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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文史长廊精品[左图:郑光路(左1)应邀拍电影时]
文革类老照片.美术作品链接[左图:郑光路当医生时和原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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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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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利 :评鲁迅的农民战争观

作者: -上传日期:2007/6/18
沈庆利 :评鲁迅的农民战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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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的双刃刀——评鲁迅的农民战争观

转载自语文天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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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的双刃刀——评鲁迅的农民战争观


作者:沈庆利 

    
考察中国历史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如何科学、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鲁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坚定批判者,自然不可能遗漏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剖析与评价。尽管鲁迅没有系统、全面地评价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客观地位与作用,他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认识与评价只是零星地散见于他众多的杂文创作中,但通过这些零星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关注和思索。总起来看,鲁迅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正面评价相对较少,而是更多地看到了它的负面影响与负面作用。鲁迅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 


在他那篇著名的《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把中国漫长的历史分为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在他看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战乱时代比起"做稳奴隶"的太平时代还要差不知多少倍:"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这样的"想做奴隶而不得"实际上"下于奴隶"的战乱时代,在鲁迅看来主要是两类时期:一是异族入侵的年代,一是指农民战争爆发的年代。因为任何一场战争和战乱,都会对普通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人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撕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quot; 
鲁迅在这里列举的几个"乱世",除了民族战争频仍时期就是农民战争爆发时期,在他看来,处于这些时期的老百姓们"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遭殃。"

总起来看,鲁迅集中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以及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首先,鲁迅敏感地意识到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本身所蕴涵的暴力性质和野蛮、残忍的一面。笔者发现,在鲁迅杂文中出现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就是张献忠。关于张献忠为人的残暴和烂杀无辜,史书多有记载,笔者最初也以为这些记载都?quot;封建统治阶级的污蔑与造谣",后来才了解到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谣言的力量毕竟不会长久,历史上流传着那么多关于张献忠的民间传说,你总不能说老百姓们都在"造谣"吧?在《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就引用过古书记载的张献忠杀人的场面:"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鲁迅说,这样的杀人场面,简直有点"为杀人而杀人"的"艺术趣味"了,但其残忍与可怕,实在让人不寒而冽。难怪鲁迅感叹道:"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原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象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quot;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晨凉漫记》,详细地谈到了他对张献忠烂杀无辜的感想:"关于张献忠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大家都是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 
鲁迅甚至还谈到自己的打算:"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惟须好坏俱有,有*齿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可见鲁迅始终是把张献忠及其"张献忠现?quot;作为中国传统一个典型而独特的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和研究的。

鲁迅还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方法,深刻地剖析了张献忠阴暗、变态的心理特征: 
"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 
在鲁迅看来,张献忠正是在一种自杀式的变态心理作用下,才去疯狂地破坏与屠杀的。而这样一种对人类疯狂犯罪的行为,在任何一种文明和文化中都始终被认为最大的邪恶与丑陋。在《晨凉漫记》的末尾,鲁迅更是表达了对张献忠其人的极端厌恶和对其行为的极端愤怒:"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来射死他……"对于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如果我们还要仅仅把他当作"农民起义领袖"来加以赞颂和膜拜,怎么对得起无辜死于他屠刀下的普通百姓呢?

不仅针对张献忠一人,鲁迅还从人道主义情怀出发,对历史上一切杀人放火者都给予了激烈抨击和批判。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他这样谈到项羽的火烧阿房宫:"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一烧阿房宫,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项羽从古至今都被作为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大英雄受到人们的膜拜并被广为传唱,然而,对这位"英雄人物"的种种暴行,我们却恰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屡次的屠城、杀俘、坑降、纵火等恶行。例如他在攻陷了坚守不降的襄城以后,就将俘虏的守军"皆坑之",而其麾下诸将"所过无不残灭";他在占领咸阳以后,干脆"西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开了中国历代军阀动辄放火的可怕先例。尽管我们不能仅仅完全站在今天的角度臧否古人,但在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时,人道主义却应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杠杆之一。人类经过了多少曲折和苦难,才终于明白了:不论依靠哪一种理由,假借什么样的旗帜,搞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政策,都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都是要受到千秋万代的唾弃,正象鲁迅所说的那样:’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 
而我们也无法不正视鲁迅发出的质疑:那些杀人放火的英雄好汉与那些默默无闻地为老百姓做些实际事情的"点灯的人们"相比,究竟谁更应该受到尊敬呢?




