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无果的情况下，孙大午听了别人的劝说，让集团的财务拿了1万元给当地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员。这1万元很快就打了“水漂”，孙大午一气之下非让财务把1万元给要回来，最终也只要回了6000多元。而大午集团从此与当地金融机构也就断了联系。 　　 　　未来 融资难题无解还是多解 　　可以肯定，仅靠自身资金实力，大午集团很难在短期内把这1000多万元还给村民。不仅如此，大午集团的饲料厂办公楼、大午中学五层高的图书馆，目前由于资金问题还是“半拉子”工程，企业自身发展也需要大笔资金。 　　“大午拿什么来还款？会不会出售3000多万元的学校？”针对在当地百姓中的一些传闻，孙大午非常肯定地回答：“不会，学校还要继续办，娃娃们还要上学。我现在出来了，可以找到更多的办法筹钱，比如说找银行贷款、在职工内部集资，或者把资产股份制，转让给职工。” 　　据了解，由于目前大午集团的副董事长、孙大午的两个弟弟孙二午和孙志华以及集团的财务等人员仍被押在看守所内，集团内的许多事情将等他们出来后再规划。 　　徐水县县委的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银行以后贷给大午集团资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毕竟大午仍是徐水的龙头企业，政府也会支持它发展的。 　　 　　声音 　　民营企业一定能得到公正、公平待遇 　　10月31日，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发给孙大午的儿子孙萌一份有亲笔签名的传真，全文如下： 　　尊敬的孙大午先生： 　　您好！ 　　我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看了中央电视台有关你的节目，对你的境况很同情。中国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会有法律、政策等诸多方面不配套，这样必然造成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经营中的难度。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虽然没有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大)，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另外，三中全会对发展民营经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明确的支持，相信中国的市场环境会越来越好，民营企业一定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 　　祝一切顺利！ 　　柳传志 　　2003.10.31  回到目录  【民主法治】关于审查国务院247号令的建议书   　　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7月）的建议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5月27日，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徐水县公安局拘捕，至今已近3个月。此事件发生后，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如果认定孙大午有罪，我们认为这是欠公正的，是有悖于我国宪法精神的，也就是说孙大午案与适用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存在着是非问题。经过法案解析，我们认为这是一起可以并且能够改变错误法规的典型个案。依照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1998年7月颁布的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建议。 　　 　　一、孙大午的行为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实践和成果，是我国法律要保护和鼓励的行为。 　　1、孙大午为建立良好的政府与企业之关系作出了贡献，为推动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作出了牺牲。 　　 孙大午是一个农民，白手起家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固定资产过亿元的大午集团董事长。自1985年与妻子刘惠茹携手创业以来，孙大午经历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消费者，政府不是市场的主体。很显然，市场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退缩并受到约束、企业家权力得到解放并扩张的过程。市场经济国家无不承认和尊重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精英代表”，一般民众也把企业家列为最受尊敬的人。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无不尊重企业家的实践，在现行法规与企业家行为相冲突的时候，他们遵照实践第一的原则，首先认可企业家的行为，其次寻求法规的修改和通融，为企业家扫平前进路上的障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昨天还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请下神坛，重新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软件和硬件，这些软件和硬件就是价值观念和制度、法规。 　　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受到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无法适应走在市场经济前头的企业家，常常不自觉地利用一些滞后的法规“保卫”部门利益，主观上给企业家带来不便和痛苦，客观上使市场经济发生逆转。发生在河北的孙大午案，徐水县警方和所谓专案组的左倾表现，使一方百姓有“红色恐怖”的感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为民谚“不到广州不知自己钱少，不到东北不知自己胆小，不到成都不知自己结婚早，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不到河北不知‘党的领导’”作了很好的注脚。事实上，河北一些地区亟待改善党的领导，以落实执政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 　　 孙大午如果生在南方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他的所作所为也许会受到扶植和嘉奖，可惜他生长在市场经济相对落后和意识形态相对保守的地区，必定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讲，政府应该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否则只能酿成悲剧。目前，是到了制定《地方政府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时候了 　　2、孙大午重塑了企业的概念。 　　