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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转载】
一、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４）
由于毛泽东在世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７），不愿予深入探讨。
迄今为止，认真研究这个数字的学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本文作者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人口作了仔细的计算，结论是：非正常死亡数在三千五百万左右。（９）除非中国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１０）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１）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３），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４）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６）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
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７）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８）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９）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1２）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１３）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１４）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５），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惴惴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１８）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１９）
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２０）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２１）“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２３）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２５）
夹江县，顾名思义，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与松江会合。会合处就是著名的乐山大佛所在。就在这块富庶的地方，每八个人里饿死了一个！嘉陵江旁的江北县，没有因紧挨重庆市而免祸。不过直到三十年后，官方文献才透露，该县在一九六○年饿死了十余万人！（２６）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２７）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３１）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反瞒产”。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３３）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３５）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３６）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环江县水源区委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３７）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３８）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３９）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４２）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４３）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４５）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
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５０）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５２）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三十二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六十四亿斤。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５４）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５５）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５６）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５７）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六四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５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５９）
河南省的问题刚暴露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想从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禹县出过一阵风头，每当中央要员前去参观，吴芝圃必定风光满面地陪同。到饿死了人，事情闹大了，吴脸一变，下令枪毙刁文。但被中央发现制止，刁文才拣了一条命。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
在相邻的淅川等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着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死去。（文革后，毕被平反，官方为他迁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叙述他的生平时，只说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对大跃进和他的死因只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倒是与他一起跳井时年方十四岁、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的儿子毕剑增说了实话：“唐河当时饿死人多，我父亲身为父母官，他是有责任的。他既是浮夸风的执行者，也是一个受害者。”）（６０）
河南饿死人的惨剧被揭开后，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吴芝圃终于不得不认罪：“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６１）不过，他的官运并没到此结束。不仅中共中央委员的头衔却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他死后，中共为他作的传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六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去世”。（６２）同毕可旦的墓碑一样，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吴芝圃的经历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一个“欠了老百姓二百万条生命”的人物，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为吴芝圃开追悼会时，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甚至发了篇强奸民意的大块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怀念他
那一天，在河南省会郑州的一处公共报栏，有人在这篇文章旁批了几个字：“河南人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人！”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七百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八百八十七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６３）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二百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但为了大跃进而土地抛荒，老天爷不肯再帮忙。饥饿的农民无力操持农活，一九六○年仅产了一百六十六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三十四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七十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一百多斤粮食。结果有一千六百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一百四十二点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临朐县有个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临沂地区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后来这样回忆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上学的路上）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极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罗荣桓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罗没细谈山东农民饿死的详情，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毛泽东而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却多少知道一些。当时他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今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６６）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闯下大祸的舒同，省委书记当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当县委第一书记，而活活饿死的几百万山东老百姓却再也没人提起。此时北京朝廷还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样多，曾希圣便光荣地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为了支持曾希圣，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间给山东调拨了十亿斤粮食。不过其中有四亿斤是“返还”的粮食，即本来就是山东农民的口粮，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给北京政府的。（６８）换句话说，要是山东的各级干部当初不曾搜刮农民的口粮去向上邀功，许多农民是不会饿死的。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６９）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７０）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垴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黄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垴探亲，发现父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７１）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乾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既然各个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指挥的大跃进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曾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７４）为此，以紧跟毛泽东为首务的周恩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判他。周惠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下了台。可是只过了几个月，周惠的话就被证实了。所有的省都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也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７５）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严重缺粮，农民顾不上农田管理，天气也不帮忙，一九六○年的夏收极差。不仅没有“余粮”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了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可是国库空虚，李先念也没有办法。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７７）李拿不出粮食给故乡，他的许多湖北乡亲自然没能熬过那场饥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接受再教育”、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７９）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８０）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兴化北边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当年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８１）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８２）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一二实例，且为周惠的话作证：
