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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市委组织部 陈予欢
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时期总共开办了十二期，即第九期至第二十期。从1931年“九一八”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随着军事与战局的发展，从黄埔军校本身还繁衍发展出九所分校以及十数所专科兵种军事学校。如果将孙中山先生“办校治军思想”比作是黄埔军校的灵魂，笔者认为：主导和掌握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官佐（以下统称教官）群体”这一领导集团，则是黄埔军校的脊梁，同时又是中国国民党在大陆赖以创建、统领和驾驭国民革命军的“脊梁”。本文试图将平日整理和积累的基础素材，以“黄埔军校第9－20期教官素质、背景、成份与任用的考量与研究”为题，通过分析、比较、考量、探讨等途径，对该段时期黄埔军校教官的基本情况、历史作用与影响，作出初步的探讨与研究。
一、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教官的基本情况
对于黄埔军校第九至二十期的教官组成，经表格化处理后，大体区分为教官（包含军事学科与担当术科训练之队官）、官佐（担当术科与训练之辅助人员）、职员（必需的辅助功能）三大部分。按照《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资料显示的“教职员名单”，黄埔军校校本部（广州、南京和成都）第九至二十期总计有5783人次。根据作者收集整理的各时期各地之分校“教官名单”有3000多人，这部分人员绝大多数系少校以上教官或中队至总队长级军官。由于目前尚缺现成的数据资料可应用，因此本文运用的均系个人长期积累整理的基础资料。根据这份8783人的教官名单，作者通过计算机处理形成了《中央军校本部及各分校第九至二十期教官按姓氏笔画排序一览表》，形成了该课题进行考量分析的基本素材。
在国民革命军中的“黄埔系”，有“黄埔师系”和“黄埔生系”之分，前者由在黄埔军校效力的教官、队官以及校军中的一部分军官构成；后者则由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特别是前六期毕业生构成。本文着重放大前者进行分析和比较。
黄埔军校校本部第九至二十期教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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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别/种类（名） |
教官① |
官佐 |
职员[辅助功能] |
累计（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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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
54 |
34 |
20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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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
239 |
64 |
76 |
3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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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
117 |
59 |
58 |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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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
88 |
38 |
36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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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
132 |
37 |
57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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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
495 |
86 |
68 |
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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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
333 |
49 |
80 |
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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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
604 |
94 |
132 |
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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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期 |
672 |
124 |
119 |
915（141人调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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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 |
614 |
77 |
29 |
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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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 |
256 |
80 |
38 |
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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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期 |
605 |
69 |
50 |
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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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4209 |
811 |
763 |
5783 |
①教官包括：一是各科（类）教官，二是直接参与军事训练的各科（类）学员队官（军校出身），三是查明系军校出身的军事与政治训练部门训育人员等。
二、黄埔军校教官的出身背景
研究黄埔军校抗日战争时期十四年之教官出身背景问题，没有现成完整的资料借鉴，间有学者撰文论述，也以前六期广州黄埔军校时期为主。为了作进一步考量与研究，笔者将手头基础资料，整理成数种统计表格资料，为黄埔军校教官群体勾勒出一幅素描。
黄埔军校教官军校出身背景表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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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
保定
陆军
军官
学校 |
陆军
大学 |
留学
外国
陆军
大学 |
日本
陆军
士官
学校 |
云南
讲武
堂 |
东北
讲武
堂 |
留学外
国军事
专科学
校 |
黄埔
军校 |
国内
其他
军事
学校 |
|
数量 |
861 |
492 |
51 |
115 |
52 |
54 |
39 |
16225 |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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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4.51% |
2.58% |
0.27% |
0.6% |
0.27% |
0.28% |
0.21% |
85.06% |
1.73% |
黄埔军校教官受教育背景表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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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
留学外国高等学校 |
国内高等学校生 |
高等教育班生 |
校本部及分校教官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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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256 |
519 |
82 |
19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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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1.34% |
2.72% |
0.43% |
100% |
从以上两表，在出身、教育、背景、各时期教官比重等方面，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答案：
一是在军事学科和术科方面的教官比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明显高于其他军校，陆军大学生充任教官的数量与比例次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再次之，留学外国陆军大学生、云南讲武堂生、东北讲武堂生以及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生，则处于第三群体。
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教官，以85.06%占据绝对优势。黄埔军校通过历年自身培养的学生，成长壮大为教官群体的主体部分，源自决策当局的重视和培植，是加速军队乃至军校“黄埔化”的结果，也是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处于基数较大的国内其他军事学校生，其中许多成员的第一军校学历仍系黄埔军校，而且这类学校不少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派生的专科军事学校。占据其他军事学校半壁山河的是：在清末民国初期创始于各地或由各省军阀创办的武备学堂、讲武堂、将弁学堂等等。
三是民国时期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军事教育逐渐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常识。黄埔军校在南京时期起，设立了包含上述内容的普通学科以及外国语训练。与此同时，一大批留学外国著名高等院校生，应运而生的回国担当黄埔军校自然科学学科教官；国内高等院校生及专科院校生，也大批进入黄埔军校任教官，其中不少人还担当门类繁多的政治教官；担当教官的另一群体，是黄埔军校自身培训的高等教育班生，这部分人主要由服务于各地方军阀部队，具有实战经验和军事术科的职业军人，进入黄埔军校短期学习训练后留任教官。
三、黄埔军校教官的素质分析
素质，按照《辞海》解释为：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素质还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现代领导科学认为，领导者还应当具有四方面基本素质：自知之明，开拓与创新的持续进取心，善于决断的胆识与魄力和宽厚的包容精神。这虽然是就领导者而言，但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领导集团来说，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是肯定难以发挥最佳效能的。作为黄埔军校脊梁的教官群体，在军校发展的北伐国民革命时期就成为执政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集团，并且继续发挥“教官群体”培植与繁衍的效应，显然是与它的领导者所具有的这样的素质分不开的。
