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夫：毛主席在四川..龙行一步、百花沾恩（节选） 作者：郑光路 -上传日期：2007/8/1   作者：东夫：毛主席在四川 ◇　　　　　　　　　　 龙行一步、百花沾恩（节选） 　　一九五八年三月，正是川西平原如诗如画的季节。暖融融的阳光下，满眼是 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苗，蜜蜂在菜花中穿梭飞舞，清风拂过，馨香醉人。 　　那年月，整个川西坝子【注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空气如水晶般洁净，人 们还可以体味杜甫笔下“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景观。天一放晴，湛蓝的天空白云 如丝絮般游走，西部逶迤苍莽的群山和巍峨峻峭的雪峰历历在目。平原上林木繁 茂，密如蛛网的沟渠，错落星散的农舍，随处可见的坟园寺庙，无不掩映于苍翠 之中。 　　出四川省府成都市老西门，沿成都至灌县西行十多里地，有一个花团锦簇， 戒备森严的神秘去处。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天，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此举行中 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在四川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也是对 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 　　金牛坝招待所所据地盘，原是一片长满青松、银杏、古楠的大林盘，抗日战 争时期，国民党高官要员及社会名流在这里建有几栋平房别墅。一九五三年成为 中共四川省委的疗养院。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归国路经成都曾在此下 榻，成为它接待的第一位中央首长。一九五六年，四川省委决定将其建成具有当 时一流水平的，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级外宾和召开高级会议的庭院式招待 所。为此，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专程赴中南海考查。扩建后的招 待所占地四百亩，并将园内和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农户全部迁到东面的跃进村。 到一九五七年建成西楼、小礼堂、平房和游泳池。平房属“总统套房”，占地二 千二百平方亩，有包括书房、卧室、客厅在内的两大套房间，房内门窗地板全部 使用古楠木制成。室内游泳池照搬中南海的游泳池规格，长三十二米，宽二十五 米，深二·五到二·七米，相当于跳水池的深度。水由锅炉加温，室内有暖气设 备。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游泳时水温加热至二十七度，室温控制在二十九度。水 源使用地下水，金牛坝抽出的地下水水温在九度左右，加热至上述标准温度，一 次耗煤二十四吨。园内除保留原有的古楠、银杏等外，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 等花木。首任所长由曾经在中南海工作过、熟悉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生活习惯的刘 正礼担任，并建立起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 　　三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各省、区党 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领导陆续抵达成都。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在成都军区检查 平叛工作迟到一步。 　　三月四日，毛泽东携随行人员乘专机飞抵成都，住进金牛坝招待所平房。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由省委副秘书长周颐陪同绕城浏览成都，这是他一生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川西平原。二十三年前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试图 进入四川，被蒋介石阻挡在川滇边界，不得不绕道云南和西康。夺取泸定桥，原 准备取道天全进入川北，受阻后不得已转进阿坝高原，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 这次他要看看被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吟颂的历史名城，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 　　黑色的苏式吉姆高级轿车自西向南绕城而行。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 东西九里三，南北七里七，周长三十四里，高三丈，大部保存完整。靠环城马路 和城墙边有大片低矮破烂棚户，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对周颐说：你们这里解放 这么多年了，还不能给群众盖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种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 能讲卫生、除四害？ 　　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 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 切可能的地方，把它们基本上消灭掉。声势浩大的全民除四害、六害、七害战争 硝烟迷漫，“四无村”、“四无乡”纷纷出现，雄壮的歌声四处飞扬：“麻雀麻 雀你往哪里逃，天罗地网已安排好，轰、毒、打、掏办法多呀，要叫你断子绝孙 把户口销！咳！”谢觉哉赋诗：“除非你有劲，飞到美国去”。美国《芝加哥每 日论坛报》的社论建议“美国政府也许可以同共产党中国作一笔双方有利的交易， 共产党不要把麻雀消灭掉，而把它们捕捉后活活交给我们，以便让它们吃掉由政 府亏本收储的剩余农产品。”《人民日报》上的一幅漫画描绘，一九六八年老鼠 的标本已和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解说员指着恐龙标本对孩子说：“这种动物 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说：“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鼠。” 　　有碍观瞻的破烂棚户当然不在主席巡视的节目单中，但毛泽东行止往往随心 之所欲，兴之所致，信马由缰，不由人指使安排。于是他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 他说，四川的茶馆真多，我看见乡场上有，城市也有，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 　　破破烂烂的房子，乡场上、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的茶馆里坐满闲散的茶客，这 种又穷又懒的模样让一心想迅速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毛泽东很不满意。一九五八年 一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夺取 政权后搞土改，土改一完成就搞农业合作化，接着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 着又是反右为中心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 经济太落后，“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所 以在打完上述一系列胜仗之后，需要马上来一场“技术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 多的一些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他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 十周年庆典时提出的，那时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美国，毛泽东 说我们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也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那个时候，我们就 无敌于天下了”。 　　年底，全国几千万农民投入兴修水利，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伟大领袖的 策动下，整个中国已处于狂热的燥动之中，准备迎接一个经济上翻天覆地时代的 到来。 　　听了主席的问话，副秘书长周颐自然有些惭愧。他回答，这里的场期不一， 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有的是一四七，一个区的范围内，几乎天天有场 可赶。毛泽东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 　　“看茶叶好坏，三五分不等。” 　　毛泽东掰着指头算了算：“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光茶钱一年就好 几块钱……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 　　是啊，调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 　　事实上半年以后市场就取缔了，茶客们的幸福时光也成了回忆。 　　汽车沿着城墙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问：“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 　　周答：“这个问题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提议拆，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 拆，要保留。” 　　“为什么不能拆，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 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方便了群众，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 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注２】 　　成都市的城墙在这一年大规模地拆毁，城墙砖多半用来砌土炼钢炉，墙泥用 来炼硝和做肥料。 　　汽车经南门华西坝四川医学院，一直绕行至东郊。东郊是建国初期规划的工 业区，一批由苏联及东欧国家援建的企业正在大兴土木。苏联援建的、拥有当时 国内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量具刃具厂引人注目，毛泽东让小车直接开到车间旁， 对警卫人员说：“不要去告诉党委，他们很忙，只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了，看了 车间就走。”他下车直接进车间一边观看一边同工人交谈，书记厂长闻讯赶到， 他已走了两个车间。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全厂，数以千计的工人放下工作蜂涌而至， “毛主席万岁”的呼喊震耳欲聋，秩序发展到难以控制，以致毛泽东都担心人被 踩伤，警卫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才让毛泽东脱离了层层包围，登车离去。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们对毛泽东是何等崇拜。他们衷心 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神，却又比神更亲切，因为他 活着，就住在圣殿般的北京城；他是贤明的帝王，却又比帝王更令人崇敬，因为 他是人民的领袖，他为人民谋幸福。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的 未来和希望全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能够亲眼看见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最幸福 的梦想。突然有一天，他竟然出现你的身边，甚至和你握手、谈话，那是什么感 觉！ 　　毛泽东深知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他相当的自信心就建立在此之上。建国以后， 他有两次和群众见面的高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每次都掀 起全民性的狂热并达到了他发动社会革命的目的。这种狂热的局面一旦造成，任 何力量莫可阻止。 　　三月七日下午三点，他又突然出现在杜甫草堂。毛泽东曾公开表示过他对杜 甫“不甚喜爱”，他喜爱狂放不羁的李白，也许他们在气质上有某种共同之处。 善解毛泽东之意的郭沫若后来为此专门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尽 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读杜甫的诗，参观完后，派人到杜甫草堂借去各种版本的杜 诗十二部一百零八册。离开杜甫草堂，他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这是一 家解放前就很出名的高级餐厅。服务员激动得连桌布都铺不好了，毛泽东吃了回 锅肉、鸡丝面、赖汤元等，对麻辣味的川菜大为赞赏。此后，餐厅就把他进过餐 的地方布置成纪念馆。 　　毛泽东也去了武侯祠，但未见诸于当时的公开报导，大概是因为诸葛亮属 “帝王将相”之列。陪同他去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据说他在诸葛丞相祠堂的一幅 楹联前伫立良久，那是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所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 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回到金牛坝，他又要田家英 找人去把楹联抄给他，领命办理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这才知道毛泽东去了武 侯祠。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盛传毛泽东特意 叫他去武侯祠看这幅楹联，一时间这幅楹联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数次外出都是下午，唯有三月二十一日到灌县（今 都江堰市）是上午出行。春光明媚，望着车窗外遍地的金黄嫩绿，毛泽东显得极 为高兴，川西坝子的肥沃富庶，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玉垒山上，都江堰工 程一览无余，毛泽东举起望远镜向西北眺望，久久伫立不动。那是当年红军走过 的雪山草地，二十三年前，他还率领着一支疲惫饥饿的队伍在那里行进，还不知 下一步到何处立足。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如今他已是拥有六亿多人口的统一强 大、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领袖，而那个一度陷他于绝境的蒋委员长，已经“滚到 一群海岛上去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人们看见他笑了， 笑得很自豪。他已经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历史奇迹，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伏龙观下，汹涌的江水直扑离堆，然后转身咆哮东去。毛泽东问都江堰管理 处处长张建中：“这里有多深？”张答：“有八公尺深”。“有没有人下去游 过？”“没有”。毛泽东笑了“我想下去”。众人顿时哑然。即使是说说而已， 谁能把伟大领袖的话当玩笑？万一此话当真，出了事谁能担待得起？这水能把漂 木都卷下去啊！ 　　也许毛泽东只是对从没有人下去游过而言，他对任何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 事都抱有一种挑战心理。接着他让大家把提着的心放下来，指着脚下的离堆问： “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张缓过气来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 　　“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又被打哑。 　　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认为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 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曾经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参观都江 堰水利工程模型，张建中介绍飞沙堰的作用是溢洪排沙，毛泽东指着内外江分流 处的鱼嘴说，“修个闸门不更好吗？”众人一齐叫好，后来果然修了闸门。 　　张介绍内江年年要整修，挖泥淘沙。毛泽东说：“那一百万年以后，成都平 原的泥沙没处堆了。”人人张口结舌，实在难以理解。“后来看到毛主席先笑起 来，才一起跟着笑起来。” 　　中午，毛泽东在县城一家餐厅吃饭，点了豆花和回锅肉。饭没吃完，整条街 道已被闻讯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陪同人员提心吊胆，毛泽东则频频走到窗 前挥手致意。群众情绪如火上浇油，人人引颈踮脚，前拥后挤，热泪盈眶，万岁 之声盖过咆哮的江流。 　　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往往使一心想展示先进的地方官员陷于尴尬境地。