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云南镇雄县，一九五九、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队人均口粮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８４）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三万五千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显。若将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则河南南阳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数达一千以上。县属小城镇的居民，凡与农民一样无“商品粮”可买的，都是被牺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县武阳镇，仅一万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进网里的右派，以及因“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与朋友议论大跃进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着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萧复兴的《柴达木传说》记载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劳改农场里右派们的遭遇：“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饿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躯紧贴在沙滩上。”（８８）
“胡风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起入狱，一年后获释，被发配青海，旋又因“攻击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电影《智取华山》的导演巴鸿，及另外几位演员的劳动任务稍有不同：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莫桂新（女高音独唱家张权的丈夫）葬身的坟穴，就是他们几位电影工作者挖的。劳改犯死得太多，连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够用了。兴凯湖边埋葬他们的的小丘岗上，所谓墓牌只是一块红砖，用粉笔书写着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８９）
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右派作家张贤亮，也是个劳改犯。他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数百名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教员……还有在国外留过学的学士、硕士、博士或旧军官”，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劳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应该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这样劝导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一九六○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饿死。”该农场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变成了荒凉的丘墟。（９１）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清河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仅其中的“五八三”分场就死了三百多。他们大多是北京西郊学院区送去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工业学院……（９２）
这批死者中，没有名人。除了笔者的校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心涛、刘雪峰外，能追寻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当年稍有名声、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间留下了一点痕迹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曲家陈歌辛，死于安徽；自美国归来的化学家、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死于甘肃武威黄羊河
劳改农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如今青年学子们所不知详的时代。
三、 是人祸，不是天灾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粉饰太平。人民从《人民日报》上只看到《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的迹象。
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也在吹嘘“农业战线上仍然是连战连捷，情况良好，是持续大跃进的形势……”（１）
不过，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
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中国这块黄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丰、平、歉年交替，丰、平、歉大致相当。天灾在所难免，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３），天灾几乎年年都有，但总是地区性的，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天灾，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绝不至造成全国大饥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六○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４）
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５）所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编造出来。就全国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灾；一九五八年则是个难得的好年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没有发生饥馑。可见一九五九年并无却无影响全局、足以引致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当全国范围的饥馑从一九五九年秋收后两个月开始、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时，中国并没有严重的天灾。
譬如，“湖南发生粮荒并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前往调查时曾询问农民天灾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灾有，但是小。”随刘一起调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说：“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７）又如甘肃，黄土高原历来的问题是干旱，而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可引致全省饥馑的天灾。陕西、甘肃两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见甘肃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爷无关。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五十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成此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征购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锐减至五十万。（１０）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灾难虽也属人祸，与一九六○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１１）这显然也与天灾毫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１２）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天灾，仅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得多。“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没有天灾，五九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远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了一个。（１３）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与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二十年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样，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１５）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灾造成的。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１６）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１８）（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
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２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２３）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不顺，而饥饿的农民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灾，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
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２７）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还是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地委无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自杀，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阳原片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２８）
可见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２９）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３０）
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议上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亡时，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的县既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３１）他所说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撤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