黄埔军校教官群体，是由当时中国几所著名军校培养出来的表现最突出的群体，还有一部分留学外国高等院校和军事专科学校“海归派”组成的。就是这一特殊群体，为抗日战争时期培植着源源不断的军官素材，同时为民国军事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一）教官中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创始于1912年10月，它的前身保定陆军武备学堂创办于1903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军官学校。它所培养的近万名学生，以及先后在该校任教官、队官形成的“保定系”将帅群体，在后来中国的军事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留下了悠远深长的历史影响，至今遗音未绝。近年来随着“黄埔热”带动了“保定热”，有关“保定军校”的话题更是“余音绕梁”难绝于世。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民国时期先后在黄埔军校本部及各分校担任教官（队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总计有861名。这个数字显然高于其他军校生在黄埔军校任教官的数量，原因有三：首先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基数较大，其次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录，以及教官的存史资料较完整，三是因为保定军校早期生，还包括其前身保定陆军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生出道较早雄踞要津，师生效应络绎不绝。实际上，按照笔者掌握的保定军校学员教官名单有10171名，目前记载在黄埔军校任教人数，仅占其8.74%。但是与其他军校在黄埔军校任教人数相比，则明显高出许多，从另一侧面说明保定军校的教学与质量在当时是第一流的。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就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员。当时在北洋军和地方军阀中，一部分“保定生”早在清末民国初期就已成为带兵主官，“保定系”曾是当时军界朝野“最吃得开”的几个军人派系之一，一段时期保定军校学历“含金量”见涨，成为许多地方军阀或军校升迁的“敲门砖”。在上述这部分人引荐和带动，黄埔军校前六期就有371名保定军校生任教，还占踞了军校许多重要的中上层位置。许多优秀的保定军校生教官，还成为黄埔军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学主要力量，为黄埔军校教学内容和形式的“中国化”，在推进军事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为黄埔军校教学质量和提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保定军校生在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的基数较大，可以确信其影响与作用是最为广泛和突出的。
（二）教官中的陆军大学生
陆军大学创始于1906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所最高军事学府，是军事教育制度较完善、设施较先进、历时最长的高等军事学校及国防研究机构。陆军大学虽泛指陆军单一军种，但实为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旨在培养能统辖三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和参谋人才。它的诞生与发展，是我国高等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开端及里程碑，为长期封闭的中国军事教育领域，注入了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军事技术知识。陆军大学到1949年迁移台湾止，经历了四十三年，各期班科学员总计毕业生有5100余名。
由于是高级军事学校，他的学员之前已经受初中级军校教育，因此陆大学员本身未能形成独立的军事派系，但是陆大学员有许多在军队中担当军事指挥主官或高级参谋重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军事与战局发展，陆大学员逐步受到重用，一部分还进入最高军事机构参予战略与策划、军队编制及调遣、军制军令的拟定与颁发，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防建设乃至战争进程，曾发挥过重要的推进或延缓作用。
黄埔军校成立后，陆续有陆军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职官或教官。根据资料显示，总计有492名陆军大学生（限于篇幅表格从略）曾在黄埔军校任职，这个数量仅次于保定军校生，居于第二位置。实际上在民国时期，陆大学员一直受到军事当局重用，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鉴于高级军校学历缘故，军事素养相对较高；二是随着军事［军阀］集团的战争需要，早期陆大生多入高级军事机构任职，抗战爆发前后的中后期生，一部分才逐渐获任部队师军以上主官、高参职责，直接参与战争战役的指挥和谋划；三是由于起点较高，陆大学员毕业后到黄埔军校较多担负高级管理职责或军事学科高级战术教官，较少从事一般性队［教］官职责。例如：第八期起设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陆大生有三名；第六期还有副校长及代校务各一名。此外担任黄埔军校本部及分校副主任、处长、步骑炮工辎交科长、总队附和高级教官以上任官有296名，占教官总数60.2%。因此，陆大生教官在黄埔军校中具有层次高、总量多、军事素养优等特点，成为黄埔军校教官群体中层级较高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陆军大学生在黄埔军校大批量的担任教官，具备较高军事科学修养的教官群体，无疑对推进军校军事学科和术科教学水平与质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况且，陆军大学的教官频繁受聘到黄埔军校授课，黄埔军校任队官助教易于考入陆军大学学习，有效提升军校学历以及军官素养，这种优势互补师资互用人才共享的状况，为黄埔军校教官队伍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使军事教学贴近实战，多兵种综合配备训练，注重战役指挥与参谋策划。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爆发后，作战部队初级军官的实战训练，源源不断地填补抗战一线部队初级军官大幅度伤亡减员，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以军事素养较高的陆大生为主体的黄埔军校教官群体，为抗战部队训练和补充了大批合格初级军官，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黄埔军校教官群体有着紧密联系的陆军大学生，最为著名的是：爱国主义将领冯玉祥，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崇高身份，屈就入读陆军大学特别班，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民国军界传为佳话。此外，陆军大学早期生后为陆大知名兵学教官的张国元、唐灏青、梅铸、游凤池、谭家骏、戴锡龄等，也先后到黄埔军校高级班［高等教育班］任高级战术教官。
（三）教官中的留学外国陆军大学生
在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与军事高速发展，留学外国学习军事，特别是进入高等军事院校求学，是许多官僚与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同时被视为跻身军界高层之捷径。据初步统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以前，有大约100多人先后进入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前苏联陆军大学［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其中有52人进入了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三期至二十期深造，占留洋总数的50%之多，成为这批人数量最多的群体。
从黄埔军校发展历史上看，留学外国高等军事学校学成归来，进入军校任职任教的为数不多。据统计只有51人，但与留洋总人数比较却占了50%。从客观实际分析，能有这么高比例的绝对数，应当说是这批人集中进入同一军校的最大群体，从另一侧面显示出：黄埔军校在当时军政界固有的影响力或集聚点。
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这批人，具体分析起来有这么几部分，一是早期毕业生，原先曾任带兵官，进入黄埔军校任教没几年升迁迅猛，倚仗“黄埔”的牌子成为军界高级将领；二是从军校教官［官佐］做起逐渐转升为军事机关首脑或封疆大吏省主席；三是以任教官为始终，专心从事军校教育和军事论述，或是难得升迁以老告终。这批与黄埔军校教官“沾边”的人，依靠 “黄埔”和“中央军”的牌子，晋升为上将的有三人，其中：二级上将一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一人，逝世后追赠陆军上将一人；晋任陆军中将的有十八名。高级将领占该项教官总数的41.2%，较高的晋升高级将领比例，是其他军校出身的教官群体之首。
（四）教官中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
设立于日本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于1874年，它在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政策驱使下，为日本军事侵略的扩张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将领。同时也为清末民国时期各派军事集团和军阀势力训练了一批将领。从1898年创办第一期中国学生班开始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总计先后有1638名中国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许多在后来成为将才，不少人跻身高层显要或军事指挥要冲，成为左右朝政或执掌军机的风云人物，还有相当部分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
与许多国内军校不同的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直至抗战前，部分中国青年学生本着“以夷制夷，军事救国”的初衷与愿望，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作为留洋首选军校。一方面是日本在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较为领先，另一方面是士官学历“含金量高”前景看好。大致源于上述缘故，赴日留学［以及非军事学科］热潮此起彼伏，抗日战争爆发的炮火才将这股势头打住。
军事领域的留日士官生，许多回国后选择了从军行伍，一部分则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占了总数的7%。留日士官生在黄埔军校还是颇受“青睐”的，因为我国自行创办的保定军校、陆军大学以及其他军校，所用的教程和课本是学日本改编的，聘任的军事学科和术科教官也是以日本军官为主。蓦然间回来一批日本士官生执教，着实为军校教育带来了新风和朝气。因此，黄埔军校的日本士官群体，始终是军事教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了解、认识、应对和抗击日本军队及侵略战争，在黄埔军校的军事学科、术科教育以及学员实战训练等方方面面，这些教官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士官生，最著名的是第一期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他是除蒋介石以外的黄埔嫡系中央军的第一号实权人物，“八大金刚”排名第一位，应是军界“士官系”的标杆或旗帜。虽然蒋介石也曾留学日本，前身是日本振武学校学员，充其量是“士官候补生”最终没入学。其次是阎锡山、程潜、钱大钧、汤恩伯等军界超重量级人物。老资格的高级将领还有：黄慕松、李铎、方鼎英、王俊、张翼鹏、张修敬、吴思豫、张春浦、林振雄等，这批人在黄埔军校抗战前的年代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抗日战争前后崛起的高级将领还有：李明灏、张轸、李国良、唐星等。
（五）教官中的云南讲武堂生
设立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翠湖西畔的云南讲武堂，始创于1909年8月，截止于1934年底。1935年9月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昆明分校］后，已与原校有所不同了。云南讲武堂培养了近万名学员，历史上著名的滇军集团及其军事将领，均出自云南讲武堂。辛亥革命民国肇建、二次革命、护法与护国战争以及支持孙中山广东革命政权、北伐国民革命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献身报国成仁者数以千计，成功者大多升为高级将领或任军政要职。它的大部分毕业生充任滇军或其他部队各级军官，小部分进入黄埔军校从事军事教育和训练。它与早期创立的几所军校齐名，对中华民族军事崛起和国家军事历史曾起过重要作用和影响。
云南讲武堂因地处西南偏远一隅，其影响力主要是西南及华南地区，抗战前后才逐渐波及北方和遍布东北。由于有了云南讲武堂学员参与近现代中国许多大事，遂使其对黄埔军校也有了许多关联与反响。黄埔军校1924年成立之初，就有云南讲武堂学员充任队官教官，虽然据目前存史记载的人数不多，只有52人曾任黄埔军校及个别分校教官，但是其中不乏有影响和重量级名人。相对于另外几所近代中国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的公开史料最为缺项，至今仍无整理成书的校史及同学录，散见于各类书刊的云南讲武堂名人资料信息，多少让人“雾里看花”“隔山买牛”始终难摸底数，更为史家望而却步。
纵观黄埔军校的云南讲武堂生，最著名的是第一期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他在黄埔军校任职时间据史载不长。翻开国共两党关系史，最重要和引人注目的是：他于北伐时期在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中央军的经历与任职，凭借“黄埔”的牌子跻身第一军并任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①。这段任职虽短暂但留存史册，今天阅读仍觉几分惊叹和荣耀，毕竟在十大元帅开国功臣当中，曾任国民党黄埔中央嫡系将领的惟叶帅一人。与黄埔军校有“瓜葛”的是朱培德、龙云，卢汉、唐淮源、王右瑜、万梦麟、卢浚泉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有上将陈奇涵，以及两次获得中将军衔［1948.9和1955.9］的曾泽生。
（六）教官中的东北讲武堂生
东北讲武堂前身是东三省讲武堂，成立于1906年秋，1908年10月改名为东北陆军讲武堂，设立于奉天（今沈阳市）小东边门外。1919年3月再度改名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事集团自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从1919年5月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讲武堂共培训学生8900余名，加上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前期培训的学员，总计约11000多名学员与教官。从培养初级军事人才总量计算，与稍早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较毫不逊色。