鲁迅对农民战争深刻反思的另外一个方面,还在于他抨击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动者们与落后、愚昧的原始宗教之间的血肉关联。关于这一点,鲁迅主要是通过对几乎与他同时代的义和团运动的批判来实现的。义和团的"理论"可以说集我国民间巫鬼文化之大成:原始巫术、鬼神崇拜、道教中的张天师、儒教与阴阳家相混杂而形成的天人感应,以及民间的侠义传说等。鲁迅对这一套骗人的巫术是向来不以为然的,1918年,他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教育家在那里鼓吹拳术的主张讽刺说:"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打拳打挛蚁耄ㄋ遣辉魉担馐俏业?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公元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 
从义和团鼓吹的"刀枪不入"等谬论开始,鲁迅进一步理性地反思着中国传统的拳术和拳术文化:"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 
很显然,鲁迅最为反对的,就是象义和团那样把拳术与"鬼道"结合起来,认为那是"极有危险的预兆"的。

原始宗教又往往离不开谣言、哄传等手段,搞得人心惶惶、真假难辨、人神难分,从而达到欺骗人们、蛊惑人心的目的。这一点鲁迅看得是很清楚的,他针对义和团的造谣生事,联系国民性的改造而讽刺说:"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通?quot; 
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则详细地谈到了义和团初起时期他在家乡绍兴听到的"洋鬼子挖眼睛"的谣言。他说有曾一个女人,原来在洋人家里做工,后来出来了,出来的原因,据说她亲眼所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传闻传得有声有色,实在是太过骇人了,但稍有理智之人,就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而下面的谣言则更离奇了?quot;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谣言与哄传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整个原始宗教弥漫的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相信"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 
的民族,产生几个"洋鬼子挖眼睛"和"挖心肝"一类的传言,是不足为怪的。

鲁迅进一步对义和团原始宗教性的文化渊源进行了穷根究底的探索。在他看来,?quot;陈涉帛书、米巫题字"到黄巾太平道、白莲教、五斗米道,拜上帝会,再到义和拳,构成了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这样一条文化发展线索,又与中国民间的巫鬼文化及儒道佛等宗教形式在下层民间的变形传播密切相关。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是靠一种荒诞怪异的原始宗教理论"起家"的,"开初,以治病救人为幌,招揽信徒,秘密结社。教主暗藏政治野心,利用教徒为自己打天下。时机成熟,武装暴动,与当时政府争夺政权。胜则称帝,败也称王。" 
这也就难怪有人这样不无偏激地评价中国的历史:"教主与帝王交替,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循环,构成旧中国一部二十五史?quot;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还不忘了剖析义和团使用法术的历史文化渊源。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写郑和下西洋途中,多亏了碧峰长老帮助他用法术降伏了外夷。鲁迅由此联想到了义和团的法术,他分析说;"郑和之在明代,名声显赫,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东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做了这一部书。但不思将帅,而思太监,不恃法术者,乃是一则为传统思想所囿;一则明朝的太监的确常做监军,权力非常之大。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 


鲁迅对以义和团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原始宗教性质所做的批判,始终是以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眼光作为其价值参照系的。鲁迅强调了科学与巫鬼文化的势不两立:"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但他明确指出,科学是不惧怕任何污蔑的,只有科学才是真正的拯救中华民族的"天火":"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亡国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 
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然而愚昧的国民却又本能地排斥着科学和科学精神,一再被原始迷信的鬼话所迷惑,难怪鲁迅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推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 





在探究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认识与评价之后,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索:鲁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与评价?或者换句话说,鲁迅是怎样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农民战争观的?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的这种农民战争观与他一贯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反思与批判一脉相承。正象笔者在前文指出的那样,鲁迅始终是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看作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剖析和批判的。他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如何通过"造反"这一典型的历史事件体现了出来?例如鲁迅深刻地揭示出"官匪一家",官和匪的共同特点都是"祸害百姓"这样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在《病后杂谈之余》中,他曾这样回忆道:"我家里有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鲁迅说他小时侯并没有搞清楚"短毛"和"花绿头"究竟指什么,到后来才渐渐地明白,这两种都是指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我于是确切地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 
鲁迅的这种感受使人想起古人一再发出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类的感慨,但鲁迅的思索显然更加理性和深邃:"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在《水浒传》等古代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做官不成就造反,造反之后被招安"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在某些人眼中,造反简直成了做官的一条捷径,而占山为王、割据一方,必然要骚扰百姓,招安以后更是伙同官军欺压百姓。莫非中国的老百姓就永远成为他们的鱼肉吗? 