从灌 县返回金牛坝时，刚出县城，毛泽东见路边的田里有几个社员在干活，叫车停下， 跨过路边的小石桥朝田里走去，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叫冉贵全，此公“以懒散著名， 天天赶场吃茶，很少做活路，”【注３】正是他看不惯的角色。懒王做梦都没想 到会在家乡的田坎上见到毛主席，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毛泽东跨进麦田，见 有杂草，说：“要把草除乾净”，冉只知点头，毛泽东又问：“每亩收多少斤？” 冉张口结舌，毛泽东伸出四个指头：“四百斤？”冉终于开口：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 　　那年月，粮食产量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农民交国家多少，自己能 吃多少。上面竭力抬高产量，以增加征购，认为农民总是竭力压低产量不愿向国 家多交售，毛泽东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他问冉：“粮食多了怎么办？”冉答： “卖给国家。”毛泽东问：“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冉答：“当然赞成。” 毛笑着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周围的人都笑起来，冉没敢笑，这可 是罪过不小的事啊。 　　毛泽东又跨进一块苕菜田，和几个妇女一起摘苕菜，记者的镁光灯在昏暗的 田野里闪个不停，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紧张万分，连 “毛主席”三个字都没叫出口，直到毛泽东的车队消失在暮色中，有人才如梦初 醒地叫起来：“毛主席来了！”。第二天，莲花一社召开社员大会，一致通过更 名为“幸福社”。社里的干部硬是想不通，懒王冉贵全为何有这份福气！ 　　虽然到会的时间不多，然而会议的整个进程完全在毛泽东的控制支配之下。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在他充满想象力和豪情壮志 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一九五八年新年伊始，他接连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 议、成都会议，一再批判党内的“反冒进”主张，提出不断革命论和十五年超过 英国等一系列大跃进口号。 　　事实上，建国后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众多 领导人历来就有分歧。毛泽东几乎是主张越快越好，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 云在内的一些人却持稳妥态度。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后者一再 反对冒进。毛泽东的意见占上风时，合作化的速度便加快，当后者的意见占上风 时，就加以控制和收缩。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他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后分到土 地的个体农民，若不尽快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快就要出现两极分化，产 生新的剥削阶级，无异于旧制度复辟。他坚信，尽快地实现公有化，变小农经济 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党内的反对意见失去了耐心，对一再反对强制 推行合作化的中共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等人提出严厉批评。他以极大的热情，用 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关于农业合作化先进单位的报告，写了序言，给 几十篇报告写了按语，编辑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刮起合作化的 旋风。短短一个冬春，全国便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开始由初级社转为规模 更大的高级社，生产上不顾实际的强迫命令，剥夺农民私有财产的共产风开始出 现，当年即造成农业减产。一九五八年年初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批评 冒进的话被作为反面材料印发，毛泽东扬言，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是政 治问题，令全党震惊。 　　成都会议继续对“反冒进”进行清算。毛泽东让会议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的部份按语。他说，他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两件事，即批 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 “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如此一来， 就把国际国内“反革命”同“反冒进”罗织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阴谋。虽然毛泽东 说，他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实际上“反冒进”已经令周恩来等人“不好 混”了。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先后有六次讲话，随着事业的成功和个人权威的膨胀， 他出言愈益显示出才气、霸气、仙气。旁征博引神思飞扬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是为 才气，居高临下睥睨一切舍我其谁一言九鼎是为霸气，旁敲侧击语义双关漫无边 际莫测高深是为仙气。才气令人倾倒，霸气令人臣服，仙气却让人害怕。你得反 复琢磨回味试探，万一理解不透，或者乾脆理解反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也许 从此埋下祸根甚至当即大祸临头。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指标搞“两本账”，把小农业社合并为大社等三十 七个中央文件。而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首次肯定了所谓“正确的个 人崇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此将国民经济纳入了大跃进 的轨道。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积淀下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思想， 他们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这是个人崇拜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如果最高 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开国元首有意要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路线服务的话， 很容易办到的。 　　直至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还正确地申明反对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将个 人崇拜“合法化”的直接原因，一个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一个是 党内与他针锋相对的“反冒进”。在他看来，这些人敢于和他作对，是受了赫鲁 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鼓舞，发展下去，将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使他的正确 路线得不到贯彻。他发觉党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为数众多，对集体领导缺乏自信。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而他坚信真理是掌握在 自己手里的。 　　“中国的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苏联强 大的压力。”他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 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又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 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他接着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 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 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 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 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 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注４】 　　服从真理和个人崇拜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样被归结为一回事：谁掌握了真 理就要崇拜谁，换句话说，要崇拜掌握了真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可以独裁，可 以不要集体领导。而且，不言而喻，真理是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的，这已为几十年 革命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加以发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表示：“对 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 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一月份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明了“生产计划两本账”的 计划工作办法。简称“两本账”。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定两个指标，一 个是内部掌握的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对外宣传的争取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 前者高出许多。他宣称这是“计划上的一个革命”，它的优越性在于发挥群众的 干劲，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不仅中央要搞两本账，地方也要搞两本账。这就等 于明确规定，为了“调动积极性”，对外宣传的指标可以是虚的，不一定非完成 不可的，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至此，毛泽东清除了一切障碍，把中国经济建设送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议期间，其它几位中央领导也到附近视察。视察地点都是经省委事先安排 的。 　　这些视察引起的反响，当然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的相比。而毛泽东的视察影响 最为深远的，是视察郫县红光社。 　　红光社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合兴乡境内。一九五二年土改后，合兴乡双 桂村雇农周桂林和萧绍群两口子，带头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一九五四年在 县上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两口子一个当社长，一个 当副社长。全社开大会讨论取个什么响亮的名字，队长张登云说，毛主席来了太 阳红，就叫“红光社”，众人鼓掌叫好。一九五六年红光社由初级社转高级社， 一九五八年初又将六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九百四十户、二十六个生产队的大社， 是从省到县的合作化先进单位。 　　毛泽东到成都后，给形影不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打招呼，说要到一 个合作社走走。知道毛泽东脾气的李井泉事先安排了新都的一个社和郫县的红光 社，都作好接待准备。出金牛坝招待所大门，如果毛泽东往左走，就到新都的社， 如果往右走，就到红光社。得到消息的温江地委，在全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除 四害突击，数百万人奔跑于田间追赶麻雀，以壮观瞻。县委书记们在温江等待了 三天不见动静，悻悻而返。 　　那时候温江专区各县均没有小汽车，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几天一直骑自 行车在金牛坝招待所门口等候。三月十六下午四点左右，毛泽东起床，决定到乡 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出招待所大门，李问毛泽东往哪边走，毛泽东朝右边 一指，让红光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历史。新都县委女书记王海香因此没见到毛 主席，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十六日这天，县委农 工部部长潘兆清、办公室主任王春莲等，以及社里的干部一大早就在社办公室等 候。那是川西坝子一个常见的阴天，等到下午六点暮色降临，还不见首长踪影， 周桂林想中央领导劳累了一天，现在该吃饭休息了，就叫妻子萧绍群先回去喂猪。 　　萧绍群离开不久，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通知中央首长已前来红光社， 聚集在办公室的干部们前往公路边迎候，没走几步，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到达，担 任向导的刘致台第一个下车，接着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众人齐声欢呼。毛泽东 下车环顾四周，道：“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说着便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 去。按原先的安排，先是请毛主席到村办公室，县、社干部汇报情况，然后带主 席到几户“政治上乾净”的农家去看看。毛自行其事去的这家人，男人叫温小凤， 曾经做过甲长。乡下流传“乡长万户侯，保长嘴流油，甲长啃骨头”，解放后保 长以上都是“反革命”，甲长实际上是准反革命待遇。女主人叫林赛华，人称温 幺娘，年近六十。因为这家人“政治上不乾净”，常来常往的工作干部从不登门。 　　但是毛泽东迈开大步径直而入。大家只好笑嘻嘻地跟在后头。这是一户典型 的川西农舍，一片树林环绕着几间茅屋，屋前是一片小菜园，前甲长温小凤正在 园子里种菜，见一群当官模样的人走来，知趣地躲到一边。毛泽东在院坝里看看 问问，留下的一张照片里有一脸惶然的温小凤。然后毛泽东便一低头进了茅屋。 女主人林赛华虽未接待过“工作干部”，却是见过世面的人，乡里人传说她经常 还略施脂粉，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温幺娘正在害“火疤 眼”，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 泽东操着湖南话向她打招呼，她问：“老同志，你是哪省来的？” 　　毛泽东坐到条凳上，打着四川话对她说：“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 幺娘把手中的水烟筒递过去请毛泽东抽烟。毛泽东接过水烟筒看了看，问她入社 没有，何时入社，接着就提到最关键的粮食问题。 　　“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 　　“几百斤。” 　　副社长刘贤松机警地补充：“分四百五十斤。” 　　毛泽东：“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 　　和懒王冉贵全一样，温幺娘迟疑不答。 　　毛泽东：“够吃吗？” 　　温幺娘：“不浪费就够吃。” 　　毛泽东指着几个社干部问：“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温幺娘笑了：“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咪咪的，欺负啥子哦。” 　　毛泽东注意到周围的几个女干部，把二十五岁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叫到 身边交谈，王说她是来这里搜集“除七害数字”。毛泽东只知道除“四害”，问 七害有哪些。王答：“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蟑螂。” 　　“蟑螂是什么东西？” 　　“农民叫偷油婆。” 　　“偷油婆是什么样子？” 　　人们急于想找出一只蟑螂给领袖看，蟑螂是昼伏夜出的角色，温幺娘家虽是 茅屋一蓬，却收拾得很乾净，忙了一阵没找到。 　　毛泽东离开温幺娘家，她才听说那是毛主席，她因此自怨自艾了好些日子。 　　毛泽东顺着田间小道漫步走去，农民们谦卑地望着这位至高无上的伟人，许 多人家的神龛上就供着他的像，他们要么没有认出他，要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好奇地向前凑。毛泽东摸着余万才挑在细细的脖子上 的脑袋说：“还差点营养。”问邓洪昌：“一天打几架？”邓洪昌答：“一天打 三架。”见十五岁的女孩王祖云手上缠着布条──是挖坟园改田时给石板震伤的， 毛泽东就叫随行的医生李志绥给了她消炎药膏。 　　郫县的田数犀浦最好，清一色的油沙田，红光社的田稍差，这年的小春作物 长得不怎么样。幸好毛泽东对川西坝子的庄稼不熟悉，看不出好坏。