东北讲武堂在教学内容、规模、质量与影响诸方面，与北京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同时齐名，同为我国军事教育现代化的著名军校之一，东北讲武堂还因设立与办学早于黄埔军校，闻名于国内军界先于黄埔军校。东北军（奉军）作为近现代军事历史上曾经强盛一时的军事集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北方有过重要历史影响和作用，而东北讲武堂则是培养孕育这一军事集团将帅首脑的军官摇篮。无疑是我国第一批正规军事院校和清末民初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它的诞生与发展，堪称近代以来东北正规军事教育之开端及里程碑。
东北讲武堂生真正与黄埔军校发生联系，是在1928年所谓第二期北伐战争以后。学员基数较大的东北讲武堂生，东北军正规部队吸纳与容量有限，除北方派系军队吸收部分外，一部分后期毕业学员流向了黄埔军校。鉴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各分校尚无公开出版校史与同学录，目前史载与黄埔军校有关联的仅搜索到54人。这份名单中，最著名的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不久，就被聘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35年4月2日获任除蒋介石以外的最高级别一级上将，与同时获任的另七名相比是最年轻的，这时没满34岁的张学良整整比其中次年弱的一级上将小十岁。除少帅之外，东北讲武堂生在任教官名单中，没有很有名的人物，检索起来只有获任少将的张廉春（1947.11任）和李铁醒（1948.9任），其余还有7名获任上校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校自行消亡，西安事变后少帅被长期囚禁，它的学生在黄埔军校也难得重用。
（七）教官中的国内其他军事学校生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官群体，除了黄埔军校自身培养的教官，随着加速“黄埔化”成几何基数增长外，最大一块就是由国内其他专科军事学校学员构成的教官队伍。这支教官队伍共有329名，具有来源广泛、门类齐全、黄埔派生等特点。一是各地各类凡是与军事相关的学校，都获得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资格，笔者粗略计算，表中显示有80多所各类军事学校，几乎囊括了民国时期所有军校；二是由于黄埔军校开办之初，为了迅速培养各类军官，加快地方部队“中央化”步伐，朝着综合性门类齐全的军校发展，在1931年之后黄埔军校具有前所未有的包容性、统揽性和专制性，包揽了所有与军事相关学科项目及其教官人员，此时的黄埔军校是军事教育集大成总代理；三是黄埔军校迁移南京复办后，在囊括所有军事项目训练班、研究所基础上，从黄埔军校第九期起，按照科目门类划分出十多所专科军事学校，譬如：步骑炮工辎交、军需、军医、防空、要塞炮兵、警官、政治、战车、航空、陆地测量、机械化、情报、兽医学校等等。
由于上述原因，这批教官列入表内的军校学历，有些是最初学历，有些属第二军校学历，或是任职前后再培训等等。无论他们是那种性质的学习，也不管他们是第几军校学历，总之他们以此为契机，进入了当时最著名的军校——黄埔军校任职任教，为军事教育、军队任官、仕途荣誉、前程命运注入了可能与机遇。这批人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刘湘、李宗仁、蒋鼎文，刘湘以四川军校学历包打天下，成为四川乃至西南一霸，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政中心西迁内地，聘任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仅是一种荣誉，但在当时舍他其谁呢？李宗仁俗称“李猛子”，凭借广西陆小学历牌子，开创了桂系军事集团，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毕生统兵上百万，1936年下半年桂系归附中央后，才获任校务委员并一直任至第二十二期。蒋鼎文作为“八大金刚”之一的黄埔中央嫡系高级将领，也是仅凭浙江讲武堂的牌子，一直干到两个战区司令长官二级陆军上将。俞飞鹏倚仗着仅有的军需军校牌子，进而黄埔军校军需部主任，再成为整个民国时期军队和国家的军需运输交通后勤总管，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没有中将军衔作起点的情况下直接获任二级陆军上将，说明有时再多的学历牌子也无济于事。此外，还有一大批凭借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经历，而后成为中将少将军官。
如果说上述军校生任教稍有规律的话，这类“大拼盘”军校却是无章可循。鉴于前面所说资料原因，这部分教官主要源于黄埔军校本部，仍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发掘。
（八）教官中的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生
有别于上述外国高等军事学校生，综合分析这部分留学外国军事专科学校生教官，是黄埔军校十分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因为在1930年以前，黄埔军校的军事学科和术科教育人才，国内诸军校集聚的教官较为老套生硬，高等军事学校的“海归派”大多不愿作基础教学。在上述情况下，这批教官填补了空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能，发挥了开创性的推进作用。综观全局，这批人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起点不算低，他们在任职任教过程中，实际也为黄埔军校输入了外国军队的操典、条例、规则、训练，还有更重要的军事基础教学经验。
根据资料记载，这部分教官共有39人。具体分析这批人的背景情况，不少是已担任中高级职务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学员，再赴外国军事专科学校学习，回国后再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按过去的话说，这批人“根正苗红出身好”，许多是“正儿八经”黄埔中央嫡系部队出身的。例如：宋希濂、桂永清、谭辅烈，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其中宋希濂和桂永清，后来都成为统兵一方和主管海军的中央军高级将领。此外，曾任军长的还有谢婴白、刘伯龙、龚愚等，曾任黄埔军校骑兵科长的胡竞先，是国民革命军骑兵兵种的创始人之一，后长期主管骑兵学校和骑兵编练事宜。
由于1931年第九期以后，黄埔军校本身派生和繁衍出一批军事专科学校，有部分教官调至相应军事专科学校任官或任教，此后时期毕业回国的军事专科学校生，直接进入对应军校任教，这是黄埔军校本部教官逐步减少的主因。
（十）教官中的留学外国高等学校生
随着黄埔军校本部及其分校的发展与扩张，一大批留学外国名牌大学学子相继入校任教。这不仅因为一切与军事相关的事物都成为当时战争状态下的“热点”和“中心点”，而且在学习先进、引进外国的新鲜事物、追求现代化等方面，军事领域尤其是军校一马当先，显得特别“超前”和“新潮”，令人刮目相看。军队乃至军校在那个时代，属于国家优先发展的紧缺项目，某种意义上当时中国第一流的人才，许多都进了军校或军队，再由于当时的抗日战争状态，军校教育领先与军队发展壮大势在必行而当务之急，为了中华全民族的抗战胜利，黄埔军校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正好反映出抗战时期的国民心态，也折射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根据现存史料，我们发现一批毕业于外国名牌大学，并在国内名牌大学任教的名教授，也加入了黄埔军校的教官行列。在这256名教官（限于篇幅表格从略）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外国名牌大学。其中获得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有24名，获得双博士学位的有4名，获得著名大学硕士学位的有14名；其中：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有116名，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有42名，获得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有13名，占获得博士学位总数的54.2%，毕业于法国著名大学的有29名，获得法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有8名，占获得博士学位总数的33%，毕业于英国著名大学的有8名，还有一部分毕业于欧美国家的著名大学。苏联几所培养革命者的著名大学，在过去印象中，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从表格反映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流向中国国民党，并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除我党我军知名领导人、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外，据统计这部分人有32名。
据资料显示，除了一部分以政客身份担任教官讲师外，还有一些当时知名的政治教官，如陈祖康，他是《黄埔军校校歌》的撰词人，为历届军校师生所传唱。还有王启江、向理润、邝振翎、江雄风、余纪忠、张研田、李厚徵、柳克述、洪世泰、贺醒汉、倪文亚、高 信、梁干乔、梁朝威、黄麟书、程天放等。黄埔军校一期生邓文仪、顾希平、萧赞育曾任不同时期的政治部（政治训练处）主任。当时著名医生陈魏、卢致德、欧阳慧聪、韩云峰曾出任军校军医处处长，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也曾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副校长兼政治教官。从1930年起在黄埔军校开设了普通学科［自然科学学科］课程，一部分著名大学毕业的有关专家，担任了相关学科的专科教官，开设了例如数学、物理、电工常识、地理、密码通讯、防毒化学、航空、机械常识、有线电通信等课程。迁移南京办学后，外国语教育也纳入教学计划，聘任了一批留学外国大学的专家担任起外语专科教官。但从各类教官的总量分析，政治教官所占比重最大，总计有141名，其中有5名是北伐时期的政治讲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方面控制较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普通学科［自然科学］教育和外国语教育，教官的总量骤然上升。抗日战争后期中央政治学校设立大学部后，政治教官的聘任与授课由该校承担。
（十一）教官中的国内高等院校生
相对于上述外国留学返任教官群体，国内自身培养的大学生毕业生，始终是黄埔军校担负各类学科教官的主干力量。我国高等教育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形式的统一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无论是公立、私立或教会办的新老高等学校，在规模上和教学上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与扩充。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众多的毕业学生一部分流向各类军校，黄埔军校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的军校，应是吸收人数最多的，所聘任的教官也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许多国内外著名大学的高级人才任自然科学学科教官，无疑提高了黄埔军校的社会影响力和声誉，对军校本身的军事教育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目前反映的主要是在任教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教官受教育学校，囊括了国内所有著名、知名大学。其中：北京大学有27名，中央大学有24名，中山大学有21名，其他各校人数在10－20名不等（限于篇幅表格从略）。
黄埔军校的这类在任教官，以社会科学方面的人员为主，因此政治教官的人数比例相对较高，总计有189名，占教官总数的36%。中国国民党方面的政治教官，在黄埔军校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继承与发展了执政党在军校的影响力和政治导向作用。政治教官的种类也从第二时期开始，趋向专业化、多样化、政党化和一党专制方面发展，反共与压制“非主流”言行的训导不断强化。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群体，同时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主导军队政治工作方向的主要力量。自然科学学科出身的教官，主要担负普通学科的专科任教，为培养和训练初级军官，传授必要的基础科技知识。从这部分人的任职任教情况总体分析，在职位与等级的任用方面，一般要比留学外国高等院校生教官低些，但是又比其他国内军事专科学校生教官稍高些。
在这类高等院校生教官群体当中，不乏著名和知名的各学界专才。例如：著名历史题材画家梁氏三兄弟，梁中铭曾任《航空画刊》和《时事日报画刊》主编，创作许多反映抗日救亡的宣传画，后主编《中国抗战大画史》；梁又铭曾任《革命军人画报》主编，兼任国军将士公墓筹委会画师，为抗战阵亡将领创作画传；梁鼎铭是民国时期北伐抗战历史题材著名画家，曾任黄埔军校《革命画报》第一主编，创作的著名宣传油画有《惠州战绩图》、《南昌战绩图》、《济南战景图》、《一二八战役图》、《民众力量图》、《敌忾同仇图》等，梁氏三兄弟在抗战前后是较有影响和名声的一方面人物。音乐教官林庆培是知名作曲家，是《黄埔军校校歌》谱曲人，歌曲发表后为历届军校师生所传唱。易水寒则是北方知名的话剧多幕剧作家，先后创作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征服》、《漠北春秋》、《战斗》等。还有在三、四十年代两度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的区芳浦，以及到台湾后出任高级军政官职的蒋坚忍和上官业佑等。综上所述，这一群体的教官，是军事教育和术科教育以外，是人数最多的教官群体，因此在黄埔军校抗日战争大发展时期始终占有较高比例。
（十二）教官中的高等教育班生