鲁迅还深刻地体悟到了暴君与暴民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并认为这两者都是极权专制的产物:"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有暴君就会有暴民,在暴君的极权专制统治下,暴民早就习惯了"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他们的反抗方式也必然离不开"暴",而这种以暴易暴的反抗方式又激起了统治者更加残暴的镇压,于是杀人放火、食肉寝皮等极端惨烈的事件和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一道奇特而又让人心痛的文化景观。站在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暴民本身的可同情性,就忘记了对其应有的警惕和批判。事实上,暴君意识和暴民意识都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可怕的劣根性所在,它们彼此互为因果、互相依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非人道、非人性的两大重要内容,都是今天的人们所要摈弃的。而相对于暴君意识来说,暴民意识则要隐蔽、广泛得多,也就更需要我们的反思与警戒。鲁迅提醒人们关注和反思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这样一种暴力、野蛮和残忍的因素。

鲁迅站西方进化论历史观的角度,始终把人的思想解放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看作历史进步的重要尺度。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鲁迅自然焦虑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了:"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代,是明季。"他甚至悲观地怀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在鲁迅看来,历史的进步当然需要付出代价,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并不就意味着历史的必然进步,所以他断言?quot;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鲁迅列举西方的卢梭、尼采、托尔斯泰等文化巨人,称他们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准备卖给旧货店。"但可悲的是,"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姓氏名。"鲁迅最后下结论说:"凡这一种盗寇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而中华民族要真正走向富强、繁荣之路,必须结束几千年旧社会"以暴易暴"的暴君与暴民激烈对抗的历史,也就是必须走向科学、民主和理性化的改革道路。

证之以大量历史现象,我们不能不惊叹鲁迅感悟的深邃与准确。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富仁等学者就已经指出,鲁迅用自己的小说创作反复地象人们传达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独特感受:在没有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前,在国人还没有确实地"尊个性而张精?quot;(鲁迅语)之前,单纯的政体变革远远不能给中国带来深刻的革命。而鲁迅在杂文中涉及的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具体感悟与评价,也是与这一基本思想联为一体的。

当然,鲁迅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感悟与认知,也是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阅读体验分不开。除了前文提到的他小时侯的长妈妈等下层劳动人民给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还与大量阅读古书,尤其是"野史"、"杂说"等民间书籍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毕竟不太摆史官的架子?quot; 
他在《病后杂谈》一文中提到的《蜀碧》、《蜀龟鉴》这两部"野史","都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很显然,通过这些书籍,鲁迅获取了珍贵的历史知识,也形成了全方位、多棱体的历史观。