一般认为企业是整合资源创造价值的组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不是万能的，她不能满足人所有的需求，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交易所能获取的，需要第三部门和政府共同营造一个适合利益共同体生活的空间。 　　孙大午看到了企业的局限，重新定位了企业，他的企业“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他的企业仅仅因为不愿意行贿、给回扣，多次在商务活动中拒绝了可以营利的机会；他赞同乌龟精神，他的企业稳步发展没有大起大落，他注重企业的后劲蓄发，企业的产业链条基本上是农业、牧业、养殖业、深加工业、教育业；如果经济效益是鱼，社会效益是熊掌，孙大午是毫不犹豫舍鱼而取熊掌的；他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真正的先富带后富，使周围十里八乡的劳苦大众脱离了贫困，他的敬老尊贤广受赞誉。 　　3、孙大午是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我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农村并非偶然，因为农村的贫困使农民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穷则思变，安徽小岗的农民用生命作代价推动了举世震惊的改革开放。城市的另一条改革开放之路同样充满了流血牺牲，有多少人曾被以“投机倒把”、“开地下工厂”的罪名送进监狱。二十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孙大午，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挑起了农村第三次改革的旗帜，如果说曾经如火如荼的乡镇企业崛起是农村改革的第二次浪潮的话。 　　孙大午没有受过正规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管理教育，但是他的创新实践和理论思维，使他在第三次农村改革中充当了先锋。孙大午切身体验到基层政权的职能部门服务意识不强，管、卡、压却一个胜似一个。他的《建议出台‘临时乡村法’》就是要求农口的各个部门一条龙办公，与今天在各个先进开发区流行并推广的一条龙服务入驻企业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在我们国家虽不至于是二等公民，但确属弱势群体，对农民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歧视性措施。比如城市孩子“普九”教育由财政负担，在一些农村就要由农民自己承担很大一部分的教育费。孙大午要求成立农民自己的组织，不然农民本来就很少的一点剩余，如何避免被挤占呢？这是解决农民生存和发展权的一条根本办法，是解决“三农问题”釜底抽薪的大胆尝试，是为国分忧，为民解困。 　　4、孙大午是建立地方良绅政治的前驱。 　　我国农村城市一体化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农村也要走向地方自治走向公民社会走向社区化，政府应该加以有效监督善意引导。有时公民走在前头，就要担负起教育政府的职责。 　　农村是乡土中国传统政权不严密控制的单位，自古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在乡村基本上是良绅政治，也就是说由绅士们代行国家政权职能。皇权下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经济的，因为成本太高，也就是今天农村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是造成农村税费高、农村发展近年来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乡村，不需要科层制政府职能部门一竿子插到底，管的越多越管不好；不需要权力的高度分立，有农民自组织的二元制衡机制足以应对。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村涌现了一大批类似孙大午的农民能人，他们富而仁，是恢复良绅政治的建设性力量，是我国扩大基层政权基础选择的对象。事实上孙大午以孝治厂、以德办教育、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已经发挥了良绅政治“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功能。孙大午的大午集团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制定歧视性、压制性土政策的南街村截然不同，和过去设立土围子与政府不合作的大邱庄泾渭分明。 　　5、孙大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大发扬者。 　　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复兴。孙大午在这方面取得了值得大书特书的成绩，孙大午推崇孝道，落实在爱；孙大午召集“首届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鼓励国学研究发扬国粹；孙大午厂里写满儒家格言警句，建有历史画像长廊、惠儒亭、敬儒祠，追怀孔子、关公、岳飞、孙文等先贤，大力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孙大午推陈出新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的法治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治理企业，可圈可点。 　　6、孙大午以身试法冲击金融垄断。孙大午对农村金融垄断体制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忍无可忍，多次公开演讲呼吁政府允许小金融钱庄、钱户在农村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应该重新认识农村的民间借贷，允许由富裕农民牵头成立“农户钱庄”，让农民、农村有一个自己造血自己用的机制，让资金在农村流动起来。孙大午就这样依托与农民、工友、亲朋的信任关系建立了自己的信用体系。金融说到底是信用关系，而不是经过谁批准领到什么执照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到今天也没有借款户以受害者、受骗者的身份起诉孙大午，如果按照民商法优先于刑法的适用原则，孙大午与储户的关系完全经得起时间和民商法系的检验。市场经济，政府没有理由率先介入依然有效的民间契约，除非一方认为受到伤害进行起诉。至于相关的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硬性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等，完全是带有计划经济印记的产物，也很难说能准确反应今天的市场经济。 　　7、如果按照“三个代表”理论，则孙大午是实践中的典范人物。 　　中国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力量，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孙大午除了具备以上诸点外，还具备敢闯敢冒敢思考的性格。他的企业直接解决了2000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仅以工资形式支付给企业驻地郎五庄村民的财富达到300万元；他的大午葡萄、大午烤鸡远近闻名，向市场提供了优质的产品；他的中学每年升学率平均达到70%以上，在当地属于领先水平，他向社会提供了优秀的人才；因为孙大午的身体力行，因为大午集团的示范作用，周边乡村社会空气得到净化，多年来没有刑事犯罪。