他走进一块 油菜地，这是块“下湿田”，油菜长得稀稀拉拉，只及他大腿高，他站在田里， 右手抬到胸前问： 　　“能不能长这么高？” 　　憨厚木讷的社长周桂林不知如何回答。 　　毛泽东把手伸高到颈部：“能不能长这么高？” 　　不等周回答，毛泽东的手已伸到头顶：“能不能长这么高？” 　　毛泽东有一米八的身高，周只有憨笑，不敢相信油菜能长到比毛主席还高。 　　毛泽东的这几比，后来成为历史性的。 　　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打破碗花花。毛泽东当时问周桂林“今年能不能将 七害除完？”周表示“一定能除完”。毛泽东问用什么办法，周介绍把打破碗花 花丢在粪坑里，可以杀死蛆和沙虫子（孑孓），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周叫人去扯了一窝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很仔细地看这种野草，问为什么取这 个名。农民出身的本地干部潘兆清说，这种草有毒，为了防止小孩们去摘，大人 就哄孩子说摘了这种花要打破碗，碗打烂了吃不成饭，就这样得的名。蹲点的省 农业厅处长梁禹久补充说，这种草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这是一个创造，应该推广。”毛泽东对刘致台说，“你们今天写稿，明天 修改，后天见报。”又对李井泉说：“后天你派人来拿。” 　　毛泽东还关心地问起社里有没有女社长，周桂林赶紧叫人去叫萧绍群，萧绍 群正在家里砍猪草，丢下菜刀就朝门外跑。令她极为感动的是：“毛主席看我跑 来，跳了两个田坎迎上来跟我握手，我手都没有洗。” 　　问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指着李井泉问县、社的干部认不认识。 　　潘兆清答：“认得到，李政委经常到郫县来。” 　　周桂林冒了一句：“李主席解放的时候就来过郫县。” 　　“噢，你有两个名字：李政委、李主席。”毛泽东对李说。 　　李井泉赶忙申明：“合省的时候，当过一段省主席”。 　　毛泽东指着乡妇女主任游福群问：“那是谁？”刘政台答：“是乡妇联主 任。”毛泽东上前问游：“三八节开会没有？”游答：“三八节乡上开了妇女积 极分子会。”毛泽东指着刘致台和潘兆清：“斗争他们没有？”游回答：“没 有。” 　　“三八节么，女人斗男人。”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在暮色中登车而去，前后一个把小时。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 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 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 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注１】“坝子”为西南地区方言，指平原。西南多山，平原难得一见。都江堰 灌区的川西平原，也是整个西南最大的一块“坝子”。 【注２】周颐：《回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成都》。 【注３】《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二版：《八大决议鼓起我们的新干劲》。 【注４】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　　　　　　　　2006-3-30 17:22:00 本帖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四川新闻网立场  中心两点 等级：正三品参将 文章：235 积分：67 魅力：110 现金：2 金币：144 注册：2004年11月28日 博客：中心两点的博客 第 2 楼 高烧一亿度 　　一九五六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份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几个小 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一九五 七年，大部份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 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四千亩扩大到 五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 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赏征集生产新建议近三万条。年底，《人民日报》 头版报导，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一千零 八十三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 了名气。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五千多人。省里又决定，将 崇宁这个殷实肥富，但“工作落后”的小县并入郫县，壮大郫县实力。因为水稻 减产的事让新华社记者捅出去“犯了错误”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到郫县坐冷 板凳。县委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 　　克勤克俭以乘风破浪的干劲提前实现纲要四十条 　　戒骄戒躁用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稳举帅旗双千斤 　　横批：跃进再跃进 　　没有自以为骄傲的成绩就不会说“戒骄或躁”。县委书记、县长高义禄后来 感慨； 　　“那时候我们的脑子真是太热了，不是一百度、一千度、一万度，是一亿 度！” 　　一亿度的高烧就是从这时候升起来的。继五七年实现“千斤县”，五八年的 指标定到双千斤。为了稳举帅旗，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改良土壤，积肥造肥、扩 大耕地、兴修水利、植树绿化和除七害运动。被郭沫若称为“新国风”的跃进诗 歌响彻全县：“夜晚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星星当月亮”，“挖尽千脚泥，寻找 肥林盘，积肥不上五十万，不算英雄汉”。志愿军战歌也改编成跃进战歌：“雄 纠纠，气昂昂，决心坚如钢。雨当晴，夜当晓，生产日夜忙……”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郫县视察，尤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把 本来已经热昏的气氛加热到白炽。陷入热昏状态的不仅是干部，农民也被眼花缭 乱的刺激弄得晕眩了。无休无止的宣传鼓动如催眠术和气功师的暗示，光荣与梦 想如天国的召唤，人人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一九五八年五月，就在毛泽东正式启动大跃进战车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同 时，郫县举行党代会，县委书记高义禄骄傲地宣称，小春丰收已成定局，据各乡 估产，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同志们，这个增产比例在我县来说是空前 的，史无前例的，从近来报上发表的消息看，像我县这样的增产比例是少有的。” 　　这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人们竞相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豪情壮志，连党代会 上作报告也不例外。在做诗，或者说编顺口溜方面，农工部长潘兆清是一把好手。 本地贫农家庭出身的潘兆清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善于 领会上级精神并有创新。他土改时参加工作，两年时间就当了区委书记，一九五 四年升任县委农工部长。县里发的文件，大部份是由他口述，县委办公室主任王 春莲记录而成。在这次党代会上，他的报告几乎是诗歌连缀。归纳全县各乡的工 作成绩，他朗诵道： 　　太平扫除文盲干劲大，崇兴除四害灭三病有办法；新民技术革新是创造，合 兴先进技术创造广；犀浦经营管理有名堂，花园耕作细致赛全县；永定挖沙塘改 良土壤，安靖肥料加工厂是榜样，团结使用磷肥矿已推广，永兴创造农业社办劳 教，古城养猪全县最多、德元大麻生产很漂亮；友爱土烟赛过花园场，合作养母 猪经验很丰富；和平油菜产量高，清河乡创造栽包粪秧。这就是行行出状元，乡 乡有特点，事事有先进，样样有创造，只要认真学，外行变内行。 　　讲到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他朗诵： 　　农业社创造既多又广，生动而惊人。萧传贵创造洋芋栽大箱，刘贤松创造全 队早发栽塘秧，徐清树创造三点钟催芽法，李洪金创造土烟间在玉米箱，刘孝钦 提出荞子点条播，赁伦发提议土烟栽双箱，孙树云创造筒车改用筒槽水，石荣中 试验成功老葫豆行内间种葫豆秧……杨志成人工造粪水，刘贤松和技术人员结合 创造高空育秧，周桂林试行水沟育秧，牟青云就搞院坝洒秧，机械农场试行猪喂 牛粪，钟永成和张润高就把猪的扁桃腺割了喂了肥猪片，注射鸡蛋清十天长七斤 ……【注１】 　　党代会的诗歌大联唱以县委书记高义禄的报告为最后篇章，他描绘道：“我 们县目前的景象是： 　　乘风破浪大跃进，万马奔腾总动员。 　　坚决跟着共产党，誓把郫县变乐园。 　　粮食赶澄海，水稻追孝感； 　　亩产一千五，力争达双千。 　　每户积肥八十万，单改双、双加番； 　　密植良种浅水灌，低产变成高产田。 　　小沟改水渠，铁牛跑得欢。 　　生猪发展超北川，鸡鸭成群果满园。 　　全县养蜂二十万（箱），每户社员都养蚕。 　　…… 　　社社有电话，队队喇叭安。 　　文盲全扫除，都把科学钻。 　　农业中学遍全县，新型农民文武全。 　　六畜兴旺人健康，三病七害消灭完。 　　农村修建居民点，家家户户电灯燃。 　　有余粮、有存款，欢乐歌声遍田园。 　　人人脸上红光满，老年变得象青年。 　　光荣伟大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前。 　　幸福日子要实现，大家鼓劲干三年。”【注２】 　　鼓劲干三年就能过上这般如诗如画的好日子，真是累死累活也心甘。 　　最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社的社员们。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 人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 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 一份“龙恩”。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 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 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 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 “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 “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注３】幸福万分的温幺 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 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 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毛主席来 了她都没认出来，抱怨她孙儿不懂事，毛主席问他腔都不敢开。 　　更名“幸福”的还有：毛泽东到过的灌县新城乡莲花社更名幸福社；刘少奇 视察过的犀浦乡第二农业社更名幸福社；邓小平视察过的郫县晨光社更名幸福社。 孩子们人人学会了新儿歌：“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 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一曲颂歌唱遍大江南北：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笑， 　　好像春雷响四方。 　　…… 　　和这首曲调优美的颂歌一样响遍全国的，是毛泽东在红光社发现的打破碗花 花。根据毛泽东三月十六日的当面指示，有关报导两天后就出现在《四川日报》。 三月二十六日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专稿：《让毒草为 人类服务──四川农民用“打破碗花花”除蚊蝇》，并有川大方文培教授，川医 谢成科、徐仲吕、李正化教授等的分析介绍。几天后，这种野草的神奇功效进一 步扩大。《人民日报》说，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还能够用来消 灭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报纸何以将它吹得 神乎其神。直到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已到了武汉，《人民日报》才首次报导毛泽 东在四川的消息，刊登毛泽东在红光社观看打破碗花花的照片。反应敏捷的郭沫 若在第二天发表的《百花齐放》组诗中加上“打破碗花花”一首：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 　　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 　　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牡丹， 　　栽培在庭院里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 　　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 　　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 　　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他对这种“花”的知识显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不如艾芜谈得真切。他说他 小时有一年打摆子，母亲到小沟边摘了打破碗花，捶烂敷在手上，“从此就不发 疟疾了”，建议用它提炼一种治疟疾的外用药。又说四川还有一种叫合麻的野草， 手一摸痛得要命，当年张献忠扯来揩屁股，痛如刀割，大骂四川不但人可恶，连 草也可恶，“我想也可以研究下子，在毒草中取出有用的药来。”【注４】 　　因为是红光社社长，诚实厚道的周桂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他那副光头上扣 一顶皱巴巴的制服帽，裤腿挽得老高的形像经常见诸报刊。他是那个时代出身贫 苦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典型人物。他原是简阳县的一个孤儿，流落到郫县合兴乡帮 长年，因为老实肯干，主人家舍不得放，就留在当地。临解放前川西坝子兵荒马 乱。一户姓萧的人家怕十六岁的女子落到胡宗南的兵痞手里，打急抓把女子嫁给 他，她就是后来的副社长萧绍群。虽说合作化以来周桂林一直是劳动模范积极分 子，实际上一切并不由他主宰。他一天书没读，扫盲后仅写得周桂林三字，为人 憨厚木讷，拿不出什么新点子好办法，唯一优秀的是“工作干部”叫干啥就干啥， 他的无数拿着讲稿在台上表决心的照片都是别人导演的。他在广播里讲话，别人 在旁边说一句，他对着话筒说一句，广播喇叭里都听得见。 　　合作社以来一直在合兴乡、红光社抓点的干部是农工部长潘兆清和县委办公 室主任王春莲，五七年一月又有女副县长郑功瑶下放任乡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 在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如何把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贯彻到工作中去呢？工作 干部们反复回忆理解讨论，总结出“关键在于那一比”。你们看，毛主席在油菜 田里，左手摸着菜子，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 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他的高大的身体的同样高度问“能 不能长这么高？”毛主席这一比，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 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于是，社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 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 修改三十七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 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 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 过四千关。”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功瑶这年芳龄二十六，郫县太和场人，就是画家张大 千抗战时移居三年的地方。她父亲当过军官，抗战后解甲归田，土改划成份为城 镇贫民。太和场为著名蜀绣之乡，妇女多以刺绣为生计，郑高小毕业后即在家绣 花。她虽文化不高，相貌平平，但聪明伶俐，干练泼辣，倒也算女中人才。十七 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 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她的 仕途轨迹和农工部长潘兆清惊人相似，又兼志同道合，来往密切，眼下二人恋情 已是公开秘密，郑早已解除包办婚约，潘在等待和结发妻子离婚。