高等教育班生之教官群体，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首先是面对的学员较特殊，黄埔军校的高等教育班始设于1932年秋，第一至五期最初主要来源是召集各军（以杂牌军为主）的中上级军官（从少校到少将）带职受训，名为补习军事课程，实系分化非中央嫡系部队内部关系。受训学员普遍抱有“镀金”思想，认为进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从此摘除“杂牌”、“行伍”帽子保全职位。这批人多数出身行伍，或是受招抚的行伍出身，也有原是军需军医人员，有部分利用部队主官的裙带关系，以团旅副职名义进来学习的。每期也有少数由中央嫡系部队派入负有“特殊任务”的学员。因此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粗通文字与目不识丁混为一体，总之是个三教九流混淆黑白的特殊群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第六期起有所不同，受训学员基本是作战部队的现役中上级军官，教育对象一般来说具有一定军事学术水平和作战资历和经验，因此该班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有其特殊地位，在统一战术思想和国防上也有它的特定作用。所以在教官配备上，任用资历较深有实战经验的教官担当，因此一批文化程度较高且有实战经验的军官，从高等教育班学员中脱颖而出充当教官。高等教育班各期班主任都是中央嫡系部队出身的高级将领，相对于其他教官群体，高等教育班生应是资历水平较高的一批教官，但是水平高低与军官任官等级不成正比。
四、黄埔军校教官的人文地理分布
人文地理总是伴随着地域特色和人文风貌，成为人文文化建设和积淀的多维层面。无论在祖系渊源、政区嬗替看，还是从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看，都相互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在中华人文文化的大时空内，对于人文地理进行不同层级的梳理抉罗，特别是军事人文地理的考量与分析，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利于相互印证，相得益彰，以多角度多视觉交相辉映，弘扬近现代中华士子人杰地灵。从以下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拥有黄埔军校教官数量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广东、湖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湖北等省，人数均在千名以上，占总数份量最多的是11.75%，最少的是5.92%。从上述省份人文地理延伸概貌，基本反映出清末民国时期人文军事成长之大势与轨迹。
黄埔军校教官分省籍一览表（数量/%）
|
序号 |
籍贯 |
教官数量 |
占% |
序号 |
籍贯 |
教官数量 |
占% |
|
1 |
四川 |
2241 |
11.75% |
21 |
甘肃 |
50 |
0.26% |
|
2 |
广东 |
2087 |
10.94% |
22 |
黑龙江 |
42 |
0.22% |
|
3 |
湖南 |
2038 |
10.68% |
23 |
北平 |
25 |
0.13% |
|
4 |
浙江 |
1734 |
9.09% |
24 |
察哈尔 |
22 |
0.12% |
|
5 |
江苏 |
1681 |
8.81% |
25 |
上海 |
21 |
0.11% |
|
6 |
河北 |
1177 |
6.17% |
26 |
绥远 |
18 |
0.09% |
|
7 |
安徽 |
1142 |
5.99% |
27 |
青海 |
14 |
0.07% |
|
8 |
湖北 |
1129 |
5.92% |
28 |
热河 |
10 |
0.05% |
|
9 |
江西 |
731 |
3.83% |
29 |
安东 |
7 |
0.04% |
|
10 |
福建 |
547 |
2.87% |
30 |
新疆 |
6 |
0.03% |
|
11 |
河南 |
544 |
2.85% |
31 |
内蒙 |
5 |
0.03% |
|
12 |
山东 |
519 |
2.72% |
32 |
台湾 |
2 |
0.01% |
|
13 |
辽宁 |
412 |
2.16% |
33 |
原载缺籍贯 |
1288 |
6.79% |
|
14 |
广西 |
359 |
1.88% |
34 |
德国人 |
27 |
0.14% |
|
15 |
云南 |
348 |
1.82% |
35 |
苏联人 |
14 |
0.04% |
|
16 |
陕西 |
259 |
1.36% |
36 |
韩国人 |
13 |
0.07% |
|
17 |
贵州 |
237 |
1.24% |
37 |
越南人 |
7 |
0.04% |
|
18 |
山西 |
202 |
1.06% |
38 |
朝鲜人 |
2 |
0.01% |
|
19 |
吉林 |
57 |
0.3% |
39 |
美国人 |
1 |
0.01% |
|
20 |
西康 |
56 |
0.29% |
40 |
澳洲人 |
1 |
0.01% |
|
|
|
|
|
|
总计 |
19075 |
100% |
（一）川粤湘浙苏冀皖鄂等省籍人士任教官简况（限于篇幅以下各省表格名单从略）
1、四川地处西南内陆“天府”，在过去较长时期，一直是我国头号人口大省。在历史上川人以其人口庞大、包容开放、见义勇为三大特色著称于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人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中国当时的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人中应有一名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兵”之说，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达350万，抗战期间四川征兵额达到302.5万多人，有64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①。回顾四川历史，1926年底北伐国民革命之火蔓延长江以北，四川各路军阀顺应革命大势，同时响应并归附国民政府，全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番号。川人入黄埔军校学习任教之高潮，开始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之设立，蓬勃兴起于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埔军校本部整体内迁西南之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川人以其雄厚优良的人才资源，源源不断的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由于川籍士子多系抗日战争爆发才入军校任教，起步较晚职级相应偏低，能任到总队长［附］、处［科］长或高级教官以上职务者较少。①见《川人大抗战》开卷语（郑光路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2、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开埠较早，近现代时期行政统辖琼崖与钦廉地区。广东于近代150年来，多次开启历史变革风气之先，无论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萌芽时期，还是清末民国初期之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时期，广东的文明风气与革命精神，数度领先于邻近、内陆与北方省份。首先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广东开始，由南至北席卷全国；其次是孙中山倡导的北伐国民革命，也是从广东出发造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局面；再次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革命实践，第一次认识到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在广州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训练了一批优秀人才，为后来中国革命的成功磨练和造就了坚强的领导集团。诞生于广州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更成为国共两党革命和武装的摇篮。广东籍的黄埔军校教官，在人数上仅次居于四川排名第二，显示出近现代广东有着深厚的人才资源。抗日战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广州分校，先后迁址德庆、西江和粤桂边区），无疑吸引了许多粤籍人士加入军校的教学和求学行列。抗日战争后期桂南战事危急时，以第四分校学员为主体，编成了陆军第一二○军，由第四分校主任韩汉英任军长，驰援抗日战争前线，发挥了军校教官应战能力和兵员作用。
3、湖南地处华中腹地，中北部地势低缓大湖阻隔，东西南三面山地丘陵，平原仅占总面积20%。近代以来湖南士子政治意识极为强烈，家境贫寒形成了刻苦自励性格，较多关注社会实际问题，他们大多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的斗争环境造就成长的。青年毛泽东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自励，充分展示了湖南人感情热烈，勇于抗争的民风。湖南素有民风强悍、朴实耐劳之誉，这是薰陶一代湖南军政人才群起的重要因素。三湘士子紧随川粤，是拥有最多黄埔军校教官的第三个省份。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迁址于湖南邵阳、武冈和会同的第二分校，为抗日战争中后期主战场——湖南战场培养和补充了一大批初级军官。
4、浙江地处太湖以南东滨东海，相邻苏、沪、皖、赣、闽等省，自天工开物以来就是文明富庶之地，以“人物百代芬芳，文化源远流长”闻名天下。近现代以来，浙人以其优厚经济基础和人文成才机制，名人辈出遥领风骚于民国军政界数十年。浙人得天独厚进而趋炎附势，黄埔军校自创办始就与浙人结下难解之缘。浙人虽在任教官总量居于第四位，但始终有权倾朝野重量人物居于其中。
5、江苏位于长江三角洲下游出海口，地势低平，山丘点缀，湖荡棋布，河道纵横，自古以来工商经贸繁荣发达，是近代民族工业及现代文明科技发祥地。近代以来，江苏人多营商经贸、交通实业或兴学从教、办理外交，真正在民国政坛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苏籍士子并不多见。随着国民革命及军事重心北移南京，江苏人才有了军政界发展空间。黄埔军校在南京十年是发展和扩张的鼎盛时期，一大批苏籍士子进入军校任职任教，占尽了得天独厚之天时地利人和。
6、河北地处燕赵大地，环抱京畿拱卫中原，西依太行，东临渤海，北枕长城，南沃平原，于明清至民初就是我国政治军事中心，小站练兵崛起北洋集团，保定军校孕育军事将帅。也许正是这些缘由，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教官俊彦，同时也为民国军政界造就了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但是冀人在黄埔军校并未涌现显要人物，与上述五省名人迭出之情形大相径庭。主要原因是民国起政治轴心南移，河北原有地域人文优势消失，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冀人多系保定军校生，多以教官生涯告老退役。
7、安徽处于华东腹地，襟江带淮吴头楚尾，位于南北交通要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上控全楚下蔽金陵，扼中州之咽喉，依江浙为唇齿”。近现代以来，皖军曾是北洋军事集团的重要一翼，安徽邻近京畿毗连江浙鲁，长期处在军事纷争战乱频仍，“乱世出英雄”造就了一批皖籍重量级名人，出现在黄埔军校的教官仅显露了其中一部分，但仍有一些著名的民国军政人物。四个时期之教官：第一时期计有31名，第二时期计有41名，第三时期计有28名，第四时期计有11名。
8、湖北位于长江中游北部，“九省通衢”物华天宝，荆楚江汉神农武陵，哺育了无数英雄豪杰。从洋务运动结出的“强学馆”，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从北伐国民革命之武汉分校，到抗日战争的武汉宜昌会战，“九头鸟”湖北人在中华民族最危难时刻，抗击日寇拱卫陪都重庆，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黄埔军校曾两度在武汉设立分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沿长江迁移内地，第一落脚点也是武汉。抗日战争初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设于武汉，抗日战争中期在湖北均县草店，还开办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撤消。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军校教官在湖北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二）赣、闽、豫、鲁、辽、桂、滇、陕、黔、晋等省籍人士任教官简况
此外，赣、闽、豫、鲁、辽、桂、滇、陕、黔、晋等省，虽然任黄埔军校教官的人数在两百至千名以下不等，其人文地理各有其特殊因素，在民国历史时期不乏知名人士。以下撮其较知名者列入统计（限于篇幅以下各省表格名单从略）
1、江西虽然地处群山峻岭内陆，自然地理呈偏僻闭塞趋势，自古以来向为中华名人学子生长成才福地。自从黄埔军校创办起，出任军校教官者络绎不绝。譬如：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山祖师及“八大金刚”之一、民国军界始终权重如山的二级上将刘峙，著名教官及军政要员张定璠、刘健群、刘士毅等，黄埔军校第一期生、队长而后陆军中将的桂永清、张雪中、黄维、李强，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主任沈发藻，曾任教官以及后任中将的廖士翘、史宏烈、赖汝雄、卢佐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设于江西瑞金，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分校教官为战时军队培养了近两万名军校学员。
2、福建位于东南沿岸毗邻金马台海，是我国近海远洋船务及海军军官发祥地和将领摇篮之一，近代以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闽籍将领占据了海军领导层的大半边天，唯一的海军一级上将陈绍宽就是闽侯人。但是闽人对以陆军为主的黄埔军校则影响力有限，教官中较著名的有：黄埔军校代理校务何遂，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高级战术教官、知名的军事教育家和理论家吴石，南京中央军校筹备委员、第十九路军著名将领张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后任第八分校主任罗列，黄埔军校早期教育长唐灏青，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后任陆军中将的林叔向等。