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免饿死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于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死人的实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城市回乡探亲或外界去搞调查的人虽可将消息传开去，但反右倾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敢说实话的不多。譬如有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年到省内一个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吭声。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时，他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就是敢讲话的也未必能帮农民做些什么。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去信阳调查，见到农民饿死的惨状后，回到省会郑州向民政厅长和省委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亲赴北京向中央面陈，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当然，成功外逃的人总还有。但那时城镇居民也都吃不饱，“盲流”们很难讨到食物充饥，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还是饿死。据北京作家黄秋耘回忆，当时“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农村逃荒来的。”（３６）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县景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缅甸。”一九六○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３７）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出中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了望的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３８）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开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云云。（３９）（题外话：黄山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砍去。现在不知恢复了没有？）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共中央送上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亲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长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上报。可是《人民日报》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毛泽东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给农民。（４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中央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４２）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邮县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４３）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４４）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农民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一九五九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公克，谁也没法靠这点粮食活命，结果每八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农民脖子的钳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办法。一九六○年春江苏宝应县饿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书记刘顺元汇报说，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刘明白，若消息走漏、让中央闻知，那是要问罪的。他叮嘱工作组干部说：“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多少条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但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在向全国发指示：“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４７）于是食堂制度继续掐着绝大多数农民的脖子，农民也就继续饿死。可惜的是，敢于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阵地”挑战的干部太少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沙俄女皇叶卡特林娜的寝宫里最豪华的房间。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后与斯大林一样被批判，认为赫氏批斯的“秘密报告”立了个极坏的榜样。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毛非但不回礼、不热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水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４８）
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其时赫氏正在与美国搞缓和，担心中共与台湾的战火将苏联卷进纷争，希望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进攻台湾。这也被毛拒绝。按毛的说法，赫鲁晓夫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后不久，毛为牵住苏联，不让赫鲁晓夫与美国拉得太近，发动了对金门岛的炮战。那时赫氏虽对毛破坏他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不满，却对中国还抱有幻想，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他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有火箭的图十六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国虽没有轰炸机，却不愿接受苏联人助战，只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国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接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中方的学员认为：“苏联人教课是严谨、认真的，真心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二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世人皆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毛泽东认为对外国访客承认使用苏制导弹不光彩，便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其实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５０）
中国拒绝与苏联搞“联合舰队”并不错，可是说苏联企图以此“控制中国”、觊觎中国主权，却无根据。此两项要求被拒绝后，苏联仍然送来轰炸机、导弹、潜水艇，并没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国就范。但毛对赫鲁晓夫毫不领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十年大庆，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庆典，毛与赫争吵时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不该（在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认为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世, 界^o^、工人党会议上，曾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提议由苏共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但那是屈于形势不得不而为之。毛从来也没瞧得起过赫，对赫氏作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斯大林，是“背叛马列主义”；赫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是“修正主义”；苏共不同意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倾机会主义”。两党决裂势不可避免。
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金门炮战，常人均觉不可思议。赫鲁晓夫头脑正常，当然有理由怀疑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会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中止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撤走帮核武器专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这么做是撕毁协议、“背信弃义”的行为。中苏共决裂，苏方中断对华援助，单方面停止执行援华合同当然不义，但十年后中共与“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语）阿尔巴尼亚^o^决裂时，也一样中止援助、撤走专家，一样“背信弃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明显至极。
对苏联如何不顾中国的经济困难拼命逼债一说，当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苏联的“逼债”是被当时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韩战期间苏联提供的军火和为中国经济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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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设备，一共才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５２）所谓逼债，不过是一九六○、六一两年间逼迫中国还掉的债，十亿元上下。这数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说中国还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据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５３）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为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５４）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其实，苏联的“逼债”并不如官方公开场合下说的那样无情冷酷。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５５）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告诉人民的那样逼债，一点余地不给。至于苏联借粮给中国度荒的事，中共更加严密封锁，不让任何老百姓知道了。
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却毫无感激之情，对人民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一味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破坏，“背信弃义”……。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苏交恶，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若毛泽东没搞大跃进、没在金门兴风作浪、没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两国绝不至弄到撕破脸皮、剑拔弩张的地步。中苏交恶，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至于苏联停止的对华援助的项目和撤走的专家都是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并不直接造成饥荒，与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毫无关连。更不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谈不上。看看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空前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虽不认帐，倒是作了一点表示。他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为时七个月。（５７）这有点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正闹饥荒的关中一带，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一碗“样品” 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杨坚要群臣都看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不得给自己摆宴，吃饭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不过，毛泽东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却日益腐化。