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风云人物郑功瑶错过时机，为一桩好事误了大好事── 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 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 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足肥──密植，开 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竞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一九五七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 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 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 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 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 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 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 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 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 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 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 书的“迷信”，一方面是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功瑶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 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 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 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 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七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 星。《四川日报》的报导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 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 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三千斤以上的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耀，全县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 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 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 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 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 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十七点四斤。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 在郫县。 　　“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要求郫县“叫中 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 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县委宣布，给 放三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八十元。 　　八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一千斤，更重要的它是一 个荣誉，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自省 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王八老牛破车的下游。当一眼就能识 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 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让我们看看这种竞赛在两个农业社之间是如何进行的。【注５】 　　合兴乡和平社与红光社相邻，早稻收割前，驻社干部胡清泉和社长黄子云商 定，“今年产量一定要压倒红光，赛全县！”红光社放出早稻三千七百多斤的卫 星，当晚和平社干部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 红光的三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难道假不来？商定的 办法是“大秤小秤砣，多填划码单”。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郑功瑶、乡长邱立崇到场验收，郑功瑶亲自“监秤”。谷 子边打边称、往秤上一挂，挑挑都是三百斤左右。谷子打完，总计亩产三千八百 五十斤，超过红光社。邱立崇是收了一半才赶来的，看了过秤登记再看看每挑谷 子的份量，起了疑心。谷子称完，他对过秤的人说：“我来称一下看我有好重？” 他吊在秤上一称，一百九十多斤！不由得心头火起：“我才一百零几斤，咋个称 出一百九十多来了？这是啥子秤哦！”监秤的郑功瑶立即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邱 便哑口不言了，回乡后郑为此事对邱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八月中旬中稻收割，红光社又放出一颗四千多斤的卫星，和平社干部闻讯 “很不服气”。 　　第二天外边在割谷子，干部们就在屋里编划码单，外边谷子还没收完，屋里 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五千多斤的卫星。 　　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 　　八月十八月，红光社六千一百五十八斤。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和平社“妇女卫星田”六千三百五十三斤。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红光社双星齐发，一个七千一百四十三斤，一个七 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和平社七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红光社八千三百五十一点九斤。 　　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二十二日晚，干部们决定“干 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 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 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 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十二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 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 七十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 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 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二十三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 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 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 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一万六千七百二十 点二斤。 　　产量精确到两、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 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 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 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 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 割时郑功瑶就在场，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 社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斤”的消息，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日报》 报导“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十二队的这颗。报 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 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 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 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 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八月二十二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 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 收割的一块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声称从早晨七点开始，八十二人割谷，二十二 人用十一张拌桶打谷，用了八小时才收完，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书记邓明秋， 清白乡党委书记李银亮“反复核对属实”，还有三百多人参观云云。编辑手忙脚 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放出六到七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 颗。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 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县竹友社亩产八千多……”当编辑刚刚为这组 报导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息又到了，亩产一万二千多斤！ 　　八月二十三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 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地质问：“我们要反问怀 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 大的卫星呢？──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同是李井泉时时关照的地方，因此成了出风头的竞争对 手，新繁县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有大名鼎鼎的新民社和罗世发， 罗从一九五三年起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郫县是后起之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 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察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新繁之势。一九 五七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哪肯服输，五八年第一个宣 布早稻亩平超千；号称“稳举帅旗”的郫县可是欺得？几天后宣布早稻亩产超千， 比新繁多十几斤，《四川日报》宣布郫县“获全省冠军”。为了回答两县同时收 割，善于抢先的郫县为何先不说的质疑，报导解释说：“今年郫县早稻收割的特 点是愈收产量愈高”，开始估计不足云云。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 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 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秘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 地搞密插”。早在七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 郑功瑶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 “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 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 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 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注６】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 稻会议上表扬郑功瑶敢想敢做。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 秧苗在田里沤烂。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功瑶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 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 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 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 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 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 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 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 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 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 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 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 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 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 生长”，“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 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 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 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兆清同志曾召集这些党 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 的问题。潘兆清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 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 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 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 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 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 放出多大的卫星”。八月二十六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 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田，和平社的十三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 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注１】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注２】同上。 【注３】“幸福娃”的命名颇费一番周折。见过毛泽东的孩子一共有十八名，但 大部份出身“不乾净”。如毛泽东叫医生治过手的王祖玉，父亲王南抗战时当过 国民党军队的副官，成份为“旧军官”；伍裕宾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电话兵和 袍哥小头目；崔启富的父亲是“小土地出租”；向毛泽东报告“一天打三架”的 邓洪昌父亲是中农，毛泽东认为“还差点营养”的余万才父亲是“管制分子” ……只有摘打破碗花花给毛泽东看的王永章出身贫农，最终只有他一人享受“幸 福娃”的称号。 