3、河南位于中华文明发祥地中原宝地，在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史上名人辈出不胜枚举。近代就是袁项城（世凯）开创北洋军阀集团，带出清末民初一大批军事将领与军政要员。星移斗转到了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真正与黄埔军校发生关联的豫籍军政名人渐觉稀罕，究其缘由应是军政轴心转移南京，中原宝地原有人文地理优越顿失所至。分析表格中人物，比较知名的有：黄埔军校代理总教官、后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和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张轸，黄埔军校区队长、陆军第九十一军军长及豫陕鄂绥署副主任郜子举，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执行委员后任陆军中将的杜心如，还有武汉分校时期曾任教育长的侯连瀛等。
4、山东位于黄河下游，东临大海西界华北平原南接苏皖。山东也是我国商贸发达开埠较早省份之一，最早的通商口岸青岛闻名于世，烟台在近代相当长一段时期还是我国船政与海军军官摇篮，威海卫更是盛名一时的北洋海军所在地，近代以来文明发祥与民族悲愤集于一地，铸就了鲁籍人钢筋铁骨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慨，也许这正是山东人勇于独闯天下的真实写照。源于黄埔军校的鲁籍军政名人屈指可数，主要有：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主任后任陆军第一OO军军长的吕济，黄埔军校教导一团连长、1935年4月直接获任中将的三名黄埔军校第一期生之一、后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李延年，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总队长后任中将、到台湾任陆军总司令及三军大学校长的刘安祺等。
5、辽宁地处东北平原中部辽东半岛，濒临渤海与黄海，毗邻吉林内蒙古河北，东南隔鸭绿江接壤朝鲜。辽宁是东三省开发最早省份，奉天［沈阳］更是东北重镇和最大城市。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才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发生联系，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为日军侵略版图，两桩现代史上重大事件都发生于东北，前者象征中华版图统一，后者陷东北于灾难境地。辽宁除早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进入军校任教职务稍高外，此外入黄埔军校学习的多数是9期以后，这种情况致使辽宁省籍教官级别较低。著名人物有：黄埔军校第七至十期校务委员张学良，黄埔军校第九分校主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及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第四队队附、后任台湾联勤总司令和三军大学校长王多年等。
6、广西地处我国南部边疆，跨越云贵高原东南一隅接壤越南，东北西三面毗邻粤、湘、云、贵等省。近现代以来两广在军政事务诸方面联系紧密，两广人氏更是相互交融于粤桂军政及军队当中，种种关联致使历史上两广多次荣辱与共携手进退。广西与黄埔军校发生联系始于第一分校的成立，但是广西人加入桂系作战部队较多，真正进入黄埔军校本部及分校的较少，因此历任教官至高位的也不多，但是桂系集团高级将领出任黄埔军校本部及分校高级职务的不少。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桂林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该军校教官，先后培养了近八千名军校学员，对后来广西发生的历次抗日战事，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军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分校被撤消，仅余黄埔军校本部任教人员。
7、云南位于我国内陆南部边陲，跨越云贵高原西南部，西南接壤缅甸老挝越南，东北部毗邻桂黔川藏等省区，高原山脉地形错综复杂，地理条件较为险恶。早期云南呈多元化对外开放，西方科技的引入造成滇人大批出洋留学，辛亥以来多次革命狂飚，云南都处于风口浪尖，护国讨袁道义云南更是引领风骚，蓦然给国人树立了“不甘人后”的“先进”省份形象。云南军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抗日战争爆发后滇军临危受命英勇奋战，滇缅公路修建更是血肉筑成抗战路。黄埔军校从第一期起就有云南讲武堂生充任队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于昆明原校址设立了第五分校，云南讲武堂成为唯一与黄埔军校有沿革关系的老牌著名军校。昆明分校教官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培养了五千多学员，有力地支持了大后方抗战和前方战事。
8、陕西位于黄河中游，北部跨越黄土高原中部，南部为秦巴山地，中部系渭河平原，四面与晋、内蒙、宁、甘、川、鄂、豫等省毗邻。因其地域远离民国政治中心，历史上入读黄埔军校的学生较少，历任教官更是凤毛麟角，与其他内陆省相比，在教官的数量与等级上都略为逊色。尽管如此，陕西省籍仍出了一部分名人，例如：黄埔军校第一期生、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和张耀明，黄埔军校步兵第四队队长、后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黄埔军校高级编译官后任陆军中将的张迺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高级军事教官后任陆军中将的何文鼎等。中共党史著名人物王尚德也名列其中。第七分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所有军校包括校本部在内发展最迅速、最庞大的军校。第七分校教官最多时有四百多人，先后培养了近三万学员，分赴全国各个战场作战部队。
9、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云贵高原东北部，四面与川、滇、桂、湘等省接壤。因其地理位置而远离民国军政中心，近代以来长期处于军阀争霸偏安一隅的局面。自从兴义人何应钦在黄埔军校发迹，独树一帜成为贵州入主南京的军政强人开始，一部分贵州人才逐渐跻身军队与政坛。实际上黔人与邻近各省相比较并无逊色，只是在数量上略占少数而已。除何应钦以外，知名的教官有：政治教官、贵州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谭克敏，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后任陆军中将的周学海，军校教导团第一连连长、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陈铁，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副主任后任陆军中将的张卓，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办公厅主任后任陆军中将的胡畏三，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高级战术教官后任陆军中将的游凤池，黄埔军校第十期高等教育班主任、后任陆军中将及第八十九军军长的刘伯龙等。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有周逸群、冯达飞、鲁纯仁等。
10、山西地处华北平原以西，黄土高原的东部，毗邻冀、豫、陕、内蒙古等省区。山西在民国军事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首先是在辛亥革命后就形成了在北方独树一帜的晋绥军事集团，比其他以省域形式的地方军事集团都早得多；二是形成了以阎锡山一人为中心的地方军事集团长达38年之久，山西地方以及其势力所及地区之发展也以阎锡山主旨为中心，军政事务长期维系于一人手中，在民国没出其二；三是早于民国初期就成立的山西武备学堂（后称斌业学堂），也是阎氏把持的地方军事学校，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大势下才改名为北方军官学校，在国民政府时期进行的多次军校撤并改编浪潮冲击下，仍旧存在并独立于黄埔军校之外，成为唯一长期留存于民国地方的军事学校。有鉴于此，山西籍军人也多任职任教于北方军官学校，进入黄埔军校任教者仅占少数。阎锡山从黄埔军校第八期起就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直至第二十二期免职，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任第十四期校务委员，除此二人再无在黄埔军校任过教的较为知名将领了。在中共方面有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区队长、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等。
（三）吉林、西康、黑龙江、北平、察哈尔、上海、绥远、青海、热河、安东、新疆、内蒙、台湾等省市人士任教官简况
除上述以外，吉林、西康、黑龙江、北平、察哈尔、上海、绥远、青海、热河、安东、新疆、内蒙、台湾等省，虽然出任教官数量较少，但是仍有一些知名者，浮现于黄埔军校本部与分校教官名单上（限于篇幅表格从略）。青海、内蒙因无上校衔以上教官记载在册暂缺。
五、黄埔军校教官的任用
（一）教官出任高级军职文官情况简述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生在民国军政界位居要津，由此形成了“黄埔系”。其实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非“黄埔系”军官后入黄埔军校任教官的，许多也应运而生获得升迁，成为军政系统中屡任要职的潜在力量。表格（限于篇幅从略）所列34人均非“黄埔嫡系”或中央军序列出身，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云南讲武堂等军校学历，有些还是留学外国高等学校或国内大学毕业后出道，以他们在军校任职后跻身高级军职文官，从另一侧面说明黄埔军校的教官经历，犹如“镀金”后“含金量”高了，同时也是国民革命军加速“黄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旧时代官场人事关系中多了一层斡旋和保护层。首先：万耀煌、黄慕松、冯轶裴、方鼎英、王右瑜、张与仁、张任民、吴石、林薰南、赵锦雯、韩汉英等，分别系保定军校早期生，有些后来毕业于国内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大学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老资格高级将领，从经历上看非黄埔嫡系出身；其次：卢致德、何浩若、曾养甫、郑彦棻等，均非职业军人出身；再次：罗广文、冯璜、周嘉彬、孟吉荣、贺维珍等，毕业于国内其他军校或留学日本。上述所列人员，均有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经历，无论他们后来基于何种缘由，总之是以黄埔军校为起点而后跻身高级军政职务的。
（二）教官出任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简述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一支“革命党领导的革命军”。史实已充分证明，中国国民党在现代中国取得执政地位，国民革命军的组建、发展与扩张，均离不开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的参与和奋争。在黄埔军校教官群体中，以总理孙中山及党代表廖仲恺为首，集聚了北伐国民革命时期乃至国民党执政时期最主要的政治家、理论家及社会活动家。他们当中有：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吴稚晖、谭延闓、陈立夫、甘乃光、陶希圣、刘健群等。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与扩张，更是在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的谋划与指挥下实现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群体中核心层，据统计绝大多数出自黄埔军校。在以校长蒋介石以下的史称“八大金刚”——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蒋鼎文、张治中，无一例外系黄埔军校教官出身，而且除张治中属第三期入黄埔军校任教官外，其余七人均为第一期教官出身。国民革命军创建雏形是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作为“八大金刚”也无一例外都曾在教导团任职，并且在1927年所谓第一期北伐完成时，“八大金刚”中除陈诚稍后些外，另七人都做到了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及至十年内战、抗日战争时期，除陈继承还留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外，其余七人均成为军政统治核心层首脑及战区司令长官、封疆大吏。因此可以认为：由黄埔军校教官群体形成的核心统率层，实际也是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的最高决策集团。