用不着再举更多的例子，历史会证明孙大午的的确确是落实“三个代表”的正面典型。 　　 　　二、为什么要审议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1、此法规出台的背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金融链条适度从紧，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当时出台这部行政法规主要是为了整顿金融秩序，抵御金融风险，是完全具有历史意义的。但是应该明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子在于投资的失败，而不在于金融资本本身。 　　2、此法规的不足。此法规模糊了人们对一国财富的真知。一国的终极财富不是这个国家所拥有的货币资本，也不是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或众多人口，而是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此法案从立法思想来看，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带有明显的政府本位色彩；带有明显的强化金融行业垄断地位的色彩；从技术上来看，带有明显的操作不便色彩。徐水县人民银行将孙大午案移交徐水县公安局侦办，原则上徐水县人行必须证明这些被孙大午吸收的款项如果在她手里将发挥更大效益，而徐水县人行不是市场主体，她无法证明上述问题，也无权证明上述问题。如果她是代表徐水县农行或其他商业银行出面，那么她就是既参与竞争又参与裁判，这与市场经济的常识相悖，她肯定会偏袒一方而伤害另一方。 　　3、此法规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市场经济讲究资源配置，以取得效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要求行为主体必须平等，不得加以歧视。企业是企业，银行（指商业银行）也是企业，货币资本虽有特殊性，但仍然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资源，银行并不天然具有获得货币资本的优先性。换句话说，同是“企业公民”在法律面前必须平等，在资源面前必须平等。如果认可并从法规上保护偏向银行的这种规定，显然对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的。事实证明，银行优先获得金融资本并不一定带来效益的最大化，世界500强中有银行，但更多的是企业。所以，世界各国的企业和银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银行在像企业一样混业经营、多元化经营；企业可以通过银行获得货币资本，也可以像孙大午那样通过其他的渠道直接得到货币资本，进行类似银行的资本运营。 　　4、此法规是对我国百年来商业传统的漠视。即使在被认为是腐败的满清王朝，人们开设钱庄也是臣民的一般权力，而没有像现在这样强调金融特殊化，强调得过了头。查我国民间钱庄、银行先于国家银行为不凿之事实，1867年左宗棠向外商借款白银120万两，即由上海的票号汇到山西运城，然后转汇至甘肃充作军饷的。中国第一家民间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早在1897年就在上海设立总行，而国家银行清王朝户部银行迟至1905年始有。延至国民政府时期，民间金融力量仍然可以参与到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均设商股，并有商股董事。即使国民政府结束在上海的统治，也未将上海203家私营银行、钱庄收归国有。 　　 查民间企业向有吸收存款之权利。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集团申新企业设立“同人储蓄部”，吸收巨额存款。创始人荣宗敬自任储蓄部经理，其子荣鸿三为主任。总部设在上海江西路58号申新总公司内，另外在无锡申三、常州申六、杭州拱宸桥茂新批发处、汉口福新批发处设立了四个分部。不到两年吸收职工存款四百万元，用于企业发展，每年节省利息二、三十万元。 　　 同期，旧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企业之一天厨味精公司的天厨营业所自1930年起以高于银行的利息吸收职工及亲友的存款，至1935年这批存款已达八九十万元之巨。 　　5、继续实施此法规的危害。此法规对市场经济是破坏性的。如果不怀偏见的话，借款户（多为村民）借款给大午集团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投资，他们出让土地给大午集团，然后去大午集团做工，村民和大午集团共同盘活了土地、货币、人力等各种资源，形成了良性循环，是市场经济选择的结果。村民借款得到高于银行利息的回报，是因为大午集团可以半夜兑付借款，提供了高于银行的服务水准。实施此法规意味着借款户（村民）只能把钱存到国有银行，借款户（村民）的市场行为被强行压制回到计划经济。 　　此法规的严格实施将给整个民营企业、部分国有企业带来灾难，进而毁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民营企业的普遍现象，是部分国有企业的无奈之举。 　　此法规使本已经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大局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使金融资本不能和其他资源自由搭配以发挥整合优势，使我国分裂的资源市场不能发挥聚合效应，将使我国生产力发展受到进一步压抑。 　　  　　三、连带法律建议。 　　从历史经验来看，渡过金融危机后，各国均立即恢复并扩大信用基础。显然我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存在太久了，僵化过时了。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修订或废除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责令有关部门无罪释放孙大午，并掀起一个审查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法律法规的高潮。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立法，而不注重对旧法的清除。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旧法规一天不清除，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我国法律体系确实面临一个鼎新革故的大环境。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担负起国民的重托，审查《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适用性，决定取舍，给市场经济的中国一块永久的基石。 　　　　　　　　　　　　　　　　　　　　　　  　　　　　　　　　　　　　　　 建议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杜兆勇　胡星斗　张星水　孙达 　 　　　　　　　　　　　　　　　　　　　　 200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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