【注４】艾芜：《我也来谈打破碗花花》，《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 第八版。 【注５】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合兴乡和平社中稻移栽卫星田的调查情况》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 【注６】《郫县合兴乡党委在红光社试验水稻四万斤的具体措施》，一九五八年 七月八日。 ◇　　　　　　　　　　　　　黄蟮脑壳 　　如同带功报告的会场一样，尽管是满场的手舞足蹈，总有一部份“心不诚” 者死活来不了气。在全民性气功态的童话世界里，仍然有许多按常规思维、敢说 “皇上是光着身子”的人，他们被称之为“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 派”、“保守派”、“顽固派”、“反对派”…… 　　“四川有句俗话形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叫‘黄蟮的脑壳──死不化’”《四 川日报》的评论文章说，他们一口咬定高产卫星是“吹牛皮、冲壳子”，“算了 吧，算账派，你们已经输得精光，现在是你们最后猛醒的时候了，否则成了黄蟮 脑壳就悔之晚矣！” 　　冥顽不化的多半是老农，所有关于高产卫星田的报导，都把他们的反对意见 作反衬。“保守派低头认输！”《四川日报》说，郫县合作乡一社队长种了一块 密植试验田，老农晏邦才饥笑说：“这个田要打千斤，我输你四元钱”，结果真 打了一千多斤，“晏邦才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输了”。红光社老农孙子文讥笑试 验田：“几千斤，连草一起秤都不够，栽那么密，咋个薅哦！”后来也“服气 了”。到万斤田出来后，他们就只有感叹白活了几十年，“这辈子做梦想没想到 啊！” 　　新繁县清白乡单干户巫忠华就是这样的黄蟮脑壳。公社化以前，还允许有少 数单干户，据说这样反而有利于群众从对比中看到合作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巫忠华心甘情愿地充当反面教员，整死不入社。因 为他出身贫农，干部拿他没法。今年栽秧时，上面要求密植，他油盐不进：“自 古来没听说栽这么密的。稀秧不秧谷，只要交够公购粮，你管我咋个栽？”依旧 栽他一尺见方的稀大窝。干部一气之下，专门把社里的密植高产试验田栽在他们 田旁边，存心要老顽固扫尽面子，缴械投降。 　　一天，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路过，发现这两块稀密对比得出奇的田，打听到 原因后反映到县上。县委书记击掌道；好！很好！正好通过这件事教育群众，拔 掉这杆白旗。县上决定在这两块田各竖一个牌子，一块写社里的密植高产田，一 块写“单干户巫宗华稀秧试验田”。秋收时县上开现场会。 　　牌子插到巫宗华田头上时，他脸都气青了。他当然没有胆量去拆政府竖的牌 子，他挺着那颗煮不烂的黄蟮脑壳，天天不是进县城挑粪，就是在田里忙，把他 那几亩田服侍到家了。社干部一看，也加紧管理施肥，最后还施了县上特供的几 十斤高效化肥。 　　秋收时，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再次赶到这里，要看看这出好剧如何收场。来 到田头一看，不由得暗暗叫苦：两块对峙的牌子依旧立在那里，田里的情况却是 今非昔比；巫宗华的稀秧田窝大杆壮穗长粒满金黄一片，合作社的试验田稻子已 倒伏，乌黑黑只见叶子不见穗。支部书记悻悻地解释说，薅秧时看见单干户的秧 头子壮，怕比输猛追了几次肥，结果把秧子催倒了。 　　为慎重起见，地委干部在两块地各划出一块相等面积，亲自组织试打。单干 户的稻把子轻轻几下就打净，拌桶里留下清清爽爽的谷粒。合作社的稻把子打下 的是湿漉漉一堆叶子和瘪壳，就这样称下来，也比巫忠华的轻得多。县上筹划已 久的现场会也就没了下文。 　　和“顽固老农”举白旗投降的报导大多凭空捏造一样，温江专区新办的《都 江报》就此事登了一篇颠倒黑白的报导，在这篇题为“一步登天”的报导中，巫 忠华是个拿鸡蛋碰石头小丑，“我就不肯信，连合作化都整不赢！”他在城里包 了一个茅坑，挑了几百挑粪往他的稀秧试验田里倒，又施了八、九百斤禽粪，结 果只打了六百斤，而社里的密植田都是两千斤、三千斤……。巫宗华终于难为情 地找到社长，说：“社长，以前我走错了路，请你收下我的入社申请书吧！”于 是他就从单干到人民公社“一步登天”了。 　　在放高产卫星这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上，温江地委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 的被动状态。从行政关系来讲，郫县的一切工作，尤其是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 应该由地委一手抓，然而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实际领导上，郫县离省委都要比地委 近得多。“李政委”经常办公的金牛坝招待所就挨着郫县；省里的各种工作组如 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以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为主的一个庞大的新闻 报导班子常驻郫县；省里的各种指示往往一杆子插到县里，县上的工作往往直接 报到省里。当郫县有什么大事报到地委时，可以肯定省上已经知道；更多的时候 是地委接到省上的信息或看了报纸，方知郫县又生出什么花样。地委一般干部没 人愿到郫县去：人家是通了天的，架子大著呢，谁愿意去坐冷板凳讨没趣呢？ 　　2006-3-30 17:38:00 本帖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四川新闻网立场  中心两点 等级：正三品参将 文章：235 积分：67 魅力：110 现金：2 金币：144 注册：2004年11月28日 博客：中心两点的博客 第 3 楼 　但是地委的头头们就不敢这样想，夺了彩地委也许沾不到多少光，出了事可 休想滑脱。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从统购统销征过头粮出乱子，到一九五六年乱 指挥造成的减产，或多或少给他们以教训──脱离实际是要受惩罚的。他们肩上 的担子很重，很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粮食交出来才算数。单是一个百 万人口的省会成都，一朝没粮，该当何罪？不过，要说谁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可 是假话。整个国家尤如一个蒸笼，热的、冷的、清醒的、糊涂的都难免被蒸热、 蒸烫、蒸晕。主管农业的书记曾笳每天拿着报纸心急火燎；连穷得叮当响的河南 安徽都干出几千斤，守著名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居然无所作为！连省上的农业专家 参观回来也这么说，还有可怀疑的吗？ 　　为了迎头赶上，地委接连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参观团分赴河南、湖北、安徽、 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省参观考查，结果大失所望。号称创造油菜亩产五千 斤的甘肃某县，参观团一去县委就说：“别参观了，是假的，记者看到县报上的 一篇消息就捅到全国去了。”浙江某县所谓的豌、葫豆亩产二千多斤，去后县委 说只有三、四百斤。参观团说，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公报里看见的呀！县委说， 统计部门上报时未经我的审查。安徽麻亩产二千一百斤，假的。去湖北回来的人 讲，水稻产量也有问题。有的社队干部私下对参观团说，收的时候都没听说放卫 星，收完了给我们打招呼：外面的人问，就说有一万多斤…… 　　当神话被重复一千遍的时候，他相信过神话；当神话被揭穿以后，他更坚信 常识。曾笳清醒了。主管着全区的农业，他感到责任重大，那是几百万张嘴巴， 十来亿斤征购粮的问题啊！虚报浮夸后果不堪设想。秋收开始他突然接到省农业 厅的电话，说郫县已经出现六千斤以上的卫星田，省上准备在那里开水稻生产现 场会，立即答复，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他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彬前去调查， 杨回来报告，不是六千，是六百，社队干部说，他们根本没报过，是县里报上去 的。 　　曾笳拿起电话告诉农业厅，现场会不能开。没得那回事。接着打电话给郫县 第一书记刘致台，要他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话那头口气不小：“这还不算，我 们还有产万斤的田呢！”曾笳压住心头的火气：“那当然好。有把握的，先给地 委报告，我们要亲自验收。未经地委验收，不能向上报。” 　　眼下他正窝着一肚子火。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收割前的估产，收割时的核产， 收割后的清产已经形成了规矩，粮食产量都是逐级核实上报的。今年早稻收割开 始就全乱套了，尤其是郫县，简直就不把地委放在眼里。有一点很清楚，高产最 终要落实到征购上，万一征购完不成，他是担待不起的。地委常委中，对高产卫 星持怀疑态度的占压倒多数，地委发出通知：凡各县放高产卫星，一律先报地委， 经地委验收后才能宣传，否则不予承认。 　　这一纸通知尤如向燎原烈火泼去一瓢水，根本无济于事。先斩后奏，斩了不 奏比比皆是，地委会刘家大院门口终日锣鼓喧天，报喜的队伍你来我往。接到喜 报：看到报上的消息地委的调查组火速赶到现场，要么已经“收完”，要么子虚 乌有…… 　　八月二十三日，万斤卫星从天府之国冉冉升起，巴山蜀水一片欢呼。从报上 得知消息，温江地委的头儿们如同咽下一只苍蝇。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打电 话问曹云生，曹承认是“二次移栽”。八月二十五日，地委再次受到重创，《四 川日报》头版报导，郫县合兴、古城，崇兴三乡接连放出五颗万斤中稻卫星，其 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的一万六千多斤的卫星。地委办公室派龚朝浦、傅正坤 二人立即前往调查，看到是犁过的田。访问了几个老农后，二人打电话到川报说， 我们调查了，这块田实际只产几百斤，你们这样做有损党报威信！报社并不理睬。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郫县报告，犀浦乡有一块田可收三万多斤。 　　“不要收，我们马上来验收！”曾笳对着话筒大吼。 　　当地委的干部傍晚赶到时，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已是光秃秃一片，县、乡干部 称：“收割完毕。” 　　这回曾笳可真火了，在电话里厉声责问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叫你们不要 收为什么要收？这样做不对嘛……” 　　刘致台似乎并不计较：“你们不要急，还有一块比这块产量还高，估计有四 万多斤呢。”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除主持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的曾笳外，宋文彬率领地 委全部常委赶赴犀浦，一下汽车，他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见成都到犀浦 的公路上大小汽车排成了长龙，人流如潮，数以成千上万的人把一块稻田围得水 泄不通，挎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记者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电影摄影机吱吱转动。 那块稻田──不如说是一个稻堆，稻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上面看去一片金黄 的谷粒。有人用鸡蛋放在上面掉不下去；小孩在上面蹦跳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 汉拿着洋铁皮做的话筒站在稻子上大叫大嚷；照像机劈里叭啦乱响…… 　　县里显然早已将消息捅了出去，单是看几十辆小车，就知道省、市、各厅局 的人差不多都到齐，这种热闹欢庆的场面很快抹去宋文彬对县上又一次“先斩后 奏”引起的不快，他堆起笑脸，和人们握手寒喧，接受种种由衷的或不由衷的表 扬、祝贺和恭维。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贺──温江地区粮食大 丰收，对这一年多来工业人口猛增的成都市，实在是太好不过。 　　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 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县上的干部在人们的拥簇 下介绍“并秧移栽”经验：他们是在七月十三日将十六亩田的中稻在抽穗前十天 并到一亩田中，进行“后期生长”，放出的这颗大卫星。 　　省委书记阎红彦、廖志高、阎秀峰，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均到现场参观。第一书记李井泉眼下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 是整个大跃进期间热度最高的一次会议，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产指标和关于建立 人民公社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的。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 遭到重大挫折。而下达“熄火”令的正是李井泉信任的阎秀峰。四十四岁的省委 书记阎秀峰兼任省委秘书长，主管宣传工作。 　　据阎秀峰当年的秘书岳忠回忆，当他们在田边参观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 说这是造假，他回头一看，是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岳问，你们怎 么知道是假的？专家扯起一窝谷子说：“这根是死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 起的。”岳随即找到几个熟悉的当地干部打听，证实实际上是将三十二亩成熟的 稻子并到一起。返回成都的路上，岳给阎秀峰讲了这些情况，阎秀峰立即叫岳忠 通知各报社领导和农科所的那几位专家到省政府开会。会上，专家们直言不讳地 指出，稻子是成熟后并起来的，所谓“移栽并秧，后期生长”纯属无稽之谈。阎 秀峰会上宣布：“这样的高产卫星是劳民伤财，各报不要发表这种消息。” 【注１】 　　一百多人干了一个下午，一亩多田的稻子没有收完。当晚地县两级领导干部 回郫县。晚饭后，宋文彬接到省委书记阎秀峰电话，说省、市机关有人反映，今 天他们参观发现这块高产田有问题，是假的。 　　宋文彬立即召集县委刘致台、潘兆清、郑功瑶等开会，宋态度很严肃： 　　“你们讲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就好，如果是假的，现在还好收 场。现在不讲清楚，今后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 　　县上几位一口咬定，真的！ 　　宋文彬又羞又恼，咬紧牙关，脸色铁青，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并秧移栽作为上了报的“高产经验”是不能否认的，于是问题集中到移栽的 时间上。这块田无疑是成熟后并作一堆的，但县上坚持说是一个半月前稻子含苞 抽穗时移栽。会开到凌晨一点不欢而散。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等二十八日没有刊登已在成都闹得满城风 雨的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据说是因为总编没有参加二十七日阎秀 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二十八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导，头 条新闻的大标题是：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目光 　　郫县卫星与嫦娥共饮 　　犀浦乡幸福第一农业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头版还列出了廖志高在宋文彬的陪同下参观卫星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 站立在稻子上，“创造中稻大卫星”的干部社员的照片。同时发表了署名“肖宙” 的诗歌： 　　“请接受全省农民祝贺吧！川西坝子上郫县的劳动人民……如果发射台没有 安装在郫县，为什么你们接二连三地一千斤、两千斤、一万斤、两万斤，乡乡社 社放不停。昨天──八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好像春雷震天响，又从郫县传出巨大 的声音，党政军民的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群，工农青年象潮水一般，朝着郫县的 田野飞奔……观潮派发呆了，算账派吓倒了，唯条件论者抹着鼻子上的灰，增产 到顶的论调通通溜走了……” 　　八月二十六日谁也没见过的那块号称三万斤卫星的消息也挤在头版，报导鼓 吹，“郫县是多产卫星的母亲”，“卫星发射台”，并且是郫县县委办公室供稿。 整个头版显然是事前就精心组织好了的。 　　二十八日，成都市和各县闻讯前来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 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四万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两八钱。 　　这天上午，曾笳率各县主管农业的书记到犀浦参观。刘致台、潘兆清大言不 惭向各县介绍，他们在七月十三日含苞抽穗前将稻子移栽到这块田进行后期生长 云云。话没说完，曾笳当头一棒： 　　“你们这个万斤田有何用？要多花多少劳动力？腾出来的田有何用？有本事， 直接搞出万斤田来！” 　　“有啊，我们有直接长出的万斤田。”刘致台说。 　　“哪里有？” 　　“马路边上就有。” 　　“好嘛，究竟哪块有把握，带我们去看看。” 　　刘致台让郑功瑶带曾笳一行来到马路边的一块田，田边竖了一块牌子，上书： 　　万斤田 　　每亩四万蔸 　　每蔸二十五穗 　　每穗二百五十粒 　　曾笳看看牌子，再看看田里的稻子，说：“好，我们下去数一数，看够不够 这个数！”他和另外两名地委干部下到田里，在不同的位置数了十多穗稻子，平 均每穗只有八、九十粒。 　　曾笳脸色陡变，破口大骂：“郑功瑶，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明明只有这么 多，为啥那样写？你给我算一下，怎么会有一万斤？” 　　