对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层作进一步的考量与分析，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官群体成员，仍然占有重要位置，这部分人总计有224名（限于篇幅表格从略）。从1935年4月起，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中央政府最高军事机关名义，正式将国民革命军各级军官军衔任命权纳入中央统辖的任免程序。此后，对少校以上军官（后期为少将以上）任官命令均在《国民政府公报》予以颁布，具有国家认可的权威性和准确性（目前出版物中有关将校任官时间皆源于此）。根据《国民政府公报》记载，在1935年4月至1949年9月期间，总计任命有少将以上将官4461名。其中：任上将（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二级上将及上将、加上将衔）有133名。据资料显示：在黄埔军校教官（校务委员）群体中，任上将的有44名，占获任上将总数33.1%。其中：任特级上将1名：蒋介石，任一级上将有11名：何应钦、陈诚、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朱培德、刘湘、陈济棠等，占晋任一级上将总数14名的79%；任二级上将有12名：邓锡侯、龙云、刘峙、何键、余汉谋、张治中、徐永昌、顾祝同、商震、程潜、蒋鼎文、薛岳等，占该项总数30名的40%；任上将及上将衔有18名：方策、卢汉、刘兴、刘戡、刘士毅、刘建绪、汤恩伯、李品仙、李济深、陈铭枢、俞飞鹏、胡宗南、唐淮源、夏威、钱大钧、黄绍竑、黄慕松、廖磊等，占该项总数88名的21%；曾任教官后晋任中将的有166名，占该项总数958名的17.3%。此外还有一大批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后任少将的军官，限于篇幅未能在此反映。
总之，黄埔军校教官出身的将领群体，在抗日战争时期军政界始终占有重要份量。在当时非黄埔出身的军官，能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任教，与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生，同样具有“黄袍加身”效应，无不被视作晋升资历与捷径。因此，无论他是正儿八经“黄埔嫡系”中央军序列，还是被蒋介石出于某种考虑或谋划，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或是偶然机遇获任黄埔军校分校其他头衔者，总而言之无一例外的被打上了“黄埔”印记。
六、黄埔军校教官的种类与分析
（一）教官的种类情况
军事与军事教育都是战争现象之反映，军事教育则是军事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是执行国家意志、建设国防和赢得战争而采取的基本政策。军事教育将军事与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主体，包括培养军人和军官群体掌握作战技术的训练养成教育，掌握军事政治、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作风训练等方面内容，上述凡此种种，都须经教官组织实施。黄埔军校从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国民党施行军事教育的规模最大和主要军校之一。随着抗日战争军事与战局的发展，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不断扩展和深化，形成了一整套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上述目标的实施，直接表现在军校的各类教官设置和教学科目，随着军校发展扩张而形式丰富多样。特别是在军校迁移南京后十年和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校教育更在军事教育现代化的推动下，为适应和应对战争，为抗日战争培养军官，教官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扩充，教官的种类和名称也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据初步统计：军事学科和术科教官有45种，普通学科［自然科学］各科教官有48种。特别是普通学科教官，为军校教育注入了现代科技进步的信息，普通学科作为自然科学及科学技术范畴，丰富了民国时期军事教育内容。
黄埔军校本部及分校任军事[术科]学科和普通［自然科学］学科教官设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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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术］科教官名称 |
备 注 |
普通学科教官名称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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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总教官 |
由少将军官担任 |
有线电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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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外（国）文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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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普通学科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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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兵器教官[主任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自然科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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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术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化学[军用]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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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航空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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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术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体操（育）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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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兵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法学（法律）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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辎重兵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经济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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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编译（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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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经理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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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交通教官[主任教官] |
由少校至上校军官担任 |
地理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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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交通地形教官 |
广州黄埔军校时期设立 |
历史（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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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 |
领袖言行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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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语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 |
音乐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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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勤务教官[主任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置 |
数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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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 |
英文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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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具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 |
总理[国父]遗教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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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刺[技术]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 |
土木工程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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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一般由上校军官担任 |
电工常识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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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军事教官 |
由少将军官担任 |
日文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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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摄影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农业[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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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枪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 |
国（武）术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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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报勤务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国文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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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兵器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史地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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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教官[主任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部分由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