曾抨击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为名“选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软禁了，没有人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秘戏的“行宫”。与此同时，中南海为毛泽东举办舞会的场所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机关的女机要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从各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年轻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上床对象。若以装修“一一八”和春藕斋的所费去换粮食，足以挽救几万条农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显得虚假可笑。至于他的夫人江青还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５８）不过，同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建带游泳池的“水晶宫”（因为毛爱游泳）相比，“一一八会议室”、春藕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庐山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本归毛使用，庐山管理局却又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仅主房的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庐”的好几倍。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完成。毛泽东见到新落成的别墅，丝毫没为在数千万子民饿死时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内疚。相反，他很高兴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别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别墅躲过江青的耳目，与一名女士逍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视作亲信，马上拉进了中央政治局。（５９）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须拍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建了个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长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各省、市抢着为毛盖“行宫”，倒并非出于毛的指示。只有毛泽东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个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为他盖的。工程规模很大，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队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问，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别墅的钱去换粮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乡免于饿死。而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对于全国各省在大饥馑期间为他盖行宫，毛泽东从没表示过异议。政府管家周恩来要为那些个“工程”一一拨款，心里虽不满意，却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６０）那些高级宾馆，多少年空着用不上，虽说是浪费，但中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钱包都由^o^掌握，浪不浪费都是它的钱，只不过让人民看了不甚高兴，“对我们的党不利”罢了。
应当说，若各省委书记们死心塌地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的话，灾难会更严重不知多少倍的。一九六○年初，还在发疯的人已没几个，唯独毛泽东豪情不减，还在发跃进烧。他一方面表示不吃肉了，一方面却又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继续大跃进，“到一九七二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一九六○年的钢产量计划则几度加码，成了二千二百万吨。（６１
这个计划本无完成的可能。到了七月，毛见计划要泡汤，着急了。他将主管计划和工业的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冬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６２）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能否完成钢铁产量计划是个“政治性问题”，要求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争气”，完成钢铁生产计划。
不过，任凭毛泽东怎么鼓吹，各省的第一书记们也没兴趣响应号召了。小土群也罢、小洋群也罢，他们无法拿画饼充饥。空前的大饥荒已弄得他们焦头烂额，没粮食给农民果腹不说，可拆的建筑已在一九五八年拆得精光，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器早被收罗一空，小土群也罢、小洋群也罢，他们做不了无米之炊。对这第二轮“大炼钢铁”，他们“冷处理”，慢慢拖掉了。毛泽东的再次“动员七千万人来干”的疯主意始终没能在全国付诸实施。
毛泽东的第二轮“大炼钢铁”连开场鼓都没敲响，就悄没声地无疾而终了。不然的话，那七千万青壮年农民就会在还没饿得走不动之前变成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毛的农民替他打来的江山被农民拱翻，也是有可能的。
四、 结束语
一九五八年秋，毛泽东曾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数百农民，从第一书记陈漫远到县委书记均受处分本书作者注）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１）如今真的死了人，而且与五千万也差不离。他却不说要撤他的职、砍他的头了。作为这桩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他呈示出什么道德良心？三四千万人饿死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没有，什么也没有。在一九六一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２）
一九六一年春，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湖南家乡搞调查时，曾明白地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在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他召集干部会议，说：“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又对即将赴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３）
可惜刘少奇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成了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刀下鬼。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也就统统无从谈起了。三十多年了，偌大的中国，连一本书、一个剧、一块碑都不曾出现。吾人清楚，只要那祸首的尸体还被供奉在殿堂里，建立“大跃进死难同胞纪念碑”就是不可能的。
数千万父老兄弟姐妹的在天之灵还没有安息。愿我中华子孙牢记：这一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人祸，是随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序曲到来的。
永远勿忘公元一九五八年！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丁抒写于美国·明尼苏达
后记：这是拙著《人祸》１９９５年修订本（即将出版）的部分摘要。有兴趣
阅读本书者可与本人或出版社联系。地址是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铜锣湾琉璃街三号向南楼一楼Ａ座及Ｂ座。电话：（８５２）２８８７－３９９７。传真：（８５２）２８８７－３８９７。笔者欢迎读者来电子邮件交流看法。本人电子邮件地址是＜ｚ.ｉｎｇ＠ｎｒ．ｃｃ．ｍｎ．ｕｓ＞。
五、 附 录
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时，可用下列公式中任意一个计算某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一．若有可靠的死亡率：（某年死亡率 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数。二．若有可靠的出生率：该年底人口－［１＋（出生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有非正常死亡时得数为负。）
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１）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九六一年随刘去湖南省作调查，她也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２），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是缩过水了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亲自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责问道：“这里有张表，上面填‘这个数字是经政法部门上报了的’，‘这个数字经公安局上报的’，‘这个数字是在某次会上汇报了的’，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３）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连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不甚清楚。
显然，国家统计局根据各省的报告统计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死亡率不能用作计算非正常死亡数的可靠依据。因此第二个公式是唯一的选择。为此，需有正常死亡率、出生率和逐年人口数。
正常死亡率不难得到。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口平均死亡率就逐年下降。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基准，不会将非正常死亡率估算过高。故本书作者采用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４）作为正常死亡率。这样，出生率就成了关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漏洞很多。如一九五九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二点四，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却只有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仅这一差错就平白“抹掉”了五百万人。（５）
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年的出生率也不实。证明如下：
从一九五七年○岁（不满一岁）至三岁（不满四岁）的婴幼儿死亡率可以算出，要是随后四年无情况异常，婴幼儿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该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五活不满四岁就会夭折。（６）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基本一样。（７）这两年平均下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若没有因大跃进而引致的大饥荒，百分之十一的婴幼儿将活不满两周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
这是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大跃进期间如何？
截止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一九五九年间出生者百分之三十二已死于大饥荒。（８）因此，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婴幼儿死亡率远高于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虽无法猜测婴幼儿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却知道其下限，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婴幼儿死亡率。采用此下限会使非正常死亡数估计不足，断不会夸大。
一九六○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是一二九三万。（９）既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的婴儿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这一二九三万人至多只占一九六○年出生者的百分之八十六。由此可知一九六○年至少出生了一五○三万人，出生率至少是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１０）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二十点八六。（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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