当天下午，地、县两级关于并秧时间、并秧利弊的争辩继续进行。县里一口 咬定，并秧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并让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和社支书到会作证。 　　当晚，省委通知县委，关于犀浦万斤田的消息“暂缓发表”。 　　宋文彬请省委农工部翌日到犀浦共同调查。二十九日上午，省委农工部长杨 万选、处长史立言、地委宋文彬、县委刘致台共同在犀浦一社召集社长，驻社干 部座谈。当过李井泉秘书，长期在犀浦蹲点的史立言私下对宋文彬说：“查什么， 用不着查，假的！几十亩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块，几百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干，稻子 的根都没长进土，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调查结果正如史立言所言，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并的，比县委坚持说的整整 晚一个月。宋文彬咬牙切齿，给县委下了三道命令：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 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作假者以处份。 　　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 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     　　成都近郊的一块卫星田被参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望着这丰盛的庄稼，     大家不住地啧啧赞叹着。一个老教授拿着一穗稻子左看右看，用手掂了又掂，     连声说：“了不得，奇迹！奇迹！”一个年青姑娘把脸贴到稻穗上亲了又亲，     闻了又闻；更多的人都弯下身子，去看那挤在一起的稻梗。你看，稻梗长得     多密，稻穗铺得多厚啊！这沉甸甸的浅黄色的稻海，象一张有弹性的大沙发，     别说鸡蛋堕不下去，便是风也透不过。你看，那几个粗壮的成年人在稻穗上     站得多稳！他们好像站在厚厚的地毯上，跳着，裂开嘴笑着，惹得参观的人     拍手欢呼，惹得摄影记者的镁光灯直闪。一只蹲在田坎边的癞哈蟆被笑声惊     动了，想躲到稻田里去。可怜的小东西，你找错门路了。这密密的稻梗结成     的墙，你能穿过去吗？果然它蹦了几次都被挡回来了，急得它满地乱爬……     　　田里，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劳动，割的割，打的打。稻子长得这么密，用     手搂都搂不过来，收割起来多么费劲！昨天他们一百多人整整割了一个下午，     才把这一亩零一点点的庄稼收割了一小半。今天天一亮，他们立刻又来到田     里奔忙了……你可知道，在这密密的稻田里施肥是多么不容易呀，肥料根本     洒不进去，他们不得不把肥料溶在水里，用喷雾器喷在稻子上，然后再用水     冲到根部去…… 　　显然是一场斗争的产物──有人不同意宣传，有人坚持要宣传。它巧妙地回 避了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产量，二、所在县乡。但凡是参观过犀浦四万斤田的 人一眼就能看出，说的就是它。 　　《人民日报》九月五日关于广东连县亩产六万斤的报导，给郫县县委以更大 的支持。这篇报导首次公开并肯定了并秧移栽。报导说，他们“把六十二亩二分 田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高度密植。”从而创造了这一高产奇迹。 　　九月十日，县委终于向省、地作出书面检讨报告。 　　这份所谓的检讨堪称厚颜无耻、强辞夺理的杰作。在解释为什么八月二十六 日的“三万斤田”没让地委验收，和为什么事前没有说明“并秧”问题时，报告 说：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县委办公室接得犀浦党委电话报告：该乡六社有一     亩多中稻麻谷儿估计亩产达到两万斤，县委书记高义禄同志接到办公室情况     汇报后，一面指示办公室立即报告地委，一面即前往犀浦验收。由于边收、     边打、边过秤组织得较好，收打过秤约三分之一面积时，即发现达三万多斤，     顿时，大家都喊叫起来，说是一块高产卫星。参加验收的县委书记高义禄、     赵金波同志商议：“地委来不来验收，没有消息，是收完，还是留一部份？”     议论纷纷，正在犹豫，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忠福和县委书记赵金波提出说：一     社还有一块比这块好，可能上四万斤。高义禄同志得悉后即决定全部收完，     “地委如果来看，再看一社的”，这就是四万斤卫星田的发现。在此以前，     县委从未听到过犀浦党委向县委报告有四万斤高产卫星，也没有得到过报告，     说他们进行过移栽并秧工作。 　　关于并秧造假问题，报告说：     　　水稻后期移栽创造高产是从七月下旬有所了解的。八月二号县委召开了     各乡党委、总支书记会议，作了明确布置，每乡搞两亩，在含苞抽穗前移栽……     这一段从县委指导思想来说是没有什么错误的，问题是出在对古城乡发现的     一块半吊黄谷子进行移栽并秧，县委八月十九日发了通报批评，二十四号又     去验收，报社（指《郫县报》）又出了“号外”。这在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半     吊黄的并栽秧子也是对的。当时，也曾发生思想斗争，“究竟承认不承认是     高产卫星？”研究后决定验收，听取群众意见，如果群众认为是对的，反映     是好的，今后有推广价值的，就承认。验收结果，经群众讨论，一致赞成这     个办法，认为迟了一点，明年改进。这样……就草率地、没有报请地委而作     了决定。【注２】 　　八月初就作了每乡搞两亩并秧移栽的“明确布置”，二十四号又验收了并 “半吊黄谷子”的高产田，县报发了号外，怎么会不知道犀浦的两块高产田是并 秧？还要假惺惺地说：“问题是如果县委采取谨慎作风，先同地委宋政委前往弄 清情况后再报告省委，不会招致参观面大，造成后果严重，使省委处于被动，这 是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在轻描淡写地作了一番“认识问题”的检讨之后，主 要责任就推到了执行县委“明确布置”的乡党委书记赵宗福身上，县委“根本不 怀疑一个党委书记能够在县委、地委面前说谎话，”而“问题正是出在这个重要 环节上”。由于“犀浦党委书记赵宗福汇报假情况一再欺骗党”，县委要求“在 犀浦从党内到党外，由该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同志，宣布一社高产卫星经过，从思 想作风上，检讨自己弄虚作假的根源。并由县委书记赵金波同志主持，于最后将 情况及检讨报告县委，再对有关人员分别处份。” 　　检讨做了──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是赵宗福；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由赵 宗福在犀浦进行；处份有关人员──赵宗福及其有关人员。地委的命令全部执行。 赵宗福后来被撤职，但既没公开检讨更没挨批斗，他只是一个意外的牺牲品。 　　事实上郫县县委底气十足，眼下“移栽”卫星映红了半边天，其内幕已是公 开的秘密，全国都在这么干，地委、省委几个人反对算什么？何况还有李政委呢！ 因此他们敢于在“检讨”的最后理直气壮地宣称：     　　至于移栽并秧工作，从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它对明年的大     增产将会发生重大作用，我们决不泄气……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 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 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报导的标题公然宣 称“并秧移栽经验好──郫县上空出现万斤以上卫星群”。报导毫不忌讳地说， 友爱乡一社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出动三百一十个社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将 三十五亩正在“散子”的秧子移到这块田里，创造了亩产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斤 的高产奇迹。到九月九日止，全县已放出万斤以上中稻卫星三五颗，其中一次移 栽的十三块，并秧移栽的二十二块。 　　报导进一步说明并秧的好处：“当湖北，安徽省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后，他 们认为，并秧移栽可以试验一亩田究竟可以密植、高产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腾出 田来增种一季，使一年二季或三季的庄稼种上四季五季。”“最近，郫县县委研 究了全县中稻卫星的情况，认为并秧移栽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因为这样就可 以做到，早稻移栽可腾出田来栽中稻；中稻移栽后再栽晚稻。这样，再加上小春 和晚秋作物，郫县明年即可做到一年四熟甚至五熟。县委准备大力推广移栽并秧 法。” 　　不错，我们是并的秧，所有的中稻卫星都是“一次移栽”或“并秧移栽”， 快成熟了并又怎么样？这块八万斤的卫星田就是“散子”（即将收割）时并的。 这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准备大力推广。刚刚检讨的 错误全部翻案！而且是在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上堂而皇之地翻案！ 　　与其说这是县委向地委的公开宣战，不如说是省委对包括温江地委在内的所 有反对派的公开批评。消息在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上发表，针对性如此之强， 足以表明省委对此事的态度。省委的态度何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因是 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 　　只要李政委在，李政委就是省委，省委就是李政委；《四川日报》就是李政 委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决非 报社可以左右。副总编伍陵一次不慎将他指定放头条消息放在了二条，挨了一顿 臭骂：把报纸收回！损失由你出！ 　　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考虑的是 “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骇人听闻的高产似乎已经是过去了的事。刚刚当上 政治局委员几个月的李井泉腾云驾雾飞回四川，听说省委一些人反对郫县的万斤 田，极为不满。眼看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出尽风头，急不可待地要在四川 搞出点震惊全国的名堂来，尤其对郫县寄予重望。从八月份以来，李井泉就通过 他的喉舌《四川日报》对“黄鳝脑壳”们大加挞伐。乘北戴河会议的东风，李井 泉向反对派们发起猛烈反击，继广东六万斤卫星发射后一个星期，以超凡的雄心 和胆量发射了郫县八万斤卫星。 　　然而这时李政委的权威还未达到登峰造极、一言九鼎的程度。资历比他老的 省长李大章就不买他的账；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身经百战的传奇英雄阎红彦 说不来假话；连他的老部下阎秀峰、宋文彬也还没转过弯来。虽然《四川日报》 上大吹大擂，内部的反对呼声始终压不下来。 　　十月二十一日，童话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声音，《人民日报》刊登 署名孙渊的文章──“水稻后期并秧值得研究”，文章说，有的地方为了搞高产 卫星，临时把几块田的庄稼稠密地移植到一块试验田里，这种做法“在今天很难 用来指导一般农田的生产……还是以不采取这种时间过晚的后期并秧为好。”实 际上揭了高产卫星的老底，公开否定了这种做法。 　　李政委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酸溜 溜地挖苦：“郫县的四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政委不甘心，郫县 新繁自然不甘心，搞了一篇介绍十四块直接长出的万斤田的材料，到处散发。在 一次会议上，李井泉装模作样问宋文彬，你们那里有十四块万斤田，你们是不是 验收过？宋答，我们有验收的规定，但下边先斩后奏没验收成，新繁的一万斤登 报后，我们问过是二次移栽，第二块是郫县的一点六万斤，我们去时田都耕了， 是真是假不清楚。 　　李政委追得紧，是要地委承认万斤田的“既成事实”，恢复郫县的名誉，并 非要地委调查落实。地委有人偏偏要去揭老底，证明对郫县的处理没有错。秋收 到年底，地委派出工作组反复对郫县的万斤田进行调查，逐个加以揭穿，尤其抓 住合兴、犀浦两个卫星发射基地不放。 　　犀浦的四万斤卫星受挫后，合兴更显得风光起来，尤其是和平社的那块连谷 桩都没见到的一点六万多斤的卫星被吹得天花乱坠。省农业厅、农科所前去总结 经验，省科技展览馆展出，省委农工部通报全省，成为全省推广万斤田的样板。 十一月，卫星田所在的十二队队长练志元光荣出席中国农科院在苏州召开的全国 水稻会议，在大会上第一个介绍经验，出尽风头。 　　十一月底，地委的一个工作组突然出现在和平社，向县委驻社干部胡清泉、 分支书记黄子云等说明，此次专门调查一点六万多斤卫星田的情况。已多次同地 委干部周旋的乡社干部立刻紧急行动。当晚胡、黄二人赶往十二队，将正在参加 “大兵团夜战”的社员召回，破例宣布今晚、明早不出工，一律参加会议。会上， 干部向全体社员布置；不准和地委干部说话，他们要问，就照我们说的说，记不 清楚就说不晓得。     　　并威胁社员说：“哪个说了一句是假的，今后就脱不倒手……”     　　地委工作组的处境，有如少剑波的小分队初进夹皮沟，队干部带着社员     和工作组捉迷藏。     　　社员在田里做活时，排长见我们来了，立刻把社员喊到一个屋基后边躲     起，等我们走近时，又把社员喊到屋基前边……社员跟我们说：“你们再多     转几天，要把我们弄安逸（四川方言，‘舒服’之意。──编者），一天光     转圈圈，不做活路，二天还要把人弄来看不到……” 　　活人不可能看不到，想对上边来的干部一诉衷肠的大有人在，工作组走到哪 里，恨不得把社员挖个洞藏起来的队干部就跟踪到哪里，对凡是和工作组谈过话 的社员一一进行追问。工作组找幼儿园几个带孩子的老太婆了解情况。 　　连长黎国元……便说：“等他们走后，把那几个老太婆弄来审问一下，看她 们说了些什么。” 　　该队曾经放过一个六千多斤的“妇女试验田卫星”，工作组试图进行调查， 队干部怕她们报产量口径不统一露了马脚， 　　……就叫搞卫星田的那八个妇女，把产量写在手背上，读来背得。练学清、 方惠英二人在做活时，便一边看着手背上读：“六七五三、六七五三……” 　　其余六个文盲妇女怕写上也读不准记不住，乾脆不写也不读，向队干部保证 “问到我们时，我们就说记不得了。” 　　工作组打破僵局，在于他们向群众交了底，申明上级领导坚决反对弄虚作假。 当终于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原来老百姓心头雪亮： 　　“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 　　工作组解释：不对，上面也是反对弄虚作假的，是下面的人欺骗了上面。 　　“原来上面还是不通啊？” 　　于是工作组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地委，宋文彬看了不作 批示，叫秘书长杨玉成存档。搞假卫星地委是不通的，上面呢？他不愿和李政委 唱对台戏。 【注１】见《阎秀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注２】中共郫县县委：《关于犀浦乡四万多斤卫星田虚假问题的检查和检讨的 报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2006-3-30 17:58:00   中心两点 等级：正三品参将 文章：235 积分：67 魅力：110 现金：2 金币：144 注册：2004年11月28日 博客：中心两点的博客 第 4 楼 粮食多了怎么办（节选） 　　漫天飞舞的高产卫星，编织出一幅粮食堆积如山的幻影。农业部估计，一九 五八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一万亿斤以上，比一九五七年翻两番有余。刚刚上任国 家统计局长的前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提出“统计机关不是监督监察机关”， “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各级党政领导工作为计划工作服务”的新方针，使统 计数字适合大跃进的需要。 　　八月初，毛泽东欣慰而骄傲地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我 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 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 活完全有指望了。 　　说完这个话，他就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 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 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一愣，表示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多吃嘛！ 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粮食多了，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 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注１】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是一个令人幸福得晕眩的问题，沉醉在这个幸福的晕眩 中的远不止是毛泽东。困扰国家工业化建设多年的粮食问题，居然一个大跃进就 彻底解决了！ 　　给徐水县的干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正在思考的问题。既然粮食多 得吃不完，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办工业。