情报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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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制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抗战建国纲领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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辎重兵驮輓马术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国画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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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踏车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防毒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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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一般由上校或少将军官担当 |
数理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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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由少将军官[石杰]担当 |
物理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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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教官 |
早期由军官担任，后期由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
军用化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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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兵科爆破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俄文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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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学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电机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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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术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卫生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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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世界语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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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战术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科学]学庸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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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道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海军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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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交通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瓦斯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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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育教官 |
南京时期设立 |
交通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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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报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密码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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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通信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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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汽车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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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炮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政治学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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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防炮教官 |
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 |
法文教官 |
南京时期始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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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讯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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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文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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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教官 |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立 |
（二）教官的综合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校本部及其各分校的军事学科、术科教官（少校以上军官）数，主要由保定军校、陆军大学、留学外国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国内其他军事学校等军校出身的教官构成，由于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出身的教官，多数属军事学科教官，因此也纳入此项统计，累计有2075名，占教官总数10.88%；普通学科教官（同少校以上）数，主要是由留学外国高等院校、国内高等院校出身的教官构成，累计有772名，占教官总数4%；上述两类教官总计2847名，占教官总数的14.9%。由于黄埔军校出身的教官基数最大，与上述老牌军校出身的教官相比较，绝大多数教官处于年资稍浅职级较低的境况，因而没能纳入上述估算范围。
从上述两大类2847名教官的构成、素质、背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确信应当是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14年来教官群体的最精英部分。首先，是抗日战争时期8783名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教官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其次，这部分教官囊括了所有种类军事教育和政治训练学科，同时又是所有种类教官中任职任教相对高级的教官；再次，这部分教官中一部分身居高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主导着国家军政事务，是推进现代军事教育的主要力量，是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的核心层。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部分黄埔军校教官是“黄埔军, 校的脊梁”。
七、黄埔军校教官编著翻译与出版书目简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黄埔军校集中了当时我国军事教育方面第一流的教育家和理论家，因此在军事研究与学术方面，也有许多突出的表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出版印行（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出版社或中央军校各种班别名义印行的）有近三千种图书出版物，除了出版了一批当时军政要员社会名流所编著的政治书籍外，黄埔军校本部与各分校教官的编著、撰写、编译的军事、理论、教程、操典、战例、实战训练、政治训练等方面书籍，占了各类书籍总数的80%以上。说明黄埔军校教官在军事学术著作和出版方面，是颇有成效的，无疑也对民国时期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起到了推进作用。
从现存史料看，尚无比较系统的文字记述黄埔军校教官编著与军校出版状况。台湾在十多年前重印了1934年黄埔军校建校十周年时编纂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该书对上述问题叙述简略，未能反映全貌。笔者通过搜索有关资料，参阅《民国时期总书目》等才获得了一部分信息与情况。经过比较与分析，笔者认为，黄埔军校教官编著与出版情况，在总体概貌上，无论在教官编著或出版数量方面，都比其他军事学校丰富和多样。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初中级军事教育和理论的普及与应用等方面，黄埔军校教官编著与出版情况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引领这一领域发展趋势的重要一翼。
为了便于了解这方面情况，笔者从庞大书目中选录了其中一小部分作为范例，试图作些初步的考量与探索。首先应当肯定，黄埔军校的部分高级教官与陆军大学教官有一部分是相通的，任职任教也是经常交叉或客串的，如果要严格加以区别，黄埔军校教官的编著或编译之内容与范畴，属于军事教育和理论的基础部分，而陆军大学由于是高等军事学校，则属于层次更高些；其次，将着力点放在黄埔军校教官编著编译这一层面，而且限定是黄埔军校（或黄埔出版社）名义出版物上，这样处理可以如实反映；再次，从以下表格反映的情况分析，所编著编译的书目内容，涉及了军事教育、训练、操典、教程的方方面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军校教育的趋向和概貌。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但是从黄埔军校教官参与编纂编译，以及黄埔军校出版状况分析，出版了大量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军事教材和普及读物。从教官的编著编译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引进外国先进军事理论和技术方面，1924年6月到1927年7月间，主要是苏联方面的军政和政治教育刊物，多刊载于军校印行的日周刊杂志，作为出版社印行的较少留存下来。到三十年代主要以德国为主，如战术想定、兵种操典、常规军械、军事理论等方面，翻译或编译了一大批德国军事图书，反映出该段时期的军事模拟或发展方向；二是注重兵种操典的规范化，将国外先进军事理论与实兵操典的教程，直接运用于教学与实践当中，为军事训练树立了标杆与示范，使受训的初级军官得到知识；三是陆海空军兵种教学贴近欧美现代化，从教官们编著编译的书目可见一斑，已经涉及或部分涉猎到军事理论、教育以及军队建设的许多方面，对在抗日战争中一线部队的军官训练和补充，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四是在教官群体中凸显了一部分军事教育家和理论家，除了众所周知的蒋百里、杨杰等外，还涌现了周亚卫、王俊、王泽民、万耀煌、张亮清、何成璞等当时知名的军事教育家和理论家，以及杨言昌、梅铸、黄家濂、谭家骏、吴石、游凤池等著名教官，此外还有黄埔军校知名教官李国良、吴光杰、李浴日等。例如黄埔军校军事指导委员周亚卫，军事论著有十多种，涉及军事原理与国防建设等方面；著名教官杨言昌，毕生任教于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军事基础理论著述甚丰；知名教官吴光杰，主讲战术指挥与德国战术等，有关军事教育与军事理论方面著作三十多种。凡此种种限于篇幅（所列表格从略）不胜枚举。