还应该指出,鲁迅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有关论述,仅仅是他个人独到的感悟与体验,他并没针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全面的论断和分析。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毛泽东对历次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经典"评价: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教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依然继续下去。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表现出了高屋建瓴般的理论气势和敏锐的史家眼光,笔者以为,关键是要对毛泽东这段话给予全面和准确的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仔细分析起来,这段话至少包含有三层内涵:他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充分肯定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爆发的正义性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由此爆发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诱因说到底都来自专制统治者的残暴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尤其是最初的农民起义者,他们都是被统治阶级驱赶、压榨到走投无路的境况中,才被?quot;揭竿而起"铤而走险的。而不论是他们的行为本身还是在以死抗争中展示出来的非凡勇气和气概,都表现出了人类所特有的反抗暴政和强权的大无畏气概,而他们在抗争中所宣扬的"人人平等、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口号和主张,也表现出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乃至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其次,毛泽东强调了动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作用,这就是著名的"动力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毛泽东又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了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局限性。由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未能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说,没有带来新的思想观念,尽管他们以暴力推翻了旧王朝,却只能根据传统的精神资源再建立一个与旧王朝没有根本差别的新王朝,因此?quot;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依然继续下去",而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就极其有限了。因此毛泽东在论述中加了诸如"多少"、"或多或少"一类的限制性语言,这足以表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审慎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舆论媒体往往把毛泽东的这段论述简单化和庸俗化,过分夸大了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及其历史作用的正面肯定和积极赞扬,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包括毛泽东本人都已经充分意识到的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负面影响和负面作用。无独有偶,如果把鲁迅有关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考察与评价的文字,与毛泽东的论述加以对照,相信会得出一些富有意味的结论的。应该说,两位伟人评价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各自角度不同,在具体论述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毛泽东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自觉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和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了总体、概括的纲领性评价;鲁迅则根据自己的独特体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从人道主义角度直观地体悟和把握着一些具体的农民战争和农民战争首领。但是,两位伟人的观点是有不?quot;异曲同工"之处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都没有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客观评价的。毛泽东尽管强调了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他也同样清醒地看到了历次农民战争都被统治者--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一历史规律,指出只有在先进的思想指导下,在先进的政党领导下,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能使得历史不再仅仅是改朝换代的轮回和在原地踏步。可见毛泽东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是有着深刻认识的。而且,毛泽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进行了评价,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的评价问题;鲁迅尽管全力批判了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暴力性质和原始宗教渊源,但他都是针对具体的现象和人物而进行分析的,至于如何全面地评价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鲁迅并没有涉及。 

当前,关于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有关论述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都可以说是片面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意见是全盘否定农民起义在历史长河中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把所有参加农民军的将领和士兵都一概视为"暴徒"、"土匪",而忽视或有意回避农民起来反抗统治者暴政的被动性、正义性。例如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如果不是秦朝的严刑酷法,如果不是把他们逼迫到一种不抗争就?quot;按律当斩"的境地,他们怎么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而且,还把反抗暴政的真正的起义者与趁天下大乱的"大好时机"浑水摸鱼、借以实现自己的勃勃野心的乱世枭雄严格区别开来,把农民军中英勇奋战的下层士兵和上层军官中的腐化堕落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另一种意见则是片面拔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甚至把农民军首领当成今天的"革命领袖"加以描写、塑造乃至歌颂,这不仅违背了起码的历史常识,而且怎能对得起成千上万无辜死去、惨遭屠戮的普通百姓?而在少?quot;学术专家"那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现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竟然比附为一体,谁指出了历史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谁就是在否定今天的农民运动。这不仅是无限的上纲上线,而且简直可笑之极。如果采用"以其人之道来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样一种比附才是对今天的农民运动的"别有用心"的污蔑。

全面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与农民起义,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它本身的双重性质。它就象一把"黑暗时代的双仞剑",在刺向统治者的同时,又刺伤了自己乃至普通百姓;它在刺向黑暗与专制的同时又在亲手制造着黑暗与专制。这种双重性也决定着我们对它双重的相对复杂的理性评判和情感态度,既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无原则地肯定乃至颂扬。当然,如果我们把革命领袖的话完全当作圣典,不?quot;越雷池于半步",无疑是长期以来"左"的干扰的结果。事实上,正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多、规模之大是举世罕见的,但如果仅仅把它们作为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那么这种"动力"应该说是够充足的了,可中国的封建社会却是全世界最长、生产力发展最迟缓的社会,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阻碍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时隔不久就爆发一次的大规模战乱对当时生产力的破坏。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笔者在这里不妨引用马克思1862年对中国的太平天国运用的论断;"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还要厉害。他们全部的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苹道从胪V透喽粤ⅲ庵制苹得挥幸坏憬ㄉ韫ぷ鞯拿缤贰?quot;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概括性评价是:"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 
(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和鲁迅的观点竟然如此相似,而且,马克思还注意到,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 
我们总不至于因为马克思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具体论述有些差异,就"上纲上线"地陷入到"谁反对谁"一类的思想旋涡中去吧?
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说到底还是应该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与偏见,任何不顾实际的拔高,都可能会因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笔者认为,如果把毛泽东、鲁迅乃至马克思等人的论述加以综合比较,再对照具体的历史现象历史事实,也许我们在这方面的谬误会减少到最小的限度。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爆发100周年,明年则是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发生150周年,而明年恰恰也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这几个数字排列在一起,不知为什么,竟然引起了我的几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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