那个时代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 的主要标志，根据“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考，他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现在 他又提出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不怕 了。” 　　粮食多了还有什么不好办？共产党人为之前赴后继的大同社会不是指日可待 了吗？毛泽东离开徐水两天，中央农工部副部长陈正人就赶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 点。古往今来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公社，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八月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把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思考变为决策，一是建立人民 公社，二是掀起大炼钢铁运动。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欢呼：“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精辟地归纳为“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公，就是 彻底的公有化。建国以来他坚定不移，力排众议选择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以辉煌的胜利证明了他的伟大正确。粮食是怎么一夜之间堆积如山的呢？不就是 坚决铲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创造出来的奇迹么？正如一首 诗唱道的：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天堂之路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般为一乡一社、甚至一区一社、一县一 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管天管地管神仙”。原农业社的一切财 产归公社，取消自留地，社员的房屋、牲畜、林木全部归公、吃饭不要钱、按月 拿工资，公共食堂吃饭，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老人进敬老院，丧失劳动力者 集体抚养…… 　　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再也没有比一九五八年底那样接近天堂了。 　　“公社”这个词，川西坝子的农民并不陌生。建国前川西地区有庞大的袍哥 （即哥老会）组织，局部地区成年男子参加袍哥组织者十之七八，其势力之强大， 足以与政府、军阀抗衡，乃至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要利用其力量。而袍哥的组织就 叫“公社”。如著名的崇庆县商业口岸三江乡的袍哥组织就叫“三江公社”，下 设“分社”、“小社”。袍哥内部拜把结义、同舟共济之类的信条，和中国农民 的平均主义理想一脉相承。不难想象，当他们又一次听到“公社”这个词时，必 定会触动某根神经，而“人民公社”的美丽图画，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诱人了。 和全国一样，温江专区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全部实现公社化。乡政府换上了公社的 牌子，高级社变成了大队或管理区，土改后更换过的地名社名，又一次被更具时 代特色的名称取代，诸如先锋、上游、红光、幸福、跃进、丰收、卫星、火箭、 红旗……重复甚多。 　　温江上游公社是个典型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大社。这个社以温江城关为 中心，由六个乡、一百六十七个农业社，以及城关居民组成，拥有一万八千三百 多户、七万四千多人口，十二万亩良田。记者这样描写建社盛况：     　　“天府之国”中的温江县，这些日子，城镇里，村庄中，稻田旁，到处     张贴、竖立着节日的对联，标语和牌坊。太阳还没升起，人们就踏着露水，     穿过正在收割的田野，从四面八方涌向挂着“上游人民公社”牌子的房子跟     前，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他们的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送到社委会来。     　　写得密密麻麻、盖满手印，代表了千万颗心的入社申请书，一夜之间，     就收了一万六七千张，申请入社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使得支部书记尹建德整     夜儿乎没有睡眠。刚刚睡下，就又被贫农周德全和串连来的二十多户农民喊     醒来。六十二岁的彭大娘，点着火把，用拐杖敲着门说：“可不能把老娘丢     在社外边，我要多抱几窝鸡来入社！”……少数曾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老路     的单干富裕农民，看了两年之后，如今也都急如星火地要求入社。曾公开宣     布要和合作社比赛十年的单干上中农朱太元，几次申请入社。干部故意对他     说：“我们比赛还没完哩！”朱太元说：“我早挂了免战牌，我可不愿再在     社外当反面教员”。当他将生产资料全部入社、被批准做公社社员的时候，     他高兴得逢人便说：“从单干到公社，我是一步登天！” 　　公开的宣传似乎是谁也不愿错过这趟通往天堂的列车，实际上农民根本没有 选择的余地，从六十岁老大娘的鸡、充当“反面教员”的单干户，到相对富裕的 农业社，统统“化”为一炉。 　　“辛辛苦苦闹腾两三年，好不容易积累一些钱，眼看归公社，实在心痛。”     　　坐在角落里的老上中农尚之清，一向以会打小算盘著名，人称“尚孔明”。     当尚孔明转弯抹角说出他不愿意与穷社合并，要求分掉公共积累时，会场里     立刻响起一片反驳声。     　　这时，贫农彭金华走到屋中，打着手势说：“……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     忘了痛，刚富裕起来就看不起穷社了。我们由穷变富，还不是靠着人多力大     的合作社！”     　　彭金华一针见血的发言，使大家猛然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才能有幸福的未来。当大家一致决议把高级社的全部公共财产、     公共积累、储备粮，一文不少地移交给人民公社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压倒了     深夜的秋雨声。 　　这掌声里一半是眼泪，一半是幻想，人人如洪流中的一片落叶，身不由已。 连新繁清白乡的黄鳝脑壳巫宗华也缴械入社了。 　　《四川日报》活跃的记者石韫玉感叹道：“这一年，四川农村象是一个大战 场，每个农业社又象是一个大工厂，白天千军万马齐出动，夜来明灯万盏满天红， 生产运动开始就是高潮，高潮就是开始。” 　　这还是公社化以前的景象，公社成立后，这个大战场更是厮杀得日月无光了。 全川一夜之间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上千万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温江专 区无煤无铁矿，一样得炼。全专区抽调五十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 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向西部山区进 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遍山乱找，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 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 人机关干部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道路为之阻塞。城镇各单位 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 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五花八门的炼铁术中气魄最为宏大的是“大窑炼钢”， 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 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不是矿，铁不是铁的东西， 敲锣打鼓报喜去也。 　　除了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北戴河会议安排的战斗任务还多；要开展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 旗”、“黄旗”统统拔掉，制定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增产丰收计划，掀起更大生 产高潮；要把土地全部深耕一遍，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要突击积 肥、造肥，分层施肥；要大搞水利工程，去冬大干一下，中国的灌溉面积已占世 界“三分之一以上”，只要再苦干两个冬春，就可以完全实现水利化；要继续除 四害，虽然四害“在许多地方已经消灭了”，但是稍一放松又会繁殖起来，所以 要一年到头不放松，创造出更多四无乡、四无县、四无省。 　　样样都是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样样都必须全力以赴，坚决完成。每个人都被 大跃进的鞭子驱赶得团团转，地少人多的中国突然之间只嫌人少、劳力紧缺了。 右派分子说什么人口多了积累少发展慢，帝国主义污蔑新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看吧，当把每个中国男人从茶铺里、南墙下，把女人从锅台边、炕头上吆喝出来， 会造就多么巨大的生产力！到了这个时候，就足以证明人多是件好事，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创造人间奇迹的方法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大兵团 作战，象三大战役一鼓荡平蒋家王朝一样，几下就大功告成。以公社为单位，根 据战斗任务，把社员按班、排、连、营编制成各种“兵团”，如秋收兵团，炼钢 兵团，以及以性别年龄编制的青年兵团，妇女兵团等等，在全社范围内“游动作 战”，或跨社、跨县的“大会战”。以年轻人组成的“野战兵团”背着背包、扛 着工具和枪支，高举红旗列队行进，“一、二、一，一二三──四！”，“社会 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威武雄壮，歌 声嘹亮。野战食堂一路跟进，埋锅造饭，或走哪吃哪。哪里劳动哪里宿营，没住 的搭草棚、睡稻草。有条件男女分开，无条件挤作一处──绝无暗结珠胎之事。 　　全川农村人口密度首屈一指的温江专区，劳动骤然紧张，遍布城镇乡场一年 四季高朋满座的茶铺人迹杳无，“游手好闲”的乡镇居民统统赶到乡下劳动。 　　这边厢“大办工业”调走大批劳力，那边厢田边地头胡干蛮干。强行推广的 几十万亩双季晚稻到九月份还未抽穗，有着吓人的高产指标却面临着绝收的危险。 这是川西坝子一阵秋雨一阵凉的季节，一场同大自然绝望的战斗打响了。崇宁县 召开保晚稻丰收誓师大会，发誓让晚稻快快生长，早早成熟，“千条良计一齐下， 一项低温奈我何？”各社组织大军日夜守护田间，灵圣乡用草木灰、鸡、牛屎等 “热性肥料”提高地温；君平乡每人“自动节约菜油三至五两”混合粪肥施到田 里；万寿乡给几十亩“晚稻大卫星田”抽沟排水，拦腰搭架、分厢梳头（用手梳 去秧窝周围的黄叶）。金星社战低温的绝招是：一、田中喷暖气法，在田埂四周 生火，用竹筒把暖气输入田中；二、在田埂四周放火盆“抵抗低温侵袭”；三、 用牛骨头熬油喷射促进提早抽穗扬花。 　　眼看只有收草的份儿，卫星照放不误。郫县的“并秧移栽”经验普遍推广。 大邑县委书记侯宪率队参观郫县犀浦的万斤田后，立即布置各乡干部回去把还未 出穗的晚稻全部并秧移栽，以创造高产。地委工作组干部梁进学说，使不得，郫 县的万斤田明明是谷子都熟了才并的，现在并恐怕不行，侯宪同意先搞一部份试 试，结果不言而喻。然而报纸继续鼓吹这种荒谬的试验。温江专区的《都江报》 描述崇宁县放晚稻十万斤卫星的场面：     　　夜晚，秋雨绵绵，田坝里，煤汽灯的淡光四射。近百名社员，把一亩二     分田，深耕到一尺，用六十万斤肥土，分层面土六寸。这是一块卫星田，社     员们要在今年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想尽办法，使这块晚稻的亩产量，突破十     万斤的大关。     　　以党支部书记刘天福为首组成的晚稻保护队，队员们每天天刚亮就奔下     田么露水，排除田水，赶施草木灰等热性肥，社员们逐田逐块地用竹梳去掉     黄秧叶子，让晚稻秧苗通风透光。一天深夜，刘天福大叫起来：“秧苗坏了”，     醒来，却是一梦。漫游稻田，不时可以看到生着木炭的火盆，输散热气的烟     囱横躺在秧田上空──在这里，低温在人们冲天的革命干劲面前，偷偷地溜     了。 　　刘天福的恶梦不是梦，并秧的高产田，未能抽穗扬花就沤烂在田里。 　　除了大炼钢铁，这一个秋冬最雄伟的画面是“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 自从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浙江农科所得到一本威廉氏的《土壤学》，地就越 挖越深了。中央关于深耕运动的指示，一半的篇幅都在讲土壤知识，指出一年来 农业生产大跃进和高产卫星的大量涌现，充份证明“深耕是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 中心”。而今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已归纳为“土、肥、水、种（子）、密（植）、 保（苗）、管（理）、工（具）”的“八字宪法”，具有法律一样的强制性和不 可动摇性，深耕又是这个农业生产法律的中心，地必须不折不扣地挖下去。 　　为了把川西坝子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个身，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 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 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 “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 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 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 　　就这样还嫌不够，还要求下面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 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提高效力若干倍云云。“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 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场面甚为 古怪。《人民日报》报导，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 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候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 引机化”。 　　一时间，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 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记者描写了大邑县的这一“惊 心动魄”的场面：     　　一走进四川大邑县境，就看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红旗招展下，成千     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吆着牛，挥动着     锄，转动着绳索牵引机，运送着泥巴，不分昼夜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 　　报导说，这个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 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战斗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 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 续夜战”。夜战是这样进行的：     　　时间刚到午夜一点，群风公社熟睡在营棚里的人们，一听见号声，就从     男女宿舍中奔跑出来，到河边洗了脸，马上排队集合在田边。这时候，女分     支部书记杨淑贞望了望黑云沉沉的天空，卷起被露水打湿的裤筒，舞起手中     的红旗，精神抖擞的开始在队前讲话……     　　当中队在大雾中散开的时候，以每头耕牛和绳索牵引机为中心的战斗小     组，立刻在火把照跃下耕作起来。前头的耕牛一犁开地面，跟在犁沟后面的     人，马上将翻起的泥土搬开，然后再搬动绳索牵引机，在新土上重翻一遍……     　　阴云密布的天空，不多会儿就下起雨来。雨渐渐由小变大，湿透了大家     的衣衫，可是没有一个人离开田间。 　　“深耕卫星”更是蔚为壮观。     　　深耕的土地上到处挖起战壕似的深坑，叠起一列列土墙似的土埂，修起     一座座碉堡似的熏土窑。穿着花格衬衫的青年女突击队队长李玉芬，站在战     壕似的深沟里，抓起一把熏烧过的泥土，激动地说：“你们闻，这泥巴多香     啊！我们要争取一亩地打十万斤小麦哩！”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 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十万民工。到大 规模深耕熏土开始时，“深耕兵团”的队伍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它包括妇女、娃 儿、婆婆、大爷以及残废人、多年卧床不起的病人，一路上娃儿哭女人叫，在冬 季的凄风苦雨中“奔赴战场”。大邑县群风公社两腿完全瘫痪的青年周长根“为 了创造美好幸福的明天”，每天用两手爬行到田间，匍匐在泥土里，一只手撑地， 一只手抡土，记者歌颂：“残废英雄周长根，爬行运土感动人……”朝阳公社八 十多岁的周老汉站在田边，举着火巴通夜为夜战的人们照明。