八、黄埔军校教官群体——领导集团的综合简述
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时期是一所培养军事、政治人材，建立革命军队为宗旨的军事政治学校，从1931年起至1945年十四年抗日战争中，黄埔军校又是培养国民革命军（包括中央嫡系、半嫡系和地方军系）初级军官，加速地方军队中央化两大功能的国民党独家军事学校。从历史发展考察该校的这一性质，要求其作为领导集团的教官群体应有一个具备专长的人员的比例构成，而且这些领导集团教官群体必须有足够的知识水平，用现代领导科学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专业结构与知识结构。具体考量与研究黄埔军校这一特殊的教官群体——领导集团的智力结构，在当时历史特定条件环境下，在这两方面具有相当水平。黄埔军校教官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群体，作为培养军官及职业军人摇篮，在第一时期（北伐国民革命时期）就发展、成长和上升为中国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的领导集团。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黄埔军校教官为主体的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成为主导国家推进或延缓历史发展轨迹的最高决策群体。因此，弄清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教官群体——领导集团综合结构的来龙去脉，对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都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来都承认军事人物的历史作用。在军事活动中，往往直接将少数统帅、将领等代表人物推进前台，让他们名声显赫，打上深深的历史印记。每个国家或执政党的军队，都需要有自己的统帅、将领，如果没有这样统帅和将领，它就要创造出这些 “引领历史潮头”的统帅和将领，这是被验证的历史必然现象。伟大的革命斗争和战争总会造就伟大的军事人物，顺应历史潮流的执政党或政府也可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军事人物只有善于正确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能产生历史效应与价值。唯物史观军事论者还认为，军事人物对军队的发展、战争的进程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在各国军队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如果统帅、将领没能预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流于失败。军事人物的核心层面——统帅与将领，如果善于正确认识与应用历史机遇，是可以取得卓越作用的，军事人物作用的发挥和认知，往往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或局限。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军事历史人物——统帅与将领，是民国军事历史及其人物研究必然遇到的问题。黄埔军校教官这一特殊领导群体，集中了当时最有影响最重要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将领。从北伐国民革命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至少可以确认，黄埔军校在二十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这段历史转折关头，对国民党及其军队——国民革命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对于同时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黄埔军校训练与培养了第一代军事领导人才，抗日战争中在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活跃着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从中认识到军校效应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曾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领导力量”。①从古今中外的军事历史加以考察，从来没有一所军事学校，对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的发展与成长，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尤为甚之。
对于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的评价，涉及到对民国人物的评判标准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都面临相互选择的问题。首先是历史客体顺应并选择历史主体，如果历史主体在发展中不符合、不适应历史客体的自然规律和社会需要，就会遭到历史的抛弃；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也具有选择性，一个历史主体，它必然会要顽强地使历史规律的发展合乎自己的目的性。所以，一个人物的出现乃至一个领导群体的出现，一种人物或一个统治阶层历史的特性，是选择的产物，既然出现了，就等于历史容让了、承认了，就有它相对的合理性、合法性及时效性，需要我们在历史特定条件下加以具体分析。黄埔军校教官群体——统治集团从形成、发展、壮大到蜕化，符合上述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轨迹。黄埔军校在特殊历史条件环境下所起到的超乎寻常的作用与影响，以及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前后所起到的进步或延缓作用，都是学界应当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笔者认为这样才能为“黄埔军校研究”注入生机与活力，也是我们应当加以肯定的一个方面。
以上在纵横交错七个方面，对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教官进行了剖析和考虑。综观黄埔军校教官史迹，在北伐国民革命大势下，国共双方都选拔优秀的教官任教，而且双方的显要人物都成为国共两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因此可以证实，国共双方派出的重要成员所组成的黄埔军校教学阵容是出色的，在当时无疑是历史与社会的进步。虽然在各自阵营里难免鱼目混珠渗入渣滓，但总体上看，仍不失为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军事与政治结合文武俱优的教学领导班子，因此才能名声显赫、影响久远、举世瞩目，至今仍被称誉为世界著名军校，也是国共两党实行合作的结果。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是奉行国民党一党专制政策，军校发展成为巩固政权强化军队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基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埔军校为前线作战部队培训、输送和补充初级军官，为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埔军校有其进步和应予肯定的一面。
在大陆存在四分之一世纪的黄埔军校，历史影响深远，风云人物众多。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进行研究，如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存在不同看法应属正常。但是黄埔军校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质，历来存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分歧，目前仍旧是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最为敏感的学术问题，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倾向性和复杂性。综观近十年来黄埔军校的研究现状，许多方面仍旧停滞不前不可逾越，其中有政治、历史、学术缘由，也有研究者本身的原因。海峡两岸或许在军校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和史迹研究方面有所共识，但是对黄埔军校触动意识形态的具体事件、敏感人物以及微观认识甚或褒扬评价方面，始终是千差万别大相径庭莫衷一是。这种状况说明，目前仍存在若干军校研究课题缺项、史证不清依据欠足、基础数据资料弱项和研究层面有欠深度等方面问题。笔者目前进行的基础课题研究，也期望能对研究者有所裨益。
纪念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桥梁。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是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结束的，永久记录在中国人民的对外抗战史册上。但是作为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我们却长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时至今日，日本史学界或是许多单个的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正视过战争失败的原因和罪责，也从没承认日本最终失败是在中国战场，更令人气愤的是：从没承认过：日本是战败于坚持抗战14年的中国抗日军民手上。最近几年来，不断有日本人修改出版教科书，篡改侵华战争的罪行。面对日本人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恶劣行径，我们采取的行动只能是拿起自己手中的笔，不断充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实资料，不断深入、广泛和细化我们的各种抗战史实书籍种类，以及黄埔军校历史与教官事迹。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应当认识并牢记，毕竟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御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同时也是抗日战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之全面胜利，而不是以政党存属判别胜负的狭隘历史观。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在史学界逐步形成共识，不断有反映正面战场史实书籍出版面世，说明历史认识的过程总是向前发展的。同样，黄埔军校及其教官也作为中华民族人文文化和军事遗产，永久载入中国近现代史册。我们要从历史进步中获得启发和昭示，黄埔军校的研究与深化同样是历史与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以历史事实来认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从抗战胜利的历史和黄埔军校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并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才是我们今天仍旧进行黄埔军校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①见《叶剑英风范》［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P22页蒋介石于1926年11月30日署名签发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状》
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窰堡出席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的讲话。《黄埔军校将帅录》前言
主要参考书目：
（一）《黄埔军校将帅录》（陈予欢编著，广州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全书180万字）
（二）《保定军校将帅录》（陈予欢编著，广州出版社2005年下半年出版，全书300万字）
（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12册]台湾龙文出版社图书有限公司据1934年军校史稿影印，1990年3月出版
（四）《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省档案馆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
（五）《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
（六）《黄埔军校史料》［续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七）《军事历史学》高连升著 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八）《中国军事教育通史》（上下册）贾若瑜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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