某中队二百多人， 只有四名男人犁田，干了几天，四个男人当了逃兵，跑到附近工厂当工人阶级去 了，中队长杨秀英把妇女们召集起来宣誓：“让他们逃吧！我们自己学耕地！” 《四川日报》鼓吹：“半劳顶全劳，妇女赛男子，老汉赛壮年”，“男子上前线、 妇女顶住干，决心搞深耕，亩产要破万！”下面有人挖苦人民公社成“人民母社” 了。 　　“人民母社”在大兵团运动战中打得精疲力竭。温江专区这一年的粮食产量 至今是个迷，但有一样肯定是大丰收──红苕。川西坝子历史上很少种红苕，一 九五六年开始为提高“复种指数”大面积种植，一九五八年全区秋红苕逾百万亩， 长得极好，但到挖红苕的时候几乎腾不出劳力了。从省到县又是开会又是发紧急 通知。要求不烂掉一根红苕，无济于事。红苕要么烂在地里，要么挖起来堆在地 边烂掉。 　　红苕大量浪费的又一个原因出自于农民最欢喜的一件事──吃饭不要钱，敞 开肚皮吃。作家除迟唱道： 　　“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 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 菜蔬也免费。／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 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在农民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入了社，就是“公家”的人、国家 的人了，国家的饭大家吃，吃完了国家负责。一切都共了产，只剩赤条条一副身 子，一只肚皮，唯有吃进嘴里才是自己的。人人都在死吃憨胀往肚子里捞，不吃 白不吃。毛泽东说一天可以吃五顿，有人吃到六顿，有的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 随时想吃就吃，吃得有些人发呕。分粮到户时，先吃粗粮，细粮细水长流，现在 先吃好的，白生生的大米饭把肚儿胀个滚圆，谁在乎红苕？ 　　实际上基层干部虽然被迫浮报高产，对粮食到底有多少心中还是有数的，但 是他们无力抵制已经政治化的“敞开肚皮吃”，否则就意味着对大丰收表示怀疑。 大邑安仁公社成立后，开始司务长每顿饭用粮多少还是要过秤记账的，县委第一 书记侯宪发现后在全县电话会上批评说：“食堂煮饭用粮还要过秤？这是不相信 五八年产量的表现！”于是全县就管他三七二十一乱吃开了，连过路行人也可以 随便走进哪个食堂吃饭。 　　亏了这几个月的好吃好胀，大部份的人才能在精疲力竭的劳动中撑下来，有 的竟然还长好了。崇宁县老光棍白辉山端着大斗碗只是笑：“咳，安逸，公社不 得了！”，他五十岁了，“突然长了好些肉”。土改以来，人们一直在议论农民 不顾大局，裤带太松，把增产的粮食“浪费”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 浪费过。一方面大量的晚秋作物收不上来，一方面秋收的粮食，包括合作社时期 的老家底都被放开肚皮挥霍无几。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川西坝子天字第一号超级大社──红光人民公社 宣告成立。它由犀浦、合兴、团结、合作、安靖五个乡组成，有近一点七万农户， 七点五万多人，良田十三万余亩。公社机关设犀浦乡，离李政委常驻的金牛坝招 待所仅几公里之遥，二十六岁的副县长郑功瑶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周桂林任副 社长。政社合一的时候，有人对公社的伟大理解过了头，提出“党社合一”的主 张，立刻被驳回。社长的头衔无足轻重，何况是副社长。合兴乡的老红光社，现 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周桂林仍是支书。 　　毛泽东在红光社田里几次比划，已演化为这次巡视的核心，被反复描述，回 味、摹仿的和丈量，做足了文章, 。国庆前夕，老红光社的全体社员给毛主席写信 报喜：     　　……自您老人家三月十六日下午来我们红光社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莫大     的鼓舞和幸福。特别是您老人家在油菜田里用手比着一人多高问我们“能不     能长这么高？”和在麦地里比着八寸长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长？”对我们     印象更深，启发更大。您这一比，好像是一把钥匙把我们的心窍打开了。     　　看！主席，您这一比给我们生产上起了多大的作用，给予我们多么大的     鼓舞……全社今年获得了惊人的大丰收，小春粮食比去年增加了二点四倍；     早稻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四斤；中稻亩产二千八百零五斤；全社粮食产量     比去年增加了三倍左右。水稻不仅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还出现了三块万斤以     上的亩产卫星……     　　现在，我们又按您的指示和我们大家的心愿，欢天喜地成立了人民公社。     以后，我们要以更大的革命干劲，进一步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     风格，争取一九五九年油菜亩产一千斤，小麦亩产八千斤，早稻亩产五千斤，     中稻亩产一万斤，粮食亩产一万五千斤的成就，再一次向您报喜。     　　最后祝您     　　身体健康     　　万寿无疆     　　郫县红光社全体社员敬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九日【注２】 　　毛泽东在红光社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前甲长温小凤的家，连“工作干部”都没 接待过的温幺娘第一次接待的就是毛泽东。温幺娘本人叫林赛华，有关方面慎重 斟酌，决定把温字去掉，但又没“林大娘”这个叫法，报纸就不惜麻烦称“林赛 华老大娘”。林赛华老大娘天天还在叨念：“唉！要是那阵不生火巴眼就对了”， 还在怪罪孙儿不争气：“毛主席问你几岁了都说不出来！”她成天捧着那只毛主 席把弄过的水烟锅，逢人便追述每一个细节。她的幸福花园里栽满了美人蕉、凤 仙花、晚香玉、蝴蝶花，当中是一棵铁甲松。她叫来访的作家袁鹰回北京给毛主 席捎个信，毛主席叫她喂两头猪，她就把大猪卖了养了两头小猪，原来这里不种 红苕，政府号召增产，她就带头种红苕。 　　毛主席生日前夕，“幸福娃”们给毛主席写信：“今年春天您到我们社里来 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小娃儿都见到过您，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余万才说：“您 说我还差点营养，现在我们吃食堂，比在家里吃得好吃得饱，长得结实多了。” 邓洪昌说：“您问我一天打几架，我真不好意思，我以后保证不打架了。”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灌县云遮雾罩的大山中，一队姑娘背着沉重的煤炭艰 难爬行，她们是红光公社“红光炼铁炉”的运输队员。好容易挣扎上山，往下一 看黑茫茫一片不知下山路在何处。姑娘们哭了起来，一个小姑娘勇敢地说：“哭 啥子，回不去住‘青山旅馆’嘛”。姑娘们只得在山上过了又冷又湿又饿又怕的 一夜。这位勇敢的小姑娘就是毛主席叫医生给她治过手伤的王祖云。自从见了毛 主席，她干活好积极，调到山上炼铁后，每次背炭比别的姑娘都多。《四川日报》 说，她已经有了爱有了家──荒山野岭上的铁厂。 　　年底的一天周桂林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人人都说这下要见到毛主席了。刺绣小组的姑娘们送来一对枕套，农药厂送来了 用打破碗花制成的“红光杀虫剂”，肥料厂送来了泥巴、草灰和尿水合成的“红 光钾镁化肥”，林赛华老大娘摘了十二个橘子送来，有人拿来了蜂蜜……整整一 个夜晚，周桂林翻来覆去的想，见了毛主席说啥子。其实他的耽心是多余，临行 前人们就塞给他一份讲稿，说什么都在上面了。 　　讲稿题目是“一千九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的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 里面又一次讲到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比划，是鼓励他们夺取高产的“当面指示”。 讲稿列举在毛主席的鼓舞下红光社创造的种种奇迹，诸如原来计划每人积肥十万 斤，毛主席来后，社员提出每户积肥五十万斤，“结果每户积肥达到八十二万 斤”，也就是四百一十吨，需要八十二辆五吨载重汽车才能拉走，而他们最先进 的运输工具是鸡公车；全社九百多户人积的肥，就是四十万吨。当然，写材料的 人是不会考虑这些小事的。他们继续写道，一九五八年，全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一千九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三千七百一十六斤。周桂林还得到会上去讲，今年每 人粮食平均达到四千七百五十六斤，平均收入四百五十元；明年就可以使每个社 员有粮食一万斤，每人收入达一千五百元。 　　“招之即来”的几千万大办工业的大军吃着高标准的商品粮，人民公社公共 食堂农民在放开肚皮吃粮，无人收割的庄稼在地里发芽腐烂，上边仍然在思考 “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参照威廉氏的《土壤学》，提出用三分之一的地种 庄稼，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休闲的“三三制”。真的，如果一亩地能打几万 斤粮食，用那么多人，那么多地种粮食干什么呢？少种、高产、多收，其余的时 间学文化，搞科研，唱唱歌，跳跳舞，做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人民日报》 社论欢呼这是农田耕作制度的大革命。社论说，今年全国出现了许多小面积的高 产卫星，但是“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明年我们一定能够在大面积上创造丰产奇 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小面积土地上得到足够的农产品，同时放弃一部份低产 耕地。“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大面积高产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 措施去实现大面积高产的问题。” 　　这个称之为“田园化”的农业革命构想在宣传画中描绘的景象是：鲜花遍地， 绿草如毡，集体农舍的楼房掩映于浓荫之中，外加一小块庄稼长得像小山似的农 田。一九五九年的生产目标──少种、高产、多收的指示层层下达，又一轮更大 规模的吹牛竞赛拉开序幕，一九五八年的“卫星点”要变成一九五九年“卫星 片”，面积动辄数千亩数万亩，高产田五万十万下不来。四川省委召开万人生产 动员大会，提出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同时缩小耕地面积，抽出 劳力大办工业。《四川日报》刊登农业厅长赵孟明的文章说，有充份的根据证明 这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有了高指标就会创造高产，我们“一 定能够实现千万亩亩产万斤粮。” 【注１】《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第二版。 【注２】见《四川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红光社在国庆前夕给毛主席的 报喜信》。2006-3-30 17:59:00   中心两点 等级：正三品参将 文章：235 积分：67 魅力：110 现金：2 金币：144 注册：2004年11月28日 博客：中心两点的博客 第 5 楼 ◇　　　　　　　　　　　　　瞒下不瞒上 　　这一年，温江地委书记曾笳四十一岁。 　　一九三八年春寒料峭的时节，四川蓬溪县蓬南乡里走出三个衣衫单薄的青年， 他们的目的地是心中的圣地延安。其中一个皮肤白净，爱说爱笑的就是曾笳。他 是乡里的小学教员，父亲是个不走运的小地主，破产后如今守着二十亩田的家当。 　　在成都努力餐馆，他们见到老板、中共四川省地下党领导人车跃先，车说到 延安只有步行，三个人凑了凑带的二十一块银元，走！ 　　每一个银元都是在饿得迈不开腿时，才掏出来的，到西安三个人还剩两毛钱。 往延安的路上，饿得走不动了，几个书生放不下脸面讨饭。曾笳提议到小学校去 化缘，穷教师总会帮穷教师嘛，果然得了一饱，一路屡试不爽。当他们完成二十 八天的长征望见延安的宝塔，一个个已是又黑又瘦。 　　一九三九年任太原分区青委书记，一九四一年任县委宣传部长，一九四八年 任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底南下任温江地委宣传部长，一九五二年任地委副书记， 一路顺风满帆。 　　他讨厌政治学习，不看“干部必读”，开会经常迟到，不爱批阅文件，不爱 写讲话稿。爱跳舞，场场不漏；爱看连环画，一坐上地委的美式吉普，就从公文 包里把它们掏出来；好吃，一听说哪里有好吃的就跑去了；说话带把：“球！他 妈的×……”他讨厌转弯抹角，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见风使舵阿谀奉迎。他的 快人快语、口无遮拦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有人说他胸怀坦荡，正直豪爽，嫉 恶如仇；有人说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自由散漫，有人嫌他锋芒太露，缺少涵 养；有人则暗暗为他捏一把汗……但没人否认他有才华、有能力。 　　自打到外地学习高产经验的干部回来报告所谓的卫星纯属假冒以后，他的脾 气就越来越坏，怪话越来越多了。地委干部张学仪、刘文英到郫县红光社调查回 来，向他汇报干部半夜叫社员把谷子并到一块，还不准社员说，他霍地从沙发上 站起来：“这他妈的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一天吃了饭尽干这些没出息的事。他 妈的不领导群众搞生产，专搞欺骗……”吓得张、刘把更糟糕的事吞了回去： “有些事真不敢给曾书记谈，他急了连你一起骂得狗血淋头。” 　　他不分场合地骂，从本省骂到外省，从下面骂到上面。他在召集的农业书记 会上骂：“今年上半年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干，就是他妈的河南吹起来以后，大家 就跟着吹。郫县给我们干了一件坏事，他们现在还坚持有一万斤的，弄得多被动？ 河南还有万斤县，又是一个千斤省，现在呢？现了原形，粮食不但不外调，还要 调入，吹牛真是害死人！”他在食堂吃饭时骂：“球！河南的钢铁卫星放那么高， 弄得别人赶都赶不赢，闹球半天，它才是假的！”他大不敬地骂：“有些领导头 脑发热，就相信那些说假话的人。吹牛的人吃得开，老老实实反映情况就说你是 观潮派。”“多快和好省就是有球矛盾，数量和质量就是有球矛盾。”“现在的 球报纸，我看都不想看，抓住一点就瞎吹……” 　　最后一句是开地委常委会时说的。“你说什么？”第一书记宋文彬觉得太过 分了，曾笳理直气壮：“现在的报纸尽球瞎吹牛，今天这个小厂制成拖拉机啦， 明天那个小烂厂制成汽车喽，都是乱找零配件凑成的，能算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工业就那么简单！要不，你给我成批生产嘛，我一看这些消息就头痛。” 　　他到处泼冷水，下面汇报工具改革的辉煌成绩，他听都不听：“啥子工具改 革，技术革命，东改西改还是用不得。让群众把饭吃饱，一下就突击上去了。” 人家带他参观土化肥厂，他指着生产的泥蛋子问：“这就叫化肥？能起什么用？” 弄得人家脸红脖子粗。主管着全专区的农业，他对大炼钢铁气不打一处：“球！ 上去那么多人，庄稼丢在地里收不起来，炼那点铁，还不够吃咧！”“这真是劳 民伤财，得不偿失，太盲目了，农业搞不好就吃钢铁吗？”第一书记抓工业是党 中央的规定，他公然声称要“顶住”，“叫第一书记天天守住炉子，不出铁还是 不出铁，事情总是有个发展规律嘛。”他向全专区主管农业的县委书记下令： “工业、农业、一家一个电话会，太不像话了！你们记着，这是我说的，我负责， 今后通知开工业电话会，你们谁也不准参加！”想了想他又补充一句：“除李政 委召开的以外……”眼下李政委正坐镇金牛坝亲自督阵大炼钢铁，三天两头把地、 县头儿抓去开会呢。 　　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十九岁。 　　他是江西临川县人，说来还是列宁提到过的北宋改革派大家王安石和晚明大 戏曲家汤显祖的老乡。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 特委秘书长，一九三Ｏ年到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任红三十五军政委，长征时任 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一二Ｏ师三五八旅政委，解放战争时 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 　　他和毛泽东首次相识于一九三Ｏ年，那时他在红四军前委作通讯联络工作， 这对他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他第一次受挫是在领导晋绥区土改时，采取消灭地 主富农的极左政策，加之作风专横，引起晋绥区干部的普遍不满。毛泽东亲自出 面做工作纠正错误，毛选第四卷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的就是这回事。 这次打击使他在任川西区党委书记时颇为谨慎。一九五二年恢复四川省建制，他 做了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这是区别书记和副 书记的尊称。一九五四年二月西南局撤销，李政委手脚放得更开，从晋绥分局跟 他南下的干部们发现，他的老毛病似乎又犯了。 　　他个头矮小敦实，头发花白，有些驼背，看上去比年长十岁的李大章还老。 操一口四川人很难听懂的江西老表话，写一手乱糟糟的字，他目无定睛，从不正 眼看人，脸上难得出现笑容。无论多么轻松的场合，他一出现就鸦雀无声。训斥 干部就象骂孩子，省委副书记也有被当众训斥的。对敢于和他作对的人具有惊人 的记忆力，锲而不舍地必治之而后快。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届省党代会选举，初选，一名代表斗胆不投李政委的票， 正式选举，李政委就少了八张选票。党代会结束，李政委把地县委书记们留下， 花两天时间就这一重大事件端正态度。“敢不投李政委的票，太不像话了！”有 人愤怒地表示；“肯定是穿凡尔丁衣服的人干的”（建国初期实行供结制，四川 厅局级干部发凡尔丁制服，此话意为高级干部所为），有人提供线索。公安机关 秘密侦察，首要目标是初选时带头造反的那个人。曾经怀疑到成都市长李宗林， 取指纹和选票上的指纹核对，不像，案子就拖了下来。 ......

浏览次数：913-- ----上篇文章：［免费网上书屋、实用网站］精品荟萃！本栏重点板块，随时更新！注意点击这条！ ----下篇文章：文/黄平 竹枝词中的城市“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